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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漫漫梦想路》第四章 柳暗花明

已有 535 次阅读2010-11-18 11:47 |

第四章 柳暗花明

 

 

随着处暑气节的离去,盛夏酷暑的势头也就逐渐消退,那种闷热得汗流如雨、窒息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那种难受滋味恐怕是再也不会出现了,特别是在早晨、傍晚期间就特别显得凉爽起来,使人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不过,在此前的大饥荒日月里,无论是哪种凉爽的气候里,人也是舒坦不起来的。自从早稻收割以后,人们的肚子总算才有了“饱”的感觉,脸上的菜色也渐渐地消失,变得红润了起来,这才会有真正的舒坦。

每当落日的余晖在西边山头上向人们挥手告别时,瀛海村的村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拿着凳子,摇着芭蕉扇到院落的天井中来乘凉。顿时,天井立刻就被来自院子里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少们熙熙攘攘地坐满了。尽管酷暑已经在消退,但此时留在屋子里的酷暑余威还是赖在屋子里不肯轻易地撤走,如果你坐在屋子里的话,还是感觉到相当闷热的,这与天井里的凉爽相比,显然是有天壤之别,那谁还不喜欢坐到天井里来享受一下难得的凉爽,藉以消除一天中干活所带来的劳累呢。其实,坐到天井里来的好处还远远不仅仅只是享受到一阵难得的凉爽,还可以听到一些使你高兴得乐开了怀的趣闻、轶事,也可以听到一些引人入胜的奇妙的故事,其中有形形色色的、来自道听途说并经过加油加醋的男女风流逸事,以及各种各样的来自本地和外地、甚至远至地球上另一方的世界传播出来的有趣的新闻,再加上一些出自外村或本村的婆媳之间的纠葛和妯娌之间矛盾及由此而产生的勾心斗角纷争,还有某些风流家庭中的小叔与大嫂、姐夫与小姨之间的偷情的风流逸事,再加上传说中的诸如“田螺姑娘”、“狐狸精”等妖魔鬼怪荒诞神话,你听了能不感到兴趣盎然吗?每天都有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说料”,由于“说角”能把这些“说料”说得绘声绘色、妙趣横生、活灵活现,所以听者就引人入胜、痴心入迷了。有些“说角”会按照故事中的情节,像演员一样地表现出潇洒、超脱,或者是义愤填膺、豪情满怀,所以就很自然地感染了听者的情感,他们也就如痴如呆跟着“说角”的情绪“起落”,忽而潸然泪下、为之动容,忽而义愤填膺地急切拔刀相助似的。每当这些“故事”落幕,天井里的欢笑声、揶揄声、唏嘘声就不绝于耳,熙熙攘攘地混沌一片。浑然间,人们把残留在脑子里的一切苦闷、烦恼和忧愁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是瀛海乡里普遍存在着的这样一种“院落乘凉文化”。

江家大院是瀛海乡里“算得起”的一座大院落,这座院子原来是在土地改革时划为“工商地主”的江满潮的私宅,在土改后期被没收了,除了留起大房大灶间两间屋给江满潮家人居住以外,其他的所有房子全部分配给了贫下中农居住。

江满潮在解放前拥有一艘捕鱼的大渔船和网具,也开着一家大黄鱼鲞加工厂,又有二三十亩水田,家中还雇佣二个长工和一个牧牛的童工。他家的主要收入是在于渔船、渔网及大黄鱼鲞加工厂,农田中的收益对于他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瀛海乡里,江满潮可算得上一户顶呱呱的人家。在刚解放时,他由于害怕被共产党捉去枪毙,所以他就带着几粒“金段”逃往大都市上海,改名换姓地隐匿了下来,并混进一家“手套厂”里做挡车工,以为这样一来,共产党就发现不了他的真实身分。谁知在“肃反运动”开展后不久,他的狐狸尾巴就被露了出来,其结果当然是判了徒刑,然后送往苏北去劳动改造,十年后刑满释放回家。

江家这座大院“一正两横”,正屋朝南。正屋的中间是一间厅堂间,宽敞而明亮。厅堂间的东西两旁是两间大房,与它毗邻的是各自一间大灶间,面积足足有四十多平方米,除了可供给办大喜酒时给厨师烹饪用的一座大灶头、一口大水缸以外,还可以十分宽敞地排下三四张大圆桌供家人吃饭。正屋是两层的楼房,它两旁各有三间东、西厢房,其中西首三间厢房中的中间这间作为朝西大门的通道。东厢房和西厢房的南首外墙之间有一道四米高的围墙相联,它围成这个大天井的面积足足有百把平方米,全部用淡青色的“蛇蟠石”石板铺成,显得十分气派。朝西的大门用厚实的柚木制成,两扇大门上有一对对称的铁门杯,颇有点像猛兽的双眼注视着前方,显得十分威严,似乎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势。随着这座大院身分的改变,大门上的黑漆已经剥落,这对像猛兽眼睛似的大铁环在前几年的“大办钢铁”时被挖去作为炼铁的原料,早已不复存在。这对大门自从被挖走眼睛以后,就没有一丝生气了,自然就谈不上什么威严。

这座大院里已经住着十多户的人家,都是在土地改革时搬进来的,自然都是穷苦的贫下中农人家。按照土地改革的一般“规则”,地主家大院的东大房及毗邻的大灶间一般都留给原户主自己居住,厅堂西首的大房及毗邻的大灶间都分配给该家的原长工所有。如果地主家的大院被征用为政府机关所用则另当别论。江家大院的“分配模式”就是这样,江家的家人住在原来他们自己居住的东大房,西首的大房则分配给原来是他家的长工蒋应良所有。住在大院的十多户人家,他们之中有的喜欢趁早,有的习惯于摸黑,这座大门就很难关闭。为了大家彼此进出方便起见,这座大门后来就干脆不用了。其实,关不关大门对于院内的住户来说实在是没啥关系,因为农业合作化以后这几年社会极其安宁,盗贼近乎绝迹。再说啦,住在里面的这些穷困户家里实在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会引起小偷的兴趣,他们完全不必担心窃贼光临,正由于此,这道大门自然就失去了它原来的防卫作用了。

随着夜幕的降临,东面的山头上已经显露出乳白色的一个弧形的光环,月亮正在攀登青黛色的山头。清凉的夜风轻轻地从屋顶上漫游下来,在天井里渐渐散开,慢慢地驱赶那些仍然想赖在天井不走的残存热气,给在天井里乘凉的人带来了无比的凉爽和舒适。

在江家大院里,每天乘凉的人群都挤满了整个天井。他们有的用一块旧门板搁在两条板凳上架起一付简易板床,就可以在床上舒舒服服地躺着,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不时地在身上拍着,既可以拍打蚁子,又可以驱散热气,一拍两用;有的拿出几条板凳,放在板床旁边坐着,他们当然也都捏着扇子,不时地摇扇着。躺在板床上的人大多数是某一家的户主,是壮年人或是老年人;围坐在他旁边的自然是他的家人,以这样的“模式”组成一个“单元”,在天井里很有模范地排列在整个天井。这是多年来自然形成的“俗习”,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循规蹈矩而遵守不误。胡友泉家住在大院的东厢房,他的五女儿胡招弟是一个十分招人喜爱的十来岁的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长有一双乌黑的、水灵灵的大眼睛,头上有一对羊角辫。她走路时欢喜蹦蹦跳跳、摇头晃脑地,所以她头上的这对羊角辫就像货郎鼓上的两只打鼓槌,不时地在“打鼓”,更惹人喜爱。她还十分机灵,特别喜欢替人做一些力所能及小“差事”,这样一来,大院的人就更加欢喜她了。每当晚上乘凉时,她就会主动地拿着一只系着一条细绳的竹筒子到水井里去吊来井水,然后携来给大家解渴。那时候,村民们并没有像现在人那样的“卫生意识”,对于那些甘甜而冰凉的水井水,自然是世上最好的天然冷饮“饮料”了。说来也奇怪,那时候的村民们并没有像现在人那样娇贵,一旦喝下一些生水就会犯病,那时候的人啊,每天喝井水,照样不会拉肚子,所以当时的村民根本用不着担心晚上喝井水存在什么卫生不卫生的问题。由于刚从水井里提上来的水十分阴凉,比气温要低十来度,喝到肚子里去就会感到无比的凉爽,所以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喝胡招弟从水井里刚刚提来的井水。那时候农村里的人“孤陋寡闻”,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诸如“棒冰”这类冷饮东西。再说啦,后来即使在县城里看到了棒冰,他们也根本拿不出钱来去享受这些“奢侈品”,所以他们的心里就压根儿也不想享受这些“高级消费品”,因为他们当时连家中必须要买的酱油、食盐之类东西的都发生困难,他们哪会有这种奢望啊。不过,如果你认为当时他们的生活因为物质生活的极端贫乏而感到索然无味的话,或者你担心他们喝了井水而会马上生病的,那你真的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其实啊,当时的村民们的身体可没有像现代人哪般“娇贵”,他们身体的抵抗力强着呢,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喝了井水而生病的,而担心他们在生活中没有乐趣也当然是大可不必,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活法”,他们都会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找到乐趣的。他们晚上在天井里乘凉时,既有可称谓是不折不扣的“免费的午餐”的胡招弟提供的“冷饮”,又有蒋应良为大家无偿提供的用点燃艾蒿来驱散蚊子而营造出一个安静的环境,你说,这些村民难道不会觉得这是他们一天中最愉快、最舒心的时刻吗?他们大口大口地争着喝冰凉的井水,喝足以后就交谈那些发生在村内村外喜闻乐见的奇事怪闻,真是其乐融融的啊,这种特殊的乐趣是你现在无论如何想象不出、也是无法再去体验得到的。

住在大院西边大房的蒋应良是一个厚道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人。他在解放前当长工的时候,长年累月地起早摸黑地为江满潮家干活,从无半句怨言,尽管他身体疲乏,可是他的脸上总是露出一付笑眯眯的神情,从来没有表现出过苦闷或烦恼的样子。他也从来不计较老板给他薪酬的厚薄,也不参与横向的比较,始终保持一付知足的憨厚。事实上,江家也没有扣压过他的薪金,给他的薪酬标准也不会比别人家低多少。过年时,老板娘郑香菱出于他对江家的忠诚和卖力,总是要送给他一个额外的红包——“压岁钱”。每逢此时,他总是用颤抖着的双手去接这包“压岁钱”,表现出一付感激涕零的神色,甚至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浑然不知这是他为江家付出辛勤劳动一年应该得到的回报,好像是郑香菱“恩赐”给他似的。其实,精明的郑香菱倒也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关爱”或“怜惜”之心,她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她的一种“本分”。她觉得古人说的这句话有道理:敬重丈夫敬重屋,敬重长工敬重谷(稻谷)。你“敬重”长工一分,长工必将会回敬你三分,她深信“酒泼在地上是不会酸的”。在江家,一贯来是奉行男人(江满潮)“主外”,女人(郑香菱)“主内”的原则,所以她有全权处理家事的权力。所以,蒋应良与江家的关系一直很好,甚至于在土地改革前后也都是一样。

蒋应良与江家在解放前是“主仆”关系,这种“融洽”关系好像是有一些“因果关系”的因素所致,其实,蒋应良与任何人相处时,都是用与人为善的态度对待人家,热心热肠的,从不占别人家的一点儿便宜,所以他的人缘极好。在土地改革时,由于他与江家人划不清“阶级界线”,对郑香菱的态度依然如故,所以就被人家戏谑地称为“扶不起的阿斗”,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教不会的呆大”。因为在土地改革刚开始时,农会主任鼓励他勇敢地站出来去斗争老板娘郑香菱(地主江满潮此时已经出逃在外,这个要被挨斗的角色自然就落到郑香菱的身上),揭露她用花言巧语、笼络人心的手段对待长工,实则是在实施欺诈、剥削、压迫长工的一种罪恶的、卑劣的勾当。他听后却笑嘻嘻说,你们怎么能这样瞎扯呢,她明明是因为知道我为她家干活卖力,她识好歹,就对我回报,每年送给我“压岁钱”也可算是一种赏赐行为,我怎么能抹着良心去反咬人家一口,说人家坏话呢?别人家的地主为什么不给他们家长工的“压岁钱”?他在当时竟会说出这样“懵懂”的话,人家自然会说他是一个“教不会的呆大”了。其实,蒋应良虽然是一个粗人,但他做人有他自己的一套“理念”:他认为,做人,做人,就是叫你要去“做”的,“做”是做人的本分。我出力去换取地主家给我的薪金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不存在什么剥削不剥削的问题,谁叫我的爹、爷没有留下家产给我?我如果有江家那样家产的话,我也会去雇长工来为我干活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嘛。

当时一般当过长工的人,都是担任村干部的,至少是有一个民兵队长、治安委员什么的“职务”,但蒋应良却一点儿村干部的职务也没有。在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人家都当起生产队长,他照样是一个“白身人”,什么“职务”也轮不到他的身上。不过,说实在的,你就是叫他去担任生产队长的话,他也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因为他不习惯指点别人。不过,他绝不是一个像别人所说的“呆大”,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在土地改革后期,土改工作队长准备把江家的东首的大房、大灶间这两间房子分配给他,并找他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倒是毫不推却,欣然地接受下来,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倒是一点儿也不“懵懂”。因为他知道,在土地改革时,地主家的田地和房屋都有被没收,这是“天意”,因为目前是改朝换代的时刻,这些富有人家的“气数”已尽,当该要给穷人了。江家的房子是一定要分配出去的,这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他记得在小时候听老人说起过,“扒平王”已经出世了,待到他出道时,世上的贫富就要被统统“扒平”,不再有穷人和富人之别了。由此看来,现在的共产党就是“扒平王”罗。所以,他分到江家的房子决没有侵占江家财产的意图,这是符合“天意”,因为他如果不接受的话,这房子就肯定要分配给别人了,这对江家来说是同样的结果。他想,这房子如果分配给别人家的话,倒还是分配给他蒋应良好。他与江家相处已经有十多年了,虽然以前是“主仆”关系,但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如果被分配给别人的话,那倒是不一定会相处得和谐。邻里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邻居相处如果不和睦的话,那就终日不得安宁了。他自己住在这里,今后也好有一个互相照顾。再说,他已经三十出头了,迟早总归要成家的,如果没有房子住的话,哪个女人肯嫁给你?打光棍孤单寂寞不好受不说,还要断了蒋家的香火,这样一来,我将对不起爹妈、对不起上代祖宗,死了到阴间去也无法向他们交代,所以他对于要分给他房子的决定是相当坚决的。由此看来,他也还蛮会“算计”的,也不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啊。过了半年光景,他果然结婚了,女人是他曾经在江家朝夕相处的在江家当女佣的吴嫂。她是一个寡妇,土地改革后,江家自然再也不能雇佣她当帮嫂了,她回家去又无立足之地,怎么生活啊。郑香菱出于好心,就把蒋应良和吴嫂凑合成了,蒋应良和吴嫂为此都感恩不尽。婚后第二年,他们生了一个白胖胖的儿子,他俩都笑得合不拢嘴,心里面总是热呼呼的。不过,后来还是有人说,蒋应良是一个喝了“迷魂汤”的人,头脑里一点儿阶级斗争的觉悟都没有!

 

 

 

郑香菱经历了她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惊涛骇浪式的丈夫逃难、土改挨斗、严厉管制、大饥荒等岁月后能“幸存”下来,觉得还是有点“庆幸”的,因为虽然已经“家破”,但还没有“人亡”,比起同一类型的地主人家,他们的户主大多数被拉出去枪毙了,而江满潮却逃过了这个“鬼门关”,虽然在苏北劳改,但总有一个回家的盼头。更使她欣慰的是她的大儿子江云卿在上海F大学读书,将来就有出息,也算是江家的“未来的荣耀”所在。老二江云瑾虽然没能进大学去读书,但现在做木匠也要比在农业队里做农业要好一些,她对此甚至有点“满足感”。至于她在村民面前只能是低着头走路,低三下四的受尽了羞辱,那是“天意”,不是她能够用什么办法去加以改变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但想通了,而且也习惯了。她想,低三下四的人又不是她一个,凡是地主、富农人家的人都是遭羞辱的,这有什么办法呀,其实“看穿”了也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正如像做“破鞋”(婊子的贬称)的一样,反正是“破罐破掷”,已经不存在什么“面子”的问题了。所以在这一段时期来,她的生活已经有点平静了。但她想不到这个“平静”的生活,突然被江满潮刑满释放回家搅乱了。这倒不是说她不希望江满潮回家,希望丈夫能早日回家是她梦寐以求的期盼,世上还有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能夫妻团圆的?自从接到江满潮来信说他不久就要释放回家后,她几乎是每天在伸长脖子盼望呢。在江满潮回家后的那天晚上,她和他在床上“缠绵”得像新婚似的……那末,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件会突然打破郑香菱的平静生活呢?是不是江满潮对郑香菱突然发生了什么“奇异”的行为?或者是他回家后就开始搞了“反革命破坏活动”而给她带来了“祸患”?其实都没有发生这些事情,这个“搅乱”是郑香菱和江满潮自己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这也许可算是江满潮的“运气”不好所致,或者也可以说是出于“巧合”,是江满潮回家来得不是时候。原来,在江满潮到家后不久,刚好遇上大队按照上级规定要变更一下原来的“制度”,即要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从原来的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有些社员的“属队”需要重新编排,因为江满潮刚刚刑满释放回来,原先不属于任何生产队,于是就分在刘阿根当队长的生产队里。问题就由此而来……

这天傍晚,全院子里的人都出来乘凉了,唯有江家的人一个也没有出来,似乎仍在他屋子里受闷热。

蒋应良对乘凉的方式不像其他邻居的户主那样喜欢在天井里搭起木板床,然后悠闲地在板床上舒展着身躯懒洋洋地躺着,他只是拿着一条板凳在天井里坐着,也像其他人那样地摇着一把芭蕉扇不时地在胸前、脚下拍打着。他有一付硬朗的身体,不习惯懒洋洋地在天井里躺在板床上。他这硬朗的身体当然是在解放前做长工时练就的。他在每天下工时,总要带一束艾蒿(它是一种草本植物,菊科类,有一种特殊气味,晒干后点燃有驱蚊子作用)来,每当傍晚降临时,他就要点燃它驱赶蚊子。他和胡招弟这对一老一小,真是一双好搭档,像唱双簧似的,一个取井水来给人解渴,一个用点燃的艾蒿烟把蚊子驱散,难怪大院里的人都齐声夸赞他们俩为大家做好事。

只要是谁家出了一些烦恼或不幸的事,蒋应良总会十分关切,并竭力地劝慰人家,如有用得着的地方,他一定会竭力相助。此刻,他忽然想起今天早上好像看到过老东家的小儿子江云瑾的身影,他怎么不到天井里乘凉?还有,自从江满潮刑满释放回家以后,他每晚总是要到天井里来乘凉的,他今天怎么也躲藏在屋子里不出来了?蒋应良朝他家里的后房一看,只见房里的灯暗暗地亮着,说明了他们家的父、母、子三个人确实是在后房里商量着家事,他们在商量着什么?他顿时心中生疑起来,他家会不会出什么麻烦的事了?蒋应良在前几天因一家亲戚有事,他在那里耽搁了三天,所以回家后就不知道这几天在大院子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于是他就向躺在他旁边的胡友泉问道:“喂,老胡,我看云瑾好像回家了,他师傅那里的木匠活难道没做啦?他除了过年过节以外一般是不大回家来的。他既然回家了,这么热的天气为什么不到天井里来乘凉啊?”蒋应良知道江云瑾在他的表兄那里做木匠活很忙,几乎常年不断,据说他的木匠技术大有长进,他师傅也离不开他。蒋应良还记得,云瑾在去年过年回家休息时,还抽空特为给他做了三四条木板凳。他看着为他做好的木凳,不禁赞赏起来,真是耳听为虚,眼见是真啊,云谨的木匠活果然做得不错,四角工整,凳脚扎实,四只脚的斜度十分标准,真是有板有眼的,他当时就一味夸赞他木匠技术过硬。

胡友泉住在江家的大院子东首的三间厢房,这也是在土地改革时分配给他家的。在这三间的厢房中,中间这一间是“敞堂”,原来是敞开着的,分给胡友泉家后,他就装上了门,并当作灶间。全家七八口人挤在北首的厢房里,三张床和一口衣柜摆下后连走路都很困难了。南首的一间厢房则是要放一些家具、杂物及堆放粮食之类所用的,所以就真的十分拥挤。不过,胡友泉对此还是相当满足的,比起他家原来居住的茅草房不知要好多少了。他与蒋应良的邻里关系很好,知人知心的十分谈得来。胡友泉在这几天没有出外,他当然知道江家发生的事情。他知道江云瑾近来出了点麻烦。自从大队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恰逢江满潮刚回家不久,此时大队的社员们归队要重新编排,江满潮编在刘阿根当队长的三队里,他的全家人自然也都归属于三队了。刘阿根此人心胸狭窄在村里有名的,他胸中容不下芝麻般大小的“粒子”。他的阶级觉悟高,对地主及地主家属极其憎恨,特别是那些经济上现在还比他“宽裕”的地富家庭,更是恨之入骨。他曾公开抱怨说,地主富农们的生活还比我们穷人过得好,这还了得!我们穷人翻身翻在哪里啊?这说明共产党的革命还没有彻底!自从江满潮一家人划入了他的生产队后,他就处心积虑地想要把江云瑾叫回到生产队里来参加农业劳动,他能让这个地主尾巴“逍遥在外”吗?我们贫下中农种起来的粮食怎么能供给这个地主尾巴享用?我们一天到晚陷在田里,上面被太阳晒,下面被蚂蟥叮,这个地主尾巴却在屋子里穿着鞋袜舒舒服服地做一些轻松的木匠活儿,这太不公平了!这怎么算是我们贫下中农翻身了呢?哪有这样便宜的事!于是,他就对江满潮下了一道死命令:限你的儿子在三天之内归队,否则的话,你们全家就甭想从生产队里分到一粒粮食!

这下子可急坏了郑香菱。照例说这应当是江满潮这个当爹的先着急起来的,可他对于儿子面临着这么大的“危机”却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其实,江满潮也是出于无奈,他难道也不会痛惜他自己的儿子?他能有什么办法吗?他在百般无奈之下,只好负疚地对郑香菱说:“刘阿根这个人的脾气你难道不知道?对这样的人你就是跪下去求他也是无济于事的。你不要以为我还是以前的江满潮了,说出话来有一定的份量,我现在可是一个刑满释放的劳改犯,一个被贫下中农管制生产的地主分子,我说出的话比屁还臭哪。你要想得明白一点,现在该是我们这样地主家庭的人该晦气受罪的时候,你就不必异想天开了。再说啦,你看人家贫下中农不都是也在下田做农民吗?我们做地主的人家还有什么话可说?”

郑香菱听后,真是气愤得连眼睛里冒出火花来!这个“杀千刀”的怎么会这样地没有父子之情?他难道一点儿也不心疼儿子的痛楚?如果现在再不加紧动动脑筋的话,一旦到了“木已成舟”的时候就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云瑾如果真的回到了生产队里去劳动,以后就很难再改变了。这样一来,她这么多年来为她这个小儿子动的心血岂不就全白费了吗?……

这就是他们父母子三个人不出来乘凉的原因。

蒋应良听后真是感到十分气愤,这个刘阿根,也真是太古怪了,人家在外面做木匠关你什么事?再说,江云瑾在外搞副业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他按规定每年都要上缴二百元钱款到大队,大队给他记二百工参加大队分红,而当时的大队工值只有五角,实际上他是亏了一半钱的。现在改为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他肯定也是要向生产队来缴款的,这种双方都有利的办法为什么还要去推翻它呀,对于瀛海乡这样人多地少的特殊情况,推行这样的政策是完全符合大多数社员的利益的,他刘阿根为什么一定非要把他叫回来做农业不可?他这种做法实在真是太横蛮无理了,世上哪有这等强横的行为!但他在气愤之余,又感到无能为力,他知道,在目前这样强调“阶级斗争”的形势下,他能去责问刘阿根吗?他能为江云瑾做些什么呢?……

 

 

 

江满潮的家人现住有正屋的东首大房及相邻的大灶间。江满潮的妻子郑香菱,出自大户人家。她生有两个儿子,老大名叫江云卿,老二名叫江云瑾。在解放那年,江云卿在高中读书,而江云瑾正好小学毕业。由于江家有上百亩的良田,也有黄鱼鲞加工厂和渔船,在土地改革时肯定要被评上地主成分,江满潮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他就毅然决然地决定逃往上海,隐姓埋名地在大都市里藏匿起来再说。他在逃往上海时,当然要携带了一些“金段”应付开支。江家殷实,江满潮虽然带走了一些金银,但家里还留着不少金银细软,可供家人的急需之用。根据土地改革的政策规定,对地主的家庭的土地及多余的房屋(除自己居住的以外)采取了要没收的政策,而对于地主家里的金银细软并没有规定要加以“没收处置”,所以,郑香菱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庆幸”,如果政府要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的话,那她的大儿子在外读书的费用就没有着落了,他自然就要面临失学。丈夫一旦被捕以后,她和小儿子母子俩都是“身无缚鸡之力”的人,能靠自己的劳动吃饭?如果没有这些“家底”的话,她真的不知道以后怎样过日子。她是一个有心计的人,她知道在共产党的天下,像她家这样的地主阶级的人只能是“夹着尾巴做人”,绝对不准丝毫显露出“阔气”的样子,更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骄气”,只能够装穷、哭穷,在人面前摆出一付“可怜兮兮”的样子,也许才会得到一些人的同情和宽恕。所以,自从在江满潮离家“避难”以后,她就连头发都不梳理了,头发就像个“麻雀窝”似的,她有时还故意放上一些草屑,看上去有点儿像“癫婆”的模样,这与她以前的“阔太太”打扮自然有天壤之别,判若两人了。虽然瀛海村的村民们都不是属于一群“弱智”的人,当然看得出郑香菱是在故意“装蒜”,但他们觉得这个郑香菱现时确实算是一个“可怜”之人,也就不去揭穿她的“把戏”罢了。正因为郑香菱还是有相当的实力,所以在江云卿高中毕业后考取了上海F大学时,她就毫不犹豫地让老大江云卿及时地到上海F大学去报到,要使他尽快地离开这个属于“是非之地”的地主阶级的家庭,免得遭人白眼,做一个低三下四的人。老二江云瑾的命运就没有老大这么幸运了,在他初中毕业后就失学了。一来是当时县城里没有高中,要读高中就必须到离县城有一百多公里的宁江市去报考、求学,而且此时的“政策”已经十分强调“阶级出身”,一般的剥削阶级的子女在高中毕业后已经没有什么希望考进大学了。精明的郑香菱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让江云瑾去考高中。她想,就算是老二在高中期间学习成绩好,即使在高中毕业后能百里挑一地考入大学,但在这三年的高中期间的经费支出却是需要一大笔啊,再加上他还要上大学去读书,那她的家里就有两个儿子在大城市里读书,那可是一笔不少的费用哪。虽然她目前还能拿得出这些钱,但这个影响就大了,她平时不是经常地在人家面前装穷、哭穷吗?这样一来,这岂不是等于自打了一个耳光?再说,丈夫已经在“肃反”时被逮捕,判刑后已发配在苏北改造,何时才能回家是无法预料的,大儿子已经在上海求学,如果再让老二也出外读书的话,只剩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家里守着,也实在是太寂寞了。此外,她深入地盘算了一下,“家底”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厚实了,因为上年在“缴公粮”时用去的“数目”又占去了一大笔。这是因为在土地改革之前的那一年,她家的土地虽然还没有被没收,但那些向江家租种的佃户们自然不会再来向江家缴田租了,因为地主已经成为“过街的老鼠”,只有挨斗、挨骂的份,佃户们难道还会这样“傻”吗?但是,这些田地当时在名义上还是属于江满潮家的,国家在当年对这些田地的征收公粮自然要由江满潮家来负责。于是乡政府就把“征收公粮”的“通知单”交到郑香菱的手上了,并限令她在几天之内必须如数上缴,否则就要当作违抗政府的法令,作为犯法来处置。郑香菱当时被吓破了胆,连忙把几块“金段”去“兑现”了。她对此能不心急如焚吗?江满潮已经“远走高飞”了,如果她也被共产党捉去坐牢的话,还有谁来照顾她的两个宝贝儿子?这岂不是真的要家破人亡了吗?所以,她仍然觉得,虽然损失了几块“金段”,“家底”严重受损,但还是“合算”的,花钱保平安嘛。只要能保住这个家庭就是万幸了。不过,从此她就更加“装穷”起来,好像家里面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花光了。她考虑到,虽然家里的金银细软还有一些,但如果再遇到此类“折腾”的话是经受不起的,除非遇到相当特殊情况的话,她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去“动用”它了,因为现在是要靠劳动吃饭的天下了,如果把这些“家底”全部消耗殆尽的话,她自己今后怎么去过日子?凡事都要考虑周到、周全,多留一条后路就有多一次活命的机会,万一老头儿永远回不了家的话,她总不能把自己活活地饿死。“金银财宝”可是救命之物,如果家里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当初江满潮就无法逃到上海去隐匿,他待在家里的话,也就要像其他没有外逃的地主一样都被共产党拉出去枪毙了。由此可见啊,古人说的话没错,“铜钿银子好买命”哪,江满潮这条命就是用金条买来的嘛。老二由于年纪还轻,他不知道家中的底细,我现在还不能把这个家底如实地去告诉他,如果让他知道家里还有“家底”的话,他是一定闹着要像他哥哥那样去考高中,去考大学了,所以她决定还是先不要告诉他为好。于是,她就装得相当可怜的样子对老二说,云瑾哪,你已经也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家的处境,你老爸遭难在外,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老大在上海读书,每年都需要不少的经费支出,已经弄得我焦头烂额了。家里当初确实有一些金银细软,你老爸在逃往上海时就带去了一些,后来在向乡政府“缴公粮”时又花去了不少,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再加上你哥在读高中、你读初中时又用去一些,剩下的这一点点东西总不能把它全部花光呀,你我还有两张嘴巴每天要吃哪,你说是吗?我虽然也希望你能像你哥哥那样地能去读高中、上大学,有一个好前途,可是现在家里实在是没有这个条件呀,你受了委屈,这真使我像刀割一样地难受……说着说着,她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年轻的江云瑾知道母亲的说话的用意,他能体谅到母亲的苦衷,就同意母亲叫他放弃继续入学的决定。所以,他在初中毕业后就去跟着未能升入高中的同学们一道到“粮管所”去做了几个月的“助征”工作。几个月后,由于他出身于地主家庭而被“粮管所”辞退了,不像其他的同学那样,顺利地转为正式的工作,他为此而伤透了心。他想,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啊,认命吧。

郑香菱身在农村,当然清楚做农民的艰辛,她是不会让这个宝贝儿子去受苦的。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终于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做木匠的侄子。这个侄子由于脑子灵活,又肯吃苦,所以成为乡里一个颇有名气的能工巧匠。她想让儿子跟他去学木匠,肯定会很快地学到木匠的技术,高师出名徒嘛,她相信自己的儿子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像样的木匠,虽然做木匠也是一门靠出力气的活儿,但总比当农民种田强啊。江云卿听从母亲的决定,内心里也觉得做木匠总比当农民好,虽然这也是一种出力的活计,但比起当农民的艰辛要好得多。他虽然年轻,但也知道下田要遭受日头晒、蚂蟥咬,特别是可怕的蚂蟥,它咬住腿脚后,要从腿脚上吸了很多的血,它浑身胖得像一只“小袋子”似的在腿上晃动着,多害怕啊。还有,像施肥呀、割稻呀、掏番薯呀等农活都是要挑重担的,我这样身轻、力薄的人哪能吃得消啊。为此,他从内心里感谢母亲对自己的关爱和体贴。他觉得,母爱真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感情。

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他师傅(也是表兄)的严格要求和诚心的教诲下,很快地学会了木匠的基本手艺。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不知旦夕祸福,他猛不防在江满潮回家后偏偏会遇到实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他们的一家偏偏又会编在这个刘阿根的生产队里,而这个刘阿根偏偏是一个小心眼的人,竟然一定要江云瑾非要归队来参加生产队里的农业劳动不可,这真是造什么的孽啊!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犹如晴天的一声霹雳,对郑香菱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江云瑾此时已经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了,对世事当然有了清醒的认识。这些年来,他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处处被人瞧不起,比旧社会里被人称之为“坠民”的人还要低贱几等,有人甚至于在当着他的面用讥讽而篾视地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是地主尾巴”!多少年来年来,他已经被这样的羞辱羞得麻木不仁了,他只有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聊以自慰以外,就别无他法去求得心灵上的安宁。十年前令人恐怖一幕至今还深深地印刻在他脑海里:那天,他的一个堂伯要拉到沙滩上去枪毙了,他和几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怀着有点“好奇”的心情,跟随着那些全副武装的民兵们押着他的堂伯到沙滩上去执行枪决。他见到他的堂伯五花大绑地跪在沙滩上,他后面有两个民兵用枪口紧紧地挨着堂伯的脑袋,只见“砰”一声,他的堂伯就应声倒地,他的脑袋被“开了花”,鲜红的脑髓流出来在沙滩上染红了一大片……他当时感到万分的恐怖,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在此后的许多夜里一直做噩梦,总是梦见着“开了花的脑袋”。他想,幸亏他爸外逃,否则的话,他难道不也要像他的堂兄那样地被拉出去枪毙掉?比起他的堂伯家来,他家还是算幸运的了。人哪,只要生命还留着,一切的不幸总会是慢慢地过去的,并且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地被冲淡。几年来,他总是用他自己的家庭与堂伯的家庭去对比,总觉得自己家还算是幸运的,这样他才得到了一丝的安慰。

此刻,他自己的命运面临着一次“突变”,面对他父母亲俩人为此而发生争论以后,他渐渐地冷静起来,他又一次地运用了“阿Q”精神胜利法,假如我当初没有去学木匠的话,现在不是一样地在做农业吗?这有什么可以感到“痛心疾首”的?于是,他就奉劝母亲说,妈,你也不必太在意了,权当你当初没有把我送去学木匠吧,我现在难道不是与别人一样地在做农业吗?我是一个年轻人,会吃得起苦的,你放心吧。妈,做人哪一定有想开一点,特别是像我们家这样地主阶级家庭的人,做人本来就是应该比人低一等的,我现在做木匠活是比人家做农业要舒服了一点,这就肯定要遭到人家贫下中农妒忌的,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再说啦,万事都不能心急,心急喝不下热粥啊,让它冷下来,也许就会畅快地喝下去了。说完,他还向父母亲苦笑了一下。

江满潮和郑香菱听了儿子的话后,都觉得儿子说得有道理。况且,除了“冷一下”以外,他们实在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了。

 

 

江云瑾进入到三队来参加劳动以后,繁重的体力劳动压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他咬紧牙关地忍受着。凡是队里的重活都有他的份,刘阿根处处都不会忘记“照顾”他。割稻种田等重活都是必须要全体队员参加的,他自然理应在内,但诸如挑粪施肥等重活,队长都一般地会选派队里身体比较强壮、劳力较好的人去参加,但刘阿根仍然还不会“忘记”在队里也算是身单力薄的江云瑾,非要派他去参加挑肥这样的重活不可。他当然是有意要折磨这个地主尾巴。江云瑾当然也知道知道刘阿根的用意何在,但他只能忍气吞声。他尽管肩膀上已经发生了红肿,但他还是忍着揪心的疼痛坚持着,尽量不要在表情上流露出来,这样会更使刘阿根感到称心如意、幸灾乐祸,会更加得意忘形起来。凡是队里要到水田里和旱地上去分开干活的时候,刘阿根总是要派江云瑾到水田里去干活。大家都知道,在旱地里干活燥脚燥手的,活儿也相对比较轻松;而到水田里去的话,不但在长久地陷在水里难受,还要受到蚂蟥咬叮,怪难受的。江云瑾当然也能领会到刘阿根对他的“照顾”,但他也只能深深地埋藏地心底,不能有任何的怨言,当然也谈不上有什么反抗之举,尽管他感到腰痛背胀,他还是咬咬牙地坚持在水田里耘田拔草。他想,只要自己能咬紧牙关坚持下去,这一切难忍的苦痛肯定会习惯的,习惯以后就再也不会感到苦痛了,人家不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郑香菱看到自己的儿子遭受到如此的苦难,只能每天暗暗地流着眼泪……

对于江云瑾的遭受到的这一切的“尴尬”,刘阿根在心底里感到窃喜,他有了幸灾乐祸式的快慰,心里面似乎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满足。所有的这一切,难道不是他一手所“制造”出来的吗?难道不是他朝思暮想所想拥有的“颐指气使”的欲望吗?我今天有了这个权威,当然要充分地运用它。想当初我在地主家当长工的时候,受尽了你们这些人的压迫和欺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今天老子终于翻身了,老子难道会放过这个报复的机会?你这个地主尾巴,今天只能在老子的命令之下乖乖地就范了,你想比我们贫下中农过的日子好?你想得美,你做梦去吧!

刘阿根对地主阶级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憎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报复心理是与他当长工的经历分不开的。解放前,他从十八岁起就给地主人家当长工,没少受到过苦涩的滋味。他在张姓的地主家当长工时,这家地主的老板娘是一个十分刻薄而古怪的人,有些做法实在是过于苛刻,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离奇”,真是太挖空心思和别出心裁了。这个老板娘是一个极其讲究“卫生”的人,她担心长工在挑水时放屁,放出的屁就自然要渗入到后面的一桶水里去的,那么,这一桶水自然就不能喝了。所以,她就要求刘阿根在挑水时一定要严格遵守她的规定:他只能把一担水中前面的这一桶水倒入水缸里去,而后面的这一桶水可能有屁渗入,就不准再倒入水缸里去,一定要倒在天井边的水沟里去。这样一来,刘阿根挑水的利用率自然只有一半了,明明挑三担水就够了,为此他却要挑六担水,他能不感到气愤吗?刘阿根是一个善于动脑筋的人,他在气愤之余就想出了一个“奇妙”的计谋来报复她,你要想喝前面一桶“干净”的水,老子偏偏要让你去喝后面一桶“有屁的水”。所以,他在挑水的时候,尽一切可能要挤出几个屁来,好让放出的屁渗入后面的水桶里去。你不想吃屁,老子偏偏要让你吃屁。然后,当他把水挑到后门口时,就暗暗地把前后这两桶水对调一下,把后面的那一桶有屁的水故意放到前面去,而前面的这一桶水自然就在后面了。这样一来,倒入水缸里去的自然是原来后面的这一桶水了,而倒掉的这一桶水恰恰是原来前面的这一桶水了。他事后暗暗地窃笑,这下子,你总要喝“有屁的水”了吧!他与老板娘之间类似的“周旋”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如果刘阿根的嘴巴严密一点,不把自己的“聪明”之举说给他的长工伙伴们听,以卖弄自己能动出的“妙计”之聪明以及嘲讽老板娘的愚蠢的话,这个老板娘也许不会很快地发觉刘阿根的“把戏”,至少要等到她或者她的家人偶然看到刘阿根在“对调”水桶时才会“猛省”到他做的这个“把戏”,才会发现并揭穿刘阿根的“阴谋诡计”。由于这个“故事”具有相当的趣味性,这些伙伴们就一传十、十传百地流传了开来,最后自然就会传进了张家的老板娘的耳朵里去了,其结果就不言而喻,刘阿根被张家辞退了。从此,刘阿根就背上了一个“坏名声”,地主人家都不要雇用他当长工了。这样一来,他只能给人家在农忙的季节做一些几个月的“打月工”,收入自然也就没有像当长工那样有保障了,他能不痛恨地主阶级吗?还有一个更使他想不到的由此而来的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的“后果”:由于他没有一个固定的雇主,在土地改革时就自然不能“享受”别的当长工那样可以分到雇主家的大房、大灶间了,他只分到了两间小偏房,他当时气愤得怒发冲冠,甚至于同土改队长吵嘴,骂他太不关心他这个当过长工的人。从此,他对地主阶级更加恨之入骨了。不过,江家与他倒是无冤无仇的,江云瑾为此而背上“黑锅”说起来倒是有一点“冤枉”。

这是一个十分闷热的下午,虽然“立秋”气节已经过了好几天,但还是叫人闷热得透不过气来,整个大地犹如一个大蒸笼,热气腾腾的到处都在“冒烟”,连大黄狗都不敢在烈日下的大街上行走,嘴里伸出长长的舌头,湍急地呼吸着,懒洋洋地躺在路边的阴凉处避暑。只有不怕炎热的蝉儿执着在杨柳树上不断地发出引人注目的、刺耳的声音:炽热——炽热——,似乎在提醒出门的人要谨防酷暑。人们在这个“大蒸笼”里被热得简直无处藏身,汗流如雨不说,连眼睛都睁不开,这都是由于“秋老虎”的气势汹汹地向人们大发淫威的结果。

尽管如此,当农民的还是要冒着这盛暑酷热照常地要到田间去劳动。这天,三队的十来个社员在刘阿根的指派下要挑着粪便到西门外的田间去施肥,江云瑾自然也在其中。这些社员在队里的大粪坑边各自依次用便勺盛满自己的便桶后,又在坑边的阴凉处休息了一会儿,想过会儿这酷热也许会稍稍地消退了一点后再去挑粪桶担,这样也许会好受一些,但等了约半个时辰光景,仍然不见它有丝毫消退的迹象,他们就只好挑着粪桶担出发了。在这样的大热天里,就是空着手走路也要使你汗流满面的,就不要说他们挑着这有一百多斤担子的人会是怎样地难受的了。

比起其他社员来,江云瑾挑着这粪担自然要比他们更加沉重、更加艰辛得多。前几天因挑重担而使他肩膀上发生了红肿,犹如两个出笼的大馒头贴在他的肩头上,每当扁担一接触到这个“馒头”上时,他就会感到揪心的疼痛。当农民的哪能没挑担呢,今天不是又要挑粪担了吗?当郑香菱看到自己的宝贝儿子肩膀上发生了红肿时,心里顿时感到了莫大的痛惜。今天早上,当她看到江云瑾又挑着一双粪桶要准备出工时,她就立即拉住他,叫他到刘队长那里去请假一下,今天就别出工了,你这样红肿的肩膀还能挑担吗?江云瑾对他母亲苦笑了一下,没事的,妈你放心好了,就甩开母亲的手,固执而坚定地走了出去。郑香菱只得暗暗在流泪。

他当时在路上边走边想,他能去向刘阿根那里去请假吗?是因为自己的肩膀上发生红肿了,这难道是请假的正当的理由吗?不要说他知道刘阿根肯定不会同意他请假,反而会对他说些揶揄之词,这岂不是自讨没趣吗?甚至于还要落下一个“笑柄”,真的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懦夫,多了一个可供人们饭后茶余闲谈时的笑料。哪个人难道还有从娘胎里生下来就具备一副坚硬的肩膀的?哪个人不都是从劳动的实践中锻炼出一副坚硬的肩膀来?如果,我今天因害怕疼痛而畏缩退却了,今后就永远也不锻炼不出一付坚硬的肩膀,也将永远地被人瞧不起。所以,他当时就怀着一定要战胜疼痛的决心,迈开坚定的步伐走向生产队的大粪坑去。……

当这一支挑粪的队伍缓慢地行进到西门外的“废麻厂”(这时已正式取名为“瀛海麻纺厂”)附近时,江云瑾的体力渐渐地感到不支,再加上肩膀上疼痛的强烈刺激,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恶心,全身恍惚起来,他无法稳住身上的粪担,浑身摇晃了。不过他头脑还是清醒的,他不能把自己连同粪桶一起摔倒,否则的话,这些肮脏的粪便就要溅到自己的身上来了,浑身臭不可闻不说,还会把自己洁净的身体弄脏,于是他用尽吃奶的力气稳住身子,一定要把这双粪桶安稳地放到地上,不能让它倾覆,不过,他还是在粪桶尚未着地时他也再无力控制自己的身体,就不由自主地倒下了,不过,这两只粪桶倒是真的没被倾覆,还是坚强地立在地上,尽管粪桶里的粪水还是在粪桶里乘机发生“骚乱”,不甘心地在桶内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波澜,不时地在桶内乱窜、摇晃,似乎很不服气地被粪桶束缚着,尽管如此,它们的挣扎显然是徒劳的,仍然被牢牢地围在桶内。如果粪桶被倾覆的话,它们就可以自由地流到地上去各奔东西了。

这个结果显然是由于江云瑾刚才竭尽全力取得的结果。

走在前面的社员听到砰地一声,知道是后面有人跌倒了,于是都回过着来看,果然不出所料,处在挑粪队伍最后面的江云瑾已经倒在两只粪桶中间。社员们连忙放下自己的粪担,快速地赶到江云瑾的身旁来救助他。他们只见江云瑾脸色雪白,满额头上沁出细细的汗珠,但他的神志倒还清醒,大家才知道他是中暑了。于是大家就七手八脚地把江云瑾半拉半抱地弄到了“废麻厂”前面的一株大树下,手忙脚乱地乱成了一堆,还有人呼喊着:发痧了,发痧了……

周志林听到厂外人声嚷嚷地,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就走出厂来看个明白。杨正道也紧随其后从厂里走了出来,他是周志林在筹建“废麻厂”时的最早的搭档和助手,在筹建过程中,无论是在挖“腐烂池”,或者是在“腐烂池”造好以后的废缆绳的“发酵”过程中,他总是不怕脏、不怕苦、不知疲倦地起早抹黑地工作着,他为了使“废麻绳变成麻丝”这一项工作确实花费了不少力气,用周志林的话说,杨正道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废麻厂”的产品出来以后,他就成了厂内的打杂工,凡是车间内的材料、半成品之类的搬运工作就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了。

当周志林看到一群人围在大树下忙碌着,还不时地听到“发痧了”的声音,于是就走过去想看一看到底是谁发痧了。当他走到大树下时,才看清楚是江云瑾躺在树下的一块石凳上。他认识江云瑾,也听说过由于三队的队长刘阿根不同意他出外搞副业,一定要他回队务农的事。他问了问情况,才知道是由于天气太热,加上他身单力薄,挑了如此的重担而体力不支以后就特别容易引起中暑的。他看了看江云瑾的脸色和他的神志,也觉得是老百姓所说的“发痧”,不会有其他的毛病,问题不是很大,休息一会儿后可能会慢慢地好起来。他懂得不少生活中的一些小常识,略知消除中暑的办法。他先在江云瑾的嘴唇边的“人中”位置用力地捏了几下后,又连忙叫杨正道到厂里去拿来一包“仁丹”和一杯凉水,随后就叫江云瑾服吞下去。过了不久,江去瑾的脸色渐渐地恢复了红润,大家刚才还有点悬着的心才慢慢地放松了下来。这时,正在厂里上班的胡秀明闻声江云瑾中暑了,就急急忙忙走出来看江云瑾。当她看到江云瑾脸色煞白,不禁有点担心和心疼起来,连忙弯下腰去轻轻地问江云瑾:“云瑾哥,还好吗?”江云瑾见到胡秀明对他如此地关切,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赶紧露出一丝笑容,并说:“现在好些了。”确实,在周志林的“急救”以后,他的脸色有了明显的好转才放了心。

江云瑾到此时才想到,幸亏刚才他做了万分的努力,才不至于把粪桶倒翻,否则的话,那后果真的是十分尴尬了。他知道农村里有这样的习俗:凡是被粪便溅到身上的话,就认为是染上了“晦气”,必需立即要用糖水加以洗涤,藉以除去“晦气”,当然也同时洗去污物,清洁身体,涤荡身上的臭气,他知道用“糖水洗身解脱晦气”是“象征性”的,这是一种习俗,其实要真正洗涤污水只要用水去洗就够了。如果他当初不使尽吃奶的力气极力不让粪桶倾覆,最终使粪桶安然地立在地上的话,那他肯定是要被粪便溅满全身了。虽然社员们也许会不顾龌龊地来扶他到大树下,但人家这样做也是出于万不得已的事啊,谁还会愿意自己的手被弄脏的?如果他一身污秽的话,此刻胡秀明走近到他一身充满臭气的身旁会有怎样的感触呢?他还有颜面面对她吗?他为此而出现的狼狈处境和尴尬的局面也完全可想而知。这还远远不够,按照当地的习俗,就必须要请人用“糖水”来为他“洗涤”以后才会解除“晦气”,否则的话,就可能会招来“灾星”,导致不幸的灾祸降临,那麻烦真的是太大了。须知,当时的食糖是凭票供应的,每个人在一个季度只能领到一市两的“糖票”,全年还不足半斤,真的是算为稀罕之物,哪里去设法找几两糖来为自己冲泡糖水“洗涤”呢?这简直是像当年的“白娘子为救许仙而上山去找灵芝”还难哪!他为此而想道,做人做事一定要顽强,不论遇到什么“意外”,一定要竭尽全力地去抗争,去顽强地去阻止可能导致“麻烦”发生的各种因素,才能避免了“麻烦”的发生。

胡秀明与江云瑾不但是邻居,小时候还有过一段“青梅竹马”的历史。不过,在他们各自长大懂事以后才渐渐地疏远了,这当然是江云瑾故意这样做的,因为他知道,他们俩“门不当,户不对”,不可能把原来“天真的感情”再继续发展下去,而且各自的母亲看到他们似乎都“有点意思”,所以都向他们打了招呼,叫他们的“友谊”不能再这样继续地保持下去了。江云瑾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一个“地主尾巴”,自卑心理时时刻刻地警告自己,他不能妄想去找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来与他结婚成家,不要说她是否会愿意,就是愿意的话,他这样做无疑地会使她无故地受辱一生,他也不会忍心一个心爱的人去遭受这样的不必要的“耻辱”,所以后来就特为故意地渐渐疏远了她,才使这段本来也许可以成为“眷属”的感情发生了逆转。可是,胡秀明却没像江云瑾这样想,她还一直对江云瑾情真意切,她对于江云瑾渐渐地疏远了她感到很“愤恨”,并一直“记恨”在心,因为她与江云瑾不一样,她并不在意她母亲对她的“忠告”,她觉得江云瑾是她心中的意中人,她一意孤行地执着。当然,胡秀明也不是一个“懵懂”的人,她对于江云瑾突然对她的“冷淡”并不是发自他的内心,是出于对她的爱护,他有他的苦衷。她心中有数,江云瑾不是不喜欢她,肯定是由于自己的地主家庭迫使他放弃了自己的“初衷”,即使继续发展下去,最终也是无法了却心愿的,所以他决定长痛不如短痛,还是早下决心断了这份心思为好。所以后来尽管她们两人很少接触了,但胡秀明的心还是深深地、暗暗地爱着江云瑾,为此,当她母亲要为她介绍对象时,她就坚决地借故反对说,我还年轻呢……

江云瑾感到自己的身体有点恢复以后,就想要去完成没有完成的施肥工作,但被周志林阻止了,其他的社员也认为他需要再休息一会儿,现在还不能去挑重担。杨正道见到江云瑾还没有完全好转就要去挑粪,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堵塞般地难受。他见不得“受难”的人,一见到的话就会产生同情心,然后就会立刻去实施救助。于是他就对江云瑾说,这担粪肥你现在绝对不能去挑,挑了就肯定要出问题的,你还是要再休息一下为好,那粪担就由我去替你去完成好了。说着,他就豁然起身走向放粪桶的地方去了。

周志林见到江云瑾渐渐地恢复了元气,就对其他社员说,我看江云瑾的身体已经逐渐地恢复了,就让他在我们厂里休息一下吧,由我和胡秀明照顾好了,你们就各自回去施肥吧,以免影响农活。于是,其他的社员就各自地去挑起自己的粪担,到田里去施肥去了……

 

 

 

“废麻厂”经过周志林的一年多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搞成功了用“废麻缆绳”变成了“麻线”,然后再织成“麻布”,最后终于做成了“麻袋”。厂房当然是利用原来的畜牧场搞起来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已“麻雀俱全”,从“麻丝”到“麻袋”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纺织系统”,按分工不同,分别设立了麻丝车间、纺线车间、织布车间和成品车间。不过,这些车间里并没有什么现代的机器设备,只不过是一些用木料做成的器具,其动力也是靠手摇脚踏的,与古老的纺纱车、织布机并无明显的差别,只不过是它们的“身材”与农家个人使用的这些纺纱、织布的器具要高大得多而已。这时,厂里已经吸收了几十个妇女进来做工。为了把厂名听起来好听一点,就正式命名为“瀛海麻纺厂”。不过,村民们对原来的“废麻厂”早已叫习惯了,一时还改不过来,仍然叫它“废麻厂”,而不肯改叫它为“瀛海麻纺厂”。胡友泉的大女儿胡秀明是最早进入“废麻厂”里来的姑娘之一。那时的“废麻厂”其实还只能称它为“作坊”,甚至于连“作坊”还不如,既没有车间,也没有什么大的设备。厂前面有一口大水塘,是作为“腐烂”废缆绳用的,当然还有那些麻丝车间、纺线车间、一间织布车间和一间缝制麻袋车间,仅此而已。这些最初进来的几个姑娘有的做分割废缆绳工作,就是要把废缆绳割成二三米长的一段,投进到“腐烂池”去“发酵处理”。有的到麻丝车间里去把已经经过“处理”的废麻绳搞成“麻丝”,有的在纺线车间里把麻丝纺成麻线,有的则在织布车间里把麻绳织成麻布。年纪较大一点的妇女则是到麻袋车间里把麻布缝制成麻袋的工作了。这些姑娘和妇女们在“招”进来的时候,周志林有话在先,他对她们说,厂里现在不可能按月地发工资,是先“记工”再说。以后产品出售了,才会给你们发工资。所以这些姑娘和妇女们进厂时,不像国营工厂招工那样地被人倾慕,有的人甚至于还挖苦说她们是“呆大”呢。胡秀明是周志林的外甥女,由于家境困难,从小就会吃苦,凡是有一点挣钱的机会都不放过,哪怕是有点“迷茫”也无所谓,因为在厂里做了工,就是厂里“欠着”她的,就有了一个“希望”,有了一个“盼头”,总有一天会兑现的。所以她在周志林的“招呼”下就坚决地进了“废麻厂”。由于胡秀明能吃苦耐劳,脑子又灵活,不久就很快地就成了厂里纺线车间的骨干,后来就理所当然的担任“车间主任”了,这当然是后话。

江云瑾那天中暑后到厂里来的事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那天,周志林一定要江云瑾到厂里来休息一下。江云瑾当时很感激地对周志林说,我服下你给我的“仁丹”后感觉就好多了,在大树下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不用到厂里去了,免得影响你们厂里的工作。其实他是在想,自己穿着这样一身脏衣服,而且还是汗流满面的,挑过粪肥的人的身上难免会散发出一些难闻的气味,进厂去让厂里人看着、闻着多不好意思啊。一个年轻人嘛,总得要考虑到这些有损于自己面子上的事,所以他只好婉言谢绝周志林的好意。但周志林执意一定要江云瑾到厂里去休息一下再说,待体力完全恢复后再回去也不迟啊。现在刚刚好了一点,但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恢复,他还有点不放心。胡秀明看到周志林如此关心江云瑾,她自己作为江云瑾的邻居加少年朋友的人哪能有漠不关心的道理?于是就与周志林一起力劝江云瑾一定要到厂里去休息一下再说。江云瑾在周志林和胡秀明的盛情之下,只好拖着尚有一些疲乏之躯跟着周志林和胡秀明一道走进厂里去了……

此后,她就一直在想念着江云瑾,甚至在夜里做起梦来也与江云瑾聚在一起:她有时会与江云瑾像在少年时期那样地在一起做“捉迷藏”的游戏,江云瑾追得她无路可逃,只好向他求饶;她有时与江云瑾在花前月下谈心,卿卿我我地谈得倾心如意,谈得心心相印,谈着谈着,俩人就情不自禁地紧紧地相拥在一起了……每当这些令人向往的、愉快的、也是在胡秀明心中所朝思暮想的梦境突然消失时,她总觉得极为遗憾,总觉得意犹未尽。她想,如果这些美梦能长久延续下去多好啊,她将会在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满足。她为江云瑾目前遭遇到如此“不公”感到万分地愤慨,世上哪有像刘阿根这样横蛮无理的人?共产党的政策从来没有规定过地富子女一定要在农业生产队里劳动,不得从事其他的行业的,刘阿根难道可以自己制订政策?江云瑾做木匠也算是一种体力劳动,为什么一定非要他到生产队来做农业不可?他为什么一定非要那些所谓“地主尾巴”的人来到生产队做农业,他才会感到舒心?这种人的心理实在是太狭隘了!须知做木匠也是世上一种必不可少的行业,如果没有木匠的话,你务农的工具从哪里来?你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没有桌子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当你在晚上要睡觉时,如果没有木床的话,你将会睡在什么地方?所有这一切的生活用具都是离不开木匠的!当她想到这里时,使她猛然地想到厂里目前急需扩大生产规模,那些纺线机、织布机都需要立即大量地增加,只是由于目前厂里资金困难请不起木匠师傅只好暂时被拖延下来,因为做这些现有的纺线机和织布机都是去年请一个技术较高的木匠师傅来做成的,他们的工资至今还有一些没有付清,如果再要去请他们来做的话就有些不好意思了,这是她听周志林说的。哎,听说江云瑾的木匠技术很好,他是不是能胜任这个工作?如果他能够胜任的话当然是最好也没有了。因为他是本大队的社员,来厂里做工的话,完全可以不付工资,只是用“记工分”就可以了,目前就没有要拿出钱来去付工资的压力了吗?对,她应该马上去向周厂长汇报,把这个想法告诉他,好让他做出一个因地制宜的决定来。于是,她就急忙地去找周厂长去了。

周志林听到了胡秀明的汇报后,真是感到喜出望外,他自己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他也听到过江云瑾的木匠技术很好,而且脑子灵活,点子也多,就算是有些“关节”还有点生疏的话,他也会马上动脑筋去克服的,更何况厂里已经有了现成的“样板”,模仿去做肯定不会是很困难的,他完全能够担当起做这些器具的工作。而且,如果把能他吸收到厂里来的话,平时也可以做一些对器具的修理工作,那就不像现在那样,一旦遇到什么器具坏了,就眼睁睁的没有办法,一定要等到请来木匠师傅的修理后才能再开始工作,这就要严重地影响到生产了。他想到这里,不禁笑嘻嘻地表扬胡秀明说,你真的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啊。周志林是一个十分严谨的人,在没有完全把握之前,他是不会贸然做出决定的,他需要当面询问清楚江云瑾究竟有没有具备做厂内纺线机、织布机等这些器具的能力,然后才能做出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因为要把江云瑾招进到厂里来,没有经过陈柏青的同意、批准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这个“难弄”的刘阿根肯定要站出来“作梗”,阻止江云瑾离开生产队到厂里来上班,这样一来,这个美好的计划就肯定要“梗塞”在他的手里了。

他先着手做好第一件工作,就是让胡秀明把江云瑾叫到厂里来实地看一下这些器具的结构情况,他是否有能力做这些“机器”。江云瑾是在晚上来的,因为他在白天要在生产队里劳动,抽不出时间到厂里来,再说,如果白天来的话就要向刘阿根请假,被他知道了此事肯定就要“泡汤”。江云瑾看了看这些设备以后,觉得不存在什么技术问题,这些器具并不复杂,都是属于木匠的一些“大路活”。他笑嘻嘻地对周志林说,周厂长,做这些活并不困难,我相信自己完全能“照模照样”地把它做出来。周志林听后感到万分地欣喜,他对江云瑾说,我完全相信你,因为我知道你从来不是一个好高骛远、说空话的人。不过,在事情还没有办完满之前,你先不要对任何人说出去,我还要去请示陈社长批准,我们这个厂是大队的队办厂,他才是厂里的最高领导,更何况,如果没有他的同意,你是无论如何走不出这个生产队的。

江云瑾会心地点了点头,他心里完全知道周志林的用意。

周志林在第二天就赶紧到陈柏青那里去汇报这一情况。陈柏青听了周志林汇报后,当然同意周志林的意见,他何尝不想这个“废麻厂”能尽早地扩大,迟早地吸收更多的妇女们加入到这个厂里来上班,他对这个厂是寄托了多大的希望啊。只有这个“队办厂”发展壮大起来,村里的妇女们才有机会到厂里来,社员们的家里才会增加收入,他的大队也才会有了更多的集体积累,这样也就有更多的路子去寻求致富,使穷得连裤子都做不起的社员们有了摆脱贫穷的希望。至于把江云瑾调出生产队是不成问题的,他对周志林说,我最怕的是你向我要钱了,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大队原来的底子也还算是比较厚的,绝对不是穷得今天那样的“光滑”,只缘经过了前几年一连串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以后才搞得如此“一穷二白”的。只要你不是向我要钱,其他什么的我一定会尽九牛二虎之力地为你效劳,而且一定会使你满意。至于要调江云瑾到厂里来这件事,我看根本不算是什么难事,我这个大队长难道还要不动一个生产队长?这样做又不违反党的政策,也没有违背什么乡规民约,你担心什么?更何况把江云瑾调到你厂里去是一种“因材施用”的好事,又能为发展“麻纺厂”出力,哪个人会公开地站出来反对?我相信刘阿根不会傻到如此的地步。你放心好了,这件事就包在我的身上好了。

周志林听后,自然高兴得心花怒放了。

事后,据说是刘阿根被“请”到大队办公室来谈话,当陈柏青向刘阿根说了要把江云瑾调到“麻纺厂”去做木匠的事后,刘阿根当时虽然沉默不语了好一阵子,但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

江云瑾调到“麻纺厂”的事终于圆满地画上一个句号。这不仅使江云瑾对今后的生活道路上充满了信心,更使他的母亲郑香菱时刻提着的心也总算落了地。另外,也使胡秀明充满着希望,想不到她自己的一个建议能使江云瑾顺利地调到厂里来上班,可与她朝朝暮暮地相处。这样一来,她就有希望把那根看来似乎已经“断”的“情丝”重新连结起来了……

 

 

 

江云瑾自从进入到“麻纺厂”上班以后,就开始了不知疲劳似的干活,心想一定要做出一个“模样”来,不辜负周厂长对他的厚爱。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每当一个人处于心情舒畅的时刻,他的精力自然就更加地充沛起来,这就像近乎满于堤岸的一江春水在所向披靡地勇往直前!在白天上班的时间里,他挥汗如雨自不必说了,在晚上休息的时间里,他还是“自作主张”地到厂里来加班,这当然是“义务劳动”,不计报酬的劳动。他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似的。每当周志林来劝他休息时,他总是对他笑嘻嘻地说,不累,不累,又继续干他的活去了。他知道厂里需要尽快地多做出几台纺线机和织布机来,这样才可以吸收更多的女工到厂里来上班,加快麻袋的生产量,只有多产多销才能改变“麻纺厂”目前资金短缺的局面,厂里招收他进厂里来的目的不全在此吗?他只有加倍地努力,才算是真正地没有辜负周厂长的期望。有时候,他利用短暂休息的时刻,去仔细地观察纺线机、织布机的运行状况,深入地研究、分析它们在运行的状况,这对于他做好纺线机和织布机是有好处的。有一次,他发现纺线机的主轴要经常地发生“晃动”,他就仔细地去观察了一番,原来是由于这条木头做成的轴与轴承之间有很大的“间隙”,这当然是由于轴与轴承之间摩擦造成的,如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要影响到产品的质量,还要使工效降低。于是,他就到周志林那里去提出自己的想法,想用“铁皮”包住轴的两端,轴承同时也用“薄铁皮”包住,使原来的“木头与木头”之间的摩擦改为“铁皮与铁皮”之间的摩擦,在轴承上再放上一点猪油之类的润滑脂。这样改进以后,即使经过较长的时间的运行也不会发生“晃动”了,而且由于摩擦力的减少,也就省力的多了。周志林听后觉得他的意见十分有见地,就支持他的倡议。经过江云瑾对这些“组件”进行精心的“改造”以后,这些器械的运行果然有了明显的好转,从而提高了器械的工作效率。这个“土办法”在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有点“可笑”,这种“极其落后”的东西怎么也算得上是“创造发明”?其实,当时厂里的这些器具都是从家庭作坊里的“纺纱机”、“织布机”仿制出来的,只不过这些器具在家庭作坊里原料是棉花,纺出来的是棉纱;在厂里的原料是“麻丝”,纺出来的是“麻线”而已。这些“机器”其实与九百多年前的宋朝时期作坊里的“纺纱机”、“织布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有懂得这一点,才能对当时的“土机器”有所认识。江云瑾的这些“创造发明”当然是算“土办法”对付“土机器”,虽然算不上“大发明”,但却解决一个以前所没有解决的实际的问题,所以,他就很自然地得到了车间里女工们的赞赏,常常对他投去敬佩的眼光。江云瑾对车间里的女工的赞誉故意“视而不见”,并没有飘飘然起来,还是照常地、执着地去继续他应该去做的工作……

胡秀明见到江云瑾在车间里受到普遍的赞誉,当然是极为高兴的。她能不高兴吗?是她向周志林提出来要把江云瑾招收到厂里来的,江云瑾表现杰出、对厂里有贡献,难道不是有她其中的一份功劳吗?虽然,江云瑾这人不但很“固执”,而且还有点“冷漠”,好像并没有对她产生感激之恩,仍然像以前那样地对她敬而远之的态度,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感激之类的话,有时还仍像以前那样地设法故意“避开”她,丝毫没有要与她接近的意思。她想,江云瑾这人真是有点“薄情薄义”,甚至于还可以说他是一个“负心”的人。如果没有我去向周厂长说,你今天不是还在挑粪桶吗?真是!不过,她相信这些“现象”肯定是“暂时”的,江云瑾不会“嫌弃”我,也没有嫌弃我的理由。她对此十分坚信,因为她觉得自己应该说还是算得上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虽然由于此前经常参加劳动,她不像小学女教师或者是百货店里的女营业员那样细腻,那样白皙,但与村子里的一般姑娘相比,还是算上乘的。不过,自从到厂里来上班以后,就没有风吹日晒,她的容貌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比以前细腻的多了,脸孔也变得白皙起来了,这使她更有信心起来。再说,她目前虽然还比不上小学女教师那样漂亮,但他江云瑾有条件去找小学女教师来当他的对象吗?他做梦去!还有,在农村里,找对象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具备克勤克俭的品德。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她的刻苦耐劳精神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几年来,她几乎没在家空闲过,每逢渔汛前的织网旺季季节时,她就要到渔业队的“织网厂”里去领来网线在家织网,每月可挣到十块八块钱的,替家里分担困扰。她也会到海涂里去拾泥螺,捉青蟹,抓望潮,或者到海边的岩礁上去挖牡蛎,拾芝麻螺,挖佛手。村里人都赞扬她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的好姑娘。哪家如能娶到胡秀明这样的人做媳妇,那就是一种福份。因此,她认为,江云瑾对她哪有不称心之理?唯一的原因是在家庭问题上“门不当,户不对”,他江云瑾肯定是出于自卑的心理,不敢与她谈恋爱。这当然没有关系,因为问题不是由于我家的成分不好,怕他看不上我,而是在于他家的成分不好,他怕配不上我,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她想,这个问题是能够改变的,只要我能一往无前地不改初衷,他自然也会“日长见人心”的,到那时,他一旦“领会”到我的“芳心”以后,他难道不会改变“思路”吗?对此,她有充分的信心和耐心。她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出在我母亲身上,她出于爱护自己的女儿,不想自己的女儿去做“地主的家属”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她竭力反对她与江云瑾接近,有好几次提醒过她。在这个问题上,她是一个主要反对者。她当然也了解她父亲胡友泉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他倒是有点模棱两可的,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因为他常常提起,江云瑾是一个不错的青年人,有初中毕业的文化,品行也端正,只是可惜出身于地主的家庭。他言下之意是清楚不过了。在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家庭成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也是绕不过去的大问题呀,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去做一个地主人家的媳妇而遭人白眼,身分低贱。特别是在刘阿根非要江云瑾到生产队里来参加农业生产以后,他就更加为江云瑾的命运叹息了。由此可见,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是不可能有“出头”之日的,这正如牛和马一样,它们只能听主人使唤,不得有任何的反抗。这些事实极其明显地摆在胡秀明的面前,她确实为此而深深地感到痛心。不过,自从江云瑾进了“麻纺厂”以后,这个局面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正如东方的天空出现了一缕晨曦,在她本来有点阴暗的心里又有了一丝希望。她不是看不到目前强调阶级斗争这样的形势,她也不是不知道地主阶级的家庭是低人一等的,是被人瞧不起的这个现实,但不知怎的,她却鬼迷心窍地、深深地爱上了江云瑾,这个鬼使神差的想法一直占据着她的心头,她似乎全不去考虑这个地主阶级的家庭必然要带来的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和烦恼……她想,如果要“解开”这个问题的“症结”,目前就必需要“迈过”她母亲的这一道“关口”,也就是先要打通母亲的思想,她拦挡在“门口”,是无论如何“迈”不进去的。所以,她就想利用一切机会去多做一些她的思想工作,久而久之,她的思想也许会改变的。

胡秀明的母亲冯兰英这几天一直担心着女儿的“大事”,做母亲的人哪有看不出自己女儿的心思?她看得出她的女儿这几天来好像总是有点心神不定似的,特别是当她看到江云瑾时,她就会突然神采奕奕起来,目不转睛地望着江云瑾,她的魂魄恐怕全被江云瑾吸去了,如不及时地加以制止的话,肯定就要出问题,她能让自己的宝贝女儿鬼迷心窍地被这个地主尾巴哄着?让她去做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地主家媳妇吗?当然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的!她想到这里,不禁对邻居地主婆郑香菱怨恨起来。这个地主婆真是太不识相了,在土改时被贫下中农斗争难道全忘记了吗?你是什么身分啊?你竟然会想我们贫下中农的女儿来做你的媳妇?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啦!你怎么不放出一泡尿来照一照自己的脸是啥样的!她为了防患于未然,如果到了“木已成舟”的时刻就来不及了,必需要想出办法来使她的女儿尽早地死掉这夥心,而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去“教训”一顿这个地主婆,去警告一下郑香菱,让她去管教自己的儿子不要再在胡秀明的身上胡思乱想了,这肯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于是,她就走出自己的屋子里,探头探脑地朝江家的屋子里看一看,郑香菱是不是在她家的屋子里面。

郑香菱是一个不大出门的人,见到隔壁邻居冯兰英在门外朝自家的屋里面张望,就知道她肯定有什么事情了,于是就连忙走出来,不无疑虑地、细声细语地问冯兰英:“兰姐,有事吗?”她近来对冯兰英相当殷勤,因为由于胡秀明的帮忙,才能使江云瑾脱离“苦海”,摆脱了刘阿根的故意刁难,能到“废麻厂”去上班,真的要多谢她家。

冯兰英见到郑香菱走出门来,故意没有给她一个好脸色,没好气地对她说:“当然是有事罗,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我今天是特为来向你说清楚的。”

郑香菱看到冯兰英瞪着一付难看的脸色,以为是在什么地方冒犯了她家,心里就忐忑不安起来,于是就只好勉强地装出一丝笑容对她说说,有啥事不好到屋子里来说吗?于是她就露出一付热情的样子拉着冯兰英到屋子里来,并连忙端着一把椅子叫她坐下。

冯兰英并没有为她的热情态度所动,仍然气呼呼地说出了自己一肚子的怨气:“云瑾妈,我们做邻居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本当也不好意思说出来,但我实在也是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迟说不如早说,我也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了。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当然清楚婚姻是要讲究门当户对的,我们家是贫下中农,你家是地主阶级,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你怎么也不去想一想,我家的胡秀明能去做你家的媳妇吗?”

郑香菱听到冯兰英这个突如其来的、带有恶意性质的质问,简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似的犯愣了,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事儿啊?我家可从无提起过要娶你家的“千金小姐”,这事是从何说起的啊?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我家的云瑾与你家的胡秀明有过什么亲密的接触,也从来没有听到云瑾说起过要他与胡秀明谈恋爱了之类的话。只记得在七八年前的时候,他们两人确有点像青梅竹马似的,不过年纪还只有在十多岁,他们还不懂事的,我见到他们如此接近觉得不妥就对云瑾提出了警示,叫他不要与秀明过分地接近,以免引起以后不必要的“麻烦”,云瑾当时年纪虽然还轻,但已经很懂事了,他就听我的话,此后就不与秀明在一起玩了,有意疏远地远离了她。这事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了,而且此后一直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她今天怎么会又突然地提起了此事来?而且还要严厉地质问起我来,这是什么道理?我们做地主家的人难道就活该是无缘无故地要遭受别人的欺凌?她深入地想了想,这件事不关什么重大政治上的事情,也牵涉不到关于阶级斗争上的敏感性问题,纯粹是一个属于“家庭纠纷”上的小事,她完全没有必要向冯兰英去低头,否则的话,她就会得寸进尺地欺凌人,常言道,“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呀,如果在所有问题上对人家都要低三下四的,我以后怎么做人呀。于是,她就强硬起来,没好气地回敬了冯兰英:“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家在什么时候到你家去提亲过了吗?还是我家的江云瑾是在看相你家的千金小姐胡秀明了?我家是地主阶级这是全村人家喻户晓的事情,还用得着你来宣扬吗?我们地主家的儿子当然没有条件去看相你们贫下中农的女儿,但也可以到地主家去娶亲,大家彼此臭味相投免得互相看不起,这有什么不好?何必要去高攀你们贫下中农的女儿?这岂不是在自找没趣、自遭白眼了吗?”

郑香菱的这一席话说得冯兰英无言以对,她猛不防郑香菱竟会一反常态,会如此地高傲,敢对贫下中农对抗,她吃了豹子胆了不成?她这种目空一切的态度是她原来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她原来以为像郑香菱这样的地主分子,对待贫下中农“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的,谁知她竟然会与她对抗起来,而且她的态度会如此地嚣张,甚至还要一连串地质问起她来,这简直是反了不成?你这个地主分子难道还想要来压迫我们贫下中农不成?她真是有“怒发冲冠”般的感觉,所以,她在一阵短暂的尴尬以后,觉得自己只有拿出“杀手锏”来才能制服她,于是就对郑香菱发动了反攻:“你这个地主分子,难道你忘记自己的身分了,竟然还要理问起我来了?你在土改时被我们贫下中农斗争时的情景难道完全忘记了?你今天还居然要反攻倒算起来,你说江云瑾没有看上过我家的秀明,难道还是我家的秀明看上你家的地主尾巴了不成?”

郑香菱虽然事先也估计到冯兰英会肯定要用地主这顶大帽子来压她,她是有所思想准备的,她想这些家事完全扯不到阶级斗争问题上去,所以她不怕冯兰英扣大帽子,但是,当时的地主阶级由于都被贫下中农严厉的管制,经常要被挨骂、挨训斥的,所以都有一种“惊弓之鸟”的弱势心理,无论你怎样处在“有理”有位置,但在贫下中农面前还是无法“据理力争”的,郑香菱面对冯兰英的这一连串的压制式的质问,她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面对冯兰英的“强大攻势”面前,还是有点招架不住,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不过,郑香菱是一个十分镇定的人,她是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主张,她不会轻易地认输,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所以,她还是要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她冷笑了一声,然后对冯兰英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家的秀明看上了我家的儿子,我只知道自己的儿子也没有看相你家的秀明,如果他确实是看相秀明的话,你就不妨当面讲清楚,或者叫秀明在大家面前把事实证据说出来,我就会在当着全体邻居的面前公开向你家赔礼道歉。”

郑香菱下的这一脚狠棋,无疑地又一次使冯兰英难堪万分,她对于这个“事态”的发展是完全出于意料之外的,她根本不知道江云瑾是否曾经暗地里向胡秀明求婚过,当然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来,她只是看到秀明的神态对江云瑾似乎是有点不大正常而已,如果江云瑾没有追求过她的话,她的女儿会这样神魂颠倒吗?她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没有错的,但胡秀明却从来没有对她谈起过江云瑾追求过她这件事。现在,这个郑香菱竟要她当面说出事实证据来,她就像“水中捞月”那样地感到渺茫了。但她又不能在郑香菱这样的地主分子面前服输,更不能在地主分子面前丢脸,她只能拿“撒野”去对付她了,她只要在郑香菱的面前“撒”出“泼辣”来,就一定能给这个地主分子一个下马威!于是,她就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一面用双手的手掌拍着,一面用脚拼命地蹬地,嚎哭声、巴掌声、蹬地声混成一片震荡着整个大院子里:“你这个地主分子郑香菱,真是太嚣张了,敢胆欺侮我们贫下中农,妄想反攻倒算!地主阶级一天不消灭,我们贫下中农就甭想过太平日子!”……

在大院子里的人听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都纷纷地跑出屋来,以为是发生了什么“黄祸”,他们看到了冯兰英在郑香菱家的灶间里吵闹,都感到十分惊奇,明明是冯兰英闯进郑香菱家里去的,还要说是郑香菱反倒欺侮了冯兰英那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他们也想象不出这个地主婆郑香菱会有如此的胆量敢去欺侮贫下中农。她们俩家相邻而居,原本是好好的,现在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翻脸了?他们只看到冯兰英不时地用双手拍巴掌,还用脚蹬地、大声地骂着地主婆的郑香菱,还口口声声说是郑香菱在欺侮她,但他们在看到冯兰英在撒野的同时,却听不到她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而大骂郑香菱的。他们也看到郑香菱只是低着头地默默无言,并没有还口与冯兰英对骂。其实她此时确实感到有点后悔,她不防冯兰英会竟会如此地泼辣,她当初只想是对冯兰英的无理提问讨个说法,想不到她竟会突然翻脸,骂出如此难听的话来。她不想再继续“恋战”的原因除了自己的成分不好,不是冯兰英的对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她考虑到胡秀明最近帮了江云瑾的大忙,使他能到“废麻厂”去上班,她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做人总应该是要讲究报答的,如果不让冯兰英占点上风的话,在情理上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她只得忍让下来,虽然感到有点委曲,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邻居们看到冯兰英已经占到便宜,他们就用息事宁人的办法,都竭力地劝着冯兰英。其实,冯兰英和郑香菱都不想把“吵嘴的真正原因”说出来,因为“这件事”毕竟不是什么“好听”的事情,说出来的最后结局肯定是两败俱伤,所以尽管冯兰英大骂“地主分子欺侮贫下中农”,而不说“江云瑾看相胡秀明”这句话;郑香菱当然也不会去说出“她儿子没有看相过她家的女儿”这些话,把这些事向邻居公开出来肯定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她只能保持沉默不语。冯兰英虽然不想说出事件的原委,但巴不得邻居们都跑出来看她们的吵架,让她们来看看这个地主分子是如何的猖狂,竟敢公开与贫下中农作对,邻居们都是贫下中农,他们肯定都会来支持她的,所以当她看到了这么多的人走进来以后围观以后,她耍泼辣的劲头就更加张狂起来……

这时,胡秀明正急急忙忙地赶回家来,是她小妹胡招弟看到母亲为了她的事与郑香菱吵起架来,就赶紧跑到“废麻厂”去喊姐姐回家劝阻的。胡秀明觉得母亲实在是太“糊涂”了,怎么能为这事与郑香菱吵架?这简直是“乱弹琴”!于是就更加焦急地快速地跑步回家。跨进大门,她就看到许多邻居在围观吵架,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母亲一把地拉回了家中……

 

 

江云瑾是在听了他母亲对他叙述了关于冯兰英对她寻衅的经过以后才知道她们吵架的来龙去脉,但他只能选择沉默不语,他既不能表态支持母亲,斥责冯兰英这种的无理行为,当然也不能埋怨自己母亲不善于克制自己,才致使事态发展到如此的地步。诚然,他认为母亲遭到冯兰英这样无端的辱骂是无辜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但有句古训叫“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一条相当重要的处世信条,特别是像我们家这样的地主阶级家庭,目前是属于“专政对象”,绝对没有资格去得罪贫下中农的。当时贫下中农的手中似乎都握有一把“上封宝剑”,他们对于“地、富、反、坏、右”这类人都可以当面训斥他们,而这些人在遭到训斥时不能有任何的反抗言行,只能低头认罪。冯兰英是贫下中农,她怎么可能在你面前服输呢?你一旦与贫下中农发生对抗,就肯定要埋下了难以预料的严重隐患,最终还是要你自己去吃下这个“苦果”的,母亲这人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为什么连这样粗浅的道理都不懂呢?再说,邻居们看到我们这样属于地主阶级的人竟敢对抗贫下中农,岂不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吗?这是目前社会所最最禁忌的!母亲这种做法,只能算是一种为“度一时之快”而将招致“无穷后患”的失策行为。当然,他不能给自己的母亲“上课”,她母亲难道会不懂得这些最起码的道理?她肯定是由于冯兰英伤害了她,她由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才发生了这样的鲁莽的行动。如果他此刻去批评她,她肯定会感到伤心的。他绝对不能去伤母亲的心,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已经够可怜的了,他相信她在事后也一定会省悟到这一点的,完全用不着他对母亲去“说教”。至于对胡秀明,他心里像明镜似的清楚。他知道她暗地里一直在爱着他,不管他早就有意地疏远了她,但她还是不改初衷地执着。他始终搞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如此地“痴迷不改”,他有什么东西值得她倾心的?是初中的文化程度?还是他品德端正、为人诚实?这点“可怜的优点”算得了什么?难道可以与“剥削阶级出身”这个极其重要的、可怕的恶劣条件去相抵消?初中的文化程度在当时确实也算是相当稀罕的,如果对于一个劳动人民出身的人来说也许是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筹码”,但它如果属于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的人来说却是一文不值的,我自己毕业后的遭遇不是极其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吗?至于为人品德,如果是属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最好的“品德”也是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因为剥削阶级在当时是没有“品德”可言的,因为他们这些人本来就属于“敌人”,是专政的对象,完全不具备“人”的资格,哪还有什么品德可言的?凡是这一类人,统统地归于“坏人”的范畴。由此看来,胡秀明抱着这种态度是多么地“荒唐可笑”,又多么地“不合时宜”,如今的社会上哪有像她这样“痴迷”的姑娘!凭心而论,他不是不爱胡秀明,而是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爱她,他不忍让一个他爱的人去遭受不应该遭受的来自世风的“阶级侮辱”。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觉得胡秀明是一个不寻常的姑娘,她敢于挑战世风的偏见,敢于放弃“优”而倾向于“劣”,她这种品德如果不是出于幼稚、单纯的话,那就可算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德了。她同时又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姑娘,这对于农村来说也应当算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具备如此条件的姑娘在农村来说,可以称得上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人了。诚然,他清醒地认为,即使他与胡秀明成婚,这个婚姻也是不会维持长久的,因为当她一旦踏入了他家的家门,就会尝到了、或者说是亲身体验了她以前所不可能体验到的“剥削阶级家庭里的人”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到被人欺凌及卑贱的地位,这种“滋味”是肯定受不了的,因为她本来就不是属于这种卑贱地位的人,她何必要去遭受这种令人不堪的忍受的欺凌呢?她有这个必要吗?她自然就会觉得这个“阶级侮辱”是多么的可怕!到那时,她才会真正地领悟到自己当初的“轻率行为”是多么地幼稚可笑!她本来就是属于“高贵”的人,现在却被划入了属于“低贱”的人了,她何必要去忍受本来就不属于她的委屈呢?她难道会这样继续地“傻呆”下去吗?正因为如此,他早就下了决心远离了她,他绝对不能让这个“悲剧”发生,无论是对于她还是对于他自己,如果一旦担当了这样的“悲剧的角色”以后,她或者他自己的一生就不可能有幸福可言了,他不但要对自己负责,当然还要对她负责。再说,他也完全知道胡秀明的母亲是一个性格泼辣的妇女,又是一个看不起地主阶级家庭的人,她绝对不会同意她的女儿去许配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今天“暴发”出来的“事件”不是正好说明这一个问题?幸亏这件事仅仅是出于她自己的“意想”,并无事实依据,虽然这也会在村子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但由于没有他们之间的恋爱事实,肯定会很快消失的。江云瑾虽然对此事件伤透了脑筋,但他却没有为此而颓丧,对自己的未来还是充满着信心,因为他是一个“明白人”。他知道,在目前这样的社会制度下,“阶级歧视”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但他也完全知晓党的政策,党对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子女是有区别的,像他这样的人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是像有些村民们所说的“地主尾巴”,村民们这些有点“形象化”的比喻虽然有其道理所在,但从政策意义上来说是有点“片面性误解”。他清楚地记得,周恩来总理就说过,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他的前途可以由自己选择。这难道不是相当明确地说,只要剥削阶级的子女能够听从党的领导,并能积极地为社会去努力工作,那他们还是有其前途的。他想,我目前只要竭尽全力地去做好厂里的工作,而且能够做出一番实际的成绩出来,人们自然会对他另眼相看的,周厂长和陈书记不是相当地信任他吗?否则的话,他们绝对不会把他调进厂里来的。他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可以发挥自己才能、可以为厂里干出一番成绩的机会,他就一定要珍惜它,一定要做出一个人的模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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