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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取得了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胜利以后，真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陶醉于“绝对权威”的魅力，只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去做什么，而且毫无阻挡、所向披靡；只要有谁敢与他作对，他就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把他打倒，甚至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他置之于死地。现在看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一切他所要想做的事情。他尝到了这个“甜头”以后，就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毫无顾忌地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了。他既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曾经在一首诗中写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无法容忍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致使他未能统一中国大业的雄心壮志，他对帝国主义集团虎视眈眈对中国的觊觎也决不能掉以轻心。中国之所以历来遭帝国主义的侵凌主要是由于经济落后，国力太弱所致，如果有朝一日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就有力量与帝国主义抗争！此时，豪情满怀的毛泽东就想到要快速地发展经济，决不能像“老牛拖车”那样的速度去发展经济，只能用“争朝夕”的精神去对待，于是，他就迫不及待地在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办钢铁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还竭力推动农村“大办食堂”，想一口气地把古老的中国农村推入到“乌托邦式”的“梦想境地”，以实现他的“快速发展”梦。他还鼓励当时处在“热昏”状态中的人们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只有想象不出目标，没有实现不了指标”的浮夸式口号，面对全国各大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水稻亩产万斤、甚至于十多万斤这样天花乱坠这样的消息也不加以阻止，还感到“沾沾自喜”，更加可笑的是当时有许多干部甚至于担心起“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来，于是就有提出“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来；对于“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梦呓般的“大胆设想”也采取“鼓励和怂恿”的态度。所以，没用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一个“死气沉沉的中国”立即变成了一个崭新的、朝气蓬勃的“赶美超英”的富于神奇色彩的中国了。

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此时既感到“兴奋不已”又“疑心重重”，他们的心中老是在琢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自古以来，只有“修道千年才成仙”，哪有没经过任何“修炼”就能“成仙”的？没有任何“功德”就能进入“天堂”的？世上哪会有这样的好事？过去干部在会上不是常常地对群众说，只有经过千辛万苦的、长期的奋斗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现在怎么一下子就能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对眼前所发生着的翻天覆地式的巨变感到困惑，共产主义这样美好的理想能这样快速地实现吗？怎么能一步登天地跨进了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不是在做梦啊？他们带着一连串的疑问将信将疑地跟随着“历史潮流”飞奔……

果然，还没过一年的“天堂”日子，这些可怜而老实的农民就遇到了“天堂未见，地狱先现”的困境，不要说“共产主义”，连肚皮都无法填饱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田还是那些田，人还是那些人，粮食还是那些粮食，怎么能“放开肚皮”地吃呢？其结果肯定是“寅吃卯粮”，不，实际上是“寅吃辰粮”甚至是“寅吃已粮”了，这样极其荒唐的做法自然是要受到上苍“惩罚”的！紧接着，广大农村就遭遇到空前未有的“大饥荒”，可怜的农民们终日饥肠辘辘地寻找着草根树皮，极其艰难地、逆来顺受地倍受煎熬，许多人患上了浮肿病，有不少人最终变成了饿殍……

这个“异想天开”的“天方夜谭”所造成的苦难最终由忠厚老实本分的农民们来“埋单”，他们确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最质朴的群体，他们默默无言地忍受着难以置信的煎熬，还没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发出过一句怨言。中国的农民，确实是一群“最可爱的人”。

也许，现在年轻的、完全不知晓当年“国情”的人们不禁会问，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是他发起了这场空前未有“伟大的运动”而导致了全国人民遭受空前的大灾难，难道他就不负一点责任？难道他没有做过认真的反思和检讨？党内也没有人提出对他的所犯的错误进行过批评？他在许多著作里不是非常明确地提出过要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改正错误”，党内必须要执行“少数服从多数”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作为一个党的最高领导人，难道不去身先士卒？全国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他逃脱了不可推卸的责任吗？这个疑问，对于中国当时所出现的“非常特殊”的“状态”是那些年轻人所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对于那场空前的“浩劫”已经“茫然于心”，特别是对那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根本“毫不知情”。虽然在“凤毛麟角”般的“历史钩沉”里能得知一些“记载”，当时确实有一个战功显赫的叫彭德怀的元帅这样的人，他出于对人民的关爱，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他给毛主席写了“意见书”，反映农村中出现的悲惨的状况，还说“大跃进”有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他当时身为国防部长，照例可以不去管那些不属于“国防军事”的“份外事”，结果招致“引火烧身”，致使他身败名裂，罢了官不说，还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首领，在当时的“庐山会议”上遭到严厉的批斗不说，在会场上还险些遭人拳打脚踢，如果没人去阻拦的话……

出现了这样的“教训”以后，难道党内还有人敢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吗？难道还有人敢对毛泽东说“不”吗？就算是吃了豹子胆的人，也不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直到一九六二年，在有不少省出现“饿殍遍地”的严重情况时，中央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应付”这个严重的局面，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全国各地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参加的会议），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他还是有点正义感和良知的，他在大会上沉痛地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大饥荒’，那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果。可就是为了这句话，他后来也付出了“死于狱中”和“家破人亡”的代价。那个彭德怀的下场更惨，在遭受了“红卫兵”的残酷折磨后被关入牢狱，判了无期徒刑，最后也惨死在狱中。当然这是后话。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历史原因，我国的有不少的“史实”就成为不为人知的“盲点”。这样一来，现在的年轻人自然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其实，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志士仁人，在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里都出现过可歌可泣的壮士和英雄豪杰，他们为了维护正义，为了追求公道，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与不可一世的残暴的统治者作过誓死的斗争，我们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诞生也正是由于成千上万的革命的先驱抛头颅、洒热血而换来的。那末，人们不禁要问，我们这个富有光荣传统历史的国家，在发生了如此荒谬绝伦的“历史事件”面前，难道就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当然是有的，那个彭德怀元帅不是在“庐山会议”上斗胆地向毛泽东写了“意见书”吗？虽然其下场是如此的悲壮惨烈，但他自己还是无怨无悔的。在这样惨痛的不幸事件面前，人们在心里不禁要想：像彭德怀这样战功显赫的开国元勋，就是为了说几句公道话就被“罢官挨斗”了，哪还有谁敢站出来说话？！

但是，中国还真的有这样的不识时务的“狂人”，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尽管他们知道自己这样去做等于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们还是要去步彭德怀的后尘！

甘肃省L大学历史系有个名叫庄春园的“右派”学生，他原是中共党员，在“划右”后被开除党籍。虽然他处境险恶，但还不忘“忧党忧国忧民”，当他看到蔓延全国的“大饥荒”，当他看到令人揪心的、瘦骨嶙峋的饥民们沿街乞讨时，心里真是说不出的一种难受的滋味。如果没有“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连续不断的折磨，他们本来完全可以过着勤劳艰苦但也安宁自足的生活，是谁打破了他们的安宁生活？是谁给他们造成背井离乡的生活？他心里相当清楚，这是毛泽东的“狂热”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而党的领导层之所以未能有效地阻止毛泽东这种个人专断式的“狂热”，而且是愈来愈严重发展之势，则是由于党内已经出现了“个人崇拜”。正是由于这种令人可恶的“个人崇拜”才导致那个直言不讳、刚直不阿的彭德怀遭到悲惨的结局。他在脑子里问自己：这是为什么？照例说，我们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共和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了公民完全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那么事实上怎么就根本不存在这种言论自由的空间呢？难道共和国的宪法仅仅是一个“空架子”？完全成了一种供人欣赏花瓶似的摆设？他不是没有过想到，他自己也是为了在“大放大鸣”时期因为说几句“心里话”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而说了这几句“心里话”也是被当时干部们的“真诚相邀”而“被感动”说出来的，结果就被贬为“贱民”。他扪心自问：“我到底有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地方？”答案是肯定的，他此前除了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热爱以外确实没有其他想法。那么为什么会把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这个“源由”从何而来？是不是那些当事的干部偏离了上级的指示精神而冤枉了他的缘故？这个“是是非非”的疑虑一直在困扰着他，直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遭到罢官、挨斗后才大梦初醒地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会出现了这样“奇特”的“政治特征”，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的“个人崇拜”！由于“个人崇拜”恣意作怪，领袖的话就变成了“圣旨”，党组织就丧失了对领袖的有效的监督，他就可以“无法无天”地按照自己的个人的意志去行使权力，即使他所做的根本上错了，党组织也无法扭转或改变他错误的意见或决定。这种“现象”，非常类似于苏联共产党所出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结果导致了“屠杀几百万忠诚的共产党员和无辜善良的公民”这样的历史上大悲剧。中国也一样，如果不及时阻止这种“个人崇拜”的话，那今后就不可避免地要重蹈苏联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覆辙，难免要发生“历史性的悲剧”了！

庄春园把他的这些想法告诉了他的密友、“右派”同学古彦。古彦也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在庄春园告诉他这个问题之前，他也是在苦苦思考着这个沉积在他心头多年而不得其解的问题。说来也奇怪，他思考的最后结果竟与庄春园如出一辙，他也认为，“发生”这一个“奇特而惊愕”现象的“原因”确实是由于“个人崇拜”，由于党内对“个人崇拜”缺乏应有的认识，不但没有及时地加以阻止，反而还推波助澜地任其恶性发展，其悲剧性的结局就不可避免了。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主义思想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足为奇，领袖人物的头脑里留有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意识也很自然，只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加以克服。如果党内一旦出现了“个人崇拜”现象，并不去有效地加以制止的话，就必然会得到恶性膨胀，其结果肯定会发生个人专断，甚至于还会发生“无法无天”这样的恶果。其实，权力骄横是封建帝王思想的延续，而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法制是格格不入的。如今，中国所出现的这种“奇特现象”，难道不正是“个人崇拜”任其发展的结果吗？他还认真地思考过，要扭转中国这种极其反常的现象，就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党内的这种“消极因素”，一定要把这股“逆民主潮流而动”的不正常现象加以有效的制止，其唯一办法是要在党内重新培育起民主平等的政治氛围，彻底消除崇尚“个人崇拜”的不正确思潮。《国际歌》里说得多好啊，世界上本没有什么救世主，解放人类只能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想消除“个人崇拜”，就必须要在党的领导层里去宣传民主、公正和良知的思想，揭露“个人崇拜”的严重危害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和扭转领袖人物的个人专断行为。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在苏联已经发生过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经过这样推心置腹的沟通以后，庄春园和古彦的莫逆之交又有了更进一层的深入发展。他们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就会互相探讨如何开展这一工作的方法和步骤。在经过反复研究后，他们都觉得，要向党内“领导层”宣传“民主与公正”的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内核，就要毫不留情地揭露党内已经出现的“个人崇拜”现象，并业已产生严重的恶果，这令人痛心的“大饥荒”难道不就是“大跃进”、“公社化运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恶果吗？只要是一个有良知的共产党员，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不去总结这个严重的教训，这样的悲剧还将再一次地重演，我们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勤劳善良的老百姓又“在劫难逃”了！

庄春园想，要去做这样的“宣传”工作，就得要办一个“地下刊物”，把这个刊物秘密地寄到党的各级领导中去，无疑是极端危险的，这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工作”。一旦发觉，就要抓去坐牢，甚至还有可能以“反革命罪”被枪毙，这是关系到生命攸关的大问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他考虑了许久后，觉得自己不能因危险而放弃了这一工作，任何“挑战权威”的“革新”行动都是极端危险的，而且也必定要付出代价，甚至是血的代价。任何成功都是付出牺牲而取得的。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既然要想铲除“个人崇拜”给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危害，那得有人去做这一危险的工作，总得有人去下地狱，那么就让我去吧！他为此下定了决心。他觉得，这些重大的问题必须要与古彦谈清楚，使他也好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

古彦听了庄春园的话后，觉得他实在有点小看他了，难道这样“简单”的“问题”他会不去考虑？也许，古彦在这个问题上比庄春园还考虑得周全。他问庄春园是否还记得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庄春园一笑置之说，难道只有你才有这种气概，别人就没有过了？

古彦看到了庄春园也有像自己这样的态度就当然很高兴。他说，我们去做这样极端冒险的事情，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纵观历史，凡是反对当权者的行动都有可能遭到惩罚，我们只有做好了这种准备，才能去担当这项危险的工作。接着，他们商议如何办好这个刊物，并对刊物的名称作了探讨，最后定名为《觉醒》，希望共产党人能从“个人崇拜”的迷茫中觉醒，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党内的政治生活走向正常化的轨道。有了《觉醒》就可以把它投寄到干部们的手中，使他们认识到“个人崇拜”的严重危害性，只有在党内树立起“民主与公正”的思想，才能有效地克服“个人崇拜”，才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斯大林个人专断所造成的可怕的后果。

庄春园提出，要使《觉醒》早日诞生，就得去做许多工作，如拟定宣传提纲，写发刊词，组织撰写文章，等等，工作是千头万绪和包罗万象的，单靠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首先去寻找、物色几个“志同道合者”来一起办好“觉醒”的创建工作。

古彦虽然也同意庄春园的想法，但是他认为这项工作必须要保持隐秘性，才能避免危险性，所以他主张宁可自己辛苦和劳累一点也无妨，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自己的安全。古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啊。有的人看似坚强，但一经“大难临头”就会“临阵脱逃”甚至会“出卖同伴”以求苟且偷生。所以，我们即使要去寻找或物色“志同道合者”的话，切不可草率从事，一定要做到慎之又慎，一定要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疏忽大意。我的意见是，目前还是不要急于“发展”人员为妥，宁可我们俩自己辛苦一点，把前期工作先做起来，自己动手撰写、组稿，多花费一些精力不要紧，这样就可以保证安全。如果弄不好“出了乱子”，那就必然要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面对这样极端危险的事情，我们不但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人家负责。因为稍为不慎就会招祸，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

庄春园相当尊重古彦的意见，“发展”人员一定要按这样的原则去办。

于是，他们就十分谨慎而严密地去开展这项准备工作……

 

42

 

庄春园在孙冬冬那里获知凌云的情况，真是有点喜出望外。他觉得凌云不但是一个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热血青年，还是一个对“个人崇拜”有切肤之痛的人，如果能动员她也加入到我们所奋斗的“事业”中来，当然是“求之不得”的，而且，从她的经历来看，她不但是我们的“志同道合者”，还绝对是一个“靠得住”的人。孙冬冬原是北苑大学的“右派”学生，去年“下放”到甘肃L市的一所大学里从事杂务劳动。她原籍是甘肃人。庄春园是从一个“右派”同学那里认识孙冬冬的，由于同是“右派”学生，所以很快地就成为了要好朋友，而且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孙冬冬在北苑大学期间与凌云有过较深的友情，而且在凌云离开R大学去江海市养病以后还与她保持通讯联系。不久前，凌云还寄给她自己的诗作《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庄春园从孙冬冬那里看到了《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他不禁由衷地称颂这二首诗，觉得极具震撼力。在这二首诗中，凌云运用诗句把“揭残暴”与“争自由”刻画得淋漓尽致。由此看来，凌云不只是一个极具才华的女子，而且是一个渴望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坚强不屈的战士。他觉得这二首诗如果在《觉醒》创刊号上发表，不但具有战斗力和影响力，还能提高《觉醒》的文学档次。于是，他就将他得到的这一重要的消息告诉古彦，想听听古彦的看法。

古彦听了庄春园的情况介绍后，也觉得凌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是一个可靠的“志同道合者”。不过，他觉得凌云与他们相隔在千里之外，就是要与她取得联系，也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更不要说与我们一道开展工作了。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去找凌云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庄春园与古彦的想法不一样，距离不是阻隔思想交流的重要因素，只要思想一致，距离是可以改变的，甘肃到江苏有铁路相通，交通十分便利，花不了一二天时间，就可以到凌云那里去，这不算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人才难得啊！再说啦，她的二首诗是我们未来刊物的优选文稿。古彦觉得庄春园说的也没错，设法去探听一下凌云的态度也并非绝对不可。

于是，庄春园决定到江海市去一趟，当面去探求一下凌云的想法。

几经周折，庄春园最终在苏南市郊区的凌云老家找到了凌云。

凌云面对这个不速之客，心生疑虑，这个从无谋面之人来找我干啥？会不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来告知我？尽管如此，她还是热情地接待他，并给他冲了一杯龙井茶。

徐冬梅看到一个陌生人来找她女儿就露出一副警觉和疑虑的神情，生怕女儿被人“蒙蔽”，陷入无端的是非之中，再一次地蒙受冤屈。这一年多来，她一直为女儿担惊受怕，受尽了煎熬。如果不是她绞尽脑汁地安排“北京之行”，如果没有早年朋友S女士的竭尽相助以及J校长的通情达理，她的女儿肯定还在R大学受苦。女儿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把她接到江海市以后，给她进行了仔细的体检，在得到了确无重大病变后就决定带她到苏南老家来休养，因为不但这里的生活条件比江海市优越（那是她老伴的居所，凌书达此时已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以糊纸盒为业），就决定带她到这里来了。她当初之所以先到江海市是考虑到江海市的医院比苏南好得多，故决定先到江海市进行体检，然后进行医疗，在病情好转以后再到老家来休养也不迟。在体检时医生告诉她，凌云除了支气管有一些病症外无其他什么病变，服完药后再好能到环境优美的地方去疗养。于是，徐冬梅就遵照医生的嘱咐带着她到老家来休养了。现在，凌云的病情大有好转，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她心里的这块沉重包袱终于可以释放了，如果再遇“不测事件”，岂不是前功尽弃了？所以她相当注意外界对凌云的“介入”，不让外来的因素干扰凌云已经获得的安静日子。

庄春园是一个极其灵敏之人，他自然感觉到这种“异样”的气氛，为及时打消她们母女俩对他的疑虑是当务之急，于是他就故意先叉开话题，笑嘻嘻地对凌云说，他这次到苏州来办事，应你同学孙冬冬的委托，顺便来这里看望一下你，不知你身体恢复得如何，我回去要向她作一个交代。徐冬梅听到了此人原是受凌云的同学的委托而来探望凌云的，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人之常情嘛，她也就心安理得了。于是，她就露出一个笑脸后离开了，让他们年轻人去交谈吧。

庄春园知道在家里不能谈及此事，如果让凌云的母亲得知他的“意图”就麻烦了，此行的任务的目的就要“泡汤”。于是他灵机一动，就转弯抹角地对凌云说，你家面临太湖，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这里不但风景秀丽，空气也十分清澈，真是你休养身心的好地方啊。看到你的面色就知道你的身体已经痊愈了。

凌云也是一个很机灵的人，她听得出，庄春园的话里似乎有点包含着“弦外之音”的意思，再说，她自己也想到湖边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欣赏那太湖秀美的景色，不妨请他一道到湖边散步，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她就对庄春园说，我们还是到湖边去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吧，你可能从来没有来到过太湖，去欣赏一下太湖的湖光山色会使你心旷神怡，你也就不虚此行了。

于是，她就带着庄春园走出家门，径直往湖边走去。

 

43

 

庄春园看到太湖旖旎的风光和秀丽的景色，真的差点儿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他们沿着湖边芳草萋萋的小路漫步，边走边谈，当凌云问起他的情况时，他极为坦率地告诉她关于自己的“右派”境遇，以及为此而发的内心的感受。其实，凌云在他告诉她是受孙冬冬同学之托来探望她时，她心里已经有些明白，他可能是一个“同类”，如果不是“同类”的话，孙冬冬绝对不会去托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来探望她这个“令人生厌”的人，只有“同类”之人，才会有“相通”的语言。他恰到好处地谈到凌云的《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这二首诗，并十分动情地称赞了一番。

“你从孙冬冬那里看到的？”凌云有点奇异地问。她心里想，这个孙冬冬怎么能把我的这二首诗随便给别人看？我当初对她的叮嘱难道就这样地心不在焉？但她深入地分析了一下以后，觉得孙冬冬不像是一个马马虎虎、轻率的人，也许庄春园是她的莫逆之交，她当然信任他，所以才会把我的诗作给他看。这样看来，我又是一个疑心太重的人了。

庄春园看到凌云脸上瞬间闪过的一丝疑云，就知道她对自己还有些疑虑。这也难怪，自己刚刚开始与她接触，她对自己的情况还一无所知，她怎么能盲目地信任我呢？除非她是白痴。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了解是需要经过推心置腹的交往以后才能实现，任何急于求成的想法都是徒劳的。庄春园知道，你想要了解别人，就必须要让别人了解你，正如“你要人家尊重你，你就必须首先要尊重人家”一样，于是，他就将自己个人的一切情况都毫不保留地、坦率地告诉了凌云。凌云听后，觉得自己当初的估计没有错，他的确是与自己“同类”的人。正因为属于“同类”，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否则的话，孙冬冬绝对不会把我的二首诗给他看，也不会托他到这里来探望我。接着，他们很自然地谈了各自学校里的“反右”情况，以及自己的感受。这样一来，他们俩的“心声”就很快地接近了起来。

庄春园觉得“时机”已经有了“眉目”，他就开始把话题引向“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庄春园相当坦率地对凌云说出自己对“个人崇拜”的愤恨及其严重的后果，还极其担心地说，长此发展下去，我真的担心我们党、我们国家会重蹈苏联斯大林的覆辙。

凌云听了感慨万端，在她的思想里，何尝不是有如此的担忧？特别是当她看到农村里出现了“大饥荒”以后，她更为农民忧心忡忡！她心中十分清楚，其实，灾难绝不仅仅是发生在农村，城市里的居民同样地也受到了“波及”，粮食供应量和各种各样的副食品、日用品都大大地受到了压缩，老百姓苦不堪言啊。面对这些“灾难性的后果”，凡是有良知的人，他们心里都十分清楚，这个灾难是谁造成的，但是他们又能说什么呢？能去说共产党的不是吗？能去说毛泽东的不是吗？如果把这些话说出来的话，难道会不重蹈我们这些“右派”的覆辙？再说，共产党也绝对不会再来一个“大放大鸣”了！看来啊，我们中国人民是活该是要遭难了。如果说，在“反右”前后的一段时期里，尽管她受尽侮辱和磨难，她还有点“不气馁”的话，但从“庐山会议”彭德怀遭贬挨斗以后，她就有点“心灰意冷”了，连在革命战争里屡建奇功的开国元勋说几句“公道话”都要遭到这样悲惨的下场了，更何况我们这样的一介草民？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她当时确是茫然不知所措的了。此刻，庄春园又提起了这一烦心的话题，难道他有什么高见？

庄春园十分坦率地回答了她提出的问题，并对她说出了他和古彦为了反对“个人崇拜”，准备要办一个地下刊物“觉醒”，寄给党内的领导人，唤起他们对“个人崇拜”的高度重视，并在实际工资中加以抵制。

听了庄春园的“分析”和“打算”后，凌云真的感到吃惊了。她在对庄春园的精辟分析和勇气感到钦佩外，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和古彦竟会想出如此“危险而大胆”的“计划和打算”，他们竟然要去搞“地下刊物”，这难道不是一种“反革命”的行为吗？他们吃了豹子胆了？于是，她就诚恳地劝慰庄春园：“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你们要去搞‘地下刊物’，在目前来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为啊！”尽管她心里十分敬佩他们用实际行动去反对“个人崇拜”，而且也认为他们的行动也是为了维护正义并符合社会主义法制。

“我们当然考虑到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我们的行动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就立刻要遭到逮捕、判刑，甚至于可能会掉脑袋。但是，我们不会为此而畏缩不前，惧怕他们的镇压，我们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最坏的打算，我们明白，历史上有过多少反对暴政的人，他们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我们自然也一样，我们并不存在幻想。”庄春园豪情满怀地凌云说。

凌云听到了庄春园这样敢于牺牲、敢于战斗的精神，不禁对他们产生崇敬之情。不过，她还是觉得他们这样做是过于鲁莽，其结果除了暴露自己、付出不必要的牺牲外，得不到任何的实际效果。她为他们的安全担心，她不得不再一次地劝阻他们，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庄春园想不到凌云会如此胆小怕事，他就用不无揶揄的口吻问凌云，“你害怕了？在我的心里，你是一个百折不挠的英勇战士，难道在重压与折磨之下，你灰心丧气了？此前的信仰和勇气都丧失殆尽了？”

凌云知道庄春园是故意用“激将法”来刺激她，希望她重新振作精神，投入到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去，但她还是无动于衷，不为所动。尽管，她从来没有对来自“左派”的打击与重压产生过一丝一毫的畏惧，对自己的信仰也没有发生过一丝一毫的动摇，但她对近年来所生的几起重大“政治事件”的观察与思考后，觉得在中国所发生的“奇特现象”令人深思又令人费解，是天花乱坠？还是风云突变？她一时还无法得出结论。如果说，“反右”是共产党中央高层“高度一致”的话，那么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彭德怀罢官”事件实质上是“高层内部”的“分歧与争执”。这种“高层内部”分歧与争执说明，在“决策层面”里不但不能保持“高度一致”，而且是出现了“裂痕”！如果说，毛泽东在“反右”时，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右派”应邀而提出的“意见”说成是“恶毒地向共产党进攻”，并扣上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罪名，运用其权力对“右派”进行任意残酷的打压；那么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的争执也能像对“右派”那样地为所欲为吗？他必须“另辟蹊径”。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曾对革命出生入死的“开国元勋”，他无法把彭德怀说的这几句“公道话”是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他作为国防部长没有任何私自“调兵遣将”的行为），这样的说法显然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但他却无法忍受彭德怀敢揭他的“疮疤”，说他亲自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大办钢铁运动”、“公社化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如果不设法把彭德怀“批倒批臭”，他就会失去了权威！那还了得？于是他就“龙颜大怒”，用尽一切手段把彭德怀套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还莫须有地说他组织“军事俱乐部”，妄图“篡党夺权”。顷刻之间，庐山上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开国元勋”就这样地被一棍子打死了！

照例说，共产党的高层人物也不乏精英之才，他们显然不都是“阿斗式”的人物，他们难道不明白彭德怀说的“公道话”是出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明明看到此时已经出现“令人担忧的境况”的情况下，还会抹着良心去揭批彭德怀？但他们还是闭眼不看“大跃进等运动所造成的恶果”这样事实而遵命去恶狠狠地批判仅仅是为了说几句“公道话”的彭德怀！难道这些高层都丧失了良知？难道他们这些高层连做人最起码的良心都丧失了吗？这一连串令人费解的问题真的使凌云坠落云雾之中。正因为如此，凌云对政治上的思考确实是有所“收敛”了，并逐渐趋向“淡漠”。此刻，经庄春园的精辟分析，指明了造成这一切“令人费解”的“缘由”原来是由于“个人崇拜”在作怪，正是由于“个人崇拜”，才导致了领袖权力的骄横，个人专断、随心所欲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要脱离群众。到那时，即使他一意孤行地干出了极其荒唐的事情来，也没有人敢对他“说三道四”，任其恣意横行，其结果发生了“天花乱坠”的怪事也就不足为奇了，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自然就难以避免。凌云虽然明白了这些“道理”，但对于庄春园他们的做法却不敢苟同。她历来主张光明磊落，有什么想法就当面向党组织提出来，听不听由他们去决定，即使遭到打击也在所不惜。她坦然地说出了自己的个人见解。如果是为了共产党“听不进意见”或“不允许你提这样的意见”，你就去做地下式的“偷鸡摸狗”的事，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她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她认为，既然共产党听不进你的意见，那你还要去提它做什么？何必去枉费心机？人家不但不见见情于你，甚至还会用“逮捕法办”来“感谢”你，你们这是何苦呢？难道不是自讨苦吃吗？他们听不进老百姓的意见，让他们去犯错误好了，到头来还是他们自己去自食苦果，活该啊！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再说啦，你早已被共产党开除了，不再是共产党员了，你何苦还要去为这个不要你这种人的共产党组织去“分忧”呢，这难道不是杞人忧“党”吗？你的这种做法难道不是“自作多情”吗？她向庄春园十分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她的态度。

庄春园听了凌云的表白以后，他心里已经明白，她是不会参加他们的“地下工作”了。当然啰，对于这种极端危险的事情是绝对不允许有丝毫勉强的，凌云既然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应当尊重她。不过，他对于她的“看法”却不敢苟同。虽然他现在不再是共产党员的了，但他认为党组织对他的处理是错误的，他并没有违反党章，他只是在会议上表示自己的一种观点。一个党员在组织里表示不同意见是完全是允许的，这是党员的权利，完全不应该把表达不同意见的党员作开除出党的组织处理，错误是在于组织而不在于他，所以他在心里还是与党组织在一起的。既然如此，他就有义务为党的前途着想。再说啦，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一旦犯了严重错误，就必然要祸及全国人民，目前的“大饥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共产党高层犯了大错，全国的老百姓要为他们所犯错误的后果“埋单”。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了，但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当然有义务和责任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老百姓的安宁生活。先人早就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作为一个公民，就应当义不容辞的、神圣地去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职责。他向凌云坦率地谈了自己的这个想法。

凌云没有想到庄春园对共产党还有如此独特的“情操”，他真是一个“痴情者”。不过她觉得，庄春园的杞人忧天的情结没有错，共产党一旦犯了严重错误，就必然要祸及全国的老百姓。他具有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也值得敬佩。一个人如果对老百姓没有一点儿感情的话，那他就与“冷血动物”无异了。于是她就对庄春园的思想与观点也赞赏了几句。

庄春园虽然不再想劝她加入他们的行动，但对她的二首诗还“情有独钟”，如果她同意在《觉醒》创刊号上登载她这二首诗的话，那《觉醒》就会有强大的震撼力。于是，庄春园就把这一想法诚恳地征求她的意见。

凌云考虑了一下，觉得她的这二首诗在这样的“地下刊物”上发表不妥，很容易被人家怀疑为“别有用心”。诚然，她当初赋诗的初衷是“揭露残暴”和“追求自由”，但这纯粹是文学创作上的一种“诗化意境”，并没有指向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时代或政权，古今中外的一切残暴行为都是揭露与控诉的目标。而今如果把它登载在以揭露“个人崇拜”为目标的《觉醒》上的话，那就很自然地被人怀疑是攻击共产党的残暴行为了，那是她目前所不愿意看到的。她现在不想再去找共产党的“麻烦”，也不愿意再遭到一次灾难。几年来所遭受到的苦楚还历历在目，她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母亲着想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哪！她母亲为她的苦难殚精竭虑，天天为她担惊受怕啊！我为什么还要去做那些“毫无意义”的事呢？何必再去自找麻烦呢？

庄春园看到凌云一直闭口不语，知道她不同意把她的作品发表在《觉醒》上，担心会有严重的后果再一次地面临灾难。这也难怪，哪个人会不担心灾祸临头？哪个人不想过安稳的日子？这是人之常情啊。不过，他似乎觉得，他眼前的这个凌云与他听说中的凌云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的凌云，曾经是一身浩然正气，一贯勇往直前，不畏强暴，大义凛然；今天的凌云则是胆小怕事，患得患失，畏缩不前，丝毫也看不到以前凌云那种勇往直前、不惧强权的形象了。今昔对比，判若两人啊！庄春园不想空手而归，就想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发表这二首诗时，可用隐匿作者的名字，说是在社会上“流传”中抄摘，不知作者的姓名。这样一来，你就没有任何责任了。

凌云听后，不禁觉得好笑，你把我看作什么人了？难道我是这样胆小怕事的吗？其实，你并不理解我的想法，我不想把这二首诗发表在《觉醒》上面，是有我自己的苦衷。既然你们这样偏爱这二首诗，那就把它在《觉醒》上发表吧。凌云为庄春园的执着而感动。她想，诗中的内容并没有针对哪个党派或政府，我也不必多虑。

就这样，庄春园最后总算还没有“空手而归”地离开苏南……

 

                                     44

 

《觉醒》的创刊号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经过多天的紧张忙碌，创刊号的组稿工作总算脱手，发刊词为古彦所写，题目是《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其核心内容是揭露“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给全国造成了的灾难性后果，旨在提醒并呼吁人们应该是到清醒的时候了。从彭德怀“为民请命”而被挨斗、罢官的事例中，我们应当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一旦“个人崇拜”发展到“个人迷信”以后，我国将会重蹈苏联“斯大林暴政”的覆辙。《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庄春园写的，其主要内容是揭露当前社会上所发生的惨状，这些惨状是由于近几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党内领导人独断独行的狂妄行为所致，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的严重危害性，只有及时地消除“个人崇拜”，恢复党内民主，才能有效地克服业已发生的种种弊端，才能防止今后更为严重的后果。当然，创刊号上还有凌云创作的《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只不过作者没用凌云的名字，而用化名代替。《觉醒》采用十六开的小册子形式发行，“创刊号”有三十多个页面。他们准备先油印30份，寄发的主要对象是县委书记。为考虑到“安全”起见，庄春园与古彦商讨后认为，投寄外地比投寄附近地区会更隐秘一些，“被暴露”的几率相对要少得多；寄给“大饥荒”比较严重的地方要比较轻的地方更合适，因为那里的“民不聊生”和“怨声载道”更为突出，作为“父母官”的县委书记正处在“焦头烂额”之中，他们自然更会同情《觉醒》提出的主张和观点，他们对“个人崇拜”更有“切肤之痛”！

为了使刊物的发行工作做得更隐秘起见，庄春园和古彦决定把《觉醒》的油印及寄发的工作放到吴山县去做，吴山县是属于农村地区，人稀地荒，不像L市那样“森严壁垒”，像油印、投寄之类工作不会令人瞩目，万一“暴露”后（收到《觉醒》的领导不大可能都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人，他们之中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向公安局去报案的），公安局的调查工作就会显得比较困难，不像在城市里那样容易找到“线索”。吴山县是庄春园的老家，他的老家有很宽敞的房屋，又是独门独户，隐秘性较强，在屋子里搞起“地下工作”来就不会被外人发觉。

庄春园认为，尽管《觉醒》的出版工作要考虑到隐秘性，但过分地谨小慎微，过分地担忧“害怕出事”，也许不是一种正确的思路，对于任何人都采取“关门主义”，对一切人都怀疑显然是一种不正确的策略，今后工作就迈不开步子，打不开局面。大胆地去“发展”几个早已熟悉并完全可以信任的人是很有必要的，譬如孙冬冬那样的人，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信任她，更何况她早就表露出我们许多类似的观点，如果连孙冬冬这样的人都不相信了，那我们还能怎样去开展工作呢？古彦听了庄春园的想法后，觉得他的意见比较“开放”，没有什么可反驳的。不过，他还是觉得，在对待“发展人员”的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妥。就是要决定要“发展”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特别向这些“对象”讲清楚，这项工作是具有极端的危险性，没有具备“准备牺牲”精神的人，还是叫他们先考虑清楚再说，千万不要有丝毫的勉强。不讲清楚这些“要领”，就有可能埋下“隐患”，其结果必然会带来“害人害己”的结局。庄春园当然同意古彦的意见。他们经过了反复研究后，觉得孙冬冬这样的人还是可以信任的。于是，孙冬冬就参与了《觉醒》的发刊工作。

于是，《觉醒》的出版工作就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

 

45

 

在三十多本的《觉醒》创刊号投寄出去以后，庄春园和古彦又有条不紊地着手筹划“第二期”《觉醒》的组稿工作。就在此时，一支“达摩克利斯之剑”正悬在他们的头上，但他们对此却浑然不知！

庄春园和古彦虽然是从高等学府里出来的人，他们的智商也并不属低下之辈，但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错综复杂的历史的了解以及对于人情世故还是“一知半解”，根本还算不上到“理解”的程度，像他们这样的一介书生，竟然要想到共产党的领导层里去做“策反”工作，实在是有点不量自力，就像“蚍蜉撼大树”那样可笑！可他们却没有明白地理解到这一点。正如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这种极其愚蠢的做法无疑是“鸡蛋碰石头”，其结局必然是“自投罗网、自取灭亡”，除此而外，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其他的结果。更可悲的是，他们自以为对出版《觉醒》的各项筹备工作做得滴水不漏，既周密又谨慎，处处防范，无缝可钻，似乎有点“稳坐钓鱼船”的安泰之感。他们就根本不知道，像他们这样毫无社会经历又极其单纯的书生，哪里是具有丰富侦察能力的公安人员的对手？无论你采用什么隐蔽的手段，也不管你运用什么奇妙的策略，都避不开他们的“金火眼睛”，当然也逃不过他们“自来佛的手心”。首先，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推测能力”，他们的想法也过于天真，认为自从农村里发生了“大饥荒”以后，许多党内干部、特别是县级的领导干部对此肯定“了然于胸”并“耿耿于怀”，他们对“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已经“深恶痛绝”，对这些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灾难都会有“强烈的反感”。他们还十分幼稚地认为，这些干部鉴于农村目前的“惨状”肯定会有“切肤之痛”，对中央高层自然会感到“失望”，对他们的“失误”必然会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不但会同情彭德怀，而且对他在“庐山会议”所提出的“意见”都会由衷地“支持”。只不过，他们这些人为了明哲保身，不敢在会议上或在公开的场合中表明自己的态度罢了。他们在内心里肯定是倾向彭德怀这一边的。鉴于此，他们认为此时去开展“策反”工作是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他们的观点肯定会得到这些干部们的支持。他们总是这样“固执”地“一厢情愿”。他们不可能领悟到经过几十年急风暴雨式的革命锻炼和考验出来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对党中央和领袖都无限信任，并具有绝对的忠诚之心，他们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从来都是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令，“一声令下，勇往直前”。如果有人胆敢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时，他们就会毫不动摇地捍卫党中央和毛主席。而且，经过了几十年的教育和实践，毛主席的任何战略决策都永远是正确的，是战无不胜的。此刻，当他们收到《觉醒》时，就立刻意识到这是“反革命信件”，这是阶级敌人妄图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当然就毫不迟疑地送到“有关部门”那里去处理了。

就在庄春园“满怀豪情”之时，两个公安人员突然降临在他的面前，并出其不意地给他戴上了一副锃亮的手铐，并不容他分辨就随即押上了警车。

几乎同时，古彦也遭到了逮捕，并立即被警车送往看守所……

 

46

 

市公安局在采取逮捕庄春园和古彦行动之前就已经把“‘觉醒’反动刊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案件，并以“‘觉醒’反革命集团案”的名称列入了案卷。两个主犯庄春园和古彦逮捕归案后，审讯工作自然就立即开始。当庄春园押进光线暗淡、戒备森严的审讯室后，就被两个看押人员按在一条木凳子上坐下，两个看押人员威严而警觉地站立在他的身旁。他看到对面的一张桌子上坐着两个都扳着面孔、目光威严的公安干警，完全可能看得出，他们是富有经验的刑警审讯人员。在他们的右旁还有一张较小的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脸面白皙的、年纪较轻的公安人员，桌子上放着一叠纸和一支钢笔，看样子是一个书记员。昨晚他彻夜未眠，眼皮有些浮肿，但神情并不萎靡，尚留着充沛的神色。他从被逮捕的一刻起，他心里完全清楚，他此时所面临的将是极其严酷的审讯拷问，说不定还可能有严刑拷打。他对此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既然自己决定要走这一条“充满险阻的路”，那必然就要面临这样的结局。他在昨晚已经考虑得相当“成熟”，既然他们采取了逮捕行动，说明他们早已掌握了他的“罪证”，任何抵赖都是无济于事的，还不如堂堂正正地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有什么可耻的？我又没有去做反对共产党、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法行为，我仅仅是为了反对“个人崇拜”，是为了避免共产党今后少发生错误，是为了共和国老百姓少遭受苦难，不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管公安干警对我采取什么行动，我都将理直气壮地去面对他们。

审讯员在审核了庄春园的姓名、籍贯、工作单位等开场白后，就单刀直入、声色俱厉地警告道：“你原本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现在又干起了反革命勾当，真是一个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右派的‘双料货’！”

“我一没有反对中国共产党，二没有反对共和国政权，你怎么可以信口开河地说我是反革命分子？你用哪条法律条例来做出的判断？”庄春园理直气壮地反问他。

“你还要狡辩？”审讯员突然怒不可遏，用手猛烈地拍着桌子，砰地一声震响屋顶，“你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并煽动干部去反对毛主席，难道这还不算是反革命行为吗？！”

“我反对的是‘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已经给我们党和我们国家造成极端严重的灾难！”庄春园并没有被他的威胁吓倒，也没有丝毫认罪的意思。

“看来啊，对你这样的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只有叫你尝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滋味以后才能使你清醒！”

……

 

与此同时，古彦也坐在昏暗的审讯室里。他面对的也是二位审讯员和一个文书。

审讯员开门见山地问古彦：“你和庄春园是‘觉醒’反动刊物的骨干分子，你只有彻底坦白，深刻认罪，才有你的出路，明白吗？”

古彦不想抵赖。因为他知道，任何抵赖都无济于事，而且他也早就有了思想准备，既然决定要走这一步路，遭到逮捕和惩罚是迟早的事。他对此无任何后悔之意。他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因此，在审讯之前，他就决定不想隐瞒自己的行动及隐讳自己的观点。不过，他此刻绝对不能彻底坦白，也闻不认罪，因为他觉得自己既无什么“罪行”可认，也不能出卖自己的朋友。他只能沉默以对。

审讯员见古彦不回答回师，于是又继续严厉地审问了一句：“‘觉醒’的发刊词是你写的？”

古彦十分爽直地回答：“不错，是我写的。”

“你竟敢公然为反党分子彭德怀喊冤叫屈，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抹黑‘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明目张胆地对抗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群众运动，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一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行为吗？！”

“我不想攻击毛主席，也不想对抗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因为毛主席发动这些政治运动给全国经济上造成严重危害，给全国农村造成了大饥荒，老百姓都饿得死去活来，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他既然做错了，老百姓为什么不能批评他？彭德怀见到这种令人痛心的情况下，说了几句符合实情的话，这何罪之有？彭德怀作为一个党内的高级干部，怎么连提几点意见的权利都没有了？党内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正是他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吗？这本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作为领袖，他本应该虚心听取党员的意见，即使人家的意见提错了，也不能横加指责，更不能加罪于人，毛主席这样对待彭德怀是极端错误的。”古彦显然没有被审讯员的“大帽子”压倒，反而理直气壮地回敬审讯员。

“你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在铁的罪证面前竟然还要强词夺理，还要为反党分子辩护，你这是在作垂死挣扎！”

“这怎么能叫强词夺理呢？我们之所以要办这个刊物，目的就是为了让干部能认清‘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严重性及其所带来的危害性，也要使广大干部们认清‘个人崇拜’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揭示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并没有恶意攻击领导，指出领导人有错误的行为难道就可以算是反革命罪了吗？我们中国到底还有没有言论自由？”

“你还要狡辩！”审讯员狠狠地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你以为我们治不了你？那就叫你去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吧！”

……

 

审讯虽然取得了庄春园和古彦的反革命“罪证”，但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想要的口供，尽管他们动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掌”，也没有敲开庄春园和古彦的嘴巴，特别是他们对《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的作者拒不交代。公安局只好决定“另辟蹊径”。

公安干警凭着灵敏的“嗅觉”最终搜寻到“孙冬冬与庄春园关系密切”的线索。于是，公安局立即行动，并从孙冬冬那里“撕开”了“缺口”。孙冬冬在阴森森的审问室里，在威逼如刀的目光胁迫下被吓得瑟瑟发抖，心里感到无限的恐惧，她只得无奈地交代出《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的作者是凌云。

公安局获得这一重要的线索后如获至宝，火速地赶赴江苏省苏南市捉拿凌云。

 

47

 

秋天理应是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天气，但这天却一反常态意外地变脸了。早晨，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后不久就被不知从哪里窜过来的乌云层层包围，封闭得密密层层、严严实实，紧接着，一阵罕见的狂风飘然而至，天空马上就昏暗了下来，似乎已经到了黄昏的时分，令人懵懂。徐冬梅刚把洗好的衣服晾晒在天井里的竹竿上。这些衣服虽经拧过，但残留在衣服里的水分还在不断地往下滴。徐冬梅看到天空里的滚滚乌云，马上就意识到天气将发生骤变，倾盆大雨马上会倾泻而下，恐怕连想收都来不及。于是，她只好放下手中刚刚开始做的针线活，嚅嚅地骂了句“鬼天气”后，就赶紧起身到天井里去收进刚刚晒出去不久的湿衣服。就在徐冬梅刚刚收起湿衣服，脚跟还没有迈进门槛时，一场瓢泼大雨就飘然而至。顷刻之间，天井里就汪洋一片。由于暴雨狂泻，排水沟未能及时地将天井里的积水排出，雨水就在天井里积聚了起来，霎时间几乎要漫上了台阶。徐冬梅发呆般的看着天井里正在上涨的积水心急如焚，担心它漫进到屋里来。她想，是不是由于排水沟的口子被堵塞了？于是她就赶紧到灶间里去拿出一把铁夹钳，撑起雨伞，急速地走到门口边的排水沟边去看一下排水是否顺畅。果然，她看到草梗树叶之类杂物阻塞了排水沟的入口处，于是就连忙俯下身子，用铁夹钳把那些草梗树叶清除掉。顿时，排水沟就很快地顺畅起来，积聚在天井里水就争先恐后地往外跑，水位迅速地开始下降，徐冬梅才如释重负地放下心来。此时，尽管她手里撑着一把雨伞，由于风雨交加，雨伞还是不能把她的身体全部挡住，她的头发及衣衫还是被大雨泼湿了，她赶紧回屋去躲避大雨的侵扰。

凌云看到母亲的头发和衣衫被大雨泼湿了，就连忙拿出一块干毛巾来，先把母亲的头发擦干，再把她肩膀上及背部的衣衫上的淋湿的地方擦得干干净净。徐冬梅看到女儿如此孝顺和体贴，脸上顷刻间就浮现出会心的笑容来，她内心里感到无限的欣慰。她想，有这样一个贴心的女儿在身边陪伴，真是幸福啊。凌云现在确实是懂人情世故了。她能如此细致入微地待人，与此前的“茅草性格”判若两人。她就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在这些年来对女儿的关心和体贴的心思并没有白花。一番心思一片情，工夫不负有心人嘛，到头来总归是会开花结果的，她心里确是热乎乎的。凌云从一个毛里毛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最终磨砺成为一个明事理、懂世故的知识女性，这个“历程”实在是太艰难曲折了啊。自从接她回家休养以后，为了使她能在家安心养病，同时又能摆脱江海市这个“包藏祸事”之地，特为带她到太湖边的苏南老家里来，这里既是一个良好的休养环境，又是一个既清寂又安静的“世外桃源式”的净地，免得她同“异类”接触，招致“惹是生非”的事件发生，这个风云变幻、神秘莫测的社会真是太令人不安了。为了女儿能过上安稳日子，她对女儿进行严格的“管束”，不准与外人、特别是陌生人接触，免得招祸上身。除了月前有一个“同学的朋友”来探望她以外，确实没有陌生人光顾到这里。她对此可以说真是费尽了心机啊。想到这里，心里不禁又辛酸起来，这年月，知识分子做人真难啊……

倾盆大雨来得快，也去得快，只延续了半个钟头后，雨势就明显地减弱了，天色也由昏暗渐渐地明亮了起来。不过，云层还没有消退的迹象，时而变薄后又重新聚集起来，时明时暗的，像不肯散去的冤魂一样，继续笼罩在头顶。徐冬梅看着这样变幻莫测的天气，不敢把起先收进来的湿衣服重新晾晒出去。她想，还是待会儿等阴云散尽，天气彻底晴朗后再去晾晒也不迟，否则的话，多费手脚不说，又要弄得提心吊胆似的，需要时时刻刻去注视着天色的变化，何必呢，还是让它在屋子里多晾一下再说吧。

凌云本来在自己的房子里清静地看书，但被这场突然其来的瓢泼大雨搅乱了，她再也无法安静下来，就干脆合拢书本，闭目静思起来。自从那个同学的朋友庄春园到访以后，她原先犹如“平静湖面”的思想又被激起了一阵的“波澜”，再也无法恢复到此前“平静如水”的状态了。本来嘛，她在母亲的“训导”下，刻意要保持“脱离红尘”的状态，藉以“摆脱纷扰”，求得一个平静的生活。她痛定思痛，还是妈妈说的对，竭力要使自己的思想处于“麻木状态”，再也不想去考虑什么国家或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端。她确实已经是心灰意冷了。她不相信宿命论，对于那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论”不屑一顾，但对于老百姓那种素来善良的“善恶报应观”却没有反感，当然她也不相信会有“善恶报应”，这仅仅是质朴而善良的老百姓对世事的一种寄托而已。事实上，好人往往得不到好的报应。难道不是吗？她对照自己的遭遇，那种“善恶报应观”难道不是南辕北辙了吗？回想那不堪回首的往事，难道不是如此吗？想当初，自己为了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毅然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而去参加土改工作，导致了同母亲发生了严重的隔阂，（直到考进北苑大学后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母女关系），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她“领情”了吗？对她的这种赤胆忠心“报应”了吗？他们不但没有丝毫“领情”不说，反而还对她反咬一口，说她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难道不是“善有恶报”了吗？在“整风运动”一开始，她自己就诚心诚意地响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大放大鸣”运动，从未产生过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过不满的情绪，更无任何“反党”的意图，完全是为了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主观主义的号召，当然其中也有自己出于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和向往。结果却反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即使是追求民主与自由，难道也可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吗？共产党也不是在提倡民主吗？共和国的宪法里不也有民主的条款吗？这何罪之有？结果为此而遭到了严厉的惩罚。所有的这一切，真使她匪夷所思！如果不是她母亲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施救她，她至今还在遭受着磨难呢。更令她难以理解的是，与她朝夕相处的那些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同学都没有一个好下场；而那些投机钻营、奉承拍马的人却个个青云直上！可见啊，这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善恶报应”。她对社会上这种“因果倒置”的现象真的是感到厌倦和难以理解了。她回家养病以后，在母亲的开导下，她终于渐渐摆脱了恶魔般的“困扰”，不再去思考那些令人费解的“因果现象”，平心静气地进入了“脱离红尘”式的生活状态。尽管，她有时也感到十分困惑。她不是没有看到、听到过农村里发生了令人恐怖的“大饥荒”事件，她偶尔出外散步时也耳闻目睹地在路上看到过踽踽而行的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瘦骨嶙峋的饥民在向路人乞讨。当她看到了这些令人痛心的现象后，尽管有过一时“波澜翻滚”，但竭力压制自己“冷静”下来，回避去思考发生这些悲惨事件的“前因后果”。但她还是无法完全控制自己，她还是要“本能地”要去“想”这些问题，特别是要去想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遭遇。不过，每当她想到这“半截儿”后就忽然猛省到又“冒失犯规”了，才强制自己“拉回来”，不再去思考这些令人生畏的“问题”，何必再去“自找麻烦”呢？连彭德怀这样对革命无限忠诚、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并立过盖世之功的开国元勋都不放过，就是因为他为民请命而说了几名句“公道话”就被“一笔勾销”，遭批判罢官不说，还要被彻底“批倒反臭”！那还有什么人胆敢去说真话呢？尽管，这种强制自己不去“想”这些“国事”，这使她在思想上带来极端痛苦，但她还能怎样呢？难道还要再去走重蹈覆辙的老路？这岂不是鸡蛋去碰石头吗？自从那个庄春园来到她家以后，特别是他对她谈了关于他和古彦为什么要创办《觉醒》地下刊物，以及希望她的二首诗能在《觉醒》创刊号上发表时，她却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她当时主要是考虑到对他们还不了解，单凭着这“一面之见”就相信人家并答应他们的事关重大的要求，未免太轻率了。所以她当时态度暧昧，并没有表态答应，但当时她在思想上确实是被他的行动震撼了，虽然她竭力没有把这种“震撼”表现出来，而刻意地把这种“震撼”隐藏起来，使他不能察觉自己当时的真实想法。但事后，她却一直无法保持平静。她真的无法理解庄春园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去做的动机和原因。他们究竟为什么还要如此固执地在这样“高压状态”下去继续抗争？难道真的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还是继续想去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还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共产党的一如既往地忠诚？这是何必呢？可你们到底想过没有，人家共产党可没有对你们的“真情”表示过有丝毫的介意，反而认为你们这是向共产党恶意进攻哪！你们为什么会如此执着呢/？！她真的无法理解，虽然他们有过与自己同样的遭遇，他们却为什么不会从中吸取教训？甚至还要与他们去继续“周旋”？这是何苦呢？她认为自己现在想得很明白，经历了这样一番刻骨铭心的“折腾”，她真的是看穿了那些“当权者”的嘴脸了，他们尽管在口头上高唱着马列主义，可他们的心底里却包藏着不可告人的偏见和私心，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和良知，运用一切鄙劣的手段去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与这样的“当权者”难道还能存在着什么幻想吗？即使你有报国之志或有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心，“国家”可不会“领”你的“情”，你们这不等于是“自作多情”吗？到头来还是“枉费心机”，你们还是“死了心”吧！她此时显然对于“国家的象征”——当权者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任，因为事实证明，他们对于那些对国家赤胆忠心者不但不加以赞扬和保护，反而还加以严厉的惩罚，这可是一种恩将仇报的行为，你们为什么还要对“国家”去表示忠心耿耿呢？她对此只有寒心，只有心惊胆战，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她现在只能是选择“退缩”了。虽然，这种“退缩之举”是她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她认为，她这样做并非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这完全是残酷无情的现实给她带来无奈的抉择，因为她此时实在是别无选择。她完全可以料到，庄春园他们样做的后果必然要遭到严厉惩罚，结局必定是极其悲惨的，难道他们会毫无意识到？他们总不至于如此菲薄、如此无知、如此鲁莽吧？她想他们是决不会是如此愚蠢的。也许，这是他们是出于坚定不移的信仰与坚强不屈的追求，人各有志，但愿是如此吧……

 

48

 

当公安人员在当地的办事员带领下突然闯进大门的时候，徐冬梅还以为这些人肯定是冒失地走错门了，她不无惊愕地问：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凌云在家吗？”带头的一个公安干警露装出一副严正的脸色质问徐冬梅。

“你们有什么事啊？”徐冬梅开始有点惊慌起来，这帮人指名道姓地要找凌云肯定他们不是走错了门，而确有其事，而且还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她竟然被这突然其来、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而惊慌失措了。

凌云听到有人在找她，就连忙从房里走了出来，并直接走到这帮公安人员面前。她毫无惊慌之色，坦然地回答她面前的这些人：我是凌云，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还是那个领头的公安干警迅速地向凌云亮出“逮捕证”，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裤袋里掏出一副锃亮的手铐，并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凌云的双手铐上。凌云显然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不测”感到惊奇，但还是严正地质问她面前的公安人员：“我犯了什么罪？”

“你犯了什么罪自己还不清楚？逮捕证上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反革命罪’吗？如果你不去当反革命的话，我们会来找你麻烦吗？”公安不屑地反问她。

冷静的凌云知道公安人员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来逮捕她，冠以反革命罪必定事出有因。此时，她忽然敏感地想到，这可能与庄春园他们的事有关，可能是他们的《觉醒》出事了，由此而波及到她，受到了牵连。她心中清楚，这两年多来，除了庄春园到这里来过以外，就根本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过有关政治上的联系。她平心静气地在家养病，压根儿地没与任何人发生过往来，因此也不会招祸。而庄春园他们确实是在搞“地下刊物”，这是当局所绝对不允许的！这样看来，庄春园他们确实是出事了，否则的话，绝不会波及到她的身上。看来，她对他们行动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现在的当局绝对不允许你们这种“谋反”的行为。不过，她此时并不担心自己会受到惩罚，因为她从未对庄春园表示过要加入他们行动的意图，甚至在《觉醒》上发表她的《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这二首诗作都没有表示同意。就算是为了这二篇的诗作的牵连，也够不上判刑的罪名，因为这二首诗纯粹是文学作品，并没有针对共产党或政府，最多也只能是加上一个“含沙射影”罪名罢了，能够得上犯罪吗？她不相信当局还不至于以“含沙射影”的罪名对她定罪。她对此相当自信。于是，她就用极为平静的口气就对处于万分惊慌的母亲说，妈，你完全不必担心，女儿心中有数，我没有做过任何有违于政府法令的事，这肯定是一次误会，会搞清楚的，你放心好了，你要相信人民政府绝不会冤枉好人，他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我没做亏心事，哪怕鬼敲门？

徐冬梅绝对想不到公安人员竟会到她家来用手铐来拷她安分守己的女儿，她天天在家安心养病，从不出门与人搭讪，哪里会去做犯法的事？肯定是他们搞错了。她霎时怒火上窜，突然丧失了理智，根本听不进女儿的宽慰之词，就像一头雌虎似的扑向擒拿手铐的公安干警：“你们为什么要拷我的女儿？她犯什么法了？”

那个作为向导的办事员认识徐冬梅，连忙用力拉开徐冬梅：“徐老师，你这是在妨害公务啊，你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可不要去做犯法的事。”

凌云看到母亲还想与他们纠缠下去，就大声地对母亲说：“妈，女儿问心无愧，你放心好了，同他们纠缠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徐冬梅听到女儿劝说后才渐渐安静下来，觉得女儿的话没错。她慢慢清醒起来，觉得自己在惊恐之余确实有失理智。有罪逃不过，没罪不怕祸。只要自己的女儿确实没有做过犯法之事，那就不必担心蒙冤，即使遭受到误会也是暂时的，相信政府总会调查清楚的。于是她又强作宽慰地对女儿说：“云儿，娘相信自己的女儿绝对没有做过犯法之事，肯定是他们误会了。娘相信总会有一天调查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