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梦想脱贫

 

一

 

过了冬至气节以后的太阳就像一个苍凉的老人，尽管态度和蔼可亲，但显得苍白无力，如果要想去助人解困却是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与此前的盛夏时光的那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雄健相比真的是“判若两人”了，那可是真的有天壤之别啊。在大自然里，可见万物都是一样的，它不可能“永葆青春”，盛极之后就必将走向衰落，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仅仅是几个月的时间，它在盛夏时那种具有烈火金刚般那样的威风，到此时已经荡然无存了。不过，人们还是比较欢喜在冬季里的太阳，人们不再像在夏季里那样地惧怕它、躲避它了。在夏季里，人们为了躲避太阳直泻而来的暴热，只能跑到大树下去乘凉；而现在，他们却是巴不得太阳能多放出一些热量来给他们以温暖，藉以抵消刺骨的寒风所带来的沁人肺腑的寒冷，他们现在再也不会跑到大树下去，而是要去寻找一个避风向阳的地方接受太阳的恩赐，享受一番它赐予的温暖。

当时的农谚中有样的一句：清明麻糍心头搁，冬至汤果安乐圆。就是说农民在进入了清明节以后就要进入农忙季节，吃下的麻糍就像在心里头搁着一样，事事要操心；而到了冬至节以后，重大的农事已经基本结束，吃了汤果以后则就可以安乐休闲了，不用再去操心农业上的活计了。所以，他们在吃了汤果以后就可以安乐圆了。瀛海乡这地方，有这样的习俗，在清明节来到之际，一般的人家都要用糯米捣成的麻糍，而在冬至节这天早餐，则家家户户都要吃汤果。汤果是用糯米粉搓成团，然后摘成小粉粒，在沸腾的水中倒入锅内，几分钟后就熟了，再放入一些预先煮熟的红豆，并倒入红糖后即可就餐了。汤果不同于汤圆，汤果是实心的，而汤圆则是要用猪油白糖作为馅料而做成，它一般地是在正月里用来请客的。平时过节或在建房上梁、乔迁及结婚时送入洞房时一般地也用汤果，不过，这时用的汤果一般地都要把“小粉粒”搓成圆形的，以求喜庆团圆之意。冬至节吃的汤果，大多数人家也都是要搓成圆形的，因为过冬至也认为是过小年，既然过小年就也应该是“团团圆圆”的了。其实，这句谚语我想是出于太平盛世的之时，或者至少是不愁吃穿之年，如果遇上了前几年的“大饥荒年代”，不要说冬至节吃不上汤果，就是连番（薯）丝粥都没得吃，哪还有什么“安乐圆”可言？

在瀛海村，今年的日子当然要比前几年上山找草根树皮充饥的辰光要好一些，虽然仍然是“半肚番丝半肚饭”或者是“菜瓜半年粮”的，但肚子总算还是填饱了。在冬至日那天，大多数人家还是按照习俗都做了汤果，村子里的气氛还是有点儿“喜气”。这样看来，他们倒是有点“安乐圆”的样子，所以大家在早餐后都聚在暖和的巷道边或者是在大院落朝南的堂屋里晒太阳聊天，谈论着村里村外的事，有的心中欣喜，有的愁容满面，各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境况，所以就表达出不同的想法或意气，这也难怪，心里想着什么事，嘴巴就说什么话嘛。

这一年，在瀛海村的农业大队的各个生产队的收入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在齐夫良担任队长的第五生产队，他们年终分红时，每个劳动日的工值有八角六分钱，也就是说五队的社员在队里劳动一天可以拿到一块钱左右，这在当时来说可算是“破天荒”的事了，所以该队的社员就自然都欢天喜地的，满脸都是笑嘻嘻的。这是由于齐夫良队长视野开阔，思想开脱，允许社员出外去搞副业，结果有十多个社员出外，他们中有的去搞沉网、流网、牵网等近海作业，也有人下海去掸紫菜、拾海螺、挖佛手的，队里只留下了一半人务农。出外的人在海上作业虽然要冒一些风浪，劳动也比在岸上务农要辛苦了得多，但他们得到的收入自然也丰厚得多，大多数人在这一年中都得到了一千元以上，他们自然都笑逐颜开了。他们都自觉地按当初的规定把搞副业赚来部分的钱交到队里去，按一元二角钱计一个工，总共也只有三百多元钱，自己还是得了“大头”，而他们这十多个人上交到生产队里的数目对于生产队来说，却可算是一个不少的数字啊，再加上留在队里的社员由于务农的人数少了，劳动效率自然就提高了，这样一来，队里就出现了“双倍效应”，劳动工值就很自然地“窜升”了上去，五队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而当时其他大多数的生产队的劳动工值一般只有四五角钱，最差的是刘阿根当队长的第三生产队，劳动工值只有三角三分，出了这样一个明显的对比，在村里就很自然地起了一个轰动效应，特别是在第三生产队里的社员，他们都埋怨刘阿根队长顽固地坚持搞“封闭”政策，结果招致了目前如此的结局。他们此时才恍然大悟，如大梦初醒一样，全生产队的三十来个劳力都“捆绑”在生产队里，三十个人干十五个人的活，平日的劳动强度虽然是比五队轻松了许多，但得到的代价是劳动生产率低下，致使劳动工值低就不言而喻了。由于有了这两个队的明显差别的对比，自然就成了瀛海村的村民们聊天的话题了。三队的社员收入低，过年的日子就艰难了，他们都抱怨刘阿根这个人一意孤行地不准任何人出外去搞副业，把大家都“捆绑”在生产队里一起做农业，导致了“三十个人吃十五个人的饭”，哪有不苦之理呢？让这样的人当生产队长，我们当社员的就活该要倒霉了。五队的社员们则相反，他们都齐声地夸赞齐夫良当队长有方，魄力强，敢担风险，所以才会有今日的好结果。由于这是一个关系到社员们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于是就有更多的村民自发地加入到这个议论的话题中来，许多村民都认为只有全大队的生产队都向五队学习，下决心让有搞副业本领的人出外去搞副业，坚持多种经营，才能提高生产队的收益，使社员摆脱贫困。当时社员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与此前的“只求一饱”的想法发生了如此变更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人们想逐步改善生活的愿望并不是说明人们的好高骛远，而是一种正常的、善良的对生活的向往。此前，他们的确是有过“只求一饱”而“不求其他”的想法，但那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在“饥饿恶魔”极度的恐怖下被扭曲了的一种畸形的灵魂，一旦“扭曲”解除，“畸形”就在顷刻之间消失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返朴归真的自然过程。

随着村民议论的进一步深入，议论的话题就很能够自然地转到了生产队长这个领头人应当由怎样的人来当家的问题上来了。大家都认为，当队长的人一定要具备像齐夫良这样气概的人，能为生产队敢担风险，敢为社员勇挑重担，生产队才有希望，像刘阿根这样的人真是不适合再当队长了，否则就要害苦了全队的社员。

 

二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于谦的《石灰吟》这首诗是相当有名的，他歌颂“石灰”不惧怕烈火燃烧、粉身碎骨，也要把青白留给人间的一种崇高境界。诗曰：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燃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石灰”之所以具有这种崇高的境界，这当然是烧石灰的人把它造就的，我们在歌颂“石灰”崇高精神的同时，自然也不应该把烧石灰的匠人忘记掉，没有烧石灰的匠人的艰苦劳动，能造就出“石灰”的崇高品质来吗？

徐林祥是一个出身于一个烧石灰窑作坊的家庭，从他的爷爷起，他家就以开石灰窑为业。在瀛海乡的烧石灰作坊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只要两三个伙计就行，而且这里烧石灰不用石灰石作为原料，而是就地取材地采用当地被废弃的一种叫“滕壶”的外壳来代替石灰石当作烧石灰的原料，它对燃料的要求也不高，可就地取材地用一些木头之类就可以了，也由于“滕壶”的壳体内充满着许多细孔，所以在烧制过程就可大大地简化了，从而既节省了燃料又缩短了烧制的时间，所以这里烧制石灰的成本就自然比其他的地方低了许多。

说起这种学名叫“滕壶”的贝壳类东西是海边一种相当有名而又相当普遍的海鲜，可算是瀛海乡的一种特产，村民们常年到海岛的礁岩上去铲取的一种重要的、也是传统性的营生。在瀛海乡，有许多村民长年累月地从事“下小海”这样一种传统的行业。所谓“下小海”就是指到海岛上去铲“滕壶”，挖“佛手”，撞紫菜，拾辣螺之类作业，其最主要的还是铲“滕壶”，因为它是常年都可进行，不像掸紫菜只能在冬季里进行，因为在冬季采集的紫菜质量好，口味极佳。拾辣螺也一样，它也是在春季里去拾最合适，因为只有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才应了那句“三月三，螺子螺孙爬上岩”的谚语。铲“滕壶”就没有这种季节性的限制，一年四季都可去铲的，所以，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在瀛海乡是相当普遍的。这种叫“滕壶”的贝类动物的繁殖力相当强，它不但在礁岩上到处生长着，而且还会在船底下繁殖起来，在三五年的时间，它就会长成红豆或缸豆粒般大小，密密麻麻地分布在船底上，如不及时地加以铲除，就势必要影响船的航行速度了，所以不管是捕鱼的渔民还是从事运输的船工，他们都要经常检查他们的船底是否有“滕壶”生长着，如果一旦发现有的话就要立刻加以铲除。这种叫“滕壶”的贝类动物生命力极强，它最初像一个“小白点”附在海边的岩石上，几年下来就会长成如豆粒状的“黑痣”，十多年或者二十多年以后就可铲来食用了。它的形状呈“削”去了“顶角”的“圆锥体”，像一支底部大、顶部小、个子矮胖的“大屁股烟囱”。它不但生长在礁石上，还会生长在大“滕壶”的外壳的背上，这样一来，就自然像“叠罗汉”一样地、成簇成堆地聚集在海边的礁岩上了。也许，由于这个缘故，海边的人就相当形象地叫它为“簇”了。其实到目前为止，村民们尚不知它的学名叫“滕壶”，而一直把它叫做为“簇”的，他们甚至于压根儿地不知道“滕壶”为何物。

“滕壶”的外壳呈灰黑色。长大了的“簇”的底部圆径有五六公分，上部的“烟囱圆孔”直径则不到一公分。虽然它相当普遍地生长在海边的礁石上，但在近海边的礁石上的“簇”一般地是“长”不大的，活像一个“侏儒”，即使它具有几十年的“簇龄”还是相当地“矮小”，而且它的肉体干瘦，味道也不鲜美，所以村民们都不会在近海的礁石上去铲簇。在远离海岸线的外海无人居住的海岛上的“簇”就大不一样了，由于外海的潮流湍急，它们能与海上来自各个方向涌来的潮流“零距离”接触，几乎每天都可以与她们“亲密拥抱”，所以这些“簇”所得到的养料自然要比地处近海的“簇”要丰富得多，所以它们的体型就比近海的“簇”要大得多，而且肉质鲜美，所以瀛海乡的村民一般地都到外海的岛上去铲簇，即使近海礁石上的“簇”垂手而得也不会到那里去光顾的。“簇”的外壳只不过是它的蜗居的“寓所”，外壳里面尚有一层坚硬的、锥形壳包裹的肉体才是它的真正“身躯”，要得到这个“身躯”就得用一种铁制的“簇铲”把它的外壳连同“身躯”一起地从礁石“铲削”下来，然后运回到家里，再把它放入锅里的沸水中煮了许久以后才可取出来。这样，就可用粗铁丝制成的“簇撬”从“簇”的“烟囱口”插进去，然后在它的外壳里旋转一周，这样就可把它的肉体与外壳分离出开来。这样，就可把取出来的“簇肉”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了。“簇肉”在市场上十分畅销，因为它的味道鲜美无比，而且价格也不贵，大家都喜欢食用，特别是家中有远客登门时，就一定要去寻找市场上的“簇肉”，以此来炫耀一下这道价廉物美的佳肴。

取出“簇肉”后的“簇壳”自然就成了“废物”，于是就把它抛在沙滩边上的旮旯里，这样就自然地成为烧石灰的原料了。这些成堆地垒起来的“簇壳”，在短期内还散发着难闻的臭气，如果有人把它拿去派上用场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一举两得的事情。所以利用这些“簇壳”来当作烧石灰的原料就自然不计成本了。烧一次窑的石灰只用半天时间可能可以了，费工费时都不大，所以成本自然就很低，烧制石灰的利润空间相对就自然比较大了，所以，徐林祥家经营的石灰窑，工作虽然是比较辛苦的，但他家过的日子倒也还是不愁吃穿的。照例说，烧石灰既然有利可图，那烧石灰的人就肯定很多了，但事实不是如此，整个瀛海乡以烧石灰为业的人只有两家。除了本乡的需求量不大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搞石灰这个行业工作辛苦不说，还容易患上“职业病”。在把“生石灰”化成为“熟石灰”以后，“石灰”这东西就成为相当细微的粉末，在操作过程中，很容易将这些石灰的微粒吸入肺内，久而久之，就患上了肺部的疾病。在徐林祥十八岁时，他的父亲就是患上“职业病”而死的。他的父亲此时还刚满五十岁。他悲痛欲绝地送走了父亲，又只好继承了上代传下的祖业，继续去搞那烧石灰的行当。几年以后，瀛海乡解放了，他还是从事烧石灰的职业。他虽然知道烧石灰并不是一个好职业，但要去找一个既能赚钱又很舒适的职业是十分不容易的，常言道，内行不可丢，外行不可收啊。烧石灰这活计虽然辛苦、麻烦了一些，但挣钱还是比较平稳的，至于“职业病”嘛，在操作时一定要戴上口罩，平时多加注意就行了。在解放以后的这几年日子，他过的日子也还算是可以的，家里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子各女儿，负担虽然不轻，过的日子并不比别人差。

自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他就面临着不得不放弃了这个烧石灰的生涯，被“轰轰烈烈”地卷入到“大炼钢铁”等运动去了。不过，他在这些日子里倒还是过得蛮“愉快”的，出门一条龙，回家一阵风，不愁吃，不愁穿，干活时叽叽喳喳，间歇时嘻嘻哈哈，下工了又不用煮饭，只要拿着自己的饭碗、筷子就可以到食堂里吃饭去了，天天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这与此前烧石灰相比较的话，真是有天壤之别啊，现在也可算是过着“神仙”的日子了。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以后，食堂里的干饭就换成稀饭，而且愈来愈稀了，几乎可以当作镜子去照清楚人的面孔了。第二年就遇上了“大饥荒”，终日饥肠辘辘，老母亲为了让孙子能吃得多一点，就故意把自己吃的东西转让给孙子，所以就得了浮肿病，一个月后就离开了人世。徐林祥忍痛安葬了慈母后，为了不让全家人饿死，就狠命地上山去挖野菜，勉强才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

自从中央的“二十条”贯彻以后，他又操旧业，开起了石灰窑作坊。两年下来，他的手头又有点宽裕了起来。就在这年，他偏偏划入了刘阿根当队长的第三生产队。起初，他诚恳地向刘阿根提出，他对于农活全是外行，既不会耕田，又不会种田，还不如让他去继续去烧石灰好，他愿意把烧石灰赚来的钱交到生产队里来记工，参加生产队里分配，这岂非是一举两得？刘阿根考虑了一下后，觉得不妥，让他一个人自己去烧石灰，谁能保证他不会私吞了卖石灰得到的钱？这不是等于是放虎归山了吗？要不了两年的时间，他肯定会发财的。社会主义最反对的就是个别人富起来，如果让个别人富起来的话，社会上就要发生了两极分化，我们贫下中农就自然要吃二遍苦了。干部们不是常常在会上说吗，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大地宣传“穷光荣”思想，愈穷愈光荣，要发扬“穷棒子”精神。按照刘阿根的理解，“穷棒子”精神就是要“穷”得像“棒子”一样“光杆”一条，这样才会全心全意地搞社会主义，正如像他自己一样，光棍一条，白纸一张，才会毫无牵挂地、全心全意地跟着共产党走，才会一心一意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深入地想了一想，徐林祥这个人一贯来赚钱赚得鬼迷心窍了，像他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拥护社会主义的，肯定要搞隐瞒诡计，为了达到他自己发财的目的，就得要想出办法来掩人耳目，混蒙过关，所以他就来了一个当面嘴巴上说的一套，在暗地里就去搞另外的一套。你以为人家都是傻瓜啊？不行！绝对不能让徐林祥这样的人占到任何便宜。一定要他到生产队里来参加农业劳动。只有大家在队里劳动，彼此之间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家才会放心。社会主义就是要同甘共苦，只有大家在队里“共苦”中才有社会主义的“同甘”。刘阿根不同意他继续去开石灰窑。于是，他只好关了自己经营了三代人的石灰窑，无奈地到生产队里来参加农业劳动。

这样一来，他真的陷入了困境，原来手头积蓄的几元钱就很快地花光了，后来竟连买食盐、买酱油的钱都发生了困难，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人说，兔子被逼迫得急了还会咬人，徐林祥在村子里算是个老实人，平常从不去主动地去伤害别人。他安分守己，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次，他似乎像兔子一样地被逼急了。徐林祥想，他之所以会陷入到目前如此的困境，完全是队长刘阿根所造成的，如果我分在五队里的话，齐夫良允许他队的社员出外去搞副业，我当然也可以去继续开石灰窑了，这对于自己和生产队来说都是有十分好处的。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这个由于队长刘阿根的“管束”是造成三队劳动工值不高的根本原因，他是三队“致贫”的“罪魁祸首”，他在三队当队长一天，三队的社员就要贫困一天，我一定要与社员们在一起，齐心协力地推倒这个使我们大家都陷入了困境的人，否则的话，我们大家今后就不想有好日子过！

 

三

 

放养蛏子是瀛海乡的一种传统养殖业，这种养殖业只能在海边有海涂的地方才有，因为蛏子生长在海涂里。凡是生活在沿海边的人，大多数人都见到过蛏子，而且也都吃到过蛏子。蛏子有色彩鲜艳的外壳，她的长椭圆形外壳的前缘呈淡绿色，外壳的后背则有黑白相间的条纹，相映成趣，非常美观，加上她苗条的身材以及她头上长有两条柔软的管状形似触角的、既能喷水又能吸水的鼻子（又是嘴巴），其美丽而神奇是不言而喻了。有人把生长在水稻田里或河边的田螺美化成“田螺姑娘”，那蛏子称作为“白雪公主”是当之无愧了。她长年累月地深藏在泥涂的洞穴里从不走出“闺房”，不像田螺那样整天地在田里或河边上爬行，她只是在洞穴内作升降运动。不过她在海涂的表层上面设有两个针头般大小的细孔，与她的两条软管状的“鼻子”相对应，作为她摄取食物的通道。由此可见，她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家闺秀”了。

沈宝海是一个出身于养蛏子的世家。在解放前，他们兄弟三人都是以养蛏子为行业的。沈宝海的大弟沈宝康虽然也能跟随着哥哥吃苦，但他却只会“跟随”而从来不会像哥哥那样地去动用一下自己的脑子，能独立自主地去处理养殖蛏子的各项技术。他向来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更不善于独立自主地去做一件以前所没有做过的任何事情。他只会表露出一付“憨厚”微笑，从不与别人去争高低。沈宝海的二弟沈宝强既不像他大哥那样地不怕苦、不怕累，一往情深地扑在养殖蛏子的行业之中，也不像二哥那样地“痴呆”，像一只黄牛一样地被大哥牵着鼻子走，既没有怨言，也没有情怀，只会糊里糊涂地做人。沈宝强常常对他的大哥怨声载道地说，他迟早有一天会不吃这碗“蛏子饭”，吃这碗饭实在是太辛苦了。

沈宝海对于养蛏子这行业是情有独钟，所以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坚守着世传的蛏子养殖业。由于他长期来摸透了蛏子的脾性，知道在哪一块海涂上“浮泥”丰厚，供蛏子吃的微生物就多，养在这里的蛏子自然就相当肥嫩，口味也就出奇地鲜美。他也善于掌握到在蛏子塘里究竟要撒下多少蛏子幼苗密度才最适宜，如果撒得太密了就会造成“拥挤”，蛏子得不到充足的养料，就自然长得干瘦，其肉质也就不鲜美了，如果把蛏子幼苗撒得太稀了，蛏子虽然长得肥胖，但今后在挖取蛏子时功效就不高，浪费了精力，这样也不合算。这些“功底”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要真正地掌握到这个分寸实在是不容易，需要经过长时期的磨练才能造就的。所以，在沈宝海的带领下，他一家人养的蛏子就比村子里的其他人家肥胖，肉质也特别鲜嫩，在瀛海乡的几十里方圆内是出了名的。他们一家人养的蛏子塘在海涂上占据了一大片，几乎是半壁江山。每当清明节前后的这段时期，是蛏子最初上市的时节，他们兄弟三人的蛏子在县城的海鲜市场上颇有名气，一般顾客都欢喜光顾他家兄弟的蛏子摊。

放养和管理蛏子塘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行业，而挖掘蛏子更是一项十分艰苦、十分辛劳的繁重劳动，生长在海边的人都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尽管养殖蛏子收入颇丰，但养殖蛏子的人家不多，除了这个行业的技术性较强外，其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还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因为在蛏子幼苗投放下去以后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海上经常要发生大风大浪，而每当发大浪时，海浪就要把覆盖在海涂表层上面的这一层有十多公分厚的糨糊状“浮泥”卷走，而此时的蛏子幼苗由于尚处于幼小阶段，还没有能力钻到“浮泥”层下面的粘土层中去，还留在这表层的“浮泥”里面，所以当海上发大浪时，它们就连同“浮泥”一起被大浪卷到大海里去了。这样一来，蛏农们辛辛苦苦投放下去的蛏子苗自然就血本无归而付诸东流了。所以，村里的一般人都不敢去冒这样的风险，只有一些有胆量、有魄力的人才敢去从事这样的行业，故放养蛏子的人家自然就不多了。此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还是在扒蛏子（即收挖蛏子）时要付出十分繁重而艰苦的劳动，只有能吃苦耐劳的人才会去干这种苦活。在瀛海乡，凡是去扒过蛏子的人都十分明白，扒蛏子这个行当正如像部队挖掘壕沟一样，不过它的工作条件要比挖壕沟差得多，因为挖壕沟一般都是在平地上或者是在山上进行，可以穿着鞋子干活，疲劳了还可以休息一会儿；而扒蛏子是在海涂里干的，而且整个身子都陷在海涂的深坑里，手脚都沾满着海泥，就是要想擤一下鼻涕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因腰痛背酸想要休息一下都是不可能的，顶多只能是呆在泥坑里直一下腰而已。还有，在扒蛏子时，由于在海泥里混有许多的死去的蛏子壳，当手去挖海泥时，这些比刀锋还锋利的蛏子壳就会把手指头割得鲜血直流，而挖泥的人由于身处泥坑之中是无法包扎伤口的，只好眼睁睁地让鲜红的血流着，直到它自己停止。特别是初学挖蛏子的人，不懂得善于避开蛏子壳锋利刀刃的要领，一天下来，双手的手指的皮肤上就留下了被锋利的蛏子壳割得纵横交错的“沟壑”，每当看到自己的这双伤痕累累的双手时，心里就会发怵，真的觉得“惨不忍睹”了。幸亏这些农民身体强壮，抵抗力极强，不会像城里人那样地一旦划破皮肤就要患上“破伤风”的话，那蛏农就肯定是要“绝种”了。沈宝强之所以对养蛏子这行业产生恐惧和厌恶的情绪，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在初学时自己的双手被这锋利的蛏子壳割得“心惊肉跳”引起的。此外，在清明节前后到蛏子塘去扒蛏子的话，那时气候还很冷，刺骨的寒风在海涂上发威，在海涂里作业的人，其遭受到寒冷的侵袭是可想而知的，有时候，他们会被冻得浑身发抖、牙齿打架，但还是要在冰冷的海涂上坚持着。另外，在海涂上作业还有其强烈的时限性，只有当蛏子塘在潮水退落以后才可去进行作业，在潮水上涨之前就要提前结束，有时候的作业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如果不在潮水上涨之前提前结束作业的话，不要说挖掘上来的蛏子拿不走，就是连自己要在一段很长的海涂上跋涉而逃离海水的追逐都有点困难了。所以，凡是去扒过蛏子的人都知道，他们在作业时一般地都不会偷懒，而且是没有时间去偷懒的。

由于蛏子是生长在泥涂下面一尺多深的黏土里，要把它扒（挖掘）出来，就必需先要在海涂上的蛏子塘边用特制的、丁字形的蛏撬挖掘出一个能容纳一个人在作业时能宽松转身的宽度、而且深度要达一米的深泥坑，扒蛏子的人只有要爬进这个深坑里面去才能进行作业。挖蛏子的人进入这个深坑后，首先要在贴近蛏子洞穴的边缘切出一个能看到蛏子洞穴的“剖面”，然后在“剖面”上把蛏子取出来。取完一层“剖面”上的蛏子后再继续“前进”，要“前进”就得把海涂的“泥团”挖起往后翻，这样继而复始地、翻来覆去地挖掘黏土和拾取蛏子，一天下来至少要挖掘和抛掷上万斤、甚至于几万斤的泥块，其劳动的强度就不言而喻了。所以，在瀛海乡这样上千户的村庄里，放养蛏子这行业的人家也是寥寥无几的。

沈宝海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人，他深知二弟沈宝强的性格，他不是一个能长期坚持下去“吃蛏子饭”的人。作为大哥，他不能强迫自己的弟弟去做他所不情愿的行业，他深谙世事，一个被强迫做事的人最终干不出什么名堂来，长此下去，肯定会适得其反，无论是对于家庭还是对于他二弟本人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想到村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屁股一条坑，伊饭各人生。这话没错，在这世上，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门路，于是，他就派他到市场上去卖蛏子，家里反正需要有一个卖蛏子的人。这样的分工对他们兄弟三人来说是“各取所需”。

沈宝强是一个头脑灵活的人，而且有一种巧言令色、舌如弹簧的本领，在这点上，沈宝海深知自己不如二弟。说来也奇怪，有许多顾客倒是真的被沈宝强的巧舌所动，都欢喜围拢到他的蛏子摊上去。沈宝强除了有一个善于迎合顾客的口才以外，他还有一双灵活自如把称的手。说来也奇怪，同样数量的蛏子、在同样的一杆称上，在沈宝强的手上称起来的称杆尾巴就会比别人的称杆尾巴要翘得多，这对于顾客的心理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当他们看到称杆的尾巴翘得高心里自然就满意了。卖蛏子的结果就不用说了，同样数量的一担蛏子，沈宝强卖的钱就要比他的大哥沈宝海卖的要多出好几元钱，如果是让他二哥沈宝康去卖的话，那就更加要相差得多了。这使沈宝康觉得相当奇怪，他小弟为啥有如此的“魔法”，真叫他万思而不得其解，他不得不对他的小弟沈宝强另眼相看了。沈宝海觉得，他的三弟确实是一个不适合去做养殖蛏子这样的行当，这正是像老人所说的那样，屁股一条坑，饭碗各自撑嘛，以后就任其自然吧。在解放前一年，沈宝强结婚成家后，沈宝海就决定分家了，好让兄弟三个各人独立自主地去自撑门户成家立业。沈宝海的父亲过世得早，他在十多年来一直担任起“以兄代父”的角色，至此，他担任这个角色的任务完成了，他觉得自己对得起父亲了。

几年后的合作化运动，农村里不允许搞单干了，瀛海乡农业生产合作社把所有的个人养殖的蛏子塘都收拢归合作社所有，同时成立了一个蛏子养殖队，在原有养殖蛏子的人员中挑选出一部分有经验的、而且是愿意继续养殖蛏子的人就留在养蛏队里，其他的人员则分配到农业生产队里去。沈宝海和沈宝康自然留在养蛏队里，沈宝强自然就趁机脱离了养殖蛏子的行业，加入到农业生产队里去了。在此后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出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蛏子养殖队最后还是解散了。沈宝强此时则碰到了一个招工的机遇，当时县里有一个要招收到省里去当矿工的任务，他报名后很快地被批准了，于是他欣然地离开了瀛海乡，豪情满怀地去当了一名国家开办的矿业工人。不过，他当矿工的时日并不长，在1962年的大饥荒时期，国家要大量裁减“吃商品粮”的人员，按照当时的政策，他被列入了“压缩”的名单，黯然地、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瀛海乡的“农业大队”（原来的农业合作社已经改名为大队），世事真是难以预料啊。

就在那一年，瀛海乡与全国各地一样，都经历了空前的大饥荒，全村的村民们都无一幸免地遭受到饥肠辘辘的、难忍的痛苦之中，几乎都陷入了绝境……就在这空前未有的绝望之中，沈宝海想到了海涂中的蛏子，这正如像在广袤的沙漠中之中忽然寻得一处点滴的泉水那样可以暂时解除一下难忍的口渴。于是乎，他就做起一个小小的铁钩，并带上一个小布袋子，急速地往海涂上走去。他知道，这几年来队里虽然没有人养殖蛏子了，但海涂上有不少的“天发蛏”（自然生长的蛏子）稀稀疏疏地散布在海涂上。对付这些像“散兵游勇”式的蛏子是不能用“扒蛏子”的方式去挖取，这正如不能用“杀牛的力气去对付跳蚤”一样，而只能“钩钓”的方式去“智取”蛏子。就是用一个铁丝制成的铁钩，伸进到蛏子的洞穴中去把躲藏在洞内的蛏子钩钓出来，这当然需要相当熟练的技巧，只有像沈宝海这样摸透蛏子脾性的人才能做到，一般人是无法如愿的。因为蛏子的洞穴是呈扁形的，当铁钩伸进洞穴的时候，如果铁钩的方向掌握得不好的话，你就无法把蛏子钩钓出来，她宁可在洞穴里被粉身碎骨也不愿意“出阁”，你根本就得不到蛏子。沈宝海凭着自己的一套特殊的技术，此举果然“旗开得胜”，在大约两个时辰里，他如愿以偿地钩到了三斤多蛏子。这三斤多蛏子可不同于往常任何时候的蛏子啊，她此时可是“身价百倍”的稀罕之品了。在那菜根烂叶都寻找不到的日子里，你就能想象得到她的珍贵的价值了。他真是欣喜万分，匆匆忙忙地回到家里，把它同山上挖来的野菜一道放入锅里去，顷刻后就闻到了一种久违的香气……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在他的全家几乎陷入绝境时，竟是靠他情有独忡的蛏子来解救他，使他渡过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最大的难关！

瀛海乡在贯彻上级“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以后，瀛海大队对生产队进行了重新划分，沈宝海的三个兄弟都分在刘阿根这个生产队里。由于刘阿根队长执行了他自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政策，致使全队的社员都被捆绑在农业生产这个狭隘的“圈子”里而“动弹不得”，他们只能跟随着刘阿根队长的后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此时，全队的社员们在经历了终日饥肠辘辘的大饥荒以后，现在又陷入了手中没有生活中所必需要花的微薄现钱的困境。众所周知，无论怎样低层次的生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微薄花销总还是难免的，手中没有一分钱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哪里去寻找钱的来路呢？天上能掉落下“月娃”来吗？他们虽然都听说过天上神仙会送“月娃”给苦难百姓的神奇传说，可是他们却从未听说过有人拾到过“月娃”、或者看见过从天上掉下“月娃”的事实，他们知道，那仅仅是一种美妙的幻想（所谓“月娃”是民间传说中的一种极其贵重的宝物，那是神仙为了赐救善良而困苦的百姓而设立的一种善举）。他们的心中完全明白，长此下去，他们都将要落得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可是，他们除了忍耐以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办法了。

沈宝海与全队的社员一样，他也同样地、不可避免地再一次地陷入了极其窘迫的境地。他真的想不明白，自从三黄五帝以来，还有哪一个朝代不是倡导老百姓去通过勤劳来致富的，只有老百姓不愁吃穿，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天下才能太平，国家自然也会昌盛强大，最终才能达到太平盛世的目标，这也是历朝皇帝所梦寐以求的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那个朝代的皇帝也就甭想过安乐的日子，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也是最起码的常识。照例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当然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这个刘阿根队长可能是有点鬼迷心窍了，他怎么能捆绑了老百姓手脚，而不让他们去赚钱的呢？大家手里都有钱难道不好吗？老百姓通过劳动去挣钱怎么能算上罪孽了？他仔细地琢磨了一下，他觉得，刘阿根这样的做法肯定不是共产党所提倡的，这次上级落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难道不就是要想发挥每个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吗？他又想到，早几年在开会时不也是提倡“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吗？让社员去发挥各自的特长去挣钱到底有什么不好？他觉得上面的“政策”最近好像有点儿“松动”，沈宝海就很自然地萌动了要重走养殖蛏子之路。养蛏子这行当是他昼思夜想的一种情怀，也是他一生中最钟爱的行业，他是难以割舍的，对于他来说，除了养蛏子以外，他赚钱的本领就不多了。当然，他此举不会妄想走单干的“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此时已经相当地明白了“资本主义道路”是上级绝对不允许的，他不过是想通过养殖蛏子这个行业能多挣到一些钱，除了上交队里的“记工”款以外，还是能留下一些余钱可供自己在生活中所用，除此以外，他确无其他的图谋。他想得很明白，在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时代里，粮食已经无法从市场上买到了，它只能在生产队里分配领取。在生产队里，做农业的社员种出来的粮食是不能无偿地供给你的，不在队里务农的人是应当把他们在外面挣来的钱上交给生产队是天经地义的，这也是一种钱与粮的交换，合情合理。在他的心里，此刻确实一点儿也没有要想“发财”的企图，只不过是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去换取手头能有几块另用钱而已。于是，他就想到刘阿根那里去提出他自己的想法，希望刘阿根能想得开，想得明白，让生产队里的社员能过上稍稍活路一些，这样对他也没有什么坏处。谁知，他的“图谋”在刘阿根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刘阿根狠狠地对他说，你想发财？别想白日做梦！我们搞社会主义，就得大家聚在一起，有饭就大家吃，没饭吃大家就只得勒紧裤带过日子！

沈宝海听了刘阿根队长这样的混账的话后，自然十分气愤，但他又奈何他不得，只得咬紧自己的牙齿，狠狠地睁大眼睛瞪了刘阿根许久，心想，让这样的人当生产队长，我们这些社员活该受罪！

最近，社员们都在暗地里酝酿着要把这个混账队长拉下马，他就很自然地、像大家一样摩拳擦掌地加入到这个行列是去了。

 

四

 

冬天的雪，说来就来，刚才还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顷刻间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成团成团的鹅毛大雪来，不到一个多时辰就把山坡、屋顶及大街小巷的地上都被覆盖得严严实实，当人们在街巷上走过时就留下了二三寸深的脚印。村子里的小孩子们见到这样大的鹅毛大雪都感到十分新奇，也颇觉有趣，他们就兴高采烈地约了自己的伙伴们玩起“雪仗”来，不多时，他们彼此间的帽子上、衣服上都沾满了雪花，有的孩子甚至于连衣领里都灌进了雪团，但他们还是不觉得有任何寒冷感觉，他们还继续地你追我赶，乐此不疲地大打其“雪仗”……

在这大雪纷飞的冬日里，村民们自然也没有什么农活可干了，于是就揍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谈论着各种感兴趣的话题。瀛海农业大队第三生产队的社员们自然也都聚在一起聊天，看到人家五队分红时社员们都分到了不少的现钱，他们都是笑容满面地在准备买年货去了。而咱们呢？除了几个光棍汉能找几块钱以外，其他的人几乎都是唉声叹气的。有不少户人家由于人口较多、负担重，不但分不到现金，而且还倒挂生产队里的口粮钱。这些“倒挂户”如果不及时地把欠款交到生产队里去的话，那队里劳动力较多、负担相对较轻的社员也就甭想“兑现”到分红的现金了。这些“倒挂户”正准备“砸锅卖铁”地想办法或到亲朋好友那里借款，把口粮欠款去交了，免得人家说“闲话”，人家辛辛苦苦地一年做到头也是盼着这些钱用的，做人嘛总是要将心比心的。这些欠款的社员就没有心思、其实也根本没有能力去买年货了。那些队里负担较轻的人，就是像刘阿根队长自己这样光棍一条的人，由于队里的劳动工值低，他们所能分到的现钱其实也并不多，只够偿还一年来因日常生活所需而向小店里所赊下的欠账，余留下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也只够应付未来日子的酱、盐之类的必需之用，根本就没有什么多余钱可去购买年货之类的“奢侈品”。不过，听他的邻居说，他还是咬咬牙地去买了一斤猪肉。刘阿根只身一个，没有任何负担都这样了，那其他的大多数社员的处境就可想而知的了。正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三队的社员们自然就聚在一起大发牢骚。这种牢骚发的真不是时候，它正像一个火把投到了一堆干柴上，这堆“干柴”在顷刻之间就如熊熊大火似的燃烧了起来……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三队的社员们的情绪就像火上加油般地群情激昂起来，他们都纷纷“控诉”刘阿根的“罪状”，如果不是他把社员都捆绑生产队里的话，难道还会出现目前这样的困境吗？如果能允许有些门路的人出外去搞副业挣钱的话，他们自己能在挣到钱后留下一些活路钱不说，队里也能收到他们上交到队里来的钱，咱队的工值自然就会提高了许多，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地处在全大队里垫底的位置。这样一来，不要说出外的人能挣到“外快”，而那些留在生产队里务农的人自然也会有钱可分了，这岂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吗？就是由于这个刘阿根，鬼迷心窍地竟然会想出了这样的一个死脑筋来，害得咱们穷得跟“讨饭人”差不多了。沈宝海看到社员们如此愤慨，觉得此时此刻正是一个把刘阿根“拉下马”绝佳良机，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就很难相逢了。他觉得做任何事情总得有一个人去领头，去带领大家的行动，否则就会空谈一阵就过去了。现在，大家的目标一致了，只要能有一个人站出来带头，大家都会蜂拥而来的，此刻真是一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宝贵时机，他必需不计个人利害关系，勇敢地站出来带领大家到大队去反映这个问题，更何况这也不是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更不是一个什么“阴谋夺权”的勾当。凭心而论，我们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想要去当队长的，这有什么可以顾虑的？于是，他就鼓动大家到大队长陈柏青那里去反映情况。大家听后，都觉得沈宝海说得对，于是众多的社员们就蜂拥般地拥向瀛海农业大队的办公室去了。

陈柏青看到这么多的人怒气冲冲地冲到大队办公室来，以为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祸患，不觉有点暗暗地吃惊。但听了他们诉说了刘阿根队长的情况后才放下心来，恍然大悟地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相当重要而且是一个亟待要解决的问题。他内心里的短时紧张也就烟消云散。三队的社员们在陈柏青的面前都争先恐后地、怒气冲冲地提出要求：我们大家都一致要求把刘阿根这个队长职务撤掉！让关心群众、体贴群众的人站出来担任队长。

当时对于生产队长的任命不需要经过什么“法定程序”，一般地都是由大队长来指定适合的人选，即根据生产队的具体情况，哪个人比较适合就叫哪个人来担任，只要不出现大多数人都站出来反对的情况就可以决定了。当然，指定当队长的人一般地都是在贫下中农中选择，而且以过去曾当过长工的人为优先考虑，因为这些人都热爱共产党，政治觉悟高，对于农业生产又都相当熟悉，而且身体力行，肯吃苦耐劳，能带领全队社员搞好农业生产，这在当时的农村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惯例。

沈宝海情绪激动地对陈柏青说，我们要求把刘阿根的这个队长撤了，并不是决意要同他过不去，他这人的思想实在是太死板、太固执了。我们想出外去赚点辛苦钱也不是什么违法的事情啊。陈社长，我们辛辛苦苦地在生产队里劳动了一年，没分到一块钱，叫我们怎样过日子啊？我前几天对他说，让我去养蛏子吧，我一定会把养蛏子赚来的钱按规定如数地交到生产队里来的，这对大家不是都有好处吗？谁知被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还说我是想去发财，别白日做梦，还说什么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大家聚在一起，有饭就大家吃，没饭吃就大家勒紧裤带。你看这算什么话啊？毛主席难道这样说过吗？谁都知道，扒蛏子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它比做农业活要辛苦得多，这样的苦活能发财吗？我之所以想出去干这样的行当，实在也是出于无奈，我这人也就这么一点本事，没有什么挣钱的路途可走啊。

徐林祥是一个不大善于说话的老实人，他实在是被生活的窘迫得无路可走了，看到沈宝海这样大胆地对陈柏青说，他想，他自己也是一个贫下中农，他怕什么？于是他也就步沈宝海的后尘，壮大胆子对陈柏青说，扒蛏子是苦差使，烧石灰也不是一个叫人羡慕的行业，谁喜欢去“吃”石灰粉啊？我父亲在五十岁还不到就到黄泉路上去了，去捧这样的饭碗真是万般无奈啊。说到这里，徐林祥的眼眶里就潮湿起来，一滴泪珠就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紧接着，又有许多善于“下小海”的人也都群情激昂地对陈柏青说，我们“下小海”的人，摇着小船，冒着风浪出海到海岛上去铲簇、掸紫菜，干这行当辛苦不说，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啊，去年我们村里不是有三个铲簇的人被“爬岩浪”卷到海里去了吗？他们连尸首都捞不着！家破人亡的多伤心啊，陈社长，你想想看，我们谁难道会喜欢去干这样存在危险的行当吗？这实在也是没有办法、走投无路的事啊。我们瀛海村人铲簇已经不知铲了几百个年头了，你看见有几个人发财了？我们实在是由于生活上的窘迫，没有其他挣钱的路子才去这个行当的，我们只不过是想搞一点零花钱用用而已，干这样的活难道可算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了啊？

陈柏青倾听了社员们的意见后，十分同情大家的困难，他知道，刘阿根这个人的心胸太狭窄，自己没有什么赚钱的本领，他就不想让别人去赚钱，这是一种小人之见。他当了队长有这样的做法，真是有点儿蛮横无理，当生产队长，哪能这样去对付社员的。他不允许社员出外去搞副业，都围在生产队里干活，其结果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他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三十多个人都拥挤在生产队里三十多亩的田里劳作，用三十多人去干那十五个人的话，虽然干活自然是轻松了，但结果当然是“三十多个人吃十五个人的饭”，那后果当然是要出现“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只能落得一个“半饥半饱”的结局了。常言道，出几分力，就会有几分的收获。土地爷是最公正的，他绝对不肯无缘无故地赐予给别人的，他向来对懒汉无情。他心中有数，他们三队今年的收入还不到五队齐夫良他们的三分之一，这就难怪社员们要站出来骂鼻子了，他们还能安心地在队里劳动吗？他们在无奈之下自然就要“造反”了。世上哪个人不想干轻松的活，想偷懒的人世世代代都有，这也并不奇怪，但“轻松”和“偷懒”的结果肯定会要受到“惩罚”的，其后果必将“自食苦果”，此刻，三队的社员们已经尝到“苦果”的滋味了。作为凡人，他们不可能像神仙那样地不食“烟火”，凡人过日子是离不开要花钱的，要花钱就必须要去挣钱，要挣钱就得要去费力气，费的力气越多得到的钱自然就会越多，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最起码的常识。看来，三队的社员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想撤换队长的目的无非是想允许他们一个有挣钱的机会，而不是故意给刘阿根制造麻烦，这个要求其实也并不过分，这也是被生活所迫出来的，他能不支持他们吗？坦率地说，他早就看不惯刘阿根这样的做法了，作为农村干部，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要为群众能过上好日子，而刘阿根这样的做法却反而会给社员带来困难的处境。鉴于目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他不能过多地去干涉生产队长的工作，所以对于刘阿根也不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不过他相当担忧三队社员的处境。他只能等待时机。他虽然没有学过什么哲学，但他却懂得“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道理，如果三队的社员们甘心情愿地跟着刘阿根过这样清苦日子的话，他当然也不好说什么的了。现在，看来社员们“觉悟”到这一点，他就责任去关切他们了，否则的话，他就对不起自己的这个大队长的职务了，他必须有所“动作”，“内因”如果得不到“外因”的配合，“内因”最终要得到“熄灭”的命运。此刻，他看到三队的社员们都充满着群情激昂的样子，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有所“动作”了，如果不趁这个极好的机会去撤掉刘阿根的队长职务的话，以后就很难再遇到这样的良机了。他已经下定了这个决心。但他考虑到刘阿根撤换了以后究竟让谁来当生产队长才合适呢？他在脑子里把三队所有的社员中仔细地搜寻了一遍，觉得这三队能出外搞副业的人多，而适合于当队长的人却较少，很难找到一个能吃苦耐劳、安心于农业又不妒忌别人赚钱这样比较理想的人选。不过，他觉得当生产队长的人不一定要十全十美的人，只要大家都必须同意就行。生产队长只不过是一队之长而已，手下只管二三十个人，只要他能带头劳动，熟悉农业生产就可以了。当然，他必须是贫下中农，如果不是贫下中农的话，他即使能力相当强也还是不行的，还是先让社员们自己去酝酿酝酿再说，万一不行的话，就派别队的人进去。接着他在各个队里搜索一番，觉得蒋应良是个合适的人选。不过，蒋应良是一个从来不愿意当干部的人，要他去做生产队长倒是要费一番口舌的。不过，他相信并有把握做好他的思想工作，因为蒋应良一贯来对他是相当尊重和信任的。于是，他就对面前的社员们说，既然大家都有这样强烈的愿望，那我就去跟刘阿根说一声，叫他去召集全体生产队的社员开会，我当然也是要来参加你们会议的。你们在会上都可以发表现在你们所说的那样的意见，让刘阿根来听一听社员们的意见不是没有好处的，好吗？至于是不是要撤换生产队长，还是要由大多数社员的意见来决定。

大家听了陈柏青的话后，都齐声地说：“好！好！！”

 

五

 

第三生产队队长刘阿根遵照大队长陈柏青的指示，召集全体社员开会，他就压根儿地没有想到大多数社员们都会站出来对他“造反”。当陈柏青要他去召集全队社员开会时，他当时没有问及他究竟是要开什么样内容的会议，他觉得大队长亲自出马来参加生产队的会议，总是有什么重要的问题要向社员传达，他就不必多问了，直到他说了一个开场白后，那个平时不大会做“出头椽子”的沈宝海就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社员们紧接着就跟着他争先恐后地开始“控诉”了他不允许社员们出外去搞副业的错误做法，还有那个平时胆子很小而从来不敢说话的徐林祥竟也站起来说他的不是了，这真的使他有点“防不胜防”啊。他绝对地没想到社员们竟会这样一反常态地、直截了当地、大胆地提出要“革掉”他生产队长这个职务，那些平时看来对他似乎都相当听话的社员怎么也一下子会对他翻脸了呢？真是人心难测、人心难防啊，俗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哪！在他的印象里，只有对地主分子进行批斗会的时候才会出现现在这样声势的“声讨”，他怎么啦？社员们怎么能把他当成地主分子一样的人了？诚然，他不准社员出外去搞副业，导致了年底生产队的劳动工值在全大队中最低，拉了一个“龙尾巴”，他对此是有责任的，但就此难道就可以把他当成阶级敌人了？真是乱弹琴！陈柏青面对这些社员们对我的种种非难，他没有站出来为我辩护，而眼睁睁地看着社员们对我“批判”，莫非是他鼓动社员们起来反对我？尽管他在社员会上对我的队长工作还是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当然也指出了我不准社员出外去搞副业是一个“偏差”，如果没有这个“偏差”的话，社员们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点。他觉得陈柏青对他这样的评价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他没有反驳他的理由。不过，他对这些社员的态度真是有点想不通。有不少人当初对他提出不准出外去搞副业的意见不是都很拥护的吗？正因为有这些人的拥护才能最后决定了的，如果大家当初都像现在这样站出来反对的话，我难道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来？他心中有数，这些人都像他一样，一不会去下小海，无论是铲簇或掸紫菜都不敢去，因为这些行当辛苦不说而还要冒风险；二不会去养蛏子，因为养蛏子也要去冒风险，担心养下去的蛏子苗被大浪卷走，小鸡逮不着反而要蚀掉一把米，不划算；三也不会去开办烧石灰之类的作坊，下不起这个本钱不说，也怕石灰呛入肺内，担心做短命鬼。总之，这些人像自己一样，既没有赚钱的本领，又妒忌别人出去挣钱，看到人家去赚钱了自己就会“眼红”，最好大家都一样穷，心里才会“舒服”，所以都希望大家都留在生产队里劳动，似乎都有这种“要穷嘛就大家一起穷”的心理。现在倒好，看到人家五队允许社员出外去搞副业，他们的劳动工值高了，人家手里有钱了，就把罪孽都归到我一个人的头上来了，想起来这些人真是有点可恶，他觉得有点上了这些人当的感觉。他想，他当不当这个生产队长倒是无所谓的，问题在于这口气难咽。队长当好了好像是应该的，当差了就是你队长一个人的责任，难道当队长的人就该是做“垫板”的？当个生产队长无非是一个月有两工工分的补贴，一年到头也不过是有十来块钱的补贴费，这有啥了不起的！更何况这十来块钱也不是白拿的。大家心中都明白，当队长的人干活时每次都要带头，生产队里最苦的、最累的、最脏的活总是先要推到当队长的身上，只有你带头去干了，他们才会跟着上来，这些苦活、累活、脏活好像规定是要当队长的人先去担当似的，这十来块钱的补贴拿得容易吗？我以后不当队长了，也就不受这些窝囊气了！他想到这里，心情也就平静了许多。不过，他心里还有好一肚子的气，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不允许社员出外去搞副业也是有其根据的，共产党历来都是强调不允许个人发财的，说如果有人手中的钞票多了就会富起来，个别人富起来就必然要产生两极分化，产生了两极分化的结果必然是我们贫下中农就要吃二遍苦了，像我这样的人那岂不是又要给人家去当长工了吗？再说，公社干部们不是天天在会上说“穷光荣”吗？我们穷了一点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大家穷在一块儿也是心平气和的，总是比有的人当地主而有的人却当了长工要好得多。他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在前几年“大饥荒”的年月里，大家不都说过“只要肚皮能吃饱，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了”这样的话吗，难道现在统统的忘记了？现在手头上是紧了一点，但肚皮总还是吃饱了的。可见人哪总是要“忘本”的，总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这山要比那山高，永无止境的，可见人是最没有良心的东西！他看到现在有这么多的社员反对他，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的，实在觉得有点儿悲凉。陈柏青是明显地站在反对他这帮社员一边的，看来他这个生产队长肯定是当不成了。他觉得陈柏青这人确有点古怪，你当大队长的人总是要靠我们这些当生产队长的人来支持你，你何必要与我们这些当生产队长的人过不去呢？我这个生产队长也是你当初给我当的，你撤了我的队长的职务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别人上来当队长也不一定会听你的话。再说啦，你的主张难道就一定是正确的？你前几年不是也犯过“右倾错误”被上级撤职过了吗？你能保证今后永远不会犯错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走着瞧吧！

陈柏青看了看刘阿根的脸色，知道他心里有气，但他觉得此时如不根据社员们的意见，及时地把三队的队长更换掉的话是有违于民心的，他必须下决心撤销刘阿根的队长职务，不管他有多大怨气，也只好随他去了。当干部哪有不招惹人怨恨的，只要自己做得正，就不管这些了。

根据绝大多数社员的意见，陈柏青决定宣布改选生产队的队长，叫大家酝酿让谁来当队长比较合适。在改选队长之前，陈柏青还是对刘阿根在当队长期间能带头苦干、任劳任怨的精神作了充分的肯定，任何一个人在工作是出了偏差总是难免的，只要能吸取教训就行，希望刘阿根同志能继续保持这种好的精神，支持新队长工作。

他说的这些话对于此刻的刘阿根来说，就如同“大风吹过山”一样，绝对地灌不进耳朵里去。

社员们酝酿了许久，还是决定不了队长的人选，因为提出来的人选都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一致拥护。后来有人提出让沈宝强来当队长，他年轻力壮，又到外面去见过世面，脑筋亦灵活，当个生产队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此项提议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因为有许多社员在心里都不希望沈宝强出来当队长，怕他会站在出外搞副业的人这一边，这样一来自然对于做农业的人来说是不利的，所以他们都希望能让一个既能公正、又是保护做农业人利益的人出来当队长。会上出现了暂时的沉默。片刻后，沈宝海站起来坚决地反对沈宝强当队长，他说他的弟弟不适合当生产队长，他也坚决不同意沈宝强当队长，但他却没有说出什么理由，只是一味地说不妥当。沈宝海当时是这样想的，是他第一个站出来提议要求撤换刘阿根当队长的人，如果让他的弟弟出来当队长的话，这岂不是要让人家怀疑我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实际上是想搞“谋王篡位”这样勾心斗角的阴谋。再说啦，他对他自己的弟弟是最了解不过的，他弟弟脑筋虽然是灵活点，但他干活却是怕苦怕累的，这样的人不适合当生产队长，即使现在让他当上了，最终又可能把生产队搞垮，社员们的收入仍然不会提高，我们三队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这样的结果对于他弟弟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而且还将留下了一个坏名气，这个队长是绝对当不得的。他不管弟弟有什么想法，作为哥哥不但要为弟弟负责，而且还要为他的家族负责。

沈宝强看到哥哥这样强烈地反对他出来当队长并没有感到反感，他完全懂得哥哥不同意让他出来当队长的意图，虽然他们此前并没有作过任何沟通，倒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似的，他理解哥哥此刻的处境。他知道哥哥不是一个多事之人，他之所以要站出来公开地反对刘阿根当队长着实是出于无奈，如果不是生活所迫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他理所当然地要支持他哥哥的行动，也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地撤换刘阿根这个队长，否则大家就都甭想出外去搞副业，也就没有指望过好日子。至于要他来当生产队长这个问题他倒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所以当有人提出来这个问题时，他确实感到有点奇怪。在他的心里，生产队长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干部。按照过去的说法，县令也就是当今的县长，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而已，最小的官职是九品，那就是公社主任（或乡长）的级别了。由此可见，连大队长都算不上是“当官”的人了，顶多只能捞个“粉末官”了，那生产队长算什么呢？恐怕就要算是“尘埃官”了！难道我会去想当这样的“尘埃官”不成？这太小看我了吧！更何况，一旦当上了生产队长的话，不但要样样带头，时时吃苦不说，而且还不能到外面去赚钱了，我可没有那样傻呢，做人哪，只有能赚到钱才算是真本事，自己能过得滋润不说，别人也会另眼相看，与当“尘埃官”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了。一个有真本事的人，都不稀罕去当那个“受气队长”的。所以，他对于有人提出来要他当队长的意见就采取了一笑置之的态度，没有说出过一句话。

陈柏青完全看得出大多数社员的内心想法，也觉得沈宝强不宜当队长。他也不是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当然通晓三队的情况，他确实觉得三队里确实没有适当的人选，于是他早就有了把蒋应良抽调到三队来当队长的计划。此刻，他只能把这个计划摆出来，征求社员们意见，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他就准备这样去做了，好在他此前已经做通了蒋应良的思想工作。蒋应良最终对陈柏青说，既然你这样看重我，如果三队的社员们都拥护的话，我就听你的。当陈柏青把自己这个想法说出来时，绝大多数人听后都同意陈柏青的意见，都拥护蒋应良到三队来当队长。对于蒋应良的为人，大家心里都有数，他是一个勤劳忠厚本分、肚量又大的人，他当过长工，对农业生产样样在行，如果他愿意来当队长的话，当然是最适合不过了。

由于大家都同意陈柏青的意见，三队推选生产队长的事就这样地决定了下来。

第二天，陈柏青就带着蒋应良来到三队，与全队社员见面。有几个社员希望蒋应良在会上说几句，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蒋应良是一个不善于说话的人，一时竟涨红着脸地不知所措。陈柏青就鼓励他说，你站起来说几句嘛。蒋应良在无奈之下只好站了起来，我这人是不大会说话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这次要不是陈社长“捉住”我不放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来三队当这个队长的。我这个人大家都是知道的，笨头笨脑的讲不出什么东西来，要我多用点力气的话倒还是行的。如果你们非要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就说这样一句老话：做人、做人就得要去“做”（指劳动），如果你不会“做”的话，那还要做什么人啊？另外，我们大家聚在一个队里劳动，遇事要和和气气的，不要红头梗脸的。我们来自各家各户的，各人有各人的想法，难免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就是从同一个娘胎里生出来的三兄四弟也不会是一个脾气的，是吗？比如有的人胆子大得很，他会拿起刀来会杀猪，可是我就不行，连要我去杀一只温顺的羊都没有胆子；再比如有你们中不少人喜欢撑船出海，顶着风，迎着浪都是拿手好戏，可我就不行，一踏上船我就要头晕，船身一摇摆我就要呕吐，吐得肚子里的肝肠肚肺都要呕出来似的，比生病还难受。所以啊，我对人家出海能挣到大钱就不眼红，更不会妒忌，因为自己没这个本事嘛，像我这样的旱鸭子只适合于在田、地上干活。生产队里有三十多个人，各人有各人的特长，我们不能去强求一律地要他们去做什么，要让人家去发挥各自的专长，这是不是像干部们在会上常常说的那个“各尽所能”啊？他说着不禁笑了起来。他停了一会又接着说，古人说得好，三兄四弟一条心，后山黄土变黄金，只要我们大家心齐了，我们的生产队就会搞好，对吗？不过，话得要说回来，你们出外去搞副业的人，也要多多地体谅我们做农业的人，上面日头晒，下面蚂蟥叮，种出来的稻谷不容易啊。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种田的人辛勤的劳动，你们就没得饭吃，你就是有再好的本事也是没有力气去挣钱了，对吗？好了，我就只能说这些了。说后，他就红着脸地坐了下去。

想不到蒋应良这几句实实在在的话竟会得到了社员们的一阵喝彩声。随后，陈柏青就叫蒋应良主持生产队会议，讨论并落实了关于社员出外搞副业问题的若干规定，让留队的社员安心，让出外赚钱的人放心。

 

六

 

日月荏苒，眨眼间就三年过去了。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瀛海乡悄然地发生了变化，村民们的精神面貌有了明显的改变，映入眼帘的不再是此前那样的一片死气沉沉、毫无生气，连人们的目光都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呆滞，而是灵活自如并丰富多彩，欢声笑语代替愁眉苦脸，满脸菜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红润带有光彩的脸色。

陈柏青的面容在这几年来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他的眉宇间又增添了数条深深的皱纹，鬓角间也增添了不少的白发，比前几年来显得苍老多了。不过，他此前的那种精神抖擞的神态却没有丝毫的变化，目光还是像此前那样的矍铄，那样地炯炯有神，社员们欣慰地看到他几年来一直都凝聚着严峻的脸色开始露出欣喜的笑容了。这几年来，他不但与周志林一起谋划着“麻纺厂”的快速发展，还办起了一个大队砖瓦厂。因为他觉得在瀛海村的海湾江边有大量的沉淀的海泥可以利用，各个生产队里又有许多的富裕劳动力，而村子里尚有一个破破烂烂的砖瓦窑空着，只要稍加修理就可使用，而烧砖瓦窑的燃料又不用发愁，四周的山上到处都是柴草，我为什么不去“草船借箭”呢？于是，大队的砖瓦厂就这样很快地办起来了。此后的三四年里，大队的砖瓦厂不但为大队积累了几万元的资金，还为各生产队增加了不少的收入。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瀛海乡的各个农村、渔村的干部都开始热衷于开展多种经营，谋划着能挣钱的路子。那些头脑活络的人自然就纷纷出去搞副业、办作坊，开拓了多种经营的路子，各种各样的副业生产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瀛海乡的大地上出现了。

春夏汛是瀛海乡捕捞大黄鱼的季节，是各地捕捞船队大显身手的时机，不仅是本县的渔民，就是远在浙南的温州地区以及福建省沿海地区的渔民也都要到毗邻瀛海乡的洋面上来捕鱼，碧波浩瀚的洋面真是热闹极了，是千帆竞发、万舟驰骋、星罗棋布，在整个洋面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千姿百态的渔船，其场面可用“沸腾”两字来形容。每当洋面发现上有大鱼群在海底游动时，大小渔船都会争先恐后地赶往鱼群的在方去，并赶紧快速地选择好“网地”下网，稍慢一点就抢不到可下网的“网地”了，真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搔痒”啊。出手慢的渔船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把上万斤、甚至是几万斤的大黄鱼被围进出手快的渔船的渔网里去了！

上述这种极其热闹非凡的情景只会发生在春夏汛的时段，夏汛过后的秋汛没有这么热闹的场面了。此时的洋面上冷冷清清，只有为数不多的小渔船三三两两地分布在空旷的海洋上，此时已到了捕鱼的淡季，那些只善于捕捞大鱼群的较大的渔船都“拆网”而“停潮”，而且都把渔船放进港湾去“疗养”，辛劳半年的渔民们手头里都有了一些钱，就都心安理得地寻找适合于自己的各种休闲方式去了。每逢此时，农业大队里那些从事于“打小网”的人就适逢其时地到海洋上去接替渔业大队的捕捞队到海洋里去大显神威了。其实，就在秋汛到来之前，那些要准备“打小网”作业的人早就不失时机地修理好小渔船，整理好各种各样的渔网，等待着秋汛的降临，他们就不慌不忙地“粉墨登场”了。这种“打小网”的作业在当地叫做“流网”，这种“流网”作业可分为不少类别，主要是根据其网眼的大小、网具的长度、宽度及它们的浮标、沉锤的种类不同，又可分为“米鱼网”、“鳓鱼网”、“捕蟹网”等，他们用这些网具就可以捕到他们自己所要求得到的米鱼、鲳鱼、鳓鱼、鲨鱼、梭子蟹等种类海鲜。这类流网作业虽然捕获量不高，但这些捕获到的鱼、蟹等海鲜的经济价值却很高，在市场上可以卖到较高的价钱，再加上这种作业一般都只有三四个人作业，参与分配的人少了，他们分到手的钱自然就多了，经济效益就相当的不错，这就相当有利于农业大队出外搞副业这个群体，他们除了上交生产队的款项以外，尚有余钱可留在自己的手里派各种用处，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当。

在秋汛的海洋里，洋面上理所当然地是属于以农业大队为主的各种小渔船的天下了。在碧波万顷的浩瀚洋面上，银白色的海鸥无忧无虑地在海面上空翱翔，它们有时贴近海面滑翔，有时故意在渔船的桅杆上绕圈，与渔民们嬉闹，快乐而娇媚地向船上的渔民发出“吆、吆”的悦耳的叫声。渔民们自然十分喜爱这些银白色的海鸥，但他们不称它们为海鸥，而是按照当在的习惯叫它们为“海猫”。这些小船在渔网放出去以后就相当地空闲，只要用眼睛望一下渔网的浮标在什么位置就行，让小船和渔网“随波逐流”就行，在没有到收网的时刻，他们就闲暇得很。每当这时，他们看到海鸥前来与他们嬉闹时，他们就会向它们寻起“开心”来，他们不无乐趣地、戏谑地问海鸥：海猫，你老婆要不要？海鸥当然会很自然地回答他们：吆（要），吆（要），吆（要）。渔民们听后都会怡然自乐地说，这些海猫的脸皮真厚啊，竟会在这么多的人面前说出要老婆这样大言不惭的话来，好不害噪的啊！

这种快乐而欢畅的情景，真可谓是一个和谐的海洋世界了……

在平坦而广阔的海涂里，养蛏子的农民们有的“陷入”蛏子塘的“洞沟”里，弯着腰在“扒蛏子”，有的则拿着“蛏扒”在整理蛏子塘，加高蛏子塘的界畦，防止各家的蛏子塘的界限混淆不清而发生纠纷。有的人在海涂里捉望潮，拾泥螺，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近海边的礁石上，有不少人在挖佛手、拾辣螺、撬牡蛎；而远离海岸线的外海岛屿的礁石上，也有不少人在铲簇、掸紫菜，到处都有忙碌的身影……

在古老的瀛海村的街市上，出现了许多新的营业门面，有箍桶店、木器店、制鞋店；在大街小巷里，开办起木匠业、竹篾业、缆绳业等手工作坊。在这古朴的渔、农村的大地上，到处都焕发出春天般的气息……

此前已经破烂不堪、断墙垣壁、杂草丛生的砖瓦厂、石灰窑也纷纷地修复起来，重新砌起来的烟囱又冒出青灰色的滚滚浓烟……

这还不算，还有那前所未有的、具有开天辟地式的新面貌、新事物也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由“废麻厂”起家的“瀛海麻纺厂”现在已经初具规模，它的生产规模已经扩大了好几倍，该厂生产的麻袋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县土产公司已经为他们厂包销产品，销路十分通畅，他们的产品供不应求。原来畜牧场的十多间房子早就不够用了，旁边又盖起十多间简易的新厂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许多农业大队的妇女意气风发地“摇身一变”，顿时变成了“麻纺厂”的职工了。瀛海村的妇女之间产生了一个新名词：上班。每当她们口中说出“上班”二字时，她们的心中就会有一种空前未有的自豪感。还有一个更令人鼓舞的消息接踵而来，“瀛海麻纺厂”正在筹建“低级棉纺织厂”，这种跨越式的步伐不能不使人感到鼓舞……

另外，手工业社里几个头脑灵活的人还办起了一个“电气开关厂”，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搞来的一台冲床，正嘭、嘭地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七

 

说起“瀛海麻纺厂”筹办“低级棉纺织厂”之事，不能不提到厂里的木器制造工兼保全工的江云谨，这个“创意”最初是他在他哥哥的启发下产生的，如果没有他哥哥的指点和帮助是绝对不可能找到这样的门路。他的哥哥江云卿从上海F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在省纺织工业局里工作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工程师了。去年过年的时候，江云卿回家探亲。江云卿自从去上海读书以后因家庭成分不好怕被人歧视所以就一直没有回过家。兄弟二人相隔千里地多年没有见面，江云瑾自然十分想念哥哥，虽然平时有书信来往，但毕竟是“鸿雁传书，意犹未尽”，现在终于有了团聚的机会，俩人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了。除了叙说兄弟情谊外，江云瑾还想哥哥能帮助他解决在工厂里“技术革新”上遇到的一些难题。他是一个从“纺织系”毕业的大学生，对于纺织机械可说是行里巴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能不感到兴奋吗？他魂牵梦绕地想工厂的产品能“更上一层楼”，只要这样，他才觉得自己活得有意义。他想，他的哥哥是一个工程师，学识高，见识多，他所遇到的这些难题对于他哥哥来说肯定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儿。于是乎，他就向哥哥提出，希望他能到“麻纺厂”去参观一下，帮助他解决一些有关“技术革新”上的问题。

江云卿对于弟弟提出来的问题当然是热情支持的，他早就在家信中听说他在厂里干得不错，而且还得到了厂里的领导和车间里的好评。作为哥哥，对于自己的弟弟能得到别人的赞扬当然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特别是在目前的这样十分注重阶级出身的情况下能得到这样的好评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于是他就相当高兴地与江云瑾一起去了“麻纺厂”，不过，为了不影响厂里的工作，江云卿决定在晚上到厂里去。

江云卿跟随着弟弟进入车间后仔细地观看了车间里的纺线机和织布机，又认真地听了他弟弟对这些器械制造过程的介绍，不禁对他的弟弟“肃然起敬”起来，内心里觉得他在这个过程中的确不容易。诚然，这些所谓“机器”其实是与七八百年前宋代时的织布作坊里的器械没有本质是的区别，其最大的一个“革新”还是弟弟通过反复研究、实践后才把纺线机的人力驱动更换上了电力驱动，使生产的效力大幅度地提高。弟弟能做出这样的“革新”实在是相当不错的了。按照弟弟的想法，他是想让织布机也要换上电力来驱动，但他经过了不知多少个昼夜的冥思苦想也没有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来，这也是他希望他哥哥能帮助他解决的初衷。江云卿能不竭尽全力地帮助解决弟弟的难题吗？当然不能，作为哥哥，特别是在经历了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兄弟关系，他确有责无旁贷的义务去诚心诚意地帮助他的弟弟。他想，如果当初母亲选择他而不是他的弟弟在家劳动（这是天经地义的）的话，那他的弟弟就可以去读大学了。那末，弟弟当初所遭受到的“折磨和苦难”则完全由他来承担了。可想而知，他们兄弟俩人目前的所担当的角色岂不是要互相调换了？他想到这里，内心里就涌现出一种不可抑制的愧疚，是他的弟弟代替他经受了此前的种种辛酸和苦难，这也是他长期以来觉得自己有愧于弟弟的一块“心病”，是他的弟弟“顶替”了他本应属于他遭受的苦难……

江云瑾看出哥哥的面容似乎有点儿异样，于是便问哥哥，哥，你咋啦，脸色有点儿难看，哪里不舒服啊？

没有啊。江云卿连忙回答，脸面立刻装出一丝笑容来，显然有点儿做作。接着，江云卿就回答了弟弟提出来的关于如何改造织布机由电力来驱动的问题。江云卿对于这个“技术革新”问题其实不用多加考虑就完全了然于心，这种“革新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织布机不像纺线机那样是作“旋转运动”的，“旋转运动”用电动机来带动就十分方便，而织布机是作“往复运动”的，而且那个“木梭子”是靠两只手来做“传递往来”的，如果要用电力驱动那就再也不能用手来做“传递”，而是要用相应的“机构”来完成，而如果仍用这样的“木结构”器具来做到“革新”显然是无法实现的。不是说“往复运动”就不能用电力来驱动，现代的织布机难道不是用电力来驱动的吗？问题是“木结构”这样的极其原始而简陋的器械是无法通过“改造”而达到目的的，他向弟弟详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江云卿下了一个江云瑾所不愿意听到的结论。

江云瑾听到哥哥的结论后，心里就产生一种茫然的感觉，难道这织布机真的就不能“改造”了？他不觉用痴迷的眼光望着哥哥，似乎是还要向他求助似的。当然，他完全相信哥哥的判断能力，也不怀疑哥哥会对他的要求采取冷漠的态度，但他在这霎时间还似乎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此时，周志林厂长正好走进车间里来，笑容可掬地对江云卿说，江工程师能够光临我们这样简陋的小厂，我们真是感到莫大的荣幸啊！并同时对江云瑾说，你咋不对我打一个招呼，如果刚才不是胡秀明立即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话，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呢，我没有在厂里迎候江工程师，实在是太失礼了。其实，周志林对江云卿是十分熟悉的，因为他们同住在一个村，而他们俩人的年纪又相差不大，小时候又常常在一起玩耍，虽然江云卿后来到学校里去读书了，但彼此之间的印象还是相当深刻的。周志林之所以如此看重江云卿是有他打算的。他从这几年的办厂的经验中已经深刻地体会到“技术”的重要性，没有技术就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无法把产品的质量搞上去，而厂内的劳动生产率不高、产品的质量又不好的话，那这个厂是迟早要关门的。他知道江云卿是一个从纺织系毕业的大学生，而且是一个工程师了，他肯定具有一套平常人所没有的纺织技术，这样的人能到我们厂里来是求之不得的，对于这样一个“踏破铁鞋无处寻”的人竟然会主动“送”上门来，我哪能不去表示一下“敬意”之礼？更何况，他虽然出身于地主阶级，但他已经不是村民们日常所说的“地主尾巴”那样的身份了。他现在是一个工程师，而且在国家的单位里工作，应该算是一个国家干部了，根本不存在什么“阶级问题”的了，我热情接待他，完全不用担心被人家扣上“丧失阶级立场”的帽子。现在，他知道江云瑾在织布机更换电力驱动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江云卿是这方面和专家，他到这里来肯定是帮助他弟弟来解决厂里这个疑难问题的。他来帮助他弟弟的问题难道不是等于帮助厂里的问题吗？他哪能不来热情接待之理？他十分明白更换电力驱动的意义，江云瑾上次在更换“纺线机”的电力驱动以后，不但使纺线的速度大大地加快，还使质量有大幅度的提高了，这样的一次“革新”使“麻纺厂”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技术”对于工厂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江云卿见到周志林如此客气，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说：“志林哥，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你这样称呼我真的使我有点不习惯啊，我到厂里来看一看，主要是出于弟弟的要求，是想商量一下能否解决织布机的技术革新问题，这样的小事难道还要惊动你厂长不成？”

经过一番客套后，江云卿就向周志林说明了织布机不能“改造”的原因。周志林听后觉得江云卿说得有道理，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当然相信江工程师的，这是我们“一厢情愿”而已，世上哪有单靠想象就一定能办成的事呢，你给我们指出了这个问题，免得我们以后少走弯路了，这同样也要感谢你的嘛。

江云卿听了周志林这样申明大义的话后，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心里觉得这个周厂长为人真的不错，他弟弟能遇到这样好的厂长真是荣幸啊。此刻，他的内心里真的想能报答一下面前这个为人真诚而厚道的周厂长，才能对得起他对自己弟弟的关怀和对他自己的尊重，他当然也不希望看到他的弟弟“走投无路”的神态，如果能想出一个办法来帮助“麻纺厂”更上一层楼的话，那是他此时此刻的最大的希望。他经过这样的实地考察后觉得，“麻纺厂”能取得目前这样的成果应该是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可见农民之中确有不少聪明能干之人。不过，要靠目前这样的极其简陋的器具要再想“更上一层楼”就难了，这正如十八世纪欧洲的状况一样，如果没有“蒸汽机时代”的工业革命就不能使欧洲发生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工业剧变，“麻纺厂”只有进行一场“更新换代”才能闯出一番新的天地来。他忽然想到了他经常要去联系工作的宁江市纺织厂，该厂目前正在进行“技术革新”，要把原来的“低级棉纺织”生产线淘汰掉，换成稍为高档一点的纺织品生产线。所谓“低级棉”是指质量很差的棉花，它们只能够纺出像“10支纱”、“6支纱”这样的低级棉纱，不能纺出“12支纱”及以上的棉纱来。这种低级棉纱只能纺织成低级棉布，只能供“低端”产品使用，所以其价格低，利润薄，没有什么发展前景可言。为此，宁江市纺织厂现在正打算把一部分纺织低级棉的机械更新为实高档一些的纺织机械，那些淘汰掉的机械准备低价出售。他想到这里，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一个骤然而至的、新的思路突然在江云卿的脑子里出现，他想，这些比较陈旧的纺织机并没有到报废的程度，对于要作为纺织低级棉纱织品的工厂来说完全是可以使用的，而且还比较合算，特别是对于资金比较困难而购不起新设备的厂方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如果“麻纺厂”想要“更上一层楼”的话，这个“低级棉”项目是最妥当不过了，而且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另外，宁江市距离瀛海乡只有一百多公里，而且还有公路班车通行，来去比较方便。宁江市是一个工业比较发达、商业相当繁荣的城市，在全国颇有名气，有“无宁不成市”之说。特别在纺织业方面，宁江市有相当浓厚的实力，位于它市东郊的“和丰纱厂”就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纱厂，与上海市的中型纱厂不相上下。由此可见，宁江市的纺织工业的实力是可想而知了。对于一心要搞纺织工业的人，能到这样的城市里的工厂去多见识、多交流肯定能使人开阔眼界，也能增强经济头脑，这对于今后的本行工作是不无益处，也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他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想给周志林介绍关于“低级棉纺织”的设想，不知他们对此有无兴趣、以及厂里究竟有没有购买这些机械的实力。

江云卿经过一番的考虑后，终于试探性地向周志林和弟弟提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

周志林根本没想到江云卿会突然提出这样令他吃惊而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这样的问题，要办这样一个具有“现代式”的棉纺织厂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啊，他们能胜任吗？这里毕竟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呀，他用不无惊异的目光望着江云卿，似乎是说：我们这样能行吗？江云瑾也同样地觉得有些茫茫然，他几乎是与周志林同样的目光看着他的哥哥：你总不会是在“捉弄”我们吧？

江云卿看到他们两人惊异的目光就知道他们的心思，这也难怪，对于他们这样从无见识过“现代式”工厂的人来说，要去办这样“难以想象”的事情而产生的惊恐心理是不足为奇的。江云卿实地考察了这里以后，他心里完全有数，有了他们此前办“麻纺厂”这个经历和基础，他们已经完全有条件去办这个具有“现代式”的“低级棉纺织厂”了。不过，他担心的不是他们没有纺织技术，而是购置这些机械的资金，他们的大队和工厂（他知道“麻纺厂”是一个“队办厂”）到底有没有购买这些机械的实力，因为这毕竟至少需要一笔十来万的资金啊，这确是他最担心的问题。至于纺织技术问题是不大的，他可以帮助他们派出职工到宁江市纺织厂里去培训，因为他与该厂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关系较好，他出面去沟通一下问题是不大的。其实，“麻纺”与“棉纺”在“纺织的原理”上来说是相同的，只不过是处于“阶段上”的差异而已，并不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这正如一个小孩开始学走路一样，都必须先经过“学走”这样一个的“初级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起跑”的“后续阶段”。当然，他们如果没有经过办“麻纺厂”的这个阶段，现在突然要办起这样的棉纺厂来是要困难得多了，甚至于要走很多的弯路。对于你们目前这样资金还比较困难的单位来说，如果先办起“低级棉纺织厂”的话，在筹建时就会顺畅得多，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就相对地比较小，容易办得成功。在经历了“低级棉纺织”这个阶段以后，通过技术上和资金上的积累，再去普通的棉纺织厂就会方便得多了。江云卿为了使他们能清楚地明白这个问题，他就对周志林和江云瑾十分详细地解释了这方面的有关问题，尽量消除他们的疑虑。

周志林和江云瑾听了江云卿的解释后，才像“大梦初醒”似的恍然大悟了。不过，周志林仍然还担心着职工能否具有这个“应变能力”，他也就直率地向江云卿提出了这个问题。于是，江云卿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周志林，可以先抽出一些少数骨干到宁江市纺织厂里去培训，学成后回厂来再带动其他职工，用“母鸡孵蛋”的方法将会很快地就会带出一大批纺织工人出来。江云卿说，其实你们职工已初步具备了纺织方面的知识，学起来并不十分困难，你们放心好了，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吧。

周志林听了江云卿的这一番话后，才真的放下心来。他此时此刻才真正地意识到，这个“低级棉纺织厂”来得正是时候，这正如像“及时雨”一样地给他消除了一块“心病”。这一段时期以来，他一直牵挂着“废麻”的原料问题。随着“麻纺厂”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本乡的废缆绳早就已经被他们收购光了，从去年以来，他们厂的废缆绳都是由杨正道设法到相邻的沿海地区去寻觅收购来的，有一部分则是通过县土产公司从别地购入。看来，这废缆绳的来源已经是愈来愈枯竭了。原料上的供不应求就必将使工厂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发展前景也就自然暗淡，如不用时地开动脑筋，这必然要带来十分被动的局面，如果现在能找到一条新的出路，这不就解决了他们目前所面临着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了吗？正是这个站在他面前的江云卿，不但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还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光明的前景，因为服此刻已经明白到，只要“低级棉纺织”能办得成功，在积累了技术和资金后就走向“中级棉纺织”了。这就是说，他们厂在经过努力奋斗几年以后，就可能迈入正规的棉纺织厂了，这能不使他高兴吗？这难道不正是他所魂牵梦绕的、梦寐以求的梦想吗？他能不从内心里感激江云卿吗？于是乎，他就笑嘻嘻地对江云卿说，资金问题恐怕不会很大，我们厂这几年来已经有了好几万的利润积累，再加上我们大队这几年来办的砖瓦厂收入也很好，已经有了不少的集体积累了，这两个积累加起来就可以拼凑到七八万元了，如果我们再去向信用社贷款几万元的话，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不过，要动用这样的大的数字当然必须要经过陈社长同意才可办到。明天我就去向他汇报，我相信他一定会支持我们这个方案的，因为我知道他是巴不得“麻纺厂”早日能插上一个翅膀向上飞呢！

 

八

 

陈柏青和周志林在处理好与宁江市纺织厂的有关事宜之后，“低级棉纺织厂”的筹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首先是要解决工厂的厂房问题。周志林对此早有“预谋”，他想把西门外毗邻“麻纺厂”的“校场宫”（庙宇）作为“低级棉纺织厂”的厂房。这座已被废弃多年的、空闲的庙宇建筑面积有一千多平方米，稍加整修即可使用，而且与“麻纺厂”只有一路之隔，这对于未来的“低级棉纺织厂”与“麻纺厂”实施“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办法是最好不过了。两个厂的距离如果相距的话，管理起来就相当不便。更何况，目前的农业大队和“麻纺厂”尚无新建厂房的经济实力，这种“借鸡生蛋”的“图谋”实在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此事经过陈柏青的竭力相助，才最终说服了公社常委，同意让他们“借用”几年。另外，派到宁江市纺织厂去培训人员的计划也如期实现，学习纺织、织布的十多名参加培训的人员由胡秀明带队，江云瑾则是派去学习有关纺织机械技术的，他要作为未来的纺织、织造车间的机械维修工（保全工）使用。就在这筹备工作处于热火朝天之时，想不到公社党委王如坤书记打电话给陈柏青，叫他立即到公社去一下，他有件重要事情要同他商量。陈柏青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莫非是有关“低级棉纺织厂”上马之事？他已经听到了有关恶意诽谤有关“低级棉纺织厂”的风言风语了。于是他就问王书记：“你是要查问我关于‘低级棉厂’的事情吗？”

“你要问我这些干什么？你是否‘做贼’心虚了？我看你还是先别疑神疑鬼的好，你来了我就自然会告诉你的。”王如坤故意向他“卖关”。

原来，自从周志林向他汇报了关于江云卿向他们提出来办“低级棉纺织厂”的建议以后，他就兴奋不已地表示了大力支持。不过，他对此还是比较慎重从事的。他认为对于要启用如此大数目的资金，要办如此规模的工厂就必须要经过慎重的调查研究才行。首先，我们必须要派人亲自到宁江市纺织厂去实地看一下，江云卿所说的情况是否像他所说的那样完全真实，他们厂换下来的这些机器究竟能不能使用，在价格上能否优惠一些，厂方能不能真的会接受我们厂职工的培训任务，等等。这些事情都是一定要搞清楚的，而且只有我们亲自到实地去考察了才能完全搞清楚，才能确保无误。我们积累的这些钱都是全大队社员们的血汗钱，丝毫不能马虎。更何况，江云卿自从离开村子到上海去读书已经有许多年了，对于他后来的情况我们是一无所知地一点也不了解，我们不能单单只凭着他的一面之词就确定下来去实施。我们干部做任何事情，在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之前，就不能盲目地轻信人家。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摸清他所说的是否完全是真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我们之所以这样去做，不是不相信江云卿，而是为了对全大队的社员负责任，当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工作能脚踏实地，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一来，我们以后就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了，你说对吗？

周志林听了陈柏青的话后，觉得很有道理，做事情就一定要学习他这样认真负责、毫不马虎的精神。周志林完全同意陈柏青的意见。此后，周志林就把陈柏青大队长想要到宁江市去实地看一下的想法告诉了江云卿。江云卿欣然表示同意。并说，这样的大事当然是要你们双方当面商定的，我只不过是作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而已。江云卿还对周志林说，这件事到现在为止还只是我单方面的想想而已，还没有与宁江市纺织厂去联系过，他们是否会同意我这个意见尚需要他们厂方讨论后才能决定的。不过，我与他们厂的关系不错，他们既然要想把这些旧设备出卖掉，就得要去寻找买主；而你们想买办“低级棉纺织厂”就得去买这些机器。一个要卖，一个要买，我这个“牵线搭桥”的人不是做了一件“成人之美”的事了吗？我想问题是不会很大的。既然你们的这个意向，我回去以后就先往宁江市纺织厂去一趟，与他们洽商一下，他们如果同意的话，我就会马上通知你们的。周志林听后感到十分高兴，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大约过了十多天，江云卿回讯说，宁江市纺织厂已经同意他这个“牵线搭桥”人的意见，你们马上就可以派出几个人来厂方商定有关事宜。于是，陈柏青就与周志林、江云瑾一起，亲自到宁江市纺织厂去了一趟，并最后达成了“意向书”……

就在“低级棉纺织厂”筹办工作处在如火如荼之际，猛不防村子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

那天，杨正道从外面采购废缆绳回村时看到了有许多人聚集在巷道口不知说些什么，他就走过去看看，到底是谈论什么事情。正当他走近人群时，他就看到杜先谋对大家说：“周志林这样摸‘六株头’（指种田）出身的人，搞搞废麻厂还可以，现在怎么会想出来要去办什么纺织厂了？他连纺织厂的影子都没有看见过，这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哎，杜队长，还是你见识广，你给我们说说看，什么叫做‘低级棉’啊？”一个社员问杜先谋。

杜先谋不无讥讽地解释说：“人家好的东西会让给你吗？真是白日做梦！啥叫‘低级棉’？只要听听它的名字不就知道了吗？凡是叫做低级的东西还会是好的东西吗？所谓‘低级棉’就是用最差的棉花去纺成最差的棉纱，而最后做成最差的棉布。这种棉布就是给我去做‘上山袜’都还嫌它太差！”

“那末周志林他们还要去做它干什么？这不是白白地浪费资金和劳力吗？”这个社员仍然有点不大明白地问杜先谋。

杜先谋显然有点神气起来，他阴阳怪气地说：“谁知道周志林要去办这样没有出息的工厂？我看他真是活见鬼了。他这种人连纺织厂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过的人竟想出来要去什么‘低级棉纺织厂’，这难道不令人可笑吗？他完全不懂纺织技术，所以他只好低三下四地去拜‘地主尾巴’江云卿为师，这样的做法岂不是认贼作父吗？他的鼻子就自然只好由‘地主尾巴’牵着走了。”

“江云卿是江满潮这个地主分子的儿子，他家的田地、房屋在土地改革时被没收了，他父亲江满潮也被抓去坐牢，还押到苏北去劳动改造了好几年，他对共产党难道会不憎恨？他这样的人还会存心来帮助我们贫下中农办工厂？真是有点异想天开了吧？”刘阿根听了不禁气愤地说。

“如果江云卿帮他把好机器买来办厂的话那倒也罢了，可是那个江云卿偏偏把人家准备要丢掉的那些破破烂烂的废机器去买来给周志林，周志林竟然还把它当宝贝似的，这真是活见鬼！”杜先谋故意装得愤愤不平地说。

“听说陈柏青也把大队的四五万资金投进去了？难道陈柏青这样精明的人怎么也会这样昏头昏脑起来？”听得有点入神的一个社员有点怀疑地问杜先谋。

“他这个支部书记是怎么当的？他的阶级觉悟到哪里去了？他竟也会相信‘地主尾巴’的鬼话？真是喝迷魂汤了吧！”另一个社员也不无奇怪地产生了疑问，自发地加入到这样的议论中去。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右倾分子嘛！”

“陈柏青把大队里这一大笔的钱去买这些废铜烂铁，这不是糟蹋我们社员们的血汗钱吗？他难道不想当大队长了？”

……

杨正道听了真是火冒三丈！这个杜先谋真是太不像话了！他竟会在这样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样有意挑拨离间的话来。他本想上前去与他争辩个清楚，但他想到自己一张嘴巴恐怕说不过这个混账东西，反而会坏了大事，于是只好忍耐下来，还是立即先到厂里去，把这个情况马上反映给周志林为好。于是，他就立离开此地，径直往“麻纺厂”走去。

周志林听了杨正道反映后，自然感到十分气愤，觉得这个杜先谋真是狗逮老鼠——多管闲事，他难道吃了饭没事干了？我们办“低级棉纺织厂”关你什么屁事啊！你要如此地无事生非究竟是要为了啥？于是就怒气冲冲地把杜先谋的这些风言风语统统地告诉给陈柏青。陈柏青听后寻思了一下，觉得这个杜先谋实在是阴险得很，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阴暗的心理。他看到我们大队以及麻纺厂的工作有了起色，他自然就会觉得难受，因为他想重返大队长的宝座就没有指望了，他能不狗急跳墙吗？他经过一番考虑后，觉得他没有什么群众基础，没有太多的人会相信他的一派胡言乱语的。于是，他对周志林说，你先别去介意他散布的这些流言，像他这样的人在社员群众散布流言不会起多大作用，一条泥鳅能在阴沟里掀起大浪来吗？我们目前还是要脚踏实地地把主要精力抓好这个厂的筹备工作，其他的事情先都放在一边。只要我们把厂办好了，这些谣言也就会不攻自破、烟消云散了！

尽管如此，陈柏青对于这些恶意诽谤和恶毒攻击自然也是愤然于心的，这个阴险的杜先谋有意想把水搞混，想妖言惑众，藉以增添我们办厂的难度，扩大我们办厂的阻力。他为了达到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村民间制造了这些谣言的同时，还不择手段地告到公社常委王书记那里去了，这人真是太卑劣了。难怪他带着点气嘟嘟的神色走进了王如坤书记的办公室。

王如坤看到陈柏青难看的神色，就知道他心里不高兴。于是他就笑眯眯地对陈柏青说，你心里头有点儿不高兴，是吧？来，坐下来再说。

陈柏青坦坦荡荡地对王如坤说，我老陈做事向来都是正大光明，从来都不会去做那些见不得人的狗屁事体，对于那些专门喜欢在暗地里吹阴风、点鬼火的人从来不屑一顾，是非曲直群众自有公论，我怕什么？你找我来到底是否关于‘低级棉’之事？陈柏青说话一贯来喜欢直来直去，即使对王如坤也是如此，因为他对王如坤是知根知底的，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可保留的。他对王如坤一直相当信任和尊重，在反右倾时，如果没有他竭力“庇护”的话，他肯定还要吃更大的亏，后来也不可能马上恢复他支部书记以及大队长的职务。他对此一直牢记在心头。

王如坤与陈柏青打交道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时间了，他熟知陈柏青的脾气，也深深地了解陈柏青的为人。他记得在“反右倾”的时候，他蒙受了如此大的委曲也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还是千方百计地为群众着想，尽量使社员们减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带来的灾难，尽力地降低饱受饥饿折磨的程度。他如果不是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里而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话，就绝对做不到这一点，他对此深信不疑。他觉得，陈柏青这种高度党性原则始终是他自己的学习的榜样，他绝不怀疑陈柏青会“丧失”阶级立场，也从来不相信陈柏青会糊里糊涂地、轻易地会轻信上当受骗，所以当他听到村里关于“低级棉”的这些流言时，他并不相信陈柏青会如此昏庸，但他觉得，陈柏青如果凭着意气办事，把精力放到与杜先谋的“较量”上去而分散了筹办工作的精力，那恰恰就是中了杜先谋的圈套。因为像“办厂”这样的事情，不说靠“辩驳”所能说明问题的，只有通过“实践”的结果才能证明事实的真相。也就是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地加快落实各项筹备工作，尽快地把“低级棉厂”办起来，用事实来反驳杜先谋的恶意歪曲，这才是正确的选择。须知，世上有些事情是一时说不清楚的。比如说，这些购来的旧机械确是宁江市纺织厂被作为“淘汰”下来的设备，究竟是不是能够继续使用这只有在投产以后才能证明，现在即使你磨破嘴皮也还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江云卿确实是一个从地主阶级家庭里出身的人，他是不是真心地想为家乡出一点力，这要等到“低级棉”办成功以后才能切实地证明，你现在即使把他描绘成像唐僧那样的人，人家也不会来轻信你所说的。当然，有些人出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江云卿产生一些“看法”目前难以避免、也是无法加以指责的，只能通过以后的实践去加以澄清，现在任何“劝说”不但徒劳无益的，反而会加深人们的疑虑。王如坤认为，要真正有效地揭穿、粉碎这些“低级棉”的流言只能是通过“办厂实践”来实现，而且是唯一的手段。他作为公社的常委书记，不能不重视这个重大的问题，他虽然也了解其中一些情况，但觉得有必要“介入”这个“低级棉事件”的必要，一定要使陈柏青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就是他找陈柏青到公社来谈心的初衷。诚然，杜先谋确实没有直接到他这里来反映过此类“议论”，倒是他通过公社里别的干部“间接传送”过来的。他在瀛海乡工作已经有不少年头了，对于一些有点“名气”的生产队干部，譬如像杜先谋这样的人，在“大办钢铁”时种种表现他是很清楚的。对于这样的人，在目前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与他去争辩是什么用的，只有通过“事实胜于雄辩”的办法才能真正地战胜他。

王如坤对陈柏青说了上述透彻的理由以后，他还颇有风趣地对陈柏青说，看来啊，你、周志林和江云卿已经上了“同一艘船”，你们现在只有同心协力地发扬风雨同舟的精神才能使这条船能与风浪搏斗。你们只有咬紧牙关，奋力拼搏，才能顺利地把这艘船驶向胜利的彼岸。你必须意识到，你们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只有下决心尽一切努力把“低级棉纺织厂”办好了，就是“摆事实”，然后才能“讲道理”，才能有效地击穿这些人的流言，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解救”你们自己，否则的话，你和江云卿就成了“系在一条绳子上的两只蚂蚱”，谁也别想逃脱！

陈柏青听了王如坤这一席推心置腹的话后真的感动不已，他真的心服口服了。人家毕竟是公社的党委书记，政治水平就要比他高得多。王如坤书记说得对，他一定要竭尽全力地支持周志林搞好这个“低级棉纺织厂”，而且是要使它尽快地上马。他已经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新厂上马”之役必将是一场“背水之战”！

 

九

 

周志林接到在宁江市纺织厂里正在培训的江云瑾的电话后真是兴奋不已。江云瑾告诉他说，为解决办厂之初面临着的缺乏经验和技术的问题，他哥哥江云卿又一次来到了宁江市纺织厂，与厂方领导做了通融工作，殷切地希望厂方能抽调几个有经验的师傅来支持、帮助毫无办厂经验的我们厂，厂方领导经协商后同意江云卿提出的意见，他们觉得确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我们厂，因为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协作关系，这也是符合党历来所倡导的“巩固工农联盟”和“城乡互相支援”政策，所以就应当尽力地来帮助我们这个农村的“队办厂”。为了能使新建的纺织厂顺利进行安装机器并使它们顺利地投产，决定派一个即将退休的孙师傅和二个刚刚退休的师傅到我们厂里来“蹲点”支援，帮助我们工厂的机器安装工作以及指导新工人的纺织操作技术。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三位师傅的退休工资仍由宁江市纺织厂支付，瀛海厂方面不必支付他们的工资，只负责照顾好他们的日常生活就行。如果厂方有条件的话，当然也可以发几元生活补贴费，弥补他们在外的劳累。与此同时，宁江市纺织厂也准备把转让给我厂的纺织机械马上运出，便于三位师傅到达后即可进行安装工作。另外，江云卿还建议我们那个暂用的“低级棉纺织厂”厂名改掉，因为这个厂名不但“不雅”，而且不利于今后“转产”，因为“低级棉”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几年以后必定是要向“中档棉”过渡的，所以还是使用“灵山瀛海纺织厂”为宜。周志林听后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这下好了，我几个月来一直牵肠挂肚的一件大心事总算解决了，这就像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落到了地，他放心了。他能不担心吗？他们这样从来没有见识过“棉纺”的人，对于棉花纺织技术真是一窍不通，能白手起家地办起“棉纺厂”来？他心中可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啊！现在好了，有宁江市纺织厂的鼎力相助，我们办这个棉纺厂就脚踏实地了。江云卿给我们改的这个厂名也得好，我们这些土包子就想不到这一点。他觉得，此时应该把这个好消息立即向陈柏青禀告，听听他的指示和关照十分重要。

陈柏青听到了这个好消息后当然也极其兴奋。不过，他此刻清醒地认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关键所在是在于机器安装得好不好，棉纱不能顺利地试制出来，而这一切的关键是在于就这三位师傅对我们的态度。他们用心了，安装机器工作以及以后的投产就肯定会顺畅起来，如果他们对我们三心二意的话，那我们此前所花费的心血都将会前功尽弃了，所以我们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他庄重地对周志林说，你首先要做好对这三位师傅的接待工作，不得有任何的疏忽或怠慢，必须要做到面面俱到、万无一失。常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三位师傅正是我们目前急需而难求的“将”啊，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我们就难以取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正是我们所踏破铁鞋无处觅的“活宝”啊。你是一厂之主，这些事情我想你是心中有数的，我就不多说了，我也相信你一定会去圆满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协助解决的话，你就及时地告诉我，我将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

周志林听后点头称道，觉得陈柏青真是一个站得高，望得远，想得细的人，他有这样的好领导做后盾是他的荣幸，他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他心里就有一种踏实感。接待这三位师傅的工作可以说是“第一炮”，这第一炮打响了，以后的工作就会顺畅地开展起来。于是，他就立即开始考虑急需处理的几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他知道，这三位师傅都是已经退休的人了，工作经验虽然比较丰富，但体力肯定不如常人，这就更加需要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体贴入微的照料，使他们在这里工作就像自己家里一样地舒适，他们才会全心全意地为我们厂服务。只有他们安心工作，这安装工作的质量才会有保证。他去过宁江纺织厂，考察过他们厂里的车间，这些纺织机器都是相当精细的，不像我们“麻纺厂”车间里的木质器械那样粗糙而笨重，几公分的误差不算问题，可这些纺织机械不行，它们不能有丝毫误差。这些机器只有安装得准确无误，我们厂的纺纱和织布车间才会顺利地投产，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才能达到标准。所以，我一定要先抓好招待工作。他自然就想到，我们瀛海乡是一个沿海边的偏僻山区，离灵山县城有十多公里的路程，而且中间还有一条山岭阻隔着，至今还没通公路。他们乘车到达县城后就得下车，然后要步行十多公里的山路后才能到达我们的瀛海乡。要他们这样六十多岁的老年人去步行十多公里路程，而且是还要翻山越岭的，这是一件多么疲劳的差事啊。更何况，他们城市里人连上班都是乘公共汽车去的，从不走长路，如果现在要他们一下子走这么多的山路，他们能吃得消吗？人心可是肉长的，我怎能忍心让他们汗流浃背地去遭受这样的劳累呢？再说，人家可不是走亲访友来的，那是前来帮助我们厂里来安装机器和担任职工的技术指导工作来当师傅的，我们岂能用这样的冷漠态度去对待他们吗？当然不能！这不是应有的待客之道。我们只有用真情才能去换取人家的真诚。对，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地想出办法来绝不能让他们徒步去翻山越岭。不让他们步行就得乘车，没有通公路就自然谈不上乘车了。其实，即使当时瀛海乡通了公路，也是不可能用汽车去把他们接到这里来的，因为那是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汽车可是极其稀罕之物，连灵山县汽车站里也一共只有三四辆燃烧木头的“木炭车”。这种“木炭车”是由于当时汽油严重缺乏而造成的，为了汽车站能经常运转，汽车站就想出了把原来燃烧汽油的汽车改成为“木炭车”。改装后的汽车背后固定着一个像锅炉似的“燃烧炉”，它是依靠炉内木头的不完善燃烧而产生的一氧化碳代替汽油的，所以汽车的马力就下降，在上坡时就显得马力不足，无法爬坡，车上的乘客都不得不下车来自己步行不说，而且还要帮着去推汽车，否则的话，汽车就无法爬上坡去。等汽车爬到坡顶后乘客们才能重新上车，这真是一种同舟共济的精神，可见那时的人们思想是如何的纯朴啊。要是如今的话，乘客不但不会下车帮你推车不说，他们还要向你提出抗议，甚至要求赔偿损失，侵害了他们的消费者利益呢！话再说回来，当时通往宁江市的班车就是用这样的汽车，一天只有一个往返班次。现在的人也许想象不到，此时连县政府里都没有一部小车的，县政府拥有了一部帆布吉普车，那还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那时候，村里的大多数人连汽车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到过，更不用说是乘汽车了。那现在怎么办呢？周志林灵机一动，忽然想到了过去的“高轿”。看来只有让这三位师傅去坐“高轿”，才能免除这劳累之苦。

这种“高轿”在解放前曾有过普遍地使用，那是有钱人雇佣“轿夫”作为代步之用的工具。“高轿”是解放前的一种交通工具，它是用一种特制的藤椅，藤椅的扶手旁边缚上两根四五公尺长的竹杠，两根竹杠的顶端再固定着两根短扁担，这就成了“高轿”。抬“高轿”的轿夫就是用肩膀扛着这两根“扁担”就可以抬着“高轿”走路了。由于这两根长长的竹杠很柔软，抬起来轿子会有软泛泛的摆动，这就像小孩子坐在摇篮里那样地舒服。“高轿”的顶部上还有一套轻巧的构架，可以用来罩上帏幕和门帘。这样一来，坐在轿子里的人可以在“封闭”的轿子里安静地闭目养神了，真是像神仙似的舒适。当然，那时候只有是有钱人才能有这种享受。解放后，地主打倒了，有钱人没了，再也没有人去坐这样的“高轿”了。其实，即使当时有几个钱的人，也不敢去坐“高轿”，因为当时的人们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大家都普遍地认为这种“人抬着人”的把戏是一种“人压迫人”的行为，人哪还会有那样的虎胆去压迫人呀，所以这种“高轿”也就束之高阁了。由此看来，现在要去寻找三顶“高轿”来恐怕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周志林忽然想到了杨正道，他这人结交广泛，消息灵通，路子宽广，过去当过轿夫的人他都相当熟悉，只有他才能把束之高阁的“高轿”找出来。于是，周志林就马上向杨正道布置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杨正道听后笑嘻嘻地说，既然这事关系重大，那我也只好当作“军令状”去奉命行事了。他就二话没说地放出浑身解数去寻找“高轿”的藏身之地去了……

周志林处理好这件头等大事以后，觉得还有一些其他的招待工作要做，人家到我们这样偏僻的海边来，一定要让他们吃得好，睡得香，不能给他们留下一个冷冰冰的感觉，一定要让他们有一个宾至如归的感觉。不过，他认为食宿问题不像“交通问题”那样难弄，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只不过要花几块钱而已，花这样几个小钱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不能吝啬。我们这里海鲜多，都是一些土特产，用这些价廉物美的海鲜去招待城市里来的人是最适合不过了。比如像黄鱼、鳓鱼、鲳鱼，还有那些蛏子、簇、靴脚、辣螺等这些东西，在我们海边的原产地是相当便宜的，而且伸手可得。这些海货的味道都十分鲜美，这可是他们城市里的人平常所吃不到的东西，像“簇”和“靴脚”这样的东西，他们可能连看都没有看到过，更不要说是能吃上这些东西了。他们如能尝到这些从来没有吃到过这样新鲜的海鲜一定会感到满意的。住宿问题也不大，只要把房间打扫得整洁一些就可以了，他们城里人都是十分讲究卫生的。

他安排这些工作以后，又到陈柏青那里去汇报了一次。陈柏青听后对周志林的周到安排感到十分满意，并说，想不到你在这样短时间里就把招待工作布置得如此周密、如此妥善，这“第一仗”哪看来是有希望取得胜利啰。

周志林受到陈柏青的赞扬后自然很高兴，不过他心里还有一点顾虑，就是使用“高轿”会不会引起人家说是一种“低三下四”的谄媚行为，他想听听陈柏青的意见。陈柏青听了笑眯眯地说，这怎么会呢？我们去抬的是六十多岁的老年人，而不是像解放前地主那样的有钱人，他们是前来帮助我们安装机器的工人老大哥，又是给我们厂来带徒弟的老师傅，我们尊师爱老的行为合情合理，这还会有什么不妥？你尽管放心去做好了，以后如果有人对此说三道四的话，那你就说是我叫你去做的好了。至于哪些“乌鸦嘴”是堵不住的，让他去说好了，这些人会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的，你就别去介意它。我们做事如果都“前怕虎后怕狼”的话，那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周志林听了觉得也是，心里就踏实起来。最后，他还对陈柏青说：“那天你也来陪客吧。”

陈柏青笑嘻嘻地说：“我就不必参加了，有你这个厂长奉陪就行，陪客的人多了不好。我们对客人固然要出手大方，态度热情，但我们对自己却要注意节俭，少一些陪客就能节约几个钱下来也好去用于招待客人，你说对吗？”

周志林听了陈柏青的话后就不再客气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极其纯朴，当干部的人都是十分节俭的，农村干部到县里去开会，都是自己带着“冷饭包”去的，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招待餐”之类的待遇，县区里的干部到乡下去工作，有时需要住宿的话，也是都在农民家里搭伙，除了要交出三四两粮票外还要付三角饭菜费，这是铁定的规矩，所以周志林听到陈柏青这样的话并没有感到什么意外。其实，陈柏青的这些话他也是早就想到了。这三位师傅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厂里，接风洗尘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一种礼节，今后的日常用餐当然就不必去陪他们了。他对此也早就有了打算，他特地安排好了一个小食堂，菜肴当然还是要比较好的，因为这里的海鲜多，价格又十分便宜，又是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一定要使他们吃得满意……

 

十

 

杨正道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总算弄到了三顶“高轿”，但这三顶轿子都已经没有帏幕和门帘，两根竹杠也被蛀虫蛀得像“蟹壳”似的，绝对不能再使用了。他觉得，没有帏幕无关紧要，因为此时已经是阳春三月的天气，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完全可以不必用这些帏幕去遮挡了。这三位师傅坐在轿子里可以观看四周的春天的景色，也许能使这三个师傅会更加开心。不过，这二根竹杠是马虎不得的，因为是关系到安全问题，所以必需要换上新毛竹做成的竹杠。再说，换上这新的竹杠，柔软性就更好，抬起来会更加富于弹性，坐在轿子里会觉得特别地舒服，三位师傅们坐在轿子里的心情也自然就会更加舒畅起来，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莫不都是为了他们的心情能舒畅起来吗？

杨正道对工作向来认真负责，从不马虎，虽然是决定在今天下午出发，但他在上午就把这三顶“高轿”放在“麻纺厂”面前，抬轿的六个人也都已经落实好了。这六个人都是厂里人，其中还包括他自己一个。这些人是杨正道从厂里搞搬运工作人员中挑选出来，个个都是虎背熊腰，力大如牛，抬“高轿”里的一个老人肯定会疾走如飞，即使翻山越岭也不会感到十分吃力的。他为了保证按时完成任务，就叫其他的五个弟兄必需在十一点钟之前去吃午饭，十一点半之前一定要在厂门口集合，十二点就要出发到县汽车站等候师傅。其实，他们出发到县汽车站里去是完全不需要这么早去的，因为江云瑾事先来通知说，他和三位师傅乘座的车班开车时间是在中午十二点钟，到达这里的汽车站大约是在下午四点左右。这里离县城只有十多公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会走到了，也就是说，在一点多出发还绰绰有余。但杨正道却不是这么想，要去等人家就必需要早一点去，万一人家早到了呢，我们就接不着他们，这岂不是要耽误大事。虽然，他也知道这三位师傅是由江云瑾陪同而来的，但江云瑾却不知道周志林用“高轿”来抬这三位师傅。我们如果迟到一点，那江云瑾出站后就看不到我们这些人了，他说不定就会带着师傅们离开车站步行而来，那我们与他们就碰不着了，这岂不是要让周志林厂长这个圆满的计划落空了？这样一来，这三位师傅就肯定要在路上走得筋疲力尽，这岂不是要耽误了大事了吗？所以啊，我们宁可要早一点去在汽车站的前面等着他们到来才会保证万无一失。

周志林的想法竟与杨正道如出一辙，他也觉得应当早一点去稳妥，防止万一“脱节”就麻烦了，所以他们就在十二点钟左右就出发了。他们在县汽车站后整整地等了一个多钟头后才见到江云瑾和三位师傅的车班到站。

孙华林是一个即将退休的机修老师傅，是宁江市纺织厂派到“灵山瀛海纺织厂”来帮助安装机器及担任新职工技术指导工作的三人小组负责人，也是江云瑾在这里培训期间的师傅，由于江云瑾勤恳、好学、聪颖，孙师傅对江云瑾的印象很好，师徒俩人在工作上配合默契，感情上亲密无间。一个尊师，一个爱徒，彼此之间关系十分融洽，简直与父子没有两样。另外的二个师傅，姓曾的师傅是原来是在纺织车间里的，姓李的师傅则是在织布车间里的，这样的配置是完全根据瀛海厂方面的需要出发考虑的，无论是即将开始的安装工作还是投产以后的试生产期间，车间里极其需要这样的三个师傅。

江云瑾见到了周志林他们真是高兴极了，他连忙向周志林介绍这三位师傅，同时也向三位师傅介绍周厂长等人。当孙师傅看到有三顶“高轿”时，他不禁觉得有点好奇和疑虑，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可从来没有看到过。不过，他看到这个藤椅两旁还有两根竹杠，就想到这很可能是一种可以坐人的轿子。于是就有点好奇地问周厂长，这东西是派做啥用场的？

周志林就笑嘻嘻地对孙师傅说，这里县城到我们的瀛海乡有十多公里的路程，没有公路相通，所以我们就无法坐汽车去了。在这十多公里的路当中，还有一座很高的山岭啊，你们都已经是六十多岁或者是将要到放十岁的人了，要走这么多的路程，而且还要翻山越岭的，你们怎么能吃得消啊！所以我们就得请你们坐这种“高轿”去了。你们放心好了，坐进这种“高轿”里就像摇篮里一样地舒服。

孙师傅听了才恍然大悟，这轿子原来是让他们享受的一种交通工具，这使他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们三个人都是工人阶级，怎么能让农民兄弟去抬他们呢？这岂是太不成体统了吗？于是他连忙对周志林说，周厂长，这不行，你们的心思我们领了，但我们不能坐这种轿子。你看我们三个人的身体不都是很硬朗吗，走这样十多公里的路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你们就放心好了。曾师傅和李师傅也都不约而同地赞同孙师傅的意见，都说他们走十多公里的路完全没问题。

这样一来，可真的把周志林难住了，他当然不能因此而前功尽弃，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扭转这个局面。幸亏他脑子灵活，急中生智地捞到一句话来“搪塞”孙师傅，你们城市里不是也用黄包车（人力车）来代步的吗？这黄包车与“高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一个是用人拉，一个是用人抬罢了。这主要是由于你们城市里到处是大马路，所以就用黄包车，而我们这里乡下不但没有大马路，甚至于连一条平滑的大路都没有，所以就无法用黄包车而只能用这种“高轿”啰。孙师傅，你说是吗？可见啊，在你们城市里坐黄包车，到我们这里乡下来坐“高轿”是完全一样的。

杨正道虽然是一个粗人，但他完全听得出孙师傅他们不愿坐“高轿”一来是因为担心抬轿的人太辛苦，二来是怕让农民兄弟抬他们工人老大哥影响不好。为了消除孙师傅他们的思想顾虑，就拍拍胸脯地对孙师傅他们说，孙师傅，你是担心我们这几个兄弟抬轿吃力是吗？你看看我们的身体，都像黄牛似的，老实同你说吧，我们这几个人经常上山去砍柴，要担着一百六七十斤的柴把从高山上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上挑下来，这同现在抬着那只有百十斤重的“高轿”来说，简直是像“小生读书”一样地轻松，你信不信？让我们试试看就晓得了，说着他就拉着孙师傅，一定要他坐到“高轿”里去，但孙师傅无论如何不肯“就范”。

最后，还是江云瑾提出一个折衷办法，先让三位师傅们走一阵子再说，他们的身体还比较硬朗，反正前面是一段平路，走起来也是不会感到太吃力的，等到爬山坡时再让他们去坐“高轿”也不迟。再说啦，他们城市里的人看不到田野的风光，让他们观赏一下景色，呼吸一会儿农村的新鲜空气，对于他们的身心都是有好处的，孙师傅你说对吗？孙师傅听了江云瑾的话后觉得极是，欣然同意了江云瑾的意见。周志林看到孙师傅他们坚决不肯坐“高轿”的态度，又觉得江云瑾的意见也很有道理。于是也就听从了他的意见，他们这一行人就一字排开，由江云瑾在前面引路，周志林在中间陪着孙师傅他们说话。杨正道等人抬的三顶轿子断后，向着瀛海乡的方向走去……

他们在一路上有说有笑，气氛十分融洽。当孙师傅他们看到了田野上一片片金黄灿烂的油菜花时，不禁高兴得像小孩子似的欢呼起来，农村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走过了一片广阔的油菜花区域，又出现了一片紫苜蓿的田野，那紫色的、像满天繁星似的紫苜蓿花朵又展现了另一番的美丽的景色，真叫人美不胜收、目不暇接啊，孙师傅的愉悦心情很快地感染了曾师傅和李师傅，他们脸上也显露出心旷神怡的色彩。当走到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时，只见到有一群小孩子们正在唱山歌：

油菜开花遍地金

草籽（苜蓿）开花满天星

碗豆开花香喷喷

蚕豆开花黑亮芯

……

孙师傅他们听了这些山歌后真是笑逐颜开、心花怒放，他们觉得，面前这些诗情画意般的田园风光可真的比城市里的公园还美啊。就这样，他们这一行人就不知不觉地走了五六公里的路程。他们走完了这一段平路后，一座大山就不客气地横在他们的面前。眼前，只见有一条沿着蜿蜒的山势迤逦而上用石子弹起来的山路。孙师傅望着眼前这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心里不觉有点惊异和新鲜，他是一个快六十岁的人了，可从来没有看到过崇山峻岭和这样蜿蜒曲折的山路，更使他惊异的是呈现在他面前的山坡上开放着各色各样五颜六色的、鲜艳夺目的奇花异草，有红如朝霞一片的映山红，有葱白如雪的泡泡花，在葱郁青翠的衬托下显得分外地妖娆，真是宛若仙境啊，他此刻的心情能不舒坦吗？他想，此番他们三人的瀛海之差真是不虚此行的了。

此时，江云瑾看到师傅的欣喜脸色就不失时机地提出要师傅们坐进轿子里去，但孙师傅看到这种美不胜收的景色却意犹未尽，不肯“就范”，他确实被这样美丽的景色陶醉了。周志林觉得，硬是要拉他们进去是不妥的，也只好让他们再走一会儿再说。在他们这三位师傅中，特别是曾师傅和李师傅，他们二人年纪比较大，都已经年过花甲了，年岁不饶人哪，他们走了这十多里的路程后，再加上爬了一会儿山坡，体力就感到不支，脸上自然显露出疲乏的神色，呼吸开始喘急起来，这个“表象”很快地被机灵的江云瑾捕捉到了，他就抓到了这个“火候”时刻，非要三位师傅坐进轿子去不可。孙师傅此刻也看到曾、李两个人确有点吃不消的样子，也就不再勉强了，觉得让他们二个人累坏了，不但要影响到他们今后的身体健康，而且还要影响瀛海纺织厂里的工作，这岂不是因小失大吗？于是只好听从了江云瑾和周志林的意见，就顺从地坐进了“高轿”……

 

十一

 

周志林、孙师傅他们这一行人到达瀛海乡时，天空上已经是有点淡淡的暮色了。由于周志林事先已经做了妥善的安排，早就为孙师傅他们“接风洗尘”的晚餐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在“麻纺厂”里特地改装的小食堂里，正在忙碌着各种菜肴的烹调及冷盘的调理。为尽量使他们日常生活方便起见，今后他们三位师傅的日常用餐也就在这个小食堂里了。在周志林、江云瑾带孙师傅他们进入食堂时，只见桌子上已经摆满了各色海鲜，有鲜红的梭子蟹，嫩黄的蛏子，淡绿的“靴脚”（佛手）等贝壳类海鲜，也有淡黄的“望潮”、灰白的“弹涂”，还有那金光闪闪的大黄鱼和银白锃亮的鳓鱼等时鲜鱼类，叫人看得眼花缭乱，叫人真的禁不住要流出馋液来。这些满桌的海鲜菜肴全是本地的海岛特产，其实没有花多少钱，有好多贝壳类海鲜还是周志林叫本厂内有擅长下海的职工特地到海岛上去采挖来的，既省下了钱，又能保证刚采挖来的贝壳海鲜肉质鲜美无比，这真是一举两得的美事。

江云瑾在路上就考虑到，周厂长肯定要叫他上桌陪客吃饭的，因为他与这三位师傅最熟悉，而他与孙师傅又是师徒关系，与情与理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他觉得自己不是干部，家庭出身又是地主阶级，他如果上桌陪客的话就必然要招来有些人的非议之言，做人总应当有点自知之明。诚然，他不去陪师傅吃饭是有点不成体统甚至是有点失礼的行为，三位师傅特别是孙师傅难免会产生一些疑虑和想法，但这也一种迫不得已的事情啊。不过，他觉得还有一种可以弥补的办法，就是回家后赶快吃点东西就回到厂里来给孙师傅他们来一个“桌外陪客”，如帮忙端菜盘子呀，给师傅们夹菜呀，介绍海鲜的吃法呀，等等，这样一来，餐桌上的气氛肯定会活跃起来了，我这不就达到如期的目的了吗？所以当周志林后来叫他不要回家去吃饭时，他就暗暗地向周志林说明了这些不去上桌陪客的理由。周志林见江云瑾的态度十分坚决，也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也只好同意他的意见了。

孙师傅上桌吃饭时，才发觉江云瑾已经不在屋子里。他觉得有些奇异，江云瑾刚才还在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人影了呢？于是，他就问周志林，江云瑾到哪里去啦，他怎么不来陪我们吃饭？周志林被孙师傅问得有点被动，脸孔也有点红了起来，幸亏是在晚上屋子里灯光不太亮，人们也无法看到他的脸色。周志林只好想出了一个借口，说江云瑾因家中有事，他得马上回家一趟，等会儿他会来的。他是徒弟，你们是师傅，我们就不必等他了。大家的肚子一定是饿坏了，那我们就先吃起来再说吧。于是，大家就纷纷入席了。

三位师傅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多的花色海鲜，有的如“靴脚”、“簇”之类贝壳海鲜不要说叫不出它们的名称，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到过的，当然也就根本不知道怎么样的吃法，虽然他们都想尝一尝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鲜味，但因怕出洋相而不敢下筷。周志林看到他们有些奇异的神色，就对桌子上的海鲜介绍起来。他指着“望潮”问道：“孙师傅，你知道这是什么鱼吗？”

孙师傅有点迟缓地回答说：“好像有点像章鱼。不过，仔细地看看又不像，章鱼没有这样小，是吧？”

周志林笑嘻嘻地说：“章鱼游在海洋里，它却是钻在泥涂里，它们完全不同。“望潮”是因为钻在海涂里，它只有在潮水涨上来了才可以游出洞来寻找食物，所以它就巴不得潮水能早一点涨上来，所以就叫它为‘望潮’。你可别看它个子小，它的味道可比章鱼要好吃得多了，故此它的价格要比章鱼要贵三倍呢。”说后，他就叫家先尝一尝这“望潮”的滋味。

于是，孙师傅他们各人就先后地夹起一只“望潮”来吃，吃后才感慨地说，这“望潮”柔韧而又松脆，润滑而又不油腻，真是太好吃了。

周志林看到孙师傅他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又接着说，其实，要把“望潮”做得如此柔韧而松脆，还要靠炊事员的一番“功夫”，当活着的“望潮”拿到厨房后，炊事员就把它在坚硬的石板地里用力掷几百多下后才可下锅，否则的话，它的味道就不会如此地松脆。孙师傅听了就瞪大着眼睛、微笑地看着周志林说，原来这里还有这么大的学问，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接着他们又尝了大黄鱼和鳓鱼，觉得自己的嘴巴好像被“烊”了一样，都不禁赞叹地说，我们活了这一大把的年纪，可从来还没尝到过这样鲜美的鲜鱼啊。

周志林见到孙师傅他们吃得如此津津有味自然十分高兴，就问孙师傅说，你猜一下，这样新鲜的大黄鱼、鳓鱼在这里要卖多少钱一斤？孙师傅听了摇了摇头，他估计不出要多少钱一斤。周志林笑嘻嘻地告诉他，大黄鱼只有一角五分钱一斤，鳓鱼也只有一角八分。孙师傅听了大为惊异地说，怎么会这么便宜？周志林双告诉他，这还不是最便宜和价格，如果在渔汛时到渔船上直接去买的话，大黄鱼只要一角三分钱一斤，鳓鱼也只要一角六分钱就够了，因为当时水产公司对它们的收购价只有一角四和一角六分一斤啊，他们在船上把鱼卖了就不必付税款，少几分钱合算。孙师傅听了不禁相当羡慕地说，你们海边人真有口福啊。

周志林不胜感慨地说，你说我们海边人有口福不错，但我们也不是要想吃就能吃的，我们农民目前做一天的收入只有四五角钱，除了口粮钱以外就没有几块钱了，哪有钱去买这些新鲜鱼吃啊！所以啊，我们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就下决心办一个村办工厂来，好让家里的女儿们到工厂里去上班，这样一来，家里就能增加收入，我们的生活也就会改善。几年前，我们大队办起了一个“麻纺厂”，已经收到了这样的效果。现在，我们又要办纺织厂，我相信在你们的纺织厂以及你们三位师傅的帮助下，我们这个纺织厂肯定会马到成功，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姑娘被吸收到我们的厂里来做工，社员们也都将会富裕起来，孙师傅你说对吗？

孙师傅听了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是，那是。

“簇”和“靴脚”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孙华林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香味，他禁不住这种特殊香味的诱惑，他想尝试一下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滋味，但他看到这样硬壳不知怎样的吃法也就不敢轻易下手。这个俗名叫做“靴脚”是从海岛上的岩礁缝隙中挖来的，它的上半部颜色鲜艳、壳体坚硬，像一双合着掌的“阿弥陀佛”佛手，所以有的地方也称它为“佛手”；而它的下半部却是麻黑色，柔软而坚韧，像靴子的“筒体”，所以就叫它为“靴脚”了。它上半部在“双手合拢”处有一条细缝，其实是它对的“嘴巴”，不过紧闭得十分严密，不易挖开，而下半部的“筒体”却是十分坚韧，就是用牙齿去咬也不易破壁，对于从来没有吃过“靴脚”的人来说确是感到无从下手。这就是孙师傅想吃而又不敢吃的苦衷。就在这时候，江云瑾刚巧跨进门来。孙华林见到他徒弟进来，就自然感到相当高兴，就故意装着有点生气的样子对江云瑾说：“小江，你怎么一声不响地、偷偷地溜到家里吃饭去了，是不是有点没礼貌啦，哪有徒弟不陪师傅吃饭的？”

江云瑾笑嘻嘻从容地回答说：“禀告师傅，我们这里风俗有这样一条规矩，当徒弟的不能上桌陪师傅吃饭，只能为师傅倒酒、端菜、盛饭的。我回来时肚子确实是饿坏了，那只好先斩后奏地跑到家里先去吃饭，然后再来给师傅们倒酒、盛饭，谅必师傅们是会谅解的，是吧？不过，我确是有点失礼了。”

孙华林知道江云瑾是故意编造“慌言”，知道他是出于“避嫌”的原因而“逃避”陪客的，不过，他确是不知道他是地主家庭出身这一条信息。周志林虽然知道江云瑾不来上桌陪客的心思，但他也不会去道破这个原因，于是就巧妙地为江云瑾打掩护：“云瑾，你赶快将功补过吧，给师傅们倒酒夹菜！”

那时的喝酒风气不像现在那么张狂，都是随随便便地能喝多少就喝多少，相当随便，江云瑾知道孙师傅不大会喝酒，也就不准备向师傅们敬酒，还是让他们多吃一些海鲜实惠。他看到桌子上多数菜盆上都动过了，唯有这碗“靴脚”未动，于是就对孙师傅他们介绍起来。这“靴脚”的味道在桌子上所有的海鲜中是算最鲜美的，这东西上部像佛手，下部像靴筒，其实啊，在这“佛手”里面的黑色肉体是不大好吃的，好吃的部位是在“筒子”里的白色肉体。说着他就夹来一个“靴脚”，并用手捏住它下部的“靴筒”，然后用牙齿朝“佛手”纵的方向轻轻地咬了一下，拿出来就看到这佛手已经裂开了口，接着他就用手指扒开“佛手”，就看到了上部的黑色肉体和下部的白色肉体。他强调说，你们千万别把它朝着横向去咬，否则的话，那你们的牙齿恐怕就要遭殃了。于是，孙师傅他们就很快地学会了这个吃法，在尝到了“靴脚”这种特有的鲜味后都齐声地赞赏不已……

 

十二

 

在纺织机械运到工厂以后，孙华林等三位师傅就立即紧张地投入了安装工作。为了加快安装进度，厂里除了江云瑾等五六个职工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地投入外，周志林还约请了渔业大队的队办厂的三位钳工师傅参加到厂里的安装工作。由于孙师傅他们尽心尽力地投入，以及江云瑾等人的齐心协力，安装工作不但进度快，而且质量好，完全符合机械规程上的标准。机器安装工作完成后，周志林就叫胡秀明她们十多个在宁江市纺织厂培训职工回厂，在孙师傅他们的指导下，就立即投入了试生产……

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逢而又梦寐以求的机遇，江云瑾能不竭尽全力地投入到这个他梦牵魂绕的事业中去吗？在夜深人静的时刻，车间里总还有江云瑾忙碌的身影……

常言道：真情换真诚，高师出良徒。在短短一个多月的试生产期间，“灵山瀛海纺织厂”就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一批崭新的、合格的“低级棉布”新产品展示在人们的面前，全厂职工都笑逐颜开，村民们都奔走相告。陈柏青此刻的心情就像“熨番薯”一样地热气腾腾，他情不自禁地对聚在他面前社员们说：“看来啊，我们瀛海农业大队社员的紧日子快要到头了，我们手头上能有点零用钱可打发油盐酱之类开支也有盼头了！”

灵山县百货公司闻讯派员到“灵山瀛海纺织厂”来实地考察“低级棉布”的质量，经检验后质量完全合格，决定该厂的产品全部由他们包销。这一喜讯更鼓舞了全厂的职工，当然也使全体农业大队的社员们欣喜万分！

不久，“灵山瀛海纺织厂”根据生产需要，决定再招收几十名瀛海农业大队的社员子女进厂上班。被招收的这些姑娘们欣喜万分地跨进了纺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