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又一村》连载之二十九

五

第三生产队队长刘阿根遵照大队长陈柏青的指示，召集全体社员开会，他就压根儿地没有想到大多数社员们都会站出来对他“造反”。当陈柏青要他去召集全队社员开会时，他当时没有问及他究竟是要开什么样内容的会议，他觉得大队长亲自出马来参加生产队的会议，总是有什么重要的问题要向社员传达，他就不必多问了，直到他说了一个开场白后，那个平时不大会做“出头椽子”的沈宝海就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社员们紧接着就跟着他争先恐后地开始“控诉”了他不允许社员们出外去搞副业的错误做法，还有那个平时胆子很小而从来不敢说话的徐林祥竟也站起来说他的不是了，这真的使他有点“防不胜防”啊。他绝对地没想到社员们竟会这样一反常态地、直截了当地、大胆地提出要“革掉”他生产队长这个职务，那些平时看来对他似乎都相当听话的社员怎么也一下子会对他翻脸了呢？真是人心难测、人心难防啊，俗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哪！在他的印象里，只有对地主分子进行批斗会的时候才会出现现在这样声势的“声讨”，他怎么啦？社员们怎么能把他当成地主分子一样的人了？诚然，他不准社员出外去搞副业，导致了年底生产队的劳动工值在全大队中最低，拉了一个“龙尾巴”，他对此是有责任的，但就此难道就可以把他当成阶级敌人了？真是乱弹琴！陈柏青面对这些社员们对我的种种非难，他没有站出来为我辩护，而眼睁睁地看着社员们对我“批判”，莫非是他鼓动社员们起来反对我？尽管他在社员会上对我的队长工作还是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当然也指出了我不准社员出外去搞副业是一个“偏差”，如果没有这个“偏差”的话，社员们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点。他觉得陈柏青对他这样的评价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他没有反驳他的理由。不过，他对这些社员的态度真是有点想不通。有不少人当初对他提出不准出外去搞副业的意见不是都很拥护的吗？正因为有这些人的拥护才能最后决定了的，如果大家当初都像现在这样站出来反对的话，我难道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来？他心中有数，这些人都像他一样，一不会去下小海，无论是铲簇或掸紫菜都不敢去，因为这些行当辛苦不说而还要冒风险；二不会去养蛏子，因为养蛏子也要去冒风险，担心养下去的蛏子苗被大浪卷走，小鸡逮不着反而要蚀掉一把米，不划算；三也不会去开办烧石灰之类的作坊，下不起这个本钱不说，也怕石灰呛入肺内，担心做短命鬼。总之，这些人像自己一样，既没有赚钱的本领，又妒忌别人出去挣钱，看到人家去赚钱了自己就会“眼红”，最好大家都一样穷，心里才会“舒服”，所以都希望大家都留在生产队里劳动，似乎都有这种“要穷嘛就大家一起穷”的心理。现在倒好，看到人家五队允许社员出外去搞副业，他们的劳动工值高了，人家手里有钱了，就把罪孽都归到我一个人的头上来了，想起来这些人真是有点可恶，他觉得有点上了这些人当的感觉。他想，他当不当这个生产队长倒是无所谓的，问题在于这口气难咽。队长当好了好像是应该的，当差了就是你队长一个人的责任，难道当队长的人就该是做“垫板”的？当个生产队长无非是一个月有两工工分的补贴，一年到头也不过是有十来块钱的补贴费，这有啥了不起的！更何况这十来块钱也不是白拿的。大家心中都明白，当队长的人干活时每次都要带头，生产队里最苦的、最累的、最脏的活总是先要推到当队长的身上，只有你带头去干了，他们才会跟着上来，这些苦活、累活、脏活好像规定是要当队长的人先去担当似的，这十来块钱的补贴拿得容易吗？我以后不当队长了，也就不受这些窝囊气了！他想到这里，心情也就平静了许多。不过，他心里还有好一肚子的气，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不允许社员出外去搞副业也是有其根据的，共产党历来都是强调不允许个人发财的，说如果有人手中的钞票多了就会富起来，个别人富起来就必然要产生两极分化，产生了两极分化的结果必然是我们贫下中农就要吃二遍苦了，像我这样的人那岂不是又要给人家去当长工了吗？再说，公社干部们不是天天在会上说“穷光荣”吗？我们穷了一点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大家穷在一块儿也是心平气和的，总是比有的人当地主而有的人却当了长工要好得多。他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在前几年“大饥荒”的年月里，大家不都说过“只要肚皮能吃饱，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了”这样的话吗，难道现在统统的忘记了？现在手头上是紧了一点，但肚皮总还是吃饱了的。可见人哪总是要“忘本”的，总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这山要比那山高，永无止境的，可见人是最没有良心的东西！他看到现在有这么多的社员反对他，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的，实在觉得有点儿悲凉。陈柏青是明显地站在反对他这帮社员一边的，看来他这个生产队长肯定是当不成了。他觉得陈柏青这人确有点古怪，你当大队长的人总是要靠我们这些当生产队长的人来支持你，你何必要与我们这些当生产队长的人过不去呢？我这个生产队长也是你当初给我当的，你撤了我的队长的职务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别人上来当队长也不一定会听你的话。再说啦，你的主张难道就一定是正确的？你前几年不是也犯过“右倾错误”被上级撤职过了吗？你能保证今后永远不会犯错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走着瞧吧！
陈柏青看了看刘阿根的脸色，知道他心里有气，但他觉得此时如不根据社员们的意见，及时地把三队的队长更换掉的话是有违于民心的，他必须下决心撤销刘阿根的队长职务，不管他有多大怨气，也只好随他去了。当干部哪有不招惹人怨恨的，只要自己做得正，就不管这些了。
根据绝大多数社员的意见，陈柏青决定宣布改选生产队的队长，叫大家酝酿让谁来当队长比较合适。在改选队长之前，陈柏青还是对刘阿根在当队长期间能带头苦干、任劳任怨的精神作了充分的肯定，任何一个人在工作是出了偏差总是难免的，只要能吸取教训就行，希望刘阿根同志能继续保持这种好的精神，支持新队长工作。
他说的这些话对于此刻的刘阿根来说，就如同“大风吹过山”一样，绝对地灌不进耳朵里去。
社员们酝酿了许久，还是决定不了队长的人选，因为提出来的人选都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一致拥护。后来有人提出让沈宝强来当队长，他年轻力壮，又到外面去见过世面，脑筋亦灵活，当个生产队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此项提议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因为有许多社员在心里都不希望沈宝强出来当队长，怕他会站在出外搞副业的人这一边，这样一来自然对于做农业的人来说是不利的，所以他们都希望能让一个既能公正、又是保护做农业人利益的人出来当队长。会上出现了暂时的沉默。片刻后，沈宝海站起来坚决地反对沈宝强当队长，他说他的弟弟不适合当生产队长，他也坚决不同意沈宝强当队长，但他却没有说出什么理由，只是一味地说不妥当。沈宝海当时是这样想的，是他第一个站出来提议要求撤换刘阿根当队长的人，如果让他的弟弟出来当队长的话，这岂不是要让人家怀疑我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实际上是想搞“谋王篡位”这样勾心斗角的阴谋。再说啦，他对他自己的弟弟是最了解不过的，他弟弟脑筋虽然是灵活点，但他干活却是怕苦怕累的，这样的人不适合当生产队长，即使现在让他当上了，最终又可能把生产队搞垮，社员们的收入仍然不会提高，我们三队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这样的结果对于他弟弟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而且还将留下了一个坏名气，这个队长是绝对当不得的。他不管弟弟有什么想法，作为哥哥不但要为弟弟负责，而且还要为他的家族负责。
沈宝强看到哥哥这样强烈地反对他出来当队长并没有感到反感，他完全懂得哥哥不同意让他出来当队长的意图，虽然他们此前并没有作过任何沟通，倒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似的，他理解哥哥此刻的处境。他知道哥哥不是一个多事之人，他之所以要站出来公开地反对刘阿根当队长着实是出于无奈，如果不是生活所迫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他理所当然地要支持他哥哥的行动，也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地撤换刘阿根这个队长，否则大家就都甭想出外去搞副业，也就没有指望过好日子。至于要他来当生产队长这个问题他倒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所以当有人提出来这个问题时，他确实感到有点奇怪。在他的心里，生产队长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干部。按照过去的说法，县令也就是当今的县长，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而已，最小的官职是九品，那就是公社主任（或乡长）的级别了。由此可见，连大队长都算不上是“当官”的人了，顶多只能捞个“粉末官”了，那生产队长算什么呢？恐怕就要算是“尘埃官”了！难道我会去想当这样的“尘埃官”不成？这太小看我了吧！更何况，一旦当上了生产队长的话，不但要样样带头，时时吃苦不说，而且还不能到外面去赚钱了，我可没有那样傻呢，做人哪，只有能赚到钱才算是真本事，自己能过得滋润不说，别人也会另眼相看，与当“尘埃官”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了。一个有真本事的人，都不稀罕去当那个“受气队长”的。所以，他对于有人提出来要他当队长的意见就采取了一笑置之的态度，没有说出过一句话。
陈柏青完全看得出大多数社员的内心想法，也觉得沈宝强不宜当队长。他也不是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当然通晓三队的情况，他确实觉得三队里确实没有适当的人选，于是他早就有了把蒋应良抽调到三队来当队长的计划。此刻，他只能把这个计划摆出来，征求社员们意见，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他就准备这样去做了，好在他此前已经做通了蒋应良的思想工作。蒋应良最终对陈柏青说，既然你这样看重我，如果三队的社员们都拥护的话，我就听你的。当陈柏青把自己这个想法说出来时，绝大多数人听后都同意陈柏青的意见，都拥护蒋应良到三队来当队长。对于蒋应良的为人，大家心里都有数，他是一个勤劳忠厚本分、肚量又大的人，他当过长工，对农业生产样样在行，如果他愿意来当队长的话，当然是最适合不过了。
由于大家都同意陈柏青的意见，三队推选生产队长的事就这样地决定了下来。
第二天，陈柏青就带着蒋应良来到三队，与全队社员见面。有几个社员希望蒋应良在会上说几句，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蒋应良是一个不善于说话的人，一时竟涨红着脸地不知所措。陈柏青就鼓励他说，你站起来说几句嘛。蒋应良在无奈之下只好站了起来，我这人是不大会说话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这次要不是陈社长“捉住”我不放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来三队当这个队长的。我这个人大家都是知道的，笨头笨脑的讲不出什么东西来，要我多用点力气的话倒还是行的。如果你们非要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就说这样一句老话：做人、做人就得要去“做”（指劳动），如果你不会“做”的话，那还要做什么人啊？另外，我们大家聚在一个队里劳动，遇事要和和气气的，不要红头梗脸的。我们来自各家各户的，各人有各人的想法，难免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就是从同一个娘胎里生出来的三兄四弟也不会是一个脾气的，是吗？比如有的人胆子大得很，他会拿起刀来会杀猪，可是我就不行，连要我去杀一只温顺的羊都没有胆子；再比如有你们中不少人喜欢撑船出海，顶着风，迎着浪都是拿手好戏，可我就不行，一踏上船我就要头晕，船身一摇摆我就要呕吐，吐得肚子里的肝肠肚肺都要呕出来似的，比生病还难受。所以啊，我对人家出海能挣到大钱就不眼红，更不会妒忌，因为自己没这个本事嘛，像我这样的旱鸭子只适合于在田、地上干活。生产队里有三十多个人，各人有各人的特长，我们不能去强求一律地要他们去做什么，要让人家去发挥各自的专长，这是不是像干部们在会上常常说的那个“各尽所能”啊？他说着不禁笑了起来。他停了一会又接着说，古人说得好，三兄四弟一条心，后山黄土变黄金，只要我们大家心齐了，我们的生产队就会搞好，对吗？不过，话得要说回来，你们出外去搞副业的人，也要多多地体谅我们做农业的人，上面日头晒，下面蚂蟥叮，种出来的稻谷不容易啊。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种田的人辛勤的劳动，你们就没得饭吃，你就是有再好的本事也是没有力气去挣钱了，对吗？好了，我就只能说这些了。说后，他就红着脸地坐了下去。
想不到蒋应良这几句实实在在的话竟会得到了社员们的一阵喝彩声。随后，陈柏青就叫蒋应良主持生产队会议，讨论并落实了关于社员出外搞副业问题的若干规定，让留队的社员安心，让出外赚钱的人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