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北苑

 

9

 

九月的北京，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气温宜人，是一年中最佳的季节。星期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正是出外郊游观赏景色的好机会。

凌云到位于北京西郊的北苑大学报到后，宋雁翎就不失时机地以学姐的身分处处关照她，使她很快就熟悉了校内方方面面的情况，使她很快就消除了一般新生大都有的那种怯生生的“新生相”。凌云感到很庆幸，有个老同学真好。星期天，宋雁翎就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学姐兼导游的角色，执意地拉着凌云到颐和园里去观赏景色。她觉得，凡是初到北京的人，最好先到故宫或颐和园里去参观，因为只有这两个景点才能最充分地反映出北京的特色。故宫离学校太远，以后可以去，而颐和园则是近在咫尺，迈开脚步很快就能走到的地方，哪有不去之理。更何况，这可是举世闻名的清朝皇家御苑，欣赏这样瑰宝式的历史景点对每个人都大有裨益的。北京西郊有许多著名的高等学府，与颐和园可算是“一箭之地”，那里的学子在假日出外郊游时都会把它作为首选之地。

宋雁翎与凌云手拉着手地走着走着，没费多少时间就走到了颐和园。此时正是上午八九点钟光景，天空中阳光明媚，缕缕金光灿烂的阳光斜射在昆明湖面上，闪耀着绚丽多彩的旖旎风光，似乎使人进入迷宫梦幻般的境地。园内游人如织，熙熙攘攘。众人穿戴大同小异，男的一般都穿着常蓝色的或黑色的中山装，女的则大都穿列宁装；极少看到穿西装革履的游客，即使有也只能是“苏联老大哥”，不可能是西方国家的人，因为当时我国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尚处于“敌对状态”，我国对那些资产阶级政客们自然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故此，他们就称之为“铁幕”，见不到他们的人影当然就不足为奇了；当时也看不到过去所常见的红装素裹一类的服装，中式的对襟衣裳倒有几个，那肯定是年过中年的普通老百姓；如见到有个别穿着长袍马褂的遗老，人们则都会投以奇异的目光，好像见到“国宝”似的。这些，就是当时所特有的一道风景线。

颐和园是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古典园林之首，也是世界上最广阔的皇家园林之一，总面积有290公顷。泉泽遍野，群峰叠翠，琼楼玉宇，湖光山色，风景如画。这座由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建造的园子，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环绕山、湖间是一组精美的建筑群。山湖融为一体，景色变幻无穷。万寿山上41米高的佛香阁是颐和园的象征。万寿山下的昆明湖畔有一条728米的长廊，共有273间。长廊以精美的绘画著称，有546幅西湖胜景和八千多幅人物故事、山水花鸟。颐和园有四大景区，最东边是东宫门区，原是清朝皇帝从事政治活动及生活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此处成了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中间高耸的万寿山建筑最多，也最华丽。全园以佛香阁为中心，周围建筑对称分布其间，形成众星捧月之势，气派极其宏伟。昆明湖烟波浩淼，西望群山起伏，北眺楼阁成群，湖中堤上桃柳成行，六座不同形式的拱桥掩映其中。湖中三岛上有形式各异的古典建筑，十七孔桥横卧在湖上，造型十分优美。昆明湖东岸有著名的八角重檐廓如亭，古朴雅致，气势宏伟，看后有令人过目不忘之感。

凌云第一次见到如此宏伟气派的皇家园林，真的是感慨不已。她想，即使是全世界，恐怕也很难找到像颐和园这样气势恢弘、精美别致的皇家园林了。她当然知道也颐和园的历史，慈禧太后穷奢极欲，竟然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不惜挪用当时建造海军的经费而把这座皇家园林打造得如此精美绝伦，其后果是导致了大清帝国的北洋舰队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大败，几乎遭到覆灭的命运，盛气凌人的日本以战胜国的姿态迫使满清政府签订奇耻大辱的卖国条约，把祖国的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这段屈辱的历史，凌云记忆犹新，她面对眼前这座无与伦比的皇家园林，内心里充满着说不清楚的滋味。幸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旧金山和约”，台湾重新归还中国，而这座皇家园林现在也属于人民了。如今，号称世界头等强国的美帝国主义虽然还在世界各地耀武扬威，但由于它在朝鲜战场上尝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铁拳滋味以后，再也不敢忘乎所以了。

宋雁翎看到凌云凝重、沉思的神情，就知道这位“年轻的革命家”肯定是在触景生情了。有过几年与凌云同窗经历的宋雁翎，熟知凌云的性格，她是一个忧国忧民者，也是一个感情色彩十分强烈的人，她当时听了一个市府领导人的报告就义无反顾地放弃了高考，毅然决然地报名了参加土改工作队。如果她当时与她一道参加高考的话，她现在也是一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了。她为此感到可惜，她白白地耽误了三年的宝贵时间。不过，凌云为参加土改工作而放弃自己学业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是值得赞赏的，国家需要有这种精神，因此不能称之为可惜。她知道，凌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如果对她说“可惜”的话，那肯定会招致她的反感，她绝不能去做可能会伤害到同学感情的蠢事。宋雁翎是历史系的学生，对于颐和园的历史自然要比凌云更清楚，她回想自己当初首次到颐和园参观之际，也曾有过一番感慨的。凡是爱国的青年人，还有哪个不痛恨腐败的满清政府呢？好在解放初毛泽东已经在天安门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再也不敢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此类的“标牌”将永远地抛进了历史垃圾筒！为了把凌云从凝重历史情感中吸引到充满阳光的现实中来，宋雁翎就别出心裁地动出脑筋来，她对凌云说，凌云，你知道这条长廊有多长？它共有几间？因为她们此时正在这条长廊里漫步。

凌云听到宋雁翎的问话，果然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之中：“这个——我可说不出。”

宋雁翎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我告诉你，这条长廊有728米长，共有273间。我在历史系的三年时间没有白白花费吧？”

凌云听后不买宋雁翎的账：“你可别把我当傻瓜呀。难道历史系的书本里对这个长廊会有如此详细的描述？假如我也像你那样在北京读了三年书的话，即使不是历史系，也照样会头头是道地说出这个长廊这个数字来的，你不信？”

“哎哟丫，你这人真是嘴不饶人，自己不了解古典还要强词夺理，好了，我不与你一般见识了。我们还是好好地去欣赏一下颐和园的美丽景色吧。”宋雁翎知道凌云具有这样的倔劲，只得对她妥协，如不让她一步，凌云肯定不会罢休，她们之间的“论战”肯定还要无休止地争论下去。

她们在园内的“东宫”连接着万寿山的长廊里漫步，一边欣赏长廊里的各种精美的绘画，一边浏览昆明湖上秀丽的景色，不时地发出由衷的赞叹。凌云在长廊里走着，犹如走进“时光隧道”，在这样的“历史长廊”漫游，似乎是在经历着古老沧桑的历史中一个又一个的朝代，最终才回到了现实的之中，心里不禁涌现出一股历史沧桑感。她很感慨地对宋雁翎说，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不管它兴起或衰落，都有其客观的原因。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之所以最终能并吞其他六国，主要是由于瀛政具有非凡的才能与胆略。他在统一中国后，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的严厉制度，使国家达到空前未有的统一与强盛。但这个貌似强大而不可一世的王朝并不长命，在瀛政暴卒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如昙花一现地覆灭了，烟消云散般地在历史上消失了。究其原因，与这个“始皇帝”瀛政的焚书坑儒残暴政令及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建造“阿房宫”以达到其穷奢极欲的享乐不无关系。沸腾的民怨必然会导致人民暴动反抗，这个秦王朝就是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冲击下土崩瓦解的。瀛政原本设想，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秦家王朝是万世不竭的，从他“始皇”开始一直永远地延续下去，想不到在“秦二世”就一命呜呼了，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短命得多！这恐怕就是叫“人心所归”吧。满清王朝在始建之初也是雄心勃勃的，四处拓宽疆土，可谓是盛极一时，但经历了三百年后的晚清时期，初期那种盛世景象消失殆尽，已经衰落到任西方列强欺凌宰割的地步。这个原本强盛的帝国被西方列强摧残得遍体鳞伤，在逼迫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用割让领土台湾来求得苟延残喘。这不能令人深思。究其原因，晚清的皇帝（包括慈禧）荒淫无耻、不理朝政、不思安危是难脱干系的。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强盛与衰落，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渊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同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胆略与品行密切相关。雁翎，你说对吗？

宋雁翎猛不防凌云在游园时竟会去考虑国家兴亡的大事。不错，在她的心目中，凌云确是一个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并且是一个忧国忧民之人，但还是想不到她此刻会说出这一大套有关国家兴亡的宏论来，这使她不得不感到惊异。不过，她不想去赞美凌云，反倒想调侃她几句，凌云，你对历史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头脑里还有这么多的精辟见解，我看你还是索性到我们历史系来就读好了。哎哟，真是士别三日，要刮目相看啊，我这个读了三年历史系的人甘拜下风了。

“呸，你耻笑我是吧？难道就允许你们读历史系的人评论历史，别人就不能对历史发表一点见解不成？你也太霸道了吧！你这种冷嘲热讽的态度只说明了你的专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吧？”凌云故意不满地说。

“好了好了，我总是说不过你的，我认错总可以了吧，我诚挚地向你道歉就是了。”宋雁翎只好又退让了一次。

宋雁翎早就想探知凌云在土改期间工作的感受，因为她在信中曾向她隐隐约约地吐露过一些“难以理解”的困惑。作为密友，她当然希望了解她心中的困惑所在，她究竟是在哪一方面遇到了什么样困惑了呢？她想，今天是她们畅谈的一个极好机会，不妨试探一下她的态度也未尝不可。于是就问凌云，哎，凌云，我好像记得你在信中曾经提起过在土改工作中曾遇到过一些非夷所思的情况，能否对我说一些有关你那时的情况？

凌云对朋友从不隐讳自己的思想观念，更何况宋雁翎是自己的一个密友。于是，她就把当时工作队在土改时的一些极端做法如实地对宋雁翎述说。她最后还强调说，我真的难以理解，划分阶级成分是有严格标准的，这样严肃的事哪能够“矮中取长”的？枪毙是对地主分子最严厉的刑罚，对这种杀头的极刑哪能随便地可以拉来一个人去“顶替”的？这不但荒唐透顶，而且是不可思念。如果不是何芝萍大姐及时提醒我，我这张臭嘴一旦把这些不符合共产党政策的做法说出来，那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我真的是要遭殃了，不给我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才怪，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我真的想不明白，共产党内怎么还有这样不通人情的干部，像何芝萍同志这样正直的好干部却反而要遭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在我的心灵中，中国共产党是最光荣、最纯洁的一个组织，它代表我们国家的希望，我正因为如此，才义无反顾地响应它的号召，毅然决然地放弃高考去参加土改工作队的，谁知在土改工作中竟会遇到了如此出乎意外的这些事件，我当时真的是感到万分惊奇，简直是无所适从了。雁翎，你说，这些难以理解的事情，难道不是一件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宋雁翎听了凌云的叙述后也颇为吃惊。她是个一直在学校里长大的女孩，她不可能听到发生在农村里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怪事”。不过，她对凌云所说的共产党内为什么会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甚至是严重对立的思想观点倒并不奇怪，这不但在中共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就是在国际共运史上也屡见不鲜，她在这方面的知识，确实要比凌云见识得多了。于是，她就对凌云说，党内出现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或政治斗争一直来就存在着，你知道陈独秀是怎样下台的吗？还有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张国焘等人都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后来都在党内斗争中败北，直到后来确立毛主席为党中央的领导后才稳定下来。我们的老大哥苏联也一样，在十月革命前的列宁时期，就有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之间的斗争；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逝世，斯大林接班当政，党内斗争更为激烈残酷，托洛斯基是列宁的亲密战友，由于他与斯大林政见分歧，两人之间的斗争愈来愈激烈，甚至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结果，托洛斯基被驱逐出国，最后在异国他乡被暗杀；布哈林也是一个苏共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也由于与斯大林的意见相左，结果他也被处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一样，派系斗争极其复杂，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之间的争论络绎不断。可见，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斗争或争论不但一直存在着，而且还是相当激烈的，有时甚至于是极其残酷的。就我们中国而言，早在二十年代的井冈山时期就有打“AB团”，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也有“抢救运动”，当时是以肃清钻进党内的敌特分子为名，把数以千计的忠诚的、无辜的共产党员残酷地杀害了，你说的这些东西与国内外高层的残酷斗争相比只能是算“小儿科”了，你在土改中遇到的这些事件与我刚才说的相比较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凌云听了宋雁翎这一番话后如茅塞顿开般地清醒了许多，她此时才觉得，她自己的确是落后于宋雁翎一大截了。想当初在高中读书时，她的学识应该是比宋雁翎要高出一筹的，想不到在三年以后，她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宋雁翎了，她真是感慨万分。幸好，她现在也终于有机会到这个高等学府来读书，她有机会迎头赶上。

秋日的阳光暖和宜人，颐和园的景色古朴壮丽。宋雁翎和凌云边走边谈，在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西斜，宋雁翎和凌云才依恋不舍地离开了颐和园返校。

 

10

 

星期日的北苑大学校园，宁静而温馨。凌云在图书馆里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一本线装书，书名叫《毛诗郑笺》。她对《风．七月》中的“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一句话感到有点迷惑，似乎觉得“牛头不对马嘴”，不搞清楚这个“迷”，她就难以释怀。她陷入了沉思。她想，这到底是怎么一位事？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称呼，官宦或贵族人家的少爷称公子，小姐则称公主，这样的称呼如果应用到这里岂不就南辕北辙了，这真的令人非解。按书中的意思，在奴隶社会的社会制度中，女奴隶是要为奴隶主的小姐作陪嫁的，奴隶跟随着奴隶主小姐陪嫁到异国他乡，自然就永远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亲了，她能不悲伤，能不感到凄凉吗？但这里却是“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里到底是“公子”还是“公主”呢？这时，她忽然想到导师对她曾经提起过，古代学者曾说过“妇人谓嫁为归”，也说过“诸侯之女称公子也”。可见，这里的“公子”肯定不是少爷，而是小姐了。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理解得通。不过，凌云对现在的许多“注本”中，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女奴悲伤，害怕被奴隶主掳去，受到侮辱。”这样的说法，岂不荒唐。她求知相当严谨，决不马虎含糊，从来不会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半途而废，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才肯罢休。她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她觉得在《七月》里，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奴隶主为他的女儿准备出嫁的细节，从养蚕采桑到织布染色，从狩猎狐狸到“为公子裘”，准备的都是嫁衣。由此可见，这个“公子”就是他的女儿无疑。为了把这个问题彻底地搞清楚，她决定向师兄章天迅那里去请教或求证一下，她的理解到底是否正确。

章天迅也是中文系学生，比她高一届，同是尤国培教授的得意门生。章天迅是校园文学刊物《燕楼》的编委，校园内颇有名气，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凌云进校后不久就向《燕楼》投稿，章天迅很欣赏凌云的散文，文笔流畅隽永，蕴涵丰富深远。很快地，凌云成了《燕楼》小有名气的新秀，凌云和章天迅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友。

凌云最终在位于校园中北部的燕湖旁找到了章天迅。

燕湖是北苑大学校园内最大的人工湖，形状呈U形，湖南部有翻尾石鱼雕塑，中央有湖心岛，由桥与北岸相通。湖心岛的南端有一个石舫，仿照颐和园的石舫形状修建而成，东岸边还有座古塔。燕湖的水源靠北京的万泉河供水，需经常补充才能保持水位。冬天湖面结冰时，可当作滑冰场使用。由于燕湖风景秀丽，湖边建筑古朴风雅，以及北苑大学的人文及历史景观，燕湖自然就成为北京城内的名胜之地，后来就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燕楼”是一座名楼，它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是学生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全国的学生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殿堂，在北苑大学中，它比“燕湖”更具有显赫的地位，燕楼的人文历史背景和燕湖的秀丽景色是北苑大学引以自豪的两道风景线。人们从北苑大学的大门进入，就看到古朴宏伟的燕楼，你继续漫步前去，就能看到烟波浩淼的燕湖，在阳光的照耀下，湖面上波光滟潋，湖边翠绿的柳枝妩媚，引人入胜，流连忘返。再加上东岸的湖光塔影，处处都充满诗情画意。

章天迅正在燕湖旁的柳树下看书，见到凌云来找他，就知道她有问题要与他研讨，于是就笑吟吟地说，看你急匆匆的样子，莫非有什么要事找我商量？凌云也就开门见山地说了对《风．七月》中自己的一些见解，谨请师兄判断。

章天迅听了凌云的述说后，觉得凌云的观点完全正确，还夸张了学妹几句，他还说，这个问题，他也曾经困惑过，也请教过尤国培教授，尤教授也肯定了这样的解释。

此时，章天迅忽然想到目前的政治形势有点异常，批判胡风的火药味愈来愈浓了，这已经不属于文艺界学术争论的性质了，他想问问凌云，不知她有什么样的感触。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文艺报》等报纸上发表了李希凡、兰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等文章，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两个文学青年向权威挑战，曾轰动一时。接着，在批判俞平伯的同时，也对胡适的唯心主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今年一月份开始，突然又开始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公开的批判，随着运动的深入，批判的浪潮愈来愈高，大有搞政治运动之态势。更令人惊异的是在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还加了“编者按”，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还说，“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看来，这已经不再是属于文艺领域里的学术之争，很明显地升格为敌我斗争的范畴了。由此可见，这场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适的唯心主义开始而引出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其性质已经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对俞平伯的批判是属于“学术”，那对于胡适的批判是属于“思想”，而对于胡风的批判则是属于“敌我”的性质了。看来，高层对胡风的批判目标不是像开始时候说的“文艺思想”，而是要把他推到“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的 “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这样的“高度”。现在看来，这已经是最清楚不过了。当然，当时大家（自然也包括章天迅）都不知道《人民日报》这个“编者按”是毛泽东亲自写的，直到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后，人们才“大梦初醒”，原来，这场批判胡风的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当然是后话。

章天迅小声地问凌云：“凌云，不知你有否注意到目前的政治态势没有？”

“你指的是批判胡风问题？”凌云十分灵敏地反问章天迅。

“是啊。”

“哎，我也真有点奇怪。去年下半年，也就是李希凡、兰翎这两个文学青年向‘红学家’权威俞平伯挑战时，我还钦佩他们的勇气和胆略，但后来不知怎的忽而又把矛头指向胡适的唯心主义了。正当我有点困惑时，想不到报刊上又批判起胡风的文艺思想来了，而且愈来愈严厉。然而最近又把胡风这帮人说成是‘反革命集团了’。这样一来，我真的是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了。”

“我也感到困惑。”章天迅说，“照例说，胡风也不过是向中共中央送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他只不过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而已，中央高层为什么会动了如此大的肝火？作为一个文艺家向党中央提出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说对了就当作参考，说得偏差不去听他就是了，何必要这样杀气腾腾呢？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还要把胡风这帮文人说成是一个钻入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还有，从报纸上公布的‘材料’来看，他们主要的反革命罪证是‘信件往来’，信中的一些‘暗语’你可以这样去理解，也可以那样去理解。这样的做法与历史上有些人搞的‘莫须有’罪名有什么不同？这就奇怪了，那是在封建社会，现在是共和国时代，我们的宪法不是明明白白地规定有通信、言论自由这一条吗？他们怎么能目空一切，置法律于不顾，竟会做出搜查个人的信件这样的违法事情来了？”

章天迅也不是没有想到过凌云说的这些问题，对现在的一些做法确实也想不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做法呢，他想这是由于国家的制度的缘故，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为是“专政”，那就必然有一部分人“被专政”，这些“被专政”的人自然就没有公民的权利了，只有用这个角度去看问题才能搞清楚问题所在。于是，他只能对凌云说，胡风这一帮人已经被划为“反革命分子”了。他们既然是反革命，那自然就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公安人员也就有权利搜查他们来往的个人的信件了。

凌云有点费解地望着章天迅，觉得他说的话似乎不同往常，但也不好意思去反驳她的师兄。在许多问题上，她觉得章天迅的学识要比她高出一筹，那也就无话可说了。

他自然看得懂凌云异样的表情，于是他就补充说，政治这东西既有其严肃性，也有其诡谲性。西方哲学不是有一句名言吗，叫做“政治无诚实可言”。政治这玩意儿既然不能遵守诚实法则，那就肯定会采用一些“隐蔽的手段”，这就不足为奇的了。我们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的话，那也就不难理解了。

 

11

 

5月18日，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特别是文化系统和高等院校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单位，成千上万的与胡风有点“瓜葛”的、或者是在解放前有点历史问题的人是重点审查对象，这些人又面临了一场劫难！

北苑大学是一所全国闻名遐迩的文科大学，在文坛上驰骋的著名文人，有不少来自北苑大学或者是与北苑大学有过学术上的交往，像胡风这样在文坛上久负盛名的、在文学界有深厚功底的著名文人，与北京著名高校的学者、教授都有过切磋与交流，在刊物上有过探讨或争论是常事。所以，当高校里掀起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之时，北京的著名高校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首当其冲的重点的清查目标，北苑大学自然也毫不例外地首当其冲。

周起隆作为中文系党支部书记，在运动一开始就进入了“亢奋”状态。他作为一个基层党组织的干部，一个职业政治工作者，当然要毫无保留地、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运动中去，这是他的神圣职责，也是他的份内工作，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策、意图是他的神圣使命，无情地揭露胡风文艺的反动思想是他义无反顾的责任，他必需一往无前地担当起这个党组织所交给他的时代重任。周起隆是在北京就读的四十年代后期的大学生，在当时的风起云涌的“反内战、反独裁”的学潮中，他与广大同学一起上街示威游行，但他当时不敢站在队伍的前列，害怕受到当局的逮捕、镇压。后来，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逐步好转，他才积极地参与学生运动。在解放前夕，他终于成为了一个共产党员。解放后，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他被分配到北苑大学工作。他政治嗅觉灵敏，善于揣摩上级的意图，再加上他有一双像苍鹰一般锐敏的眼睛，所以他总能超越别人观察到异样的政治变幻风云，更能发挥出领先于别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惊人的洞察力。他进校后不久就遇到了批判“武训传”，当时的一般“书呆子”对解放后初次搞的政治运动还有点儿“懵懂”，有点“迷茫”，而他就不一样，他的灵敏嗅觉就似乎嗅出了某种气味，于是他首先在校内的刊物上大出文章，带头吹响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号角。这样一来，他自然就争得了“先机”，受到了青睐。不久，他就很快地被提拔为中文系党支部书记。

自从开展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以来，周起隆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去。不过，尽管他费尽心机，在中文系里结果还是没挖出一个“胡风分子”来，这使他感到懊丧，这么一个有名的系里怎么会没有“胡风分子”暗藏呢？但他并不心灰意冷，一定要继续发扬深挖精神，不抓几个“暗藏反革命分子”出来决不罢休。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掏根挖蒂”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情况下，最终挖出了几个解放前曾在国民党政府里担任过“伪职”的教授，并把这些人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随后，就把这些“历史反革命分子”分门别类地加以处理，罪行较轻的遣送原藉改造，较重的就送去劳动教养。至此，周起隆可以说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当然，周起隆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后当然不会心安理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他必需乘胜追击，不取全胜，决不收兵！他又把目光瞄准到尤国培教授身上。他觉得，尤国培教授是校内权威人士之一，他早就听说过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他的某个观点与胡风相一致，会上有很大的反响。他的观点既然与胡风一致，平常就肯定有所往来，说不定是一个暗藏的“胡风分子”，如果能把这个“暗藏反革命分子”揪出来的话，那就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也势必在全校范围内造成重大的影响，那他周起隆就功不可没了！于是，他就下定了决心，决意要清查尤国培与胡风有交往。经校清查小组批准，尤国培陷入了被清查的“泥潭”，由于尤国培平时确实没与胡风交往，也没有与他通书信的往来，虽然被周起隆“折腾”得死去活来，但最终也交不出什么来往的信件，结果也只能不了了之，无“疾”而终。不过，此时的清查工作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限于清查“胡风分子”，而是过渡到“肃反”阶段，即要清查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当时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对教师和学生的“自查”和互相“检举揭发”，然后“顺藤摸瓜”，这样就可以深挖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了。摆在周起隆面前的工作是大量的，他此刻要把目光投向到青年学生身上。对于有复杂家庭背景的青年学生，一定要经过严密的审查，凡有疑点的人决不放过，只有用“人人过关”的办法，才不会让暗藏反革命分子漏网。经过一段时期的审查，他发现凌云的家庭背景十分复杂，存在一些可疑之处。她父亲曾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几年县长，后来到江海市去办实业去了，他有没有可能是国民党的暗藏特务？凌云在运动开始以来从无提起过她父亲的罪恶情况，她是不是想隐瞒她父亲的罪恶，她是否想混蒙过关？于是，他就决定一定要严格地审查一下凌云的家庭背景，希望从凌云身上打开一个缺口，在清查学生工作方面能有一个新的突破。

凌云在周起隆审查她之前，她们的班级里早已开展了“清查运动”。在清查中要求人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家庭及社会关系有关人所有的“反动行为”，如隐瞒不报，就要追究责任。其实，对于像凌云这样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来说，可以说他们都是一张“白纸”，根本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污点”，但这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家庭或者亲戚也没有什么“反动行为”，只要查清了所有的“角落”以后，反革命分子就无藏身之地了。所以，只有搞“人人过关”式的严格政治审查，才能保证不使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漏网。凌云在清查时按照上级的要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填写了有关情况，没有丝毫的隐瞒，因为她的家庭从无与共产党作对过，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瞒的。在她接到周起隆要找她“谈话”时，她心里有点奇怪，难道上面对她的家庭政治背景还有什么疑问？

自开展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以来，周起隆成为一个校内的红人，但他在教师和学生的心目中却“名声”不好，特别是在“整”尤国培教授的问题上，多数人都对他心存反感。凌云想，他找我“谈话”肯定是要审查我，我能有什么事？难道他想要从我的家庭问题上碴子？如果是这样，那倒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她心中有数，她母亲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父亲虽然担任过几年县长，但他的政治主张与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是势不两立的，所以，她此时的心里并不害怕周起隆找她的什么碴子。

“凌云，你父亲在民国时期担任过县长，你当然是知道的，是吗？”周起隆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审问她。

“是的，那是在大革命时期，我还没有出生呢。”凌云爽气地回答。

“没有出生不等于没有影响，是吧？家庭的影响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周起隆继续扳着面孔。

“是的，你说的相当正确。家庭对于任何人的影响当然是其极深刻的，正因为这样，我在高中毕业时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就响应了政府的号召，去报名参加了土改工作，这是由于我从小就受到了母亲和舅舅参加革命运动的影响，我希望自己早日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我父亲当过县长，但不是一个反动的县长，他是拥护孙中山先生参加国民革命的，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特别是我的舅舅遭到国民党杀害后，他看清了国民党反对派和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他就俨然地辞去了县长职务，以示抗议。你说，像他这样的国民政府县长难道还有什么要谴责的吗？”凌云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没有一丝害怕他的神色。

周起隆听了凌云的这一番话后，觉得自己对凌云审查的目的显然是适得其反了。他当然知道，我们共产党并不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反对的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看来，要在凌云的父亲身上是抓不到辫子了。这时，他才想到自己的疏忽和失误，也许是由于自己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忽略了凌云的父亲是由于她舅舅被国民党反动派危害后而愤然辞职的。真该死，自己真是太大意了。不过，他并没有在凌云面前显露出一丝的慌张与不安，他马上调整自己的思路，也马上转变了自己刚才气势汹汹的架势，语气也变得缓和了。他继续说，凌云啊，你父亲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县长总不是一个光彩的问题吧？你说你父亲是因为反对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而辞职的，你有什么根据？历史问题可不是你自己能说了算的，需要有充分的材料来证明，你不是说过你那时还没有出生吗？你怎么能信口开河地说你父亲就是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而辞职的呢？

凌云并没有被周起隆这种苍白无力的质问而吓住，她从容地回答他说，当然有材料能证明我父亲就是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对政变而辞职的，你们可以到档案馆里去调查啊。我当时虽然没有出生，但我可以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的情况。附带说一句，我母亲当时也是一个革命者。

这样一来，周起隆真的没“辙”了，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没有见识的黄毛丫头，而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并有过几年工作经历的大学生。他意识到，问题还不在于凌云是一个有胆识、有工作经历的人，而还在于她的家庭及社会关系确实没有什么“辫子”可抓了。如果有“辫子”可抓的话，那他就不怕她有多大的本领，即使她像孙悟空那样他也不怕，因为他也可以请出“如来佛”来制服她。他面对凌云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态，现在只能采取暂时退却策略。他一反常态，露出一丝笑容说，凌云，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为止，你可以回去了。

凌云觉得没有必要与他论理，就转身就走。

 

12

 

章天迅完全想象不到这场“反胡风运动”会扩展到如此的规模、如此的程度，他也绝对地没有想到周起隆竟会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折腾”他所尊敬的正直而严谨的尤国培教授，自然更加不会想到一贯来热衷于革命的凌云竟也会遭到周起隆的怀疑，对她也会动起测隐之心来。他起先以为，报刊杂志上登载了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是纯学术上的事，恐怕也包含着一层鼓励青年学者挑战权威有助于开创学术上新风的意思，后来附带批判胡适的主观主义是出于当时政治上的需要，因为胡适当时是被称之为反动文人、反动政客这一类人，批判他一下确有政治上的需要。谁知，后来运动突然转向，把矛头直指胡风，因为他曾向中央提交过一份文艺方面的“意见书”，对当时的文艺方针政策提出他的批评意见，想不到这些原本是属于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却提升为“敌我斗争”了，这真是不可思议！文艺及学术上的争论历来是一种极为普遍而正常的现象，有助于各种观点交锋，辨明是非，最终能雄辩地证明各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令人信服地明了各种观点的正确与纰缪。事实上，也只有通过激烈的争论，才能真正地做到心服口服，从而才能说服争辩各方，有助于文艺或学术上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那么，现在为什么要用压服而不是说服的方法去对待胡风呢？人家难道不仅仅是在文艺发展方向上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为什么这样大动干戈呢？不但如此，到头来还要把胡风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他这一帮人说成是“暗藏反革命集团”，说起来真是太可怕了！这还不算，最后竟演变成全国范围内搞“人人过关”、全面而彻底的“深挖”反革命分子的大运动，弄得人心惶惶似的，真有这个必要吗？章天迅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从不人云亦云地跟在人家后面去“瞎呼隆”。从胡风与他的盟友来往信件中的内容措词来看，确有一些比较隐晦的句子，但要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暗语”未免有些牵强，这样做法完全是一种新版的“莫须有”定罪法。虽然他不欣赏使用暗语在书信中传递，但他认为这是属于公民自由的一种选择，也并不违反法律。既然我们国家的宪法规定公民有通讯的自由，那么为什么还要挖空心思地动出脑筋来去剥夺公民这种政治权利呢？这难道不是明明地要想剥夺公民的说话和通讯的自由权利吗？他记得凌云在前不久曾向他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为了不使凌云对目前这场政治运动产生不必要的“歧见”，当时就敷衍了她一下，希望她不要去钻这个“牛角尖”，其实他自己也像凌云一样，对这种做法也是想不通的。他深入地琢磨了一下，那末，他们究竟是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呢？接下去他们会不会搞井冈山时期搞“A B团”及延安时期搞“抢救运动”那样的极端做法？章天迅的父亲是一个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曾经经历过“揪AB团”和“抢救运动”，而且差点丢掉生命。章天迅从父亲那里听说过他父亲亲身经历过的这些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所以他对此“心有余悸”。照例说，现在是共和国的时期了，不是蒋介石统治的独裁时期，公民没有言论自由；也不是土地革命时期或延安时期那样敌我斗争形势极为严峻残酷的时期，工作上稍有疏忽或对敌警惕性不高，就会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所以那时即使发生“偏激”也是有点“情有可原”，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那为什么还要发生这些不可思议的做法呢？他想来想去，还是不得其解。

“师兄，看你皱着眉头的样子，一定是在思考什么问题吧？”凌云走到章天迅的身旁时他竟然还浑然不知，“你是在琢磨学术上的问题呢还是在思考社会问题？”

“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轻飘飘的怎么一点儿的声音都没有。”章天迅对于凌云突然走到他身边，显然有点儿意外的惊喜。他与凌云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她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却非同一般，他觉得凌云这人具有非凡的才华、悟性和胆略，还有超脱的气质。她写的文章才思敏捷，思路新颖，言辞隽永，文笔流畅，寓意深长，文采洒脱，有时飘逸浪漫，如高山流水；有时气势磅礴，如东方红日喷薄而出。虽然她还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但由于她在校刊《燕楼》里发表不少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文章，像一股清晨的春风吹进了同学们的心扉里。所以她在校园内就少有名气了。不久，凌云就吸收为《燕楼》的编委。

“哎，凌云，我正好要找你呢。”章天迅在前几天就听说过凌云被周起隆叫去审问她关于她父亲历史问题的传闻，于是就笑嘻嘻地对她说，“听说周起隆在你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哈哈，他这次可是做亏本生意了。他也许认定你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黄毛丫头，只有稍微一吓就会惊恐得尿湿裤子来的，谁知你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他这人也真是太急功近利，甚至可以说是‘权’迷心窍了。”凌云用揶揄的口吻说，“他怎么竟会草率得连档案都懒得去翻阅一下就认定我父亲是一个反动官僚了，令他想不到的是我父亲却是一个为抗议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而愤然辞职的一个革命党人，像他这样狂妄之人哪会不‘撞墙’的？真是欺人太甚！”

章于迅也为凌云的无故受屈而愤愤不平，由此而想到他对尤国培教授的那种无理“折腾”更加愤懑，对那些因“历史问题”的教授处置也耿耿于怀。他想不明白，周起隆这人的政治理念怎么会如此变态呢？

此时，凌云和章天迅这两人的头脑里几乎是同时思考了同样的问题，他们都为同样性质的一个问题所困惑，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新社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稀奇古怪的问题？照例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应当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方针，人民是国家和主人，专政只对准敌人。我们的报纸上每天都必须在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过去，共产党领导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共产党和一切追求进步人士，坚决抗议他们采用那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漏掉一个”的残忍手法。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反动派这种极其残忍的做法不得人心，最终被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就筹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共产党就召集了全国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汇集到北京共商建国大事，协商制订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并按照“共同纲领”的原则召开了具有“临时议会”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上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在当选的六位副主席中就有三位民主人士担任（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会议还任命了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以及其他五位副总理，在五个副总理中就有两个民主人士（郭沫若、黄炎培）。由此看来，那时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的是显而易见的。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以后，我国的政治空气确实比以前好多了，就像在明媚的春天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但自从开展“反胡风运动”以来，这种政治空气似乎有了改变，觉得有点儿不正常起来。胡风作为文艺界的一个名流，他向党中央提出一个学术上不同看法的意见，照例说是一种相当正常的现象，文坛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是司空见惯的，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辩明是非，怎么能把人家提出的“不同观点”当成了“向党进攻”的“炮弹”？这种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实在是令人费解。而且，还要把胡风这帮人说成是“反革命集团”，接着就马上把他们关押起来，这岂不是太叫人寒心了吗？用这种手段处理“案件”也真是太离奇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在延安时期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在窑洞里的谈话。1945年7月1日，毛主席在窑洞里接见黄炎培，黄炎培问毛主席，在我国的历史上经历过许多次的改朝换代，有人就说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请问：中共如何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毛主席当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毛主席当时的“民主政见”是多么令人鼓舞，难道现在的干部都把毛主席当时的民主思想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师兄，有个问题一直闷在我的心里，我始终想不明白，这次由‘反胡风运动’引起的‘肃反运动’搞得草木皆兵似的，学校里哪有这么多的反革命分子啊？有必要搞这样兴师动众的规模吗？像周起隆这样的干部，如果没有上一级党组织支持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敢如此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吗？”凌云瞪大着眼睛问章天迅。

“是啊，我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啊。”章天迅有点忧郁地望着凌云，“依我看，这个问题的背景或者说是渊源恐怕是相当复杂的，有许多因素纠缠在一起。”接着，他就向凌云详细地谈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我父亲是一个老革命，他亲身经历了土地革命和延安时期的“打A B团”，和“抢救运动”，那时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的革命同志。如果说，那时这种的极端做法是由于斗争形势残酷严峻而情有可原的话，那末现在再来搞这种“人人过关”的办法确实是有点过头了。虽然现在还有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毕竟是不多了，只要大家提高警惕，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难被挖掘出来的，像目前这样的做法显然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的国家干部大多数是从革命时期过来的，过去的那些“习惯思维”不可能马上消失，显然还留在他们的脑袋里，一旦遇到了“时机”自然就会马上地冒出来。另外，在目前的政治思想领域里，存在着这样的一种说法，那就是：“左”是思想方法问题，“右”是阶级立场问题。既然如此，大家也都不是傻瓜，谁还会愿意去担当紧密关联着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问题的“阶级立场问题”？谁还会不去宁可“左”一点，表现自己是属于“相当革命”的“精神状态”而受到上级的赞赏，退一步说，即使是后来事实证明是错了，也大不了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绝对不会与“阶级立场问题”沾边了，那可是政治生涯上的大忌啊。

凌云十分赞赏章天迅对她的真情与坦诚，他这些发自内心的话是不能对非知己人说的。她还从心底里敬佩他分析精辟，思维精致，逻辑严密。现实与历史，客观与主观都贯穿在他的思维之中了，她情不自禁地对他发自内心的爱戴与敬重。她觉得，虽然章天迅说得已经是很精辟了，但还有一点似乎还没有触及，那就是人的一种“劣根性”。她认为像周起隆这种人在政治运动中萌生了一种特殊的“乐趣”，那就是他们在政治运动中可以“整人”，有了“整人”，他们就可以享受到一种特殊的“乐趣”，这就是有“高人一等”、“颐指气使”的“感觉”，持有像“法官对罪犯”、“狱官对囚犯”的那种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那种特殊优越感。关于这一点，凌云在她自己遭到他“审查”时，她就亲身体验到这种非常明显的感触，周起隆当时用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姿态审视她，她完全能清晰地洞察到他对“猎物”的那种高傲和蔑视。可惜，他没有在凌云的身上“突破”，也自然就没有达到他事先想要的目的。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凌云就将存在她自己内心里的这些想法毫不保留地、全盘地告诉给章天迅。

这一次，又使章天迅对她刮目相看了，他想不到凌云竟会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并为她所观察到这种令人痛心而值得担忧的现象所震惊，这种以“整人为乐”的恶劣行为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苗头”，它预示着政党在执政以后某些干部身上就出现了“做官当老爷”，严重地脱离了群众，甚至把群众放到自己的对立面上去，这是一个何等危险的信号啊！

 

13

 

中国送走了“不平静”的1955年，迎来了一个“国际多事之秋”的1956年。在这一年中，国际上发生了许多令人“眩目”的重大事件。不管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都因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出现了一系列的巨大震荡。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举世闻名的“秘密报告”，苏共中央在报告中无情地揭露了斯大林严重践踏法制行为以及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杀害正直的共产党员（包括许多高级将领）和无辜的善良公民。斯大林将当时地位仅次于他的重要领袖布哈林处死，并要他永世不得翻身（布哈林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被苏共中央平反）。斯大林的‘大清洗’行动，无疑地在苏联历史上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当时苏共“二十大”用绝密的方式进行，但外国的情报机构运用了一切手段还是搞到了这份“秘密报告”的内容，在世界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我国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社论。该社论是经过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用相当长的篇幅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但却比较简略地提及关于斯大林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搞个人崇拜等行为等具体内容。尽管当时国内报道的消息极其有限，但对于这个此前崇拜得类似“神明”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也竟会犯如此“严重错误”而深感震惊，他的严重错误被称为“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无疑是一贴“清醒剂”。这对于当时我国也已经开始有点露头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个事件，同样地也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掀起了强烈的震荡，从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国际性重大事件，“匈牙利事件”和“波兹南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些事件中，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迫不及待地动用了形形色色的情报机构参与这些事件之中，煽动民众情绪，推波助澜地掀起一股规模空前的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在这种国际思潮的冲击下，高等学校里的知识群体，不可能不对国际上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有所思考，也不可能在思想上不会受到猛烈的碰撞，在碰撞中必然会产生全新的思维和感悟。当然，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不同群体对这些事件的看法自然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都深藏在各人自己的心里，一般都不会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上表露出来，因为报纸上没有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学校里也没有布置讨论这些敏感的问题。所以，大家虽然对这些问题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但也只能在私下里进行一些是是非非的议论。尽管在校园内平静如水，但人们头脑里却并不平静，有时甚至会暗波涌动、波浪滚滚，只是彼此之间听不到藏在心胸里的涛声罢了。

这段时期，凌云的心胸难以平静，犹如春风吹过湖面，激起了阵阵的波澜。在她的心目中，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司令部，苏联老大哥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堡垒，怎么会发生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大问题呢？她这种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式，针对目前国际上所发生的这些令人震撼的事件，能不受到重大的冲击吗？她的头脑里能不引起一系列的、空前的激烈震荡？

前几天，校刊《燕湖》收到了一篇稿子，题目是《自由之践踏》，作者是一个刚进校不久的学生，名字叫顾维旋。《自由之践踏》是他写的一篇控诉“肃反扩大化”的文章。由于文章中所写的事件是他亲身经历，写得逼真，感情深刻，触目惊心，声泪俱下，阅后久久难以平静。顾维旋在江南市公安局工作。由“胡风事件”引发的全国“肃反运动”期间，一场急风暴雨式的严查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席卷神州大地。虽然确实也挖出了几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由于用“人人过关”的手段去对待无辜的群众确实是太过分了。有的干部为了“急于求成”竟不惜采用严刑拷打“逼供”的办法，致使发生了不少冤案，酿成了惨祸，顾维旋看不惯这些极端恶劣的做法就站出来愤愤不平地说，暗藏反革命分子当然要挖、要抓，但要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去调查取证，掌握了事实根据后才可下结论，绝不能挖空心思地去搞“莫须有”，也不能用“逼供信”的办法去搞“屈打成招”，构筑事先设定的“既定事实”，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必定要冤枉无辜的好人。他就是因为说了这些人家不敢说的话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判了刑。后来，高层发觉“肃反”确实有点“扩大化”，就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顾维旋因此而获益，他得到了“甄别”，随后就无罪释放了。当年，他以社会青年的身分考入了北苑大学。凌云面对如此令人痛心的事件，无限同情顾维旋的遭遇，相比之下，她自己在肃反运动中所受到的一点小委曲与他相比较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编委会碰头会上审议了《自由之践踏》这篇文章，编委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主编褚刚峰是一个处事比较慎重的人。他认为，《燕湖》作为学校团委、学生会的刊物如发表对肃反运动有强烈反感的文章是不妥的，这难道不是与肃反运动唱对台戏了吗？学校党委肯定会有看法，说不定会招致负面效应。再说，《燕湖》是一个文艺性刊物，不宜发表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这有悖于我们校刊的宗旨。更何况，像“肃反”这样敏感的话题，校刊还是不要去碰它为宜。他想，尽管在肃反问题上发生了一些偏差，但不能就此去否定运动的主流。为此，他不同意发表《自由之践踏》。编委陶沙浪不但表示同意褚刚峰不发表该文章的意见，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说不但不能发表这篇文章，还说这篇文章是一株“毒草”，顾维旋的用意十分清楚，他是想通过《自由之践踏》发泄他对肃反运动的严重不满，从而来达到他全面否定肃反运动的险恶的用心！我们对此切不可掉以轻心！像这样有严重错误倾向的文章如果让它在《燕湖》上发表的话，那等于我们有意去宣扬毒草，请问，我们的政治嗅觉到哪里去了？

杨路平听到陶沙浪如此极端倾向的言论后极为震惊，他这人怎么会如此神经过敏？简直是天方夜谭式的逻辑思维。顾维旋作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反映肃反运动中存在的“偏激”理所当然，上级不也在纠偏吗？否则为什么要提出“有错必纠”呢？陶沙浪难道连这样的极其简单的道理会不明白？他知道陶沙浪这人的底细，他之所以要如此表态，无非是要表白他“一贯紧跟”这样的姿态罢了。他不能容忍陶沙浪像“堂·吉珂德”挑战“风车”式的对待顾维旋，他提出反驳说，照你这么说，凡是在肃反运动中所遭受到冤屈和伤害只能是忍气吞声，只能是默默地忍受，而不能有丝毫的埋怨，更不能提出申诉？我倒要提醒你一下，上级现在为什么要贯彻“有错必纠”的方针？难道不是说过去搞的肃反确实存在着一些错误，否则的话还要去“必纠”什么？顾维旋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自由之践踏》，无非是想以此作为教训，防止今后此类事件再度发生，这到底有什么不对？你这种观点就像过去的封建社会里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样，可算是一种强盗逻辑！

陶沙浪当然不会放弃他的观点，与杨路平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章天迅对陶沙浪的观点自然不能苟同，觉得他这种观点实在是“左”得离奇，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总得要给人讲一点道理。古今中外，出了一些冤案总是难免的，但事后一旦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以后，就要予以平反或改正。既然做错了事，就得要承认，而且还要向当事人道歉，这是起码的道理，哪能像陶沙浪所说的那样，错了不但不承认，而且还不允许人家申诉？这岂不是太霸道了吗？于是，他就提出自己的看法，既然组织上承认对顾维旋的肃反结论是错了，顾维旋就有权利站出来申诉。他认为《燕湖》虽然是文艺性刊物，但在目前这样大放大鸣的特殊时期，发表一些政治性文章也是可以的，这样不是有助于帮助党整风嘛，难道有什么不对？更何况，《燕湖》的办刊宗旨正是“自由平等博爱”，发表《自由之践踏》没有什么不妥的，他表示该文可以发表。

凌云十分欣赏杨路平这种侠义心肠，她对陶沙浪那种鸵鸟式的不正视现实的思维方法颇为不解，他的头脑里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逻辑呢？难道他一点也不理解人家的切肤之痛吗？她不能让陶沙浪的意见占上风，毫不犹豫地表态支持章天迅和杨路平的意见。

由于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会议呈现胶着、僵持状态。褚刚峰觉得会议没有继续再开下去的必要，他就当机立断地说，《燕湖》不是政治理论刊物，不宜发表政治性文章；我们的碰头会也不是政治争论的场所，你们分歧的政见也不能在这里得到解决。至于你们这两种意见究竟谁是谁非只能到别的场所去寻求解决。既然大家无法对顾维旋这篇文章达成统一意见，那就只好由我这个主编下结论了，《自由之践踏》暂时决定不在《燕湖》上发表，待后再说。今天开会就到这里为止，散会！

 

14

　　年终将临，寒风刺骨，天空里飘落下一团团鹅毛大雪，操场、假山、燕湖、燕楼都很快地就成为一片白皑皑的世界。除夕的夜晚，北苑大学的燕园内灯光如昼，可容纳八千人的大小餐厅，学生们早就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枝叶之间灯光明灭，空间是被香水喷过了的，弥漫着茉莉、玫瑰的芬芳，充满希望，迎接铸未来新的一年的到来！
　　严冬的北京奇寒，但北苑大学的餐厅里温暖如春，儿女们的脸上都充满着热气和朝气，舞厅内灯光柔美，不管是男青年还是姑娘们，他们的脸上都闪烁着朝气蓬勃，富有青春的活力，随着优雅的音乐旋律翩翩起舞……
　　午夜11时30分，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整个大厅都沸腾起来了。
　　老校长操着浓厚的南方口音豪情满怀地说：“同学们，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他的话刚刚出口就便被海涛般的掌声淹没了。这位慈祥、正直、爱国、渊博的长者，他是何等的兴奋，又何等地充满着对未来一年的期待和向往，他兴高采烈地向莘莘学子们祝福！他何曾料到这样坦率、真诚、融洽、无虑的聚会，以后竟不会再有了！而且也永远也没有了！他何曾料到，再过几个月，一场暴风雨式的政治运动将席卷全国，也将无比迅猛地冲击着这所大名鼎鼎的高等学府，他也根本想不到，他自己的一个著名观点竟被全国报纸当作众矢之的地点名批判，最后还落得一个“与外国反动学术权威同流合污”的“臭名声”。宁静校园将不再有宁静，而且也永远无法宁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