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曙光初现

 

 

爵溪农业大队于1977年进行了改制，主要是考虑到爵溪农业大队“地少人多”的特殊情况，欲要提高社员收入，必须把劳动力集中起来去搞副业生产，这样就势必要把从原生产队中的劳动力抽调出来，由大队统一经营副业生产。于是就把原来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的分配由大队统一经营。于是队里的人员编排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就是在此时调入大队工作的，他们叫我在担任大队会计的同时还兼任植保员工作。

调入大队工作后，我文艺创作就更有利。当然，在白天上班时是不能写作的，创作主要是要夜间进行。由于不再参加体力劳动，创作的精力就更加充沛，而且，在夜深人静时，不受外界的因素干扰，创作的思路自然就相当流畅。我此时写的小说名曰《责任》。该小说的主人公是在“钱江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高材生。运动结束后，他被遣送回家劳动改造。小说环绕就是他在“钱江大学”读书时的两个同学之间的关系展开……

我从来没有如此倾情地、激动地投入写这篇小说。在当时还没有下达关于“给右派摘帽、安置工作”的文件（即中发“1978”第55号文件）的情况下写作的，要把右派分子作为主角来写显然有违禁忌，而且在此前还没有看到过这样性质的一篇小说。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主要是因为我心中有一团烈火，而且一定要把这团烈火喷发出来，不管它的结局如何，我偏执地、顽强地要把这股感情泄泻出来。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并不是想要为“右派”翻案，而是写一个“右派分子”在认识自己“错误”的基础上，想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来报效祖国，从而想给自己有一个“以功补过”的机会，主角此时此刻的心情正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录。在受尽了人生的磨难以后，我已经有所感悟，我觉得自己此刻已经不是一个鲁莽之人，我深信自己写这样小说肯定不会在政治上会遇到什么麻烦，最多不过是枉费一番心机罢了。

我大约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好这篇小说，然后寄给《浙江文艺》编辑部。此时正值1978年10月5日，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中共中央发布“给右派摘帽、准备安置工作”的决定的1978年11月17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浙江文艺》编辑部的来信，他们对我的《责任》首先给予肯定，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大胆的、富有创新的小说，这在目前来说并不多见。另外，他们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主要是关于人物形象及细节描写等问题。编辑部在信中还带来一本刚出版的《浙江文艺》月刊和一叠稿纸，我阅后深受鼓舞，于是我就有更大的决心改好这篇小说，改好后，我又把稿子寄给《浙江文艺》。12月5日，我接到《浙江文艺》编辑部、浙江省文化局的一封来函，通知我于12月20日到衢县去参加“文艺理论研究座谈会”，会期约一个星期。会议期间将穿插讨论《责任》的修改问题。

我于2月19日上午离家去宁波，然后乘火车去衢县。由于这趟车需要在杭州车站换车，换车后就没有座位了，我只好在车厢的走廊上站着，一直站了四五个钟头，直到深夜十一点多才到达衢县，我的脚已经站得麻木，十分艰难地离开车站。我估计此刻会议的报到处——衢县招待所已经关门，于是就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宿。

次日报到后知道参加会议的共有三十来人，我们宁波地区的只有三人。与会者半数以上是作家，其中还有一个是五十年代颇有名气的作家郑秉谦。我在杭州读书时曾拜读过他的作品，觉得他写的东西很有特色。在反右运动开始后，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消息。时过境迁，在此时此刻与他不期而遇，而且在同一桌子上吃饭，真是感慨万千。据与我同室的室友告诉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中有十来个很有名气的“右派分子”，这不能不使我有点吃惊。

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是听取胡小孩的传达报告，其中包括传达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黄山会议”上的讲话，他讲到“纠错”时希望同志们不能操之过急，他还十分形象地举例说“翻车往往是在急转弯时开快车发生的”。这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语言一直使我难以忘怀。第二天上午是听取杭州大学二位教授的讲座报告。这二人的报告进得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更使我茅塞顿开的是他们所讲的内容极为“解放”，简直“解放”得使我感到有点坐立不安的程度。其实，这时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前夕，作为大学教授，他们早已在“内部渠道”得悉有关“纠错”的精神，只有我这个身在沟壑之中像坐井观天的人还蒙在鼓里，真是一个“不知是汉，还是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下午是小组讨论，讨论的气氛相当热烈。尽管有人说现在最好还是“不要讲真话”，但还是有人讲真话。他说，我们要珍惜这种“伟大的转变”，造成我们国家的灾难的原因是由于“反封建反得不彻底”所致……

当天晚上，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晚上，大会通知我们不开讨论会，大家会期收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广播。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听完广播，我兴奋激动得难以形容，我似乎看到了一道曙光出现在祖国的东方，我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苦难的尽头，再向前迈出一步，肯定是绚丽无比的万道霞光了！

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我就看到彭德怀平反的报道。一张久违的彭德怀元帅的照片显赫地登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

历史终于迈出坚定、勇敢的一步，尽管我们党、我们国家为此而付出了巨大而沉痛的代价！

《责任》的修改是在会议中穿插进行的。《浙江文艺》编辑部派袁敏作为与我的联系人。她是一个二十多岁年轻的女编辑，从谈论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她给我指出作品的修改方向以及修改的重点，我在思考一阵后就动手修改《责任》。

我相当熟悉的《杭州文艺》编辑徐培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有一天，他好像突然记起一件事地问我：“你是不是有一个叫王志祥的同学？”

“有啊。”我有点奇异地回答他，“你怎么知道王志祥是我的同学？”

他告诉我，在你的《植保姑娘》发表以后，编辑部收到一个在新安江工作的、名叫王志祥的人的一封来信，信中询问《植保姑娘》作者张为礼是不是浙江省象山县人，当时我就告诉他是的。徐培培还掏出笔记本，把王志祥的通讯地址告诉我，他说：“王志祥打听你的下落，肯定有事要与你联系，你赶快给他写封信去。”

当晚，我就给王志祥写信，告诉他我离校后的有关情况。我在三天后就收到他的来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毕业后一直在新安江工作。我校在1962年已并入浙江大学。当初整你的朱和瑞在“文化在革命”中红得发紫，是省造反派“省联总”的骨干分子，后来成为浙江大学的革委会副主任，掌控学校实权，他们这帮人在浙江大学里组成了一个所谓“水电帮”，浙大师生恨死这个“水电帮”。“四人帮”被粉碎后，朱和瑞已经被隔离审查。你回去时必定要经过杭州，不妨到浙江大学去反映一下情况，也许对你有利。我看完信，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这次衢县会议真使我受益匪浅，不但在文艺方面扩大了视野，更难得的是使我的思想冲破藩篱，产生了一股百折不挠的勇气，回家后我一定要向有关部门申诉，一定要讨回公道！

12月28日，会议结束后我就离开衢县，决定在杭州停留一天。到达杭州车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我连忙乘公共汽车去浙江大学。当时浙江大学的情况还比较混乱，有关人员告诉我，朱和瑞等人已被隔离审查，你反映的问题要等待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解决。我听后也只好作罢，怏怏地离开了浙大。当晚我就乘火车回家，因为时值年底，我得赶紧回大队编制年终分配方案，主办会计盼等着我编制分配方案哩。

至于这篇本来有很好势头的《责任》短篇小说，据说在编委会中有很大分歧，无法取得统一，最终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我在创作生涯中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