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2007 高考恢复30年专题[zt]

[来源 新京报 http://zt.thebeijingnews.com/0799/2007/06-06/015@060926.htm]

　　1977，注定要被铭记和感激———那是一个时代和国家的拐点。

　　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季，寂落十年的高考再度复苏，迎来了姹紫嫣红的春天。从此，“知识改变命运”的号角响彻这个寥廓国度的每个角落，与改革时代的浩荡潮流竞相呼应。

　　1977年8月4日早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8月4日

　　人民大会堂

　　1977年8月4日，一身军装，神采奕奕的邓小平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这是他恢复工作后的第18天。

　　这一年最重要的会议之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不久前，确定在这里召开。恢复高考的序幕，随着小平的讲话，拉开了。

　　30年后，清华大学教授潘际銮说起当时的场景来，记忆犹新：“由于邓小平耳朵不好，邓楠坐在他旁边，有人发言完以后，邓楠就凑在他耳旁，告诉发言要点，有时递给他一支烟。”小平说，自己向中央建议，科技、教育已经荒芜一片，要先管科技和教育，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你们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尽管提出来。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左的思潮还很盛行，33个代表面面相觑，没有人发言。

　　经过再三动员，大家推年纪最大的人发言。当时最年轻的参会代表温元凯记得，第一个发言的是杨石先教授，他一开口就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己比较年轻，也比较活跃，就观察邓小平的反应，发现他老皱眉头。听完他的检讨以后，邓小平要大家畅所欲言。

　　12天之前，也就是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恢复工作刚刚六天，他在同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时指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不仅如此，他还准备立即着手推进这项工作。29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领导）、刘西尧（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教育部部长）等汇报教育工作的时候，指示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8月4日

　　30位与会代表

　　邓小平29日的指示下达之后，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很快被提上了日程。

　　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不到三个月的刘道玉参与了具体的筹备。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参加会议。很快，刘道玉确定了这30个人的名单。

　　参加会议的人员中，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张文裕、王大珩、邹承鲁等；教育系统确定的人员有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苏步青、唐敖庆、沈克琦、温元凯等。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南开大学的杨石先和农科院院长金善保，他们同为82岁，年龄最小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年仅31岁。此外，参加座谈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委员方毅，科学院负责人李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等。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教育部的刘道玉，分别代表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的秘书组，负责会议的记录、简报和会议代表的生活问题。

　　8月初，北京饭店迎来了参会代表。4日，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除了北大代表周培源在黄山参加另外一个会议未能到场之外，其余的人都到齐了。

　　北京大学前副校长沈克琦记得，会议一开始，大家首先讲的是“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1971年7月在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提出来的。这“两个估计”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知识分子身上。

　　邓小平接着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是劳动，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做出的贡献大一些。假定他们不是贡献大一些，我们这么多年的成绩哪里来？他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8月6日

　　小平决定恢复高考

　　8月6日，在清华大学代表何东昌说到工农兵上大学存在的问题后，来自武汉大学的教师查全性做了一个系统的发言，对现行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方法提出了异议。

　　查全性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

　　接着，查全性提出建议，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一石激起千层浪。查全性的发言结束后，吴文俊、汪猷等人都发言表示支持。

　　听到大家的发言后，邓小平就问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的招生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刘西尧说，刚刚在山西召开过工作会议，已经做了决定，还是按照过去的方法办。不过，这个文件刚送到国务院，国务院还没有批，如果要改的话，还有可能。邓小平说恐怕还是应该改。刘西尧就说，要改的话，今年的招生工作恐怕要推迟。因为按照惯例，9月份学生就要入学。大家就七嘴八舌，说即使推迟也必须改，邓小平就决定当年改。

　　温元凯回忆，“听到邓小平这个决定后大家都很兴奋，全体代表起立鼓掌了好几分钟，连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女孩子也情不自禁地一起鼓掌。”

　　45天

　　招生会议迟迟不决

　　根据邓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重新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准备重新部署、安排当年的招生工作。《人民日报》的记者穆扬被派到北京饭店驻会采访。穆扬记得，“我本来以为这次会议会很快结束，不料一开就是45天。”

　　虽然邓小平在8月8日对1977年的招生制度有新的指示，但是穆扬看到，教育部召开这次会议时，与会代表意见仍然分歧很大。一部分现在刚解放，原来就是教育系统的代表希望尽快推翻“两个估计”，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来办，恢复高考。但是他们刚刚复出，不太敢讲话。而各省招生代表团团长有很多是军宣队、工宣队的人，他们掌握着实权，在这次会议中仍然坚持，今年的招生应当继续按照过去的十六字招生办法办，还有一部分人态度模糊。

　　“每天一开会，大家就争论不休。教育部领导没有摆脱‘两个凡是’和‘两个估计’的影响，见到这种情况，不敢越雷池一步，迟迟没有表态。”穆扬说。

　　从8月13日开始到9月初，招生会议陷入胶着状态，没有任何进展。一首打油诗很快流传开来：“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由于旅游旺季来临，代表们不得不从北京饭店移师前门饭店，接着又移师友谊宾馆，继续开会。

　　由于穆扬参加过1971年的“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深知“两个估计”出笼的背景和过程，也就更能体会到推翻“两个估计”对于恢复高考的重要性、紧迫性。为此，他分别找到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李琦和雍文涛，说：“照这个样子，会议开不下去，我想把这次会议的分歧写一份内参向上级反映。”刘西尧和李琦不置可否。只有雍文涛对他表示支持：“你可以写。”

　　9月3日下午，穆扬邀请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的“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的人座谈。

　　整整半天的座谈会结束以后，穆扬连夜赶写了《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这份材料，又对原稿逐字逐句进行推敲，三天后，他把稿子修改、誊写清楚了，请另外一位记者帮忙看了看，然后把稿子送给报社值班编辑黄植。

　　12月

　　570万考生进考场

　　9月15日，编辑部把穆扬写的材料以内参《情报汇编（特刊）》（第六二八期）报送中央。邓小平看过以后，在9月19日上午和方毅同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他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招生的条件，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邓小平还指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他再一次重申：“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思想一致。赞成中央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对于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文件，邓小平认为“太繁琐”，说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最后，邓小平说，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9月20日上午，参加会议的代表到教育部礼堂听传达，会前人们只听说“昨天中央找教育部领导谈过话”，详情就不得而知了。这天天气阴冷，还下了小雨。“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穆扬一听，因为不知道结果如何，心提到了嗓子眼。

　　直到传达过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接着又从平静转向激动，跳得快而有力。

　　其他参会者的表情也从茫然转为舒展眉头，露出了笑容。由此，“两个估计”终于被推翻了。

　　穆扬写的那一篇《情况汇编（特刊）》作为有关材料下发给与会代表，于是，这份内参也传遍了全国。经过几天热烈讨论后，会议终于在9月25日结束了。

　　经由邓小平一系列的政治运作和推动，恢复高考的工作终于水到渠成。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的报道，正式宣布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12月，570万从18岁到三十多岁年龄不等的青年参加了高考，许多人的命运，在这个历史的拐点，改变了。

现在做当年第一份考卷会是怎么样？

　　三十年前，断裂10年之久的全国高考终于恢复。从此，这个国家和她的孩子们与高考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些日渐依稀的人影和往事，透过遗存的装束、场景、文字乃至表情，静默地诉说着社会转型语境之下，国运民生的沉浮；那些专注的眼神，真诚的欢笑，不容置疑地证明了理想的可贵，昭示着一个常识回归和理性复苏的新时代，从此，不可遏制地呼啸而来。

　　1977年的那场赶考，无疑是一个写满感激、充满希望的开端，一个开启未来、释放可能的新起点。

　　三十年后，当我们重新打捞起那些零落的时光碎片，透过光影记录下的瞬间，有如观望一个久已逝去的陌生年代，从那些瞬间的表情中，可以透视出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困顿与激变。（全昌连）



1977年12月18日，参加恢复后首次高考的长沙考生从长沙市第一中学的考场走出。为迎接这次高考，长沙一中制作了高考专刊的黑板报。唐大柏摄



1977年长沙一中高考考场，监考老师和考生。



1977年北京文科考生准考证。



1977年北京理科语文试卷。



1977级迎新 北京大学迎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



1977级新生 1977级清华大学新生在课堂上。



美院新生 中央工艺美院1977级新生有一定绘画基础，数量也超过往年。



少年大学生 中科大11岁的少年大学生谢彦波。

　　1977年，我是《湖南日报》的一名记者。我记得那次高考前，学生和家长到处找辅导资料，很多家长将已下放的子女接到城里找老师辅导，还有学生和老师、家长一道，挖空心思地猜语文考试题，甚至预备了好几篇文章来准备考试。

　　高考当天，考场内外一派紧张气氛，家长站在考场外等待，连厕所都不敢上。

　　那时因为刚恢复高考，制度还不够严，记者可以凭记者证进入考场。我亲眼目睹了当时高考的情景，至今难忘。

　　我在长沙市第一中学的考场上看到，考生手持准考证早早在考场门外等候，时间一到就有秩序地按时入场，各找自己的座位。考场上的课桌摆得很开，双排课桌只坐一人，桌子、椅子和地面，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在考场上想玩点什么名堂是不可能的，考场上的宁静，连考生的呼吸都能听见，几乎所有考生的目光都集中在试卷上，监考老师和记者在教室中间穿行，他们都旁若无人。

　　我将镜头靠近一个年龄最小的考生，他是长沙市16中在校生曾国柱，当年才15岁，比起在场大他十多岁的哥哥姐姐来讲，他碰上了好时机，真是个幸运儿。在考场上我还看到动人一幕：考生邹娟在考场上突然感到不适，长沙市一中监考老师范湘华马上带她到考场外走走，当小邹感谢他的关怀愉快回到考场时，范老师也格外高兴。

　　（湖南唐大柏）

哇。简直太经典了。

阅卷老师张伯华归纳30年高考作文变化，题目随时代律动而“多彩”

　　张伯华, 1977年高考，后入昌平一中教语文，曾任《作文导报》副总编，《语文报》副编审。1983年参加高考语文阅卷。

　　张伯华相信，考生通过高考作文，孩子们一定程度上在记录时代，记录他们所熟悉的生活。

　　在张伯华看来，高考恢复三十年来，有几个年份的作文题目颇具代表性：一篇是高考恢复第一年，1977年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第二篇是1982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第三篇是1999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人民日报》口号用在作文里

　　1977年，此前正在昌平区十三陵水库下乡的张伯华等来了参加高考的机会，“北京25万考生，我有幸成为被录取的那一万名之一。”“恢复高考第一年，作文题还沿袭着以往的命题作文风格。”张伯华的意思是说，1977年的北京高考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跟当年的八股文一样，“凸现时论性，讲治国安邦，文韬武略”。

　　其实当年天津的作文题《他像雷锋同志那样》、《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和上海的高考作文题《“知识越多越反动”吗？》、《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记先进人物二三事》都有类似的内容取向。

　　张伯华说，虽然它们不像八股文那样直接取自四书五经，但很多内容都可以从当时的《人民日报》，尤其是《人民日报》社论里找点内容。

　　张伯华笑着说，《人民日报》口号自己用得特别巧，“都是报纸上的话”。他回忆说，在作文里用“战天斗地结硕果，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描述自己在十三陵种地。

　　尽管这样，张伯华的作文还是入选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高考作文选，那时有25篇作文入选。“其实都是《人民日报》社论的缩写，所以大家作文都特别相像，内容千人一面。”他分析说，尽管当时说解放思想，但不是当天就能解放，当时政治气息较浓。

　　政治口号挂帅内容趋同

　　随后的几年高考作文题仍有这样的痕迹。1978年要求缩写一篇《速度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1979年要求改写“陈依玲的故事”，1980年和1981年是让考生写读后感。

　　这些只在形式上略作变化。他说，跟当时参加高考的考生的文化程度有关。特别是恢复高考第一年，“刚从田里出来就上考场了，可能只认识几个字”。

　　张伯华说，在当时刚刚拨乱反正，内容上没有根本性突破，具有唯一性，政治口号在文化、宣传、教育领域挂帅，这也能够理解。

　　1982年作文题让考生思考国运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改革逐步深入，高考作文开始关注国家命运。代表者是1982年高考作文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张伯华认为，之所以说它带有一定标志性意义，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前后，国家和社会提出了复兴中华的愿望。虽然考生只能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好，但也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正是在这个时代里，张伯华当年参加了高考作文的阅卷工作。张伯华回忆，当年高考作文里，有的考生引用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样的论据，“这已经很不容易，现在学生可以自己思考国家命运，原来都是《人民日报》式的思考”。他认为，那是一个全民冲破枷锁，激情澎湃的年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镜

　　者鉴也，文如镜，映照时代身影，高考文章亦做了别人窗前风景。谁是谁的镜子？文章反映时代，时代因文而显。

　　按照高考作文体现出的特点，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7年—1979年）：1978年的高考作文是一篇缩写文章，1979年要求改写一个故事。这些题目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作文，而只能算是一种语言训练。第二阶段（1980年—1998年）：这近20年的特点是材料作文、命题作文和应用类作文交叉出现。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1999年开始，高考作文中首次引进了话题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考作文命题，它给予学生更大的发挥空间。

　　□点评人王大堃（北京市第十三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论据“总是雷锋助人为乐”

　　张伯华回忆说，国家变了，在学生的作文里都有体现。比如爸爸工资涨了，家里摘帽了。“你能从作文里看出，孩子的心，家庭的苦乐和国家的形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张伯华甚至认为，“有些考生当时的说法可能让现在的孩子们感到恶心，但这是那个时代的声音，是真心的。”张伯华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那个时候政治热情很高，思想集中度比较高，“大家还都不太乐于谈钱呢，以至于当时演员陈冲回国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说了一句‘恭喜发财’，还引起人们的不高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作文题目产生了。

　　当然，那个时代的作文，论据比较单一陈旧。“总是雷锋助人为乐，陈景润如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张海迪如何在高位截瘫的情况下学习四门外语。”张伯华认为，论据更新速度根本没法跟现在相比。随后多年高考作文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鉴定政治信念、进行德育教育的职能。

　　从1982年到1999年间的高考作文题目变化中，张伯华看到的是一个与中国社会转型一样的作文题转型期，高考作文题渐渐不再直接涉及政治，但其中也有所徘徊。

　　他说，这一时期高考作文题材开始出现宽泛性、兼容性特征，比较中性，比如1988年全国试题中的《习惯》和1994年的《尝试》。

　　出题者与考生惶惑间捉迷藏

　　这一时期的摇摆不仅体现在内容上，在文体上也有所放开，由原来的以写议论文为主，到这一时期的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都有，出题形式上也有了漫画。“出题者与考生之间捉迷藏，不知道该不该跟政治密切相关，所以出现惶惑。”

　　文体多变“丰富多彩”

　　1999年这种局面改变了。当年全国高考作文题为《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出现了话题性作文。”张伯华说，这一时期为主要特征的就是考生可以在某个话题下自己命题，最关键的是文体不限，或者是命题不命体（文体）。

　　“这时候的高考作文答案就不再具有唯一性，可以夸也可以骂，可以有其他情绪，不像以前倾向性那么明显，答案也不再唯一。”张伯华说。

　　2000年的作文题更加“丰富多彩”。张伯华认为，此后的高考作文命题主流已转变为有哲理性的思考，多元化的角度和情感的倾诉上。而且文体多样化，“文言文、诗歌、剧本，什么都有。”另外也出现了另类满分作文，“这是教育改革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开发在作文上的体现”。

　　张伯华相信，比较成功的高考作文题应当具有时尚性，但都脱离不了国家形势发展这个大背景。“治国思想活跃，教育理念就比较先进。”

　　历年作文题（部分）

　　1977：“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1978：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1980：读后感：“画蛋”（达·芬奇的故事）

　　1981：读后感：“毁树容易种树难”

　　1982：“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85：“致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信”（关于环境污染问题）

　　1988：“习惯”

　　1993：广播稿：“关于补课报酬问题”

　　1994：“尝试”

　　1999：“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童话作家郑渊洁指出，两者都需要想像力才能发挥得更好


　　郑渊洁, 50后作家。出生于河北石家庄一个下级军官家庭。读过小学四年级。最高学历证书为汽车驾驶执照。皮皮鲁、鲁西西、罗克、舒克和贝塔都是其笔下人物。

　　在郑渊洁看来，恢复高考以来的所有高考作文题都可以用童话的形式来表达。

　　“从《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到《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都可以用童话写。”

　　童话与高考作文差距小

　　郑渊洁回忆说，每年高考结束后，都有各地的“状元”给自己写信，说是看了他的童话，导致他们作文拿了高分。他说，其实写童话和写作文都需要想像力，尤其是高考作文，必须依靠想像力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郑渊洁记得，大概是2002年，陕西一篇高考满分作文一字不差抄袭他的一篇童话。由此可见，童话和高考作文之间差距越来越小。

　　“现在才是战斗的一年”

　　在谈到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的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郑渊洁说，自己经历过那个年代。其实，将那个年代称之为“战斗的年代”是美化，那是一个吃大锅饭的年代，大家都过一样的日子，不允许个人奋斗。

　　郑渊洁说，目前这种状态下的社会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战斗的年代。他听说曾有数千名大学毕业生竞争一个就业机会的事情发生，“多么惊心动魄的战斗”。他假设，如果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相信大多数考生会含着眼泪，写他们在这高考前的一年里的战斗状态。

　　虽然此后的高考作文题目形式上没有什么新意，要求缩写、改写或写读后感，但郑渊洁并没有简单地否定这种形式。他说，出题没有简单和复杂的区别。再简单的题目，也能催生传世之作。《古文观止》里有一些美文就是碑文墓志铭。

　　鼓励思考的时代才能彰显个性

　　一般人都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活跃、理想主义盛行的时期，1982年的作文题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郑渊洁相信类似的高考作文题在1979年前不可能出现。

　　“因为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鼓励人们思想，彰显个性。高考作文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他说，自己笔下的皮皮鲁就是1981年诞生的。他觉得，如果在1980年之前，皮皮鲁不可能诞生，这是时代的产物。而同时期的高考作文题，也有变化。

　　皮皮鲁被认为是郑渊洁童话里最酷的男一号，诞生于1981年的2月10日：他学习成绩不是最好，不是学校老师喜欢的那种乖孩子，但他心地善良、身上有故事。

　　1985年出题者具前瞻性环保意识

　　1985年，高考作文题是要考生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一封关于环境污染的信，呼吁尽快解决。这个涉及环境并要求给《光明日报》写信也有自己的时代痕迹。郑渊洁说，那时《光明日报》刚发表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文章不久。他认为，1985年的高考作文题就涉及重视环境，这是30年来高考作文题最大的亮点。其实那时环境问题并不突出，这个作文题很有前瞻性。他甚至说，出这个题目的人，应该让他当国家环保局长。

　　郑渊洁还调侃说，当时《光明日报》出现在高考作文题目中，肯定没花钱。“如果放到现在，报纸的名字出现在高考作文题目里，报社得花多少钱啊！”

　　犁者，耕耘之器。高考犁铧过处，结土松动，金玉良才毕现，荒原气象一新。

　　77、78年高考远远超出了考试的意义，它对整个社会有拨乱反正的作用，是一种价值的重建。让人们重新体会到了人人平等的价值，政治歧视在高考的环境中被取消了。那时候，老三届强烈渴望高考、希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农村，知青们全都抱着书在读。同时这种对知识的尊重也延续到了中小学，让整个中小学教育恢复了秩序，老师的权威地位重新得到确立，整个社会又有了读书的气氛。

　　□点评人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霍宪丹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

　　提起自己30年前的那场高考，霍宪丹略显平静，“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考大学的打算，我知道国家不会一直那么乱下去。”所以知道可以高考的消息后，他说自己并没有太大的意外。

　　“灰领”高考

　　二志愿撞上法律专业

　　初中毕业之后，17岁的霍宪丹插队四川彭州农村当了知青。后来返城进了工厂做了技术人员，“相当于工程师助理，算是个灰领吧”。就是在灰领的岗位上，霍宪丹等来了高考。

　　1977年第一次高考，工厂的领导不想让他走，霍宪丹没能参加。到1978年，工厂看留不住就放行了。霍宪丹复习的时候认为语文、历史肯定没问题，就是担心数学。上了考场，看到数学题并不难，心里又踏实了。“能考上是意料中的事情”，所以接到西南政法学院通知书的时候并没有太大惊喜。

　　西南政法学院78级被誉为中国法学界的一个神话。然而在当初，有些人是碰进了这学校，撞上了这个专业。霍宪丹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己第一志愿报的是考古和建筑，第二志愿才是法律。但是由于当时法律是绝密专业，提前录取，他到了西南政法。

　　卡车迎新

　　伴着隆隆炮声上课

　　开学那天正下着雨，背着行李刚下火车，霍宪丹就看见了西南政法学院鲜红的迎新旗子，“坐着敞篷卡车被拉到了校园。”

　　在霍宪丹看来，77、78级把“文革”十年中的人才汇集到了一起，不同的年龄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阅历、人生感悟和知识背景，在大家四年的相处中，不断的交流和碰撞，让每个人都受益。

　　“那时候大家拼命的看书、辩论、思考”，回忆起30年前的大学时光，霍宪丹仍旧兴奋不已，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立刻成了他们讨论的热点，“吃饭、卧谈会全是这个话题”。当时大家在一起拼的就是学习，把自己的观点写成大字报到处张贴，在食堂里吃饭，没有人坐下来吃，都三三两两的端着饭碗看“大字报”。

　　西南政法学院位于重庆歌乐山里，校园里都是山坡地，霍宪丹上学时还在放炮开山。上课期间，伴着炮声，石头经常崩到教室里。霍宪丹说，自己怀念那时候的校园，有隆隆的炮声，更觉安静的珍贵。

　　不谈恋爱

　　挤出时间来学习

　　歌乐山远离重庆市中心，相对封闭，除了买书，大家很少离开校园。买书一般也是步行，走几十公里去市中心买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译西方名著，到手后每个人都如获至宝。“学习勤奋，生活清苦，”这一点，霍宪丹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同学们一起到馆子里吃饭，一个男生等得着急，把口水流到服务员的手上，”回想起大学时的情景，霍宪丹不禁大笑起来。

　　那时几乎没人谈恋爱，尽量挤出时间来学习。“当时谈恋爱也并不是潮流，谈恋爱都是偷偷地进行。”过了几年，恋爱的风潮就挡不住了。

　　霍宪丹不愿意把西南政法78级叫做西南神话，他认为应该叫西南现象。在他看来，78级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当时的历史情境已经改变，重新出现或者复制西南现象不再可能。而作为78级中的一员，他依然会常常“遥想当年”。

　　那时的校园文化氛围很浓，校园里随处是诗人、摇滚音乐，写一首好诗，弹唱一首民谣，就能成为校园里最风云的人物。

　　1989年，国家很多的财政和教育政策都有了变化。1989年之前的大学生是比较有激情的，在校园到处都有研讨会，那时候都叫侃爷。1989年之后，商品大潮涌入，你会发现侃爷没有了，大家没有时间去研讨了，社会状态比较平静，而文人下海，教授卖馅饼这些现实的例子都给1989年之后的大学生以很大的触动，他们也变得更加现实。

　　□点评人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高晓松回忆最后一届公费大学生生活，感慨高考不再是“精英导向”

高晓松 著名音乐人。1988年考入清华大学。

　　从北京四中到清华大学，高晓松笑言，高考对他只是“一次课堂作业”。

　　然而，这堂作业之后，不知陈世美为何物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却和“金字塔尖一小撮人”中的高晓松走进同一个命运的轮盘。

　　考前家庭会

　　是考清华还是浙大

　　1988年，19岁的高晓松要参加高考了。

　　北京四中，那里的学生是“金字塔最顶上的一拨人”。高晓松所在的A1班，则是四中容纳前50名的尖子班。

　　“我考试，家里没人管，因为觉得我考上大学是天经地义的。”高晓松说，外公外婆是建国初期从德国回来报效祖国的专家学者，父母亲也都毕业于清华大学。知识家庭决定了他没有第二条人生轨迹。

　　高三开始，四中里每天都有大学招生的人转悠，主动问学生：“要保送吗？”除了清华无线电、计算机、自动化、建筑四个系，高晓松所在的A1班学生保送哪都不去。后来，全班前10名确定保送。

　　这一年，北京还发起过关于保送制度的大讨论。有人认为，保送应该是保那些平时成绩不是最顶尖的学生，保证他们不因考试发挥失常而落榜。而尖子生自己也能考上，没有保送的必要。

　　自称“从小生活圈子特别窄”的高晓松，曾想把高考当做自由的契机。高三时，他想保送去浙大，每天回家就可以不用学习了。

　　但这个小算盘被家人发现了。家人很“开明”地给他开了个会，跟他说：不能要钱的时候就来东方这一套，要自由的时候又来西方那一套。选择去哪上大学是高晓松的自由，但是如果去浙大，就要自己供养自己，因为自由是有代价的。如果在清华，家人就一直管到博士后。

　　回想起当年那一幕，高晓松大笑不止，“其实就是‘虚假民主’。”他只能就范。

　　高考如作业

　　全班平均分超清华线

　　“高考就像一次课堂作业。”高晓松说。

　　那时是7月7、8、9日三天考7门，语数外理化，加政治、生物。

　　1988年，A1班学生的平均分超过清华录取线50多分，高晓松的分数则刚超过班级平均分一点。

　　毕竟这次课堂作业意义重大，高晓松至今清楚地记得几件趣事。

　　第一天考语文时，在师大二附中考场，四中和另一普通中学的学生分在一个考场。四中的学生全部提前交卷。

　　中午，校长召集大家开会，“你们不要提前交卷了，让人家学校的学生都紧张死了。”

　　“结果到下一门，大家做完了都东张西望，脑袋摆动的幅度特别大，因为虚荣心特强，就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做完了。”高晓松记得，后来老师只能说，你们还是交卷吧，这样人家更紧张。

　　那年的作文题目是《习惯》，高晓松第一个交卷出考场，看到百来名家长在门外等着，一排排站着把路都挡住了。

　　最前排的家长问他，作文题是什么，他说了句“习惯”。结果等他挤到最后一排家长那儿，已传成了“籍贯”，有的家长还在那紧张：“这可怎么办？我没跟孩子说过什么叫籍贯！”

　　数学考试那天，马虎的高晓松弄丢了准考证。已经开考了，他还在家找证。那时候，他家住的清华大学算远郊区。早上8点早高峰前，331路公共汽车5分钟一趟，8点后半小时才一趟。

　　出了门，高晓松干着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开考半小时就不能入场了。他就拦住一个骑自行车的路人，说：“叔叔，我进城高考去，现在迟到了。”

　　那人就把自行车给他了，让他考完还回去就行。

　　高晓松说，1988年的数学题“空前容易”，他因迟到，刚进场就有同学答完题交卷了。他也急赤白脸地出来了，结果头3道填空题全错了，扣了6分，成了班里唯一没拿满分的人。

　　上铺的兄弟

　　不知陈世美为何人

　　进入清华电子工程系雷达专业，高晓松所在班共34个人，其中29个男生，6个北京孩子。

　　1988年，考进大学就意味着生活无忧了。高晓松记得学校一月发17.5元补助，粮票还能换二三十块。

　　“我们就是所谓代沟的那个‘沟’”，高晓松说，1988年这一届，很赶巧：最后一届公费大学生，最后一届包分配。到下一届大学就自费了，工作也是双向选择。

　　因为不用自己找工作，没有生活压力，当时的校园文化氛围很浓。高晓松把那段叫做“风雷激荡的摇滚岁月”———校园里随处是诗人、摇滚音乐，不时有人跳上食堂餐桌，发表针砭时弊的激昂演讲。

　　高晓松所在宿舍总共有6个人，除了他自己，另外5个都来自外地县城。

　　其中，睡在高晓松斜上铺的兄弟小于，家在川西大雪山脚下。高晓松至今难忘小于来时的行李：一双凉鞋、两双袜子。裤腿塞在袜子里，冬天穿凉鞋加两双袜子，夏天光脚穿凉鞋。

　　“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高晓松作的这首传遍全国的歌曲，真实样本确实就是“睡在他上铺的兄弟”。

　　上铺的“兄弟”来自湖南冷水江，入学时17岁。有一次，高晓松提起陈世美，他惊奇地问：“陈世美是谁？”因为“兄弟”的中学时代，每天就是学习，除了课本外，他一本课外书都没看过。

　　后来，“兄弟”说：“我每天问你一个问题吧。”于是，高晓松解答了无数问题，有知识方面的，情感的也有，甚至还有生理方面的。

　　现在，“兄弟”在家乡当工程师。

　　高晓松称，当时另一个时代特点是，高校里有大批退学的学生，都是因为奔出国这个“当时最大的前途”。

　　1991年，高晓松也办了出国手续退学了。但他却是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高晓松自称当时是因为女朋友比自己年级高，人家毕业了，他就想做点能挣钱的事，于是选择了学电影。

　　“以前大学‘墙高水深’，进去的人能沉浸其中，达到脱胎换骨的效果，现在则是‘墙低水浅’，高跟鞋那么深点水，只是湿湿鞋就出来了”。回望30年来恢复高考后的变化，高晓松觉得，高考的导向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是“精英导向”，而是“职业培训班”。

　　“没上过大学、还能出精英的，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我们这一代，没上大学的，就不是精英了。”高晓松说，高考门槛的降低，也许对精英不好，但对整个民族则是有益的事。

　　我感觉中的90年代初期的高考，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尤其是在小城市，就像在争夺生存空间一样。而当时的大学生活商业氛围已经进来了，小广告和小兼职已经满天飞了，不是80年代的纯文艺氛围。

　　□点评人胡旭东（北京大学副教授）

许知远称高考是当时惟一安全选择，20世纪90年代大学校园实用主义盛行

许知远，专栏作家。1995年考入北京大学。

　　6岁时从苏北迁居北京军区大院的许知远，1995年7月走进了高考考场。虽然在首都师范大学附中重点班上能排到前五名，临考的前一天，理科生许知远也微微有些失眠。

　　开学前逛遍北大校园

　　“没有什么别的选择，高考对当时的学生来说是惟一安全的选择。”许知远说班上56个学生，无一例外地都参加了高考，最后没有一个落榜生。

　　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经济学、计算机和生物学开始大热的时候，尽管很早就迷上了李敖、柏杨和张中行，许知远的高考第一志愿还是填报了北大的经济学、管理学和微电子。

　　570-580分，这个估分在高考刚刚结束的那两三周里，让许知远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戏了”，因为前一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超过了600分。不过他的第二志愿也是一所重点大学———北京工业大学，“有别的大学保底，我们的压力和外省市的考生比还是小了很多”。但他最终还是幸运地被北大微电子专业录取。

　　在临开学的前几天，许知远骑自行车把北大逛了个遍。“五四时期那一颗颗滚烫的心，对少年时的我形成了极大的吸引力。”

　　在一个高三的敏感少年的想像里，“大学是个romantic的。但是，经历了第一个学期的苦读，许知远发现大学更像是高中生活的延续。

　　大一再遇高中“导师”

　　许知远认为，90年代的大学校园已是实用主义盛行，80年代的空谈风气已经被阉割，文学、艺术、诗歌萎靡不振，时代的风气早已转变，年轻人热衷于考研、出国、找一份高薪水工作。刚入学的时候，和大多数学生一样，许知远也是这样设想自己的未来。“1989年是一道相当彻底的分水岭，它切断了我们与80年代的社会情绪与知识空气的联系，我对于那时弥漫在大学里的忧患意识欣赏不已。”

　　大一这年，他的高中语文老师孔庆东又回北大读博，他得以跟随着自己的“导师”，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和同龄人结伴而行，追寻自己的理想。

　　1997年，转学经济系未果的许知远，和几个同学莫名其妙地对于“中国未来命运”这样的宏大而空洞的问题产生了兴趣。“现在想起来，我们的忧患意识，既真诚又朝三暮四，它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与痛苦，仍比不上法语系那个双腿修长的姑娘的一颦一笑带来的冲击大。”

　　休学一年创作手抄本

　　也是在大三这年，许知远蓄起了长发，休学一年。其间，开始对美国公共政治关系和新闻学发生兴趣。他立志，自己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互联网的热浪自这一年席卷而来，中国的思想界开始进入最彷徨失落的年代。学习微电子专业的许知远没有陷入对新技术的膜拜，而开始了他的手抄本创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他在序言中说，希望利用文字来表明一种生活态度，来阐述某种道理，甚至有点粗暴地规定某种道路。

　　这一年，许知远21岁，“满脸的迷惘与偶尔的愤怒，四处表现着对于当时北大的不满；压抑，这个我当时最喜欢的措辞，被随时用来形容我的青春与校园生活”。

　　“自从1995年进入北大，一种致命的平庸与现时感就死死地围困着我。周围的同学要么疯狂地学习，努力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生；要么就终日无所事事，通过玩电脑游戏消磨时光；还有一少部分乐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厅与录像厅（或许还有学生会）为核心的社交场所……”

　　为了躲避不满与愤怒，许知远让自己沉浸在幻想里，幻想中最常见的场景就是洋溢着求知与变革热情的80年代校园。

　　呼吁重建大学精神

　　谈到如今的大学，许知远说，“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至少保留了精英教育的影子，而现在的大学已经没有了精英教育，学生良莠不齐，竞争压力大，整个都是形而下，大学已经失去了灵魂。”毕业后，许知远多次撰文呼吁重建大学精神。

　　在许知远看来，如今的大学像一个专门知识工厂，在一条巨大的流水线上，年轻的心被整齐地打造好，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中的某一项工作。目前的高等教育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大学教育是塑造灵魂的教育，大学必须鼓励年轻人的灵魂可以自由探索、闯荡。

　　高考还是能够改变人的命运的。念不念大学还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它也许改变的不是命运，而是文化修养程度。我认为一个人的修养与是否上大学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其实在今天，读大学还是底层人向上流动最最宽阔、最重要的途径。

　　□点评人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明天，龙占明的小女儿将踏上高考那座独木桥。

　　30年前，龙占明考上了大学，从此摆脱了种地的命运；他现在的妻子苟文俊则刚刚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从大学毕业。

　　30年的时间，龙占明和苟文俊由相识到结婚，并有了两个女儿。

　　父亲

　　高考改变种地命运

　　恢复高考的消息从公社大喇叭里传出，我就觉得胸中有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对于高考，龙占明有一种近乎于宗教的虔诚。对于当年参加高考的所有事情，他记得一清二楚。邓小平去世时，年近50的他，哭得抽抽噎噎。

　　因为，他一直深信，1977年的那场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

　　由于家庭成分的关系，1966年文革开始没多久，才上高一的龙占明就被撵出了学校，回到四川老家奉节县高治乡做了农民。那个山村，大山连绵，海拔800多米，离县城160里。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1977年10月份从公社大喇叭里传出来的，当时，龙占明的正规学习已经中断11年。

　　“我就觉得胸中有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呼啦就起来了。”龙占明后来无数次给女儿们描述过当时的心情和复习时的场景，这种过于频繁的描述，导致女儿们一闭眼就能出现“爹爹应试图”：漆黑的深夜，父亲蜷缩在一个小屋子里，就着昏暗的煤油灯，读着好不容易弄来的教材。外面，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大雪。

　　1977年12月7、8、9日，高考时间。

　　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和外语，每科100分，外语成绩不记入总分。考试铃响了，第一堂是语文，作文题是《〈一个青年矿工的变化〉读后感》，龙占明后来回忆感觉考的不错。

　　高考成绩下来，他考了近300分，被万县行政干部学校（三峡学院前身）录取。求学期间，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苟文俊，1980年，龙占明毕业后去了一所中学教书，并与苟文俊结婚。

　　母亲

　　忌讳工农兵学生身份

　　48岁那年，母亲自考了西南师范大学本科，在拿到学历证书时，她吐了一口气。

　　和丈夫不一样，妻子苟文俊是工农兵大学生出身。

　　1968年，15岁的苟文俊从重庆市一所中学初中毕业，两年后，她被分到奉节县公平乡的山村里插队。

　　“我就一心想回去读书，也不敢谈恋爱。”苟文俊每次回忆知青生活时，语速都会变慢。要推荐上大学并不容易，特别是像她这种从别地过来，没有一点背景的知青。“只能靠表现，还得跟村民搞好关系。”她在农村一共呆了4年，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要起来参加劳动。

　　1974年，苟文俊被村里推荐上了重庆师范学院（现重庆师范大学）。

　　苟文俊并不赞成所有的工农兵学生都是不学无术这种观点。她说，进了学校，大多数人都在老老实实学东西，但毕竟推荐上来的人没有参加筛选，素质参差不齐，有的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不过即使这样，他们也全都毕了业。

　　对于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在女儿们的记忆里，苟文俊一直有些耿耿于怀。48岁那年，她终于去自考了西南师范大学本科。在拿到学历证书时，吐了一口气，显得轻松了许多。

　　女儿

　　高考不能改变命运

　　“考大学是一件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情。”大女儿说她体会不到改变命运这一说。

　　在龙氏夫妇任教的学校里，谁家的孩子考上好大学，至今仍是必不可少的攀比内容。

　　龙家的大女儿2001年考上了上海一所普通本科，对于这个结果，龙占明嘴上没说，但心里还是有点失望。

　　对于高考的回忆，大女儿并没有像父亲一样有深刻的记忆，她甚至记不起当年高考作文题是什么，最后一门考的是哪一科。“考大学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大女儿说她体会不到改变命运这一说。

　　大女儿上大学时，大学扩招已进行2年，工作开始越来越不好找。

　　大女儿记得，自己大三刚完，父亲就开始操心她工作的事情，每次通电话，父亲都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她曾经算过一笔账，她在大学一年包括学费需要1.5万元左右，但从大四实习到找工作的一年间，她就花了两三万，耗了不少人力物力。

　　“他们现在不比我们当年啊。”老两口有时候会一起感慨，但唏嘘完了，他们依然坚持考大学是多条路中最好的出路。“虽然大学文凭是敲门砖，但手中必须有那块石头。”

　　明天，龙家的小女儿也要参加高考了。为了能让小女儿考一个好大学，龙家人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小女儿上高一时，得到了去湖北做交换生的机会，因为担心孩子一个人在外地管不住自己，苟文俊提前退休，在女儿上学的高中旁边租了间房子，留下来专心照顾。不过，小女儿的成绩一直不错，龙家人已经开始琢磨起她高考志愿的填报问题，“报什么志愿才能比较好找工作呢？”

时间过得好快，高考恢复有30年了
我参加高考也有一周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