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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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公司的党支部会议是由程希来的一个动议而引发的。程希来敏锐地看到了目前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用电量也随之激增，出人意料的迅猛发展，而当前电力公司的现状已经远远地落后了形势的要求，无论是其规模、设置还是结构、布局方面都已跟不上形势发展了，如不及时地加以调整、改革，就必然是愈来愈被动了，其结果，无论对于公司的今后发展还是对职工的切身利益都是极为不利的。另外，大多数的职工子女都已成人，但社会上的招工指标有限，不能就业，都想到公司里来工作，但鉴于上级对公司职工编制很严格，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长期下去会成社会问题，他通过几天来的深思熟虑，已经在胸中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公司原来的铁附件加工车间与电修车间合并，新成立一个具有独立核算单位的《电力设备厂》，其企业性质为全民办集体，保留原来车间里的技术骨干和人员，再适当吸收一些职工家属及子女，这样不但解决了公司的发展问题，也解决了职工的子女就业问题。我们可以先在原来的两个车间里从事生产经营，如果需要的话，当然还可以在旁边的空地上扩建厂房。在成立之初首先进行公司原来的铁附件加工业务及电修业务，同时开始制造（装配）配电屏。这些工作并不困难，原来的加工车间以及电修车间完全可以胜任。当然，我们对配电屏的装配工作一定要严格地遵循国家规定的标准，经过严格的检验后方可出售厂矿企业，我们电力部门经销配电屏具有相当的优越条件，只要质量好，我们就能打开局面，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坚决取消像钱思达这样私自作坊，他们生产劣质配电屏已经引起用户们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正如一个领袖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要去占领”，我们这样做肯定是有利于社会影响，同时也有利于公司的利益，说到底是有利于职工的利益，真是一举两得的事。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磨合、提高了各方面的技能以后，我们可以考虑变压器的试制工作。其实，我们试制变压器并不难，原来的电修车间里的师傅们本来就天天与变压器打交道，他们对变压器的结构、性能早就了然于胸，从修理到制造只不过是更换了一种思维、开托了一个新领域而已，我看是没有什么难事的。当然，为了能较快地开展工作，我们可以到《宁波变压器厂》去参观、学习、考察一下，这样就有助于我们更快、更好地掌握制造变压器的要领，少走弯路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从修理变压器到制造变压器是一个跨越，主要是要去掌握制造一个变压器外壳的技术，还要去开辟冲压矽钢片的领域，要开辟这两个领域就需要增添的机械设备，去新购置一台折边机（用于制造变压器的外壳）和一台大型冲床（用于冲制矽钢片）就够了，不需要多少资金。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想不到的困难也是有的，但我们不用担心，事在人为嘛，要想创业，哪有不经过艰难困苦的？一旦变压器试制成功以后，我们这个全民办集体的企业就可以大展雄图了！

范凯时听了程希来的这个设想后，心里有点钦佩程希来的胆略和智慧，自己的心里难免产生一些醋意，我怎么没去开动这个脑筋呢？这下子被程希来超越了！人家自然会看好程希来了。近来的事也实在太多，林克凡、钱思达、孙云飞，一个连着一个，弄得他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去考虑公司发展的事？他想，面对新生事物，最好是因势利导地加以利用，千万不能去压制，这才是最聪明的思维，现在最主要的是如何去面对它，如何去谋划使它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发展。完全可以预料，未来的《电力设备厂》如果发展得顺利的话，肯定是块肥缺，程希来也不是吃素的人，他必然会想到叫他自己的亲信去担任厂长，从而达到自己控制《电力设备厂》的目的，这事不可疏忽大意，绝对不能让他去占尽先机，否则的话，就一切都将陷入无法挽回的被动境地了。按照全民办集体的通行规则，它属于主管单位领导下的独立核算单位，主管单位有权决定它的重大事务，如任命厂长及班子的主要成员及决定厂内的重大事项，等等，而厂内的内部事务，比如内部管理人员的安排，厂内的人财物管理等乖均由他们厂的班子、特别是由厂长来决定，主管单位的领导一般不予干涉，由此可见，这个厂实际上是一个“小电力公司”，可见这个厂长的地位是何等地重要。按规定，这个厂长的地位相当于主管单位的中层干部，即股长级别，一般也是委派中层干部去担任，当然由公司领导任命的。于是，他就立刻排摸了一下可能有去担任这个厂长的人选，就按他自己的理想人选来说当然是佟为民或者是沈起帆，再或者是孙云飞合适，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亲信，但他们都不适合担任厂长，因为他们都不大懂电气设备技术，是电气的外行者，在当前强调技术与知识的今天，他们无法担此重任，即使当上去，也很难推动工作，因为这是集体性质的工厂，不是国营单位的较大企业那样可以委派行政干部去当领导。看来，硬要派他们去当厂长是难以通过的，更何况还有程希来这样的“反对派”色彩的副经理存在，这样的动议肯定是通不过的。此时，他忽然想想电修车间里还有一个他远房侄子陶刚烈。他是在公司在前几年招工时招进来的，那时候一下子共招收进来十多个复员军人，他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大数新招工人员大都被安排在外线工工作，只有少数几个人例外，陶刚烈是其中之一，他被安排在电修车间里当学徒，这当然进范凯时的特殊照顾。陶刚烈这人进取心较强，肯学习，善钻研，所以他进步很快，几年下来，他的技术大有长进，能独当一面地到变电所或供电站属区的变压器去担任电气修理工作了。范凯时想，尽管陶刚烈年纪还轻了点，资历也浅了点，但他在电修队里的影响较好，普遍的反映还不错，现在正是有种要提拔青年人的说法，这不是正是赶上潮头吗？于是，他在心底里就下决心一定要提拔陶刚烈来担任这个厂长的职务。他此时又揣测了一下程希来的心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他究竟可能会提出哪个人来担任厂长呢，是陈振强还是仇维刚？抑或是其他什么人？他推来算去，觉得还是提出陈振中的可能性较强，因为他们两人的观点很一致，关系又比较融洽，而且他早就想让向祖奋担任生技股长，虽然他与陈振强关系很好，但他一贯认为生技股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部门，作为线路工出身的陈振强并不适合担任此任，最好由向祖奋这样的工程师来担任股长最适合，如果让陈振强去担任厂长的话，那正股长的位子就让了出来，向祖奋就理所当然地可以转“正”了，这可是一箭双雕的谋略啊，他估计程希来肯定会这样去做。

他一切谋划停当，就决定召开一次党支部会议来讨论并决定程希来提出的这个建厂方案。

    党支部成员共五人，除他与程希来外还有佟为民、沈起帆和褚根才，在他的心中，在这五人里，程希来是属于“反对派”，褚根才是中间派，其他二人对范凯时是忠贞不渝、说一不二的，因此，范凯时只要在会上做出表态，那就没有不通过的，他的权威可以说是压倒一切的，正因为如此，在程希来的心底里就产生了对范凯时的顾忌，不敢挑战他权威的原因。

会议当然是由范凯时主持的，他说了开场白以后，就请程希来详细地讲解他对建立《电气设备厂》的构想及有关事项。

程希来当仁不让地接过范凯时的话题，就春风得意地讲述了建立《电气设备厂》的初衷、内外条件、发展远景及由此带给公司及广大职工的诸多利益，时不我待啊。

应当说，程希来的讲解确是打动人心的，几乎没有人怀疑他的设想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是完全根据实际情况而产生的一种切实可行的谋略，而他所说的办厂会给职工带来众多好处也并非是空中楼阁式的许诺，或是好高骛远的虚幻构想，是一种应天时地利的巧妙谋划，肯定不是哗众取宠的轻浮之举。这个方案自然就没有反对意见而一致通过了。问题倒是在于让谁去担任这个责重权高厂长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彼此间的心里都十分明白，让谁去担任这个厂长最合适不仅仅是关系到建厂之初能否率领全厂职工克服重重困难，能否顺利地打开局面而不受到挫折，从而渡过“万事起头难”这个难关，也关系到能否站稳脚跟、高瞻远瞩地进一步大刀阔斧地向前迈步这样的一个大问题。此外，以范凯时与程希来为首的各方心里都十分明白，由谁去担任这个厂长是关系到公司内的“天平”倾倾斜的重大问题，谁也不会轻易地让步或退出争斗，不到“进退维谷”之时，谁都不会放手，谁的心里都清楚，如果让范凯时得胜，那范凯时就更加“权倾一方”，程希来也就更加没有说话的余地；如果程希来提出的人选得到通过，那势必就会增加程希来的“砝码”了，天平向程希来一边倾斜，也许会向“平分秋色”的方向发展，这当然是程希来所期望的。由此可见。双方的角逐似乎进入了一付“决斗”的架势。也许，程希来有点天真，或者是当事者混旁观者清吧，你也不看看会议参与者的阵势，你有几个拥戴者？范凯时有多少个紧跟者？你有多少力量可与范凯时争个高低？在范凯时看来，你程希来也太不量自力了吧。

范凯时向来老谋深算，在面临重大问题时往往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他故意退让一步，让程希来先提出厂长的人选。程希来想，这有什么可犹豫的，他早就想跃跃欲试了。其实，他的算计果然不出范凯地所料，他最希望让陈振强去当这个厂长，陈振强与他合得来，再加上他是一个忠诚老实、正直正派之人，叫他去当厂长当然是一人合适的人选，他虽然没有当过钳工，也没有经历过电修工作，但在电力公司里打滚了十多年的人，还有哪项电器不熟悉的？更何况他是去当厂长，不是去当技术员的，这有什么不胜任的？再说啦，他去当厂长后，生技股的正股长的位子就空出来了，向祖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转”正了，这不但符合当前要重用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向祖奋的作用。他更可以放开手脚地去干了，这样做岂不是一举两得吗？他想，他的这个建议肯定会得到大家的拥护。

也许，程希来真的是太天真了一点，也太“想当然”了一点，你是从公司的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的，人家难道也都会像你一样地这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否则的话就不存在社会的复杂性了，当然也不存在“你虞为诈”这个名词了。范凯时早就料到你会提出这样的动议，而且也早就谋划好如何对付你提出的动议了。他要先看一看会上有没有人拥护你的动议，哪个人紧跟着你。在等了多会没有人响应程希来的动议后，他就不紧不慢地开腔了。他说，老程啊，你不是常常在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你提出让陈振强去当厂长，岂不是“外行领导内行”了吗？诚然，我也不是说陈振强同志不适合担任厂长的职务，众所周知，陈振强是个工作踏实、为人正直的好干部，他担任生技股股长以来的工作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他从未干过钳工，也没有在电修车间里去工作过，无论是对于配电屏还是变压器，对他来说都是相当生疏的，你要他去担任这样生疏的工作，这岂不是等于“赶鸭子上架”吗？这样做不但对陈振强同志自己不利，也对新建厂不利，说得难听一点，这等于是有点捉弄陈振强的意思啊。所以啊，我对于老程提出的动议还是慎重考虑一下为妥，我们电力公司懂电气的人很多，我们应该扩大视野，思想解放一点，让适合的人选去担任这个厂长的职务。

不言而喻，程希来听到范凯时带揶揄的话相当反感，心里自然是极不舒服的，但他也不好立时去反驳他，更使他难受的是，他竟然对他平时与人谈论的“外行不宜领导内行”的话别有用心地搬到会议上来刻意地“移花接木”，其用心是太险恶了一点，其实，这也是他“做贼心虚”的表现，他也不去想一想，你自己作为电力公司的领导，对电气技术内行吗？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的呀，你是怎么去领导电力公司的？而且还是大权独揽的，谁也奈何你不得。你不懂电气技术能当上电力公司的领导，陈振强怎么就不能胜任厂长了？就你行，人家就不行了吗？这真是一种强盗的逻辑，真是岂有此理！他尽管气愤难平，但他最终还是极度地克制了自己，不去回敬他这种不值一驳的话，此时，他忽然猛省到范凯时是一个有利必争、有权必夺之人，他岂肯会轻易地放弃这个重要的地盘？我确实是太天真了一点，再说啦，他在会上是处于极端优势的位置，任何人休想撼动他，还是忍了吧，退一步海阔天空，还是不与他去争高低为好，尽管他的脸色还是显露出他的不满情绪，谁都看得出来。

    范凯时看到程希来不敢来与他对阵，也就算了，他如果敢来向他叫阵，他必然地用更猛烈的“炮火”来回击他。此时，会议陷入了寂静状态。范凯时觉得，还是按照“既定方针”的部署走下去为宜。他对此早就有了谋划，并对佟为民布置了如此这般的图谋，佟为民也对此心领神会。于是，他就按原来的计划先“虚晃一枪”，他说，大家既然没有继续提出新的人选来，那我就先提出一个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来商讨一下，在说出这个意见之前，我首先要说明一下的是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图，而是为了开展工作出发，我想提出的人选是褚根才同志去担任厂长，因为他工作踏实，为人诚恳，大家对他都很尊重，由他担任厂长是相当适合的，当然，他是去兼任厂长的，在公司里仍然保留着副经理的职务。不知大家的意见如何？

除了佟为民心中有数以外，谁也没想到范凯时会提出让褚根才去担任厂长，程希来更是如此，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范凯时会在会上提出让褚根才去担任厂长的职务，范凯时在变什么戏法？他葫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药？他真的会让褚根才去当厂长？他认为这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肯定是在耍什么花招！

其实，会场里最傻眼的还是褚根才自己，他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了，范凯时怎能会叫他去当这个厂长，就算是真的那样，这样大的事总该向他打一个招呼吧？也好使他心中有数呀，这样突然袭击式的做法真叫人感到有点上不够天、下不着地的感觉，被他搞得天花乱坠，摸不着头脑。褚根才此人有自知之明，他早就感到自己年已过半百，又无技术特长，上级领导给他一顶副经理的帽子，原是看重他是从“老电厂”出来的人，而且一贯来忠于职守。现在，他觉得自己确是不适应形势了，该是到退下来的时候了，腾出一个位置好让年轻有为的人去担当对公司是有利的，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的地方。范凯时今天提出的这个令人意外的建议使他猝不及防，他想，这肯定不是他的真正用意，范凯时这个人的心思他岂不知道，他也曾经发出过“老褚年纪大了，该要让给年轻人”的信号，他也并没有产生过什么想法，而现在却要玩起什么“变脸”的戏法来，那他究竟是在搞什么名堂呢？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肯定是不会叫他去当这个厂长的，其真实意图是在搞“障眼法”而已，过后必然会推出真实的意图来，于是，他就毫不犹豫站起来说，范经理你真是太抬举我了，我这个人别的不清楚，对自己还是比较清楚的，我年老百半，又无什么特长，这个副经理帽子是领导看重我的历史而给我的一个荣誉而已，我当然清楚自己是不胜任这个职务的，现在是到该退下来的时候了，你怎么会反其道而行之啊？你要说就明说吧，用不着转弯抹角的，我也不是一个贪求虚荣的人，我早就作好这个准备了，退掉这个位置，好这些年轻人出来接班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你就不要把我“赶鸭子上架”了，好吧。说着，他真的向范凯时常人深的一鞠躬，表明他的诚恳态度。

范凯时听到褚根才这样出自内心的话，倒是觉得真的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是的，他此举确是搞虚晃一枪，但真的没有要戏弄褚根才的意思，他是一个忠诚老实之人，去玩弄这样老实人不但没有用处而且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他范凯时绝对不会去做这样愚蠢的事。于是，他连忙对褚根才说，才能褚呀，你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提出的这个建议，无非是人尊重老干部出发，让一个靠得住的人去领导这个新建立起来的工厂而已，你千万不要想到别的地方去。好了，你现在既然已经表态绝不要当这厂长，那就另外考虑其他人选吧。

有了这一番的“垫铺”，范凯时就可从容地按部就班地进行了“既定”的计划了。佟为民不失时机地在会上提出一个动议，他说，现在是改革开放时代，应该让年轻人出来担任厂长，大家知道，陶刚烈是一个复员军人，政治上可靠；他在电修车间里工作多年，业务上进步很快，已能独当一面地检修电器设备，群众关系也好，是一个值得难得的人才，我看他完全是可以胜任厂长这个职务的。

这一来，大家的心里都像明镜似的看清楚了，正如“图穷匕见”的故事那样，范凯时的真实意图就完全显现出来了，谁的心里都清楚，没有范凯时的事先安排与吩咐，佟为民是绝对不会在会上提出让陶刚烈这样无名之辈来担任这个厂长职务的。程希来此时才如大梦初醒似的清楚了，范凯时提出让褚根才去担任厂长原来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其作用是为范凯时与佟为民演双簧戏的一个开场白而已，有了这个“垫铺”，戏剧就会演得精彩起来，范凯时真是一个好导演、好演员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开场白，人家也许会说他早就有意安排让他的远房侄子陶刚烈来当这个重要的职位。褚根才自然也松了口气，他不用担心去当“鸭子”被人赶“上架”了。

会上自然不会有人对佟为民的动议提出异议，因为谁的心里都清楚，谁反对佟为民的协议实际上就是反对范凯时的意见，你提出的意见不但不会被采纳，还要背上反对范凯时的包袱，谁还会那么傻呢！范凯时自然知道没有人会敢反对由佟为民提出的动议，但他为了总装出一付善于倾听大家的意见，表现出一付民主的风范来，故意给会议酝酿了一段时间，在静寂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开腔说，既然大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我看就按佟为民同志提出的意见表决了，在表决之前，我还想说几句，大家都知道，陶刚烈是我的远房侄子，多说他的优点是不适合的，涉亲避嫌嘛，但我作为公司领导，也应该对此有一个态度，举贤不避亲嘛，应说的话还是要说几句的，刚才佟为民同志也说了，他在部队里锻炼多年，政治上是可信的；到公司后，他善于学习、钻研，进步很快，这是有目共睹的，是吧？正如佟为民同志所说，在改革开放时代，我们要善于重用年轻人，让他们出来锻炼是有好处的，当然啰，年轻人嘛，有优点也自然就有缺点，但没有关系，只我们能及时关心他、爱护他，对他的缺点能及时地指正，他很快就会成长起来，就能当好一个合格的厂长。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我看就可以进行大会表决了。谁都知道，在电力公司里，范凯时一言九鼎，他说的话自然就付诸实施。经过表决，四票赞成，一票弃权（程希来），会议就形成了决议，公司决定成立《电力设备厂》，由陶刚烈担任厂长。

程希来对陶刚烈原本没有什么成见，他之所以投弃权票是出于对范凯时的不满情绪，他也太自以为是了，一会儿说要“涉亲避嫌”，一会儿却又说什么要“举紧不避亲”，这两个完全对立的东西怎么可以这样随便信口雌黄地互相交融？电力公司是一个国营企业，不是你家的私人作坊，岂能由你一个人信口开河地说东道西地如入无人之境而自由驰骋？在他的心目中，哪有民主讨论这样一个概念？于是，他就只能用弃权票的形式表白自己的不满情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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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陶刚烈来说，叫他去当《电力设备厂》的厂长是没有思想准备的，这有点像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馅饼，当佟为民找他谈话时，他心里确确实实地、暗暗地有点吃惊，世上的事，真是有点奇怪，你昼思夜想所追求的梦想往往难以实现，而想都没想它的梦幻竟瞬间变成了现实。他是一个机灵人，他当然知道这些奇事决不会无缘无故地降临，肯定是有其必然相联系的原因，他猛然想到，这必定是他的这个当经理的远房姑父范凯时在“遥控”，如果没有他的安排，这个“美差”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落到他的身上。不过，他心里还是有点搞不明白，这样的大事，为什么不事先向他打个招呼，使他也有个思想准备，他为什么要用“突然袭击”式这样的方法？真的使他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与这个远房的姑父的关系可说是有所来往但并不算亲密，原因是早先他们家看到这个远房姑姑与范凯时的夫妻关系并不和谐，时常发生争吵，其中原因据说是双方都有“婚外情”，所以他们家也就不好意思多走动，后来陶刚烈被招工到电力公司后，范凯时把他安排到电修车间里去当学徒，而大多数人被分配去当了外线工，他为此心存感激，这明显是他出于关怀他这个远房的内侄。特别使他感动的是，他事先并没有特地去过他家，要求他在安排工作时有所照顾，更没有向他送去过什么礼品，而他的心中却有他的位置，这是值得令人尊敬的。为此，他心存感激，每逢春节时，他总会拎着一瓶酒去拜年。他所带的酒并不是什么出名的名酒，只是汾酒之类稍有一点名气的酒，低档的酒是不宜在拜年时当作礼品去送人，当然他也不会为争面子去买茅台或五粮液之类的名酒，他不会去做“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蠢事，那时的工资只有区区三四十块钱，一个月工资如买了一瓶茅台酒的话，那就要紧衣缩食了。陶刚烈是个性格很内向的人，心里的想法不大会轻易地表露出来，别人难以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的内心世界，他做事历来很果断，也不大会去听别人的意见，就按自己的想法去我行我素地干，这就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他当时想，既然“降大任于斯人”，那我就不必推辞，有机会去显露一下自己的才干也很难得，我绝对不能放弃这个难得的机遇，让我去试试也未尝不可。但他也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立即表态，对于领导赋予的使命就感恩不尽地马上表示要尽力而为地去工作，决不辜负领导的栽培之类感激涕零等话，他只是对佟为民相当平静地说了一句，既然领导信任我，那就让我去试试看吧。

在筹备工作之初，他就考虑到班子中的骨干极为重要，特别是车间主任和会计是关系到工厂能否顺利发展的大问题，也关系到他这个厂长能否顺利开展工作的关键所在，他经过深思熟虑以后，觉得只有让他的师傅严国平来担任才最合适，因为他对各类电气设备精通，是整个电修车间的技术权威，而且他的钳工技术也很出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能手，叫他来担任车间主任是众望所归。对于目前装配像配电屏这样的行当，对他来说真可说是小菜一碟而已，因为他对变电所内的各种各样的继电保护及种类仪器、仪表都烂熟于心，凡是变电所里的设备发生故障，只要他人一到，故障就立时排除。他对变压器的结构及性能更加精通，凡是发生故意时，他简直是“人到病除”的，没有哪个人不对他竖起大姆指的，日后在开始制造变压器之时，他就有用武之地了。会计也是一个重要人中，他是内当家，厂内的重大事项都是离不开会计的，有关商务机密更是个关键人物，难怪有人说，会计是厂长的参谋，也是厂长的心腹，这是在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他考虑了很久，准备叫他的朋友钱声望来担任会计，此人原先在一家镇办厂担任会计，由于与厂长的一个“心腹”发生矛盾，觉得待下去没有多大意思就主动地向厂长提出辞职，离厂出走了，现在正好空闲在家休息，于是他想请他“出山”来做会计，通过洽谈，他终于同意他的聘任。出纳也是一人重要人物，首先要人贤慧、嘴严实，忠诚职守，他觉得向工程师的女儿向如兰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她已经作为子女工招进厂里来了，叫她来当出纳是一句话的事，他叫向如兰来当出纳还有另外的考虑，厂里目前没有技术人员，少不了要请向祖奋工程师帮忙，她女儿在厂当出纳，他自然就有了一份“责任感”，请他帮忙肯定会顺利得多，至于另外一些并不急需的管理人员可以随时聘用，不必急于一蹴而就。陶刚烈本来就是电修车间里人，对于本车间里的人当然是相当熟悉的，对相邻的铁附件车间里的人当然也很了解，所以挑选人员自然就得心应手的了。陶刚烈虽然是刚过而立之年的人，但他的思想成熟较早，魄力也大，再加上他在部队里滚打了四五年，在电修车间里又学习工作了四五年，这就造就了他有能力接受了这个新的挑战，而且一开始就能应付自如，能按部就班地建立起自己的“王国”来。

其实，范凯时对陶刚烈的性格并没有多少了解，因为他们虽然是亲戚关系，但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更谈不上深谈，特别是俩人单独接触的时机更少，所以他只从侧面了解到他的一些基本情况，只知道他的工作能力还行，到公司里来的表现不差，群众反映也尚好。当初，他在考虑让他去担任厂长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他手中实在没有适合担当此任的、符合他意愿的人选，与其让程希来的人去当厂长，还不如让“自己人”的人去当，因为他毕竟是自己的侄子，尽管是远房的，但总归是亲戚嘛，常言说得好，自己的人手臂朝里弯，在面临关键的问题时，他总不至于会站到程希来那一边去的。在任命他当了厂长以后的十多天的时间里，倒使他有点刮目相看了，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干起事来倒是很有魄力的，而且还有点雷厉风行的态势。本来嘛，他想在他组织班子之前，他总会到他这里来征求一下他作为公司领导、又是姑父的人的意见的，哪怕是什么“真主意、假商量”那种出于应付态度也好，那他就可以给他“指点迷津”了，特别是会计、车间主任之类的重要职务人员是一定要属于“自己圈子里”的人，这绝对马虎不得，一定要慎重考虑为宜，因为这不但关系到工厂时的“命根子”，也关系到他自己作为厂长的切身利益所在，这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他总不至于会立马由自己做主去安排人员的，就是摆摆摆样子也好，可他就是没来，其实，他能到他这里来是有好处的，对他今后开展工作肯定是有利的。谁知，他连他的人影都没看到就竟然立即自作主张地去任命这些重要的人员了，他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这真是难以设想的事，要知道，是谁让人去担任这个厂长的？你担任了厂长也就进入了公司的中层干部的行列，无论是名气还是待遇都是大大地提高了，难道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吗？需知，你今后的工作成功与否，也必然要牵涉到我这个当姑父的，如果你在工作上出了失误，我这个当姑父的就自然脱不了干系啊。他也从中看出了他有他独特的行事风格，不像是一个会“遵循规矩”、“遵守潜规则”之人，在当今社会，规矩与潜规则是必需要遵循的，否则你就“吃不开”。那就他先去“吃点苦头”也好，年轻人嘛，不吃点苦头怎能深刻体会到社会上的“复杂性”？不吃点苦头就不可能成熟起来，那就让他去跌跌撞撞地滚爬一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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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刚烈经过几个月的实践与思考，觉得车间里的生产效率低下，有些人是在混日子，也难怪，车间里的生产骨干原来就是公司的老人马，国营企业里的全民职工，铁饭碗，他们习惯于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照样拿工资，谁也奈何他不得，倒是那些新招进来的职工家属及子女，虽然他们也是有背景的人，但他们没有技术，学徒工身份，没有什么资本和架子可摆，在工作时，他们不得不谦虚谨慎一些，学习技术方面也比较努力，否则他们将永远无法上进。再则，工厂是集体所有制，实行自负盈亏政策，一旦工厂长久入不敷出的话，他们的待遇就要降低，甚至工厂关门，树倒猢狲散，那就要失业了；而那些全民职工就不一样，工厂倒与不倒跟他们毫无关系，即使工厂倒闭，他们还可以回到铁附件加工车间与电修车间里去。再说，他们现在虽然在“集体企业”里工作，但他们的待遇还是参照公司原来的待遇处理，工厂里的经营好坏与否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你说，他们在工厂里干能有积极性吗？

陶刚烈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不及时去纠正这种状况而任其发展下去的话，情况将会愈来愈严重，直至不堪收拾、工厂关门为止。到那时，我的名声狼藉，威信扫地，嗤之以鼻，成为万夫所指的庸才或不堪入目的败家子，这样的结果远不如当初不接受这个厂长任命要好上千百倍，不至于留下这个臭名声。那么，究竟如何防止出现这种局面而去对付这种复杂的局面呢？那就是他近来思考的问题。他经过一番绞尽脑汁地苦苦思索，最终探求到一个初步的“改革方案”来解决这个难题。他想。工厂目前生产的主要产品是制造配电屏，其整个生产过程只是把一些仪表、继电器及空气开关及隔离开关之类电器在屏柜的框架内固定好，然后用电线连接起来就行，这样的工艺，既没有技术含量，也没有复杂的工序，其装配的效率决定于手工的熟练程度和工人的职业道德，也就是说取决于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只要工人思想上想要多做一些产品，生产效率就能马上提高起来，而要解决工人的“思想动力”的“钥匙”是实行工资“计件制”，而“计件制”的前提是要计算出一只配电屏一般需要多少个工作日。这个问题应当说并不困难，如果能深入地去研究一下，确定一个配电屏大约需要几个工作日是并不困难的。如果实行“计件工资制”的话，那目前“吃大锅饭”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工作的效率就可以成倍地提高。当然，他也考虑到，在开始实行时，生产定额不能定得过高，定额如果不能让工人们“有利可图”的话，他们就必然要丧失了工作的积极性，工人们不愿干，那“改革”就无法实施，一切都将化为泡影，其结果就要出现“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严重局面，不但我这个厂长当不成，还要遭人讥笑、唾骂，这样的局面当然是不想看到的，也是绝对要防止的。为此，开步必需要慎之又慎的，既要防止把定额定得过低，也不能把定额定得过高；既不能丧失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不能实施后“工资高得出奇”，出现“天花乱坠”的乱局，必需稳妥地进行，在初始阶段，生产定额在通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定得稍稍低一点，让工人们有利可图，在工作熟练程度提高以后再去逐步调整定额，这样稳妥地去进行就可有效地防止“乱子”出现。另外，对配电屏的“铁壳子”的制定定额比较困难，因为制作它的工序首先由钳工担任，然后由电焊工接任，组成柜壳后再由喷漆工来喷漆，凉干后就成为“柜壳”，交付电工去固定各类电器、仪表，然后连接电线。从工种的类别来看，电工的工作相对比较简单，定额自然比较容易，而“铁壳”制作的复杂，搞定额就自然复杂困难得多，不过，也不用着急，这个任务可以叫严师傅与钱会计傅去搞。他还考虑到搞定额时一定要掌握好两个原则，一是计件工资发放后经营上不能出现亏损，一定要有利润产生，否则工厂迟早就会倒闭；二是定额不宜定得过高或过低，过高了虽然职工有积极性，但不能维持下去，过低了职工就没有生产积极性，搞定额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当然，要把握好这个额度就必需要通过严密而科学的研究后才能得到，事前必需要经过一番努力。此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产品的质量问题，严国平师傅从一开始就提出，我们的配电屏一定要严格把好质量关，一定要按“国标”的标准制造，在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质量验收，质量不合格的或者质量存在瑕疵的产品绝对不能“混蒙过关”，这可是我们厂存在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他还考虑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妥善处理全民职工与集体性质职工的关系问题，按规定，全民职工参照公司原来的待遇进行发放，在实行了计件工资后，全民职工的工资待遇怎么办？是不是也一同实施计件工资制？如果出现集体制职工（大多数人是家属及子女工、土地工）的计件工资高于全民职工的话，那势必就会出现矛盾了；如果集体制职工的计件工资低于全民职工工资的话，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他们原来的待遇就比全民职工低，一旦出现相反的情况那就麻烦了。一则是，这些全民职工一般都是生产上的骨干，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工龄上都具有优势，二则是，他们是带学徒工（大多数是集体制的新招来的家属及子女工）的师傅，学徒比师傅工资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一旦学徒挣的钱比师傅高了，那怎么说得过去？如果果真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怎么去处理？无论是传统观念或是目前社会上流行的潜规则，全民职工都是占尽先机的，如果要他们“处于下风”的政策肯定行不通，而且汪定要碰壁。陶刚烈想，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实行“一厂两制”，集体制职工实行计件工资后，全民职工往“高处”靠，如果他的计件工资高，那就按计件工资发放，如果低于固定工资，那就按固定工资发放，他们肯定就没有什么意见了。目前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总不能因噎废食吧。当然，事物总是要向前发展的，经过一个的实践，发现什么问题就去解决什么问题，一步一个脚印地干下去才是正确的方向。

陶刚烈说办就办，毫不犹豫，定额制就坚定而扎实地干起来了。其实，世上有许多事情是“砻糠搓绳起头难”，只要下决心去开好头，后续的事就会顺利成章起来，如果一开头就犹豫不决、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的话，那以后就必定是举步维艰、寸步难行的。难怪有人说，开头是成功的一半。

为了使计件工资制工作从一开始能顺利地开展，陶刚烈决定召开了一次全厂职工大会，会上，陶刚烈向职工强调了推行计件工资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说，我们是集体制性质的企业，其经营是自负盈亏的，不像电力公司那样的国营企业性质的单位有铁饭碗可以捧，咱们捧的是泥饭碗，一不小心掉下地就碎，碎了就意味着我们要失业了。大家知道，电力公司只要电杆上的三根线不断（即使断了也可以马上接回去），收入就源源不断地流进来，不用担心经济收入，旱涝保丰收的，可我们就不一样，我们是要靠生产出来的产品去过日子，我们厂制造的配电屏要经过市场的考验才能推销出去，如果产品不合格或虽然合格了但质量比不过人家，最后就要遭淘汰，我们厂的产品如果丧失了市场，那我们的工厂就只有关门了。即使产品尚好，但由于经营不善，也会造成入不敷出，出现亏损，长久亏损也会倒闭，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工厂倒闭了，首先倒霉的是集体制职工，全民职工还可以回到公司里的铁附件加工厂或电修车间里去，而你们只能回家，集体性质的职工绝大多数是家属工和子女工，你们当初高高兴兴地进厂来上班，一年后或几年后就残兵败将的溃退拆散了，像树倒猢狲散那样地回家去，真不是滋味啊，我想这是大家都不有意看到的。既然大家都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工厂解散倒闭，那我们大家就必需要争口气，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打响第一炮，我们就有希望了！当时，陶刚烈的激昂的讲话博得了职工雷鸣般的掌声。

厂里的职工都知道陶刚烈的行事的风格，他是一个说到做到、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人，所以他们在职工大会以后，就抱着拥护态度坚定地跟着陶刚烈走，干起工作来也都十分卖力。装配配电屏的工作是分组进行的，不可能大伙儿聚在一起干，这就方便了计件工资制的推行。分组时就必定要师傅与学徒搭配或是出师不久的青工与熟练工搭配，由于一个组的人员只有二三个人，面对面、眼对眼的就没有人会偷懒，比较容易形成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的局面，所以，当计件工资制一开始实行的时候就很快地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局面，大家都想打响第一炮，生产的效率就自然大大地提高了，这有点出于陶刚烈的意料。

果然不出所料，当第一个月的计件工资计算出来后，大家都兴奋异常，各个组的平均工资为五十多元，组里的熟练工一般可以拿到六十多元，学徒工也有四十多元，个别组的高手则有七十多元，比公司里的一般全民职工的工资还高出了一截，能不令人鼓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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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厂的工人工资能拿到六七十元，这不能不算是电力公司内的一条“重大新闻”，它必然会引起强烈的“轰动”，有许多全民职工傻眼了，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们纷纷都去问有子女在集体厂里工作的同事，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在得到确实的回答后，他们不得不发出感叹，我们全民职工怎能不如集体厂的职工了呢？陶刚烈这个人平时看上去蛮老实的，他当了厂长以后怎么会一下子变得“邪乎”了呢，他竟会如此忘乎所以地动出这样别出心裁的事情来？他是不是着魔了啊？否则哪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当然也有人说，人不可貌相，别看他平时沉默寡言的，其实他的魅力和胆识没显露出来，一旦有机会，他自然就会“露峥嵘”了。各色各样的说法与下半夜都有，赞扬的、批评的有，歪曲的、恶意攻击者也有，其实也难怪，在当今社会里，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立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有子女在集体厂里工作的职工，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子女的如此高的收入，自然是赞扬陶刚烈这样的创举，说他是一个敢说敢想、敢做敢为的人；没有子女在集体厂工作的职工，看到这些人刚进厂不久就拿到比他们自己的工资还高出了一截，心里自然不平衡，他们就发起牢骚来，老子在公司里辛辛苦苦地工作了十多年，怎么不久哪些毛头小子和小丫们了？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的事！平时对陶刚烈有点看不惯的人则干脆说，陶刚烈是一个道道地地不思后果的冒失鬼；而那些颇有改革思维的人（大多是知识分子一类）则认为陶刚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一个富有改革创新思想的实干家。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范凯时当然是知道集体厂里的改革创举。当初，在开始搞计件工资制时，他就想，这个陶刚烈也真是太妄自尊大了，这样大的举动怎么连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忘乎所以地干了起来？万一发生了不堪设想的后果怎么办？你独自一人能担当得起吗？如果请示了领导，领导就可为你承担了一部分责任，你也就有后路可退，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但他又不便张扬，陶刚烈是他自己推荐出来的，他做出不尊重自己的事来，他怎么能说得出去？人家听了，岂非笑话？这岂不是自打耳光吗？他心里只能祈祷他不出乱子了。不过，他认为陶刚烈此举其实没有什么过错，就不过是太刚愎自用了一点，作为集体性质的工厂，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实行计件工资制也应是一种革新的精神，是无可厚非的，他没有正当理由去干涉，更不能去抱着反对态度。现在，他听到职工有许多反映也难怪，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凡是改革创新的事总是会遇到说三道四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走一步看一步”，不是有人说嘛。这叫“摸着石头过河”。

程希来当然也听到职工们的各种各样的议论，陶刚烈虽然不是他推荐的，但他并没有为此而幸灾乐祸地去看待群众的议论，还觉得陶刚烈在集体性质的厂里实行计件工资制是值得赞扬的一种改革精神，集体厂如果参照公司的“大锅饭”制度的话，不会向前发展不说，最后恐怕会落得一个“靠接济过日子”的局面，这就违背了我们当初要去搞“全民办集体”工厂的初衷，所以，他在心底里是赞成陶刚烈的革新精神，不过，他也没有公开表态去支持陶刚烈，只是在肚子里“打官司”，如果当初这个厂长人选是他推荐的话，那他肯定就会公开地站出来表态支持陶刚烈的改革举动了。现在他的态度是静观其变，不管他的改革成功与否，都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他知道，如果陶刚烈的改革成功了，范凯时一定会站出来说，他推荐陶刚烈去当厂长是“伯乐之举”，是慧眼识泰山呀，陶刚烈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岂不是埋没了这样的一个人才？如果陶刚烈此举失败了他也会找出种种的理由来推托其责，他的思路从来都是八面玲珑、四方布阵的。为此，他只能对职工的议论不置一词，从不表示自己的态度。

陶刚烈当然也能听到公司内职工们的议论，这是他预先所早就料到的，因而早就有这个思想准备，他也不是没有想到过事先最好去请示一下范凯时经理，征求一下他对实行工资计件制的意见，但他想，目前在乡镇企业里早就实施计件工资制了，而且事实也证明这种措施的优越性来，已经显示出它的生命力，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虽然是“全民办集体”的企业，但这也改变不了它是集体性质的工厂的本质，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去参照实行这种已经显示出优越性的计件工资制呢？范凯时是一个国营企业的领导，他的思维总是站在全民企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不一定会支持我们厂去实行计件工资制这样的改革，如果他表态反对实行计件工资制的话，那我们就被动了，工作就难以进行，这样就出现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听他的意见就不能实施，不听他的意见，就会给他造成难堪，弄得进退两难，骑虎难下，如不向他去请示就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了。所以，他当时就果断地决定一声不响地干起来再说。其实，请示与不去请示对实行计件工资制所产生的效果没有两样，也不会起多大的作用，关键是在于我们的改革是否会成功，成功了他自然也不会提出异议，如果失败了，就是请示过又有什么意义呢？想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去？这其实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看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在于他说得天花乱坠，而是在于他行为的最终结果。我们一声不响地去干，最后干成功了，人家肯定是会赞扬的，世上的事总是看重最后结果的。正因为如此，他对现在职工的议论不置一词，他心中有数，从账面上核算来看，实行计件工资制以后，利润不但没有减小，反而增加，这就说明计件工资制的优越性，我们不必去顾及职工的这些议论，我们不但不会“改弦更张”，反而还要“变本加厉”地去继续推行这种改革。他近来考虑到必需要加强推销产品的工作，因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产品已经开始积压，如不要扩大销售队伍或改变销售方式，积压就必然会加剧，他已经向各个供电站长打过招呼，如果他们能在他们自己的所属范围内向工厂推销配电屏的话，将推销一台给予50元的奖金，他们听后都非常高兴，都表示立马去向企业去推销。别看这50元钱，这可不是当今的50元钱，买不到半斤重的小鲳鱼，那时的50元钱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当时一般职工的工资也不过是四十多元钱哪，用五角钱的菜票在食堂里就可以就买到比较“高档”红烧猪蹄一碟啊，站长们自然都很看重这50元钱，陶刚烈还有点担心其他职工会“眼红”呢，说不定又会冒出许许多多的“奇谈怪论”来，不过，他并不计较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如果一听到杂音就犹豫不决的话，那就寸步难行。他还向钱声望提出，是否可以到社会上去聘请一个有推销经验的“跑外勤人员”（当时对推销员的称呼），因为他以前接触过很多此类人员。钱声望对他说，社会上比较有经验的“外勤”一般都拿“基本工资加销售额提成”，我们这里能行吗？如果他推销的销售额很大，那他的工资与别职工、特别是公司里的全民职工会十分悬殊，也许反响会很强烈，这个情况你必需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陶刚烈考虑了一下，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基本工资加销售额提成”很合理，有了提成，推销员的积极性就很高，销售额高了，推销的产品就多，对于我们是求之不得的，这“提成”是其中的“小头”，大头还在单位里，这是双方都有利的事，为什么不行，无论对于单位或外勤人员自己都十分有利，有什么好怕的呀，只有鼠目寸光的人才不敢这么做。于是，钱声望普答应他尽快地去找。不久，钱声望就找来一位相当有声望的外勤人员老周，陶刚烈就与老周订立聘用合同。

果不其然，几个月后，厂里的产品销售额突飞猛进，几乎翻了两番，积压的产品很快就销售一空，这样就形成了“倒逼机制”，促使车间加班加点，顿时激起了一阵热火朝天的生产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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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刚烈在厂内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后，使集体厂职工工资大大地超过了公司里的全民职工的工资，导致了不少全民职工的不满的情绪，什么难听的话都有：这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那有全民职工工资低于集体职工工资的？那些刚进厂没多久的家属工、子女工的工资怎么一下子高于在公司里工作了十多年的老师傅们，这陶刚烈简直就是乱弹琴！这些话自然会反映到公司的领导层里，其实，在中层干部里，也有干部持有同样的看法，只不过没有在大庭广众说出来罢了。佟为民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最坚决反对陶刚烈这种做法的，他认为这种做法等同于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里搞两极分化，说得难听一点，其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佟为民自从当起了人事股长以后，就掌管了电力公司里的人事权，职工的工作调动、工资晋升、新招工人员的工作分配以及职工的行政处分等等都要在他的手中通过，再加上他是公认的范凯时的心腹，大多数职工都对他有所敬畏，也有不少人为了工作调动能顺利通过就不择手段地巴结他，甚至于对他送礼送钱。正因为如此，他就渐渐地觉得自己有了优越感而趾高气扬起来，随着这种优越感的膨胀，对人也就越来越目空一切地飘飘然起来，也正因为他有了这种“自命不凡”的优越感，那他就自然很看不起原本是“小兵一个”的陶刚烈，如果没有范经理的提拔，你还不是“小兵一个”？正如古人所说，小人得志，忘乎所以，他越来越妄自尊大起来了。他想，你陶刚烈当个集体工厂的小厂长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也真的是太不自量了，你怎么竟有如此大的胆量去搞出如此大的动作来？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吧，怎么竟敢把学徒工的工资一下子超过了老师傅们的工资水平？你也太狂妄了吧？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这简直是属于“翻天”的无法无天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问题！他为了表示出自己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也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敏感性，他就向范凯时提出陶刚烈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并建议他召开一次“批判会”，对陶刚烈的“危险行动”及时加以纠正，防止出“大乱子”。范凯时听了他的“建议”后，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陶刚烈的“改革措施”虽然有点儿“出格”，但还不至于到了犯严重错误的地步，也完全不需要开“批判会”。不过他也没有去批评佟为民那种“草木皆兵”的极左想法，他只是笑嘻嘻地对佟为民说，有这样严重吗？他只说了一句，并没有继续说下去了。佟为民是个灵敏之人，他摸透了范凯时的心思，范凯时没有继续“说下去”就是不同意他的说法，他也就知趣地闭嘴了。

其实，范凯时对陶刚烈此举有其自己的一套想法，陶刚烈是他自己推荐去当厂长的人，他表现得出色，自然少不了有他的“伯乐相马”之功；如果他出了什么差错或者捅出了大乱子，那他也有难以推脱的责任。从现在来看，他所推行的“改革措施”虽然是有点儿“出格”，但就当今的国家的大形势背景（指改革开放）下，也算不得什么“出规”的行为，甚至还可以说是符合形势发展“大方向”的，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问题是出在我们是国营企业，到底适不适合这种制度目前还没有定夺，如果是在乡镇企业的话，那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不过，《灵山电气设备厂》是个全民办集体有企业，它既是在国营企业里的单位，也算是属于集体性质的企业，它具有“两重性”，在提倡“摸着石子过河”精神的前提下，在企业里大胆地进行一些试验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虽然集体职工的工资大大地高于全民职工的工资，有点违反了传统观念，但有邓小平说过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句话，也就没有理由去指手画脚地去批评他们，不过，在他的心里对此也没有底，究竟应该怎样去面对，他一时还没有想清楚，所以当他听到职工的议论时，他就一直表示过自己的态度。现在佟为民向他提出来了，他觉得是应该严肃考虑这个的时候了。那么究竟是在领导班子里议论一下好呢还是召开一次中层干部会议上去讨论好呢？他一时还无法决定。

正在此时，办公室主任沈起帆走进办公室来，他看着沈起帆的神情就知道他有话要向他说，于是他就和蔼可亲地对他说，一定有事要对我说吧？

沈起帆知晓范凯时的敏感度，任何事都瞒不过他那苍鹰似的锐利眼睛，为此，他十分敬佩他，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敬畏他，他也从不敢对他隐瞒什么，既然他已经把话挑明了，那就没有说一些无关痛痒的一些“客套话”了，就直接了档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他说，近来职工们对集体厂的计件工资制议论颇多，不知你有听到过没有？

范凯时仍然是笑嘻嘻地回答他，那会听不到的，我也不是聋子，我倒是正好要听听你个人的看法，你觉得陶刚烈的改革措施究竟对不对？

沈起帆没有想到，原本他是想听听范凯时对此的看法，想不到范凯时反而会问起他对此的看法来，这样一来，反把他自己送到“风口浪尖”上去了，既然他问了，那就必需要表示自己的看法，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表示一下自己对此的看法吗，于是，他就很直爽地说，尽管有许多职工把陶恂烈的改革措施说得一无是处，但我认为他做得并没有什么过分，这对于集体性质的工厂来说是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正当措施，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创新精神。如果你去深入了解一下的话，他们厂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可喜局面，这不是正说明了他的措施是正确的吗？当然啰，每个人都有各人自己的立场，也就有了各人不同的看法，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范凯时听了沈起帆的话后，觉得他能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是难能可贵的，不像有些人，背后里说得相当激昂，一旦领导向他征求意见时就吞吞吐吐起来，不敢说出自己的“曾经相当激昂”的话来，好像是要负什么责任似的。沈起帆就不一样，他从来是光明磊落，想什么就说什么，从不像那些人那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甚至于还两面三刀，可见，人与人真是不一样。他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认为究竟应当怎样去处理这个事件。

沈起帆就直率地说，事情既然发生了，那我们就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就要去正视它，解决它，职工们有想法或有不同的看法都很正常，但也不能视而不见，要通过教育去改变他们的认识，要去改变他们的认识就需要通过两种不同的思想交锋来解决，通过激烈的辩论，谁有理就听谁的，也就心平气和了。依我看，最好能开一次干部会议，就叫它“汇报会”也可以，先让陶刚烈汇报一下有关情况，让大家来听听他所汇报的材料后再去分析、判断他所做的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然后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最后肯定就会得到一致的看法，你说，对吗？

范凯时听了沈起帆的意见后，觉得他的意见是很中肯也很有见地，确有可取之处，他很快就决定听取他的意见，决定召开一次由中层干部参加的“汇报会”，当然，还得与程希来和禇根才二位副经理去打个招呼，听听他们二人的意见。程希来与禇根才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后，范凯时就决定召开“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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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汇报会”的人员为公司领导及各个科室负责人及各个供电站的站长，会议由范凯时主持，在他说明了有关的问题后，首先由陶刚烈向大家汇报他们厂实施“计件工资制”的具体情况。陶刚烈说，他此举不是喜欢多“劳碌”这样费心费神的事，他也不是不知道此举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弄不好会“吃力不讨好，阿弄捣年糕”的结果来，以致招来许多非议，何必呢？但是，当他看到有许多职工在车间里工作时并不是很积极地投入工作，而是拖拖拉拉地，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其结果肯定要造成经营上的亏损。也许，有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可以背靠电力公司这种大树，可以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地过上班过日子。其实他们想错了，我们厂是集体制企业，在经济上是要搞独立核算的，不像电力公司那样，只有“三根电线通着电”，就不必担心发不出工资奖金，当然也不愁减少福利待遇。我们这个集体性质的工厂可就一样了，虽然我们厂是属“全民办集体”，有公司的扶助，在建厂之初时也拨款资助，但这些“资助”，归根结底是要归还给公司的，我们厂一旦出现亏损后，如不去采取积极的措施去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将势必造成不可挽回的“惯性定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是我们极为担心的事情，其结果必然要靠电力公司的“救济”过日子，久而久之，我们这个工厂的命运就难逃倒闭的命运，那是我们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我作为厂长是难逃其责的。为了防止这种难堪情况的出现，我们才不得不实施“计件工资制”，只有计件工资制才能有效地扭转这个局面，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初衷。接着，他又把实施职工工资的现状以及实施后的生产率提高的实际情况向大家汇报，以及此后所出现的利润变化，等等。他还带来了一些有关的财务报表，供大家参阅。从他的发言中可以看到，集体职工的工资确实是提高了许多，平均比全民职工还高出了许多，但实施后生产率却提高了一倍多，厂里的利润原来为零，有时还出现微亏，自从实行计件工资制后，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目前已经产生上万元的利润了，尽管数字不多，但这是可喜的现象。

事实摆在面前，实施计件工资后的积极变化是明显的，只要你不抱有固有成见的话，那你就不会对实行计件工资制提出什么异议。不过，心存不满的人总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虽然有这么许多可喜的结果呈现出来，但他还是要节外生枝地提出各式各样的、非思所异的问题来刁难陶刚烈，佟为民就是他们的其中之一。佟为民对陶刚烈说，据说你们厂对供电站的站长们许诺，如果他们推销你们厂生产的配电屏，一台就可得到50元的奖金，有无此事？还有，据说，你们对外聘请来的外勤人员老周的工资竟拿到二三百元之多，这是确实的吗？

陶刚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们为了大力推销产品，当然要想出奖励措施的办法来鼓励推销人员的积极性，这是一种商业行为，没有什么可隐瞒的，给站长们的推销奖励办法是其中之一。凡是为我们推销产品的人员，我们都会给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奖励方法，不管什么人，只要他们对我们厂有贡献的，我们将都会给他们奖励。至于你刚才提到的老周工资问题，我可以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他的确有二三百多元，有时还甚至还会更多，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因为他的工资是“基本工资加提成”的办法，也就是根据他的推销业绩来决定的，他推销得多了，提成就自然就会更多一些，三百多元是他辛勤劳动所换来的，这有什么稀奇吗？你如果愿意到我们厂来当推销员的话，如你有本事比他推销得还多，那我就会把更多的工资给你，你信不信？再说，他拿的“提成”是小头，百分之几的比率，我们得到是大头，也就是说，他拿的提成愈多，得到好处更多的是我们厂，而不是他，这有什么不合算的？陶刚烈的一席话，竟说得佟为民一时话塞、无话可说。其实，陶刚烈之所以对佟为民说出如此“难听”而“富有刺激性”的话是意面为之，他对佟为民的不良看法并非始于今日，早就有这，也是“大众之皆有之”的看法，他的为人，对领导马首是瞻、惟命是从；对职工则是熙指气使、目中无人，是一种标准的市侩习气，他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甚至于两面三套的手法更使人厌恶反感。如果是不明事理的说出一些意见的话，他就会用比较柔软的口气回答问题，而不会这样针锋对麦芒地与他交锋，而对佟为民这样的人，他就只能用这种针锋相对的态度去对待他。佟为民当然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自然不会屈从于陶刚烈的，也绝不甘于处在他的下风，肯定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去战胜陶刚烈，他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就开始反击说，老陶，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下，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政策，要始终贯彻“防止两极分化”的那种资本主义的倾向，我们在电力公司里干了十多年的老职工的工资目前只有四十多元钱，而你们刚进厂不久的学徒工却拿到了六七十元了，你认为是合理的吗？这难道不是本末倒置了？听说，你们的从外地请来的外勤人员老周，工资竟拿到了三百多元，有时还要更高些，你说，这难道不是高得太离谱了？他的工资几乎是一般职工的十倍之多！你说，你们实施的这种所谓“改革措施”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难道不是很清楚了吗？你所推销的货色，是资本主义呢还是社会主义不是相当清楚了吗？大家不妨可以去想一想，这样的做法，岂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就在佟为民沾沾自喜地欣赏自己“理论”的时候，他猛不防陶刚烈会极其迅速地反击他：“老佟，我倒想要问你，你知道不知道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改革开放就是要‘让小部分人先富起来’，难道说，邓小平同志是要我们去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你别忘记，现在可不是五十年代了，用大帽子子扣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这是不是有点不识时务了呀！”

佟陶两人的唇枪舌剑立即使范凯时感到不安，他如不果断地去立即制止的话，会议的气氛将难以控制，不会按他预定设计的方向发展，于是他就立即摆出一副严厉的脸色对佟陶两人说，你们这样的争吵有意义吗？这那里有开会的样子，你们这种态度不叫争论，而应该是争吵！甚至可以说吵架！我们这么多人到这里来开会，难道是来听你们吵架的吗？哪里还有一点像开会的气氛？我们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应该保持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即使有针锋相对的意见，也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解决分歧，而不是那种唇枪舌剑的口气伤人，我们办这个全民办集体的工厂从近的方面说是为了解决一部分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从长远来说是为了企业的发展问题，所以说，我们办这个厂是为了我们电力公司大家的事情，而不是陶刚烈个人当厂长的问题，当然也不是佟为民他自己个人的问题，既然是整个公司的问题，那我们就没有用这种个人意气去对待这个问题。依我看，你们两人本来就不存在有什么意见的，只不过是一时冲动，听了一句不顺耳的话就暴跳如雷进来，你来我往的就弄得不可收拾了。好，现在就请你们两个人先休息一下，缓和一下气氛，平息一下胸中积压的火气，多去想想自己的话是不是有点过火，这样不就是没有事了吗。我看还是让别人来发表各自的看法，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开诚公布、心平气和地说出来，通过辩论，大家最后肯定会统一起来的。

沈起帆立即站起来发言，与其说是为了想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如说是为了响应范凯时的召唤，意在迅速扭转一下会议的气氛，有了继续发言的人，而且调转了刚才的气氛，向另一个方向发展，那自然就达到了范凯时的意图了。他说，我深入地分析了刚才佟为民和陶刚烈二人的发言，其实从他们两个人的主观意图上来说是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因为他们两人都为了想把工厂搞好，只不过是认识上有区别罢了，所以，我建议他们两人都冷静下来，各自退让一下，或者是思想上转换一下就能达到一致了。陶刚烈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出发推行计件工资制，其目的是想工厂能向前发展，不想拖累电力公司的“后腿”；而佟为民是担心推行了计件工资制后发生了“两极分化”，怕陶刚烈“迷入歧途”，这岂不都是为了这个工厂能顺利向前发展吗？既然大家都是为了我们这个集体制工厂能日益壮大起来，那我们还有什么好争论的？所以，我们都应该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斤斤计较自己的狭隘观念了，你们说，对吧？

佟为民和陶刚烈都不是傻瓜，看到范凯时刚才的表态，又听了沈起帆的劝解，心里都十分明白，如果各人再坚持自己的观点，肯定得不到领导与同事们的同情，还是应当顾全大局，这才是聪明之举，于是，他们就都不再开口了，会议的气氛自然就有了改观。

用电股长仇维刚接着发言说，计件工资制对我们来说虽是个新生事物，但在乡镇企业里已经不算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了，不过在我们国营单位里确实可算是比较新奇的事物，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多年来一直推行的是“大锅饭”制度，大家都认为“激励机制”是一种“资本主义倾向”，所以大家都不敢去改变“大锅饭”这样养成懒惰的机制，新生的乡镇企业，为了生存就必需要同国营企业竞争，不推行激励机制是无法同强大无比的国营企业去竞争的，也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于是就有了“计件工资制”的产生，事实证明，他们这种激励机制是对的，大大地促使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它们日益壮大起来了，你说，这难道不是说明了计件工资制是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吗？大家知道，世上凡是新生事物的出现，都将会是有一番争论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电力设备厂》虽然是一个“全民办集体”的企业，而且也在我们电力公司的厂区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而且厂内的骨干也是全民职工，大多数的新职工也是我们公司职工的子女，也就是说，我们与这个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如此，但这也改变不了这个厂是“大集体性质”而非“全民企业”这个现实，既然它是集体性质的工厂，那它就为什么一定要按照我们全民企业的机制来管理，而不能去按集体性质工厂的机制去办事？人家乡镇企业这样集体性质企业实施了计件工资制后就大地向前发展了，那我们的《电力设备厂》为什么就不能实施计件工资制？依我个人的意见认为，他们去实行计件工资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的，而事实上，他们在实行了这种制度以后，厂内已经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变化，这难道不是说明了他们所走的路子是十分正确的吗？我们应当看到，既然实行了计件工资制，那就势必就要出现“高工资现象”，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大家要明白，“高工资现象”是计件工资制的“特征”，没有高工资的刺激，就失去了计件工资制的动力，也就失去了这种措施的生存的意义了。其实，像外勤人员老周拿到高工资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他的工资多少是决定于他的业绩，既然他的业绩显著，那他为什么不可以拿到高工资呢？这可是按劳取酬的原则啊，依我看，这主要是一个思想观念更新的问题，存在决定意识，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的思想也会跟着而变化的，当然，这有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就是处在这个“变迁”的过程。

仇维刚的这一席话，说得大家耳目一新，似乎有一股清新的空气灌进到会议室里来。大家都在窃窃私语，思维相当活跃，与会的人大多数赞成陶刚烈的改革举措。此时，向祖奋站起来发言了，他说，我听了仇维刚同志刚才的发言，觉得他说得很有见地，他辩证地说明了《电力设备厂》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这个厂的改革正遇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符合了发展的潮流，所以能取得成果。我还有要补充的一点是，实施了“计件工资制”所出现的“高工资现象”是一种必然，也是改革开放政策中的一种正常现象，邓小平同志说过，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动大家共同富裕。这说明，“高工资”的出现是名正言顺的，这不是资本主义倾向，我们必需在端正态度，这没有什么杂品奇怪的，更不要把它看成是“洪水猛兽”式的威胁，它是一种激励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我们的心胸要开阔一点，视野要远一些，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就才会有所发展，我们的企业才会蒸蒸日上地壮大起来。

程希来听了仇维刚和向祖奋的发言后，思想上有所触动。这个全民办集体的工厂是他建议开办起来的，不过，他当初提议去当厂长是陈振强而不是陶刚烈，如果当初让老陈去当厂长的话，就不一定会搞出这样骄人的成绩来。他对陶刚烈的了解不够，想不到他竟会有如此的魅力与胆略。其实，他也知道范凯时当时提出陶刚烈去当厂长也是一种“歪打正着”的结果，从后来的一系列的进程来看，他并没有对陶刚烈的工作有过多少指示，陶刚烈也从未去讨教过范凯时的什么“治厂方略”，更谈不上对他言听计从，他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实施改革的，可见，陶刚烈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不可小觑的人物。尽管他自己从未设想过集体厂应当要实行“计件工资制”，但事后的事实证明陶刚烈的思路是十分正确的，他应当支持他的工作，特别是目前还处于争论的阶段，他更应该旗帜鲜明地表态去支持陶刚烈的治厂方略，于是，他就站起来发言说，我完全同意仇维刚和向祖奋的意见，集体厂实行的计件工资制完全是正当而合法的，也符合当前改革开放政策形势的，重复的东西我就不再啰嗦了，我要补充的一点是关于发给供电站站长的推销配电屏的“奖励”问题，我认为，“奖励”与“笼络”（也可看作是行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错，“奖励”与“行贿”都是一种“商业行为”，但两者性质却完全不同，前者是一种光明正大的、正当的刺激鼓励手段；后者是一种不正当的、见不得人的可耻行为，它们是有原则区别的，前者是一种推销策略，它的前提是产品的质量合格，价格正当，符合消费者利益；而后者是由于产品的质量存在着缺陷或不合格，或者是产品的价格虚高，必需要通过行贿手段去掩盖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欺诈消费者，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这样去分析我们的集体厂是否是属于“奖励”还是“行贿”就一目了然了，大家知道，集体厂的产品质量都是经过严格检验的，价格也经过县物价局审批的，并不存在这两个问题，所以说，我认为他们的做法是一种正当的商业行为。至于站长们拿到的奖励是否属于正当合法，这要看具体的情况，我认为，站长如果是在他的朋友或亲戚间的工厂里推销的话，那不是在工作的时间内的推销，他完全可以自己享用，如果是属于在工作的时间里、在工作的范围内的工厂里去推销产品的话，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我个人的意见是，这种推销所得的资金最好把它纳入站里的“劳务收入”或者也可充入到站内的食堂里去，供大家共同享用。

与会人员大多数都表态支持仇维刚、向祖奋发及程副经理的意见，佟为民显得相当孤立，只得低头不语。陶刚烈自然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心花怒放，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来。

范凯时此时的心里很不平静，他没估计到会上有这么多的人支持陶刚烈的改革举措，而且还都是公司里有头有脸的关键人物。他此前虽然对陶刚烈的做法并不持反对意见，但绝没有像仇维刚、向祖奋及程希来那样旗帜鲜明地支持过他的举措，更没有从思想上去考虑过计件工资制在集体厂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它的优越性，通过今天会议上的争论，使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不能不说今天的会议具有重大的促进意义。看来，陶刚烈此举是成功的，不需要再怀疑他的改革措施了。在会议结束之前，他还想听一听没有发言的褚根才副经理，老褚，你没有发言，不知你对“计件工资制”持怎样态度？

褚根才是个老实人，他从来都不是标新立异的人，总是习惯于人云亦云，他听到范经理要他表态，他连忙说，我这人思想迟钝，不善于探索新鲜事物，哪会有什么看法，我看老仇、老向他们说得都很在理，我也觉得他们说得很对呀。这就是算他的表态了。

最后，范凯时总结了一番会议的成果，肯定了陶刚烈的改革举措，也鼓励了一番陶刚烈，希望他继续保持这种革新精神，在做好配电屏产品的同时，适时去开辟变压器的研制工作，你们首先可以到《宁江变压器厂》去考察一下，亦可派人到他们厂里去学习技术，然后再消化吸收，下决心开始制造自己的变压器来。向工程师与他们厂的关系很好，不妨可以通过他与他们去打交道。

陶刚烈对研制变压器早就有兴趣，听到范凯时这样说，自然就很高兴，于是他马上表态将会按照范经理的指示去做，迟早使研制变压器的工作摆上工作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