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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纪实文学《桃李劫》之七

已有 592 次阅读2011-9-20 08:42

7 劫后余生

 

经过了连续几年“大跃进”、“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折腾以后,国民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特别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造成的全国饿死的人达千百万之众的“大饥荒时期”以后,党中央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扩大自留地”、鼓励种植“十边地”等,这种符合民心的政策措施较快地扭转了农民挨饿的严重局面。党中央为了进一步地稳定全国农村的业已出现的好势头,制定了当时简称为“二十条”的文件。其主要精神有,农村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坚决地纠正了此前“一大二公”“愈大愈好”的“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或“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一大二公”错误政策,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十条”还许诺,这项政策将“三十年不变”,使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听了这个“二十条”文件的传达以后,心里觉得很踏实,我想从此再也不会出现以前那种可怕的局面了。我这个人最大的缺陷就是“头脑过于简单”和“过于轻信人家”。

我们本村有一个叫谢来法的农民,他为人诚实而富有幽默感,平时与人谈吐时往往采用富有诙谐的语言,而且是妙语连篇、引人发笑,所以在休息的时候,总有许多人聚集在他的周围,与他一起调笑,享受人间的乐趣。他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但头脑灵巧,善于分析,从不人云亦云,有他独特的见解。有一天,我们在休息谈起“二十条”时,我自然就发表我的见解,认定今后“三十年不变”了。谢来法笑眯眯地对我说:“为礼,你先不要下结论,你不妨先看看对面墙壁上写的这条标语现说。”

我沿着他手指的墙壁上望去,果然看到这样一句标语:一天等于二十年!但我仍然不明白这条标语与“二十条”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关联。

他看到我木如呆鸡的神情,就给我“指点迷津”:“你这个读书人呀,头脑真是太不开窍啦。这样简单的‘算术题’都不会做。一天等于二十年,三十年不就等于一天半吗?也就是说,这‘二十条’中说的‘二十年不变’就是‘一天半不变’呀,今天当然是不会变的,明天上午恐怕也不会变,但过了中午就很难说,过期作废了吗。”

我听了顿时醍醐灌顶,完全领悟了他“高深”的智慧,他根据自己的洞察力,深知共产党的政策要随时随地改变,不存在“三十年不变”的可能性,于是就巧妙地用墙壁上的这句标语有意玩弄一下“三十年不变”的许诺,从而说明这几年来的政策经常朝发夕改、变幻无穷的状况。这个谢来法,真是一个头脑灵巧之人。他看到众人已经领悟了他的用意,他就意犹未尽地继续用极其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语言描述“一大二公”的弊端。他说:“每当我提起锄头掏地的时候,就感到手臂酸软无力。为什么呢,因为从开始的六锄头都是为别人家掏的,第一锄头是公社义务工,第二锄头是大队误工,第三锄头是造水库分摊工,第四锄头是水利义务工……直到第七锄头才是属于自己的按劳取酬工。想到这七分之六的力气是为人家用的,我的手臂怎么会有力气呢?”我们围在他周围的人听了他这番“宏论”以后都大笑不止。我在阵戏笑之余深深地感到他的智豁,同时也使我明白,那些看去似乎是土里土气的农民其实他们并不愚昧,他们都是心明眼亮、正直善良、朴实无华的群体。

这个得到广大农民群众拥护的“二十条”的政策虽然没有在“第二天下午”发生改变,但最后还是被谢来法言中了,此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断言“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全会还批判了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不言而喻,那些“扩大自留地”、“十边地”等有利于农村恢复经济的政策被理所当然地当作“单干风”来批判了。“二十条”中有些条款自然也就“寿终正寝”,曾经许诺的“三十年不变”也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把“极左路线”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们农村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扫四旧”开始的,首当其冲的是爵溪境内的各大小庙宇的菩萨统统地推倒敲碎,大庙、它山庙、上庵、下庵众多的神座佛塑统统被一扫而光,连历来令人敬畏的城隍庙内的城隍菩萨、判官、无常都不能幸免。接着就横扫“四类分子”家中的“四旧”物品。此前,我已经意识到这场运动来势汹涌,它的规模又非同寻常,与以往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是无法相比拟的,凭着“嗅觉”,觉得自己还是要预先提防为宜,否则“大祸临头”就措手不及了。我深入而仔细地寻思一下自己可能会怀疑为“罪证”的东西,恐怕只有那本曾经“出事”过的日记本了。这本日记记录着我这些年来的生活轨迹,其中虽然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记录,但也不排除因受冤屈而写过一些情绪低落的话题,这些话题照例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遇到现在这样的造反派就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了。我当时实在不情愿毁灭它,但权衡利弊,最后还是下狠心决定付之一炬,因为我实是在经不起再一次打击了。我不但要为自己负责,而且还要为我的妻子和二个孩子(承雷未出生)负责,此时我们已经是一个四口之家了,如果我再次出问题,叫他们母子三人如何去过日子?就在我烧掉日记本后没几天,“红卫兵”果然闯进我家进行大搜查,连我收藏的几本文艺书籍(巴金文集等)都被没收,家里的《二十四孝图》、《三圣画》以及一尊母亲留下的瓷质观音菩萨等统统地被他们没收拿走了……

接着,爵溪公社公社书记王守金被造反派押着戴高帽游街,渔业大队书记陈品位、农业大队书记陈松林和手工业社书记干功明都被“造反派”打倒、夺权,而且要他们在每天早上到毛主席像前去“请罪”,到处是一片造反的乱象……

尝够了“大饥荒时期”苦头的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要收回“超额自留地”和“十边地”普遍都十分反感,但只能在肚子里想想而不能说出来。不过,他们在工作中却阳奉阴违地加以抵制,对于那些高喊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心里更是极度的反感,他们在开展重新分配自留地的工作时,都没有按“上面”的规定去办,社员的自留地并没有实质上的减少,因为农村干部们的心中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把“扩大了”的自留地全部没收的话,社员的日子又过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当时虽然仍是“半肚番丝半肚饭”,但还不至于像1962年那样受饥挨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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