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台湾：从蒋介石到壮丁最初的孤岛生活

文章摘自《远乡》
　　作者：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本书简介：半个多世纪前，在国共内战的炮火下，一场惊天动地大迁徙的洪流席卷中华大地。数百万人离乡背井，骨肉分离，被时代的洪流挟裹着，越过茫茫海峡，在那名为“台湾”的孤悬海外的小岛上等待未知的命运。当一切早已成……[连载内容]

蒋介石带领着数百万的军民登上了台湾岛。但对此时的他们来说，生活还并不能算是翻开了新的一页。

　　所有人的期盼都寄托在一水相隔的大陆上。高层们盼望着“反攻”，民众们期待着回乡。日子在脚下磕磕绊绊，而对希望的执著是照亮所有人前行道路的火把。

　　然而，时代的走向早已隐约指向了另一种前途。

　　当台湾以“复兴基地”的名义汇聚着越来越多的人时，这个名义却越来越像历史所讲的一个越来越苦涩的笑话。而思念，却已开始越过海峡，没有止境地泛滥开来。

　　“一年准备”

　　高层旧影

　　从大陆仓皇搭机离开的蒋介石，落脚在台湾阳明山的草山行馆。

　　刚抵达台湾的蒋介石，为住的地方花过不少心思，最后选在阳明山山脚下的士林。这栋被称为士林官邸的宅院，在以后的三十年里，成了台湾政治权力竞逐的舞台。

　　而对此时的蒋介石来说，恢复自己的权力、重整国民党成了最急需处理的事务。

　　1950年1月，宋美龄从美国飞抵台湾，这给了低潮期中的蒋介石很大的鼓舞。这个毕业于美国卫斯理学院、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妻子，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蒋介石的外交顾问。这一点，尤其在抗战时期，作用颇大。

　　马若孟(Dr. Myers，美国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她(宋美龄)在与政界官员及与罗斯福总统一起时的私人场合中，都极具说服力。当时美国对于中国仅止于口头上的援助，例如会说“美国会给予中国援助，中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等。到了1943年，中美结盟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当时她利用机会，对美国群众进行私人或公开演说，是促使中国能够很快得到美援的重要因素。

　　这样的妻子对蒋介石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在宋美龄抵达台湾后，很快蒋介石在妻子的陪同下，于3月1日举行了复行视事典礼——他又重新回到了“总统”的位子上。

　　“台湾坚固”——这无论对蒋介石还是对整个国民党而言，都是重中之重。而陪在一旁的陈诚心里非常清楚，此时台湾的环境比他接任省主席时更为复杂。

　　陈履安：能够到台湾的，当然也是觉得跟“蒋老总统”有些渊源才会来，本来就跟他不和的自然不来了嘛，这也是很自然的一种因缘关系。他来了以后，当然大家听他的，很自然地希望他出来再领导，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对我父亲来讲，本来没有太多牵制，但人来得多了，意见就多了，原来在大陆上的派系也被带到这里来了。

　　典礼的气氛，在一片欢欣之下很有些压抑。那是一个没有“副总统”的场合，曾经的“代总统”李宗仁已奔往美国，并很快遭到了“监察院”提案弹劾，成为台湾当局追究责任的目标。紧接着，蒋介石又成立了改造委员会，16名委员的名单中，找不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名字。

　　刘维开：到台湾以后，就要检讨丢掉大陆的责任，谁把大陆给丢掉了？所以这时候才会说党要改造，而这个CC派(指以陈氏兄弟为首的中央俱乐部组织——Central Club，是国民党内部重要的派系，也有人认为该派得名于二陈姓氏首字母)或者直接说就是陈氏兄弟要负责任。

　　CC派在内战时期极为活跃，核心人物是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他们两人长期掌控国民党，被形容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当改造国民党的命题被提出来以后，陈氏兄弟自然首当其冲。改造委员会成立后没有多久，陈立夫就离开台湾，随后转往美国，而陈果夫则在不久后病殁于台湾。

　　重整国民党党务让蒋介石重新获得了这些权力空间，而到台湾后人才的匮乏和整肃运动带来的格局变动，让蒋介石此时极为倚重儿子蒋经国。

　　出生于1910年的蒋经国是蒋介石与原配毛福梅的独生子。整个幼年和少年时期，他一直跟在生母身边，直到1925年被蒋介石送往苏联读书。他曾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校，也曾因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而被贬往西伯利亚当列兵。身在苏联的蒋经国深受红色思想的影响，不但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数度发表声讨蒋介石的声明，从思想上和父亲划清界限。

　　1937年，在苏联整整学习和生活了12年的蒋经国，带着自己的苏联女工妻子和初生的长子回到了中国。一回国他就被父亲送回了家乡，要他读《孟子》《曾文正公家书》之类的古书，并让他学习《总理全集》和《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等，重新“补课”和“洗脑筋”。很显然，蒋介石不能容忍儿子与自己的分歧，他希望能将儿子培养成自己的左膀右臂。

　　蒋经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在父亲的栽培下，他在国民党内部从小事做起，逐渐扩大势力，将自己一手掌握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经营成了国民党内一个重要的派系，他自己也逐渐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内战时期蒋经国已经常出现在各种事务当中，到了台湾后，他开始比以往更多地走上前台。

　　尤其是在掌握情治部门方面。

　　漆高儒(时任蒋经国机要秘书)：国民党到台湾来了，痛定思痛啊，要检讨，要好好整理一下情报工作。当时戴笠也已经死掉了(戴笠曾统管“军统”，是国民党情报工作主要负责人，于1946年3月17日死于飞机失事，但民间关于其死亡始终传闻不止)，那么派什么人呢？就派儿子去整理，情报工作就是儿子负责。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对此时的蒋介石来说)什么人都靠不住，只有儿子靠得住。

　　蒋经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留学苏联的背景让他对党军体系、政战体系格外重视，认为国民党失守大陆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对政治作战重视不够。由此，他大幅改组军中政战体系，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分敌后”的口号，并亲手创立了政工干校，要培养忠诚的政工。学校毕业的学生进入部队，名义上是政治作战，其实是要管控当时来自大江南北、派系林立的国民党部队。

　　蒋经国让从赣南就跟在他身边的老部属王升帮他管理政工干校。

　　王升：他常常到学校来。有一次他问：“你们把学校弄得很干净吗？”我们说：“我们已经弄得很干净了。”他就不信这回事，就身体弯下去，往下面一推一拉，很多的脏东西都出来了。好难为情哦。

　　从这件小事即可看出，蒋经国对政工干校进行了严格而细致入微的管理，而各项改革的进行也让他从此在政、军两界扎根极深，这也成为他日后登上高位的一大保障。

　　而另一项蒋经国出力尤多的工作，则是政治肃清。

　　这将在台湾上下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子民写照

　　在蒋氏父子忙于整顿党、政、军事务的时候，迁徙到台湾的数百万居民也在忙着适应新的生活。然而这新的生活，却是一段长时间的混乱与贫乏。

　　萧志杰：全中国有地位、有钱的人都集中到台湾来了，但台湾原来的公务员不可能说“我(把职位)让出去给你当”，特别是有警察局局长的，你来了，我这个警察局局长不要当了？他还是给原来的人当。

　　我家乡原来在大陆的县长、县长太太跑到台湾来，他家住的房子跟狗窝一样，那是县长。他家吃的都是稀饭，那时候谁也顾不到谁。

　　而对于远离父母，只身一人来到台湾的少年高秉涵来说，这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无助的岁月。当年他随军抵达高雄后，就因年纪实在太小而离开了部队。

　　高秉涵：我最痛苦的时间就是睡火车站那几个月，没吃的，没人管我，腿肿了没有力量。那个扫地的老先生，他是铁路局的员工，就多盛一碗饭，没有菜，饭上弄点酱油给我吃，就跟现在讨饭的一样。我还拿着棍子，因为跟狗抢东西吃。我本来是一个很娇的孩子，我家里原本是有权有势的，也不缺钱，到了台湾变成孤儿了。我小时候吃馒头，吃不完就丢，邻居都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败家子；但是到台湾以后，我要看人家脸(色)，跟人要饭吃。

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黑暗笼罩着他幼小的心灵。直到有一天在台北的街头巧遇家乡的小学校长，高秉涵这个在逃亡路上九死一生的少年，命运才算有了转机。

　　高秉涵：(她说)“你家都是读书的人，你要读书”，我说“我不要读，我想娘，我要回家”。她说：“傻孩子，回家没这么快，没那么容易”。我说：“那个墙壁上不是写着‘两年准备，三年反攻’吗？”她说：“那是政治口号，是他们骗人的，要读书。”

　　高秉涵被校长送到了台北建中的夜间部读书，而此时，同在台北的汪启一正在经受相思的煎熬。未曾向未婚妻告别，让他一直郁郁不乐。

　　汪启一：来台湾以后心情非常坏，未婚妻也毫无消息，而且又是跟她不告而别。

　　到达台湾以后，他很快被调入了情治部门，并被派遣到海外。借着工作上的便利，汪启一陆续有了一些未婚妻的消息，但却为时已晚。

　　汪启一：只晓得我未婚妻在上海受了很多苦难，人也已经过世了，当时我就很难过了。后来从我父母那里得到消息，她一直很忧郁，闷闷不乐，她父母劝她也没用，茶饭不思。

　　(父母转给我一封她写的旧信，)她在信上讲：“爸爸、妈妈，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们的面，但我自己感觉我的灵魂已经给了汪启一了，我的肉体不会给任何人，可能会给予上天。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当面叫你们爸爸、妈妈。可不可能呢？我自己都不敢想了。”我当时看了这封信以后，非常非常难过，想尽办法怎样能对她尽一点力量，但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这是我今生遗恨终身的一件事。

　　而与之类似的分离仍在上演。1950年5月10日，福建铜钵村一夜之间仿佛地动山摇。全村两百多户人家，被抓走147名男丁，一夜的哭喊声响彻天地后，传说这座海边的小渔村三天未见炊烟。

　　铜钵村位于福建彰州东山岛的东北角。1950年5月，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新政权半年多后，这里仍驻守着国民党的残余部队。5月10日，解放军进入东山岛前夕，撤退的国民党军带走了东山岛近4000名青壮劳力，而铜钵村被抓走的147人中，最大的51岁，最小的17岁。

　　被抓走的这些人，留下了91名寡妇，陈巧云就是其中之一。时至今日，她仍然对那一天的场景记忆犹新。

　　陈巧云：被抓兵是(农历)三月十三，一大早，广播点名，有的躲在屋里，不然抓到就把你送去当兵。(丈夫被抓之后，)我牵着五岁的(孩子)，背着两岁的，跟人借了一个小银锭，买了一截甘蔗要给他吃。他在窗内，我在窗外，我把甘蔗给他递进去。哭也来不及了，那天晚上11点多12点，船就把他们全部载走了。

　　时隔60年，陈巧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清晨，丈夫黄亚雄睡眼惺忪地被保长叫走，一去不回。从丈夫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始了近40年的漫长等待。

　　陈巧云：他们问：“您想没想过改嫁？”有人劝我再找一个进来，但我不要。如果改嫁，我肯定名声不好，到阴间怎么办？人还是要讲名声的。

　　和陈巧云一样，当年那91名一夜间失去丈夫的女人几乎都没有改嫁，因而铜钵村后来又被人叫做“寡妇村”。这个名号的背后，是无比沉重的无奈与思念。

　　就在东山岛撤退发生后的第3天，北方舟山群岛上的12万国民党守军也开始起程撤往台湾。这个岛屿上原本聚集着当初从华中、华东撤退的六万多国民党军队，后来蒋介石又从台湾调了近6万军力增援这里。鼎盛时期，国民党在舟山集中了陆军三分之一的剩余力量，计划将这里建成“反攻大陆”的前哨站。

　　其实从1950年4月下旬开始，军队已经开始部署撤退行动。但舟山的百姓此时还对即将发生的历史变故浑然不觉。

　　姜思章(舟山居民)：国民党的军队喊出一个口号，叫做“‘国军’与舟山军民共存亡”，所以大家也都说，大概他们不会撤退到台湾，因为他想着要以舟山作为跳板来“反攻大陆”。

　　那时候，军队开始拉人当挑夫或者带路，很多人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夏义龙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住在舟山群岛北部的岱山，本是跑上海船运的生意人。

　　夏义龙：跑的人都被打死了，从大陆上撤下来的那批老兵，枪里子弹都是上了膛的。

　　突然降临的兵灾让夏义龙手足无措。被抓走的那天晚上，他想到年迈的父母和怀孕的妻子还在饭桌旁等他回家，不由得泪水流了一夜。

　　夏义龙：我妈妈66岁，我爸爸已经71岁了，他们两个老人，我心里怎么放得下，怎么会不哭？我老婆21岁，年纪很轻呀，才怀孕5个月。

　　但无论怎样悲伤，也无法改变他的命运。1950年4月27日，这一天夏义龙终身难忘，当他搭乘的军舰起锚离港时，汽笛声让他感到撕心裂肺。

　　夏义龙：那天晚上惨呀，真是惨，所有的舟山老百姓都在哭，因为每一个村都有人被抓去了，不是光抓一个村。一路来都有老百姓哭，哭个不停。国民党要撤退，就把飞机场给破坏了，泼汽油烧，烧得天通红的。一边烧，一边老百姓哭，真是很惨。

　　1950年4月30日，国共双方在海南岛的交战终止，解放军凭借装备简陋的木帆船完成了海岛登陆，并摧毁了国民党投入重兵的海陆空联合防卫。5月初，一条“共产党在南京组建了一支空军混合旅”的情报传来，为保存实力，蒋介石下令舟山群岛全面撤兵。

　　1950年5月14日，为补充长年作战损失的兵力，准备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再次开始抓兵。当时年仅14岁的姜思章刚考上初中，天真烂漫的童年尚未结束，却走到了命运被改写的这一天。

　　姜思章：上午有些老师被说有共产党的嫌疑，被抓去了，所以学校里整个就闹翻了，同学跑的跑，能回家的赶紧回家，大一点的高班男生就赶快往山里躲。我们因为才初一，还是小孩子，总以为不会被怎样，所以还在大马路上走。

　　往家走的路上，不断有大人警告姜思章和他的伙伴们要尽快躲起来，但不知轻重的孩子们总以为战争是件离他们很遥远的事情。走到回家路上最后一个岗哨时，几个小伙伴被站岗的士兵拦下，并被带到了指挥站。

　　姜思章：我们知道非同小可，就号啕大哭，求那个连长放我们。我们的理由是：第一，我们年纪太轻；第二，抓我们去也没有用。那个抓我们的连长被我们(说服)了，也许我们哭得伤心，也许我们说得有道理，他就放了我们，还派一个班长把我们带到一个尼姑庵里，叫我们到了晚上再行动。我们实在是太天真了，年纪太小，又偷偷地自己溜出去了。

　　然而孩子们没想到的是，刚逃出虎穴，又入了狼窝。此时，山上又冲下来另外一队士兵围住了他们，而他们也再没有了之前的好运气。

　　姜思章：再怎样求都无动于衷，而且用枪托打在我们腰上，很痛。同时被抓的一个年纪大的，他说他有疝气，不能当兵，还没有经过允许他就走了。没有走几步，我们看到那个士兵端起枪，把他击毙在马路边。

　　姜思章就这样被带进了国民党的军队，登上了去往台湾的舰艇。那一夜骨肉分离的惨象，让少年的心大大地受到了震动。

　　姜思章：军队已经统统上了大型的登陆舰，码头上已经解除封锁了。那时候很多人涌进来，黑漆漆的一大片，(到处是)很凄惨的叫声，求、骂，“你把我儿子抓去了”“你把我丈夫抓去了”“我这个家庭以后生活怎么办”等。也有跪在海滩上拜的，还有的手上拿着香，祈求他们发恻隐之心，放他们的父亲、儿子、丈夫回去。这是老百姓天真的想法。舟山的老百姓每到遭受重大灾难的时候，就是拿香拜，嘴里就求观世音菩萨。

　　后来姜思章才知道，当天在码头苦苦哀求的人潮里也有他的母亲，但这已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从1950年5月13日到16日，舟山撤退进行了4天，国民党军队带走了一万三千人。姜思章和夏义龙的家乡，两万多人的岱山，就有4000人被带走。

　　船离开舟山时，码头上是生离死别的哭喊声；而船到基隆港，却是敲锣打鼓的欢迎人潮。

　　姜思章：包括蒋夫人宋美龄，也在码头那边拿一个白的手帕在摇。我们下船的时候，两边还有学生在发慰劳品。我们上岸时听到，有学生看见我们那么小就当兵了，还说：“哇，那么小就投笔从戎，好伟大。”我哪里是伟大，我是被抓来的！

　　尽管心中无比郁闷，姜思章还是不得不留在了台湾。至此，除了台澎金马之外，中国沿海外岛中只剩下台州附近的一江山以及上、下大陈岛还在国民党控制中。而在此后的岁月里，国共双方对于这些岛屿的争夺仍在进行着，岛上的生离死别也依旧进行着，它们成了那场跨越数年的大迁徙中最后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