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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一曲悲歌》第三章 书生

已有 720 次阅读2010-11-24 09:04 |

第三章  书生

 

15

 

“国际多事之秋”刚刚过去,“不平凡的春天”在人们毫不在意的情况下冉冉来到了。有人说,如果没有这个“国际多事之秋”,中国也许不会有这个紧接着的“不平凡的春天”,没有“不平凡的春天”也就不会在这个春天里发生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中国的历史也许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但是,世上没有“如果”,也没有“也许”,中国的历史的发展轨迹注定要按这个方向发展的,它发展的方向不以人们的设想为转移,因为这条“发展轨迹”早就在中国现代革命战争的进程中所决定了的,“国际多事之秋”不过是一个诱发的因素,只是在这个“诱发因素”的诱导下提前“显现”罢了。

世上没有“如果”,也没有“也许”。

19572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在这篇著名的讲话里详尽而精辟地论述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由来,以及它的性质及正确处理方法等。他还论述了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也有可能向敌我矛盾性质转变。此外,他还辩证地分析了“出了坏事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把坏事转化为好事”。在文艺政策方面,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方针,同时也提出了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等等。他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一定要清除掉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他号召党内外要勇敢地向党组织内部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我们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关系一定要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应当说,毛主席的这篇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更加信任,也激发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更加充满信心,对于某些干部身上出现的错误或缺点也有了比较正面的、清醒的认识。

19574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了《关于整党运动的指示》。“指示”中说,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党地位,有许多同志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去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中还强调指出,本次整风运动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是和风细雨。我们一定要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政策,积极鼓励广大干部和群众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去。

在毛泽东“讲话”和中共中央“指示”感召和鼓励下,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都积极地向各级党组织提意见的热潮中去。各级党报也大量发表他们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尤其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提出猛烈的批评。随着运动的深入,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的胆量也愈来愈大,他们提意见的内容逐渐转向到政治体制及党的领导等层面,当时比较突出的有: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即在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此外还有钱伟长、华罗庚、费孝通、章乃器等知名人士发表了一系列的建议或批评意见的言论,许多首都的著名高等院校首次出现了“大字报”,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到处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随后,“大鸣大放”、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向全国漫延;许多全国闻名的报刊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发表比较大胆的通讯,批评某些党组织的官僚主义,如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和“在桥梁工地上”。在文艺刊物上也刊登了一些内容颇具独创、风格有鲜明色彩的小说,如王蒙的中篇小说“组织部里新来的年轻人”和刘绍棠的小说“西苑草”、流沙河的组诗“草木篇”等,简直使人眼花缭乱……

这就是1957年“不平凡的春天”初期的景观。

 

16

 

在首都开展整风运动“大放大鸣”的鼓动下,北苑大学不再平静如水了。

518日下午,在大饭厅门口贴出了一张无标题的“公开信”(后来被称作为“大字报”),质问学校领导当局:这次全国团代会,清华大学有代表,我校到底有没有?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公布?请问代表到底是由怎样产生的?由谁说了算?这张告示式的“公开信”具名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谭英华。他的一个相当要好的同学是学校团委干部,本来是内定的学校出席全国团代会的团代表候选人之一,听说是由于一个党委成员为了要把他自己的一个亲信选上去,就把他这个要好同学的候选人代表资格悄悄地取消了。他为此气愤难平,想到目前正在开展“大放大鸣”运动,是揭露歪风邪气的大好时机,于是就把这封“公开信”捅出去了。

由于此时正值开饭前夕,同学们下课后就蜂拥地拥向饭厅,这张贴在饭厅门口的大字报自然就很快地吸引了许多同学围观,很快地形成了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站在后面的人都伸着脖子,争先恐后地想一睹为快。

这种用墨笔大字体写在白纸上的一张通告式的“告示”,后来被称作为“大字报”。因为它字体大,寥寥数十个字,内容简明,要点突出,稍稍浏览一下就能看明白其中的诉求所在,所以立刻就会产生轰动效应。正因为它具有这种迅捷的轰动作用,它后来就很快地在“大放大鸣”中得到广泛的采用。这张“始作俑者”的大字报在校园里“一石激起千重浪”,很快地在同学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当杨路平看到这张大字报后得到了启发,霎时就有如大梦初醒般的感觉,他的头脑里很快地就闪现出一道亮光,这难道不是一个控诉“践踏自由”的一个极好机会吗?如果那天《燕湖》同意发表《自由之践踏》,让顾维旋写的这篇文章公之于众,他今天也就不会有这口气了。他现在为什么不去利用这块“阵地”呢?何不写一张大字报去大声呼疾呢?于是,他连晚饭都不想吃了,赶紧回宿舍去写大字报。他在动笔之前忽然想到,日前学校里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远远不只是顾维旋所提出的肃反运动方面的问题,在选举学生会和学校团委干部时已经没有前几年那样民主作风了,在选派留学生问题上也是如此,总是让干部子女或奉承拍马的人占了先机,如果让这种现象长期延续下去,我们北苑大学的优良传统将丧失殆尽。对,要写的话就干脆就把内容写得广泛些,像捅马蜂窝一样地把“事态”扩大,才会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于是乎,他就铺开几张白纸,拿起墨笔就写了起来,题目叫《自由论坛》。内容有: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留学生的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四项主张。他写好大字报后再仔细地校对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把大字报贴在饭厅的大门口。这一下,犹如一响惊雷在全校的天空上炸响了,这就引起了更加巨大的轰动!

这天晚上,整个校园骚动了,几乎每幢大楼的窗口都整齐地亮着,同学们都在每间房子里争论得不可开交。有的拥护,有的反对,犹如召开辩论会似的,各执已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就像蚕豆倒入沸腾的油锅里——顿时噼哩啪啦地炸开了锅……

这天晚上,章天迅像许多同学一样,心胸里波涛汹涌,久久难以平静。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思考着国际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政治事件,特别是最近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党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联系到这些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前因后果的关系?毛主席是否已经察觉到国际共运所发生的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会不会导致国内的连锁反应?我们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会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他的“讲话”难道不就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吗?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是无动于衷呢还是应该冲锋在前?我们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恣意横行而不受任何节制?他想到这里,心情就更加激动起来,虽然已经到了深夜了,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竟还毫无睡意。当然,他心里很清楚,要去做一个先行者是肯定要付出代价的,中国有句古训,叫做“枪打出头鸟”,许许多多革命先驱都是“出头鸟”,他们虽然知道要被“枪打”,但他们还是毫不犹豫责无旁贷地、执着地去做“出头鸟”,这就叫做革命精神,是一种无私无畏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惧怕牺牲或见难而退的人就是懦夫!我是一个懦夫吗?不!我绝不能去做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懦夫!一个激情的灵感骤然而至,一首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现代诗歌顷刻之间就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这是一首时代青年觉醒的诗,也是一首向“三害”宣战的宣言书。他一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五点了。往窗外一望,果然天空已经露白,新的一天已经悄然降临。他不想赖在床上再睡下去,睡意反正是荡然无存了,他干脆就骨碌起床,穿好衣服,就到洗漱间里刷牙洗脸去了……

    他吃好早餐,立即就把昨晚构思好的这首诗写成大字报,然后就当机立断地贴在燕楼的墙面上。他刚出这张大字报后,就引来了许多同学围观,一个醒目的标题《吹响时代的号角》就映入了同学的眼里。

 

吹响时代的号角

 

       同学们,

     让我们吹响时代的号角,

       争当革命潮流的先锋!

       时代正在向我们招手!

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也不必垂头丧气,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

驱散心中的迷茫,

我们齐心协力,

        把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

彻底粉碎!

把藏在阴暗角落里的灰尘,

统统地打扫干净!

   

       我们吹响时代的号角,

只有勇往直前!

       才不辜负“五四”的光荣传统!

       我们要高高举起

新思想的火种,

       点燃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梦!

 

这天,1957519日,是章天迅的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因为此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彻底地改变了章天迅的命运。

章天迅的《吹响时代的号角》这张大字报犹如一颗引发“大爆炸”的“重磅炸弹”,一下子在校园内掀起了十二级的巨浪!接下来的几天,北苑大学很快地就掀起了“大放大鸣”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的每个角落……

 

17

 

这几天来,凌云一直处在极端兴奋状态之中。她对杨路平和章天迅以非凡勇气和胆略写出他们的《自由论坛》及《吹响时代的号角》大字报一事表示无比的钦佩,并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她为自己有章天迅和杨路平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骄傲,也使她长时期积聚在自己心头的郁闷得到了释放,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自从前年开展“反胡风运动”以来,她一直在思考着当时笼罩在全国的政治气氛,这种政治气氛真的叫人令人难以理解,与新中国的“体制”不相协调,甚至有点背道而驰。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个文艺界声名显赫的权威人士怎么连提出一个不同观点的意见权利都丧失了?怎么能把一个人表达的不同观点比洪水猛兽还可怕?而且还要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迫使他就范,使之陷落囹圄!人们不禁要问:共和国的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到哪里去了?难道神圣的宪法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摆设?庄严的“国家根本大法”就成了一纸空文?那末,在产生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在哪里?是出于高层领导的“偏执”还是由于基层干部的“狂妄”?还是兼而有之?这些苦恼的思绪一直折磨着她,直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此后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以后,她头脑里苦苦思索的问题似乎有了一点新的启迪。看来,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了,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中央为什么要开展“整风运动”?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把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放到议事日程上来。几个月来,在全国的报刊杂志上,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大放大鸣”运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令人鼓舞的是“鸣放”还在进一步深入,而且在追根溯源,大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势。曾几何时,谁会想到我国的政治空气竟会如此活跃、如此生动地展开!首都高等学校也都轰轰烈烈地开展大放大鸣运动,形形色色的大字报正在铺天盖地覆盖在校园的每个角落。矛头从直指“三害”开始,目前已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发展的形势真是令人鼓舞!回忆去年“反胡风”期间,那些趾高气扬的“整人者”是多么神气活现,多么盛气凌人,他们竟把被审查者当作猴耍,并以此为乐。在这些人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人的尊严二字,法律的约束早就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的心理状态之所以会发展到如此随心所欲的程度,主要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抑制力”,致使这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恶行膨胀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她密切关注着国内和学校内的形势的发展,她觉得校内不少大字报内容确实令人称道,有的是说到了她的心坎上了。就大字报的内容而言,方方面面都有,而且是五花八门的,几乎覆盖校内所有领域的问题。有的大字报笔调风趣幽默,但切中时弊,击中要害,使她特别感兴趣。例如闻啸声借用著名的古诗《黄鹤楼》的格调写出了一首“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地空余民主楼,唯唯诺诺到处是,燕湖湖畔使人愁”诗这样的大字报,她看后真是余味无穷,这样的讽刺批评既使人发笑,又发人深省,真是妙极了,在辛辣的揶揄之余,又能散发出文学的微妙。开始时的大字报的内容大多数对准“三害”,以及分析“三害”产生的根源,后来就转向民主自由问题,接着又提出了要求“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等问题,甚至出现了内容和性质都相当激烈的大字报,如顾维旋写的“正视现实,胡风绝不是反革命”这张大字报,其醒目的标题就相当引人注目,不要说其惊天动地式的内容了。大多数人看后都感到吃惊。“胡风不是反革命?”,这样的提法是否有点出格、有点过分?用大字报公之于众,能不叫人吃惊吗!这是不是算胆大妄为了?谁都知道,把“胡风分子”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这可是党中央高层做出的,能允许你这样说三道四吗?会允许你在大庭广众之中评论这样敏感性的问题吗?她对此真的还捉摸不定。

她与顾维旋有一面之交,但此人留给她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说话声音洪亮,措词激烈,一身傲然正气的样子。她想,顾维旋之所以敢写出这样份量的大字报当然是有其渊源的,不是有人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吗?正因为顾维旋有过自己的切肤之痛,正因为他具备无畏的精神,所以他才胆敢写出不顾后果的大字报来,才会勇敢地揭露“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危害性!

“凌云。”章天迅终于在大字报前找到了凌云。此前,他已经找了她不少时间。

凌云听到有人叫她,连忙转过身来,原来是章天迅在找她:“有事吗?”

“当然有事,没事到处找你干吗。”章天迅笑嘻嘻地说,“我们还是到燕湖边去吧。”

接着,他们就来到秀丽而清静的燕湖边,在草坪上坐了下来。

章天迅对凌云开门见山地说,自从那天编委会碰头会上出现严重分歧以来,我的脑子里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要捆绑在一起呢?这叫同床异梦啊,在目前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我们何不去创建一个新的“学社”。在新的学社里,我们就可以去开辟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思想的全新天地,有几个化学系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的同学已经与我谈起过这个问题,我想现在确实有必要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学社”了,你看呢?

凌云听到章天迅提出这样令人兴奋的创举,实在是说到她的心坎上了,曾几何时,她何尝不曾有过类似的想法。她直爽地回答说,好啊,我们立即动手准备起来吧,给我们的“学社”起个什么名称好呢?

“你这个人真是性急啊,八字还差一撇呢。”章天迅看到凌云如此性急潦草的样子真觉得有点可笑,“起个名称并不难,还是到召开学社会时去协商吧,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地去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去做好筹备会前的准备工作,你说对吗?

凌云完全赞同章天迅的看法,于是他们就商讨起首先要遴选出几个合适的人员来,有了初步的人选就可以召开筹备工作的“联系会”。

 

18

 

“联系会”在经过多方协商后终于召开了,先期参加的人员有中文系的章天迅和凌云、物理系谭英华、哲学系的杨路平、化学系的闻啸声和历史系的沈时斌等人。会上首先讨论了学社及学刊的名称等问题,有的人说“百花”好,有的人说“争鸣”好,也有的人说“五四”好,汇合起来有十来个。经过反复讨论后统一了认识,要把“学社”与“学刊”的名称富有连贯性,学社名为《百家》,学刊名为《论坛》,这样就成了“百家论坛”,很能显现出办社与办刊的特色,也与目前开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相呼应。“百花”虽好,但欢喜用它的人太多,可能会导致重复;“五四”当然好,但似乎有“高攀”之嫌,我们还是务实一点好。史学上不是有“诸子百家”之说吗,这不是正好体现出“百家争鸣”之态势。会议还明确了办社与办刊的宗旨是为了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传统,提倡学术民主与自由。《论坛》可以发表各种观点的文章,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论,凡是达到一定水平的文章都可以刊登。刊物一定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要大胆地提出各种尖锐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要勇敢地抨击“三害”,坚决捍卫民主与自由的权利。会上又讨论了人员的分工问题。根据各人的特长,大家决定推选章天迅为《百家社》的社长并兼任《论坛》的主编,凌云担任学社的秘书及组织发展工作,同时协助做好刊物的编辑工作。杨路平和谭英华负责校内外的联络工作,闻啸声和沈时斌负责学社的后勤工作。同时还明确先期参加筹备工作的六人都是《论坛》的编委的成员,分工不分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做好学社及刊物出版工作。

《百家社》和《论坛》就这样顺利地诞生了。根据大家的意见,章天迅首先发表讲话,他就学社今后工作发表他个人的意见。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真是千头万绪,我理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急需要我们去做。大家知道,用“大字报”的形式开展“大放大鸣”运动是我校的首创。到现在为止,在首都高校中,我们是一直走在前列的,清华大学现在虽然也出现了大字报,但绝对没有像我校那样铺天盖地式的“热闹”,如果说我校是“如火如荼”的话,那么清华则是有点“冷冷清清”,其他的高校就更不必说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我校富有“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历来都是爱国学生运动的发起地之一,提倡学术民主,追求平等自由一直是我们的光荣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党内出现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错误倾向,校内也有许多消极的东西开始露头,如抑制民主,滥用职权,假公济私等等,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就务必要带来严重的后果,这恐怕也是党中央要提出开展整风运动的原因。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反对这种顽固的势力,单靠我们一所学校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一定要联络首都各高校,动员他们与我们站在一起,组成众多的队伍,造成强大的声势,才能战胜这股势力。为了顺利推动今后的工作,我们就必须要吸收更多的同学来加入到我们的学社中来,因此扩大组织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凌云同学身上的担子就重了。我们要加大抨击“三害”以及揭露抑制民主、滥用职权的声势,这就要我们大力地去组织稿子,我们自己不但要带头写,而且还要动员那些有才华的、已初露锋芒的同学踊跃地投稿,用我们的智慧和胆略把长在新中国社会肌体上的“固疾”坚决地铲除掉!另外,目前校内的大字报还处在“各自为战”的散漫状态,没有统一的具体目标,我们要善于引导大家把矛头对准主要的目标,绝不能自打消耗战。只有团结一致,我们的力量才能强大,才能克服面临着的一切困难。

杨路平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应该引起的注意的动向,“左派”的先生们已经开始向敢于揭露问题的人反扑了,就在昨天傍晚,陶沙浪在顾维旋写的“正视现实,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大字报面前,公开地对众多的围观人说,顾维旋写出这样内容的大字报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恶意攻击共产党的肃反政策!当时,有许多同学不同意他这种武断的说法,于是就形成了两个对垒的“阵营”,激烈地争论起来,于是就很快地成为一个小型“辩论会”。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我们对此切不可掉以轻心啊!所以,我们必须有充分思想准备,要敢于面对这些人挑战,而且要勇于向这些人挑战!

凌云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她早就有预感,两种思想观点的交锋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既得利益者”是绝对不会放弃他们既得利益的阵地,他们要坚守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必然要站出来敢于向他们挑战的言论和行动,这是不足为奇的。纵观历史,“五四”运动以来的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交锋难道不是说明这个问题吗?我们现在提出要求发扬民主,但那些大权在握、不想给人分享民主的人就必然会反对,当然,他们不会是傻到公开说他不给民主,而是搞出种种花样来蒙蔽真相,转移视线,反咬一口,甚至还要倒掏一耙,置你于难堪的境地,我们确实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会议还对其他一些应予以考虑的问题做了讨论与安排。

 

19

 

《燕湖》是北苑大学团委和学生会的校刊,它的编委是应当把执行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的指示精神作为自己的己任,现在出现了章天迅和凌云他们擅自另立“山头”创建《百家社》并准备出版《论坛》当然是不允许的,而且可看作是一种“叛逆”的行为,如不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整肃”,势必将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在这风起云涌的大放大鸣之时,特别是现在有不少人把矛头指向学校党委的时刻,如不加以当机立断的处置,其后果就难以设想。学校党委委员周起隆对此十分警觉,他立即对团委和学生会的负责人提出警示,切不可对此放松警惕掉以轻心。团委和学生会的领导对他们的顶头上司自然不敢怠慢,于是就把这个任务落入到《燕湖》主编褚刚峰的身上,并说明这是学校党委的意图,是周起隆当面向他们发指示的。褚刚峰接到周起隆的指示后随即心领神会,凡是有关政治方向上的事绝对不能贻误。更何况,他也对章天迅、凌云和杨路平等人的言行早就看不惯了。他是一个严谨的人,自从走进大学的校园起,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学习努力,工作积极,紧跟党的号召,不折不扣地遵守共青团员是共产党助手和后备军这样的训导,他还对“驯服工具论”情有独钟,觉得这个理论实在是太重要太及时了,如果把广大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要求进步的人都认知“驯服工具论”的话,中国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如果大家都心甘情愿地去当党的“工具”,我们的党组织就会变得像钢铁般的战斗堡垒,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他觉得,作为一个新中国的青年大学生,理所应当地、自觉地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的思想。每当他谈到这种理论时,他就会津津乐道地论证了一番。他虽然此刻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但在同学们的眼里,他真是一个比党员还党员的“后备军”。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先进思想观点,再加上他又富有文学才华,于是就很快地得到了周起隆的赏识,叫他担任《燕湖》的主编。现在,“大放大鸣”已把矛头指向党组织,大胆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这是极端错误的,因为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不是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上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是不足为奇的,世上还有哪个政党在执政时不发生缺点错误的?正因为现在可能有缺点和错误,毛主席不是主动地提出来要开展整风运动吗?你们怎能趁这个机会把共产党说得一无是处呢?这不是明显地不要共产党来领导我们的国家吗?!对此,他现在只能是看在眼里,愤慨在心里,因为这可是共产党自己要大家站出来提意见的,我能去说三道四吗?至于上级叫他对章天迅等人的处置,他当然是要当机立断的,他要到把章天迅、凌云和杨路平开除出《燕湖》编委会并不难,有周起隆这样坚强的后盾,又有陶沙浪这个铁杆兄弟,再去向几个编委打招呼,对付他们三个人就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章天迅、凌云和杨路平三人被开除出《燕湖》编委会的消息很快地就在校内引起了轰动,不少人提出质问:难道不允许学生结社了?结社违法了吗?今后到底还允许不允许继续大放大鸣?还鼓励不鼓励向共产党提意见?尽管如此,饱含激情的同学并没有为此而受到影响,更没有被吓倒,他们反而以更加激昂的姿态投入了战斗,更多的要求民主与自由以及反对“三害”的大字报目不暇接,并以风起云涌、铺天盖地之势很快地又形成了新一次浪潮!

尽管凌云对“左派”们有所防备,但还没有预料到这些人竟会来这么狠的一手!成立一个学社,出版一个刊物在学校里本来就是一件十分寻常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大动肝火呢?这就说明了这件寻常事的背后就包藏着极不寻常的杀机!她心里十分清楚,褚刚峰之所以敢于用“做绝”的办法对待他们几个,这就说明了他们的背后有坚强的后台做支撑,否则的话,他们是绝对不敢下这一“狠棋”的。看来,一场激烈的交锋不可避免!对此,她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她从迈出这一步起,她就准备迎接挑战,因为她心里十分清楚,要想达到一个目标,要想实现一个愿望,不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不付出深重的代价是不可能的。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使她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被开除的几个人并没有在同学中遭到孤立,相反的,有为数众多的同学都表示支持他们,声援他们。更使她感慨的是“左派”们的施压并没有取得他们所想要的效果,而是适得其反,一场风起云涌的大字报像急风暴雨般地席卷而来,够他们闻风丧胆!只要你去看一看那些令人振奋的大字报就可明白,那些视民主自由人权为草芥之人已成为众矢之的!

凌云沿着大字报栏边看边走,随着那些眼花缭乱的大字报,她心潮澎湃,振奋不已。最使她触目的大字报有:物理系的一个学生批判学校党委宗派主义的大字报,他列举了几个活生生的事实揭露党委推行宗派主义的“罪状”,还分析了宗派主义的根源所在及其之所以要推行宗派主义的意图,他思维新颖,逻辑严谨,酣畅舒展、淋漓尽致地勾画出一付宗派主义者的嘴脸,看后无不叫好;还有历史的一个学生“自由主义者宣言”大字报。他切中时弊地针对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批判。他竭力主张提倡自由,认为运用自由、享用自由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所以他反对用专制主义的手段来抑制人们自由思想的发挥,保障人权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再就是一个西语系学生的大字报,他写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为胡风喊冤叫屈”。这样一个标题本来就令人注目的,再加上其内容极其尖锐锋利,说出了一般人所不敢讲的话,这就更加吸引了众多人的围观。他公开要求为胡风平反!还有化学系的一个同学,他在大字报中勇敢地揭露学术上的专制主义和媚俗伎俩,有人以权威自居,压制不同学派的见解;也有人凭着手中的特权搞营私舞弊行为,在选派出国留学生的问题上做“手脚”,提拔亲信,排除没有背景的出类拔萃者。他坚决主张通过考试,择优选派出国留学生。此外,最近大字报还出现一个全新的动向,内容不再局限于本校内的问题,而是转向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了,特别是与民主党派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相呼应。诸如,有的为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叫好。众所周知,自从周总理在1956年提出“知识分子问题”以后,党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有了转变,但仍然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有更多的工农干部把知识分子看作为“眼中钉”,处处防范,处处设卡,所以知识分子才有“早春”的感觉,虽然面临了春天,但尚有丝丝的“寒意”;有的表示支持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希望共产党能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也有人认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说法是对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产生的这一届政府任命了十二个副总理,在这十二个副总理全都是共产党员,没有一个是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这与建国时任命的四个副总理中就有两个是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黄炎培),两者相比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人们不禁要问:共产党在筹备建国时的民主作风到哪里去了?是否是由于现在政权巩固了就不要民主党派的人士共同执政了?把民主党派人士甩了?看来,共产党当初的这种“民主作风”和“谦让精神”莫非是出于韬略而并非出自坦诚?还有一张内容更激烈的一首诗,题目叫《怒火》的大字报,是顾维旋写的:愤怒的烈火/冲破了黑暗/在漫天的恐怖下/爆发了!

凌云看了这么多的、众说纷纭的大字报后真是感慨万千,一种莫名的担忧油然而生。有的大字报内容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他们大胆地把矛头直指“三害”,对准要害,切中时弊,大快人心;但也有的大字报锋芒毕露,过于偏激,看后似乎有点忧心忡忡的感觉,特别是像《烈火》这样的大字报,使用这样的措词,把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说成了“黑暗”,这不是与国民党反动无政府相提并论了吗?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不对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说成是“漫天的恐怖”,显然是太夸大了,这样激烈的抨击能让当局“咽”得下去吗?例如“为胡风喊冤叫屈”这样醒目的标题,再加上结尾公开要求为胡风平反,会不会引起领导严重的反感与不满呢?这可是党中央下的结论啊,能靠几张大字报就能轻易地被推翻得了吗?诚然,党中央对胡风的问题的结论确是过火了一点,对于此后的“肃反运动”确也存在打击面过大而招致“运动扩严重大化”的问题,但想要高层勇敢地站出来公开承认错误是不可能的。搞政治的人都是深谋远虑的,他们绝对不会轻易地改变方略。如果一味用激烈的言词去刺激他们,恐怕会招致适得其反的后果来,这是她此刻担心的问题。还有,像“取消党委制”这样的提法也有点不妥,这难道不是明显地要叫共产党退出学校去吗?共产党会听从你的话吗?这恐怕是痴心妄想吧。她当然不是认为“党委制”领导学校没有弊病,也认为“党委制”领导中确实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外行要领导内行”这样的弊端,但就此去否定党委的领导、甚至于提出要取消党委制明显地存在偏激情绪,党中央提出整风的目的不正是为了改进工作吗?……

凌云在看完大字报后就准备离开大字报栏,刚巧碰到顾维旋急匆匆地从她面前走过去,看到他如此性急的神色就问他:“顾维旋,什么事啊把你急得匆匆忙忙的?”

“西语系马上要召开‘三害控诉会’,他们要我在大会上发言,控诉那些干部在肃反时对我的迫害。”顾维旋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

凌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有点儿五味陈醋的感觉,用“控诉会”这样的名称是否是太过分了一点?她同情顾维旋的冤屈,也支持把他把当时受冤屈的事实公之于众,让更多的人了解肃反运动的“扩大化”的恶果,从而吸取教训,对今后的工作是有益的。但如果用“控诉会”这个名称是不宜的,人家能不怀疑你这是在“控诉”共产党吗?如果把共产党犯的一些错误同过去的国民党的罪恶放在同一个位置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无论是对于共产党的领导还是对于自己想实现民主与自由的初衷都是不相容的。她担心有些人的做法太偏激了。

 

20

 

周起隆看了形形色色的、有的甚至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大字报后心潮涌动,久久难以平息,这哪是对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啊,这明明是利用整风的机会揭露、控诉共产党的种种“不是”嘛,这些人的做法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依我看,这些狂妄的人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他们简直是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了!他们难道忘了今天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能容忍你们这样无非作为吗?我们共产党是为了改进工作,开诚公布地、诚恳地希望大家能大胆地向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以便在今后在工作上能克服缺点,改进工作,想不到你们这些人的头脑竟会发热到如此的地步,竟敢把共产党说得一无是处,你们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要想共产党下台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吃了豹子胆了?共产党的台是这样容易拆的吗?这是你们的痴心妄想!

从学校饭厅门口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起,他就一直注目着局势的发展。他原先以为,写这些大字报的人是由于某些不满情绪而发发牢骚而已,现在看来,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在“大放大鸣”开始的初期阶段,无论是社会上或是在学校里,大字报的内容多数是针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后来渐渐地把矛头转向“特权作风”,向“特权”猛烈开火,接着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准了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了,这不是在明目张胆地想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吗?周起隆此时真的不理解,党中央为什么还是这样无动于衷呢?难道没有察觉到这些人的险恶用心?难道还是一味地容忍他们这样的无法无天下去?他甚至还抱怨起这场整风运动来,工作上发生一些差错是难免的,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到发现的时候改了不就行了吗,哪有这样主动上门去讨人家来说自己“不是”的?现在倒好,这些人要爬到你头上拉屎来了,这不是活该吗?当然,他这种“埋怨”并不是出于对党的忠诚,而是出于他对自己的担忧。在选拔学校出席团代会的代表候选人时,他为了把自己的一个“心腹”拔上去,就必须要把一个已经内定的候选人“拉”下来,于是就做了一个“小动作”。虽然当时在小范围内有过一些“非议”,但他采取了种种手段以后,那些“非议”就渐渐地平息下去了。想不到几个月以后开展了“整风运动”,校内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冲着他来的,他当时确实是有点惊慌失措了,自己的这条“狐狸尾巴”一旦被人揪住不放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幸好,一阵猛烈一阵的大字报把矛头直指“重大问题”,也就在无形中把“这件事”冲淡了,使他侥幸地逃过了这一“揭”,虽然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心有余悸,但毕竟是过去了。不过,他还是觉得不能对此掉以轻心,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来,这些人的胃口太大了,他们不但要把共产党在工作上发生的缺点错误统统地揭出来公之于众,使共产党的威信扫地,而且还把目标对准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出了置疑。他们的企图已经是十分清楚了,这就是要把共产党领导赶下台!不过,他对这些人的痴心妄想并不感到威慑,因为他深信共产党是绝对不可能被他们推翻的,连拥有八百万军队的国民党都被打败了,难道会让你们这些纸上谈兵的秀才们推翻?问题是他现在猜测不透党中央的韬略,到底是“忍让”还是“欲擒故纵”?他想,不管“高层”采取如何策略,这些人得逞总是不可能的。须知,任何忍耐总是有限度的,如果这些人还要一味闹下去的话,肯定会引起共产党“翻脸”的时刻,到那时,你们这些人就要倒霉了!但是,究竟会不会出现他所预料这样的局势或到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局势他是无法得知的,仅仅是他的“猜想”而已,就他自己的愿望而言,最好是明天早晨就立刻会出现这样急转直下的局势,把那些人一网打尽,统统抓进去坐牢判刑才解心头之恨!问题是,他目前的处境实在是太窘迫,简直是到了受煎熬的程度,像是度日如年似的,这与“肃反”时期过的舒心日子有天壤之别哪。那时候,只要发现某人有一点“辫子”可抓,他就可以叫他倒霉,就立即可以把他当猴耍,他顷刻间就会变成了“人猴”了,那可是多舒心的日子啊。想不到这些美景立时化为泡影,我们这些做政治工作的人遭人奚落不说,几乎是变成了“过街的老鼠”,遭人围攻,受人挨骂。回想自己当时权倾一方、风光一时的舒心日子以及那颐指气使的趾高气扬的态势,对照目前的窘迫,他对那些人真是有咬牙切齿的憎恨!他当然不甘心让这些人永无止境地这样无法无天地闹下去,一定要设法挫败他们的阴谋,但他又拿不出什么锦囊妙计来。他这几天来总是一直在思考着这样问题:党中央难道真的会这样软弱无能下去?会甘心让这些人无法无天地“爬到头上来拉屎”?他深信高层之所以对这些人“听之任之”是出于韬略,说不定是在酝酿“欲擒故纵”的策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应该“未雨绸缪”地作好思想准备,必须要考虑今后的“行动准则”了,在这样汹涌澎湃的浪潮面前,我如果能以力挽狂澜的姿态,无畏无惧地、坚决地站在捍卫党的立场上与这些人对着干,这难道不正是表现出我不同凡响的、坚定的政治立场吗?这难道不是一次难得的、有关于今后仕途晋升的良机吗?对!我一定要毫不犹豫地按照这个“行动准则”去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哪,古人说得好,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嘛,或者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于是,他就立刻着手部署行动计划,他分别拨出了几个电话,叫他麾下的几员干将立即到他的办公室来来密谋。不多时,褚刚峰和陶沙浪就先后来到了周起隆的办公室。

周起隆见他们进来就立即起身为他们沏了两杯龙井茶并端到他们的茶几上。陶沙浪不同于褚刚峰,他既没具备褚刚峰做“驯服工具”这样的条件,也没有像褚刚峰出身于干部家庭这样的优越条件,他家庭出身不好,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硬伤”。他的地主父亲虽然剥削过贫下中农,但在村里也没有留下过什么民愤,而且在解放前十几年就病死了。随着他父亲的去世,他家就很快地破落了,到解放时只剩下二、三薄田,土改时只评个“破落地主”。农会没有没收过他家什么东西,其实他家里当时也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没收的。平心而论,他背上这个“地主”的家庭成分说起来实在是有点儿“冤”,他从没有享受过什么奢侈生活不说,就连进中学读书的经费也是由他的姑妈提供支助的。如果他没有那个经济条件较好的姑妈的话,不要说上大学就是进中学去读书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是一个头脑机灵的人。他深深地知道,要不是他的学习成绩优秀,他是无论如何考不进北苑大学的,因为当时已经很注重家庭成分了。他心里清楚,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家庭成分就像一个长在脸上的“胎记”一样,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是“洗”不掉的!不过他心里也十分明白,共产党在强调“阶级成分”的同时也宣传“重在表现”,只要自己紧跟共产党的号召走,注重“阶级成分”的程度还是可以冲淡一些的。为此,他就一直在努力这样去做,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在工作上,他不但比任何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要积极上进得多,而且还比家庭出身好的同学还努力万分,无论是在政治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还是参加打扫卫生、义务劳动,他总是样样带头,事事领先,不管大小巨细,自始至终乐此不疲走在最前面。也正因为这样,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回报”,最后得到了周起隆的青睐,把他选入《燕湖》组委会。自从“大放大鸣”以来,他就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头脑里的思潮也随着这场政治运动的浪潮而汹涌澎湃起来!他冷静地分析了目前的政治形势,这种矛头直指共产党的大字报肯定不会持久,共产党是决不会允许他们这些人长时期搞下去的,因为这已经完全不同于整风初期那样的和风细雨的批评方式了,他们的胃口愈来愈大,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呀,“取消党委制”呀,“教授治校”呀,说什么“政治设计院”呀,“党天下”呀,等等。他们无非不是想把共产党赶下台吗?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我如能坚决地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坚决地捍卫共产党的利益,这难道不正是表现我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吗?这难道不是说明我在大风大浪面前吗?这可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极好的时机啊!所以,在组委会处理顾维旋的《自由之践踏》稿件时,他就坚决表示反对该文在《燕湖》上发表。此刻,他心里明白,周起隆叫褚刚峰和他到办公室来,肯定是向他们布置重要任务,这又是他一次立功的好机会了。于是,他未等周起隆开口就故意发起牢骚来:“你们学校党委实在是太迁就这些人了。如果不是另有韬略那就是政治上的麻木不仁,怎么能容忍这些乌七八糟的人搞得满天乌烟瘴气的?周书记啊,你知不知道昨晚西语系召开的“三害控诉会”?顾维旋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控诉迫害他的罪行,台下的同学都被他打动了,有不少人还流了同情的泪水,场面真的相当感人哪。依我看哪,你们如果再不采取果断的行动去阻止这些人狂妄行动的话,你们党委恐怕就要被赶出学校了!共产党还要不要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了?他说得万分激昂,像是他要被赶出学校似的。他还意犹未尽不无遗憾地说,到那时,我看你们是后悔莫及了!

周起隆听到陶沙浪这般充满激情、掏自心窝里的话感到十分高兴。当然,他心里也清楚,陶沙浪是一个富有表现色彩的人,但这无关紧要,当前是太需要像陶沙浪这样敢于顶着风浪坚定不移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人,像他这样勇往直前的干将目前确实是不多了。他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受孤立的境地,想当初肃反时期,有为数众多摩拳擦掌的人拥戴在他的周围,只要他一声令下,麾下就闻风而动,去拿人当猴耍,谁还不乐意去当这种差使?现在可不同了,那些曾遭受过冤屈的人个个都站出来控诉喊冤,连那些没有遭到过整肃的人都还要站出来为这些人打抱不平,弄得我们这些搞政治工作的干部像“黄世仁”似的处于被控诉的对象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他何曾想到竟会出现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面?如果不搞这场整风运动的话,这些人怎么会这般神气活现地舞弄起刀枪进逼我们的?这岂不是自讨苦吃吗?活该!现在吃足了苦头后总得要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了吧?问题是,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接到上级任何有关反攻的通知,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还要任其发展下去,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再站出来反击他们?连陶沙浪这样的人都猛省到这一点了,高层难道会没想到这样的危险性?不会吧,凭他多年来的政治嗅觉和洞察力,共产党绝不会糊涂到如此的地步!

褚刚峰虽然没有去参加昨晚西语系举办的“三害控诉会”,但他在当晚就听说了大会的有关情况,他感到相当担忧,这样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举动如不及时制止任其发展下去的话,这些人肯定会愈来愈猖狂,其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当他观看了顾维旋的《烈火》大字报后,他觉得这完全是一件“反革命事件”,如果“事件”出现在肃反以前的话,那顾维旋肯定要打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并立刻被逮捕判刑!可现在,没有去管制他不说,还让他继续情绪激昂地控诉共产党的错误呢,他真的不能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位事啊?其实他早就嗅出这个反革命分子的气息了,就在他的《自由之践踏》一稿中就露出了狐狸尾巴了,如果不是他们几个人竭力反对的话,他的阴谋早就得逞了。形势发展已经相当明显,当时同意发表该文的章天迅、凌云、杨路平这些人,不是已经正在与顾维旋这帮人同流合污了吗?这叫做原形毕露!回想起来,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常言道,无风不起浪,学校里之所以会出现目前这样惊涛骇浪的态势,难道不是由于月前饭厅门口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所煽动起来的吗?如果没有谭英华的“公开信”,也许不会有章天迅的《吹响时代的号角》;如果没有章天迅的《吹响时代的号角》,那后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会出现吗?当然,学校里的政治气候与社会上的大气候是相呼应的。社会上和学校里的这些人本来就是一丘之貉,他们巴不得把共产党推下台,他们配合得如此默契,如此里应外合,说不定他们在暗地里互相联络,像“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伙那样搞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想把共产党赶下台的一群反革命分子!他作为一个革命者,对此应该是要高度警觉。今天,周起隆叫他到办公室来,可能对他有所指示,有所布置,他想,在这样严重的紧急关头,为了捍卫共产党,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他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他在陶沙浪表明态度后,他也发表了上述的看法,以表示对党的一片忠心。

在褚刚峰表态以后,他就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估计。虽然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接到上级党组织的任何有关指示,从党报的姿态来看,还是在一味地鼓励继续大放大鸣,继续向党组织提意见,还没有任何要“收”的样子,但他还是有点故弄玄虚地对褚刚峰和陶沙浪说,共产党绝对不会退出学校,也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不会让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得逞,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我们切不可动摇革命意志,我们一定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坚决的斗争到底。你们不但要自己带头敢于同这些人作斗争,而且还要组织一批忠于革命的人,共同与他们作斗争!只有在党还没有公开号召我们要向他们这些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就主动地站出来捍卫党组织,才说明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党的坚决拥护者,你们说对吗?

褚刚峰和陶沙浪听了周起隆的指示后大受鼓舞,都表示一定要站出来反击这股黑风。陶沙浪忽然想起一条消息,听说鼓噪一时的R大学学生令系铃又要到我们北苑大学来演讲了。听说她已经两次到我们学校来看过大字报,她还说我们学校的大放大鸣是走在首都高校的最前列,她还说她看后深受鼓舞,要动员其他高校向北苑大学学习。可见,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们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周起隆听了陶沙浪这个消息后,觉得问题的确相当严峻,目前这个令系铃是一个煽风点火的能手,绝对不能小看她啊。如不保持警惕并及时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的话,她的阴谋就会得逞,已在我校燃烧的这场“火”在她的煽动下肯定将会烧得愈来愈旺,我们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于是,他立即就向褚刚峰和陶沙浪面授机宜,布置任务……

 

21

 

《百家社》决定要举办一次辩论会,这个意见最先是由章天迅提出来的。他认为,北苑大学的“大放大鸣”、“大字报”运动目前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左右两派观点的交锋也愈来愈激烈,几乎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诚然,就目前双方的阵势来看,还是以右派占优势,特别是双方人数对比上右派还处于“压倒优势”。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保持优势的地位相当脆弱,能否长久地保持下去就很难说了。因为这种优势的产生正是由于党号召整风而发,如果没有党中央公开鼓励人们向党组织提意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人们能这样大胆地站出来提意见吗?敢提出如此激烈、尖锐的批评?正因为党中央有这个明确的态度,大家才敢于写大字报,才敢于勇敢地揭露出社会上存在的弊端?他自己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在大放大鸣初期,那些“左派”是一直保持沉默态度的,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党中央主动提出来的,他们自然不好对此说三道四,他们作为“紧跟派”怎能与党中央唱对台戏呢?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鸣放的意见愈来愈大胆,许多社会上业已存在的弊端都被揭露出来,这不但触及到社会体制的问题,而且也触及到他们这些人的自身利益的问题了,他们能袖手旁观吗?能麻木不仁地等着他们到自己的头上来拉屎吗?能无动于衷地束手待毙吗?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绝对无法容忍的问题,他们只有站出来反击,才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当然,他们不会说出自己的内心世界,绝对不会说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才站出来反击的,他们只能冠冕堂皇地说,右派的言论已经发展到攻击共产党、歪曲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地步了,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大家都清楚,那些历来自诩为“紧跟共产党走”的人,坚称自己是“捍卫党的利益如同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的人,他们此刻如果不站出来反驳“右派言论”,这还能体现出他们对党的赤胆忠心吗?虽然,到现在为止,党中央还没有公开表态要“收”的意思,但他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对党的“忠诚”,他们还是刻意要走在“形势”的前面(他们坚信党中央迟早一定会采取这样步骤的),因为他们深知“宁左勿右”是党组织历来默认的原则,也是他们必须遵循的、永远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这些人的头脑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怪胎”,这是与党的某些领导者历来所坚持的主张有关,他们认为:“左方面的错误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而右方面的错误则是政治立场问题”。它的发生、演变以至后来成为“准则”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许多人不知道(只有亲身经历过的老干部才清楚),远在井冈山时期的“打AB团”到后来在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有数以千计的、无辜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被“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的屠杀了。而国民党在解放前对共产党人所采取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惨绝人寰的做法,大家都能在现代史或在报纸上可以偶尔看到。这两者既有相似又有区别。在相似之处是:一个是滥杀无辜;一个是草菅人命;区别则在于国民党用这种滥杀无辜的手段是用来对付他们的敌人;而当时共产党“打AB团”和“抢救运动”的党内极左派用这种草菅人命的办法中用来对付革命队伍内部自己的同志。用滥杀无辜的手段来对付敌人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用草菅人命的残忍手段来对付自己队伍里的同志却是极为罕见的。虽然后来事实证明当初所遭受冤屈的人都是被冤枉的,但却一直没有得到公开的纠正,因而就根本谈不上对这种极端错误的做法的认真批判,也就更不能彻底清算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推行这种做法的人还长期来一直得到重用,丝毫没有受到过任何政治上的损害。正因为如此,这些人对搞“政治迫害”一直来都是有恃无恐的。在前几年的“肃反运动”中,难怪他们又变本加厉地搞“人人过关”的做法,弄得“草木皆兵”似的,几乎把学校变成了一座“集中营”,有不少的教授因为受不起这样的冤屈而走上了“绝路”。事后也证明,当初的这场“肃反运动”也是搞过头了,扩大化了,后来也不得不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仍然没有去追究搞这些“极端做法”人的责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就应付过去了。正因这些人在政治运动中尝到了这个甜头,他们会轻易地放弃“宁左勿右”的“准则”吗?他们才不会这样傻呢!现在形势十分明显,我们如果不加大批判的力度和深度,不去揭露这些人的丑恶面目,他们就更加会得意忘形起来,到时候肯定会向我们反攻倒算,这显然对我们自己所不愿看到的,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极端重要的现实,我们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一定要继续持续地保持勇于战斗的精神,不达目的,决不休止!就在他思考这些问题之际,他忽然想到了R大学的令系铃,她是目前首都大学里相当有名气的人,她的思想观念新锐,发表了许多出人意外的观点和言论,对“三害”的攻击力极强。如果能邀她来我校发表演说,并参加辩论的话,那肯定能鼓动我校同学们的士气,也能使大量处于观望状态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从而壮大了我们的力量。就目前双方势力来看,那些自称“左派”的人在数量上虽不占优势,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一些学校的团委或学生会里的骨干,或者是与学校党委成员关系相当密切的人。他们这些人的人数虽少,但能量却很大,他们都拥有相当的权力,我们对此切不可掉以轻心。章天迅心里十分清楚,我们如不鼓动更多的同学们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的话,我们就不能拥有真正的绝对优势。没有真正的绝对优势,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战胜“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照样还是要到处盛行,他们甚至还要反击我们。到那时,我们就被动了。为此,我们一定要造成强大的声势,一定要发扬大无畏的精神,要敢于同他们展开辩论,要有勇气和信心去战胜他们!要战胜他们,不但要组织动员自己学校力量,还要设法去借用外校的力量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他于是就想到了令系铃。令系铃是当前相当引人注目之人,她的思想处于“前沿”,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惊人的观点和言论,从而一鸣惊人,如能邀请到她我们学校来演说并参加辩论的话,肯定将振奋我校学生的精神,这无疑对我们是相当有利的。于是,他就决定马上召开联系会,并在会上提出了他的这个想法。

在联系会上,大家听了章凌云章天迅的意见后,都觉得有必要邀请令系铃到我们学校来发表演说,只是凌云神情凝重,没有马上表态说出自己的想法。章天迅看到凌云似乎有顾虑,就对凌云说:“凌云,你的意见如何?”

凌云稍稍迟疑了一会后就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她说,我也觉得令系铃是一个敢于直言、敢于冲锋陷阵的勇敢青年,她发表了许多吃惊、羡慕、敬佩、高妙的言论,她的观点极为前导,而且令人耳目一新,我真的相当敬慕她。不过,我觉得她的有些言论似乎有点过激,对我国当代领导人也敢公开地指责。譬如,她认为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金科玉律,只适用于一时一地,不是放之四海皆可用的法宝。现在时代发生了变化,他在“讲话”中的某些条条框框就不一定适合现在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大可不必全部遵循这个“讲话”的精神,等等。依我看,公开地、指名道姓地说毛主席讲话有问题,在现在来说是不适宜的。胡风还没有明目张胆地公开说毛主席的不是,只是对文艺的方针方面提出他自己的看法,结果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当然啰,令系铃讲话产生了问题,要她自己去负责任的,但我们作为演讲会的组织者,也是要负连带责任的。我们做每一件事总要尽量考虑到前因后果,尽量不要被人抓住“辫子”,这些敏感的话我看还是不说为好。邀请令系铃到我校来发表演说当然有很大的鼓动作用,对我们今后的大放大鸣肯定会有一个促进作用,但对于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我们也要充分地考虑。所以,我的意见是,既要放心大胆地去邀请她来演说,又希望她在演说时尽量少说或不说这些极为敏感的话。我别的想法倒没有,只是有这么一个偏见而已。

大家听了凌云的发言后,也觉得有些道理,只是杨路平不理解凌云的想法,觉得她实在有点杞人忧天,并笑嘻嘻地说:“凌云,你胆子怎么愈来愈小了?”

章天迅倒是觉得凌云说的想法有一些道理,可以作为参考。其实,我们希望令系铃不说这些极为敏感的话也无关于大局,特别是有关评论毛主席的“讲话”,我也认为现在还是不说为宜。因为毛主席是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对领袖说三道四总是有些不妥,弄不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来,现在有许多人巴不得我们会犯错误,这样一来,他们就有“辫子”可抓了,我们还是小心一些吧。

大家的意见终于统一起来。最后大家决定派杨路平和谭英华俩人去R大学与令系铃联系。

 

22

 

令系铃是R大学在读的研究生。她在R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一家相当著名的报纸当过几年实习记者。后来,她又重回母校读法律系研究生。R大学是一所培养国家干部的全国著名的高等学校,不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专收国家保送的调干生。令系铃是从部队里转业以后由国家保送到R大学来读书的。她进校以后,就有与众不同的表现。她思想敏捷,有棱有角,生性泼辣,竭力鼓吹民主自由,反对事事遵循规矩,样样墨守成规。主张表达自己独特的、全新的思维方式,甚至于提倡叛经离道。正因为如此,她很快地就成为一个少有名气、具有独特思想风格的人。特别从整风运动以来,她这种性格的人就很自然地会锋芒毕露非同一般,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她特殊的“才华”,使她很快地成为一个“风云人物”,最体现出她的大胆泼辣个性是敢于公开指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指明产生这种个人崇拜的根源是由于苏联社会的僵化体制;她公开宣扬胡风不是反革命,他只不过是对文艺领域提出他自己的不同见解罢了。由于他触犯了文艺界的领导周扬、何其芳等人才招致了如此的下场,可见党内的宗派主义是何等地严重。她还说,虽然胡风的几个朋友如绿原、阿垅有历史问题,但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从“三批材料”来说,并不能说明胡风等人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由于这些极其敏感的、锋芒毕露的意见很快地在首都扩散,她就成为一个“标志性”人物,获得不少人的拥戴,她自然就很快地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新闻人物”。她不但关注着民主党派中头面人物在各种座谈会上的发言,还特别关注作为“大字报”的始作俑者——北苑大学的整风运动发展形势。她为了充分了解情况,曾两次暗暗地、没有向任何人打过招呼地到过北苑大学,详尽地浏览大字报的内容。她阅后深受鼓舞,为北苑大学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喝彩!她想,如果首都乃至全国高校都能像北苑大学那样就好了,那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民主与自由将深入人心,“五四运动”所追求的民主与自由将在中国大地上生长,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人人都拥有畅所欲言的权利,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社会体制啊。她此时真有点踌躇满志的神态,也有勇往直前的信心!所以,当北苑大学《百家社》的杨路平和谭英华前来与她联系,邀请她到北苑大学去发表演说并参加辩论会。她听后就欣然表示同意他们的邀请。

523日晚上,在北苑大学的操场上聚集了三千多人,整个操场里站满了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高约一米的平台上被耀眼的灯光照得如同白昼,其亮光一点儿也不比剧院里的舞台逊色。平台前沿放着两支立式麦克风(扩音机话筒),可供演说者或参加辩论的双方代表使用。章天迅作为大会主持人,首先走上台去,他站在台前的麦克风面前宣布:“现在,我们首先请R大学的令系铃同学向大家发表演说,然后再开始辩论会。”

令系铃不紧不慢地走到麦克风前,看了看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后就开始了她的演说。她说,同学们,我今天相当激动,能有机会到北苑大学来与同学们一起参加谈论时局,发表自己个人的一些看法真是相当荣幸。当我一迈进你们的校门起,我就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情不自禁地感到舒畅,这与我校的沉闷空气正好相反,我们那里的官僚主义习气实在是太重了,大家都感到沉闷。北苑大学真的不愧是一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学。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学生历来是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不管是三四十年前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还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反独裁、反内战的“一二·九运动”,我们大学生都是勇往直前,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我们在争民主、争自由的伟大斗争中历来都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革命的目标和任务虽然是变了,但我们神圣的使命却不能变,因为革命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只有永远高举着民主的旗帜才能永葆革命的青春。众所周知,任何一次革命运动,都不可能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清除掉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那些顽固的封建思想意识决不会轻易地、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共产党为什么要开展整风运动,就是因为在我们共产党干部的头脑里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也就是说,有许许多多旧社会所遗留下来腐朽的封建残余思想意识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错误观念还深深地留在这些干部的头脑里,如果不及时地加以清除的话,就必然会给我们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在这场大放大鸣运动中,就已经被揭露或暴露出的问题和弊端来看,可以说是极其触目惊心的,如果不是大放大鸣的话,这些丑恶的东西会轻易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吗?别的不说,就我们的高等学校存在的问题而言,难道不是值得令人深思的吗?有不少高校里的党委成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他们从来没有跨进过中学的校门,不知“几何代数”为何物,更不要说那些“阿基米德”、“万有引力”、“爱因斯坦”或“黑格尔哲学”了。试问:像他们这些对最起码的科普、社科知识都不懂的人能胜任高等学校里的领导工作吗?这样的干部能领导得好我们高校里学识渊博的教授吗?能做好我们这些思想敏锐的学生的思想工作吗?这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种现象只有在我们的中国有,这样的咄咄怪事也只能在我们中国里发生!像这样的干部来统管学校的各项工作,有时甚至可以干预校长的事务,难道不是极为稀奇古怪的事吗?这些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着的事实。这些干部,对学校的教学工作虽然外行,但搞起政治运动来却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特别是“整”起人来他们可是毫不手软的。在前几年的肃反运动中,就是这些人在学校里搞“人人过关”,弄得“草木皆兵”似的,学校里真的有这么多的反革命分子?就是因为这些干部,使得有不少平白无故的教授被逼得走上了绝路。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令人痛心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肆无忌惮呢?依我看啊,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头脑里缺了一“点”,这一“点”恰恰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是什么呢?这一“点”就是“民主”。大家知道,“主”字如果丢了一“点”的话,不就变成“王”字了?就是因为这一“点”之差,“民主”就变成“民王”了!头脑里没有民主意识的人就是“民王”!

台下的学生们听了令系铃这一句精彩的话后,顿时暴发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民主万岁”口号声响彻了整个操场的上空。由于一阵接一阵的欢呼声,使令系铃的演说无法继续下去了。于是,章天迅就大声地对着麦克风向台下的同学们说:“请大家静下来,让令系铃同学再继续讲下去。”

大约过了二三分钟后,操场上的欢呼声才慢慢地静了下来。于是,令系铃又充满激情地继续说下去。她说,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我看这个问题还不能肯定,现在下此结论还未免过早。依我看,那些报纸上公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都是苍白无力的,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在运动刚开始时,我也写过文章批判过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也很可耻,觉得自己的脑子怎么能不通过自己的思考就跟随着大家跑呢?后来我想,如果胡风是一个反革命的话,那他为什么还把自己的意见书明目张胆地提送给党中央呢?这岂不是自投罗网、自找苦吃吗?世上哪有这样愚蠢的反革命啊?胡风是这样愚蠢的人吗?再说啦,人家是光明正大地向你提交一个自己观点的意见,不管他提的意见正确与否,就算是人家提的意见偏激了一点,但你也不能用“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来对待人家,不允许人家有丝毫申辩的权利就把人家打成了反革命!这岂不是太独断独行了吗?即使是胡风的意见确实是错了,那也只是一种思想上或观点上的认识问题嘛,也绝不是什么反革命啊!你怎么可以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去对待不同观点或意见的人?这岂不是太有失公允了吗?太没有雅量了吗?再说啦,现在党中央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胡风所提的意见基本一致,根本不存在什么“反革命”问题。那么,这种做法是从哪里学来的?我看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用这种手段去压制不同意见的方法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做法!在三十年代,斯大林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对待自己同志的,数以百计的将军和苏共中央领导成员,甚至是党中央领导的第二、三把手,如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都是由于与斯大林意见不合而受到他残酷无情镇压的。斯大林为了维护个人权威,彻底消灭与他意见不合的“异己分子”,牢固地建立起他个人专断的统治,就进行了一场空前的、惨绝人寰的“大清洗”,数以百万计的忠诚的、无辜的共产党员遭到屠杀!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令人深醒并引以为戒的吗?!

马克思主义者告诉我们,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仅仅是斯大林的个人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里,法国就不会,因为苏联是从一个封建主义国家过渡而来,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这一阶段,因而缺乏民主思想及民主传统这个基础。由于缺乏这个民主的基础,当斯大林恣意横行之时,广大公民就丧失了捍卫自己尊严的权利了……

此时,台下又突然暴发起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令系铃说得好!”,“我们向勇敢的令系铃致敬!”,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在演讲会开始之前,褚刚峰和陶沙浪等十几个人早早地就来到了操场,他们聚集在一起,像是一群侦察员伏在阵地前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台上的动静。他们对周起隆临行前的面授机宜的“决策”当然是不敢怠慢的,他们不但要把今晚令系铃发表演说的重点都要记住,而且还要立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解剖、分析她言论的反动性与毒害性,而且还要当机立断地抓住“要领”并要以雷霆万钧之势驳倒她,叫她尝尝我们北苑大学左派的厉害!一定要增强自信心和发扬无产阶级的胆略,敢于与令系铃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狠狠地、系统地反驳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但是,自从她的演说开始以后,会场上所出现的热烈场面是他们预先所没有估计的,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到令系铃的演说竟然会得到如此众多同学们的热烈拥戴,会场上会出现如此轰动的局面!褚刚峰和陶沙浪他们看到了这样热烈拥戴场面后,内心里未免有点心虚,我们这十几个人能与这么多人抗衡匹敌吗?此时此刻,陶沙浪和褚刚峰的心里都有一番别样的滋味,都在盘算着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步骤去面对。陶沙浪想,在这么多人拥戴的情况下走上台去与令系铃展开辩论,这岂不是自找倒霉?这无疑是鸡蛋去碰石头!除了被灰溜溜地轰下台外恐怕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是,他此刻又觉得不能在这紧要关头时刻发生动摇、后退,否则的话,周起隆肯定会永远地瞧不起他,他也就从此永远地丧失了周起隆对他信任,此前的一切忠诚也就一笔勾销!他当然不能这样轻易地放弃它,绝不能让这几年来的苦苦追求付之东流,这可是几年来的心血啊,即使被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不过,他觉得还是先看一看褚刚峰的态度再说,如果他也胆怯了,动摇了,他就没有必要去带头冒这风险,因为他自己心中有数,他与褚刚峰在周起隆的心中地位不一样,褚刚峰才是他的“心腹”,而他自己至多是他的一个“随从”而已。此时褚刚峰的心绪也是处在七上八下之中,像一只小舟颠簸在巨浪之中,极其艰难地、身不由己去把稳舵把,浑身处在摇晃之际中。这也难怪,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激烈的政治风浪。这在解放以后的时局中,哪有这么多人敢于公开与共产党作对的?难道这些人真的是吃了豹子胆了吗?想在共产党的天下与共产党作对会有好果子吃吗?我看这些人真的是利令智昏了!他当然深信不疑地认为,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允许这些人如此无法无天长期闹下去的,但是,现在不仅仅是我们学校里如此混乱,全国到处一样在闹,特别是民主党派高层,他们的言论更为激烈,大有逼共产党让权之势!如此看来,问题的严重性就是相当错综复杂的了。在眼前的情势中,我们作为党的紧跟者,如果不敢上台去与令系铃辩论的话,那岂不是等于默认他们说得有理,默认我们左派无法抗衡他们,只能是认输了吗?那么这些人也就更加会肆无忌惮起来,我们今后会将面临着更会严峻而被动的局面。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势下,我们仓促地上台去参加辩论,有取胜的把握吗?能得到同学们的支持吗?万一迁怒了这么多被蒙蔽的听众、并被他们轰下台来的话,那怎么办?其结果岂不更糟?这真是两难啊!他想,此时此刻的令系铃是巴不得我们这些左派不敢上台去与她辩论,那她就更加会得意洋洋起来,更加会趾高气扬起来,这难道不是更助长了她的反动气焰吗?这个令系铃,实在是太可恶了,她不但敢于发表这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反动言论,还公然在如此众多的人面前公开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辩护,说什么胡风不是反革命,“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都是捕风捉影、苍白无力的,而且是最终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她甚至还敢说是“荒谬”的。这难道不是在公开向我们党中央挑战吗?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作为一个对党无限忠诚之人,我当然不能置之于度外,绝对不能看到党的利益受到如此损害而无动于衷,我绝不能在这紧要关头发生动摇,更何况这也不是什么掉脑袋的事,至多也只是遭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围攻而已,这又有什么可怕的?我如果在大风大浪面前发生动摇,从此丧失了阶级立场,这将是我一辈子后悔莫及的事!于是,他就坚决地做出了决定,一定要上台去与这个万恶的令系铃辩论。于是,他就轻轻地对身边的陶沙浪说,我先上去与她辩论,你们也要作好思想准备,要坚决与她斗争到底,誓死捍卫党的尊严!说着,他就毅然决然地走上台去。于是,一场激烈的辩论开始了。

“令系铃,你听着,你刚才所发表的言论不但违背了党开展整风的愿望,而是利用党开展整风的机会,明目张胆地、恶毒地攻击党的政策,你的用心极为险恶。”褚刚峰狠狠地对着令系铃说,“你主张教授治校,并说工农干部不懂几何代数不适合领导高校工作,你忘了,我们这个天下就是靠他们这些工农干部打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共和国就是这些不懂几何代数的人用流血牺牲所换来的。你这样嘲笑工农干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把他们赶出学校去,实际上也是想把共产党赶出学校去!”

令系铃听了褚刚峰咄咄逼人而又极其武断的话,真的觉得好笑,她看了看这个站在她面前的、神色严厉的人,不动声色地反驳道:“你别以为拿出这样一顶大帽子来压人就可以把人吓倒了,就可把人家的嘴巴堵住了?你也太幼稚了一点吧!提出‘教授治校’有什么错?让教授来治理学校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的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拒之门外难道不合理吗?我问你,你是否认为只有不懂几何代数的工农干部才能领导得好高等学校?教授治校就不行?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的高等学校绝大多数都是从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哪所大学不是由著名教授来领导的?蔡元培总知道吧?他把北大治理得坏了吗?那时的北大可没有什么工农干部,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怎么样?北大是日趋完美、步步攀升还是逐渐衰落、朝不保夕了?也许,你可能会说工农干部的政治觉悟高,只有他们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你这种观点不一定正确。解放前的北大,尽管当时没有什么工农干部来参与学校的领导,但当时的北大照样是革命的,而且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列,他们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学潮,高举反对国民党的大旗,你说,学校里没有工农干部就不会有革命运动了?一个人是否走革命道路并不完全决定他的阶级成分,而是在于他的觉悟和良知,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再说啦,在革命队伍中,也有不少工农出身的人叛变了革命,你怎么去解释呢?同学们,你们说对吗?”

“对!令系铃说得对!我们拥护教授治理学校!蔡元培精神永放光芒!”台下的学生们齐声高呼起来。

褚刚峰猛不防令系铃竟会如此迅速地运用转守为攻来反击他,说明她的脑子可真的灵活、快捷,他心里不禁暗暗吃惊。不过,他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并没有表露出任何惊慌失措的神色,尽量摆出一付镇静自若的神情。他为了扭转被动局面,马上转向另一个话题展开进攻:“令系铃,我不想与你诡辩,我问你,你刚才说胡风不是反革命,而且还公然说什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苍白无力,还甚至说是荒谬的。这‘三批材料’可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这个‘编者按’是代表党中央态度的,你现在敢公然明目张胆地对抗《人民日报》,还公开污蔑‘编者按’,这就说明你是反对党中央!你心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险恶用心就昭然若揭了!这不但充分暴露了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企图,还充分地说明了你是一个与胡风分子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人,也可能是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令系铃面对面褚刚峰恶狠狠的攻击显得十分冷静,她不失时机地在麦克风前冷笑了一声,严声色厉、针锋相对地对褚刚峰说:“依我看啊,你是神经衰弱者,像你们这样的神经衰弱患者是见不得任何风吹草动的,只要你们听到有‘不同声音’,你们就认为这是反革命了,你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压制他了。这样一来,你们就不会听到什么‘不同声音’,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有他们的反革命纲领,这难道是‘不同声音’吗?”

“这不是‘不同声音’是什么?他仅仅是发表自己对文艺方面方针的不同意见罢了。现在毛主席不也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他为什么不可以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为什么不允许他发表不同意见?为什么发表了不同意见就把他当成反革命了?现在党中央叫我们大家都来参加大放大鸣,对党提意见,总不至于要把大家都打成反革命吧?”

“你这是叫做贼心虚,只要你真心是为了帮助党整风,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党怎么会把你打成反革命呢?真是胡说八道。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有密切的联系。胡风与绿原、阿垅等人纠集在一起,‘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的嘴脸?”

“什么叫反革命?只有以推翻人民政权、颠覆共和国为目标的活动才是反革命。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人民享有通信、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公民们在他们的通信中喜欢写些什么,这是他们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也并不犯法。如果说了一些隐晦曲折的话,就怀疑人家是反革命,这是对国家宪法的践踏。他们在信中说了‘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就能说明他们是反革命了吗?你怎么知道他说的‘窥测’肯定是在窥测‘国家的军事目标’或‘国家重要机关’?也就要‘以求一逞’地去搞破坏?有掌握证据了吗?这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按法律规定,只有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才能定罪,在此之前最多只能是嫌疑。他们在信中互相探求‘窥测’什么,完全是他们的自由,根本算不上什么罪名。比如说,他们想‘窥测’赋诗或作词,‘一求一逞’地想当一个‘杜甫’或‘苏东坡’什么的,这难道就不可以吗?一定要把人家说的比较隐晦的话就武断地说成是‘暗语’,是一种反革命活动,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人家打成反革命,加以逮捕法办,这与现代法律水火不相容的,这与历史上所发生的冤案完全一样!至于绿原和阿垅的一些历史问题,这是明摆着的,有历史问题难道就是反革命了?那么,谢韬总没有‘历史问题’了吧?他不但很早就参加革命活动,现在还是一个很好的教员,那为什么要把他打成反革命?这真是一种强词夺理、不容人家分辩的强盗逻辑!”

“你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为反革命喊冤叫屈吗?”

“这怎么能叫为反革命喊冤叫屈?这应当是叫为冤屈鸣不平!在你们这些人心中,似乎都有这样一个公式:反对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人民,反人民就是反革命。你们就是用这种奇怪的逻辑来给人定性,从而用来压制人家的!我现在可以十分坦率地告诉你:在这里,有许多人愿听我的讲话,但也有像你们这些人害怕我的讲话,我是不会管你们这些人欢不欢喜,我都要发表我个人观点的。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卫道士,他们就是要把先烈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来当作为自己向上爬的台阶,而恰恰忘记了先烈们的流血牺牲,是为了国家独立,是为了人民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而绝对不是为了作你们向上爬的台阶!”

 此时,台下有人带头高呼“反对用大帽子压人!”,“我们拥护令系铃!”,“向令系铃致敬!”顿时,台下暴发起一阵阵的口号声。

此时此刻,在台下观战的陶沙浪为处于下风的褚刚峰急出一身汗来,他真想奔上台去助褚刚峰一臂之力,但自知不是令系铃的对手,也只好作罢。当他听到台下众多的人为令系铃助威的阵阵口号声时,他顿时醒悟自己也可以喊口号为褚刚峰助威,于是就对身边的十几个人轻轻地耳语了几句后就带头喊起口号来:“令系铃恶毒攻击共产党决没有好下场!”,他身旁的人也随之喊了起来,但由于人数太少,口号声也就显得极为低沉,与支持令系铃的口号声那样‘一呼百应’的态势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而且,这些低沉的口号声很快地被支持令系铃的口号声淹没了……

 

23

 

周起隆听了褚刚峰等人汇报了有关昨天晚上演讲会的情况后,心中的怒气骤升,他真想骂他们几句饭桶、混蛋才解气,但话到嘴边还是忍住,只好吞咽回到肚子里去。他心里清楚,在目前右派如此猖狂的情况下,就是他亲自出马去现场指挥也无法扭转辩论会的态势。他虽然听到过一些有关令系铃这个反党急先锋的传闻,但还是没有估计到这个胆大妄为之徒竟敢会肆无忌惮到如此的程度,她竟然敢在辩论会上公开为胡风翻案,还敢公然恶毒地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敢公然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她真的是到了无法无天、猖狂至极的地步了!看来啊,一切反动派都是会利令智昏的,难道他们忘了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共产党的天下难道会永无止境地容忍你们这些狂妄之徒向共产党挑战?会容忍你们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太异想天开了吧?!由于事先没有充分估计到令系铃的能量,自然也就不可能预料到昨晚的事态发展,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失策。我们虽然初战失利,但我们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坚决把胜利夺回来!他寻思了一下,昨晚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没有掌握会议的主动权,没有充分运用手中掌握的资源优势,没有充分发动左派组织力量去抗衡右派,故在会场上形不成优势,当然就失去了压倒右派的强大声势,让他们钻了空子,使他们赢得了一个肆意攻击共产党的机会,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为所欲为、得意忘形的条件。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此时的褚刚峰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他对周起隆说,我们何不也像他们那样地去主动组织一次辩论会,由团委和学生会出面,会议的主持人当然是非我们莫属了。这样一来,会议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了。

对!这样一来,他们就无优势可言了,陶沙浪情不自禁地表示赞同。他还说,由团委和学生会出面,不用怕组织不到拥有绝对优势的人群,也不用担心凑不到敢于同他们辩论的左派同学。

周起隆听了他们的发言后,就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主动召开辩论会的决定。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周起隆就决定由团委和学生会出面组织一次辩论会,并立即分配各人所应负担的任务。于是,辩论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辩论会的会场是学校的大饭厅,参加辩论会的一方为学生会、团委,另一方为《百家社》。当主办方贴出通告后,《百家社》就立刻响应应战。尽管主办方竭尽全力地宣传动员,制造气氛,但由于没有令系铃这样“头面人物”来会场发表演说,辩论会就失去了“色彩”,失去了“轰动效应”,也就不可能具有上次辩论会那样的强大吸引力。当然,辩论双方对于各项准备工作还是相当充分的。在主办一方来说,褚刚峰、陶沙浪等人真是做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而《百家社》一方,章天迅、杨路平他们也没有掉以轻心,精心策划……

在辩论会上,双方就在“三害”根源,民主办校、教授治校,如何继承发扬“五四”精神等问题展开辩论。辩论会期唇枪舌剑、刀光剑影;矛来盾抵,刀砍枪迎,双方都竭尽全力,奋力攻防,最终不分胜负打了个平局。台下观战的人数虽不如上次辩论会的规模,但辩论的激烈程度却胜过上次辩论会。

周起隆事后觉得,此次辩论会上虽然没有取得压倒优势的胜利,但也有效地遏制了“右派”的猖狂进攻的势头,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左”“右”双方的阵势的力量对比正在了生变化,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形势肯定会朝着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些“右派”就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神气了。我们可以预见,最后的胜利肯定是属于我们的!

 

24

 

随着“左派”“右派”双方交锋日趋激烈,几乎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用当时的话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针锋相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彼此都在竭尽全力地扩大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多的群体,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和声势。双方都十分明白,只有争取到更多的群体,才会有力量与对方抗争,而要争取到更多的群体就需要制造舆论,扩大影响,把更多的学生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平心而论,双方在争取舆论方面各有千秋,无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彼此之间都有各自有利的条件和空间。就“左派”方面来说,他们有组织方面的优势,党委、团委和学生会组织都在他们这个阵营,他们也有舆论阵地《燕湖》,可以通过它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就包含了天、地、人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在“右派”方面,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样也有舆论阵地《论坛》,通过《论坛》宣传自己的主张。就他们的天时来说,因为当时的“大气候”是大放大鸣。不但在学校里在大放大鸣,在社会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都在热烈地在发表各种言论,都在向党组织提意见,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是响应党号召,没有什么“是非”可言。在北苑大学来说,铺天盖地地大字报就是章天迅他们无与伦比的强大阵地,也是他们得天独厚的“天时”;众所周知,北苑大学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也是中国“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历来的学生运动都是首先从北苑大学开始的,而且是历来学潮的主力军。这次的“大字报”、“大放大鸣”的始作俑者就是北苑大学,这就是他们的“地利”和“人和”了。

尽管如此,章天迅的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深知,政治这东西既平常又神秘。你说它平常,是因为它几乎每天与人“打交道”,而且与每人的切身利益有关;你说它神秘是因为它深不可测,瞬息万变,几乎令人瞠目结舌,昨天在政坛上还是亲密同盟,今天就突然翻脸就变成了政敌,并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叫人防不胜防!难怪有人说,政治无诚实可言。他面对今日之政治局势是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的,必须严阵以待,只有时时刻刻保持高昂的、再接再厉的进取精神,才能防患于未然,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心中有数,目前的大字报阵地是他们手中的最大优势,也是他们坚强的后盾,他们只有坚守这块阵地,而且还要向纵深发展,才是他们胜利之本。要想纵深发展就必须要把大字报中最精粹的部分选入到《论坛》之中,通过《论坛》再发行到同学中去,这就能引导大家关注重大问题,能引起更大的反响。他高兴地看到,他们的《论坛》已在学校里造成广泛的影响,油印的《论坛》几乎成为同学们的“抢手货”。有不少校外的同学偶然看到油印的《论坛》后,都纷纷地来信要求能寄给他们,但由于油印的数量有限,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看来,如要扩大我们影响,就必须把《论坛》寄到校外去,但如果仍用油印的方法那肯定是不行了。要采用铅印可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不像油印那样,只要自己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就行。他知道,要凑足印刷经费可是一件相当伤脑筋的事情,在我们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囊中羞涩的穷学生,根本就拿不出多少钱来去凑足这笔可观的数字,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募捐来聚钱,而募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更何况这不是什么慈善行为,而是一种政治动作,自己不好开口不说,你即使说了,人家也不一定会豪爽地从口袋里把钱掏出来,但目前别无选择,募捐是聚集铅印费的唯一可行办法。

在讨论决定由谁去做募捐工作的时候,闻啸声和沈时斌主动地报了名,他们愿意承担繁杂的募捐工作。闻啸声是个聪颖而活泼的姑娘,是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她父亲在本校历史系任教,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教授,母亲是一个著名的内科医生。闻啸声从小就受到父母亲的教育与熏陶,在这样家庭氛围中耳闻目染、潜移默化,很自然地就在心灵深处沉积了正直、诚实和博爱的德性,还养成了好学、上进的优良品德。长大以后,她还对市侩虚伪、逢迎献媚等丑恶而卑劣的行为深恶痛绝,时时加以鞭挞,与此同时,她对遭遇不幸之人又极为同情,并尽以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人家。她性格开朗,活泼、幽默,人缘极好。她相当钟情唐诗宋词,像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等大家的名篇都烂熟于心、倒背如流,所以当她看到校园里的种种“不正常的现状”时就写出了“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地空余民主楼,唯唯诺诺到处是,燕湖湖畔使人愁”名曰《黄鹤楼》的大字报,她的这种揶揄手法,真是令人拍案叫绝,还引起了不少人的一致共鸣,赞美声不绝于耳。沈时斌与闻啸声不同,他出身于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个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民主党派的成员,所以他是一个从小就渗透着民主与自由的思想观念的人。在1956年国家实施“赎买”政策后,对资本家的资产实行公私合营,他家的经济自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红利”转为“定息”,收入骤变,特别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人又把“定息”说成了剥削行为。他父亲为此常常感叹万千,这难免影响到他的情绪。他在思想上也有点想不通,想当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共产党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就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把他们当作朋友看待,革命成功后就把他们抛弃了,这难道不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吗?把“红利”改为“定息”无可厚非,这是国家颁布“赎买”政策的法令,但怎么能又把按国家规定政策实施的“定息”又说成是剥削了?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巴掌吗?再说啦,家里的那些厂房、机器等财产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它是通过几代人的辛勤劳动和刻苦经营而逐渐积累起来的,不是平白无故地从人家那里抢夺而来,也不算是不劳而获的结果。资本家能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服从政府的法令,厂房和机器这些财产出让给工人阶级也应该是算是一种爱国的行为,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地又说人家是剥削了?所以,他在大放大鸣时,写了一张“‘定息’到底可算不算是剥削?”这样的大字报,引发了许多人的议论和深思。闻啸声和沈时斌这两人由于性格相近,观点相似,早就是一对很好的朋友了。现在他们两人一道去做募捐工作,可算是彼此提携,相得益彰,确是一对好搭档。他们为了做好募捐工作,能很快地达到目标,及时凑足到铅印的资金,他们就别出心裁地在大饭厅前挂了一条横幅:“为《论坛》展翅高飞”。他们俩就在横幅下面放了一张桌子,在桌子上摆了一只募捐箱,他们俩笑容满面地向同学们宣传。想不到这种别具一格的“创意”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有一个王姓的华侨同学,当场就损了一千元。他的慷慨举动很快就感染了身边的同学们,使大家都十分踊跃地把钱投进了募捐箱。没费多少时日,他们真的募捐到可以付印的钱了。其实当时的同学都并不富裕,有不少同学为了募捐竟把衣服都卖掉了。

在凑足了付印的钱以后,章天迅就派出谭英华和杨路平到某大报下属的印刷厂去联系。经过洽谈,厂方同意印刷三千份,叫他们立即把新闻纸送来,答应在一个星期后提取。于是谭英华和杨路平就立即到纸店去买了一百令新闻纸,并立即送往印刷厂……

 

25

 

就在《论坛》的铅印工作取得步步进展之际,没想到半路里居然会杀出一个“程咬金”来,这真有点令人意外又忧心忡忡。章天迅的父亲是一个有相当级别的老干部,他消息灵通,能捕捉到一些有关上层的政治动向。他昨晚突然把章天迅叫到书房里,心绪重重地对他说,看来啊,“天色”要变了,你可要当心啊,好自为之吧……

他听后不禁心头一怔,这到底是怎么一位事啊?他本来还想再打探一下事情的究竟,这“天色要变了”到底会变到怎样的程度?至于这个“天色要变”指的是什么,他倒是心中有数的,那肯定是“大放大鸣”无疑。他熟知父亲的性格,他历来习惯于“奉人只说三分话”,不会像“竹筒子里倒豆子,一泄而空”的。他常常是要给人留有充分思考的余地,即使对于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他知道多问没用,父亲绝对不会再说下文,他也就只好慢慢地退出了他的书房。章天迅想,看来,党中央真的要决定“收”了。这怎么会可能呢?“大放、大鸣、大字报、大辩论”的整风运动可是党中央主动提出来的,就在几个月前,他们是这样真诚地希望大家向党组织提意见,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还提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样的承诺。现在正处于大放大鸣的高潮之时,怎么能说收就收了呢?这样的国家大事能开“国际玩笑”的吗?怎么能在广大群众正热火朝天地揭露“三害”之际会突然来一个急刹车?就这样偃旗息鼓了?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意见提得过于激烈而触到他们的痛处从而引起他们强烈的反感,致使他们突然地翻脸?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共产党也实在是太没有雅量了!不过,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可不像共产党往常的做法。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突然刹车?刹车以后他们会不会来一个“秋后算账”?哎,父亲好像是说过要“好自为之”的话啊,他不是在暗示共产党可能会采取报复性的态度。看来啊,这个突然决定“收”的结果肯定不妙,其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甚至是“极端险恶”的“图谋”!这可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啊,他绝对可不能对此掉以轻心。那么,我们今后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用什么态度去对付这个突变?还要不要继续举行辩论会?还要不要继续写大字报去揭露“三害”?对《论坛》的铅印作如何处理?要不要打退堂鼓,等等。章天迅不是一个遇到了危险就要后退的人,也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只要他认定了他在做的事是正确的,那他一定要坚持到底,即使前面是悬崖绝壁或者是刀山火海也绝不回头!民主本来也是共产党的主张,破除“三害”也是共产党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正是按照共产党的主张去作的,这难道有错吗?他们难道还要让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继续横行下去?他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共产党为什么要改弦易辙。不管共产党今后会采取什么态度或手段,哪怕他们真的要搞“秋后算账”的话,他也绝对不能放弃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神圣目标,这就是章天迅的最后的结论。诚然,他的心情还久久难以平静,有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感觉……

 

凌云看到章天迅的脸色很难看,好像有什么苦衷。她想,他也许是遇到了什么烦恼之事。于是她就问章天迅,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是不是为了前几天辩论会上的事啊?

章天迅尽管心里很苦恼,但还是装出一付笑嘻嘻的样子。他回答她说,那倒不是,辩论会上的事有什么可苦恼的,我们又没有输给他们,这个结局完全是在我们预料之中。他们掌控这么多的组织机构,动用了这么多的干将,几乎是倾巢而出了,但结果还只是打一个平局,周起隆此刻可能还在蹬脚呢。

凌云听了,觉得也是。这几天来,凌云的心情也像燕湖的水那样地没有平静过。自从那天令系铃到这里来发表演说以后,特别是她的演说受到了同学们如此热烈欢迎的情境,至今还萦绕在心头。她真的十分称佩令系铃,觉得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她还清楚地记得,令系铃那天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装,头上翘着两只白蝴蝶结,一口气说了十多个问题,发表了这么多令人吃惊、羡佩、高妙的言论和观点,同学们在会场上高呼“我们支持令系铃!”、“我们与令系铃携手共进!”的口号声似乎还在她耳边萦绕。总之,她一夜之际成了新闻人物,成为大家谈话和辩论中心,完全可以这样说,是令系铃的演说,把燕湖的风浪推向了高潮!当然,也有人反对她的讲话,如褚刚峰等人就把她的演说说成是“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动性言论”。这并不奇怪,因为她的讲话击中了如今社会上弊端的要害,那些“既得利益者”及教条主义的追随者能放过她吗?能不颠倒黑白地污蔑她吗?诚然,在令系铃的身上,除了泼辣、正气、锋芒毕露以外,还有一点偏激,有些话似乎不够严谨,说得了过分一点,但我认为她的心是善良的,是有着一股对于黑暗和丑恶的憎恨,以及有对美好社会生活追求和向往,这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特性。人类的心灵应该一代比一代好,正是依靠这种美好的心灵,我们才能把人类引向共产主义。当然,我们年轻人是狂热的,也是不成熟的,但是我们会在生活的浪潮中渐渐地成熟起来。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地开展自由争论,全面揭露社会的矛盾,使人民从盲从的睡梦中苏醒过来,根除“三害”,拥护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和一个正确的领导,在我们的国土上建设成为像方志敏烈士所说的“到处都是活泼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代替了悲叹,笑脸代替了苦脸,富裕代替了贫穷,健康代替了疾苦,智慧代替了愚昧,友爱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代替了死亡之悲哀,明媚的花园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该有多好啊!如此看来,她的即兴讲话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篇精妙绝伦的演说,她的形象也不失是一个令人敬佩的、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在这人世上,难道哪个人会不存在缺点?她身上的缺点与她的凛然正气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人都不能求全责备。

章天迅看到凌云还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觉得有必要让她尽快知道这个党中央可能要“收”的消息,这可是一个重大问题,虽然这个消息目前还处于保密阶段,不宜向外扩散,但凌云与别人不一样,他与她有莫逆之交,他不能对她隐瞒,更何况她是一个十分稳重的人,她从不做任何不负责任的事。于是,他就把这个令人惊异的消息告诉了她。

凌云听到了章天迅的话后,才想起那天从令系铃那里也听到过这个类似的消息,那是在她发表演说的辩论会后,凌云作为邀请方的《百家社》代表为她送别,她们在路上边走边谈,令系铃轻轻告诉凌云说,据从高层透露出来的消息说,党中央决定要“收网”了。当时凌云还不明白“收网”是什么意思,令系铃看到她迷茫的眼光时,立即补充说,党中央对大放大鸣要“紧急刹车”了!

凌云还是有点糊涂:“为什么啊,他们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吗?怎么能在人家刚刚把话说在兴头上,还没有把说‘尽’就不让人家说了?”

“啊呀,你真是太天真了,人家是掌权者,能允许你触到他痛处吗?”

“这可是他们自己说的,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呀,怎么能这样小家子气呢?”

“啊呀,你真是书生气十足啊!你知道什么叫政治吗?政治无诚实可言!你做好思想准备吧,一场暴风雨可能就要来了!”

由于她们已经快走到了公共汽车站,令系铃也就没有把话再继续说下去。她紧紧地握着凌云的手:“再见了,我们后会有期。”

凌云知道令系铃有一个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男友,她的这个消息很可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当时凌云听了这个“收网”的消息后确实感到有点意外,她还是有点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她当时还是十分信任党中央,党中央恐怕哪会这样反复无常呢?她还对令系铃相当地不理解,她既然知道要“收网”了,而且也估计到“暴风雨可能要来了”,那她为什么还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表如此激烈言词的演说?如果这条消息确实的话,那令系铃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青年,她更加敬佩令系铃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正如像小说里所描写的人物那样,她是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士。不过,由于后来忙于其他事务,也就没将这个重要的消息放在心上。此刻经章天迅提起,她才想起此事。如此说来,这个消息肯定就不是空穴来风了。不管是章天迅的父亲还是令系铃,他们都不是捕风捉影者,他们都有高层的渠道。因此,他们所得到的消息绝对不会是云里雾里的飘渺之影,肯定属于言之确凿。

章天迅向凌云说出了这个消息后,又向她分析了自己对“收”的各种判断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最后还说出了自己的坚定态度。

凌云不但信任章天迅,还十分敬佩他的进取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她常常为自己能拥有这样一个勇敢而忠诚的朋友而感到荣幸和自豪。章天迅可能还不知道令系铃也说过类似这方面的话,于是就把令系铃在当晚向她所说的话告诉了章天迅,还说了令系铃估计“一场暴风雨可能就要来了”的话。章天迅觉得令系铃的估计完全准确,我们确实面临着“一场暴风雨可能就要来了”。

凌云也是一个敏感的人,觉得章天迅的分析完全有理,在处于目前这样惊天动、热火朝天的浪潮之中,党中央为什么会突然会来一个“急刹车”?这内中肯定有重大的“文章”,正是像章天迅所分析的那样,完全有可能“突然翻脸”并出其不意地来一个“反扑”!如果深入冷静地去分析研究一下,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因为在“大放大鸣”中出现了这么多的激烈意见,而且还是属于敏感性的问题,这些尖锐而锋利的意见刺中了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要害之处,必然会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肯定会恨之入骨,当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的!难道他们会眼睁睁地看到自己受攻击,看到自己的地位受到损害,他会甘心吗?他们会心平气和地接受他们根本所无法接受的结局吗?他们如果再不奋起反扑的话,等于是要由别人任意宰割了!在前几天辩论会上的争辩与交锋,不就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双方为何争辩得/如此激烈?难道不是说明双方水火难容、势不两立吗?这种严重对立与激烈交锋正是说明了双方已经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他们不是常常在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他们难道会甘心西风压倒东风吗?这样看来,一场尖锐的矛盾就必然要导致一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无法避免的,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如此看来,共产党之所以要突然改变态度,突然决定要“收”,确实有其政治和社会的客观背景。更何况,这个消息是来自章天迅的父亲和令系铃之口,不是来自什么“小道消息”。看来啊,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已经摆在他们的面前,如何对策是目前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今后是不是应该不畏强势,继续义无反顾地前进呢,还是避开锋芒畏缩后退?是一往无前不惧风险还是避讳灾祸、明哲保身?从此改头换面,苟延残喘?这是摆在章天迅和凌云面前所必须选择的一个严峻而不能回避的问题。凌云知道,章天迅的态度已经十分肯定了,他是绝对不会妥协的,他已经决定破釜沉舟了。那么自己呢?是否也像章天迅一样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对此,凌云当然是肯定的。她是一个清醒的人,她完全明白,即使想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她此刻忽然回忆起自己在前一段时期的“所作所为”,自从开展大放大鸣运动以来,凌云确实没有写过几张大字报,写的也是一些对于民主的诉求,指出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危害性等问题,她不去发表一些激烈的言词,特别是对于那些敏感性问题,她总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这倒不是出于她胆小怕事,而是有她自己的独特的见解,她觉得既然是诚诚恳恳地帮助党整风,就得实事求是地、真诚相待地提意见,完全不需要用那些激烈的言词,也不需要在极其敏感的问题上去刺激领导干部。尽管她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民主自由始终不渝追求者和坚定的拥护者,她之所以不写激烈言词的大字报,不去涉及敏感性的问题,大家也都理解她,都觉得她是一个绵里藏针的人,不是一个胆小鬼。她之所以要这样做,也是与她的经历有关。她虽然年纪轻轻,但她的工作经历却不“轻”。她参加过土改工作,耳闻目睹地见过、也亲自尝到过“左”的厉害,到北苑大学以后,又尝到时肃反时“人人过关”的滋味。她总觉得,如今社会上的一些干部,一些掌握着权力的人,总是要按照他们自己脑子里的思维去判断别人,他们不会有理解和体贴别人的想法,而且是总觉得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古人说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正因为如此,她总是处处小心谨慎,防止别人对自己的伤害。不过,她绝不是一个善于“算计”的人。自从迈进北苑大学起,她从不推卸责任,历来敢于担当,特别在朋友遭到“不测”时,她总是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的,就在上次《燕湖》要开除章天迅时,她就坚定地与章天迅站在一起,决不惧怕权威,所以大家都对她十分信任。在此刻面临灾祸之时,在她的内心深处,丝毫没有任何退却的打算,如果面临“报复”,她将毫不犹豫地去承担责任。有人说得好,“是福不是祸,是祸逃不过”,既然可能要灾祸临头,那就得勇敢地去面对它,绝对不能用躲避或者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去苟且偷生。过去业已发生的言论和行动能隐匿得了吗?勇敢者面对灾祸的态度是临危不惧,懦弱者面对灾难的态度是惊慌失措,投机者面对灾祸则是避重就轻或嫁祸于人,这就是勇士与懦夫及投机者的根本区别。当灾祸临头时,对于每个人来说无疑地都是一场重大的考验,是一次心灵的洗炼与净化的过程,也是体现美好与丑恶的试金石。

章天迅和凌云都决定勇敢地面对灾祸,不管等待他们的未来是什么。他们忽然想到《论坛》的铅印问题。《论坛》的文稿、经费、纸张都已交付了,等几天就可提取了,要不要改变决定?这一期《论坛》上刊登了令系铃的演说全文,也有许多极其敏感性的文章,对于那些惯于压制民主与自由的人,对于那些抱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放的人,无疑是一夥威力无比、震撼人心的“重磅炸弹”。完全可以设想,当他们看到《论坛》时,肯定将怒发冲冠,咬牙切齿!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此刻的一个“突变的形势”竟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前面的一幕自然就完全相反,当他们这些人拿到《论坛》,他们将会是如获至宝,心花怒放,兴高采烈,因为这是“右派”的最好、最新的“罪证”!他们个个都会发出一阵淫笑,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颗“重磅炸弹”敲响了“右派”走向自我毁灭的丧钟!

章天迅和凌云都料想到这个必然会出现的结局,怎么办?已经泼出去的水难道还会收得回来?能收得回来吗?他们商量的结论是一致的,都认为《论坛》付印好比是一个已经嫁出去的姑娘,她的命运其实已经由“上苍”圈定了,“悔婚”没有用,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不但不能扭转命运,反而会遭人白眼,“臭名”远扬!

 

26

 

谭英华和杨路平尽管也得知“一场暴风雨可能就要来了”的消息,但他们并不害怕,还是要执意地沿着原来的道路走下去。根据原来的约定,今天应该是去印刷厂去取《论坛》的日子。他们和章天迅、凌云一样,并不怕《论坛》给他们带来的厄运,而是想把《论坛》当作一枚威力无比的炮弹,对“三害”发起猛烈的攻击!不管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将一往无前、屈而无憾!所以,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义无反顾地不辱使命到印刷厂去提取《论坛》。

这一天,是195768日,是他们一生中难忘的日子。正是这一天,是他们、也是中国几十万人甚至是上百万人发生了命运大转折的一天。正是这一天,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在这篇社论中说,“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阶级斗争的信号”,“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

一场规模空前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暴风雨真的降临了!就在谭英华、杨路平去印刷厂的路上,他们听到了街边的高音喇叭正在广播这篇《人民日报》社论。他们看到路上有许多人都正在驻足静听,他们也就与大家站在一起听这篇广播,随着社论的口气愈来愈严厉,人们的表情也愈来愈惊异,他们的心里似乎都在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就在老百姓还完全蒙在鼓里之时,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早就在运筹帷幄,谋划着“反右”“阳谋”的部署了,请看:

195751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的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见“毛泽东选集”笫五卷P.424,下同)。接着,他还写道:“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P.428);

另外,他还在上海发出党内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

19576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P.432);

19577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写道:“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接着他又写道:“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P.436);他又写道:“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P.437

19577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他又说:“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P.444

 

谭英华和杨路平站在马路上听完了这篇广播后如大梦初醒,彼此互相瞪着眼睛惊异地望着对方,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的心中都在想:看来啊,这个要“收网”的消息确实不是空穴来风,而且还像神秘的慕士达克之剑那样在顷刻之间就悬在人们的头顶上了。谭英华此时心胸里真是波涛汹涌,难以自制。他是一个历史系学生,他怎么会“掉进”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里去的呢?其实,他是一个十分本分的学生,但同时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有一个莫逆之交的同学,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可算得上闻名遐迩的高材生。在一次选派留学生时,他的这个好友自然是一个颇具实力的候选人。但由于当时党委里的一个要员肆意要选派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谭英华的这个要好同学,就把谭英华的这个同学拉了下了。此事也曾引起过一些风言风语,但由于此人精心而巧妙的周旋下,很快地就趋于平息,但此事在谭英华的心中,却留下了一条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想,学校党委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在大放大鸣刚刚开始的初期,他就写了一张“公开信”贴在饭厅的大门口,引起了轰动。从而也引发了杨路平的《自由论坛》大字报,以及紧跟其后的章天迅的《吹响时代的号角》,从此在全校开创了用“大字报”形式提示问题的先河。后来,他就加入到章天迅他们的《百家社》,积极参与其中工作。他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风云变幻显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当然很清楚《论坛》的份量和“杀伤力”,而令人痛心的是,这个杀伤力现在只能是对自己而不是对“三害”发难了,这无疑是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紧要关头,他就问杨路平:“咋办?”

杨路平仍然装出一副不怕天不怕地的样子:“我们当然要去取《论坛》啰,这难道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吗?我们的《论坛》宣扬的是民主与自由,反对的‘三害’,又不是什么反革命传单,我们有什么可惧怕的?再说啦,‘社论’有它社论的道理,我们有我们的道理!”

经杨路平这么一说,谭英华就鼓起了勇气向前走。他想,自己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我们其实确实也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也没有做过什么反对共产党的举动,何必去担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于是乎,他就与杨路平一起快步地向印刷厂走去。

正当他们走到印刷厂门口时,一幅显眼横幅标语挂在大门口的上方:“坚决击退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当他们看到这幅极其显眼的横幅标语时,不禁又傻眼了。心想,工厂对此的反映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呢?难道是早就有预谋了?正当他们走进厂门口时,他们就看到了与他们当初联系接洽印刷的这个人。那人看到他们时,也马上就认出了他们。他不无严肃地说:“你们是来提取《论坛》的吧?不知你们刚才听到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没有,我们难道还会允许你们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品去继续毒害人民吗?你们做梦去吧!”

此时,周围已经聚集了许多围观的工人,不知哪个工人先带头喊了一声:“坚决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紧接着,一阵雷霆万钧的号召声就响彻云霄!谭英华和杨路平就像“过街老鼠”那样灰溜溜地退出了厂门口……

 


鲜花

鸡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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