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城风云

概况

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座落在杭州西北郊的文一路南侧，东临打索桥下古河道，隔路北首是杭州化工学校和杭州工业学校，南临杭州幼儿师范学校和浙江省团校。西首则是一片农田和荒丘，在荒丘上有众多的坟墓，也有零星的竹林。在文二街、文三街两旁，也都是学校，当时这一片区域叫文教区。我校东面不远处有一条叫宁杭国道的公路，是杭州通往南京的要道。几十年后，演变成现在的莫干山路。这时候的国道公路当然是沙石路面，两旁都是农田，完全是一派田园风光。

学校四周用竹篱笆围起，校园面积360亩。正中为一幢四层的办公大楼，两旁分立两幢三层的教学大楼，成品字形排列。这三幢的大楼的屋顶用硫璃瓦砌成，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金碧辉煌。屋内的装饰也十分考究，各层的走廊经常打蜡，几乎能照出人面，走路时若不小心，就容易滑倒。这种规格，在当时还是属于少见的。学校东侧是实习工厂，车、钳、刨、铣、翻砂等车间一应齐全。学校北面是呈“工字形”的三层楼学生宿舍，可容纳一千余人住宿。西面是名曰“五爱堂”的大会堂（兼食堂），再往西就是大操场，在操场的旁边还有体育室和花卉房。我们学校的前身是由浙江省高等工业干部学校演变而来。三年前，它一分为三，分别组成杭州工业学校、杭州水力发电学校、杭州化工学校。其中杭州工业学校为省属，杭州化工学校为重工业部所属，我校则为燃料工业部所属。杭工、化工是三年制，我校则四年制。我校在1958年改名为浙江省电力专科学校，为大专改制作准备。1960年又更名为杭州工学院，正式转为大专性质的高等学校。1962年撒消并入浙江大学，该校区叫“浙大二分部”。与此同时，杭州工业学校也转制为浙江工业大学，而杭州化工学校则迁往浙江省的化工基地---衢州。这就是我校的一段演变历史，或者说是她的来龙去脉。

我们一年级分二个专业、八个班，其中“建筑机械和设备”六个班，“工业企业电器设备”两个班。我分在“机116班”（其中第一个“1”字代表年级），在1958年改为浙江省电力专科学校时改称“机中553班”。此后就不再招收中专生，而改为大专性质的学校了。

进校后首先要经过体检，接着是政审，只有通过这两道关，才可办理正式入学手续。在体检时，我们班就有一个姓夏的同学因患有肺病而被取消了入学资格，但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我同来的石贤玲同学竟也因同样毛病列入淘汰之列。当我送他离校回家时，我心里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接着是政审，我顺利地通过了政审关，此刻，我才算是一名正式的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的学生。

 

政治运动

在体检和政审以后，紧接着就是全封闭的政治学习。学校布置了关于立即开展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的有关事项：一.学习时间为两个星期，这期间停止上课和其它的一切活动；二.学习期间,一律不准出外、不准会客；三.成立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全校的政治运动。

我们班里按学校规定分成了三个小组，并选出了小组长（实际上是“领导小组”指定的），由小组长宣读学校分发下来的文件，主要是“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批示的三个按语(看了在二十一年后的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笫五卷后才得知，原来当时这三个按语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并已收入在笫五卷中)和胡风给中央负责文艺的领导周杨同志的一份“意见书”，以及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胡风与绿原、阿垅、荒煤等人之间的来往信件的部分内容扎录。胡风给周杨的这份洋洋万言的“意见书”，对文艺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及他个人的观点。在他们来往的信中，内容确实有点阴晦难懂，而且有诸多的“代号”或“暗语”，使人感到他们似乎是（其实是莫须有）在“暗地里磨刀霍霍”、“窥测方向”、“伺机反扑”、“准备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在学校领导小组的联络员和小组长的“指引”下，我们逐渐“明确”了胡风反革命分子及其同伙的嚣张气焰和反动面目。我当时也与同学们一样，义不容辞地、愤怒地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一个星期就在这样紧张而激昂的气氛中过去时了，笫二个星期是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要怀着对党无限忠诚的态度，全面地、深刻地对照检查自己，把过去一直隐瞒着的、对党不利的思想或事情要统统向组织交代，否则就要后果自负！这个星期的日子确实不好过。向组织交代吧，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不向组织交代吧，说明你对这次运动的认识模糊，对党的态度不忠诚。真搞得人人坐立不安，夜不能眠。我们这些同学当时一般还只有十七、八岁，心里都十分纯洁，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情，任凭你挖空心思地、搜肠刮肚地深刻检查，也交代不出什么“材料”来。最后大家“坦白交代”的东西，也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似是而非的生活小事，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根本对不上号。好在领导似乎也知道我们这些年轻的新生，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的，所以也并不十分追究。他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教师和高年级身上。

我校进行的全封闭学习，按规定，我们自然不能出外，这使隔路对面的杭州化工学校、杭州工业学校的学生都感到很新奇，特别是与我们同来入学的同届同学康正生、张彩仙、周令晖等人，他们出于对我们的关心，晚饭后经常在篱笆外面等着，很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情况。我们当然看到他们，但由于纪律，也只能与他们谈上几句就走开了。

好不容易度过了这个类似软禁的两个星期，我们终于可以呼吸自由空气了。在这个令人难忘的两个星期里，学校虽然没有抓出一个胡风分子，但也查处了有历史问题的几个教师，不少人在这次运动以后噤若寒蝉。我在这次运动中笫一次领略了政治运动的严肃性和残酷性，在内心引起了极大的震憾，觉得政治运动实在太可怕了。我在今后的岁月里，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觉，绝对不能产生对党和政府有丝毫的怀疑与不满，以免出了政治问题以后就后悔莫及，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在这里，我倒要提前说几句“后话”：历史常常要跟人们开玩笑，这个当时红极一时的周杨，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又当了一阵子“反右英雄”，可没有风光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次他却被造反派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派把他送进秦城监狱，与胡风关在同一座牢监，结果与胡风“殊途同归”，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周杨关了十多年后，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才出狱；而胡风却关了二十多年后，在八十年代初期，最终也被定为历史冤案，公开平反。这对冤家对头的人物，在出狱后，双双都吃了政治运动的滋味和牢狱之苦以后都似乎省悟，不过两人领略的“味道”各异。据说，周杨出于对历史的反省，主动向当年受他整挨之苦的同志们致歉。我想，周杨如果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没有机会尝到被人挨整的苦楚，他会反省吗？据说，当时探望胡风的人谈到鲁迅时，有人说：“鲁迅如果今尚在，天安门前等杀头！”这位饱尝人间辛酸的老一辈文化工作者，在他临终时，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儿子们说：“我的后代再也不要去攻读文学了，以免重蹈我的覆辙------”

运动结束以后，学校马上举行开学仪式，王士英校长在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对我们新生表示热烈的欢迎，接着对全校师生参加这次运动的态度表示满意，并对这两个星期的紧张生活深表关切，他说，从现在起，大家都应当放松一下了。王校长在讲话时自始至终保持热情、开朗，令人和蔼可亲，大会的气氛相当轻松活泼，这与此前的两个星期的“寒冰期”相比，实在是有天壤之别。

 

攻读

我校的四个学年的课程是这样安排的：一年级读高中的数理化课程，即高中三年的数学、物理、化学课程要在一年时间里学完(除了一个星期二课时的语文课、政治课、体育课外，没有安排其他课程)；二年级开始读相当于高等学校的普通课（内容有压缩），即高等数学、理论力学、工程力学、材料力学、电工学、机械制图等；三年级读金属工艺学、金属切削、机械另件等技术基础课以及一部分专业课，同时安排课程设计和教学实习；四年级读专业课，同时安排生产实习，最后是写毕业设计论文和论文答辩。

一年级的课本是全部从苏联翻译过来的。由于高中的数理化课程要安排在一年时间内学完，课程的安排自然是十分紧凑而紧迫，我们当时的学习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尽管我初中时的数理化基础较好，但还是开足了马力，才不至于落在人家的后面。学年结束时，我突然鼻孔流血，经校医检查结果，说是由于学习紧张所致，这是我在初中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二年级的课程也不轻松。微积分、理论力学、工程力学这三门课程使我学得精疲力竭，但我还是咬紧牙关挺过去了，在班里还算是名列前茅。这年，与我同时去的几个同学中有三人补考，一人留级。

三年级的课程相对轻松些，因为理论基础课打好了，学起专业课来相对轻松多了。

在数学课程中，从对数、三角函数、解析几何到“极限”概念中的“无穷小量”、“无穷大量”以及微分、积分；在物理学课程中，从力学的万有引力定律到到光学的可见光、紫外线和无线电波都是电磁波，只是波长不同罢了；在化学中的门捷列夫的原子排列表等等，使我的思维触角伸向广袤无垠的科学空间，觉得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实在是沧海一粟，宇宙的奥秘实在令人迷茫。回想当时初中毕业时，认为自已好象已经“知识渊博”了，这是多么幼稚可笑。所谓当时闯进“知识迷宫”实际上是还不够“小朋友”级的。

课程设计使我特别感兴趣，它是在设计室内进行的。室内有各式各样的设计手册可供每个学生参阅，设计用的图板、丁字尺、圆规、鸭嘴笔、计算尺等制图工具应有尽有。设计题目是一台可吊重三吨的塔式起重机的动力系统。由于我笫一次参加课程设计，内心里不但感到相当兴奋，而且又有新奇感，也初次领略到设计确是一项系统工程，没有雄厚的力学、数学基础肯定会使你力不从心；没有以全方位视野去综合思考有关参数，也将会使你的设计出现纰漏。就这项设计方案而言，在大的方面要考虑整个塔身的因受风力负荷而产生的扭力，在小的方面要计算出组成塔身的每根角铁的受力的数据。要计算的数据确是包罗万象，实在令人目不暇接。我全神贯注地投入这个从未接触过的学习领域中去，因为我觉得，这是实现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当一名工程师的必经之路，而且也可算是已经见到的一道初露的曙光。

 

友情

当时同学间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彼此都没有互相猜疑与提防。由于爱好和世界观的差异，无疑地也有亲疏之分。在班内，我与吕木根、施耀世、李孝义特别接近，成为相当睦逆的朋友。吕木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常常拉我到阅览室里，拿来几本文艺月刊，把一些较好的小说介绍给我看。如刘绍棠的“西苑草”、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和“悬崖勒马”等。我看后，被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深深地吸引住了。特别是当时被称为“神童作家”的刘绍棠，他写的小说，文笔犀利、流畅，人物的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描写手法独出心裁，对人物的刻划具有独创之处，我几乎为之而倾倒。“西苑草”是一篇短篇小说，它的主人公是在西苑大学读书的一个很有文学才华的大学生蒲塞风，他与一个长得十分美丽的、思想活跃的女同学黄家萍和一个思想相对因循守旧的女同学伊洛兰之间恋爱角逐的故事。我看后回味无穷，思绪万千，我还向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作过介绍。在星期天，我总要抽出几个钟头的时间去阅读文学作品，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居然学习写起短篇小说来，而且向“东海”投过稿，还得到过“东海”编辑部的肯定，说“这篇小说是有前途的，只是还需要修改”。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反右派运动，我的这篇小说很可能出发表呢，这当然是后话。施耀世是一个胸怀坦率的人，他从不隐瞒自己观点，对那些奉承拍马的人嗤之以鼻，与我的观点相符，所以很快就成为知己。至于李孝义，他为人忠厚，学习认真，与我们也合得来，所以常常同我们三人一起散步、郊游，友情十分深厚。

初恋

青春期间对异性的爱慕而产生爱情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当时尽管由于学习紧张，我在主观上也无暇顾及去考虑恋爱上的事情，但人的内在“自然规律”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具备“水分”和“温度”的适合条件，“种子”就要“发芽”。由我们学校的性质决定，女生的比例极少，在我们一年级的320名学生中只有十多个女生，分在四个班内，另外四个班自然是“和尚班”了，我们机316班是在其中。由于女同学寥若晨星，即使你有意“追星”，也将会是望“星”莫及，无果而终。我校南面毗邻的杭州幼儿师范学校中有俩个从象中毕业的女同学，一个与我同届，叫SXS；另一个叫顾俊英，在初中时比我低一届，我们自然都熟悉。SXS是城南某村人，她的家庭是全县有名“三大户”（东乡肖家、墙头欧家、城南X家）。在初中时，她的妹妹（比她低二届）是全校公认的“校花”。她也长得不错，白皙的脸蛋上有一对乌黑明亮的大眼睛，薄薄的二片嘴唇旁边有两个可爱的小酒涡，头上还有一对齐腰的长辫子，再加上窈窕的身材，更显得妩媚可爱。她又善歌善舞，是丙班的文娱委员。我们大家到杭州来读书后，由于同乡加同学的双重关系，也就更加亲切了。在星期天，我们来自象中的同学，常常约在一起到西湖去游览。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多，我对SXS渐渐地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就开始追求她了。但考虑到她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而我自己除了学习成绩较好以外，不具备其他优越条件可与她相配，所以一直没有明确地向她提出来，甚至连暗示都不敢。在一个国庆节的晚上，我鼓足了勇气，约她到西湖边去观赏夜景，希望我们的笫一次约会在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氛围中度过。她对我莞尔一笑：“可以叫顾俊英一起去吗？因为我们俩刚才已经约好去西湖的。”她的回答既巧妙又富有艺术性，其用意不言自明：既没有拒绝我的约会，但又不至于马上就进入“状态”，我自然表示同意。其实，在笫一次约会，我即使吃了老虎胆也不会贸然向她提出“我爱你”之类的话。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三人坐在昭庆寺广场（即后来的少年宫广场）的茵绿的、柔软的草地上谈笑风生、情绵意长，凉爽的秋风飘来了阵阵桂花的浓郁的、沁人肺腑的芳香，我似乎进入梦幻一般的伊甸园------。夜色中，月亮向湖面上撒下了碎银般的粼粼波光，众多的游艇在湖面上划来划去，不时地在水面上溅出闪光的银色的水花，使夜幕下的西湖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更使人陶醉在她的神奇美丽之中。无数对情侣手挽手地在白堤上漫步，也有的依偎地坐在湖边的长椅上。草坪上，坐着的少男少女们其中不乏也有一对对情侣。我们两女一男，虽然没有像他们那样情投意合地互相依偎着窃窃私语、卿卿我我，但我们也过得十分愉快------

当时文教区内的文化设施很少，连一个电影院都没有。为了使区内各校能看到电影，安排一个流动的电影放映队，在各校轮流放映，大约一个多月才能轮到一次。就在我们约会前不久，杭州市有关部门在杭州幼儿师范学校与我校交界处的一块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十分简陋的露天电影场。四周用竹篱笆当围场，当中竖起几根毛竹，挂上一块银幕，中间空旷的场地上没有一条可供观众的座椅，观众看电影时必须自带木凳。SXS知道我相当欢喜看电影，故每当周末，她总是买好电影票，而且还与顾俊英一起在电影场内放好木凳，占据最佳位置，俩人轮流(吃饭)看管木凳，一直等我到场为止。她们这样细心的安排，真使我激动不已。记得有一次，在放映苏联片“笫十二夜”时，由于这是一部彩色片（这是笫一次放映彩色片），看的人特别多，当我进场时，场内已经几乎满座了，我在人群中终于找到了正在向我挥手的史析SXS，我用力地挤进去，在她占有三条凳子位子上坐下，她笑盈盈地说：“为这三条凳子的座位，顾俊英连晚饭都没工夫吃，她现在还在吃晚饭呢。”我听后真是感激万分。我们刚坐下，顾俊英也挤进来了，我不好意思地对她们说“你们真是------”电影散场以后，我还沉浸在刚才与她们在一起看电影的美妙激情之中。这一夜晚，我久久不能入睡------

此后，SXS给我写过两封信。我曾交给她一篇我写的短篇小说稿子，希望她阅读后能提一些关于修改的意见。她看后就很快给我写信，她在信中这样写道：“我看了你写的这个短篇后，又给我班内一个文学基础比较好的同学看了，我们都认为这个短篇写得不错，文笔十分流畅，故事的情节也很吸引人，只不过恋爱部分不能写得太多------”我看后觉得很惊讶，她说的意见怎么与《东海》编辑部的意见会如此吻合？说也奇怪，不知是我错觉还是史析生的巧妙用意，当我拆开这封信时，一阵浓郁的芳香扑面而来，难道她在信笺上洒了香水，对我表示一片芳心还是我自己自作多情？在一个星期后，当我再取出这封信时，它还散发出沁人的芳香------

在元旦前夕（1956年底），我以送她贺年片为名到她学校去，并约她到学校旁边的古运河边散步，她欣然应允。我们愉快地谈着各自学校的趣闻轶事，但彼此都未谈及“敏感”的话题。此时，有一只满载着砂子（建筑用材）的河船沿着河道缓缓而行。满脸古铜色的船工，用劲地摇着橹，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船工的脚旁坐着一个三岁模样的小孩，腰部系着一根布带，缚在船弦边，防止跌落水中。面容苍老的妇女在船边淘米、洗菜，正忙着一家三口的炊事。我望着渐渐远去的河船，不禁感慨地说：“这是多么艰辛的一家子啊。”SXS眺望远处，带有浓厚色彩的口吻说：“现实生活中并非都充满诗情画意的。”------

我们的“恋爱”像捉迷藏一样，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因为彼此间谁也没有主动地首先提出触及“爱情”的话题，即使带暗示性的词语也没有。我当时没有主动向她提出是由于怕她不同意后而陷入难堪的境地。这也许是我的责任，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男方首先主动提出求爱的，我不主动，难道要SXS主动？想不到“恋爱”进展很慢，政治运动倒进展很快，在此后不久的反右派运动，以无法预料的速度朝我冲来，我自然就放弃了对她的追求，也无脸向她表示爱慕之情。但嗅觉灵敏的“整风反右”核心小组还是没有放过我，组长刘在刚像发现重大线索似的突然找我谈话：“你正在与一个幼儿师范的同学谈恋爱？”

“没有，”我坦率地回答。

“我看你还是向组织坦白交代好，否则后果是严重的。”他板着面孔，装得非常严肃的样子。

“我们目前还停留在一般友情阶段。”我扪心无愧地回答他。

“老实地告诉你吧，我们已经到幼儿师范去作过调查，你的女朋友叫SXS，她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政治思想也有问题。你们都出身剥削阶级，在交谈中肯定有对党不满的内容，你如果向组织隐瞒思想问题，以后查出问题来是要加重处分的！”刘在刚带着威胁的口吻继续对我施压。看来，他们真是无孔不入。

“如果隐瞒思想问题，那就由组织处分好了。”我十分坚定地回答他。

后来，随着反右派运动的深入，刘在刚对我宣布一条十分严厉的纪律：不准与任何人谈及关于他找我谈话的内容。在当时这种笼罩着恐怖的气氛下，我自然再也不敢去找她，只是担心她因我的政治问题而受到连累，使她也蒙受了无端的指控，从而给她造成一个不可弥补的政治污点。所以，直到后来我被校方强令退学时也没有去向她告别，只是在心底里祝愿她平安地度过这个可怕的政治运动------

就这样，我的“初恋”在“花蕾”刚刚初现时，被这个可怕的政治运动夭折了。初恋，虽然留给我甜蜜的回忆，但也留给我苦涩的滋味-----

“初恋”到这里就应当结束了，但有一个“尾声”尚需讲述：

1959年夏天，有一个初中的同届（甲班）同学戴金国（公屿人）到我家来作客。他在初中时与我相当接近，毕业时没有考取中专，而当时象中还没有设立高中，故辍学一年。在次年（1956年）象中设立高中时（象山笫一初中改为象山一中），他才考进象中读书，刚好与SXS的妹妹SLJ同班。由于他与SLJ比较接近，SLJ向他透露了关于我与她姐姐谈恋爱的情况。我们谈了一会儿后，他忽然问我：“你与SXS现在是否还保持联系？”

“你怎么知道？”我有些吃惊。

“是SLJ告诉我的。”他笑嘻嘻地回答我。

于是，我就详细地告诉他关于我与SXS的交往过程。由此可见，SXS当时完全明白我追求她的心思，否则她是不会告诉她妹妹的。他还告诉我关于SLJ的情况：她也很不幸，因与一个姓X的老师（右派分子）牵连，被学校退学了。我听后感到十分难过。戴金国是来向我辞行的，他说不想去报考大学，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反革命）不好，录取的希望很渺茫，因为当时的大学录取标准已经很注重家庭出身了。他想到安徽合肥市的一个亲戚家去，请他帮忙在那里找一个工作再说。他在我家吃了晚饭后才走的，我一直送他到城外，才依依不舍握别，我记得当时我们俩人眼睛都潮湿了------

1972年的春夏之交，此时爵溪正值渔汛，我猛不防SLJ会突然闯进我家，大概她也由于没有思想准备，我们彼此都十分惊讶，互相张大着眼睛对望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她是我的外甥媳妇史佩萱带来的。她们是同族人，而且还是近亲。SLJ此时已为人妇，在某村家里开照相馆。她虽然历经风雨洗劫，而且年过“而立”，但风韵犹存，俏丽的面容还不减当年。她知道在渔汛时节来爵溪捕鱼的外地渔民很多，要拍照相的人可能也不少，所以就到爵溪来做生意了。我小姐姐（即史佩萱的婆婆）家里有十来个人，只有两间房子，如今来了客人，就显得更加拥挤。因放不下SLJ带来的照相器具，于是史佩萱就想到把她的照相器材放到我家了，她也就糊里糊涂跟着史佩萱来，她根本没有想到史佩萱的舅舅是我。史佩萱看到我们俩人的神情，有点奇怪地问：“你们原来认识？”

“是，在象中读书的时候，她比我低二届，”我连忙答她，竭力掩盖因为她是SXS的妹妹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而相互感到惊讶的原由。

“是------”SLJ也随声附和。

尽管如此，我和她还是陷入难堪和尴尬之中------

她在爵溪停留了十来天，我连一顿饭都没有请她吃过，实在感到有点过意不去，这其中有我的苦衷，因为当时我不能向妻子和史佩萱公开过去我与SXS之间的关系（因为此时实在没有必要），而仅仅是因校友关系而请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吃饭，好象有点不符合常情。何况当时我们家穷得连买一斤肉的钱都没有，向人家去借钱请客，更使我妻子觉得唐突。所以我为此一直感到内疚，以后她如果遇到她姐姐，说了今日在爵溪相遇的情况，SXS难道会不说我如此小气吗？------

1993年10月，秋高气爽，丹桂飘香，我们的母校---象山一中举行60周年校庆，从母校出去的莘莘学子都纷纷归来参加校庆，其中也有SXS。这个消息是王良月同学告诉我的，因为他是丙班同学的召集人。此时我已经在象山县供电局工作，王良月是供电局的党委副书记。我听了SXS到象山的消息后很想去看望她，但又相当犹豫，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彼此间的旧情早已烟消云散，现在见面必然会引起当年痛心疾首的往事来，何况又不知道她现在的心思如何，弄不好反而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这就弄巧成拙了------

我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一般都在建设路上漫步。当我走到象山酒家时，看到酒家前聚集着许多人，我就好奇地走拢去看，只见门前的一块小黑板上写着许多名字，它是介绍来参加校庆会的校友住宿房间号码的名单。我突然发现SXS的名字，顿时使我内心激荡万分！这个在三十多年前使我梦牵萦怀的恋人，此刻就在我的面前，虽然我们之间已经绝对不存在“旧情复发”的问题，但作为在西子湖畔相处过三年的同学情谊，我难道就装着没有看见地让她在我的眼皮底下溜走？------

我犹豫不决地在象山酒家门前徘徊了近半个小时。最后，我始终没有勇气向她走去。为此，我在事后一直后悔不己------

 

迈向社会主义

党中央在1953年提出了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在农村就进入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把原来的农业互助组改变成为宽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而又把低级社改为高级社。次年，国家又对城市的私营企业、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对资本家的财产实行“赎卖”政策，资本家可以向企业领取“定息”。这样，城市又几乎同时也进入了社会主义高潮。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为了庆祝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杭州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群众庆祝活动，会后还进行了群众大游行。大会的主席台设立在湖滨路与平海路的交叉口，我们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的集合地点是在延安路的龙翔桥附近。我记得当时有些女同学还化了妆，这在当时是相当罕见的。在街道两旁，我看到原来的私营商店的店名扁额前面均加上“公私合营”字样，私营企业的厂名牌子，也同样在厂名上面加上“公私合营”字样，在牌子的上方还用大红绸布扎着，显得分外耀眼。我们全校一千多名学生，是步行十多里后到达目的地的，走到龙翔桥，太阳还没有上山。此时正值隆冬，气温在零度左右。刚到时，由于急于赶路，不但不觉寒冷，反而把棉袄都脱了。在等了一个钟点以后，大家穿上了棉袄还觉得寒冷，特别是那几位化了装的、衣服穿得又比较少的女同学，几乎被冻得浑身发抖，只好用不断的跳动来取暖。大会一直等到上午九点钟才开始。会后即开始大游行，当我们走过主席台时，才看到主席台上站着沙文汉省长等省、市领导人，他们不时地向我们挥手，表示对受检阅的队伍致敬。游行结束后，我们又步行回校，在到达校门口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此刻，虽然我们都感到饥肠辘辘，但我们的精神都相当饱满、情绪极为兴奋，因为日夜梦想的社会主义终于实现了------

按照总路线规定，这个“社会主义改造”是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十年、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期），但现在却在二、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这样一个突飞猛进的速度，难道不令人高兴吗？这时，有一件事使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因为这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当时的各级党报作过大张旗鼓地宣传过的。这就是“人力车（黄包车）放进博物馆”的特大新闻。从此，在杭州市的历史上再也见不到人力车了。

其实，当时的杭州市的交通工具还十分落后，人力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因为宣布了“公私合营”而在一夜之间突然提高了，像汽车之类等先进的、现代化的工具会从地上冒出来，何况，人力车具有它自身的特点是汽车无法代替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它，反而有诸多的不便。突然少了它，当时又没有条件拥有汽车之类现代工具代替它，反而只能靠肩膀或者用步行去代替它。这与当时提出这个“别出心裁”的“始作俑者”的愿望相反，社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想不到在两年后我也为此付出“代价”。1958年春天，我因在反右派运动中打成反党分子而被学校当局强迫退学。那天晚上，我挑着百把斤的行李（书籍、衣被等）站在米市巷公共汽车站等车，但由于公共汽车不许带着行李的人上车，而人力车又进了“博物馆”，我只好挑着百把斤的行李，走了二十多里的路程才总算到了城站。我感到精疲力竭，躺倒在火车站内的木椅上休息。我想，如果当时人力车没有进“博物馆”，我就不用吃这个苦头了。不过，我马上警觉到：如果我坐了人力车，那不是叫一个工人拉我这个“反党分子”，我岂不是又一次“压迫”工人阶级了吗（尽管我也付了钱）？这说明我的思想深处还存在着严重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要改造好自己，需要处处当心，如果以后再发生这样好逸恶劳的思想是极其危险的。这当然是后话。

历史常常会跟人开玩笑，在二十多年以后，共产党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私营企业蓬勃发展，人力车（三轮车）也在城市里的小巷、里弄来往穿梭。有的老外不愿意坐汽车，反倒喜欢坐人力三轮车游览西湖，觉得别有一番情趣。众所周知，其结果，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后退，反而成倍地发展；拉车工人不但没有受到压迫，而是扬眉吐气地赚钱，何乐而不为呢？

回顾历史，那些希望中国在一夜之间就能跨进社会主义的人，是不是惟意志论、形而上学、急躁冒进在他们的头脑里作怪？这些思想与后来的“大跃进”中号称“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人民公社运动”实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否有天然的联系？------

 

国际多事之秋

1956年的秋天，在国际发生了许多令人目不暇接的重大事件。不管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都因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出现了一系列的巨大震荡。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了笫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举世闻名的“秘密报告”，苏共中央在报告中无情地揭露了斯大林严重践踏法制行为以及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杀害正直的共产党员（包括许多高级将领）和无辜的善良公民。斯大林将当时地位仅次于他的重要领袖布哈林处死，并要他永世不得翻身（布哈林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被苏共中央平反）。斯大林的‘大清洗’行动，无疑地在苏联历史上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当时苏共“二十大”用绝密的方式进行，但外国的情报机构运用了一切手段还是搞到了这份“秘密报告”的内容，在世界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我国“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社论。该社论是经过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用相当长的篇幅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但却比较简略地提及关于斯大林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搞个人崇拜等行为等具体内容。尽管当时老百姓知道的消息极其有限，但对于这个此前崇拜为类似“神明”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也竟会犯如此“严重错误”而震惊，他的严重错误被称为“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无疑是一贴清醒剂。这对于当时已经开始露头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个事件，同样地也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掀起了强烈的震荡，从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国际性重大事件---“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些事件中，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迫不及待地动用了形形色色的情报机构参与这些事件之中，煽动民众情绪，推波助澜地掀起一股规模空前的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

无论在国内、国外，或者是在党内、党外，凡是有独立叫思考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对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只存在一种“苏联模式”、在共产党内的领导体制只有“斯大林模式”开始提出质疑。而且，苏联在斯大林的武断、专横的统治下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也不可能有进行调整和改革，其存在的许多弊端就暴露出来。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重新的思考了------。从回顾历史的观点出发，如果我们党当时在吸取“苏共二十大”严肃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教训的基础上，真正提倡党内民主，杜绝党内的“家长式统治”，并在制度上加以的严格限制，这样就也许不会在此后出现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宣扬对领袖的“个人迷信”的现象，也绝不会出现认定个人意见绝对正确、而不容有丝毫批评、修改等违反实事求是的“神话”，以至于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开国元老---国家主席刘少奇、元帅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活活迫害致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沉重教训！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斯大林杀害布哈林与“四人帮”迫害（致死）刘少奇真是“异曲同工”，只不过一个是直接处死，另一个是在监狱里磨死罢了。纵观历史教训，我们共产党历史上的最大痼疾是“个人崇拜”及由此产生的“家长式统治”，在党内缺乏民主传统，错误的做法无法纠正，正确的意见不予以采纳，党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错误，以致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致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共产党产生误解，疏远了人民对我们共产党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共产党的最大悲剧。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此是深感痛心疾首的。

1956年6月28日，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波兹南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并发生了流血事件。后来，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平息了这次骚乱，此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改选了党中央领导，选举哥穆尔卡为笫一书记。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爆发了反对拉科西[匈共笫一书记]的示威游行，而且规模迅速扩大，没有几天时间就演变成全国性的暴乱，把国家的军队和公安部队打入“下水管道”内，使党组织、政府机构陷入瘫痪状态。形形色色的反共组织都蠢蠢欲动，他们拥戴一个叫纳吉的人出来成立一个“匈牙利政府”。形势十分严峻，挽救匈牙利国家的命运刻不容缓！根据“华沙条约”驻守在匈牙利境内的苏联军队坦克终于出动了，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纳吉反革集团颠覆匈牙利国家政权的阴谋。与此同时，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了工农革命政府，迅速地恢复了全国的社会秩序（后来我在内部参考资料“读报手册”中看到，正当匈牙利局势处在紧急关头之时，赫鲁晓夫还在犹豫不决，在与中共高层密商后才决定出兵，根据约定，中共派周恩来乘苏军飞机在枪声密集的布达佩斯机场降落，然后乘坐苏军坦克进入市区，协助卡达尔组建人民政府）。纳吉逃往罗马尼亚，一年后被引渡回国枪决。

这两次重大事件的发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无疑地也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场“大地震”，受到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匈牙利事件平息后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就发生了分裂，不少欧洲的共产党与苏共（当时国际共运领导者）发生对抗，公开声明退出国际共运组织。据当时的报纸报导，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有不少党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党员纷纷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军队出兵干涉匈牙利内政，并表示立刻退出共产党组织------

此外，在1956年10月29日晚，以色列在英、法唆使下，以“保障苏伊士运河畅通”为由侵入埃及领土西奈半岛，埃及人民奋起反抗，战争阴云密布，世界形势十分紧张。最后在全世界舆论和苏联的警告下，以、英、法被迫宣布停火------

 

不平凡的春天

“国际多事之秋”刚刚结束，我们国家又面临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1957年三月，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其内容就是著名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祥尽而精辟地论述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由来，以及它的性质、正确处理的方法等等。他还论述了如果处理方法不好，有可能向敌我性质转变。此外，他还辩证地分析了“出了坏事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在文艺政策方面，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方针，同时也提出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等等。他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他号召党内外人士要勇敢地向党组织内部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积极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去。应当说，当时毛主席是真诚地希望通过整风来改善我们党的作风，藉以克服党内业已存在的种种不良风气，对于提高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战斗力来说无疑是有益的。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地加入向党提意见的热潮中去。各级党报也大量发表他们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当时比较突出的有：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即十个副总理都是中共党员，竟没有一个民主党派人士）、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此外还有钱伟长、华罗庚、费孝通、章乃器等知名人士发表了一系列的建议或批评意见的言论。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等首都高等院校首次出现了“大字报”，内容当然是有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随后，“大鸣大放”、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向全国漫延；许多全国闻名的报刊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发表比较大胆的通讯，批评某些党组织的官僚主义，如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和“在桥梁工地上”。在文艺刊物上也刊登了一些内容颇具独创、风格有鲜明色彩的小说，如王蒙的中篇小说“组织部里新来的年轻人”和刘绍棠的短篇小说“西苑草”、流沙河的组诗“草木篇”等，简直使人眼花缭乱。这样一来，难免在一些党组织的干部头脑里发生错觉，“他们是否借整风运动向党提意见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

诚然，在整风运动中，无论是在座谈会上或是在大字报里向党提意见的人，还是在报刊上发表小说、文艺评论文章参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人，除了绝大多数是响应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法尽”的号召而发表意见以外，但确有少数几个仇恨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的人，他们借机向党发动进攻（附注：据事后统计，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共有57万人。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经重新审查后认定除了12人外都属于“错划”而“改正”了。而在这12人中，还有在海外的二人在接到“改正”通知后表示不必“改正”，要把这顶“右派帽子”作“历史纪念”。可见，当时的真右派分子只有10人，这个“严重扩大化”的比例为五十七万分之十）。问题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哪些属于“香花”，哪些属于“毒草”，一时真假难以辨别。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局势面前，自然会警动了毛泽东。他联系到去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和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教训，他不能不提高警惕啊！防止阶级敌人颠覆社会主义是他的神圣职责，他们这些人现在不是已经在兴风作浪吗？如果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于是，一个“雄才大略”的“谋略”迅速形成，他开始在胸中运筹帷幄了：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见“毛泽东选集”笫五卷P.424，下同）。接着，他还写道：“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P.428）；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P.432）；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写道：“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接着他又写道：“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不于回击，------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P.436]；他又写道：“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P.437）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他又说：“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P.444）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笫十三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点名批评了曾经著作“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而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女作家丁玲和鲁迅的亲密战友冯雪峰，说“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P.487），把反右矛头直指文艺界高层人士。（附注：丁玲、冯雪峰都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平反，恢复党藉、恢复名誉。）

就这样，由毛泽东精心策划的、他自己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法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整风运动一下子变成为阶级斗争性质的反右派运动了。

 

见到周总理

1957年春天，我见到了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春天的西湖，柳丝翠绿，婀娜多姿的形态显得更加妩媚可爱。湖边的山峦上的杜鹃花竞相地在争艳斗妍，红彤彤地把群山打扮成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在这个充满生机盎然的时刻，她迎来了一个远方的、尊贵的客人---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谁都知道，这样高级别的苏联国家元首来访问杭州，中央肯定有一位高层领导倍同前来，只不过事前并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前一天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通过杭州市公安局通知全市各单位（我校在内）派人参加会议，布置次日有关安全保卫工作。

笫二天清晨天还没有亮，我们全校师生就在操场上集合，首先听取学校领导传达罗瑞卿部长有关做好保卫工作的几个注意事项。根据杭州市公安局布置任务，从杭州笕桥机场到西湖边的杭州饭店的二十多公里的沿途街道上，要安排在街道两旁各边由三排人组成的两道“屏障”，既是夹道欢迎的队伍，又是安全保卫工作的队员。学校领导再三强调，我们一定要做好这项安全保卫工作，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准插进任何外单位的人，否则就要追究责任。我们学校师生分配在“楼外楼”前面的地段，在早上六点钟光景，我们就步行赶到目的地。我们当时的心情相当激动，急待着伏罗希洛夫和不知哪位陪同前来的中央首长一道莅临，到时我们可以目睹他们的风采了。

我们一直等了三个多钟头，还不见贵宾的影踪。其间有几次听到前方有些响动，我们以为贵宾们来了，顿时就兴奋起来，自发地欢呼起来，谁知是一场误会，原来是一辆检查安全工作布置情况的工作人员来沿途视察，使我们过早地空高兴一场。

直到上午十点钟光景，贵宾的队伍终于来了。前面爆发出的一阵阵欢呼声告诉我们，贵宾的队伍就在不远的前方，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刚好是一个转弯处，不能直接看到贵宾，保卫工作的纪律又不允许我们移动位置，我们只好也跟着前面的欢呼声一道高声地欢呼起来。没有多久，一辆敞顶汽车缓缓地向我们驶来，只见车上有三个摄影师，提着手中的摄影机朝着后面紧跟而来的笫二辆贵宾车录象。我猛然看到在贵宾车上站着一个熟悉的面容，这难道不是周恩来总理吗？我们就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我们看到在贵宾车上，伏罗希洛夫面色红润，满面春风地站在中间，笑容可掬地、频频向我们欢迎他的队伍挥手致意。左右两旁站着周总理和沙文汉省长，因为近在咫尺，对这三位首长都看得十分清楚。总理有两道浓黑的眉毛，乌黑而明亮的大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也不时地挥手向我们致意。沙文汉省长身材瘦长，比伏罗希洛夫几乎长出一个头，他也显得十分精神。虽然车开得很慢，但他们还是很快地过去了，我总感到有点可惜，如果车开得再慢点该多好。接下来的均是轿车，我们从轿车窗口完全可以看到车内坐着的国家领导人，他们有贺龙、彭真以及不认识的中央首长。有人统计过，车队中总共有八十八辆轿车，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等车队过去后，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蜂拥到杭州饭店去，杭州饭店前面的广场上已经被欢呼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了。

过了好久，周总理和彭真陪同伏罗希洛夫走到二层的阳台上。伏罗希洛夫看到这么多的群众欢迎他，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随后，周总理向我们挥手，并用浓重的北京口音大声对我们说：“请你们让开一条路，让我们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到西湖去游览。”

于是，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杭州饭店门口通往苏堤之间让开一条通道，为数众多的维持秩序的警察用力地阻挡两旁的像潮水一般涌来涌去的人群。周总理和一个警卫人员扶着伏罗希洛夫从门口出来了，此时，我挤在人群中，伸长着脖子、踮着脚尖也无法看到从人群通道中走出来的周总理和伏老他们。在周总理和伏老他们下船以后，我们才在苏堤上才看到周总理和伏罗希洛夫以及陪同人员站在游船的甲板上眺望西湖的美丽的风景。

这一天，由于我们一直处于极端兴奋之中，早就把疲劳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选团代表

我是在1956年6月28日被正式批准入团的。当我看到在学校布告栏上贴着由杭州市团委签发的“关于批准张为礼同志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通知”的时候，激动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自从初中二年级提出入团申请起，我一直为此而努力，但由于种种原故而未能如愿。在历经了四年以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我怎能不热泪盈眶？当然，这与我四年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自从初中时姚华雄老师给我指出了骄傲自满的缺点以后，我一直牢记心头。自从进入杭州水力发电学校以后，我也一直相当谨慎，决不能再让这个缺点冒出来。由于我入学后一贯积极参加各项思想教育活动，学习成绩又十分突出，思想亦比较活跃，团支部经常邀请我参加团内活动。学校团委副书记褚河随对我很熟悉，还找我谈过话。后来团委根据我特长，叫我担任“水电青年”（学校团委的黑板报园地）编委兼出版组长，具体负责黑板报的出版工作。由于我工作完成得较好，所以就很快批准我加入青年团。1957年的夏天，学校共青团（这时已经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要举行代表大会，会上要选出学校团委新一届团委委员以及出席杭州市团代会的代表。每个团支部要选出四个代表，我竟荣幸地被当选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班里的CHR同学当时是学校团委委员，此人在同学中印象不是很好。他的学习成绩一般，善于迎合领导。由于褚河随与他极为密切，关系非同一般，这个团委委员的职务就是褚河随给他的，班内同学对此都有微词。当时团代表的名额是每个支部四名，而候选人名额也是四名，而且还是上面指定的，CHR和团支书刘在刚自然在其中。当时有许多同志提出来，要增加一个名额，可以让我们有一个选择的余地。支部经请示后同意，于是大家就推举我为候选人。在选举前，团支书传达学校团委的意见：CHR同志是团委推荐的人选，希望大家在选举的时候，要考虑团委的意见。选举结果，CHR勉强当选，我的选票比CHR多，自然被当选了。事后，有许多同志向我提出，我们推选你为代表，你就要代表我们在大会上发表意见，认为CHR这样表现并不突出的人不宜当学校团委委员。当时我为人正直，而且欢喜打抱不平，所以同学们很信任我。谁知，我为当选这个团代表日后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真是“福为祸所倚”啊！这个“祸”是在学校团代会上闯下的。

在团代会的前几天，共青团杭州市委安排了一次参观活动。在杭州市的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每个团支部派出四个代表，由团杭州市委书记周芝山同志亲自带队去笕桥机场的某空军基地，观看驻杭某部的飞行表现。当刘在刚通知我这个消息时，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那天上午，我们首先是乘校车到城站，然后再坐火车去飞机场的。在火车的车厢内，都是高校和中专的学生，歌声此起彼伏，充满着青春的气息。我们在笕桥车站下车后，就步行到笕桥机场。在机场门口，我们集合在一起听取团杭州市委书记周芝山同志讲话。他简单扼要地讲了拥军爱民的意义后，就告诉大家参观机场的注意事项。接着，我们就排队进入机场。由于我是笫一次看到飞机场，真是有点恍惚如梦的感觉，我被如此广阔无垠、一眼望不到头的机场惊叹不已。我看到在机场上停着一排排苏制米格飞机整齐地排列着，有几排还罩着淡绿色的衣罩，只有一排未罩，飞机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更显得威武雄壮，我真为如此骄健的雄鹰而感到骄傲！热情的空军地勤人员，让我们分批地登上飞机的弦窗边，参观驾驶仓内的驾驶员座椅、操作系统和数不清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仪表，我看得目不暇接------

在参观米格飞机后，我们集合在一个指定的地点，观看由张滋大尉驾机作飞行表现。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张滋大尉的英雄事迹，那是在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有一架来自台湾的国民党飞机，趁着夜色侵入杭州地区上空。我笫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防空警报，令人恐怖的呜---呜---警报声使我和同学们当时都感到十分紧张。大约过了十多分钟，我们就听到了二声响彻云霄的炮声，随后就解除了防空警报。笫二天上午，我们就得到了消息，某空军部队的张滋大尉只打二炮就把国民党飞机打了下来，机上七名驾驶人员都在飞机坠毁时毙命。此刻，当我亲眼看到这位空军飞行英雄和他的僚机飞行员各自登上雄鹰时，心情真是说不出的崇敬和激动！当指挥台上发出三颗信号弹后，这二只雄鹰顿时腾空而起，直射蓝空，迅速就看不到飞机的影踪------我们翘首以待望、目不转睛地望着天空，不一会，这二只雄鹰又飞回我们的头顶，时而俯冲、时而直升、时而翻滚，接着又表现一个难度相当大而又十分惊险的飞行动作---螺旋飞行，我们看了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学校团代会开始了，这是我们青年团员的一件大事，我这个出版组长也为此忙碌了好几天。会前我们就知道，杭州市的共青团代表大会不久后也将召开，团杭州市委书记周芝山同志的代表名额要落实到我校的团代会上产生，他肯定要莅临我们团代会，所以这次团代会就显得特别隆重，而且具有一点神秘色彩。

我怀着欣喜而激动的心情参加这次大会，但也带着有点忐忑不安的情绪进入会场，因为有许多同志交托我一个任务：我在大会发言时，要代表他们反映班内（支部内）对CHR的看法，让代表们在选举时参考。我当时确有些犹豫不决，但由于我当时年轻无知，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只认为同志们相信我，选我团代表，我就应当代表他们反映意见，何况在大会上发言，对一个同志提出一点批评意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我竟然神使鬼差地走上台去发言，把当时同志们的意见在大会上讲了，我根本就没有料到我的发言竟会得到一阵热烈的掌声。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褚河随（他主持会议）在大会作总结时，竟隐约地提到刚才我的发言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顿时使我大吃一惊------

整风运动

1957年9月1日，新的学期开始了，在开学式上，柳宗影校长（王士英校长已调至南京工学院任院长）向全体师生宣布，开校后首先进行为期二个星期的停课“大鸣大放”写大字报活动。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运动开始了。为了使运动能按上级的意图进行，上面还派来了一个驻校工作组。工作组共三人，组长是一个姓陆的女同志，她是从团杭州市委抽调来的。

此前，全国高等院校的“大鸣大放”写大字报活动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了，而且已开始“群情激昂”地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当时的各级报刊上连篇累赎地登载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声讨、驳斥右派分子的种种谬论。我当然看到报纸上登载的这些消息，但由于这些反击的活动还停留在比较小的范围，主要是在中央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中央和一些全国著名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在我们杭州市来说，除省级机关外，只有浙江大学搞得激烈些，其他高校还未见动静。我在报纸上也知道，当时有个全国出了名的某某大学学生叫凌西林的，她“南下革命”到浙江大学“煽风点火”，浙江大学校园内的大字报就一下子就铺天盖地地贴满校园。这恐怕是浙江大学‘独领风骚’的原因。起先，我也不大在意这些局势，认为中央开展这场反击右派进攻是针对一些“大人物”的，与老百姓以及我们这些学生无关，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把头钻进书堆里去了。从团代会上听到褚河随说“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以后，我开始有点担心，但却为时过晚了。 

学校开展“大鸣大放”以后，我还是十分谨慎的，虽然我当时还十分年轻，但觉得这场运动来势汹涌，还是少说为佳。所以我并没有热情地写大字报，而是每天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观看贴满全校的大字报。我记得当时拥有较多观众的大字报是机315班的王之水同学写的连篇连载的小说型大字报“孙悟空漫游记”。他把老孙刻划得惟妙惟肖，内容是有关老孙看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阴暗面”而打抱不平的故事。我和同学们看了后均感到发笑。使我们发笑的原因是由于王之水的文笔幽默、风趣，孙悟空的形象活灵活现，描写的语气也与《西游记》相似。纵观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绝大多数是一些关于鸡毛蒜皮的事情。

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有一天晚上，班里的整风核心小组组长刘在刚找我谈话。他说，你是一个共青团员，是党的后备军和助手，你应当义不容辞地、真心诚意地要向党提批评意见。你在上星期写的几张大字报，都是一些属于鸡毛蒜皮的东西。这样不行，你今后一定要写有关党的重大政策问题，这才算是真情帮助党整风，这也是作为党对你一个共青团员的考验！

我听了刘在刚严肃的、一板正经的谈话后颇受感动，觉得他是真情地关心我的进步（他是我班的团支书，又是我一直认为是一个正直、忠实之人），我一定要消除思想顾虑，大胆地、真情地向党提意见，而且要提重大的、属于政策性的意见。我当时连想也没有到，这是工作组交给刘在刚施行的“引蛇出洞”战术，我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当作一条“毒蛇”被引出“洞口”了。

此后几天，我就大胆地写出七八张大字报。诸如：“选举时，候选人人数应多于当选人人数，使参选人有一个选择的余地，这样才算民主”、“目前农民的生活很苦，与工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国家应当多关心农民，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应当学习，但不能照搬照抄，应当因地制宜地加以吸收”------等等。写完这些大字报后，我觉得心里很踏实，也觉得自己很对得起党了。说来也奇怪，这星期大字报的内容几乎与我同步，其内容都涉及到一些有关党的重大政策问题，有的大字报提出的问题比我提的还尖锐。如有个姓王的学生这样写道：“国家对农民的要求是出力如牛、耗食如鼠”。还有个机314班的学生叫向继珍的一首诗写得更大胆：“愤怒的烈火/冲破了黑暗/在漫天的恐怖下/爆发了！”我看了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后，总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说来也奇怪，为期二个星期的“大鸣大放”刚结束，报纸就象事先约好一样地就登载了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领导人的（在一次会议上）讲话，题目是：关于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规定了在这次全国开展的整风运动要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反击右派、边整边改、学习总结。根据他在讲话中的时间安排，笫一阶段的“大鸣大放”刚好在现在结束，接下来是“反击右派”的笫二阶段了。看来，这完全是一种有计划、有预谋的巧妙安排。我看后不禁大吃一惊！如果早十天登载这篇讲话，无论刘在刚如何劝说，我绝对也不会发表这些涉及到有关重大的政策问题的意见，这不等于我自投“罗网”吗？在过去的二个星期中，我写了这许多有关重大政策问题的意见，不正好是“反击右派”阶段的“绝好材料”吗？我在不知不觉中上了刘在刚的当了。我仔细一想，不禁被吓出一身冷汗来。

如果说，在五七年上半年的整风运动中的“右派”向党“进攻”是自己“上钩”的，那么在下半年的“右派”向党“进攻”是被“引蛇出洞”的；如果说五七年上半年的“右派进攻”是在帮助党整风过程中被毛泽东“无意”发觉的，那么在下半年的“右派进攻”是毛泽东等人“有意”安排这个“引蛇出洞”的谋略，故意“制造”出“右派进攻”的一个“局面”来的；如果说五七年上半年的“右派进攻”的范围只是在中央或高层人士、个别高等院校等地方，那么在下半年的“右派进攻”的范围是普及到全国的、从小学教师以上的知识分子阶层及基层乡镇以上的干部队伍和全国高等院校、部分中专学校师生；如果说五七年上半年被打成的“右派分子”是国家的高层“精英”，那么在下半年被打成的“右派分子”是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佼佼者”。这里还有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某单位从上面分配到一个“右派分子”的指标，但通过“大鸣大放”以后，确实找不到反党言论的人。该单位负责人是一个从部队转业来的、党性很强的军官，眼看着完不成上级分配下来的任务，心急如焚，最后他只好自己主动报名去“顶替”这个上面分配下来的、一定要完成的任务的这个“右派分子”指标。结果使他无法想到的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了：他被开除党籍、送到农村去劳改。紧接着又是离婚，弄得一个妻离子散的悲惨结局------这真是一个荒唐透顶的、然而又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当时把五十七万之众的“右派分子”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少数被关进牢监），剥夺了他们的工作权利，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

话要说回来。果然不出我所料，从党中央领导人“讲话”发表的笫二天，我们学校[正确地说是在全国各地]就宣布整风运动进入笫二阶段。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反击右派”的“怒潮”汹涌而来，我就像一叶小舟被抛在十级巨浪中颠簸得天昏地黑、晕头转向------

事情开始在一个夜晚，我和同房的大多数同学入寝后，发现有几个同学迟迟没有入寝。由于我当时已经有思想负担，故一直没有入睡。过了好久，见一个同学摸黑走进寝室，与二个已经睡在床上的同学轻轻地耳语几句，这二个同学就起床跟随着他走了。我虽然醒着，但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同学被叫走。我当时想：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后来，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笫二天清晨，我按时起床。当我穿好衣服走出寝室时，我被突如其来的“景观”---寝室走廊上贴满了大字报而惊呆了！仔细一看，这些大字报的醒目标题，一律都是我的名字，使我猛省到这显然是核心小组昨晚组织部分同学的“杰作”。我无心去洗脸间刷牙、洗脸，就详细地观看大字报的内容。绝大多数的大字报是我同班同学写的，其内容无非是我上星期在大字报上提出的几条意见，另外还加几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政治口号。此外，也有二、三张别班同学的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是机317班的、也是我初中同届丙班的同学许成元写的，他这张大字报是一幅漫画，画着一个头发拆散的人手中拿着一把宝剑，右上角还注了我的名字。许成元在机317班担任团支书，整风运动开始后又兼任核心小组组长。他与我的关系一直较好，从无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他写了批判我的大字报，肯定是被人家“动员”后才写的，这也是出于无奈。我看完三楼走廊的大字报后就走到二楼、一楼观看，在二楼、一楼走廊的大字报分别属于另外两个人的大字报，其大字报的模式基本上与我住的三楼的大字报相似，一看就明白，这是驻校工作组的统一布置。我无心吃早餐，索性走到办公大楼去看一看。办公大楼的大字报也贴得密密层层，主要是针对团委书记郑胜谈等几个学校党政领导和教师的。批判郑胜谈的大字报以团委副书记褚河随写的最为醒目，其用语严厉、口气迫人、无限上纲，摆出一付不置人以死地而决不罢休的姿态（后来郑胜谈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就接任团委书记）------

紧接其后是面对面的批判大会。学生以班为单位、教师以教研组或者以行政系统为单位展开。如遇态度恶劣、顽固不化之人，就要在以科系或年级为单元的大会上进行批斗，再顽抗者则在全校大会上进行批斗，直到低头认罪为止。我记得有个姓王的、曾在大字报上提出“农民是出力如牛、耗食如鼠”的同学，由于他出身贫下中农，历史清白，在批斗大会上始终不肯承认错误，即使在全校学生大会的批斗上，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还说：“不信，我带你们到我的家乡去看”。工作组对他实在无计可施。最后，学校也只好把他开除算了。

我是一个在学校首批被点名批判的人，究其原因，是与褚河随有关。褚河随此时已经成为学校的大红人，在杭州市团代会上，他当选为全国团代会的代表，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回校后正遇整风运动，由于他是校长柳宗影的心腹，所以就成为全校的整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掌握全校在整风运动中的“生杀”大权。我在团代会上的发言，使他在周芝山面前出了洋相，他自然不会放过我的。据说，当时在杭州市的中等专业学校中，对学生搞“反右”的学校不多，一般只搞正面教育，教师当然除外。我校在杭州市是搞运动的重点，所以又是个例外，把我们当作高等学校的学生一样，被列入了反右对象。大概是由于我在团代会上的发言引起团杭州市委书记的注意，所以工作组（小组长是团杭州市委里抽调来的）一进校就把我列为搞运动的重点。所以，我就这样作为“重点的重点”而列入首批被打击的“靶心”是“当之无愧”的。

在“反击右派”阶段之初，许多同学同情我的遭遇，而且还安慰我不必十分担忧，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嘛。然而经过几天的批判以后，原来同情我的一些同学都转向了，站到我的对立面那边去了，只有施耀世、吕木根、李孝义仍然站在我一边。这时，刘在刚又找我谈话，他的谈话态度与上次明显不同，上次他要我向党提意见时态度十分亲切，装着很关心的样子；这次却板着面孔对我十分严厉：“据我们了解，你和施耀世、吕木根、李孝义等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肯定有不可告人的东西隐瞒着，你现在向组织交代还来得及，否则就后果自负了。”他的口气明显带着威胁成份。我当即明确的告诉他，我们之间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他听后就威胁道：“现在我代表组织向你宣布，从现在起，你再也不能与他们三人谈起今天我与你谈话的内容，如果你违反纪律，就要受到严厉的处分！”施耀世出于关心我，看到我满腹心事的样子，就找我谈心。我鉴于刘在刚对我的压力，婉转地推开了，我是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的。后来，刘在刚在批判会上说：“张为礼的本事真大，能把大多数的同学拉到自己的周围。经过大批判以后，使同学们擦亮了眼睛，明确了方向，张为礼现在孤立了。”对于同学们的“转向”我是完全理解的，如果他们此刻还不“觉悟”，他们自己就也要“倒霉”，但有的抹着良心去捏造事实来污蔑我、攻击我，表现自己“觉悟”提高、与我划清界线的人，倒使我不能理解，难道做人就没有良心可言了？

在一次班内批判会上，与我同桌的姚力散同学狠狠地批判我说：“张为礼的反对共产党、破坏工农联盟的思想由来已久。在去年的一个课间休息时，他曾对我说过‘镰刀屈服在锒头之下’，意思是说工人压迫农民，可见你用心何其恶也！”

我听后大吃一惊，姚力散平时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为什么竟会说出这样凭空捏造、可以置我于死地的恶毒语言？我在万分惊愕中忽然想到确有一次与他说过类似的话，那是在我与他在开玩笑时，我用双手把他压倒在地，并说：“你屈服了吗？”姚力散是个倔强的人，尽管他身瘦力薄，无力还手，但他绝无屈服之意。于是我也就放手算了，并笑着对他说：“看来，用大刀和斧头是难以屈服的”。我当初的说这句话无非是想借用文学语言来比喻“用武力是难以屈服的”的意思，谁知这句文学语言被他曲解，而且其中把“斧头”听作为“锒头”，把“大刀”听作为“镰刀”，这岂不是要命的事吗？我当初绝对想不到这个玩笑在一年之后，他竟会在这种场合下拿出来当作炮弹来攻击我。这岂不是说，我真的有怀有对工农联盟的恶毒用心吗？于是我就把当时的情况向同学解释，但是，他们是绝不相信我的解释，反而齐口同心地说；“张为礼，你只有坦白地承认错误，深刻检讨，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在这种异口同声的、群情激昂的大批判情势下，我深知解释完全是多余的。我终于明白，只要是核心小组定下调子，你好歹都得承认。我发觉自己已经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于是，我就十分痛心地、违背自己良心地作了这样检讨：“由于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对党不满，恶意攻击工农联盟。我愿意接受同学们对我的批判，下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由于我横下了一条心，抱着“好歹一切都承认”的态度，所以就免除了许多“自找麻烦”的事端。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核心小组对我的批判只停留在班内进行而没有升格。不像有的同学在班内批判不承认错误，就放到整个年级大会上去批斗、乃至放到全校大会上去斗争，态度不好的当场就宣布开除处分，有个别的还送去劳动教养，何苦呢？

核心小组宣布我“罪状”是吓人的：

1 攻击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宣扬“侯选人要多于当选人”的资产阶级民主论调；

2 破坏工农联盟，挑拨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故意宣扬“农民生活水平大大低于工人”等论调；

3 挑拨中苏关系，企图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宣扬什么“学习苏联经验要因地制宜”等谬论；

4 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挑拨工农关系，说什么“镰刀屈服在锒头之下”的谬论；

5 向同学们推荐右派分子刘绍棠的小说“西苑草”，有意向同学们散布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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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错误，除了细小问题不算，具有重大政策性、原则性的问题总共有十多条。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但此时已身不由己，只有听天由命了。

一天晚上，学校工作组组长找我谈话。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张为礼，你自己的严重错误现在应该是很清楚了，你是一个处在悬崖边缘的人，我们稍微推一下，你就会跌落万丈深渊，我们拉一把你就会脱险。现在是看你的态度了。你只有进一步深刻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才有你的出路，否则你就会自绝于人民。”

“我知道”我简短地回答她。

于是，她交给我一叠纸，带我到一间房间里写交代材料。为防止意外，她安排一个同学陪着我。此外，她还带来一包饼干，供我夜里充饥。看来，这个夜晚是不同寻常的，也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个不眠之夜！

这一夜，我一直写到天亮，一共写了二十多张纸，其中有不少是用泪水写成的。我心里十分明白，一条通向“地狱”的路已经为我铺好，不走也得走。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到现在为止，我对党、对毛主席一直怀着深厚感情的，从无有过丝毫的怀疑。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我能到这里来读书吗？我究竟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至于在大字报上写了这些意见，也都是在刘在刚的“启发”下、怀着帮助党整风才发表的，这难道也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就对CHR的批评（在团代会上发言）而言，我也是根据实际存在情况提出的，不存在人身攻击、或污蔑之词，何况多数同志（同学）有同感，即使是表达方式（在团代会上发言批评）不对，我想也是符合团章规定的，这难道也算是反党？当时CHR还不是共产党员，何谓反党之有？这真是有口难辩啊！------回想自己当初想跳出家门，寻求一条光明的道路，此刻看来已化为乌有，我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接着，刘在刚在班里宣布我十多条“罪状”，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当时在中专学生中不给予“右派分子”称呼，只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性质相同），而且还有搞“小集团”趋向。我默默地听着他的宣布，毫无表情地、木然地坐着，因为心里已作好最坏打算的思想准备。

没过几天，局势又突然发生了“骤变”，我在一份“通报”上看到本班左光叶同学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坚决击碎以张为礼为首的‘四人反党小集团’！”我看后大吃一惊。此前不是已经有了“有搞小集团趋向”的结论了吗，现在为什么又突然发生变故了？这简直像“变脸”一般！

我又面临一次严厉的批判。其实也没有什么新花样，只不过把“有小集团趋向”改为“反党小集团”罢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知心朋友”与“反党集团”是同名词，这对我来说，已无关紧要，因为我已经是“死猪不怕热水烫”了。

此后不久，我和施耀世被开除团藉，吕木根、李孝义则给予严重警告的处分。在支部大会上被处分的还有两个人被开除团藉，一个人留团察看。这样，在我们一个支部（也是一个班）40多个团员中就有四个被开除团藉，一个被留团察看，二个严重警告，政治斗争之残酷性可见一斑。要知道，我们这些被处分的人，都还是不谙世事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啊。

我从大字报上得知，机315班的王之水同学因在大字报上写过“西游记”连篇小说，是“利用‘孙悟空下凡’揭示‘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另外，还有那个写了“愤怒的烈火/冲破了黑暗/在漫天的恐怖下/爆发了”的向继珍，被戴上一顶反革命帽子。至于在教师队伍中的“反击右派”斗争，比在学生更可怕、更激烈，右派分子的名单有二十多个，还有一个极右分子。学校的党委会委员、团委书记，因为与褚河随不和，自然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当时最为轰动的“新闻”是祁宗英和她的恋人均被打成右派分子。祁宗英她俩是比我高两届的同学，她们俩是全校闻名的甲级优秀学生，她[他]们在毕业时，被留校作为边进修、边教书的青年教师，想不到竟会遭此恶运。还有一个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赵伯鹿老师也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就自然不能再上讲台，祁宗英的工作是整天刻腊纸，她的爱人则去基建工地上当小工，赵伯鹿老师是在一个化学实验室里洗玻璃试管。我们这些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学生则每人负责打扫一只厕所，这项工作当然要在课余时间进行。（附注：在1995年，我在一本由杭州同学送来的校友通讯录中得知，祁宗英平反后在浙江省电力职工大学担任教师。至于赵伯鹿老师的命运就惨了，他没有看到“四人帮”的覆灭，1976年春，在他下放的肖山的农村牧牛时含冤离开人世。这个消息是从一个同学来信中告诉我的。）

这个运动在社会上是同步进行的。在杭州市，以省长沙文汉为首的四人“反党集团”也被揪了出来，同时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更糟的是沙文汉的夫人、省委宣传部长陈修良也被打成“极右分子”。在北京，文坛上的许多著名的作家也纷纷加入右派分子的行列，如刘宾雁、刘绍棠、王蒙、流沙河------

“反击右派”是在边上课、边批判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批判开始时，由于压力很大，上课时思想常常要走神。后来反正准备“听天由命”、“随他去”，对处分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就索性安心听课，读好最后一堂课。所以在学期结束时，我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得5分，只有政治得3分（不及格）。作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政治课自然就不及格了。那些在“反击右派”运动中表现相当积极的人，由于他们的主要的精力放到“如何整人”中去了，所以他们的成绩都不好。对于我得到这样的成绩，刘在刚他们自然不买账。他在会上说：“张为礼的政治课得3分，别的功课虽然都得5分，但有什么用呢？他等于都得0分！因为我们不指望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去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严寒的冬季终于在度日如年的、昼夜不安的状态中过去，学校当局还没有对我处理。放寒假了，我自然无心、也没有脸皮回家。在寒假里，我与同学一起参加“除四害”捕老鼠活动，就是到郊外的田野上去找鼠洞，然后再用锄头挖掘，把老鼠捉出来。有一次是在晚饭后出发的，步行到留下镇，大家都拿着手电筒找鼠洞的。十多个同学忙了一夜，弄得精疲力竭，才捕捉到十来只老鼠。半夜时的夜餐还是在谭根贵家吃的。说来也奇怪，我在这些活动中，把思想负担全忘了。虽然也感到吃力，但却觉得相当轻松，我巴不得天天过着这样的日子。

新的学期又开始了，按规定进入“边整边改”的笫三阶段。这期间主要是写一些“思想汇报”，反映自己的思想动态，每天一次，把书面材料交给刘在刚。这时期，我们学生要轮流去半山的杭州钢铁厂参加义务劳动，具体工作是把河船里的焦炭搬运上岸。我为了表示“改造”的决心，我挑的重量比一般同学几乎多一倍。力气虽然多用了一些，但心里倒觉得很舒畅。后来又参加过农村里帮助农民掏地劳动，我同样干得满头大汗，手掌上还长出几个血泡。通过这些艰苦的劳动实践，使我的“思想汇报”材料的内容倒充实了。据说，有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同学，由于他“思路狭窄”，对于每天要写的“思想汇报”而感到十分苦恼，因为每天的“上课---批判---打扫厕所”的生活三步曲是千篇一律的，所以他搜肠刮肚、挖空心思地写出的“思想汇报”还是大同小异，他为此常常遭到核心小组长的训斥。我与他不同，由于我爱好文学，写作的“功底”自然较好，略施“雕虫小技”就能在“思想汇报”中“妙笔生花”来，所以我就没有这方面的苦恼。

一天中午，天空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四起，紧接着雷电隆隆，霎时间一场倾盆大雨瓢泼而来。下课后，我们就打着伞冒雨到“五爱堂”去吃中饭。当我刚刚走到“五爱堂”门口时，就看到众多的同学们撑着伞聚集在大门口，都仰着头地观看在门口上面贴着一张十分显眼的、墨汁未干的大字报：张为礼是一匹“害群之马”，必须清除出我们的队伍！署名的是“部分学生”。我看后大惊失色，顿时觉得恍惚如梦，脚都站立不稳了。我在隐约中听到有人说：“喏，张为礼就是这个人。”一种不可告人的羞愧感袭击我全身，本能地把雨伞放低些遮住面孔，以免得众夫所指------

笫二天，我就接到一张到学校办公室去办理“申请退学”的手续的通知。我顿时醒悟，我的学生生涯就到此结束了。我有气无力地走到办公大楼内的办公室，看到有四个人也正在办理退学手续。其中有一个人我认识，他就是全校闻名的机315班的楼岳中同学。我最先认识他是在全校批斗大会上的批判他时候，他在大会上宣读的检讨书，简直是一篇文笔优美、文句流畅、语音抑扬顿挫的绝妙散文，当时有些同学听了低头捂嘴窃窃私笑。对于他的名气我早有所闻，他的文学作品已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他是省文联的一个培养对象，他在暑假里还随同文联创作人员一道去新安江水电站工地去体验生活。这个很有文学才华的青年人，看来要遭到与我同样的命运了。我按照上面规定的内容写了“退学申请书”，办公人员就将已经填写好的一张证书交给我。我拿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电力工业部杭州水力发电学校退学证明书/退字笫39号/学生张为礼现年21岁，浙江省象山县人，在本校建筑机器与设备专业笫五学期肄业。兹因该生申请退学回家生产劳动，经校务会议研究决定予以退学，除报请电力工业部教育司备案外，特发给退学证明书以资证明此证/校长柳宗英（化名）/公元1958年4月25日/电力工业部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印）。他随后又给我二张东西，我看到一张是“学生毕业成绩报告单”，另一张是“毕业生品德评语表”。我拿了这三张东西就离开了办公室，径直往寝室走去。在路上，我十分留恋环顾一下美丽的校园。别了，我亲爱的母校，您哺育了我三年，使我学到了许多许多东西：有科学知识，有做人的道德品质，也有做人的哲理。但我没有报答您对我的一片恩情，却辜负了您对我的培养。在离开您的时候，应当是奔赴祖国各地的建设工地，而我现在却是“回家参加生产劳动”，我痛心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班主任张丹老师找我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必过分悲观。我想党是不会抛弃你的。你回家以后，只要努力改造世界观，还是有前途的。------”

我知道这是张老师安慰我的话。除了这些，他还能讲什么呢？我曾经是张老师的得意门生，自从出了政治问题以后，他是爱莫能助了。他在我即将离开学校的时候，找我作语重心长的谈话，他已经尽了作为一个老师的责任了。

“我一定按照您的话去做---”我含着泪哽咽地说不下去。

“你现在不必马上就离开学校，可以再等几天，也还可以再去上几堂课。”张老师还这样嘱咐我。我向张老师深深地掬了一躬后，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接着刘在刚又找我说，如果身上没有钱，可以到学校总务科去借，路上总得要化钱的。我说不用了。

我当时确实没有马上离开学校。我觉得在离开学校之前，我还应当到钱江大桥上去看一看，我对这座与我同龄的大桥相当有感情。我在大桥上漫步，望着雄伟的六和塔，望着滔滔的钱塘江，使我不禁想到辛弃疾的诗句：郁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种忧郁、伤感的情绪突然在瞬间冒出来，我竟然会产生自杀的念头，我真想纵身一跳了此一生！但人毕竟是留恋生命的，我马上又犹豫了。我想，我如果在这里自寻短见，家中的父母亲及十分爱我的二个姐姐在得知消息后，岂不是使他（她）们太伤心了吗？于是，我决定立即离开这里，转道往火车站去买回家的火车票，然后再回学校去。

我最后一次走进教室，主要是把书本全部拿出来。同学用惊奇的目光对着我，我平静地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听语文课老师讲的由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写的“真正的人”这一堂课。在还没有下课的时候，我就把书本收拾好，无声地离开了教室。再见了，同学们------

我是在天黑以后才离开学校的，因为我不希望看到众多的鄙视的目光盯着我离开学校。我挑着百把斤行李，趁着夜色走到米市巷，等着公共汽车上车去城站。可是公共汽车像故意与我过不去似的，一辆辆都不肯打停下来让我上车。后来我猛然省悟到公共汽车是不准带着行李的人上车的，于是我只好挑着沉重的行李上路了。大概天公也会捉弄倒霉之人，忽然间飘来了一阵倾盆大雨，使我防不及防。我不能让行李淋湿（里面有书籍和衣被），就钻进一家商店的屋檐下避雨。天晴以后，我又继续赶路。我就这样停停歇歇地走了二个多钟头才到达城站的。这个夜晚，我是在城站内的长椅上过夜的------

归家路上

我没精打采地坐在硬席位上，考虑着回家后怎样面对严酷的现实，想到回家后必然会听见种种议论和遇到奇特的目光。以前，每当放暑假回乡的时候，乡亲们总对我加以赞扬并以羡慕的目光看待我。现在呢？人们也许会像对待“小偷”一样的目光看待我。想到这里，我就像揪心一样地难受------

我在宁波下车后就赶往轮船码头，但由于有八级大风，轮船停开，我只得悻悻地离开码头，去找一家旅馆住下再说。

大风竟连续地又发了二天，我闲着无事，就在大街上溜踏。无意中忽然听见有人唤我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原来是爵溪同乡的林圣凤。她是我姐姐的朋友，她的丈夫也是爵溪人，名叫齐惠民。此人在解放前曾在爵溪小学教过书，是我在小学读书时的数学老师。所以她[他]们俩与我都很熟悉。解放以后，齐惠民在宁波中学教书，林圣凤也就跟随到宁波居住，她在宁波冷藏公司工作。她知道我在杭州读书，现在怎么会在这里逛起街来？我如实地告诉她关于我的一切情况。她听后不但没有责备之意，反而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她说着就一定要拉着我到她家去吃饭。我遇到她如此盛情、好客的态度深受感动，也只好随她去了。

她十分热情地招待我，菜肴也相当丰富。我吃了觉得十分可口，只因心中闷闷不乐，再好的菜肴也引不起我的食欲。她看到我十分苦恼的神色，就不断地安慰我。她忽然想到齐惠民曾经是我老师，就对我说：“为礼，下午我带你到宁中去看看你的齐老师，你们俩正好久没有见面了，谈谈心也好忘记心中苦恼的事情。饭后休息一下，她果真带我去宁波中学。冷藏公司到宁中的距离不远，只化了半个多钟头就走到了。

齐惠民老师这时刚在办公室里备课，林圣凤就径直跨进门去，我也跟随而入。齐惠民看到我时露出一丝奇特的微笑，还点了一下头。在林圣凤向他轻轻的一阵耳语后，我见他的脸色就顿时发生骤变，面孔扳得铁青，显得很愠怒的样子，而且面孔转向窗外，摆出一付决不理睬我的架势。我顿时明白我不该如此鲁莽，此时的我已经是一个身上带满“毒菌”之人，怎能这样不加考虑地走进这座圣洁的殿堂？当时如果被别人看见，齐惠民在与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会面，岂不是加害于他吗？我知趣地马上退出他的办公室，林圣凤也只好跟随我出来------

林圣凤确是一个十分多情多义的人，她无论如何不让我到旅社去，一定要我与她一起到她家去吃晚饭。我拗不过她，只好又跟着到她家去了。我为此而深深地感动了，而且此后就一直耿耿于怀，从未忘记过林圣凤待人厚道、同情别人困境的优秀品德和高尚的思想境界。

笫三天总算风平浪静。我向林圣凤告别后就登上开往象山的轮船。轮船驶出招宝山后，展示在我面前的是一片碧波万顷的、湛蓝色大海。三三两两的、银白色的海鸥在天空中翱翔，时而冲向海面，与银光闪闪的白色浪花戏闹；小巧玲珑的点点白帆与身影雄伟的轮船错落有致地散落在海面上。我无心欣赏这大海的美丽景色，一直在思考着回家后如何面对艰难险阻的生活------

说来也奇怪，这条轮船也会捉弄我这个不幸的人，偏偏在离陈山码头的不远的、处于关节眼的时刻被搁浅了。轮船动弹不得，眼睁睁地望着码头而不能上岸。等了好几个钟头，在潮涨船浮后才靠岸。这时天色已暗，我乘着夜色赶路，到丹城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只好又投身于杨桂英阿姐家去，因为我此时已饥肠辘辘、无力挑着这百把斤的行李回家了。杨桂英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一面安慰我，一面就热起饭来给我吃。饭后还留我宿夜。我考虑一下，还是决定回家去。此时已近晚上十点，桂英姐见我回家的决心已定，就叫我把行李放在她家里，空手在夜晚赶路方便些。我听取她的意见，就匆忙上路，往爵溪方向疾走而去------

当时通往爵溪的路是要经过赵岙山岭等漫山遍野的羊肠小道，天空昏暗，没有星月，我只身在蜿蜒曲折的、模糊不清的山路上行走，尽管不时有野兽的、令人有点恐怖的叫声，我当时却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因为这时候我对于死已经无所畏惧了。当我在半夜时分敲门时，我听到父母亲几乎同时说：“四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