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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零》连载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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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张为礼 发表于 2013-4-12 08: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十章   殉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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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绝无仅有的、空前的历史性大浩劫又一次在中国大地上上演,“文化大革命”运动暴发了!
这场称之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发动的,这是他经过长时期的深思熟虑和周密布置而逐步开展起来的,当时不要说老百姓对此懵里懵懂,就是连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都蒙在鼓里呢。这场神秘的运动序幕首先是从上海市拉开。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人们看到这篇文章后普遍认为这是学术上的争论,没有多加注注意,因为姚文元这个人是在前几年“大批判”起家红起来的,他在1958年时,他发表了不少批判文学泰斗巴金的文章,他以居高临下的、不容置疑的口气严厉地批判巴金,摆出一付一定要把大文豪巴金批判得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架势,人们才对他刮目相看,不言而喻,他此后也就逐渐走红了。而当今这篇《评新篇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与1958年批判巴金的文章相比较,从中完全可以看出,无论是他的口气以及他的气势则是无与伦比了,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北京等大报刊才先后开始转载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然后就掀起了一场大批判的浪潮,人们才逐渐觉得这篇文章非同小可!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直指“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进而又把吴晗的作品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罢官问题联系起来,并特别指出,“海瑞平冤狱”是为被镇压的地主、反革命喊冤叫屈,还莫须有地把此前的“单干风”、“反案风”联系起来,这种牵强附会的批判实在令人惊奇。紧接着,各类报纸又连篇累牍地发表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文章,点名批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晗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人民日报》编辑邓拓及著名文人廖沫沙等人。继而又把矛头指向政界重量级人物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并迅速被打成“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之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撤消彭、罗、陆、杨四人的上述职务,并停止彭、罗、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等著名高等学校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轰击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驻校工作组。北大有一个叫聂元梓的人贴了一张炮轰工作组的大字报,声称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她这张大字报立刻得到毛泽东支持,并称为这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从此,“炮轰”像一股熊熊烈火,顿时在全国的高等院校的校园内烽烟四起,并迅速扩大到全社会。并称陆定一领导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这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自然就是“活阎王”了。
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局势真使人眼花缭乱,简直有点不可思念。直到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人们才对这场运动初见端倪。此时此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才有所察觉,莫非这场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的矛头是对准自己?这个蒙在鼓里的、有点“老实本分”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赶紧去请示毛主席,如果这场运动的目标是为了打倒我的话,那我就请求主席批准我到延安或者到我的家乡去劳动,自食其力,不必再把这场运动搞下去,否则我们国家为此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真诚的表白“理所当然”地采取敷衍态度,他如果此刻放过刘少奇,那个谋划已久的锦囊妙计岂不完全废弃?他当然不能!他之所以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从而挖掉这个藏在身边的“定时炸弹”,他对此能掉以轻心吗?只有将他置于死地,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否则的话,真是后患无穷!他之所以要下这么大的决心,是源于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竟当着他的面,毫无顾忌地在大会上说,全国发生的大饥荒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矛头不是明显地针对我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无非是想通过造成大饥荒的责任推诿于我,妄图抵毀我的威望抬高他自己罢了,最终可以“取而代之”,其用心何其险恶!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还明目张胆地对我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他用这样的威逼口吻逼我就范,他真是太天真了,要想抵毀我,想取而代之,有那么容易吗?我是一个能轻易就范的人吗?我能由人摆布吗?他真是太健忘了,几十年来,我经历过多少风云变幻千险万阻,哪一次不是化险为夷?他如此拙劣的表现只能是暴露出他野心,这不能不引起我警觉。照例说,他也是一个经过风浪的人,竟会利令智昏到如此地步,只能说明他对抢班夺权迫不及待了!其实,他太不量自力了,你具有挑战我的实力吗?我只要动用一个小姆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你消失!这场运动是你自己挑起来的,真所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我哪能让他平平安安地溜走?
……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展开,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规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至此,“文化大革命”的“面目”就十分清楚了。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冒出了一个称之为“红卫兵”的组织,他们是一群“革命闯将”,也称“造反派”。很快,这些革命闯将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运动,他们高喊“造反有理”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响亮口号,把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打成“牛鬼蛇神”,并以吓人的罪名强加在他们的头上: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总书记邓小平是被叫做“党内笫二号走资派”,等等。老账还得重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被首都的红卫兵揪到北京批斗,把他双手反绑,头颈吊着几十斤重的重物,叫做“坐喷气式”。这个在历次革命战争和朝鲜战场上立下过赫赫战功、曾经被毛泽东称颂为“谁敢横马立刀,唯我彭大将军”的这个彭德怀此时遭到如此的折磨,真令人心寒。当然,“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也不能幸免,同样被打倒,并给予“喷气式”的“待遇”……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名义上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却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作用,实际上成为当时党内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最初由陈伯达担任,康生担任顾问,副组长是江青。几个月后,就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从此,江青就成为全国的风云人物,被捧为“文化大革命旗手”。
当“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刚刚吹响之时,毛泽东的身边一直有林彪跟随,当时称他他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这个在庐山会议上取代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的林彪,一直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此时的毛泽东十分清楚,要发动这样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要打倒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没有一个有雄厚实力的而且又绝对忠诚于他的人来当他心腹助手是绝对不行的,这样的人物自然是非林彪莫属。林彪是一个从井冈山出来的人,他对他知根知底,不管是在庐山会议上,还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有林彪紧跟着他,拥着他。在庐山会议上,几个常委对于要开展对彭德怀的批判起初都是三心二意或模棱两可的,在经过多次软硬兼施的措施才使他们清醒过来的,特别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会上公开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不少人站出来拥戴他的说法,只有林彪一人在会上为他说词辩护,这就说明了只有他才是最可靠的人。所以,他在酝酿“文化大革命”时,他就毅然决然地决定林彪为他的亲密战友,在运动打响以后,林彪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是理所当然的了。林彪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是心领神会,他忠贞不二地拥戴“文化大革命”,他在任何场合,总是“红本不离手,语录不离口”,提出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的口号,还创造性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等“神话”,在各种会议上都要首先高呼“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口号,并把当初称之为“语录”之词改为“最高指示”,还不遗余力地开展所谓“三忠于”活动,等等。从此,他推动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神运动”就此就迅猛膨胀起来……
最终他被毛泽东钦定为他的接班人,并用法定的形式在党章的条文中明确地规定下来……
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模与方式简直令人无法想象,真可谓是“史无前例”,那些全国的红卫兵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都蜂拥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检阅,比阿拉伯人朝拜清真寺还要狂热。此后,那红卫兵就在全国开展“大串联”活动。凡是参加“革命大串联”的红卫兵,只需持一纸证明,就不用买火车票去全国各地“造反”,路途中住旅馆、吃饭都不用付款,真正是“免费的午餐”。这种“革命形式”恐怕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种“伟大创举”。不言而喻,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处于停课状态。那些没有去“革命大串联”的学生,就在本地“闹革命”对那些有一些历史问题的人都揪出来批斗,不需要任何手续就可以把他们戴上一顶“社会残渣”、“反动余孽”、“暗藏反革命”等帽子,并被戴着高帽子游街……
最终,刘少奇被戴上一顶“叛徒、内奸、工贼”的可怕“帽子”,宣布“永远开除出党”,并被逐出北京关押在河南的一个密室中,在重病中孤苦伶仃悲凉地含冤而死;彭德怀以“反革命罪”被判处二十年徒刑,最后也惨死在狱中;与刘少奇和彭德怀相比,邓小平还算是“荣幸”的,他虽也遭“炮轰”,但最终还是保留住党籍,自然也就没有被判刑,不过,他还是被遣送到江西省的一家机械厂的车间里“监督劳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开展了“拨乱反正”。据有关部门统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空前大浩劫中,总共有745万人受到了迫害,其中被关押审查的就有428万人,在运动中被迫自杀的有172.8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达20万人,在运动中被处死的竟高达13.5人。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真可谓是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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