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六记·鉴宝记]鉴宝人眼里容不得沙子

【2005-10-8  来源： 新京报】

　　文物专家聂崇正讲述重新发现清朝宫廷画的故事，揭开文物鉴定之面纱

　　“文物鉴定的过程，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那是一种感觉，说得神秘点叫‘望气’“。

　　文物鉴定，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一种矜贵的手艺，连接历史和现实的，就是专家们的眼睛。

　　徐邦达、启功、朱家溍、刘九庵、耿宝昌等鉴别专家的名字，成就了关于故宫文物的众多佳话。而聂崇正等年轻一辈身上，正传承着这种风雅的生活。


　　故宫的东北角，宁寿宫花园的最北端。在尘封了近百年后，乾隆时期最奢华的宫廷建筑倦勤斋重新打开了大门。

　　2004年5月，美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捐资210万美元，用于修复这个建筑。这次修复被看成是正在进行的故宫大修的样板工程。

　　紫禁城最豪华的是乾隆时期，而倦勤斋被则认为是乾隆时期最奢侈的建筑。清内务府档案记载：此斋建时曾耗时5年、耗银143.4万余两。

　　210万美元总捐助中的一半用在了斋内29块“通景画”画绢上，这种画绢的手法来自于欧洲教堂的天顶画和全景画———一种与中国传统艺术毫无瓜葛的环境艺术。在当年的宫廷内外，贴有“通景画”的建筑并不止倦勤斋一处，但保存至今的却只有倦勤斋一处。

　　这一国宝画绢是20多年前偶然发现的。时任故宫古书画部研究员的聂崇正受宫廷组同事之托，查看倦勤斋的内檐装饰，“结果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在紫禁城城圈之内，还保存着这样观念前卫的西洋画法。

　　倦勤斋内

　　惊艳西洋立体幻觉

　　聂崇正忘不了那天来自四面和天顶的空间幻觉。

　　倦勤斋西四间室内北墙上的图画，画的是一处宫殿景致，院落中有树石、花草，还有一段斑竹搭成的透空隔断墙，隔断墙的中间有一个圆圆的月亮门，月亮门外的庭院中有两只丹顶鹤。斑竹的隔断墙画得非常精致具体，每根竹竿都中间色浅，并画出高光，极富立体感。“宫殿建筑采用焦点透视画法，深达感和层次感都很强，站在画前似乎能产生穿越圆圆的月亮门走入花园的感觉。”

　　最富神奇妙趣的是顶棚上的画。整个顶棚画满了一座藤萝架，架上爬满了藤萝，并盛开着蓝色的花朵。透过藤萝架和枝干花叶，从空隙中能见到蓝蓝的天空，这一切都是画上去的。观者如果站在戏台前面的某一点抬头向顶棚望去，其中藤萝架上的一个花朵，正好悬在头顶上，呈透视状。而站在这个中心花朵下面向戏台方向看去，那些藤萝架上的花朵似乎是朵朵下垂的模样，造成一种奇妙的立体视错觉。

　　“将绘画置于建筑物天顶部位的做法，运用全景画并在画中加入焦点透视的画法力图表现立体感和深远感，明显都是受欧洲教堂内的宗教画形式的影响，尽管倦勤斋内的画幅只画自然景物而没有涉及宗教内容。”聂崇正做出了这样的直觉判断。

　　聂崇正开始翻查清宫内务府档案：乾隆七年（1742年）五月二十五，“画样人卢鉴、姚文翰奉命帮助郎世宁画咸福宫藤萝架”，同年六月初二“建福宫敬胜斋西四间内，照半亩园糊绢，著郎世宁画藤萝”。在紫禁城之外，也有类似的作品。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月初一，皇帝命令“西洋人为盘山行宫引胜轩连棚顶满画四面通景”。

　　既然敬胜斋中的藤萝架是由供奉内廷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绘制的，那么倦勤斋内的天顶画和全景画的作者是不是和郎世宁有一定的关系呢？经过考察，聂崇正最后确定，倦勤斋的这组天顶画和全景画是由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中国弟子王幼学，在郎世宁原稿的基础上完成的，时间是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三门干部”中

　　也有另类专家

　　“在故宫工作年头长些的，几乎都可以做鉴定，但是除了真假之外，还要能说出点别的来。”聂崇正不愿称自己为文物鉴定专家，琢磨一件作品的时代特征，与前后时代和同期作品的横向纵向比较才是他工作的重点。

　　聂崇正，67岁，头发微白，有班车不坐，戴着迷彩帽，背着双肩书包，骑着自行车在故宫和家门之间穿梭。1998年从“古书画组行走”（趣称）退下来之后，被返聘到研究室工作。研究室里的老先生不少，只有他会用电脑。

　　1965年8月，聂崇正和后来分别成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宫廷部主任的杨新、单国强一起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毕业，分配到故宫工作。从家门直接进学校门再进机关门，聂崇正这样的“三门干部”在故宫为数不少。

　　“我在故宫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全部搞政治运动了，不务正业；‘文革’之后到现在一直钻研业务，算是走回正途。”聂崇正说。

　　当时故宫里的编制人员从来源看主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复员军人，这局限于解放后的早期，进入故宫后主要做行政工作；一部分是从琉璃厂选拔的表现突出的学徒，实践经验丰富，像后来的瓷器鉴定大师耿宝昌先生；还有一部分渐渐成了大多数，就是聂崇正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经受过美术史、考古、历史、中文等专业的系统训练，研究能力强。

　　“如今在故宫里，人人都可以称自己为文物鉴定专家。”聂崇正说了句大实话，因为文物鉴定在大学里既没有专业课，在故宫这样的事业单位也没有职务序列，甚至在故宫的业务部门中，也没有专门设置文物鉴定部门和鉴定专家。

　　“据说东华门的一个看大门的，也对外宣称自己是文物鉴定专家。”聂崇正有些调侃地说。即使徐邦达这样的书画鉴定大师，也只能用简单的两句话概括“搞鉴定的”需要具备的条件：一是要看得多，二是要记性好。调皮的学生后来在两个条件后又加了一条：活得要长。

　　在聂崇正看来，故宫内外，在书画方面的几座大山似乎很难逾越。“像徐邦达、启功、傅熹年、杨仁凯这些书画大师，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他们对材料的熟悉、历史的了解和古文功底的扎实，我们这一代和以后的年轻人都可望而不可及。”

　　在故宫“国家级鉴定专家”的班底中，当今高端书画收藏圈内流传着这样的共识：徐邦达看（鉴定，收藏圈内行话）明清、杨仁凯看宋元、启功和傅熹年看古代法书碑帖又各最具权威。

　　“欧风东渐”

　　重估清朝宫廷画

　　偶然中蕴涵着必然：聂崇正对倦勤斋通景画的发现，得益于他中西方美术史的谙熟，以及对康乾盛世时“欧风东渐”绘画艺术风格的深入研究。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故宫开始对清代宫廷绘画进行清理，聂崇正从这时起开始与一直不为人所乐道的清宫画“摩擦生热”。

　　当时故宫的业务部主任杨伯达发现，宫内有大量清代的宫廷绘画，但是从未做过记录和整理。于是古书画部的全部研究人员倾巢出动，正式开始对这批绘画作品清点家底。

　　当时每幅画都需要配一张卡片，每件文物也需要编一个文物号，这样“定位”之后，就开始给作品“分级”。书画作品从高到低共分一、二、三3个等级，每一级中又分甲、乙两个档次。

　　书画作品的分级有一个惯例：元朝以前的都算一级品；元朝以后的根据其代表性来判断，重要画家的代表作品算一级品，重要画家的一般作品算二级品，一般画家的作品算三级品。

　　杨伯达在清点这些画作的过程中，把很多二级品提升为一级，让美术史中几乎忽略不计的清朝宫廷绘画拥有了自己的位置。过去书画界认为宫廷绘画匠气，不像文人写意水墨那样活泼率真，宫廷绘画长期不受重视。

　　参与清点的聂崇正也发现，这些宫廷绘画作品很有特色，是记录当时人和事的纪实绘画，在照相机还没有诞生的年代，作为研究素材很有价值。《万树园赐宴图》记录了蒙古王公贵族百态，《马术图》则是乾隆皇帝观看八旗子弟马术竞赛的写真。

　　课堂上所学的中西方美术史和宫廷实物相印证，聂崇正敏锐地捕捉到了康乾盛世时“欧风东渐”。

　　十七、十八世纪，清朝的宫廷内有若干名欧洲传教士画家供职其中。清廷绘画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新气象，欧洲的铜版画、油画也通过他们传进了宫廷。

　　聂崇正随手翻开一本这一时期的宫廷画画册，“画一只瓷瓶，运用高光画出立体图的效果，并运用油画材质，这在过去的宫廷画和文人画中是从未出现过的”。

　　“清朝的前三朝皇帝很有自信，他们需要把治理国家的一些功绩记录下来，而欧洲画法的传入又提供了这种记录的可能性，二者结合起来，就导致了纪实绘画的出现。”这在艺术史上是很有价值的问题，聂崇正兴奋地发现，清代宫廷画的题材和风格都可以大做文章。

　　正巧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管理机构由国家档案馆转回故宫博物院。聂崇正于是成了明清档案部的常客，一有时间就钻到故纸堆里，整本整本地抄写档案，做了一书柜的资料卡片。

　　聂崇正将档案和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成果结集成《清代宫廷绘画》大型画册出版，文物出版社增加了3次印刷，在美术史研究学者和清宫戏拍摄者中大热。

　　凭“望气”

　　鉴别郎世宁画作

　　在一幅清代乾隆时期皇贵妃的油画半身像的鉴定中，聂崇正就用上了这段“欧风东渐”的掌故。

　　皇贵妃，就是皇后下面地位最高的妃子。“当时海外拍卖市场不太认这件作品，认为油画是欧洲画种，在中国出现也是晚近的事情，两三百年前的宫廷内怎么会有油画出现？”聂崇正回忆。

　　但是当他收到一个收藏家传过来的相关资料、看到作品照片之后，马上从作品的格式、尺寸、绘画风格联想到故宫内类似的肖像作品，断定这是一幅从故宫散落出去的、乾隆时期郎世宁的作品。

　　这幅画是香港苏富比公司从法国一个贵族家庭征集来的，他们的祖先是清末八国联军进京时法国军队的司令胡雷将军。最后在几乎没有人竞争的情况下，这个收藏家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这幅珍贵的作品。

　　“文物鉴定的过程，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那是一种感觉，说得神秘点叫‘望气’，够不够明朝、清朝的气息，一看就看得出来。“聂崇正说。

　　文物鉴定人

　　要敢于说“不”

　　“文物鉴定专家只要一口咬定了，就不再轻易改口，这是行业内众人皆知的秘密。但徐邦达老先生就曾经否定自己，质疑自己曾经鉴定过的作品。”聂崇正认为：是否敢于挑战权威，或者否定自己，是衡量一个鉴定专家品质的要素。

　　聂崇正也曾经挑战过权威。

　　2002年，拍卖市场上出现了四卷《康熙南巡图》的白描稿本。每卷的题签是不同的人所写，引首则都是徐世昌所书：“王石谷画康熙南巡图稿”。现定为第一卷的画上有黄宾虹的跋文，末句“壬申四月获观于大风堂中，黄山黄宾虹题”。

　　“从题签、跋文、引首中可以知道，这四卷画当时是张大千的藏品。”聂崇正说。定为第四卷的画上还有袁励准的跋文。此外，四卷中其他的题跋者还有溥儒、陈宝琛、杨僧若、汪荣宝、陈时立等十余人，所有的题跋者都认定这四卷画均为《康熙南巡图》的稿本。

　　聂崇正认为：四卷稿本从画法看，很明显地存在着风格的差异。其中两卷画得较为细致，人物、景致着墨较多，似乎是正图之前的定稿；而另外两卷，则用笔非常粗放简率，几近于速写，人物、马匹等仅仅勾画出大概的轮廓和形状。画面中有的地方还留下了不少修改的痕迹，或许是最初的原始图稿。聂崇正判断，这四卷作品并非是一套，而应当分属于两组不同的作品。

　　得出这个结论后，稿本的内容和作者也就产生了新的疑问：除了已确定的《康熙南巡图》的稿本作者王翚之外，另两幅作品是谁所做，所画何事呢？聂崇正摊开四幅稿本仔细观摩，发现画中的建筑物，如石桥、城墙等处，已经带有明显的透视因素，与《康熙南巡图》的正本有差异，也即与画家王翚的画风有差异，因此再次大胆判断：图中的画法要晚于康熙时。

　　将稿本的出处彻底推翻之后，聂崇正再次细细研查，发现画中某些地域特征或画上极少的注明文字，于是下了最后判断：这四卷白描图中，有两卷是《乾隆南巡图》的画稿，另两卷是《万寿图》的画稿，均与《康熙南巡图》无涉。而既然与《康熙南巡图》无涉，也就与画家王翚无涉。

　　“但其中两卷到底是乾隆皇帝的《万寿图》或是皇太后的《万寿图》，当时还不能确定。”聂崇正想到查询乾隆皇帝的生辰。

　　“经查乾隆皇帝的生日是阴历的八月十三，皇太后的生日在阴历十一月份，而画中绘有冬日人群在冰面上行走嬉戏的场景，看来这套《万寿图》卷可以肯定是为乾隆皇帝的母亲崇庆皇太后祝寿的无疑。”

　　1.画作题款

　　真迹上题款书法非隶、非楷、非行、非草，正是石涛书法的特点；造本的模仿缺乏石涛的书写笔形。

　　2.整体水准

　　造本中心用大面积空白与画面整体不协调；石涛真迹构图精巧，体现了他独创的三叠两段布局法。

　　3.用笔风格

　　石涛笔法多用线皴，一波三折，富有韵律；造本用线呆板，没有石涛的笔意。

　　宋代张先 《十咏图卷》

　　张先的绘画作品，仅此一幅，这件作品的文献价值一直受到前人的重视。溥仪曾以赏溥杰的名义将画盗出宫廷，有50年不知下落。

　　1995年，在北京一个拍卖会中此画再度露面。故宫博物院徐邦达、启功、刘九庵等专家鉴定后认定其为真迹，认为它所记载的文化活动是珍贵的资料。

　　随后，故宫以1800万元竞价将此画购回，使这件国宝找到了它应有的归宿。

　　明代沈周 《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

　　《富春山居图》世传是黄公望画作之冠，明代万历年间受损，焚为两段。明代“吴门画派”奠基人沈周的临作基本上保留了原作被毁以前的面貌，故这幅作品除具有本身的艺术价值之外，还具有重现黄氏原作的重要意义。

　　1995年，此画出现在拍卖市场。故宫文物专家对画做了鉴定，发现用笔方圆兼顾，刚柔并济，既有对原作形神兼似的临摹，又流露出沈周自己个人的特色，尾纸还有姚绶、董其昌、吴宽诸家的题跋，认定其为真迹。故宫博物院遂以600余万元购得此画。

　　清代石涛 《高呼与可图卷》

　　徐邦达认为，《高呼与可图卷》是“清初四画僧”之一石涛作品中既精又少的作品之一，非常难得。

　　徐邦达最早看见此画是在1987年，认定其为真迹，且为高头长卷，保存之完好十分罕见。一个天津收藏家开价三万美元，要价太高故宫无法收藏。

　　1995年秋季，此画出现在北京一拍卖会上，徐邦达面见高层领导，请求帮助故宫收藏此画，最终以国家拨款的方式成功收购了《高呼与可图卷》，出价人民币400余万元。

　　隋人书 《出师颂》

　　此本在清乾隆时收入内府，民国十余年间被溥仪盗出，后流落民间没有音信，直到2003年春天，在嘉德拍卖公司的古籍善本专场拍卖会上浮出水面。

　　当年6月19日，故宫博物院专门请徐邦达、启功、朱家溍、傅熹年、杨新、单国强六位书画鉴定专家对《出师颂》进行了鉴定。

　　徐邦达先生第一个发言，认为这是一件隋人作品，而且流传有序。专家的意见基本一致：这件墨迹最早可以追到隋朝，书法艺术价值高，确是名家所写，认为是索靖的作品只是后人推测。几位专家都在整理意见上签了字。

　　7月，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该作品。

傅熹年、徐邦达、朱家溍三位文物大家（从左至右）现场鉴定隋人书《出师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