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遭贬

 

36

 

凌云到了R大学以后，她的“监督劳动”身份自然也跟随她而去，这种身份在当时是无法改变的，她当然也在R大学新闻系的图书馆里劳动，整天地做些整理、收集资料，打扫卫生等杂务劳动。另外，当局还安排她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因为她此时既不是学生，更不是教师，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一个“另类职工”了。既然是职工，自然就不能再与学生们住在一起，当然也不能让她享有与其他职工同样的待遇，但供她睡眠的地方总还得要安排的，所以她就有了这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小间。其实，这间房间是楼梯的底层，原来是摆放拖把、扫帚之类杂物用的，现在却“升格”为“职工宿舍”了。凌云当然不会去计较这些，有了这个小天地，也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可以休息，可以睡眠，也可以海阔天空地去思考，去探索，这就够了。她此刻对生活难道还有什么奢望吗？

她初到R大学时，自然会想起她此前结识的令系铃，因为她是R大学的新闻系研究生，说不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会意外地邂逅相遇，因为R大学的规模并没有像北苑大学那样大，学生也没有像北苑大学那么多，但这种“期望”却一直没有发生。其实，她也并不急切地希望想见到她，说不定相遇会给她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不碰见为好。再说啦，就是相遇的话，她们难道还可以推心置腹地谈心吗？还能说出各人自己的心里话吗？这种相遇不相倾的会见其实也多大意思。她当然不敢去向陌生人去打听令系铃的有关消息，免得人家疑虑或如临大敌似的，根本就没有过这个必要。她初来乍到，没有一个熟悉的人，她不会去这样鲁莽从事。不过，这个“意愿”还是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得到了。那天，她在校内的一条大道上行走时，正遇到路旁有一对男女学生在切切私语，虽然声音很轻，但还是被她听清楚了：令系铃被秘密逮捕了。这个意外听到的消息当时确实令她一怔，原来她也遭到章天迅同样的命运，所以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看不到她的人影。

她在来R大学之前，也已经得知章天迅被秘密逮捕的消息，她当时真为章天迅担心，不知他在逮捕以后会遭遇到怎样的严厉的惩罚？要被判刑是肯定的，五年还是十年？更叫她揪心的还可能要被押到大西北的荒漠里去劳改，整天与大沙漠打交道，其悲惨的情景可想而知，说不定连生命都还要搭上。这真是太可怕了！她想，今天的右派犹如放在肉墩上的“肉板”那样，是任人宰割的。章天迅和令系铃已经被人“宰割”了。令系铃遭“秘密逮捕”完全在“情理”之中。她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右派，与她的“知名度”相比，章天迅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已，像章天迅这样“无名之辈”都遭“秘密逮捕”了，难道令系铃这样的“大右派”哪还有不捕之理？事实上，肯定还有成百上千、甚至更多的王天迅、李系铃等右派可能早就被关进看守所里去了，只不过是大家不知道罢了。这些秘而不宣的“革命行动”之所以后来被人慢慢地得知，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其实，人们原先并不知道有人被“秘密逮捕”，只不过是大家看到某个右派突然不见了，而且此后就无缘无故地从此“失踪”。此时，那些头脑灵活的人才想到此人可能是被“秘密逮捕”了，否则的话，这个右派为啥好端端的会突然不见踪影了呢？而且在这种猜测出现以后，当局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而且也没有任何辟谣之举，难道还不是最清楚不过的吗？只不过是没有公开承认罢了。当局是有意把大家“蒙在鼓里”的。

这时，凌云心中凄风苦雨，顷刻之间，悲痛与愤恨塞满了心胸，一阵郁闷引起了一阵难以抑制的咳嗽，她连忙拿出手帕来蒙住嘴巴，不让咳嗽声四散，引起人家注意，但还是被资料室的黄主任听到了。

；图书馆的黄副主任是一个女干部，是一个热情而细微的人，她听到凌云激烈的咳嗽声就连忙走到凌云的身边，特别是当她看到了凌云的手帕上有几点鲜红的血迹，就知道凌云的咳嗽不同于一般人普通的咳嗽，显然是有病在身，于是就以十分体贴的口吻问她，是不是患病了？凌云连忙分辨说，没有，没有啊。

黄副主任还是有点不放心地问她，哪手帕上为什么还有血迹呢？

凌云回答说，那可能是咳嗽得过于激烈的缘故吧，为了使她相信，凌云还故意装出一丝笑容。

小凌啊，身体可是最宝贵的东西，你年纪还轻，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哪，你一定最要好好地爱护啊，还是到学校的医务室去看一下吧。说后，她也就回到办公室里去了。

此时，凌云真是感慨万千。黄副主任怎么会对我如此关心与体贴？我可是一个右派啊？她作为一个干部，怎么连这点最起码的“政治觉悟”都没有？难道会把目前最引以注目的“阶级界线”都忘记了？她会如此糊涂吗？我看不像，她不像是一个懵里懵懂、糊里糊涂之人，虽然她与她相处的时间很短。那么，怎样去解释这种反常的现象呢？她会不会是一个“笑里藏刀”式的人物？“友善”的背后是否“包藏祸心”？以麻痹你的警觉为先，而诱导你对她的真情，从而暴露出内心的“反党言行”？她想想也不像，伪装的面具里装不出真实的神情，从她的目光里看不出她虚伪的掩饰。她深入地思考了许久，觉得她是真实的关心自己，并不是“装腔作势”，这与此前的罗副主任一样，如果没有他的力争，她就不可能安排到图书馆资料室里来“监督劳动”，如果安排到别地去劳动的话，肯定就比这里劳动要艰辛得多。为此，她内心里感激罗副主任和黄副主任。她为此还进行了一种“设想”，人都是有千差万别的，即使对同一个事物也有截然相反的不同的认识或看法，正因为如此，才有今日的“右派”与“左派”之分。就在这些“右派”与“左派”当中，也不尽完全相同的，“左派”里面有“激进派”，也有“务实派”，甚至于还有“虚伪派”。在“右派”里面，当局不是又把他们划分为“极右”与“中右”的区别吗？可见啊，在人这个群体里，是包含着“三教九流”不同类别的群体，各式各样的类别是应有尽有的。干部也是一个人的群体，当然也是有千差万别，只要你去深入地观察一下，他们之中确是有相当大的差别，有的干部在政治运动中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毫无保留地、残酷无情地执行“阶级斗争”的法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右派”往死里整，把领袖的一句话“与人斗，其乐无穷”奉为圭臬，也作为工作上必须遵循的“圣旨”。他们以批斗人作为生活中的乐趣，根本就不会去考虑人的“尊严”和“人性与仁慈”，把现代社会普遍遵循的尊严、仁慈和人性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左派干部”都是这样的，有的人就不一样，他们在处理这些事的时候，还是比较注意到历来都应遵循的做人原则，还是要保留着做人还应有的良心和良知，在处置“右派”时，还保留着一些人的“温情”，像罗副主任和黄副主任就是属于这一个群体。他们在处置“右派”时，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情况的人。他们对待自己就是采用这样的态度。他们这样做也是有根据的，决不是凭着自己的“主观”想法而“一意孤行”的，上级不是也非常明确地说过吗，“右派”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性质虽然是属于“敌我性质”，但要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既然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右派”，那我们就不能一律采用“置于死地”的办法去对待“右派”。但“激进派”就并非如此，他们在历来的政治运动中，为了自己“万无一失”，都要去执行“宁左勿右”的方针，这种做法，几乎与国民党反动派对付共产党人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准漏网一个”方针如出一辙，在“肃反运动”是这样，在“反右运动”也是这样，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要表明他们对党忠心耿耿的。在整个“反右运动”中，上级对各个单位都下达反右“指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控制数是百分之五），如果在运动中达不到上面下达的指标，那就一定要设法如数地补上去，否则要追究责任，直到完成“指标”数为止。正因为如此，许多单位进行了多次的“补划”工作后才“完成”了“任务”。照例说，一个单位完成了“达标数”就应当是大功告成了，但“激进派”为了表示自己对党的忠贞不二，就用“超额完成”来显示“成绩卓著”。北苑大学就是这样，按当时下达的“指标”只有五百个就够了，但他们却能划上了近一千人（包括教职员）。他们宁可“超产”，绝不能“歉收”，因为在政治运动中，只能是争“先进”，不能当“后进”。这就是当时“左派”中的“激进派”的逻辑。在执行处理“右派”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不是不知道按政策要对“右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但就是不把“右派”当作人看待，在他们的眼里，“右派”既然是属于“敌我性质”，那就不应该把他们当人看待，完全用不着对“人”的待遇去对待这些“右派”！他们深知，他们的做法虽然“偏离”了一些上级的“方针”，但领导是绝对不会指责他们的，如果他们的做法向“右”偏离“的话，那肯定要追究责任。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凌云有幸得到罗副主任和黄副主任的“照顾”，觉得自己还是比较荣幸的。所以，她在资料室里工作比较安心，甚至于还有一点儿“庆幸”。

 

甘霖作为R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另一个被“监督劳动者”到图书馆资料室报到。他此前还是一个学生会干部，由于他犯上了“包庇”令系铃的“错误”而被打入“另册”的。出事那天，是由他主持左、右两派学生的辩论会的，会上的发言次序是按事先报名排定的，在轮到令系铃发言时，她手里拿着一卷资料跃上讲台，摆出一付要与“左派”辩论到底的架势来。“左派”学生知道她手中拿的是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如果让这个“秘密报告”的内容在大庭广众中“泄露”出来的话，无疑是等于“放毒”，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不允许她的“阴谋”得逞。于是，就派出三个虎背熊腰的学生上台阻止她发言，并强行动手要夺走她手中的这份资料。令系铃不甘示弱，于是就在台上推搡起来。甘霖看不惯这种强暴行为，就劝解这三个学生，希望他们不要采用暴力行为。不言而喻，甘霖竟敢在大会上公开“庇护”令系铃，就必然要自尝恶果，学校立即采取严厉措施，撤销他的学生会秘书长职务，并从此把他划入了“另类”。R大学的“反右指标”远远没有过落实，与上级的要求还相差“一大截”，已经划了两百个“右派”仅仅是完成了上级分配下来“四百个指标”中的一半，于是只好“另辟蹊径”，再“矮中取长”地去寻找“目标”。于是乎，甘霖就恰到好处地为学校领导“分忧解愁”，顺理成章地“垫补”到这个尚未完成的“两百个”行列中去了……

黄副主任看到甘霖来报到，就与他谈了一会儿政策方面的事，也嘱咐他今后要注意的事项。她自然就想到了凌云，加上面前的这个甘霖，她的图书馆里就有了两个“监督劳动者”。她想，这样也好，多了这两个工作上的“帮手”，今后无论是整理材料或是搜集资料都会“高效”得多。她听说过凌云是北苑大学里著名的才女，甘霖又是一个本校的学生会干部，对这两个“下属”如果“使用”得当，工作起来肯定会使她省力、省心得多了。她忽然想起凌云的身体不好，于是就对甘霖说，你是一个男同志，身体又很强壮，应该要多关心、多照顾身边的女同志，我看到凌云经常咳嗽，身体又很单薄，你就当作兄长那样地多关照她一下。甘霖已经听说过凌云的情况，黄副主任刚才也对凌云作了一些简单的介绍，于是他就对黄主任说，一定，一定。

从此，凌云就与甘霖一起在图书馆资料室里“劳动改造”了。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同病相怜也该应。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翻阅国民党的旧报纸，收集资料，写卡片，以供图书馆编写中共报刊史提供资料。

这一段时期以来，凌云感到比较清静，不像在北苑大学时那样经常要受到“干扰”，无法安静地生活。现在，她的工作又相对比较轻松，外界又没有对她施加什么压力，黄副主任对她也比较“放松”，没有对她过多的“管束”，所以她内心里就感到有点儿“舒畅”起来，再加上她有了这间近六平方米的独立空间，在夜深人静之际，她可在头脑里自由驰骋，飞翔翩跹。她出于对章天迅的思念，怀念的灵感油然而至，很快地就构思成了一首名叫《呼唤》的诗，后来还为这首诗谱曲，于是就成了歌曲：

 

《呼唤》

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您，

窗外是夜，

怒吼的风，

淋漓的雨滴，

但是我的心哪，

飞出去寻找您……

您在哪里？

您在哪里？

为什么我找不到您？

您是被放逐到辽阔的荒原，

还是被埋在冰冷的狱底？

兄弟！兄弟！

我的心灵为您流血，

我的呼声追寻着您！

您在哪里？

您在哪里？

 

此后，她对赋诗的兴趣愈来愈浓，因为她在心胸里，有多少悲愤与苦楚需要倾诉，有多少被压抑的情感需要喷发，她多么希冀缪斯能净化人的心灵，让人性中仁慈与博爱在心灵中滋长，让邪恶与残暴遭到贬抑，不使它蔓延成灾，让那些处在万劫不复的苦难人群摆脱苦海。诚然，她和她的同类虽然面临着极端艰难卓绝的困苦之中，但她深信，曙光一定会在黑暗的终结随之而来。此时，她胸中的感情潮流汹涌澎湃起来，诗的灵感顷刻而至，于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犹如黄河壶口的瀑布，一泻而成：

 

《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阿波罗的金车渐渐驶近，
天边升起了嫣红的黎明，
高加索的峰岭迎着朝曦，
悬崖上，普罗米修士已经苏醒。
随着太阳的第一道光线，
地平线上疾射出两点流星：
——来了，那宙斯的惩罚使者，
她们哪天都不误时辰。
……娇丽的早晨，你几时才能
对我成为自由光明的象征……
钉住的镣链像冰冷的巨蛇，
捆得他浑身麻木而疼痛。
呼一声拍起翅膀，他身旁
落下了两团狰狞的乌云，
铜爪猛扎进他的肋骨，
他沉默着，把牙齿咬紧。
她们急一口慢一口啄着，
凝结的创口又鲜血淋淋，
胸膛上裂成了锯形的长孔
袒露出一颗烈焰腾腾的心。
兀鹰们停了停，像是在休息，
尽管这种虐杀并不很疲困，
——有的是时间，做什么着急
他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
啊，这难忍的绝望的等待，
他真想喊：“快些，不要磨人”
但他终于只谋守着静默，
谁还能指望鹰犬有人性？
戏弄牺牲者对牺牲者是残酷，
对戏弄者却是游戏，刺激而高兴
一下，啄着了他活生生的心，
他痉挛起来，觉得胸膛里
敲进了一根烧红的长钉；
一下，一下，又一下，再一下，
兀鹰们贪婪地啄咬又吞吃，
新鲜的热血使它们酩酊。
赤血涂红了鹰隼的利喙，
它们争夺着，撕咬那颗心，
它已经成为一团变形的血肉，
只还微微跃动着，颤抖着生命。
痛楚灼烧着他每一根神经，
他喘息着，冷汗如水般漓淋，
那儿有空气啊，他吸入的每一口，
都只是千万只纤细的银针。
佝曲的鹰爪插透了手臂，
紧叩的牙齿咬穿了嘴唇，
但受难者像岩石般静默，
听不到一声叹息或呻吟。
镣铐的边缘割碎了皮肉，
岩石的锋棱磨烂了骨筋，
大地上形成了锈色的？底，
勾下了受难者巍然的身影。
对这苍穹他抬起双眼，
天，你要作这些暴行的见证，
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在那里
云空中显现着宙斯的笑影。
让他笑吧，如果他再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来对我泄恨，
如果他除此以外就再不能够
表现他君临万方的赫赫威灵；
如果他必需以鹰隼的牙爪，
向囚徒证明胜利者的光荣；
那么笑吧，握着雷霆的大神，
宙斯，我对你有些怜悯；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普罗米修士微微地一笑，
宙斯居然也显示了困窘。
“问话且慢说，普罗米修士，

     《海鸥之歌》
灰蓝色的海洋上暮色苍黄，
一艘船行驶着穿越波浪，
满载着带有镣链的囚犯，
去向某个不可知道的地方。

囚徒们沉默着凝望天末，
深陷的眼睛里闪着火光，
破碎的衣衫上沾遍血迹，
枯瘠的胸膛上布满鞭伤。

船啊！你将停泊在哪个海港？
你要把我们往哪儿流放？
反正有一点总是同样，
哪儿也不会多些希望！

我们犯下了什么罪过？
杀人？放火？黑夜里强抢？
什么都不是——只有一桩，
我们把自由释成空气和食粮。

暴君用刀剑和棍棒审判我们，
因为他怕自由像怕火一样；
他害怕一旦我们找到了自由，
他的宝座就会摇晃，他就要遭殃！

昂起头来啊！兄弟们用不着懊丧，
囚禁、迫害、侮辱……那又有何妨？
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
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

一个苍白的青年倚着桅樯，
仿佛已支不住镣链的重量，
他动也不动像一尊塑像，
只有眼晴星星般在发亮。

梦想什么呢？年轻的伙伴！
是想着千百里外的家乡？
是想着白发飘萧的老母？
是想着温柔情重的姑娘？

别再想了吧！别再去多想，
一切都已被剥夺得精光。
我们没有未来，我们没有幻想，
甚至不知道明天见不见太阳。

荒凉的海岛，阴暗的牢房，
一小时比一年更加漫长，
活着，锁链伴了呼吸的节奏起落，
死去，也还要带着镣链一起埋葬。

我想家乡么，也许是，
自小我在它怀中成长，
它甘芳的奶水将我哺养，
每当我闭上了双目遥想，
鼻端就泛起了乡土的芳香。

我想妈妈么，也许是，
妈妈头发上十年风霜，
忧患的皱纹刻满在面庞，
不孝的孩儿此去无返日，
老人家怕已痛断了肝肠！

我想爱人么，也许是，
我想她，我心中的仙女，
我们共有过多少美满的时光，
怎奈那无情棒生隔成两下，
要想见除非是梦魂归乡。

我到底在想什么，我这颗叛逆的
不平静的心，它是如此刚强，
尽管它已经流血滴滴，遍是创伤，
它依然叫着“自由”，用它全部的力量。

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
充满它的是对于自由的想望……
像濒于窒息的人呼求空气，
像即将渴死的人奔赴水浆。
像枯死的绿草渴望雨滴，
像萎黄的树木近向太阳，
像幼儿的乳母唤叫孩子，
像离母的婴孩索要亲娘。

我宁愿被放逐到穷山僻野，
宁愿在天幔下四处流浪，
宁愿去住在狐狸的洞里，
把清风当被，黄土当床。
宁愿去捡掘松子和野菜，
跟飞鸟们吃一样的食粮，
我宁愿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只要自由这瑰宝在我的身旁，
我宁愿让满腔沸腾的鲜血，
洒上那冰冷的枯瘠的土地，
宁愿把前途、爱情、幸福，
一起抛向这无限的波浪。
只要我的血象沥青一样，
铺平自由来到人间的道路，
我不惜把一切能够献出的东西，
完完全全地献作她自由的牲羊。

多少世纪，多少年代啊，自由！
人们追寻你像黑夜里追求太阳。
父亲在屠刀的闪光里微笑倒下，
儿子又默默地继承父亲的希望。
钢刀已经被牺牲者的筋骨磕钝，
铁锈也已经被囚徒们的皮肉磨光。
多难的土地啊，浸润着血泪，
山般高的白骨砌堆成狱墙，
埋葬的坟墓里多少死尸张着两眼，
为的是没能看见你，自由的曙光。
你究竟在哪里？自由！你需要多少代价？
为什么你竟像影子那么虚妄？
永远是恐怖的镣铐的暗影，
永远是张着虎口而狞笑的牢房，
永远是人对他们同类的迫害，
永远是专制——屠杀——暴政的灾殃。
不，你存在，自由啊！我相信你存在！
因为总是有了实体才造成影像，
怎么能够相信千百年来
最受到尊敬的高贵的名字，
只不过是一道虚幻的虹光。
那一天啊自由，你来到人间，
带着自信的微笑高举起臂膀，
于是地面上所有的锁链一齐断裂，
囚犯们从狱底里站起来欢呼解放！
哪一天啊，千百万为你牺牲的死者，
都会在地底下尽情纵声欢唱。
这声音将震撼山岳和河流，
深深地撼动大地的胸膛。
而那些带着最后的创伤的尸体，
他们睁开的双眼也会慢慢闭上。
那一天，我要狂欢，让嗓子喊得嘶哑，
不管我是埋在地下还是站在地上，
不管我是活人还是在死者的行列里，
我的歌永远为你——自由而唱。

远远地出现了一个黑点，
年青人睁大眼对它凝望，
听见谁轻声说：是一个岛，
他的心便猛然撞击胸膛。

海岛啊！你是个什么地方？
也许你不过是海鸥的栈房，
也许你荒僻没有人迹，
也许你常淹没在海的波浪。
但是这一切又算得什么？！
只要你没有禁锢自由的狱墙，
只要你没有束缚心灵的枷锁，
对于我来说你就是天堂。
勇敢的黑眼睛燃烧着光芒，
他走前一步，镣铐叮当作响，
暗暗地目测着水上的距离，
对自由的渴望给了他力量。

我能够游过去么？能还是不？
也许押送者的枪弹会把我追上，
也许沉重的镣铐会把我拖下水底，
也许大海的波浪会叫我身丧海浪，
我能游到那里么？能还是不？
我要试一试——不管会怎么样！
宁可做逃犯葬身在海底，
也强似在囚禁中憔悴地死亡。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在我死去之前，
也得要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即使我有三十次生命的权利，
我也只会全都献到神圣的自由祭坛上。

别了，乡土和母亲！别了，爱我的你！
我的祝福将长和你们依傍。
别了，失败的战友！别了，不屈的伙伴！
你们是多么英勇又多么善良，
可惜我只能用眼睛和心拥抱你们，
愿你们活得高傲死得坚强！

别了，谁知道也许这就是永别，
但是我没法——为了追踪我们的理想。
啊！自由，宇宙间最最贵重的名字，
只要找到你，我们的一切牺牲，
便都获得了光荣的补偿…….

他握紧双拳一声响亮，
迸断的镣铐落在甲板上，
他像飞燕般纵到栏边，
深深吸口气投进了海洋。

枪弹追赶着他的行程，
波浪也卷着他死死不放，
那个黑点却还是那么遥远，
他只是奋力地泅向前方。

海风啊！为什么兴啸狂号？
海浪啊！为什么这样激荡？
臂膊像灌了铅那么沉重，
年青的逃犯用尽了力量。

最后一次努力浮上水面，
把自由的空气吸满了肺脏，
马上，一个大浪吞没了他，
从此他再没能游出水上。

押送者停止了活靶射击，
追捕的小艇也收起双桨。
难友们化石般凝视水面，
无声地哀悼壮烈的死亡。

……年青的伙伴，我们的兄弟，
难道你已经真葬身海洋？
难道我们再听不见你激情爽朗的声音？
再看不见你坚定果决的面庞？
难道我们再不能和你在一起战斗，
为争取自由的理想献出力量？
海浪啊，那么高那么凉，
我们的心却像火炭一样！
听啊！我们年青的兄弟，
悲壮的挽歌发自我们的心房：
记得你，无畏的英烈的形象，
记得你，为自由献身的榜样，
记得你啊，我们最最勇敢的战士，
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
你从容自若地迎接了死亡。
海浪啊，请抚慰我们年青的兄弟，
海风啊，把我们的挽歌散到四方，
像春风带着万千颗种子，
散向万千颗爱自由的心房…….

那是什么——囚徒们且莫悲伤，
看啊！就在年轻人沉默的地方，
一只雪白的海鸥飞出了波浪，
展开宽阔的翅膀冲风翱翔。

就是他，我们不屈的斗士，
他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
残留的锁链已沉埋在海底，
如今啊，他自由得像风一样。

啊！海鸥！啊！英勇的叛徒，
他将在死者中蒙受荣光，
他的灵魂已经化为自由——
万里晴空下到处是家乡！

（注：《呼唤》、《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这三首诗均转摘于林昭的诗作）

 

37

 

甘霖同凌云相处了一段时期后，他对凌云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当他得知她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地为章天迅辩护，竟在会议厅里站到桌子上去，挺身而出地同不可一世的“左派”们展开了面对面的、锋相对的辩论，从而被打成“右派”时，他不禁感慨万端，敬佩不已。她真的可称为是女中豪杰了。他想到自己也同样是为令系铃打“抱不平”而被打成“右派”的，看来我们两个人的思想与行为真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在“左派”们看来，我们俩真可算是“一丘之貉”了。

他看到她身体身单力薄，十分瘦弱，还经常咳嗽，就特别怜惜她，对她也就更加关爱有加了。在这严寒的三九天气里，她在这间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斗室里生活，其艰难地受着煎熬程度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黄主任说得好，我作为与她一道工作的男同事，哪有不去关心她的道理？于是，他就到总务科去领来一只火炉和一些煤球，用于她房间里生火取暖。他还为她打水，甚至还为她烧饭。由于凌云身体一直不好，再加上当时的学生食堂里只供应窝窝头、包谷面之类的东西，所以她的食欲就愈来愈差。甘霖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就想办法改善她的生活，此时他们也有条件改善生活，因为他们俩人都是“调干生”，每月的生活补贴有二十多元，完全有条件去实施这个“计划”。于是乎，他就到附近的小菜馆里去买些清蒸鱼和肉丝炒菜之类的可口而开胃的“佳肴”来。虽然有点儿“苦中作乐”的意味，但倒也给他们俩人的生活上带来了不小的快乐。

对于甘霖对她地生活上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凌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然对他感激涕零，患难之交见深情啊。

“哎，凌云，我看你经常咳嗽，还是到校医务室里去检查一下吧，身体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最重要的宝贵财富，小病不治，大病叫苦哪，到那时可就麻烦了。”甘霖关切地提醒凌云。

“黄副主任也关照过我。我不想到医务室去，招人惹眼的，人家可并不把我们当人看待，比蚂蚁还不如，何必呢？”凌云不无伤感地回答他。

甘霖看到凌云如此悲观，就推心置腹地对她：“凌云，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我们一定要看得起自己，那些不把我们当‘人’看待的人其实他们已经失去了人性，没有人性的人难道还可以算是‘人’吗？我还不把他们当‘人’看待呢。至于一个人遭辱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要说我们这样的小百姓，就是建国功臣遭贬在历史上也数见不鲜，至于平白无辜受辱的事件也并不奇少见，例如打败过霸王项羽的大将军韩信在青年时遭到过‘胯下之辱’，这并不妨害他后来成为统率百万大军的统帅。当然，我对你说这些是有点班门弄斧了，因为这些历史的古典你比我通晓得多，我只不过是为了想刺激你一下而已。所以，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只有保留了生命，才能存在希望。正如韩信一样，如果他当年经受不起这一次侮辱而去自寻短见的话，那他就失去了后来当大将军的机会，难道不是吗？我可不甘心从此沉沦，也不相信这种怪异的、扭曲的政治形态会长久地保持下去，因为这种政治形态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只有顽强地生活下去，才有可能等到光明的未来。你说对吗？去！我与你一道到学校医务室里去看一下吧。”

就这样，他就执意地拉着凌云的手非要到医务室不可，凌云也就身不由己地随他而去。

幸好，在医务室里检查结果是“支气管发炎”，医生配给她一些药片，并叮嘱她一定要按时吞服。甘霖听后才如释重负地放下心来。

几天后，凌云的病情大有好转，咳嗽最终消失，脸色也慢慢地红润了起来。她直到此时才从内心里领悟到甘霖对她的情深意切，他这人真的是“人如其名”，对于她来说，甘霖的的确确是她难能可贵的“甘霖”啊！此时的她正如像一株荒原上枯萎的小草，就在这绝望之际，久旱逢甘雨，这株枯萎的小草就渐渐地“苏醒”了起来，接着是“虎生生”地勃起，接着就生机勃勃变青转绿，奇迹般地展现在广袤的原野上。

凌云的身体有了改观，心情也就舒畅起来。她对甘霖自然感激不尽。她对她的这个“同类”不但有了更进一层的深刻了解，还产生了对他过去所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种亲近感。特别是对于他那种面对“强食弱肉”现状勇于干预，并不顾自身的安全而敢去打抱不平的这种精神深表敬佩，再加上他那种古道热肠式的关爱，深深地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在目前这种被孤立、被扭曲的社会氛围中，她能遇到这样一个“知音”是相当荣幸的，也当然是十分珍贵的。为了表示她对他的信任，当然也是她想与他一道“苦中作乐”，她就拿出《呼唤》的歌词来给他看。

甘霖看到《呼唤》歌词后，真是兴奋不已。在这首歌词中，其文笔之优美，情感之深沉，向往之热切，深深地感动了他，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深厚文学功底、不具热情奔放富于情感的人是绝对写不出这样深沉而优美的诗句来，他情不自禁地对她肃然起敬起来，她确是一人名副其实的“才女”啊。在这样富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歌曲面前，他哪有不去聆听并随之共鸣之理？

在凌云的“领教”下，甘霖跟随着《呼唤》的旋律轻轻地哼了起来，“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您，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

随着俩人相处的深入，彼此之间有了更进一层的了解。不言而喻，他们就成为莫逆之交的朋友了。凌云觉得，她对甘霖的朋友已经没有必要对他有任何的保留了。于是，她就拿出《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这两首诗来给甘霖看。甘霖看后大为惊异并感慨万千，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不是一般人所能写得出来的，那种充满震撼与豪情的诗句不同凡响，使甘霖的心灵受到了一次强烈的冲击与震撼！他再也不能自持，对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平凡而又神奇的女子肃然起敬，对她投以惊奇和钦慕的目光。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这个奇妙而独特的女子怎能有如此非凡的才情与超凡的气魄？……

 

38

 

由于甘霖对凌云的敬佩及关爱有加，凌云也同时对甘霖以桃报李，他们俩人的感情与日俱增，越来越浓厚，越来越心心相印，他们俩就很自然地掉入了爱河。甘霖和凌云的心里十分清楚，在这种极端受压抑的社会氛围里，不经意地丧失生活信心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因为他们天天遭受折磨，日日面对侮辱，只有对未来希冀保持着永不破灭的人，才能经受得起这种艰难困苦的煎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苦难，在遇到苦难时都需要来自“外面”的鼓励和推动，才能渡过艰难的险滩，才有可能到达“脱离苦海”的彼岸。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凌云还是甘霖，他们此时此刻都需要来自对方的慰藉与鼓舞，他们才能在苦恼时互相鼓励，在平静时可寻求苦中作乐，以弥补创伤的灵魂，以及正在渗血的心脏。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只有手牵手地互相依托，互相鼓励，才能使他们增强坚韧的毅力去咬紧牙关地渡过那个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走到尽头的艰难岁月。

天茫茫，地茫茫，不知正义在何方？山青青，水青青，只有患难见真情！

凌云和甘霖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建立了纯朴而真诚的爱情。爱情之花虽然开得有点悲凉而凄婉，但还是呈现出凄美的壮丽。也许，他们悲凉的爱情之花犹如一道雨后的彩虹，在瞬息展现出绚丽多彩的靓影后迅即消失，但留在人们头脑里的印象却难以消逝。

就在他们俩人相濡以沫、相偎相依的状况进入了人们视线的时候，系里就传出了不怀好意的流言蜚语：凌云和甘霖这两个右派竟敢发生恋爱了，他们难道真的不知天高地厚了吗？不是，他们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啊！

甘霖听到这些流言蜚语以后，就立马告诉了凌云。凌云不但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惊异，反而胸有成竹地对甘霖说，你莫非是害怕了？

“害怕倒是没有，气愤难以消除。我们已经是这样了，他们还能对我们怎样？”甘霖一时难消心中之气。

“这就对了。”凌云特意露出一丝笑容，“我们不但不能害怕他们，反而要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要敢于向那些不允许我们恋爱的‘左派’先生们‘示威’。我就不相信，我们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难道连自由恋爱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是哪一条法律规定不允许‘右派’恋爱的？我们不但要恋爱，而且还要去登记结婚！”

甘霖的情绪显然被凌云的逆向思维“激励”起来了，他不无动情地说，对，我们绝对不能被他们这种横蛮而不讲理的威胁吓倒，我们偏偏要把这些无理的恫吓当作耳边风，用针尖对麦芒的举措去应对他们的挑衅。于是乎，他们故意地手挽着手在校园内的林荫大道上漫步，大模大样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显示出他们罗曼蒂克的爱情来……

那些“左派”的先生们不是白丁，他们也完全看得出，凌云和甘霖这种明目张胆的“反挑衅”行动显然是蓄意与他们相对抗，新闻系总支书记张南轩对此特别怀恨在心，因为他事先曾向甘霖打过招呼，叫他要注意影响，你目前的紧迫任务就是要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虚心地、老老实实地接受群众监督才是唯一的出路，不能分散精力去谈情说爱，以后思想改造好了再去谈恋爱也不迟嘛。但这个甘霖却把他的忠告当作了耳边风。他心中忿然，你们要与共产党相对抗难道会有“好果子”吃吗？会有好的下场吗？等着瞧吧！

果然有一天，甘霖到系总支办公室来向张南轩提交一份他要与凌云结婚的“申请报告”。

张南轩草草地浏览了一下“申请报告”的内容，才知道是他们俩人的结婚申请，想得美！他就怒气冲冲地对甘霖说：“你们右派分子还想结婚？你们结什么婚啊？我只听说过不少右派分子都在离婚，可没有听到过右派分子要申请结婚的！你们就别异想天开吧，我现在正式地向你宣布，你们的结婚申请是一种抗拒改造的表现，理所当然地不予批准！”说着，他就当着甘霖的面把那份“申请报告”狠狠地撕得粉碎，并搓成一团掷进废纸篓里去了。

甘霖面对张南轩这种横蛮无理的做法只能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因为这里不是讲理的地方，他无力反驳张南轩专横跋扈的举动，他除了把“苦果”吞咽进肚子里难道还有其他的办法？他只能忍辱，只能忍气吞声，他只能悻悻地退出他的办公室。

凌云见到甘霖灰心丧气的神色就知道他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她心里就清楚，她与他想结成眷属的美梦已经化为泡影了。不过，她仍然还是想问个清楚：“怎么啦？张南轩没有批准我们的结婚申请？”

“他不但没有批准我们的结婚申请，还淘了一肚子气！”甘霖懊丧地说，他把张南轩刚才的横蛮无理的做法告诉了凌云。

其实，凌云此时对结婚并没有抱什么热切的企求，只不过是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所驱使，她心里也清楚，既然他们这些人已经散布出恶意的流言蜚语来，他们自然就存心不会让右派们的日子过得“舒心”日子，所以她对这个“申请”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奢望。他们不批准右派分子结婚算不上什么奇怪的举动，因为在他们看来，右派分子是捏在他们手中的一个“玩物”，要怎么玩就怎么玩，要怎么耍就怎么耍，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他们根本不把右派当人看待。所以，这样的结局就没有什么奇怪可言了。不过，她猛然想到，既然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与他们有作对的意思，那他们就必然会动出脑筋来惩罚我们，我们必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甘霖。

甘霖听后并不十分同意凌云的看法，他想，他们还不至于坏到这样的地步吧？凌云听了甘霖的想法后说，但愿如此吧。

 

39

 

凌云的估计没有错，后来发生的“事件”最终验证她的估算是完全正确的。在毕业分配时，甘霖被分配到新疆建设兵团的农五师的一个劳改农场里，不言而喻，这是对他“不听话”的惩罚，并限定甘霖势必在九月一日前离校。甘霖心中有数，这明明是张南轩蓄意戕害他，刻意地叫他去尝尝反对他的“苦果”。他此时才觉得自己是的确太单纯了。当初，凌云认为张南轩不是一个善罢甘休之人，他肯定要找机会来惩罚他们“不听话”的行为，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然而他却不同意凌云的看法，认为张南轩不至于会坏到如此的地步。现在看来，张南轩果真像凌云所预料的那样，他终于等到了惩罚我们的机会。不过，他并不因此而后悔，他觉得，身为一个“七尺男子”总得应该挺起腰杆来做人，不能总是俯首听命、惟命是从地去苟且偷生。正如流沙河的《草木篇》诗中所描述的“白杨”那样，纵然被风刮倒，还是直挺挺地躺着！

凌云觉得，甘霖被分配到新疆农垦师劳改农场里去是她害了他的结果，她为此感到十分内疚。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她没有与他在一起工作，如果她没有与他发生了恋爱关系并去申请结婚，张南轩也就不会对甘霖产生他“不听话”的“不端行为”，他自然也就不会去惩罚甘霖了。由此看来，她是导致甘霖被“流放”到新疆去的“源头”。她痛心疾首地对甘霖说，是我害了你啊，我早就说过，他们这些人肯定会伺机报复的，只要你有“得罪”过他的地方，他们这些人绝对不会放过一切机会来惩罚你的。

“不，话不能这样说，这根本不是你的什么罪过。我们哪有去‘得罪’过他啊？这明明是他有意与我们过不去！除非你像当牲畜那样地听话，他们的虚荣心才会满意。我们能去当牲畜吗？”甘霖的情绪显然是激动了起来。

“可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要劳燕分飞地分隔于天南地北了。”凌云不无懊丧地说。

“不！他阻挡不了我们，我们总有一天会相聚在一起的！”甘霖情深意切地说。

“不，我怕——，我怕你回不了啊。”凌云沉重地说。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甘霖坚毅地对凌云保证。

……

离别的一天终于到了。凌云和甘霖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依依惜别。此时，涌向列车的人流车水马龙，但在凌云和甘霖的眼里却如荒无人烟的荒野，他们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凌云心中有说不出的苦楚，心如刀绞般的难受。她的眼眶里饱含着凄怆的泪水，目光颤抖痉挛，神情寒栗悚惧，回想起这半年多来甘霖对她无微不至的关爱与细致入微的体贴，他们心心相印，情深意切。虽然他们所处的氛围有点凄凉，但也“填补”了他们心中的不少“空缺”。此时此刻，这美好的一切终将消失，她真的怀疑她所面临的现实是不是处在梦境？

甘霖看到凌云如此凄凉的神情，完全理解她心中的苦楚，他不能像她那样地表示出悲凉的神色，否则的话，会更使她难舍难分，更加深离别的痛苦。于是，他对凌云说，相信我，我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回来！

“呜——”，当火车的鸣笛声响起时，列车就要启动了，甘霖不得不向凌云握手告别，他无奈地登上列车。凌云一直注视着甘霖的窗口，看到他伸出窗外的手频频向她致意，她也不停地向他挥手致意，直到列车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大地之中……

 

40

 

凌云虽然一直与母亲保持着通信联系，但她在信中从未提及到她在学校里“反右派运动”中所遭遇到的“麻烦”。她宁愿自己咬紧牙关，也不向母亲吐露一丝一毫的悲惨境遇，因为她不想母亲为她分担痛苦，也不忍母亲为她终日愁眉苦脸地背上了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不过，自她从北苑大学“转校”到R大学以后，她就无法再向母亲隐瞒下去了，因为她无法“说清楚”转校的原委来。其实，她即使不说，她母亲也完全可以从她的同学、朋友的渠道中得到这个消息的。其实，她已在信中已经隐隐约约地提到了“反右”的情况，她已经得知自己的女儿在“反右运动”中遇到了“麻烦”，只不过没有“道明”罢了。

徐冬梅自从得知了凌云在R大学里被“监督劳动”以后，心里自然焦急万分，特别是当她了解到女儿身体不好时，她就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了。女儿是自己的心肝宝贝，能让她在外面遭受到如此的“尴尬境地”，她总得想出一个办法来去为女儿“解危济困”。当然，她心里也十分清楚，“反右派运动”是党中央最高层面“钦定”的决策，是任何人所无法“改变”得了的，一旦被“碰”，就无法幸免。无论是“政要”还是“巨星”都不能“网开一面”。章伯钧是共和国的部长，又是“民盟”主席，因他在座谈会上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主张，结果成为全国“第一号右派”。她当时想，政治层面上的纷争是说不清楚的，阳奉阴违、你虞我诈、口是心非等等在政坛上的常见的事，因此在政治上的斗争在所难免，也是不足为奇的。但在科技界和文化艺术界就不一样了，他们之间的争论都属于学术观点方面的分歧，要把它强扯到政治斗争上去就难以理喻了。从世界级的著名力学家、清华大学副钱伟长，到文坛上大明星、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丁玲，还有鲁迅的挚友冯雪峰，著名大诗人艾青，他们怎么也会被打成“右派”了？如果说，文艺界里的争论，还可算是“思想意识”范畴里的“斗争”的话，那末科技界的科学家呢，像钱伟长那样的人，他们提出的一些提法，纯粹是学术上的观点，怎么能强扯到政治领域里去？说起来真的有点不可理喻。这些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反右派运动”的淫威之下，一个个都被“中箭落马”，个个都变成了“过街的老鼠”，难怪那些“小儿科”式的大学生，说几句“不当”的话，自然就难免“挨整”了，她的女儿就是如此。所以，在徐冬梅的心中很清楚，她女儿被打成“右派”决不是她女儿的过错，所以她并没有去埋怨她女儿，因为这是一种“天意”。一旦“灾星”临头就无法逃避。她自己也耳闻目睹地看到自己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他们被打成“右派”都不是由于他们在内心里确实包藏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祸心”，而是由于中了“阳谋”的“引蛇出洞”谋略所致，这能责怪他们吗？她自己的女儿也一样，她作为母亲难道会不了解自己女儿的心思？从她在高中毕业时“弃学参干”的这件事情上就完全可以说明她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片赤胆忠心！像她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去“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岂不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她心里清楚，过多地去分析“反右”的“前因后果”并没有什么用处，你能去“扭转乾坤”吗？还是不去想它为好，当务之急是只要能使自己的女儿摆脱困境就行，其他的就不必去管它了，她也没有能力去管它，这是她面临最现实的问题，于是她就挖空心思地苦思冥想起来……

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想到了一个能解救自己女儿的办法来。在大革命时期，她在革命活动中曾结识了一个叫S的朋友，那个朋友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民主党派）“七君子”，解放后，她自然就拥有一个显赫的“位置”，最可贵的还是她并没有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倒霉，而且还算是一个民主党派中顶呱呱的“左派”人士。她与她有过浓厚的交情，她能不能帮助她的女儿脱离苦海？女儿毕竟只是属于一个“小儿科”的“右派”，根本算不上“罪大恶极”，这样就有条件去为她改变“环境”。于是，她决定亲自到北京去一趟，去找那个S朋友，试探她能否帮忙，让凌云暂时“摆脱”一下困境，而不是为她“解脱”，这总还说得过去吧？退一步说，就算这个希望未能如愿，她也应该去看望一下自己身处困境的女儿嘛。

她毅然决然地这样去做了。

她真的没想到，她这个“如意算盘”竟然相当顺利。S不但热情地接待她这个老朋友，还很爽直答应她到R大学去一趟，J校长与她关系不错，估计以“回家养病”为由还是说得过去的，更何况J校长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果然，凌云请病假“回家养病”的申请立即得到批准。

此举如此顺利地办成，真是有点出于徐冬梅意外，想不到“困难重重”竟会“迎刃而解”，她真的是心喜万分。第二天，徐冬梅就如愿以偿地携带着凌云离开了R大学，搭上南下的列车，直奔江海市而去……

（《上卷》作于2009年10月~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