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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漫漫梦想路》第七章 史无前例

已有 567 次阅读2010-11-18 11:57 |

第七章     史无前例

 

 

陈柏青近来心情舒畅,额角上皱纹似乎也淡出了。他感到很欣慰,因为纺织厂的形势发展得令人鼓舞,随着县百货公司对棉布订货的不断地加码,纺织厂也就审时度势地扩大了生产的规模,于是就一批又一批地吸收新职工进厂。随着新职工的大批涌入,形势逼着纺织厂扩大厂房,增添机器设备,真是一片新气象啊。这样一来,瀛海大队的社员子女大多数就成为纺织厂的职工了,他们笑逐颜开,满面春风,连走路的脚步声都噔、噔地重多了。另外,大队里的大队办砖瓦厂由于推行“计件工分”,砖瓦工们的生产劲头更足了,生产效率就大幅度提高,这样一来,砖瓦工的个人收入与砖瓦厂积累也就同步上升,结果就很自然带来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那些到海里去从事“打小网”副业的、以及在海涂上放养蛏子的社员们也不甘落后,千方百计地开动脑筋,像八仙过海似的各显神通,竭尽全力地想方设法扩大生产,增加收入,在整个农业大队里形成了一个各行各业都在你追我赶的良好格局。作为大队长的陈柏青,他能不感到欢欣鼓舞吗?他在此时此刻真的感到意气风发啊!他心里就这样地盘算着,只要“上面”在这几年里不要再发动大的政治运动,让我们农村好好地休养生息几年,能让我们去安安稳稳地发展生产,我们的瀛海农业大队肯定就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大队的经济实力就会空前的雄厚,社员收入也就会大大地水平提高,我们大队的社员就不再遭受贫穷的折磨,前些年这样的窘迫的苦日子就熬到头了。

陈柏青对政治运动之所以会这样担忧和惊恐并不是空穴来风,在他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浮夸风”、“瞎指挥”、“刮五风”等运动中尝够了苦头,给他戴上了“右倾分子”的帽子并被“拔白旗”倒也不必说了,而给农村造成的严重损失及后果实在是太惨重了,这在他的一生中是绝对不会轻易忘记的。虽然时过境迁,他还是心有余悸。他常常不无遗憾地想,如果没有此前这些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话,我们辛辛苦苦缔造起来的、已经初具经济实力的高级农业社怎么会一下子地破败到如此的地步?这种“人祸”比“天灾”还可怕!就拿一九五六年那次最可怕的“81台灾”来说吧,那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台风给瀛海乡造成的损失是空前的,它把沙滩上的一排排黄鱼鲞加工厂摧毁成一片瓦砾废墟,也把水稻田灌成为一片汪洋,甚至还把十多艘渔船冲到塘岸里的水稻田里去。不管是渔业队还是在农业队,损失都是极其严重的。就是这样大的损失,经过了两年时间的“修补”就把这道深深的“裂痕”抚平了。而这几场“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以后还不见“还头”,这条“裂痕”还在“渗血”。所以,在陈柏青的脑子里,政治运动比历史上最厉害的“81台风”还可怕!如果没有这一连串的折腾,他们农业大队的社员恐怕早就不愁吃穿了,哪还会过着“菜瓜半年粮”、“衣裳全补丁”跟乞丐差不多的穷困潦倒的日子呢?幸好,自从中央颁发“十六条”以后,政策比较符合我们农民的心愿,所以才有了农村今天的复苏。可是,谁能保证今后就再也不会发生政治运动了呢?他想到这里,就蓦然想起自去年以来,“党报”好像又“热闹”起来了,那个叫姚文元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大块头”文章“海瑞罢官”以后,各种报纸似乎都亦步亦趋地跟着响应,后来竟连篇累牍地跟随着“揍热闹”。特别是在最近,报纸上又好像出现了“新花样”,大量刊登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文章,就像“煮开了锅”似的。他虽然不大清楚被报纸上点名的吴晗、邓拓、廖沫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但觉得这几个家伙好像也是比较有名的文人,可能曾经写过几篇“反动性质”的文章,所以受到了大家的批判,成为众矢之的的目标。至于已经红起来的姚文元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当然也不大清楚。不过他能估摸出,这个姚文元肯定是喝过不少墨水的人,否则的话,他就写不出如此长篇的大文章来,即使能写出来,也得不到这么多人的响应,也许可能有一定的大背景。陈柏青是一个农民,他对形势能做出这样的估计应当说是很不简单了。他是一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脑袋瓜也比较灵活,再加上他有经常看报纸的条件和习惯,所以他能洞察到一些政治动向,也善于分析一些政治性问题。不过,由于他阅历有限,要搞懂“燕山夜话”这类文章的内涵不容易。他想,按照现在这样的声势,党中央很可能又要搞一场政治运动了,会不会又要搞一次像五七年那样的“反右派运动”?按目前这阵势,同1957年“大放大鸣”时差不多。陈柏青对于在十来年前发生的这场政治运动还是记忆犹新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了更好地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向党组织提出批评意见,以便改正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也许是“大放大鸣”中有人提的意见太尖锐了,运动突然间就改变了方向,说是“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顿时,全国风起云涌地掀起了一场“反右派运动”,许多敢于大胆提意见的人,一下子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次运动虽然没有在农村里开展,陈柏青置身于运动之外,但他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的。他现在并不担心批判“三家村”会导致了变成为“反右派运动”,也不关心这场运动会使那些人倒霉,而是担心在这个政治运动之后又接着要搞“大跃进”之类的政治运动。如果真这样的话,那我们农村又要遭殃了,他为此真的有点担忧。不过,话要说回来,他不在乎什么“海瑞罢官”呀、“三家村”呀这些批判文章,这些都是属于知识分子或国家干部的事情,至少目前与我们农民无关。既然无关,我就不必去关心它了,还是去多多关心与自己密切有关的事情吧。

 

 

沈宝强是一个头脑活络的人,凡是头脑活络的人都不会安心在农村里老老实实地当农民,因为当农民实在是太苦了。他们天天早出晚归,不是脸孔对地背朝天地弯腰曲背,就是一副农活重担压在身,一年做到头还只够付个口粮钱,你说能安得下心来吗?本来嘛,沈宝强完全可以不必到农业生产队里去当农民,他可以跟随着他大哥沈宝海到海涂里去养蛏子,收入也是不错的。但他觉得养蛏子这行当实在是太辛苦了,他真的害怕“扒蛏子”这种累得几乎要折断腰的苦活。他吃不起这份苦。就在他不愿当农民的时刻,他有幸遇到了一次机会,长岗煤矿到瀛海乡的农村里来招收下矿井采煤的矿工。他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就这样,他摇身一变地成为了一个长岗煤矿的一名矿工。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到矿井下去采煤是一项具有危险性的工种,而且也是苦和累的活,但他是一个善于算计的人,当农民怎么能与当矿工相比较呢?首先,当矿工的人就是工人阶级了。在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可是一个领导阶级,属于领导阶级的人能吃亏吗?当了工人就享有许许多多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生活绝对有保障,这与农民是无法比拟的。下矿井固然有一定的危险性,但这种危险的事故并不是经常发生的,总不至于偏偏会落到我的头上吧。再说啦,一个人总不会一辈子地永远当下矿井的矿工吧?上井工作的机会还总是有的。如果有朝一日能改变工种的话,那我就有出头之日了。他当初就是抱着这种希望而去的。两年以后,正当他做着改变工种“美梦”的时候,却碰上了一次厄运。那天,他正在矿井下作业,突然发生了一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矿井里发生了瓦斯爆炸!整个矿山天崩地裂地颤抖起来,矿井内顿时一片漆黑,他连想都来不及想就被爆炸所产生的气浪击昏了……

当他醒来时,他已经是躺在矿山医院的病床上了。他苏醒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还活着,这是最最要紧的,也是最值得庆幸的。生命对人来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我还只是个活了二十多年的人呀,一切还只能算是开头,只要生命还在,就什么都会有的,其他的东西就不必去计较。他本能地伸了一下手臂和腿脚,觉得还灵活如初,虽然腿脚的皮上有一些疼痛的感觉,那肯定是被石块擦伤的,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些都不碍事。如果缺腿断臂的话,那就麻烦了,他这一世人就完了。他觉得自己大难不死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他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现在可以说是他做第二世人了,这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吗?他看了看同室里的几个难友,有的用纱布绑着大腿,有的是绑着手臂的,看上去好像还是明显短了一截似的,那肯定是被截肢了,这是多么不幸的悲惨结局啊!看到他们如此可怜的惨状,他就觉得自己是十分荣幸的。不过,当他看到躺在他旁边的这几个缺腿断臂的难友,他就立刻想起了那令人恐怖的爆炸瞬间……

平时,病房里是静悄悄的,但有时会突然地爆发出一声极其惊恐的喊声。不知有多少次,沈宝强在梦里老是重演着矿井里瓦斯爆炸时的可怕恐怖场面,他就情不自禁地就拼命地大喊“快跑!快跑!”,惊恐的喊声就是这样突然爆发出来的,这样的恐怖喊声自然就惊醒了旁边的几位难友,吓得他们浑身发抖,脸色惨白。他们本来就是心有余悸的人,这种“连锁反应”给大家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这就像阴魂不散的冤魂,时时刻刻地笼罩在病房的上空……

虽然,他没有亲眼目睹地看到从矿井里抬出来的弟兄们的黑乎乎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以及家属们看到自己的亲属的遗体时发出痛不欲生的、撕心裂肺的嚎哭声,但他却能完全想象得到这种悲惨场面。人心都是肉长的,那些一直与他生死相依的兄弟们在那爆炸的瞬间就阴阳分隔了,那是多么可怕啊,他能不心惊胆颤,能不惶惶不可终日吗?他痛定思痛,觉得生命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福利待遇再好,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再高,如果失去了生命,那些福利待遇难道都不是烟消云散了吗?不是统统地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吗?所以,这些身外之物与生命比起来,那都是微不足道的。最终,他还是下决心向煤矿辞别,下决心回到他曾经发誓要跳出这个“泥潭”的故土里去当农民。农民虽然苦了点,但生命有保障,做人还是相当牢靠的。这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命啊!

就这样,他又回到了故乡。不过,他并没有到去生产队里去当农民,他在家先休息一下再说,需要全方位地思考未来的生活坐标走向,观察等待一下,看看能不能等到一个好机会,说不定我时来运转,刚好碰到有较好单位来招工的话,那真是要谢天谢地了。他深知,要去寻找一个好的工作单位不容易,而要到生产队里去当农民就一点儿也不用发愁,因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加入到生产队里去,甚至连劳动改造刑满释放的犯人都可以不带任何条件地、随时随地地到生产队里去当农民,我还要去担心它甚么?只有在什么门路都没有希望了,他再到生产队里去也还不迟啊,沈宝强心里就这样地盘算着,等待着。

说起来,沈宝强的运气确实真的不错,这在他耐心等待之时,恰好遇到乡邮电所要招收二名临时工,担任乡间山路的投递邮件工作。沈宝强就无所不用其极地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最终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俨然地成了一名邮电所里的临时工。就在沈宝强在邮电所里工作了大半年以后,全国就风起云涌地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这场“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首都北京燃烧起来的。北京具有外省各地所没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消息灵通不说,还有“高人”直接指点,所以这场大火首先在北京大学点燃起来。一个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突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进驻北大的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云云。不久,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誉为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北大的普通不过的人瞬间就跃升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红得发紫的人物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也就随之而在全国燃烧开来了……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造反派”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取得了第一场的胜利。彭、罗、陆、杨是何许人也?彭是彭真,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罗是罗瑞卿,当时的公安部部长;陆是陆定一,党中央宣传部长;杨是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些老革命历来认为是属于“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怎么一下子会变成了“反党集团”了呢?这样惊天动地事件能不使全国人民傻眼吗?造反派甚至还把中共中央的宣传部说成了“阎王殿”,老百姓不禁要问:这到底是咋一位事啦?其实,不要说老百姓,就是党中央里的高层领导人还蒙在鼓里呢,他们对于发生在眼前的这些眼花缭乱的事情真是感到深奥莫测,犹如缭绕在山腰间的一团团翻滚着的迷雾哪。紧接着,几百万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蜂拥地拥进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百万红卫兵为之欢欣鼓舞,“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全国就立即就变成了“一锅沸腾的粥”!紧接着,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红卫兵揪出来了,说他党内第一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这场熊熊大火很快地蔓延到大江南北的农村地区,像春风野火,像海啸狂涛,像雄狮咆哮,怒不可挡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势如破竹地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并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暴露出光天化日之下……

真是乱世出英雄啊!

在当时的农村来说,沈宝强是属于头脑灵活、见识颇广的人,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翻天覆地式的政治运动却还是有点懵懵懂懂的,对出现在他面前的这种天花乱坠般的、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他真的感到有些吃惊,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在还是共产党当政的情况下怎么会一下子动乱到如此的地步?这到底是怎么一位事?他既感到新奇,又有些幸灾乐祸,觉得那些当官的人实在是太舒适、太高高在上了,这些人吃一点苦头也是活该,吃了点苦头以后也许今后会收敛一些,让这些人尝尝群众的厉害就不会像此前那般的张狂了!关于上面发动了这场运动究竟是要达到什么样目的,他当然是茫然一片,心里面一点也不清楚,直到北京揪出了刘少奇,县里的红卫兵揪出以县委书记为首的“走资派”以后,他才初见端倪。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要彻底铲除他不信任的人,从中央的刘少奇一直到基层的县委书记。他忽然极度地兴奋起来,他觉得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他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那恐怕就会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错过了这道门,前面就没有别家店了,他能放弃这样一次的好机会吗?也许,目前的形势是给他一个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才能的大舞台!他灵机一动,就计上心来。古人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搔痒。如果下手不快被别人抢先的话,那就捞不到最好的“油水”了。这使他想起了沿海边时有发生的“捞天财”。“捞天财”其实是发“难”财,就是指一艘船在海上被暴风巨浪吞没后,在漂泊过程中最终被粉身碎骨地解体,随后就散落地漂浮在海面上。这时,当有人看到或听到这样的消息时,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迅速地到这个海域去捞这些散落在海面上的船板等物,这就叫“捞天财”。“捞天财”也算是沿海边的“发小财”的机会,但也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机遇,得到这样机遇的人,首先是要消息灵通,第二是要动作迅速,稍稍迟钝了一步就什么也捞不到了。活络抢先的人能捞到值钱的船梁之类构件,动作缓慢的人就只能是捞一些不值钱的甲板之类木板,而落在后面的拖尾巴的人,恐怕是连一根毛竹撑篙都捞不到了,现实就是这样残酷。现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不正是像面临“捞天财”那样的情况吗?谁的消息灵,谁的动作快,谁就抢得了先机,把当权的“走资派”把下马,自己就可以占据了他这个位置,如果落在人家的后头,那就什么也捞不到了。于是,他说干就干,马上就约几个邮电所里要好的人,立即宣布成立“卫东兵团”。他是兵团的发起人,理所当然地被推选为“卫东兵团”司令。“卫东兵团”成立后就立即开展革命行动,首先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公社党委书记王如坤,他是瀛海公社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此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抢夺了这个“走资派”的权。沈宝强干得有条有理,有章有法,当然也出手不凡。王如坤看清了时势,只得乖乖地交出公社的大印。沈宝强夺得大印后就趾高气扬地立即勒令王如坤戴上一顶“长长帽”,在这顶长长帽上写了“党内走资派王如坤”这几个黑体大字,黑体字外面还用红笔画上了八个大红圈,就把王如坤跌跌撞撞地押到大街上去游街示众……

对于这样出其不意而极具轰动效应的事件,瀛海乡的村民们能不感到傻眼吗?以前都是把地主分子押到大街去游街示众的,现在怎么换上了共产党的党委书记了?这到底是怎么一位事啊?难道天下真的要大乱了不成?

 

 

杜先谋对沈宝强胆敢把公社党委书记王如坤拉到大街上去游街,而且还夺了公社的大印,真感到惊讶不已,他从心底里佩服沈宝强的这种超人的胆略。不过,杜先谋还是有点儿替沈宝强担忧,沈宝强干了如此出格的行动会不会招来严重的后果?共产党的掌管的政权有这样随便可以去夺取的吗?那可是他们经过了几十年的流血牺牲所得来的江山啊,他们难道会这样轻易放弃,由你们嘴边还没有长出毛的人去摆布?再说啦,如果大家都可以这样随心所欲行动的话,这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共产党坐了这么久的天下难道突然会变得这样无能?说不定他们是在运筹计谋,也像1957年的大放大鸣那样,说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一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鼓励大家站出来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结果把这些大胆提意见的人都一网打尽了,还统统地给他们戴上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叫他们永远不得翻身!到那时,你沈宝强可后悔莫及了,谁叫你吃豹子胆了?他等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以后,还是看不到这样的“后果”出现。这就奇怪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的估计发生了错误?不但没有发生什么风波,沈宝强还是安安稳稳的当他的造反派司令,他不能不对沈宝强刮目相看了。杜先谋看到的现实是,造反夺权的风浪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从中央到地方,无不都是处在一片造反夺权的声浪之中。结果,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共产党的总书记邓小平都被打倒了,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也都不能幸免被造反派打倒的命运,更不要说是各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了。这些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在许多要害部门都掌管了大权。这就奇怪了,看来啊,那些造反派夺权都是合法合理的。他深入地想了想后才恍然大悟,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令人惊奇的事件原来是毛主席为这些造反派撑腰,是他老人家鼓励造反派夺权!由此看来,红卫兵造反完全是事出有因,他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的革命行动。啊呀,我这个死脑筋哪,怎么会这样的不开窍?你看人家沈宝根这个后生的脑筋就比我要灵敏得多,聪颖得多,能干得多。现在是应该要让这些聪明能干的人站出来抛头露面的时候了。他对照自己,虽然也是个有雄心的人,但与沈宝强比起来是差多了。他自己清楚,他是一个只认识几个大目字的粗人,不像沈宝强那样具有初中文化的程度,又具有见多识广、胆略过人这样的条件,所以他不想攀登公社这一级干部。不过,他对于农业大队长这个职务倒是一直窥视在心的,他完全有能力能担当这个重任,而且也曾经登上了这个宝座,不过,由于时运不济,致使他的美梦破灭,还没有过足了大队长的瘾就被拉下了马来,这桩事一直使他愤然于心,他怎能咽得下这口气!要不是陈柏青在背后捣鬼,要不是他的后台老板——王如坤对陈柏青的坚挺支持,他陈柏青能如此顺利地夺回大队长这个宝座吗?他会如此灰溜溜地下台遭人讥笑吗?每当他想到此事,他就会咬牙切齿地痛恨陈柏青和王如坤。他想只要有机会,他是一定非要夺回这个大队长的宝座不可,否则就不能咽下这口气,也不能平息他胸中的这团怒火。可是这几年来,他一直苦苦地等待这样的机会,只要有机会出现,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击倒陈柏青。记得就在前年,当“废麻厂”要转变为“纺织厂”时,他以为是机会来了,像周志林这样对纺织厂一窍不通的人,能顺利地搞起织布厂来吗?江云卿这样的地主尾巴会真心诚意地帮助我们贫下中农建厂吗?陈柏青不但不去阻止,反而拨出大笔资金给“废麻厂”去买旧机器,这肯定是一笔赔本生意。于是他就到处制造舆论,尽力煽动社员们起来共同反对陈柏青。谁知他又打了一次败仗,纺织厂不但顺顺当当地建成,并很快地投产,而且还日益兴旺发达起来,他只好默默地认输。这一次可不同了,陈柏青的后台老板王如坤彻底地倒台了,王如坤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他哪还有心思去管陈柏青,即使要想去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啊,他绝对不能错过,如果他现在再不下这个决心的话,以后就很难有翻身的机会了。于是乎,他就冥思苦想地开动脑筋,是否可以像沈宝强那样成立一个“兵团”,把陈柏青定为农业大队的“走资派”,然后对农业大队造反夺权?不过,他马上觉得此事必须慎重从事,不得马马虎虎,因为他现在还没有看到过对农业大队造反的事,还是先去询问沈宝强一下为妥。

沈宝强听了杜先谋一番献媚奉承的话后,就相当清楚他的用意,他是想借造反之机打倒陈柏青,妄图夺回他梦寐以求大队长的美梦。其实,沈宝强对陈柏青的印象并不坏,他深深地知道,在发生大饥荒那年,如果没有他不顾自己的个人安危地把大量番薯丝放到畜牧场里去贮藏的话,大队里就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沈宝强年纪虽然不大,但也知道杜先谋在“大跃进”年代里的浮夸表现。这个人的脑子里有不少歪主意,所以在村里名声并不好。不过,他觉得,在造反的年代,他不需要去计较他这些过去的东西,只要有机会,能多拉住一帮人、一个人都是好的。对于杜先谋提出要向大队夺权的问题,他心中无数,到目前为止,周边县市的造反派对于是否要揪农业大队里的“走资派”尚无定论,也没有动静。所以他就不好向杜先谋表态,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既不能说农业大队也可以揪走资派、也不能说在农业大队里不可以揪走资派,鼓动到处去乱揪斗不行,表态说不能揪斗也不行,弄不好还要落下一个包庇“走资派”的口实。谁能保证今后不对农业大队造反?谁能保证陈柏青不是大队里的“走资派”?所以,他只能比较含糊地对杜先谋说,凡是“走资派”就统统要打倒,不过你不要乱来,造反派的行动是光明磊落的,要有理有据地进行。如果你掌握了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证据,你就可以用大字报公开向群众揭露。你们要想夺权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成立一个红卫兵的造反派兵团,通过兵团公开地向“走资派”夺权。如果你一声不响地拉几个人到大队去夺权的话,那岂不是变成打劫了吗?

沈宝强的这一席话,说得杜先谋心服口服了,这犹如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他手里有陈杜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证据吗?没有,至少是目前还没有,要掌握他这样的证据,还得下一番功夫。沈宝强不想为他出谋出策,但也不想挫伤他的造反积极性,因为在造反年代,麾下的兵马越多越好,人多才能造成声势,声势浩大才是造反派手中最重要的法宝,所以他还是要想利用他。最后,他还假惺惺地鼓励杜先谋说,只要陈柏青确实是一个“走资派”的话,那你不必去担心他不露出狐狸的尾巴来,你只要肯下功夫去深入调查,就必然会发现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材料来的。你还是去花一番功夫去搜集搜集吧。杜先谋觉得沈宝强说的不错,他也只能照沈宝强的话去做了。

真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功夫”,当杜先谋看到了报纸上大量揭露刘少奇在困难时期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主张扩大自留地,多种“十边地”等一系列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罪行后,杜先谋马上就意识到,真是天助我也,他陈柏青罪责难逃,已经成为我的囊中之物了。刘少奇的这些罪行难道不都是陈柏青当年所竭力推行的吗?他不但大力鼓励社员们去种“十边地”,搞什么“百斤粮”,还对当时许多社员侵占属于生产队一些另星的、分散的半荒地上去抢种粮食作物睁眼不管,向他提出意见后仍然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难道不都是活生生的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吗?沈宝强说得好,只要陈柏青是“走资派”,他的狐狸尾巴就一定会露出来,现在,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他这时真的是兴奋极了,就像一个顽皮小孩在路上意外地拾到了一只小皮球那样的高兴。他此时很自然地就想到沈宝强对他说的话,要造反夺权首先要成立一个红卫兵的兵团,而且还要写出大字报来揭露陈柏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材料。要成立兵团不难,随便拉几个人来就行,但要写出大字报就难了,这是做文章哪,他自己不行,队里的一般人也不行,只有像大队会计这样有一定文化的人才行,他能去叫大队会计替他去写大字报吗?当然不能,大队会计肯定是陈柏青的心腹,他能帮你去写陈柏青的大字报吗?就别痴心妄想吧。那么,能请什么人来代劳呢?他就绞尽脑汁地寻思起来……

 

 

瀛海小学此时也热闹非常,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在校园里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了,以童高翔为首等一帮年轻教师成立了一个“风雷激兵团”,就大刀阔斧地向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宣战,以气吞山河之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首先,他们掀翻了古老的“大瀛海道院”的石牌坊,接着又砸碎了学校里一间教室内刻在石碑上的孔子像(原来属于大庙,后来划归给小学当教室),紧接着,他们又砸烂了赵孟俯(应为“兆页”字)的字碑,顿时搞得人心惶惶。这还不算,更令人可怕的还是他们公开鼓动小学生向一位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过报务员工作的女教师挥拳、扇耳光,把她抠打得脸青鼻肿,嘴角边鲜血直流,还不时地高呼口号:“打倒狗特务!”。这位女教师在遭受这样无故的凌辱后只悻悻而无奈地退出教室。但这群小学生还是不肯放过她,一直跟随她后面向她撒砂子,有的甚至向她丢小石块……就在此时,齐夫良因有事到学校里来,刚好走过这里,看到小学生竟敢采取这样极其野蛮的行为辱打他们的教师,不禁惊愕万分,这些小学生怎么敢这样无法无天?于是他就义愤填膺地向小学生大喝一声:不准这样胡来!这群小学生认识齐夫良,因为他是驻校的“贫下中农代表”,他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亮过相。这群富有造反精神的小学生此时根本就不把这个“代表”放在眼里,他们只听从老师的话,对一切“反动派”都已恨之入骨,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我们一定要用“专政”的手段去对付敌人。他们群情激昂地高喊着口号:打倒狗特务!坚决反对包庇坏人!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引来了不少学生和教师围观。齐夫良真的感到吃惊了,这些小学生怎么会狂妄到如此的地步?如果没有教师在背后的鼓动,他们敢这样胆大妄为的吗?齐夫良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当然不会畏惧这些小学生喊的“坚决反对包庇坏人”口号,也更不会因这些口号而退缩,他凛然正气地大声反问面前的小学生:“她是特务,你们有证据了吗?对于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你们可不能随随便便。”他知道这位女教师曾经在旧军队里担任过几个月的普通报务员工作,后来因有亲戚介绍到学校里来教书就马上离开了军队。

“她在旧军队里担任过报务员难道不算是特务吗?”这些小学生胸有成竹地回敬齐夫良,毫不示弱,脸无愧色。

“在旧社会里担任过伪职只是个历史问题,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特务。如果你们发现她有问题的话,你们完全可以向老师或者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反映。在没有结论之前,她还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绝不能用这样野蛮的手段去对付她,你们这样做法是违反校规的。”

……

最后还是由一位学校里的一位老师站出来劝解才停歇了这场风波。

齐夫良是这所小学的“贫下中农驻校代表”。在文革之初,毛主席曾发过一个指示,说要“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于是公社党委就要求各个大队派出一个贫下中农来,组成一个工作组去进驻小学。陈柏青对全大队所有的生产队长进行了摸底盘查,觉得只有五队的齐夫良最合适,因为他为人正派,又有一些文化程度,处理事务能力强。他的生产队搞得又比较出色,在公社里也有一点小名气,于是就派他作为瀛海农业大队的进驻学校的代表。“贫下中农代表”进驻以后,大家推选齐夫良为小组长。齐夫良这人的禀性耿直,认为自己既然担任了驻校代表,就应当要做一些实际工作,在后来的实际工作过程中,他对学校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及改进工作的意见,想不到因此而得罪了几个教师,其中之一就是童高翔。自从“包庇女教师”事件发生以后,童高翔就聚集了对他不满的一些人,经过一番策划,把齐夫良“包庇女教师”上纲上线地定性为“对文化大革命公开挑衅”的行为,是彻头彻尾“镇压学生革命运动”!是可忍孰不可忍!应该把他赶出学校!霎时间,学校里到处贴满了齐夫良“镇压学生革命行动”的大字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面临着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公社党委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只能顺应时势,被迫把“贫下中农驻校代表”都撤出了学校,童高翔这帮人自然欢天喜地地弹冠相庆……

 

 

杜先谋觉得童高翔这人不简单,他的“风雷激兵团”造反声势越来越猛烈,竟胆敢把“贫下中农驻校代表”赶出学校,这种大无畏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于是,他就联想到他是否可以去请这个高手童高翔来为他写大字报。如果他能帮忙的话,那大字报的火力就非同一般,肯定能把陈柏青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他想到这里,心里就不禁兴奋不已。他分析研究了一下,觉得自己肯定能请得动童高翔,因为他与齐夫良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完全可以利用他对齐夫良的仇恨迁怒到陈柏青的身上,因为齐夫良是陈柏青的得意门生,而且他这个“贫下中农代表”也正是陈柏青委派他才当上的,没有陈柏青,哪有齐夫良?在“驻校”的问题上陈柏青是脱不了干系的。他杜先谋巧舌如簧,只要稍稍地费一番口舌,童高翔就很快地会与他站在同一条战线,同一个战壕,同心协力地对陈柏青展开猛烈的进攻。对,时不宜迟,机不再来,我应当立即马上行动起来!

经过杜先谋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述说,童高翔竟有点儿被他打动了。童高翔虽然不很了解杜先谋的具体情况,但也知道他确实是一个生产队长,是一个贫下中农。他虽然有点儿看不惯贫下中农,特别是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进驻学校以后,竟指手画脚对他们老师说了不少不三不四的“指导意见”,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派进来的话,他早就提出异议了,这些弄不懂“地球到底是圆的还是方的”这样的人竟然还要来管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到最后,这些人不是卷起铺盖滚蛋了吗?你们这些大老粗能与我们知识分子较量吗?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当然,童高翔的脑袋十分灵敏,他深谙政治形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形势中,一切都必须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办事,否则的话,你就会招致粉身碎骨的下场,在不太长的“革命造反”实践中,他也深刻地体会到知识分子的身单力薄,只能在校园的小圈子范围里活动,造成一些影响,到社会上去就无能为力了。这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或者像毛主席曾说过那样,知识分子若不与工农相结合就一事无成。他现在确实相当需要有一支农民的力量来支持,否则的话他就搞不出大的名堂来。此前,他不是没有想过,仅仅把齐夫良这小子赶出了学校是太便宜了他,只有把他彻底地批倒批臭才能消解他心头之恨。但最终由于不能及,他奈何不得齐夫良,他为此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杜先谋找上门来求助于我,真是天助我也!于是,他就想利用杜先谋这一支兵马,有两股力量汇合在一起就足足可以与齐夫良抗衡了。于是,他就下决心与杜先谋联合起来,组成一支“教师农民联军”,先把齐夫良的后台陈柏青打倒,再去清算齐夫良的“欠账”。就这样,童高翔与杜先谋一起谋划起来,如何把陈柏青这个“走资派”揪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后把他批倒批臭……

杜先谋有了童高翔这个高参,他为首的“向东兵团”真是如虎添翼,造反声势势不可挡,呈现出形势一片大好,陈柏青这个“走资派”的画皮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成了“向东兵团”的“囊中之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街头巷尾到处议论着陈柏青看来又要被打倒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态。此时此刻,杜先谋真是踌躇满志,豪情满怀,他在内心里,真的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使他才有机会翻身,使他有机会打倒他这个冤家对头陈柏青,使他再有机会在瀛海乡里风光一时,做人为啥?不就是能出人头地,风风光光地过日子,不就是能够得到来自村民钦慕的眼光?从此以后,他就可以再也不必到田间去头朝泥土背朝天的遭受苦涩的滋味了,他可以颐指气使地对各生产队发号施令,他可以坐在大队办公室里运筹帷幄,调动各支人马。

杜先谋张贴的这几张大字报犹如晴天霹雳一样炸响了整个瀛海村,威力十分巨大,很快地就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原先十分平静的瀛海农业大队一下子急浪翻滚,波涛汹涌!社员们都争先恐后地看着大字报,他们不满地嘟囔着:这个杜先谋的“向东兵团”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陈柏青当年叫我们多种“十边地”、“百斤粮”也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真他妈是胡说八道!如果当年我们没有听他的话,到处去扩大种植“十边地”和“百斤粮”的话,那我们的农业大队里的不少人恐怕早就饿死了;啊呀老兄,你难道还看不明白,杜先谋之所以要这样做,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哪。杜先谋如果不挖空心思地把陈柏青说得一无是处的话,他能把他打倒吗?陈柏青没打倒,他哪想当上大队长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他又要向陈柏青夺权了;看来啊,我们这些社员又没有好日子过了。村子里的这些农民不会像做干部的那样韬略,他们是心里想什么嘴巴就说什么,都是口无遮栏的,他们不怕什么人抓他们的“辫子”,他们头上光光的,根本没有什么“辫子”可抓。

齐夫良也在人群中看大字报,他觉得十分奇怪,顿时疑惑骤起:这张大字报的书法虽然不好,甚至可以说是写得歪歪斜斜的,但其语言锋芒毕露,针对性强,在字里行间所渗透出来的政治溴觉极为灵敏,这样的文章不是一般人所能写得出来的,不要说是杜先谋,就是号称为秀才的大队会计也写不出这样水平的文章来。大字报的具名是“向东兵团”,也就是杜先谋领导的五六个人,除了杜先谋认识几个不多的字外,其他的同伙简直都是文盲,他们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吗?看来,他们肯定是约请了一个“高手”为他出谋出策,并由他来执笔撰写。为了掩人耳目,大字报则由杜先谋自己誊写,所以字体就如此歪歪斜斜的了。那么,这个“高手”会是谁呢?他一直揣摩不出来。就在这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纺织厂厂长周志林,他也在他背后看着大字报。周志林是他的少年朋友,两人长大以后一直保持着友情,彼此之间无话不谈,从不掩饰各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大有感触吧”周志林笑嘻嘻地对他说。

齐夫良并没有马上回话,只是轻轻地拉着他的手从大字报栏前走了出来。他们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后,齐夫良才轻轻地对周志林说,你不觉得奇怪吗,杜先谋哪能写出这样锋芒毕露又针对性十足的文章来?当然不能,周志林回答他说,问题还不仅仅是请人代写大字报,恐怕还有其他的目的。依我看啊,这里面还可能包含着一个更大的不可告人的阴谋!他们简要地谈了各自的想法后,觉得不能小看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地探讨一下这个面临着的紧迫问题。于是,周志林就邀请齐夫良到他厂里的办公室去,那里比较清静,没有人会来打扰。于是,齐夫良就跟随着他到纺织厂去。他们在办公室里整整地讨论了一个多钟头,经过翻来覆去地推敲以后,他们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高手就是童高翔,童高翔与杜先谋同流合污了。这样的结论当然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完全是根据一系列此前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经过综合分析研究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杜先谋一直对他失去了大队长的宝座耿耿于怀,现在适逢这样造反夺权时刻,他自然就要站出来“以求一逞”,不过,他深知自己能耐不足,必须要寻找“高手”帮忙;而童高翔一心要报齐夫良的“一箭之仇”,无奈自己的兵团力量单薄,无法扳倒齐夫良而苦恼,如果有社会上的贫下中农一股力量充实到他的兵团中他,他的兵团也就会刮目相看了,他就可以所向披靡地去征服自己的敌人了。他见到杜先谋主动前来投靠,他能不去充分地加以利用吗?就这样,这两个“难兄难弟”就互相投桃报李,纠集到一起了。

齐夫良坦诚地对周志林说,我倒是不怕童高翔来报复,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贫下中农,清白一身,现在还兼任民兵连长,掌握着几十条枪杆子,他童高翔就是有再大的本领也奈何我不得,他能凭空捏造出罪状来把我抓到监牢里去?让他去痴心妄想吧。我倒是有点担心陈大队长,他的矛头不就是正对着他吗?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红卫兵抓的就是“当权派”,从中央到地方,凡是当权的人不是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吗?在这种特定的形势下,陈大队长可能是有“辫子”可抓的,你说,哪个当权的人在工作中会不犯一点错误或者不出一点偏差的?只要你有一点“偏差”被他们抓住了,他们就要大做文章,大造舆论,把你往“走资派”方向推,只要能扣上“走资派”的帽子,他们就可以夺权了。你说对吗?更何况,陈大队长在“大跃进”时曾被扣上过“右倾分子”,也被当作“白旗”拔掉,有这样的“前科”他能摆脱开杜先谋他们的周旋吗?再加上他们手中持有毛主席的钦定的“尚方宝剑”,到处可以挥动揪“走资派”的大旗,你就是有再大本事也无法去抗拒他们造反的锋芒,这就是我目前最大的心头之患。

周志林虽然也有像齐夫良这样的一些想法,但他却无法像齐夫良那样有板有眼地说出这样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他只是相当担心,如果让杜先谋的阴谋得逞,他肯定就会登上大队长这个宝座。他想当大队长就是为了他自己风光一时,绝不会去考虑如何提高社员的生活,他只会考虑自己大队长位置如何能坐得稳,绝不会去顾及社员群众的死活。这样一来,我们社员又要过苦日子了,他上台以后还会允许有特长的人出外去搞副业生产挣钱吗?前几年为了度荒而扩大种植的零星半荒地恐怕也保不住了,他肯定会把这一切对社员有利的事情会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志林,我们现在一定要想出办法来对付他,趁着他现在还没有动手之前就站出来去阻止他,我们要不要同陈大队长去商量一下这个问题?

齐夫良考虑了一下后说,依我看,我们现在还是不同陈大队长去商量此事为宜,因为这样一来就容易被杜先谋抓到了“辫子”,污蔑我们同“走资派”一起谋划对造反派“反攻”,这样一来,我们反倒是说不清楚了。我想,他们既然可以造反,我们难道就不可以造反?我们是标准的贫下中农,历史比他们这些人清白得多,我们完全可以用“造反对付造反”的策略,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听到说走书的人曾经这样说过,这种策略是相当高明的。他说了这句话后,不禁奸笑了起来。

对,你说得完全对!周志林听了齐夫良的话后就像眼前的迷雾突然散去,顷刻之间就展现出一片清晰的情景。他充满信心地说,杜先谋的底细我十分清楚,他在“大跃进”时弄虚作假,大搞浮夸风,把别的田块中的晚稻连根带泥地移植到一块田里去,说是实现了“亩产万斤粮”,后来这些移植过去的晚稻都枯萎烂成一片,他为了把这“惨象”尽快地在群众面前消失,又挖空心思地在黑夜里放火把它烧掉,还嫁祸于人,害得杨正道吃了冤枉官司,平白无故地去蹲了半个月拘留所,他的这些把柄都在我手中,我们到时候就像“半路里杀出一个程咬金”那样,叫他防不胜防,打得他昏头转向、落花流水……

 

 

陈柏青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所担心的问题最终还是发生了,不过,他对此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原先以为,那些登载在报纸上关于“三家村”什么的热闹争论是属于知识分子及国家干部们的事,与我们这些农村里的大队干部无关。后来随着运动的迅猛发展,他倒是担心过,当时的政治空气有点像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奏时期的“大放大鸣”,党中央会不会也会像五七年那样地接着来一场“反右派运动”?他之所以会这样去想问题,倒不在于是害怕“反右派运动”,像他这样的农村干部有什么“右派”可反?他有当右派分子的条件吗?他是担心“反右派运动”以后又要接着搞“反右倾运动”,“右派”与“右倾”是紧密相联系的,他在“反右倾运动”中摔过跟头的,而且还被当作“白旗”拔掉,还差点儿被开除党籍,这样胆战心惊的大事他能忘却吗?他能不心有余悸吗?只要政治上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会神经过敏起来,就要担心自己要被“运动”当作“替罪羊”。他觉得吃点苦头倒不在乎,名声要紧哪。做人嘛,总是应当要清清白白一生,不能沾上污点,一旦沾上了污点,即使是被冤枉的,或者说是被陷害的,那就很难洗刷清楚,即使后来真相大白,你也是被搞得昏头转向土头灰脸狼狈不堪的了。就说自己在1958年犯的“右倾”错误吧,他到现在还搞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难道坚持实事求是为社员利益着想而反对浮夸风是错的吗?难道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资只搞出一点儿毫用处的“铁渣”来值得吗?难道搞得老百姓饿得死去活来这样的人就一点也没有责任?直到现在,他在心底里还是一直想不通:把一心为群众谋福利的人说成是犯了“右倾”,而那些把群众搞得死去活来的人反倒是坚定的“左派”。按他们的说法,左派当然是拥护革命的,而右倾则是阻挠革命的,也就是说,为群众利益着想的人是反对革命了?这样的说法怎能解释得通共产党人革命就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这样的道理吗?虽然,他想归想,嘴巴当然是不能这样说出来的,否则就又要大难临头了,他才不这样傻呢。虽然,公社党委后来还是恢复他的大队长职务,但对于他此前的所谓的“右倾错误”却从无提及,他还是不明不白地背着这口“黑锅”。正因为如此,他对于政治运动是恐惧的,确有点像惊弓之鸟,这能怪他这样多疑吗?凡是遭受过“切肤之痛”的人,他是不会轻易忘掉这个“疤痕”的。古人说得好,一旦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他在这些年来,确有把“草绳”当作“草蛇”来提防的惊恐心理。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他看到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了。他真的有点不理解,那些造反派竟然把他在“大饥荒”时提出的“三自一包”、“百斤粮”这些“救命措施”都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了,这岂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如果当时没有这些正确的政策,我们农民哪能顺利地度过这些困难的年月?他们这些人良心长到哪里去了?所以,他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越来越不理解了。当然,他不了解中央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也不知政治斗争的残酷及深奥,当然就无法理解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他只不过根据自己在农村里的实际情况所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又使他不得不想起了一九五八年对彭德怀的批判,他在报纸上看到,彭德怀的错误是在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大跃进”“大办钢铁”有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这样就说他是反对毛主席,搞“反党集团”,结果被猛烈的批斗不说,还被革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从此打入了“冷宫”。虽然过了几年以后,事实证明彭德怀所说的话都是对的,但却没有他纠错,更谈不上他“官复原职”。而且,现在又把他揪出来批斗了,说他一贯来反对毛主席,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想起来真的感到寒心哪。他由此而忽然想到了老人们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伴君如伴虎。他看过不少古书,知道一些古代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历史故事,诸如未央宫刘邦诛韩信,朱元璋“炮打功臣楼”等,他想,这些历史古典与当今社会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可见啊,无论是历史或是现实,有许多是是非非都是说不清楚的。看来啊,还是那个张良最清醒、最聪明,他在刘邦坐定天下之时就“一走了之”,隐姓埋名地去当个平头百姓,从此就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虽然生活是清苦了一点,倒也不必再去担惊受怕地过日子。做官虽然荣华富贵,但弄不好连老命都要赔进去,何必呢。当然,话要说回来,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谋皇篡位的事件,大名鼎鼎的曹操就是靠“挟天子以令诸侯”执掌大权的,比起血淋淋的宫廷政变要“文明”一些。你说,有过这些教训,当上了皇帝的人能不加以提防吗?在苏联老大哥那里,那个赫鲁晓夫掌权以后不是也大反斯大林吗?这样说起来,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得不提防啊。他想到这里,不禁笑了起来,我怎么会去想这些国家大事呢?我们当老百姓的,何必要去考虑这些问题?还是多多地去关心关心自己吧。于是,他自然就免不了地要想到目前到处在揪“走资派”的形势。这个揪“走资派”的运动是从中央开始的,后来到省地市,再后来就揪到县委书记了,那么到底会不会揪到我们农村大队干部的身上来?像我这样的农村大队干部究竟算不算是“走资派”?如果也要算上“走资派”的话,那我岂不是又要倒霉了? 又要面临被人打倒了?又要身败名裂了?那实在是太可怕了!他此时忽然又后悔起来,想当初不该再去接任这个倒霉的大队长职务,如果当初下决心做一个平头百姓的话,今天就不用再担心这些风风雨雨了。平心而论,他从担任高级社的社长起,一直就为社员群众谋福利的,总是想让社员们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他当初同意复职,不也是为了这一点吗?自从发生了“大饥荒”以后,群众的苦楚他了然于心,他能对群众死活不管吗,更何况当时许许多多社员都希望他能站出来再担任大队长,正因为这一点,他才定下决心再当一任,而且,他还力排众议地担当了风险,办起了大队砖瓦厂,同时又鼓励社员出外去搞副业挣钱,又坚定不移地支持周志林办“废麻厂”,接着又支持他转办“纺织厂”。正因为有这一切大胆的措施,才使瀛海农业大队目前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社员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难道这一切又错了吗?他又一次地反省了自己。他反省后觉得,社会上的事情错综复杂的,有些事情并不是群众认为是对的就对了,甚至连绝大多数人都说对也没用,如前几年“大跃进时期”所发生的事情不都是认为是错了吗?哪为什么还要去狠狠地批判彭德怀?还要扣上“反党集团”的帽子?他不就是说了几句对“大跃进”的批评意见吗,结果竟把他同反革命分子一样看待,这真是太可怕了,怎么能这样去对待自己的同志?他想到这里,心里就自然觉得寒心,像彭德怀这样的老帅,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开国元勋,他曾经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在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些年月都立过赫赫战功,与敌人作过殊死的搏斗,这是家喻户晓的事实,怎么能仅仅说几句批评的话就把他打入了冷宫,这实在是太残酷无情了。他想,这些曾经立过汗马功劳的人都不能放过,天大的功劳都一笔勾销了,连告老还乡过平静日子这样的要求都不允许,非要把他搞得批倒批臭不可,这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他对照自己这样芝麻大的一点苦劳能算得什么呢?人家把你打成“右倾分子”,你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他想到这里,自然就心灰意冷了起来。他记得自己在小时候,他父亲常常对他说过,做人不能过分地看重名利,名利如同浮云哪。他现在想起来,越来越觉得父亲的话真是金言玉语啊。名利这东西确实不能过于地去追求的,自己在这几年来的起落浮沉不是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吗?名利确实就像浮云一样,时刻可能被风驱赶,绝不可能安逸地停留在天空中。这正像天空中的彩虹一样,虽然绚丽多彩,但也只不过是瞬间的奇光异彩而已。既然名利像浮云一样,那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名利场”本身就是招祸的是非之地,只有离开是非之地,才是避祸消灾的最佳良策。在目前这样处于“火药桶”状态的时势,迟早会有人到大队来夺权,须知,大队里要想出人头地当领导的人多得很,我应该认清形势,再也不要与这些人去争高低了,让人家去当这个大队长吧。我还是稳心地去做一个普通社员为好,这样,就可以过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再也不用担心人家会算计你。离开大队,我就到周志林那里去说一声,叫他给我安排在仓库里当个保管员总可以吧,这点面子我想周志林总会给的。我脱离了“名利场”,就再也不会卷入到是是非非的旋涡中去,就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会犯什么“右倾错误”,我就可以清清静静地去过安稳的日子了……

 

 

杜先谋遵照高参童高翔的策划,纠集了“向东兵团”的全体成员,准备要向陈柏青夺权。杜先谋也觉得现在的局势十分严峻,齐夫良组织成立了“井冈山兵团”,把农业大队的民兵连的全体民兵都归属于他的麾下,此外还有不少的农队的青年人也被吸收进去了。周志林同时也宣布成立了“工农兵兵团”,纺织厂内的青年男女都加入到他的兵团里。这两个兵团真是人多势众,几乎占了整个农业大队的大半爿的天下。而且,这两个兵团还有联合的趋向,他们一旦联合起来的话,那就是大队里任何力量所无法匹敌的了。杜先谋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他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先下手为强”的古训,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之前动手就夺了陈柏青的权,那他们只有“后下手搔痒”的份了。如果他们抢先的话,那我们就连“骨头”都捞不着了。这就是他之所以要提前仓促动手夺权的初衷。他点了点站在他眼前的兵团成员,只有区区十多个人,真的觉得有点寒酸。他心里完全清楚,要想去夺权,人马当然中越多越好,人马多了,就能够造成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架势来,正如像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那样就好了,这才像造反的样子。如果有了这样的气势,“走资派”才会来感到胆战心惊,才会乖乖地缴械投降,我们就如愿以偿地达到目的。这样区区的十多个人,看起来实在是太微弱了。当然,他何尝不想有一支人多势勇的队伍,可他实在凑不到这么多的人马,真是出于无奈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人马,他也是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拉拢过来的。他心中有数,这些人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村子里都是称作为是“尺七锅盖”(通常只有“尺六”或“尺八”的锅盖)的人,就连不识一字的刘阿根都被他拉进兵团里来凑数了。其实,刘阿根对“造反”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当杜先谋说成立兵团就是为了要夺取陈柏青这个大队长的权时,他才充满期待地参加了。他一直恨不得陈柏青早日下台,早一天是一天,最好能在明天就能下台。他对陈柏青免掉他的生产队长这件事而一直耿耿于怀,如果没有陈柏青的主意,那些社员胆敢当面罢免他的队长职务吗?如果没有那次事件,他现在肯定还是稳扎稳打地当着生产队长,那就不会像现在那样要被人家遣派,受尽了人家的窝囊气。他想,如果陈柏青下台了,他就有可能重新当上生产队长,那他就又可以神气活现起来了,做人嘛就是为了一口气哪。鉴于杜先谋的兵团如此乱七八糟,所以村里有人戏谑地称他的“向东兵团”为“七零八落部队”。杜先谋为了使夺权能造成强大的声势,他曾想过到沈宝强那里去“借兵”,借他们兵团中的一些人来充实到自己的队伍中,这样的声势就会浩浩荡荡起来,夺权的架势就显得威风凛凛,不像现在这样区区十多个人马,实在是太不成气候了。如果形不成强大的威力,不要说陈柏青不肯就范,就连跟随着他们后面“看热闹”的人都会耻笑他们。可恨那个沈宝强现在贵人眼高了,他看不起自己,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对他说,他们是机关兵团,不能去参加农业大队的夺权斗争。他本来还想借用一下童高翔的兵团人马,但后来想想觉得这样做不妥,这岂不是不打自招了吗?人家一看就知道,他们原来就是狼狈为奸的,他与童高翔的暗中勾搭就暴露无遗了,更何况童高翔也不同意让他们小学的兵团参与农业大队夺权,这样做恐怕会招致意想不到的后果。于是他也只好作罢。这样一来,他自然是无计可施了,只得硬着头皮仓促地干起来。此刻,他作为一个兵团的司令,一定要学习其他兵团的样子,要按照有关造反派的“规则”行事,夺权的气氛一定要显得庄严而神圣。于是他就对他的兵团说,大家必须要跟着他一起背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十多个人就跟着杜先谋朗诵起毛主席的语录来,不过他们的声音低沉而且参差不齐,丝毫也没有像其他造反派兵团朗诵语录时那样庄重,那样威严,那样浩然正气,那样富有所向披靡的英勇气概。杜先谋自知自己不具备像沈宝强和童高翔那样的能耐,他所带出的兵团成员自然也不可能与他们的兵团相比拟,不可能像他们兵团那么神气,那只好将就了一点了。他带领大家背诵完毛主席语录后,他就宣布出发,到农业大队里去向陈柏青大队长造反夺权!

在他们向大队行进的路上,很快地就吸引了许多社员,他们跟随在杜先谋兵团的后面,有说有笑熙熙攘攘地拉成了一支散漫的队伍,这倒也使杜先谋的人数稀疏的兵团队伍变得“壮观”起来了,杜先谋为此产生了一种意外的惊喜。其实,村里的社员早就知道了杜先谋要到大队去夺权的消息,他们对此都充满着愤怒,看来啊,一个好端端的、正有了点起色的大队又要遭殃了,大队如果被杜先谋夺权的话,肯定要被他弄得乌烟瘴气,我们今后的日子就肯定不好过。他们对杜先谋这个人真是最熟悉不过了,他在“大跃进”、“大办钢铁”时期的种种拙劣表现还记忆犹新,只要他得势,他什么戏法都会变得出来,他是绝对不顾社员死活的。当然,在这跟随的队伍中,也有不少是看好戏、凑热闹的人,他们是想看看造反夺权究竟是怎么回事。随着后面跟随的社员越来越多,杜先谋刚才惊喜的心情顿时消失了,他心中疑团骤起,这些人会不会跟到大队来捣鬼?如果那样的话那就糟糕了。这些人都是大老粗,对什么运动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辫子可抓,不像国家干部或者是一定有身分的人,他们在有关政治性质的事都是有所顾忌、有所提防的,所以都小心翼翼,不敢乱表态,他们就不一样,只要他们认定对他们有利的事,他们就会明确地站出来表示支持或反对。杜先谋深知自己在社员心目中的位置,也当然清楚他们对陈柏青的无比信任和爱戴,当他在陈柏青面前宣布要夺权时,他们这些人会无动于衷地看好戏吗?他们肯定要站出来拥护陈柏青,反对他造反夺权。这样一来,他的如意算盘不就要泡汤了吗?怎么办?他几乎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进不得退不得,到底如何是好?他在短暂的惊恐后就镇定了下来,觉得自己是一个阵前的指挥员,绝对不能在开战之前就败下阵来,就算最后的结局不能取胜,也要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他就这样地下定了决心。

当他带领着他的兵团拥进大队的办公室时,他看到陈柏青十分镇定地坐在办公桌上,似乎早有准备似的,一点儿也没有惊惶失措的神色。其实,就在杜先谋他们准备来大队夺权之前,早就有人来向他通报了。

杜先谋极其严肃地对陈柏青说:“你是瀛海农业大队的‘走资派’,我们‘向东兵团’今天要对你夺权。我们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造反的,你只有认清形势,不与造反派作对,听从我们的指令,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陈柏青的嘴角发出了一丝冷笑,平静地对杜先谋说,我到底是不是“走资派”并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社员们的心中有数,上级领导也有数,我也不想在这里与你争辩。至于大队长这个职务我早就当腻烦了,只要上级或社员们不要我当的话,我就会马上走人。不过,像你这样带领十多个人到大队来造反,想要我下台,我是不会听从你们命令的,你们能代表全大队的社员的意见吗?

我们是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来造反夺权的,完全不需要经过社员们讨论同意。公社主任王如坤早就被造反派夺了权,他们难道经过社员们讨论同意了?真是奇谈怪论!你难道还要想一意孤行地违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

“违抗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人没有好下场!”刘阿根一直紧靠杜先谋的身旁,他看到陈柏青执意对抗就站出来责无旁贷地为杜先谋帮腔。

此时,大队办公室里已经涌进了许多社员,挤得满满的,看到杜先谋果然是要向陈柏青夺权,他们就愤愤不平地说:“陈社长犯什么错误了,你们为什么平白无故地要向他夺权?陈社长领导有方,我们坚决拥护陈社长继续当我们的大队长!”

“对,我们坚决拥护陈社长!”众多的社员都异口同声地高呼。

大队办公室里的局势已经不受杜先谋的控制,群情激昂,人声嘈杂,众说纷纭,一片混乱。

陈柏青竭尽全力地提高声音对大家说:“请大家先安静一下,听我说几句内心话吧。其实,在杜先谋来大队之前,我已经不想再当这个受气的大队长了。不过,在没有办好有关手续之前,我当然不能一丢了之。不错,现在到处都在造反,县里的领导,公社里的领导都靠边站了,我这个大队长当然也不能例外,我早就作好了思想准备。不过,我现在还不能把大队的权力交给杜先谋,他算什么?他凭什么资格到大队来接收权力?如果不管张三李四的,只要他们能带领几个人来,就可以到大队来夺权的话,那不就要乱成一锅粥了?只要他不是一个存心要把大队搞乱的人,他就不会同意这种做法,你们说对吗?”

“对,陈社长说得完全对,杜先谋这种做法完全是浑水摸鱼无法无天!”社员们齐声高呼起来。

就在这时,一队整整齐齐的人马高呼着口号开进了大队的院子,很快地挤满了整个大院。这是齐夫良和周志林率领的兵团人马,也是农业大队的基干民兵和纺织厂里的青年职工。他们秩序井然在排列在天井里,静静地等待齐夫良和周志林的指示。齐夫良庄严地说,我们先背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朗诵声齐整而高昂,响彻云霄。接着,齐夫良与周志林低声地交谈了几句后,他就提高声音宣布:我们现在就与杜先谋的兵团展开辩论!请杨正道同志到办公室里去把杜先谋叫出来!

其实,在齐夫良、周志林他们这队人马刚刚跨进院子时,杜先谋就贼眼贼角地看得一清二楚了,心里不禁恐慌起来。他心中十分清楚,他不是他们的对手,他自己这样十多个人的兵团哪能与他们的数百个人组成的兵团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他怎能与他们相抗衡?更何况,农业大队里的基干民兵全被齐夫良吸收进兵团里去了,这些人的手里都握有枪杆子的,绝对不能小觑他们。他正因为深知自己力量远不如他们,才想出了这个“先下手为强”的策略来,谁知偏偏又被他们识破了。当整齐而激昂的毛主席语录传进他的耳朵时,他脸色变得刷白,特别是在听到齐夫良说要与他辩论时,他简直被吓得浑身都颤抖起来了,他是齐夫良的对手吗?

杨正道走进办公室,故意把脚步蹬得很响,这响声回荡在办公室里显得分外触目惊心,他几步就冲到杜先谋面前吆喝道:“杜先谋,你听着,我们的兵团司令叫你到天井里去辩论!”

杜先谋哪里敢去辩论,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连一句回答杨正道的话都说不出来。

杨正道见杜先谋站着不动,就知道他不敢辩论。于是又催促了一句:“怎么样,连辩论的勇气都没啦?既然敢到大队来夺权,就应该有与人家辩论的勇气。”

“我们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来向‘走资派’夺权的。”杜先谋低声地说。

“陈柏青大队长是走资派吗?你有什么资格把他说成走资派?上级批准了吗?”

杨正道这一连串话驳得杜先谋无言以答,只好低着头默默地站着。他向来忌讳杨正道,他有一付令人敬畏的虎背熊腰铁塔式的身躯不说,还因为他是村里有名的一个见到不平就要拔刀相助的人,更何况自己有劣迹的证据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他对他历来都是采取避而让之的态度,今天冤家狭路相逢,使得他退不得、进不得,一时真不知如何是好了。杨正道见他不敢正面回答他,就进一步进逼他:“你说陈柏青大队长是走资派,总得有一个理由嘛,你说出来给社员们听听看。”杨正道质问了杜先谋后又问他面前的社员群众,“你们说陈社长是走资派吗?”

“陈社长不是走资派,是全心全意为我们社员服务的一个堂堂正正的干部。”社员齐声地响应杨正道。

此时,杜先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额角上沁出不少的细细的汗珠来。于是,杨正道就不失时机地向杜先谋再次发起了进攻:“依我看哪,你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倒是有点像走资派,从来就不走正路,在‘大跃进’的时候,你弄虚作假上报一万斤亩产,竟把长在别块田里的晚稻都连根带泥地移植到一块田畈里去,向上级谎报冒功,为了掩人耳目,还叫一个小丫头坐到稻穗上面去,还把报社的记者叫来拍照,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你当时可真的是风光啦!但还是老天有眼,那些‘放卫星’的晚稻最后还是摊烂成了一滩,你怕外村人看到,就做贼心虚地用一把火放了,免得抓住把柄。更令人气愤的还要在暗地里造谣说是我放的火,妄想嫁祸于人,害得我无故地关了几天紧闭,他还记得这些往事吗?你现在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来叫你来造反夺权的,那我今天倒要问问你,你当初这瞒天过海的万斤亩产难道也是毛主席叫你干的吗?你说呀!”

杜先谋面对杨正道的这一番连珠炮式追问,巴不得能钻到地底下去,以求得摆脱困境。这时,他忽然想到“大丈夫可屈可伸”这句名言,精神就忽地重新振作起来,于是就对他的麾下说,他们人多势勇,我们今天不与他们硬拼,以后再同他们算账。随后,杜先谋就带着他的这支人马灰溜溜地退出大院……

在杜先谋这帮人离开了大队以后,齐夫良、周志林和杨正道等就聚集到陈柏青面前。周志林就对陈柏青说,陈社长,你就不必去计较杜先谋这些小人的捣乱行为,继续为我们社员挑重担吧。陈柏青摇了摇头说,其实在杜先谋到来之前,我已经决定不担任这个令人厌倦的大队职务了。我即使逃过了初一,也逃不过十五。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就不去说它了,县里的和公社里的第一把手不是统统的被打倒了吗?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些大队长了,我为啥还要这样不识相呢?与其被人家赶走,还不是自己知趣地走好啊,这个决心我已经下定了。夫良,你是五队的队长,又是民兵连长,我看还是由你来暂时代几天大队长工作为妥。大队工作千头万绪,不能一日无主,你就代我辛苦几天吧,等公社决定由谁来担任大队长时你再移交给他吧。公章我已经交给大队林会计保管着,我已经对老林说过了。陈柏青说到这里,声音也有点哽咽,眼眶也潮湿起来,他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

齐夫良见到他这样真诚的表态,当然知道他绝不是装模作样的,而且也知道他不是一个善于弄虚作假的人,更何况他深切地知道他内心的苦衷,特别是在杜先谋对他夺权行动这样的刺激,更使他伤透了心。此情此景,齐夫良也感慨万分,在目前这样瞬息万变的形势下,任何事变都是可能发生的,陈社长能做出如此的决断,可见他确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不过,他不能代替这个大队长职务,即使暂时也不行,他今天和周志林一道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揭穿杜先谋的夺权阴谋,绝不能让他夺权的阴谋得逞,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陈柏青这个大队社员的贴心人。如果现在由他来代替大队长职务的话,这岂不是变成了他来夺陈柏青的权了吗?这就很容易地要被人家怀疑自己也在觊觎这个位置!于是,他就对陈柏青说,陈社长,这个代理我绝对不能接受,这样做岂不是要被人家怀疑我也是来向你夺权来的吗?依我看,即使你现在下决心不当这个大队长的话,也要再等一段时间,一定要等到公社同意你辞职并决定了新的人选以后你才可以办移交手续。你就再辛苦几天吧,这么多年的日子都过来了,难道你就不能再熬几天?

陈柏青虽然觉得齐夫良的话说得十分中肯也相当忠诚,但他还是下决心不改变自己的决定。他对齐夫良说,如果你一定不愿代理一下的话,那我就只好把大队的公章先封存起来再说,在公社党委决定下来以后再启封吧。说完后,他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农业大队办公室……

 

 

瀛海公社的革委会成立了。此前县里已经派贺一峰到瀛海公社来担任党委书记,王如坤同志已调任到县排灌站工作。在成立公社革委会的时候,根据“三结合”的原则,决定贺一峰同志担任公社革委会主任,造反派头头沈宝强只当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副主任。由于陈柏青已经离开了农业大队的工作岗位,公社革委会经过研究后就决定由齐夫良担任农业大队革委会主任,并由他去组织农业大队的革委会的班子。由于杜先谋在农业大队里名声狼籍,他就没有资格进入大队革委会的班子。同时,鉴于瀛海纺织厂在农业大队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何况纺织厂的生产又形势十分喜人,周志林对纺织厂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所以大家就一致拥护周志林担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不久,齐夫良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公社革委会委员。齐夫良心里十分清楚,他担任这个职务,真的觉得是任重而道远,要实现村民们所梦寐以求的温饱以及今后的丰衣足食这样的梦想是极其艰难的,这要比陈社长当年在“大饥荒”以后的恢复性工作要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在面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在报纸上天天鼓噪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气氛里,要想提出“致富”简直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当然,齐夫良是绝对不会像杜先谋那样只管自己“位子”而不管社员“肚子”之人,他自己的心里清楚,要让社员们富起来这条路子是一定要走的,不管前面的道路如何艰险,不管前面的阻挠如何强大,他一定要想出各种各样的策略去对付它。诚然,硬拼是绝对不行的,除了“鸡蛋碰石头”的下场外别无其他的好结果,必须要走韬略多谋,要转弯抹角的路子,有时甚至要采取一些“阳奉阴违”的办法,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够避开暗礁险滩,到达胜利的彼岸。他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实现这条致富的路,肯定是漫漫而久远……

 

 

                                     初稿于  20085~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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