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岁月（上）

大跃进年代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当我回到家乡时，家乡的父老乡亲并没有像在学校里的同学们那样用歧视的目光对待我，有的甚至有点同情我的遭遇。因为他们谆厚、朴真，心中自有一杆称，没有市侩俗气，更不会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们完全知道我的“底细”：没偷没盗的，无非是“嘴快”了一点嘛。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但对于“右派分子”究竟是什么“货色”在他们的心中还是十分清楚的。特别使我感到意外的是陈松林书记（他当时是爵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兼书记）对我的态度并没有两样，仍然像以往那样和蔼可亲，对我关爱有加，还特地派我到一个文化基础相对薄弱的三村二队去担任记工员。虽然我当时要经受繁重的农业劳动的体力损耗，无疑地要经历了一个的过程，但由于周围没有歧视的目光看待我，在精神上反而比在校时舒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被政治创伤的流血心口也就慢慢地愈合了------

此时，全中国正处在大跃进的狂热时期，我的家乡当然也不例外。我的家乡爵溪镇是一个以渔业为主，工商业、手工业、农业为副的多种经济结构模式的渔农村。我是在五月份回到家乡的，此时正值渔汛时期，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浮夸风”和“瞎指挥”给我家乡的渔业生产带来的严重损害。众所周知，我们爵溪镇面临东海，近在咫尺的大目洋是全国闻名的“四大渔场”之一的舟山渔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每年的四、五月间，有大批的大黄鱼群要到大目洋来产卵，经验丰富的渔民十分熟悉大黄鱼群的游动规律，每当渔汛旺盛之际，他们总能得心应手地在大目洋捕捞，而且都满载而归。这年县里派来了渔业指挥部的工作组，渔船在哪里作业要完全听他们指挥。由于他们只有一些“似懂非懂”的“理论知识”，不善于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所以他们就不懂得鱼群在渔场游动的实际规律，但他们还是自命不凡地听不进老渔民的意见，盲目地、执迷不悟地一定要把所有渔船开到位于大目洋南面的猫头洋去作业。他们认定大黄鱼群总是从南往北游动，先从猫头洋，再到大目洋，岂不是可以把鱼群穷追不休、一网打尽了吗？当时，工作组是专门负责指挥渔船生产作业的，没有哪一个干部不敢听他的，笫一批出发的渔船按照他们指挥开往猫头洋去捕捞了。笫二批晚几天出发，当这批渔船在开往猫头洋途径大目洋时，能听到来自海底隐隐的大黄鱼的“咕咕咕”叫声，这难道不是大黄鱼群在下面游动吗？于是，这笫二批渔船当机立断地决定不去猫头洋了，就赶紧在大目洋撒网捕鱼了，这天，这批在大目洋捕鱼的渔船绝大多数都捕得满载而归。而去猫头洋捕鱼的笫一批渔船却结果扫兴地空船而归。工作组不但不承认他们指挥失误，反而在一次由全体渔民参加的总结大会上说，在大目洋捕满船当然也是好的，但是，去猫头洋捕鱼的老大们听从我们指挥部的指挥，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虽然没有捕到几条鱼，却同样是光荣的！广大渔民和干部听后都十分气愤，当面虽然敢怒而不敢言，但背地里却编出一句顺口溜：在大目洋捕满仓，不及在猫头洋捕一光（尾）！

工作组和镇党委、政府为了把渔业生产“翻番”，竟挖空心思地提出了要打破常规，在冬季也可部署在南韭山涨网作业，这样就可以常年进行涨网生产，鱼虾就可以整年不断地滚滚而来，渔业社的收入就可以成倍地增长了。尽管渔社干部和渔民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说冬季是不会有鱼虾光临南韭山的，但他们执意不听渔民的劝告，一意孤行地要坚决执行这个计划，并一定要渔业社派人到外地去采购大量毛竹，组织渔社妇女突击织网，大张旗鼓地、轰轰烈烈地在南韭山开始冬季涨网作业，结果可想而知，涨网里连一只小虾都有不见。渔业社的通过渔民几年来辛辛苦苦而结累的集体资金就这样被他们的“壮举”而消耗殆尽------

他们并没有为此而接受一点教训，镇委余书记在全社渔民动员大会上说：“我们绝不能因为一点点小小的挫折而灰心丧气，革命事业嘛，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难免会有一点曲折的。我们一定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们爵溪渔民虽然从去年刚刚开始在吕泗洋捕鱼，经验虽然有点不足，但我们要发扬革命大无畏精神，来一个渔业生产大跃进！吕泗洋的小黄鱼旺季是在三、四月间，刚好在大目洋大黄鱼旺季之前。我们先到吕泗洋，然后再到大目洋，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捕鱼了------”

渔民们又一次义无反顾地听从他们的指挥，把船开到洋面状态相当生疏的吕泗洋去捕小黄鱼了。说来也真是运气不好，刚到吕泗洋不久，就遇上了一场罕见的风暴，由于爵溪老大对于吕泗洋的海况全不知情，对于这个突然降临的暴风巨浪措手不及，他们连避风港湾在哪里都不知道。在与险恶的风浪博斗过程中，有二艘渔船被海浪吞没，二十一位渔民遇难----

当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爵溪时，人们把积在心底里的愤怒就突然爆发出来了！遇难的家属们愤怒地包围了爵溪镇政府，像雄狮般的怒吼声响彻云霄！他们要求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平时趾高气扬的镇委书记余“瘪嘴”（爵溪人对他起的浑号）此刻被吓得魂不附体，不敢面对群众作必要的解释。他急中生智，就狗急跳墙似的翻过后面的围墙逃跑了------

县政府为了平息这次事态，撤了余“瘪嘴”的镇委书记职务，并刻了一块难士纪念碑，碑上铭记着二十一位在吕泗洋遇难的难士姓名，安放地爵溪西门外的新凉亭作永久的纪念。事态虽然平息了，但留在爵溪渔民心里的创伤是永远抹不去的。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也括起了“浮夸风”，水稻产量居然要达到几千斤、上万斤。据报纸上说，广东有一稻王甚至已实现了十三万斤，说什么叫“放卫星”！我听了觉得真是不可思念。要是我没有“犯错误”回家，我当时一定会提出怀疑的意见。此刻，我只能在肚皮里“打官司”了。我粗略地计算一下，一亩田667平方公尺，亩产13万斤，就等于一平方的面积有近二百斤产量，遍地能铺上一层厚达十多公分的稻谷，这可能吗？------

我记得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象不出的指标，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墙壁上到处都刷着马克思说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标语。

据说，农业社干部也不是个个都认为水稻产量能达到几千斤、上万斤的，他们并没有“发昏”到如此程度，他们实在也出于无奈。他们被工作组叫去开会，名曰办“学习班”，凡参加开会的干部，只要是没有报出本社的产量达到他们提出的规定的指标，就休想从“学习班”内出来。会议是整日整夜地开，不达目的，决不休止。会上，工作组不时地对会上的干部“启发”，你们再动动脑子，人家能实现一万斤，你们为什么不能？人家万斤亩产的稻穗密密层层，可以放上一个鸡蛋而不会落地。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报纸上不是登载着一张照片，一个五岁女孩平稳地坐在稻穗上微笑呢！人家能做到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些干部也不全是“傻瓜”，与其“关”在“学习班”里没日没夜地磨下去，还不如答应了他们的指标出去再说吧。就这样，“学习班”结束，全县就自然实现亩产一万斤了。

干部回村后，自然就免不了一些“动作”，否则他们就无法“过关”。我当然也不例外地参加了这次“伟大”的“壮举”。

不知是农社干部的“发明创造”还是他们从“学习班”上得来的“传经送宝”，水稻的万斤产量是用这样办法实现的：此时正值金秋十月，晚稻的稻穗正处在灌浆阶段，我和众多的社员在农社干部的带领下，将自己本队的稻田里的水稻一丛丛地连根带泥地挖出来，并把它们放进畚箕里，然后一担担地挑往他们指定的一块预先准备好的田里，密密层层地排列在这块田里------

这就是“万斤”产量的“杰作”！在我们上百个社员完成这个“杰作”后，农社干部就敲锣打鼓地到镇政府报喜去了。我们农业社就这样放出了笫一个“卫星”！

但是，镇政府和农业社干部没有高兴几天，这颗“卫星”就坠入发霉恶臭的稻田里！原来，由于拔过去尚未完全成熟的晚稻不能在新的环境里继续生长，没过几天，稻叶和稻穗就渐渐发白，接着就像犯了“软骨病”似的瘫痪了，最后变成了一块“烂草田”。田里还发出腐烂的阵阵恶臭，每当人们走过这丘“卫星”坠毁的稻田，都要本能地捏着鼻子走过去------

大办钢铁运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跃进之火不但迅速燃遍神州的农村田野，不久就燃烧到工业战线，全民炼铁就“应运而生”了，这也可算是工业战线上的“放卫星”创举！当时，报纸上头版头条地地向全世界宣告，我国要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当年钢产量要实现“翻番”，即1070万吨，以后几年还要实现翻几番。不搞全民炼铁运动，怎能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怎能“超英赶美”？

当时，在整个象山县内除了一家县办机械厂有一个翻砂车间的炼铁炉子外，老百姓几乎都不知道“铁”是怎么样“炼”出来的。关于这点，县里的领导倒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们就首先在丹城镇搞试点，然后在全县迅速推广。几天之内，在丹城西门外就垒起了几十座土高炉群，顿时烽烟四起，有数不清的“炉工”在土高炉群边忙碌着------

我们爵溪镇的“全民炼铁”是在丹城镇“取经”回来后才开始的。由于这是一项全民运动，所有农民都要放下锄头投入到这项“全民炼铁”运动。我自然也不例外地参加了这一轰轰烈烈的伟大的“全民炼铁”运动中去了，这倒使我有机会亲身经历了一次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的荒唐透顶的、天方夜谭式的、劳民伤财的“奇迹”！

炼铁就要造土高炉，土高炉的材料可以就地取材，造法可以到丹城去取经。我首先参加了规模宏大的在爵溪西门外挖掘坟墓取其砖块的队伍，接着又参加了到海拔有200多米高的茅平山上（此山权属桥头林人）搬运高岭土（耐火材料），然后再参加打造土高炉工作。对于这个土高炉我并不陌生，因为我曾经在学校里教学实习时在翻砂车间里实践过，这个土高炉的样子与翻砂车间里的炼铁炉子差不多。我知道，炼铁是要用焦炭作为燃料的。但由于当时全国都有处于“全民炼铁”时期，哪有这么多的焦炭能供应给全国各地的土高炉？而且即使有一点也被丹城镇抢去了。爵溪镇政府虽然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到了一点，但只能当作“调味品”或“调化剂”的作用。还有，炼铁的重要原料是铁矿石，国家自然也没办法供应的，只能自力更生地去解决。我真不明白这些矿石是从哪里或怎样搞来的，也无法理解我们爵溪这个地方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铁矿”来？更何况从无听说过有地质勘察队来到过爵溪，我简直的点莫明其妙。据有人说，搞科学不要迷信权威，我们一定要“敢说敢想”，自力更生，“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人家丹城镇能找到铁矿，我们爵溪镇难道就找不到？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因为有这个“博”字，我敢肯定爵溪一定有铁矿！后来他们果然找到“铁矿”，而且还挖出来铁矿石，我听说这种黄褐色的石头是从赤坎山上搞来的。当时好在有一个“土”字理论，大力提倡什么“土法上马”、“土法炼铁”、“土字当头”等等，有了理论指导，工作方向也就明确了。接下来又遇到焦炭问题。“焦炭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焦炭，用木柴照样可以炼出铁来！”有一个负责人豪情满怀地向大家说。当时自然没有鼓风机，这当然可以用风箱代替。现在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这个“东风”，就是“点火”。当这位负责人看到人们把矿石、焦炭、木材统统装进土高炉后，就亲自点火。参加炼铁的全体人员顿时兴奋、忙碌起来，我和另一个伙伴作为风箱手就拼命地拉起风箱来。经过半个小时，我累得满头大汗。好在这时搞的是人海战术，马上就有另外的二个人来接替我们。我就坐在土高炉边休息，等会儿再去接替他们。这样一直搞了五、六个钟头，这位负责人大概认为炼得差不多了，于是就宣布“开炉”。我只见从炉口里流出来一股火红的、十分耀眼的铁水，这位负责人高兴得像一只猴子，就急不可待地向大家宣布：“我们炼出铁水来了！”              

经过冷却以后，这块似铁非铁的东西就当作宝贝一样地送到镇政府报喜去了------

我事后得知，这块炼出来的“宝贝”经鉴定后不是生铁，而是一块铁屎（矿渣）！

那些“敢说敢想”的人们当然不会从此罢休，他们真的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尽管经过了十多次的挫折，耗费了大量木材、矿石等材料，还是炼出来一堆矿渣，但是他们仍然毫不灰心，执著地、继续信心百倍地装料、点火、开炉------

失败是成功之母，经过多次挫折以后，他终于从外面得到一个“聪明绝顶”的“先进经验”：用铁锅（碎块）代替铁矿石，保证能炼出一炉铁水来！于是他就一声令下，全镇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敲锅运动”，大家都义无反顾地、纷纷地把自己家的铁锅敲碎，捐献给这场伟大的“全民炼铁”运动------

这位“英明”的领导提出的“办法”当然成功了，他们敲锣打鼓地把这块炼出来的生铁向镇政府报喜去了。当然，爵溪镇老百姓家里的铁锅也敲得差不多了。其实，不仅是在爵溪镇，而是在全县的老百姓家中的铁锅也被敲光了，全县的山林也砍伐得差不多了。为了这个“全民炼铁”，全县（恐怕是全国）几乎是被搞得山穷水尽了------在若干年后，当“大食堂”散伙以后，人们又回到家里煮饭时才发觉家里的铁锅已经没有了，煮饭成了大问题。在一段很长时期内，铁锅始终供不应求。所以不知哪个聪明人就编出一句这样的顺口溜：大办钢铁没有锅，大办粮食仍挨饿！

“亩产万斤粮”和“全民炼铁”这二夥“卫星”和紧接着就发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注定了我们国家必然要走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而引起的深重灾难，致使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发生了有几百万人被活活饿死的人间惨剧。这同时也是不久后就发生的全国国民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的重要原因。这真可谓是由一个“发疯”的国家领导人发动一场“发疯”的运动，造就一个“发疯”的时代和一群“发疯”的干部，形成一种“发疯”的社会政治气候，从而把全国人民送入灾难的深渊！

 

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在“大跃进”中的粮食产量达“万斤”和钢铁产量“翻几番”的大好形势鼓舞下，以及在“敢说敢想”和“敢作敢为”的思想鼓动下，人们自然就可以想象到共产主义社会不一定是“遥远的将来”的理想，只要继续发扬“敢说敢想”、“敢作敢为”的精神，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在“短时期”内实现的。原来不是提出过社会主义社会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过渡吗？结果呢，也只不过通过了二、三年时间实现了吗？何况，连工业相当发达的老牌帝国主义英、美都可以在“十五年”内“赶超”了（顺便说一句，在经过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的2001年，我们还没有赶上英国，甚至还没有赶上意大利，可见当时的国家领导者是何等地痴心妄想！），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提前实现？那些提倡实现共产主义是“遥远的将来”的人，一定是要学“小脚老太婆走路”的方式去实现共产主义，那还了得，我们完全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河南省的一个农村视察时，豪情满怀地说了一句“还是人民公社好”的话后，神州大地就像“着魔”一样地掀起了一场“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到几个月时间，这个一般老百姓从无听到过的名字“人民公社”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像神话般地诞生了。先是由一个乡镇改为一个公社，人们马上觉得“人民公社”范围不够大，不能体现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特点，于是就立即扩大为由一个区为一个公社，不久又觉得不够大，于是就索性把一个县改为一个公社了。此时由于象山县已经与宁海县合并，所以也就是两个县成为一个人民公社了。那么，原来的“象山县”就变为一个“丹城大队”，我们“爵溪镇”自然也就成为一个“爵溪小队”了。当时爵溪镇大约有五千人口，五千人为一个“小队”，总能“体现”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了吧？

为了庆祝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同时也为了表达公社社员“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社会”的极端兴奋的心情，公社领导当然要发动全体社员来共同来庆祝一番，规模和级别当然都要空前的。由于象山县的县城已经迁移到宁海城关镇，不言而喻，“象山人民公社委员会”的总部自然也在宁海城关镇了，为了广大社员庆祝方便起见，庆祝大游行分别在宁海城关镇和丹城镇两地进行，也就是在“大队部”进行，或者说是在原来的一个象山县和宁海县的范围进行。

我们当时爵溪这个“小队”的准备工作是做得极端充分的。为了体现出我们爵溪“小队”的“海洋特色”，“小队”领导（就是原来镇政府领导）调集许多能工巧匠，要制作一只“军舰灯”和一只“机帆船灯”，船身起码要五公尺以上。我也被召集在其中，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文字制作（船上有船号和号码）和船上的电灯、电线安装。此外，当然也要制作众多的传统灯具，这些灯具在另一个地方进行。这二只船灯足足化了十多天时间才完成。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来参观的人群川流不息，其中不乏是“义务参谋”，他们对于船体的“设计”和“制作工艺”提出了许多的改进意见，对当时的制作者来说真是莸益非浅。所以这二只船灯制好以后，真是显得活灵活现，简直与军舰、机帆船实物一模一样，受到广大干部和社员的一致好评。

游行队伍的规模是空前的，凡是青壮年社员都要到丹城去参加大游行。我不知道全“大队”（即全象山县）究竟有多少人参加，只觉得在丹城去参加游行的人真的可称得上是“人山人海”。

当时，在临街的墙壁上到处都写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等标语。为了要体现出“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的特点，不久就办起了“大食堂”。为了显示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吃饭当然是不用付钱的，而且连饭票都不要。反正全队的男女老少人人都要到食堂去吃饭。当时人们不但在本地可以享受“免费午餐”，就是到丹城的食堂去吃饭也不用付钱，只要在队部开一张“证明”即可到丹城镇的任何一家食堂去用餐。可想而知，像这样的“共产主义”优越性，还有哪一个人会不衷心拥护呢？

当时挂在人们口边的一句话是：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其实，当时的农业生产是无法“鼓足”去搞的，因为一会儿要去“炼铁”，一会儿要去“庆祝”，就是去搞了，也是“大呼隆”的方式去搞的，有人形容为“出门一条龙，回家一阵风”。像这样的方式搞生产，还有谁会用力气呢？由于人人都享受“免费午餐”，肚皮倒是真的“放开”了。一些脑子稍微有点清醒的人在暗地里议论：像这样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好事”难道会长久持续下去？------果然不出人们所料，不到半年，食堂里的库存粮食频频告急，食堂人员只好把“干饭”变成“稠粥”。过了一段时期，食堂的库存粮食形势仍然很“危急”，于是只好又把“稠粥”改为“稀粥”了。最后连“稀粥”都打发不出了，食堂也只好散伙了------

食堂散了，家家户户都得回家去吃饭了。在办食堂之初，大家都认为既然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今后吃穿自然不用愁了，于是大家都十分主动地、心甘情愿地把从队里分到家里的粮食全部地、一夥也不留地送到食堂里去了，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竟然会如此短暂！即使最“老谋深算”的人，也绝不会将自己的粮食保留一部份起来放在家里发霉。现在倒好，家里早已没有一粒粮食贮备，队里又拿不出粮食来可以分配给大家，只好叫大家“都要通过自力更生，想尽一切办法去渡过眼前这个困难”。不言而喻，家家户户都面临“无米之炊”的威胁了------

这真是不堪回首的岁月。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不知道当时是怎样渡过这个极端艰难日子的。有些记忆，虽然经过了漫长年月的冲刷，但还是十分清晰。我记得当时每天终日都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之中，眼睛都饿得都发花。为了不至于被饿死，母亲叫我和弟弟到山上去挖掘“乌糯根”（即蕨草根）。我和弟弟就背起铢锄到山上去挖掘这种“救命草”去了。尽管我们兄弟二人当时都由于饥饿而感到极度乏力，而挖掘“乌糯”是一项十分吃力的劳动，但为了生存下去，我们都使尽了吃奶力气去挖掘的，一天居然可以挖掘十多斤。拿回家后由母亲把它磨细，然后用水冲洗，把沉淀下来像“淀粉”一样的东西就叫“乌糯”。这种东西吃起来虽然很涩口，而且有股难闻的气味，但由于我们当时都处于极端的饥饿状态，也只好别无选择地把它吃下去------

随着食堂解散，公社的规模也不断地、一次一次地缩小。先是从整个县（即宁海、象山两县）的范围缩小一半，由原象山一个县的范围为一个公社；接着再改为由爵溪镇的范围为一个公社（即一个乡镇为一个公社）。这样，就恢复到最初成立“人民公社”时的一个高级社为一个“生产大队”，一个行政村为一个“生产小队”（不久，“生产小队”中的“小”字又被挖去，就叫“生产队”，据说，这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照办的）的规模了。过了一段时期，中共中央的文件传达到农村，它的主要精神是要重新给社员分配自留地，并动员广大社员群众去种植“十边地”（即村边、岸边、河边、田边、塘边----等），谁种谁收。还允许社员去开垦荒地，大力种植粮食作物和各类蔬菜，提倡什么“菜瓜半年粮”。无疑地，党中央提出的这一系列的“开放”政策，是十分符合国情和民意的，这对于提高广大农民的种植积极性是一个极大的鼓动和促进作用，也是有效地克服由“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运动所带来的恶果和深重的灾难的英明决策。后来听说这是由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的主张，所以当时农民都十分崇敬刘少奇，都说刘少奇的心里就装着农民的愿望，他是一个人民的好主席。据说，党中央已经看到了由于在全国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所带来的后果，准备“部分”地修正错误，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总结、检讨前几年的错误做法。在这次会上，刘少奇提出了发生这些严重的恶果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造成的。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透露说，他们当时会议的待遇是“一干二稀”，白天在会上“出气”，晚上在剧院看戏。看来，这个“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气氛还是比较民主、轻松的。

这个想到农民心坎里的政策传达以后，我和弟弟就立即就到下沙里岙和下沙岭边去开荒，一口气开了约一亩山地，并全部地种上了大小麦和马铃薯，藉以渡过这个即将到来的、难熬的春季以及可能继续下去的粮荒。说来也奇怪，那时做人的企求竟变得如此的简单和质朴：只要肚皮填饱就行，即使是“菜瓜半年粮”也好，其他的东西也就一无所求了。看来人吃点苦是有“好处”的，吃尽了苦头以后那怕是稍微“改善”一点点就会有“满足感”，这恐怕也是后来有人发明“忆苦思甜”教育的哲学蕴底。中国人最讲现实，肚饱是最最重要的，饿死不是一切都完了吗？我们的老祖宗就说过，“民以食为天”嘛，我当时确实也是这样想的。我想，凡是经历过这次“劫难”的人也都是这样想的。这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逆来忍受的美德的产生的根源。对于造成这样严重后果的国家领导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表示过抱怨，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对抗的情绪，我们忠厚的老百姓真是实在太可爱了。

话要说回来，此时我衷心地感谢这位体贴老百姓的刘少奇主席，当时如果没有他提出的这项符合国情和民意的政策，中国恐怕又要多几百万的老百姓加入饿殍的行列，我也许会名列其中，在神州的上空又多了一个冤魂------

 

人生伴侣

    我回家后只有半年时间里在三村二队参加农业劳动，后来就被抽调去干各种杂活。如画壁画、土高炉炼铁、猪场种饲料、造公路等，还有近半年时间被公社抽去参加全县搞的“土壤普查与规划”工作。在“人民公社”范围“调整”到爵溪镇的以后，各项大量的社会工作就大大地减少了。于是，我就回到本村的“爵溪农业大队笫一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从此就一直在这里干了近二十年。不过后来“笫一生产队”又分为四个生产队，我分在“一村二队”（又叫南街生产队）。

我就这样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母亲和姐姐们看到我年纪一年年大起来，光棍一条地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人嘛总是要成家的，孩子没有成家，作为父母亲就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于是，她们竭力想办法给我介绍对象，想了结一椿久久挂在她们心上的“心病”。我十分明白自己当时的处境，要想找一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姑娘简直是“痴心妄想”，因为当时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会愿意嫁给一个在农村“改造”中的“右派分子”。有一个“标准”我是绝对不会动摇的，即没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我不要。所以她们就一直没有如愿，但她们仍然不灰心，一如既往地在努力寻找着。也许是缘份，在1960年4月，我的大姐夫陈能华的婶婶愿意给我介绍对象，说她有一个侄媳的妹妹很适合，不妨可以去说说看。她从女方返回后的信息是：女方同意我前去“相亲”，说可以在见面谈了以后再作决定。于是我就和王亨良（与我同样命运的人，他从定海师范开除回家，成为我在家乡的好友）一道到林海公社陆家大队的女方家去“相亲”去了。在双方彼此会面以后，就决定让我和她单独“谈心”。由于初次见面，我看她低着头有点腼腆。她身材较高，有一对齐腰的、乌黑的长辫子。虽然说不上漂亮，倒也长得眉清目秀、十分端庄。我当时想，就我目前的条件而言，这恐怕是相当理想的对象了。我们都如实地互相介绍了各自的情况。这个名叫陆韵仙的姑娘高小毕业，家庭出身地主，芳龄二十三岁（比我少一岁）。因为我们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说起话来真也有点“臭味相投”。她说她不愿意嫁给一个出身好的人家而因此被人瞧不起，宁愿与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作生活的侣伴。我如实地告诉她关于我自己的实际情况，她说已经从介绍人那里知道了，她愿意与我一起生活。这样，我们的终身大事就首先在我们自己二个人的范围里定了下来。随后，我就把一支买来不久的“关勒铭”金笔赠送给她，也可算是一件定情薄礼，她欣然接受了。我们“谈心”结束后，又经过她们家庭成员商量一阵后，最后就把这门亲事定了下来。于是，我就和王亨良与她一起到丹城去拍摄“订婚合照”去了。

当时双方都有立即举办婚礼的愿望，既然亲事已经定了下来，就不必再拖延了，何况彼此的年龄都已不轻了（当时一般都是男二十、女十八结婚）。经双方协商后，都同意在不久后的五月一日结婚。也就是说，从订婚到结婚只有二十多天时间。当时我家经济十分困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各项准备工作根本就“措手不及”。好在女方不提任何条件，认为彼此简便些就好。女方的态度是：她家没有准备什么嫁妆，也不在乎男方发多少“聘金”。所以当介绍人送去的只有二百元人民币的“聘金”时，她家竟也没有“嗤之以鼻”。这门婚事真是有点“水到渠成”的感觉！

结婚仪式真是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结婚那天只办五、六桌酒席，只邀请十多户至亲至朋参加，范围划得少得不能最少了。尽管如此，父母亲和姐姐、姐夫们还是兴奋异常，因为这总算是完成了她们心中的一件大事。婚礼是在欣喜的气氛中进行的------

她家的社会关系确实很复杂。我的岳父教过书，是个文化人，在解放前曾担任过一任靖海乡（即林海乡）乡长。解放后，对于担任过乡长的人是要划为反革命的，于是他就逃往上海，隐姓埋名地进入一家工厂做工。后来在“肃反”运动清查时被发现，于是就被判刑，关在上海的提兰桥监狱里服刑（七十年代初刑满释放回家）。她的大姐夫吴某是一个在黄埔军校笫17期毕业的国民党军官，在胡宗南部下任上尉连长，在一次进攻延安的战役时阵亡。她大姐在解放后在上海落户，后来嫁给一个上海华光啤酒厂的工人。她的大哥在解放初就离家出逃，普遍的说法是他已逃往台湾。她二姐夫也是由于社会关系被流放到大西北去，他此时正在一个农场里劳动。她三姐夫也是一个地主出身的农民。家中还有一个母亲和二个兄弟以及大哥出走后留下的一个侄子（大嫂因大哥出走后不久也远走高飞）。

在后来的近二十年的凄风苦雨的生活中，她始终遵守她当时的诺言，我们无怨无悔、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地面对艰难的岁月，她坚韧地、义无反顾地与我共同背着“黑锅”艰辛地在风雨如磨的人生道路上跋涉。

我们结婚不久就遇到“大饥荒时期”，使她忍受难以想象的苦楚。她如果没有嫁给我，肯定不会受此苦难，因为她的家乡陆家村是处于南庄平原，粮食相对比较宽余，只少没有发生像我们爵溪那样在一段时期里几乎陷入断粮的绝境。她面对饥饿默默地忍受着，竟无一句怨言。即使在“大饥荒”以后的平常年月，我们爵溪一般家庭也都是吃番丝饭的，对于一个在家里从无吃过番茹丝饭的她，来到我家后却面临常年都是“半肚番丝半肚饭”的状况，要适应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众所周知，我们爵溪地处三面环山，东面临海的地域环境，水田很少，但有大量山地。爵溪的大米主要是靠外地供应。所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这种“半肚番丝半肚饭”的状况就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她也为此而受了整整二十年的苦楚。

她不但善于忍耐，而且还相当会刻苦。由于我在生产队的收入相当微薄，年终分配时只有四角钱一工，除去口粮钱后就所剩无几了。日常的柴米油盐开支总是东借西赊的。为了填补这个“空洞”，及时偿还借赊的钱款，我只得在做“农夫”的同时还得在农闲时充当“三夫”---樵夫、挑夫、船夫，藉以还债和应付日常的必需费用。

当樵夫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因为要翻过海拔四百多米高度的几座山，然后要把一根根柴砍下来、捆起来，最后还要把这一百五、六十斤的柴担挑回家来。每当我到家歇下柴担时，就感到精疲力竭了。这还不算，在每年的冬季里，我和弟弟还要到海山（海岛）去砍柴，因为在海山砍柴虽然劳动强度很大，但劳动效力高。在海岛停留十来天，就能砍下二十来担柴。然后用船把它载回家，可免去肩挑之苦。不过，在海山砍柴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劳动。这种“高效力”是用起早抹黑、整天不停地弯着腰砍柴换来的。这种高强度的、极其严重的、野蛮式的体力损耗，只有去过海山砍柴过的人才能体验得到的。更何况，在海山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是与“原始人”没有多少差别。我们兄弟二人带去一张竹簟以及被铺、炊具、番丝（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用一只小舢舨把我们送到海岛去。到了海岛，我们就架起竹簟当作“帐篷”，这就是我们的“居室”；接着就用锄头在山坡上掏个孔，然后找几块石头垒起，再把锅架上去，这成了我们的灶头了。完成了这二项“住”和“食”的准备工作后，我们就一分钟也不舍得浪费掉，背起竹杠带着弯刀上山去砍柴去了------

充当挑夫，当然同样是极其艰苦的体力劳动。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在爵溪供销社找了一个搬运货物的“角色”，就是要把丹城的货物挑到爵溪来（那时公路未通）。我为了多挣些钱，有时竟挑了二百来斤。从丹城到爵溪二十多里路程，中间还要翻过一道海拔一百多公尺赵岙岭，其劳动强度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挑着一百七、八十斤的担子要翻过有一百多公尺的赵岙岭的情景是可以想象的。我当时是汗流如雨、上气不接下气、一步一个脚印地、极其艰难地登上赵岙岭的------。她十分体贴我的辛苦，常常到赵岙岭脚来等我，分担我的一部分货物，减轻了我的负担，使我肩膀上的担子轻松了许多------

她从未捏过弯刀到山上去砍柴过，但为了帮我多砍些柴，能有更多的柴可以出卖，以换取生活之急需，她竟然有好几次一定要与我一起到海拔四百米高的龙葱山上去砍柴。有一次砍柴的经历使我终身难忘：在七十年代的一个秋天，她执著地一定要带着已经八、九岁的承志与我一起到龙葱山上去砍柴。在秋季里砍柴是要把砍倒的柴放在山坡上晒干后才能把它挑回家来。所以那天我们只带了弯刀和饭包（中午要在山上吃饭）。这天由于天气阴沉，我们于是就带了雨衣，以备不测。谁知在我们到达目的地后，老天真的下起雨来了。于是我们三人就穿着雨衣冒着雨砍柴，一直砍到中午才休息。绵绵的秋雨一直下个不停，我们只好躲藏在一块悬岩下吃了中饭。饭后，我们休息片刻后，又捏着弯刀、穿上雨衣砍柴去了------

当船夫除了艰苦以外还要加上一个艰险。在寒冬腊月，特别是在夜间，剌骨的西北风掠过海面直扑而来，冻得我浑身发抖。可以想象，站在船上值勤、干活是一件多么难熬而艰辛的工作。令人更可怕的还是“艰险”。有一次，我在机帆船上当船夫，这只排水量有40吨的机帆船装着从爵溪下沙的黄沙后要运到上海去。船在嵊泗列岛的陈山港停泊过夜。笫二天清晨开船，当我们船刚驶出港口时，就发觉洋面上巨浪滚滚而来，这就是谈“楫”色变的大楫洋！也许由于我是一个“旱鸭子”，从无见识过如此凶猛的巨浪，一个浪头足足有三层楼那么高。我们这只40吨的机帆船被巨浪掀得像一片碗豆壳似的，一会儿被巨浪掀至浪尖，一会儿又被它甩下浪底，简直是在做“猫玩老鼠的游戏”。浪头直扑船头，掀起有十多米高的浪花，并不时地从船头涌进到船的甲板上，把甲板上的黄沙冲得变成一块“秧田”似的。我被吓得魂不附体，我当时想一切都完了，这次恐怕是难逃劫运，要葬身海底了。我在内心里却还在祈求着老天爷，希望它能保佑我们平安地到达上海，我现在是绝对不能离开她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啊------幸亏这个老大镇定自若，面上毫无惊慌之情。他直视迎面扑来的巨浪，稳健地操着舵，巧妙与凶恶的海浪周旋。经过大约五、六个小时的博斗，我们终于脱离了险境，驶进了海面平静的长江口------

她不但会干粗活，而且还善于做细活，她的针黹功夫是有名的。那时人们穿的鞋都是女人自己做的布鞋，而女人针黹的好坏，只要看一看她的鞋底砌得怎样就可以知晓。她砌的鞋底针眼排列得密集而又整整齐齐，凡是看到过她砌的鞋底的人都交口称赞的。后来我们家从上海买来一台缝纫机，她学起缝制衣服和鞋帮口缧边的工艺来。她制作的鞋帮口缧边工艺的精致程度在全爵溪是闻名的，几乎成了爵溪的“缧边专业户”。这种鞋口缧边工艺是十分精致的，没有纯熟的、善于驾驭缝纫技巧是不行的，因为它要求针迹与鞋口的纤条摺边边缘只保持一豪米的间距，而且一定保持平行，不能有丝毫偏移，否则就不美观了。特别是那些要作为嫁妆的鞋子，爵溪绝大多数的出嫁姑娘都把她们的鞋帮拿到我家来加工的。每到年底，她的鞋帮口缧边的活儿就赶制不及，连夜缝制还都满足不了人家执意要她制作的鞋帮口缧边“业务”。制作费虽然只有二角钱一双，但积少成多地累加起来也是相当可观。由于有她的这一笔的“额外收入”，使我们家经济处在严重窘迫的情况下也出现了明显的转机。

1962年10月5日（农历九月初七），我们的笫一个孩子来到了这个苦难的世界，为希望他在未来能够实现我未竟的理想，特地给他取名承志。这个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正是我们面临“山穷水尽”的时刻。幸亏有亲戚和左邻右舍的帮助，使我们渡过了这个难关。这个孩子刚降临到这个世上就相当娇气，他非抱着不睡，而且还要摇摆不停地哄着。这孩子也真机灵，即使是睡熟了，一放到床上就立刻醒来，而且啼哭不止。于是也就只好用手抱着睡觉。这时幸亏有大姐帮忙，整天地抱着他、哄着他，如果没有大姐协助真是不堪设想。这样的“胡闹”就整整地过了一个多月后才渐渐地停息下来。她做月子的时候，不但补品极少（只有一些亲戚送来的），而且没有“当值保姆”侍候，幸亏有大姐相帮才总算渡过了这个难关。

1964年11月17日（农历十月十四），我们的笫二个孩子又接锺而至。我希望他长大后能具有渊博的知识，就取名为承渊。这年我们家的经济不但没有好转，而她的身体又处于相当虚弱状态，面容消瘦、憔悴。她的坚忍不拔的毅力真是使我吃惊：在怀孕九个月的情况下，她竟会凸着肚皮到下沙岭边的番薯地里去捋番藤叶，并把一满担番叶自己挑回家来。承渊生下来以后，她的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面庞上的颧骨明显地凸了出来。幸亏承渊没有像承志那样一定要抱着睡觉，他倒像很体贴母亲似的，只要把他奶吃饱，放头就在床上睡觉。由于我这时常常在大岙等地劳动，中午餐要由人送去到当地吃的，所以在尚未满月的情况下，她还需下床到灶间去为我做饭，害得她为此而留下许多疾病。

我们笫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经济已经有了一点好转。1970年2月5日傍晚，也就是当年的农历除夕之夜。在吃好年饭以后，她肚子突然痛起来，她就知道她要分娩了。于是她就赶紧做好准备工作，把老大、老二穿过的衣服都拿出来。我马上就把大姐叫来。我见她痛得满头大汗，直到十二点钟时，大姐认为分娩时辰将近，叫我赶快把包生婆去叫来。我马上一口气奔到八村把包生婆叫来后，果然没等多久，我们的笫三个孩子就来到人间。这时，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了。为了希望他将来也能与我的工作态度一样，发扬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于是就给他取名为承雷。

每当我回想到这些往事的时候，我的内心除了感激之情外，总觉得我作为丈夫是欠她太多太多了------

祸起萧墙

这起事件还得从1959年说起。

在我1958年回家后不久，同乡王亨良也与我同样的原因从定海师范回到家乡，我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要好朋友。在劳动之余，我们常常在沙滩上散步，互慰互勉地笑对人生。有时也会苦中作乐，在我家举办自娱自乐的“演奏会”，他吹笛子，我拉胡琴。演奏的曲子有“康定情歌”、“敖包相会”、“淮河两岸鲜花开”等。后来又加入一个从海军部队复员的我表兄吴某，他会吹口琴，有三种乐器演奏起来的音质自然比两种要好一些，听起来也就更加悦耳动听，有时还有一些邻居聚在窗外当我们的听众。我这位表兄在平时就与我家比较亲近，红白事都有来往。由于有这个“音乐会”，他到我家来玩的次数也自然就增多了。有一次，我正在用拼音字母写日记。由于当时我对拼音相当感兴趣，还订阅了一份“汉语拼音报”，常常利用写日记练习汉语拼音技巧。我这位表兄看到我在用“英文”（其实是拼音）写东西觉得很奇怪，就好奇地问我是在写什么东西。我回答他说是在写日记。我看他满腹狐疑的样子后，就把日记合拢放进抽屉里去了。我当时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然会到爵溪派出所去汇报我在“用英文写东西”，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有一天，王亨良突然有点惊慌的神情来告诉我一个非常令人出人意料的消息。据他的一个在猪场劳动的姓刘的亲戚说，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二个派出所的同志在猪场“调查摸底”，他们向一个猪场负责人了解你和张为礼在这里曾经有一段时期劳动过的有关情况，说有没有讲过什么反动的言论没有。他还听到这两位派出所向这位负责人透露说，“张为礼在用英文写密件”，还说“张为礼经常与王亨良在一起聚会，说不定是在搞什么阴谋活动，甚至有可能想逃到台湾去的企图”等等。

我听后大吃一惊，世界上怎么会发生这样天方夜谭式的事情？我明明是在“用汉语拼音写日记”，怎么会变成“用英文写密件”了呢？明明是我和王亨良的“两个朋友间的谈心”怎么会变成“搞什么阴谋活动，甚至有可能想逃到台湾去的企图”了呢？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在用汉语拼音写日记的？------喔，对了，知道我用汉语拼音写日记的人除了王亨良以外，只有我那个姓吴的表兄看到过，那末，肯定是这个表兄向派出所汇报的。我当时真是感到相当气愤，这个表兄实在是太狠毒了！

当时的社会气氛已经开始转向“严阵以待”了。自从1958年8月23日福建部队炮击金门以后，台湾海峡两岸的局势就顿时紧张起来，金门与厦门之间的炮战一直在猛烈地进行着。蒋介石虽然被人民解放军赶到了台湾，但他还是在白日做梦，妄图卷土重来，公然叫嚣要“反攻大陆”，并不断派遣特务到大陆来剌探各种情报或搞破坏活动。当时在我们象山就抓获了两个叫“二尤”的国民党特务。据他们交代，他们兄弟二人已经多次“光临”过象山了。对于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气氛，作为的社会治安组织的派出所，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提高警惕了，对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当然是要引起严重关切的。爵溪派出所在接到姓吴的“报告”以后，对于我这个有“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的人不能不提高“革命警惕性”，更何况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是在用“汉语拼音写日记”，而不是在用“英文写密件”。再加上两个“右派分子”经常在一起“聚会”，肯定不会有“好事情”。

我深入地分析一下才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是要属于“反革命”性质的事情，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与王亨良商量一阵以后，觉得有必要到爵溪派出所去说明一下情况，藉以澄清事实真相。他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们就决定立刻到爵溪派出所去。

由于我当时觉得自己完全是问心无愧的，所以就没有什么恐惧感。当我刚跨进派出所的门槛时，就遇到了时任爵溪派出所文书王传东。他是我在象山中学校友，比我低二届。他是一个品学皆优的学生，在校时我们彼此很熟悉。对于他到爵溪派出所来工作我是知道的，由于本人所处的“环境”，我有点自知之明，所以也就从来没有与他有过任何接触，以免给他造成不好的影响。他看到我跨进派出所大门，肯定有什么事情。于是我就简略地介绍有关情况。他听后还是相当热情地把我带到所长那里。因为当时我觉得自己理直气壮，所以在向所长汇报时口气也比较生硬，更何况我这人又有一个相当不好的火爆似的性格，谈了不久，我和所长几乎争了起来。这个所长当然不会卖我的账，他突然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一定要我先写一份“检讨书”再说。王传东见机不妙，连忙“打圆场”。他立刻向我使了个眼色，然后对我说，对领导的态度不应该这样，并立刻叫我赶快去写“检讨书”。我这时才感到自己实在是太鲁莽了，社会上的事情决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出了这样的“案件”，在没有调查出结论之前，难道由你自己“信口开河”不成？我意识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又犯了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出于无奈，我也只好听从王传东的意见，闷闷不乐地去写这份“检讨书”------

派出所接了我这份“检讨书”以后，虽然一直没有对我和王亨良进行面对面的调查，但我总是觉得好象有块“疙瘩”搁在心里似的。事后证明，派出所虽然没有立即对我们进行面对面的调查，是由于证据不足，但在他们的“案件档案”里始终把我这件事作为一个重点来对待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王传东在事后不久就被爵溪派出所所长辞退了，这明显地是由于我的问题而受到牵连。当时，如果没有发生我的这次事件，他是绝对不会被所长辞退的，因为他在此前一直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正是处于上进时期，可说是前景相当美好。出了这次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使他无故地受到牵连，从而给他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结果，真使我为此而负疚了几十年。虽然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这次在派出所的门口的“邂逅”纯属偶然，而且在此前和之后就一直没有接触过，但是谁又能说得清呢？何况当时又处在这样一种“非常”时期。大概在五、六年以后的一个渔汛时期，我看到来爵溪买鱼的人流中有衣衫不整的王传东，他肯定是在涂茨老家当农民了------

在我结婚后不久，王亨良要到宁夏去了。此前，我们象山县按照上面分配的任务，要动员大量青年去宁夏扎根，支援宁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和王亨良为此商量了好久，是不是换一个环境生活，我们的处境会好一些。我和王亨良虽然命运相同，但家庭环境不一样。我上有父母，下有姐妹兄弟，家庭还是十分温暖的。而王亨良却完全不一样，他父母在解放后不久就双双离他而去，留下了他们兄弟三人。他的哥哥正在独自一人过流浪式生活，弟弟已经送给别人抚养，他从定海师范回家后就一直在他的一个三叔家里生活，过着寄人篱下式的生活。虽然他的三叔和三婶待他不错，但与自己的父母亲总是有区别的。长久在三叔家住下去总不是办法。他对于这次机遇，觉得很难得，所以他要去宁夏的决心相当强，坚定地要到外面去闯一闯。而我一直在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离开这个温暖的家庭而到那个举目无亲的、荒凉的宁夏去。不久，家里为我找了对象，我也就安心在家务农算了。在他离开爵溪那天，我依依不舍地送他到丹城去集合。就在去丹城的路上，我们遇见了派出所一个姓B的警员，他大概是负责我这个“案件”的人。他看我们挑着一付行李要到远地去的样子，就问我：“你也去宁夏？”我看他有一付满脸狐疑的神色。我回答他我不去，我是为王亨良送行的，他才放心地走了。此刻，我心里又“格登”了一下，难道他们还在追查我这个案件不成？这真是“阴魂不散”啊！由于这个姓B的这一问，使我当时正处于新婚时期的欢愉心情里被笼罩上了一个抹不掉的阴影。

王亨良到宁夏以后，先是分配在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里。几个月后，他的命运竟出现了转机，居然考取了银川煤矿学院。与他同去的穆光宗、郑新钊也同时被银川煤矿学院录取，这真可谓是戏剧性变化。穆光宗也是与王亨良同样的原因从定海师范被开除回家，郑新钊则是在高中毕业后没有考取大学后回家务农。他们俩都是我的同学和要好朋友。

出现了这个戏剧性的变化以后，我的内心处在极度的矛盾之中。如果当初我下决心与王亨良一道去宁夏，现在不也是银川煤矿学院的学生了吗？说起来真也有点后悔。问题是我现在连做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都不得安宁，派出所似乎还在时时刻刻地严密地监视着我。此时，王亨良、穆光宗、郑新钊等三个朋友们也不断地来信鼓励我下决心“盲流”（即未经过政府批准自行去的人）去宁夏，他们还说已经有许多人这样做了，到宁夏后马上就可以报上户口的。你到宁夏以后，我们会协助你安排落实户口问题。由于宁夏地区的文化水准普遍较低，在这里找一个工作比浙江要容易得多。在他们的鼓动下，我要去宁夏的决心终于下定了。我自然先与韵仙商量，经得她同意后，我又与二个姐姐打了个招呼后就这样定了下来。这事，我们是瞒着父母亲的，因为我知道，当她（他）们得知这个决定后是肯定不会同意我去宁夏的。

此时，在爵溪有一个郑新钊的姓翟的女同学兼女朋友也要到宁夏去。她在高中毕业以后一直闲在家里，为了前程，她也想到宁夏去闯一闯。郑新钊来信委托我办一件事，就是要我带她一起去宁夏，在路上也好照顾她一下，因为作为一个姑娘，单独出门总是不放心的。我自然答应他这个不算麻烦的问题。在一阵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以后，我们准备出发了。我与翟约定，在爵溪出发时各人单独自行去丹城，笫二天清晨在约定地点会合，然后再到车站去买车票上车。这时已经是初秋的季节了，选在这个季节出门，气候倒是比较适宜的。为了掩人耳目（主要是防止派出所知道），我决定在下午三点左右出发，因为此时街上行人比较少，不容易被人发现。韵仙先走一步去陆家，我们决定在陆家吃晚饭，天黑后再去丹城，在穆光宗家宿夜。我还请一个我初中时姓张的同学为我挑行李。此时还有一个与我很要好的、正在家休假的竺行生同学（他在浙江大学读书）要为我送行。谁知我刚踏出家门口就与派出所的所长碰过正着，我的心顿时怦怦地跳动，怎能会这么凑巧？是不是他们一直在监视我？说来也奇怪，他只是仅仅地看了一眼，并没有什么“异常反映”，而且也没有派人来跟踪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对我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所以我也就放心地走了。在到前岙岭脚时，我从姓张的同学肩上接过行李，与他们告别。竺行生同学还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祝我一路平安，并希望我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一定要努力奋斗！

我到达陆家后，岳母已为我做好晚饭。我看到岳母的面容有忐忑不安的神色，这也难怪，因为她已经把她心爱的女儿交给我了，这样“冒险”的行动如出意外，岂不是要害了她女儿一生吗。因为在她的一家中，已经出了不少“事端”：大儿子出逃，至今下落不明；老头儿逃到上海后被捉住，现在还在上海提兰桥监狱坐牢；大女婿在西北战场上阵亡；二女婿在西北边疆流放。如果我这次再发生意外，她能经得起再一次的打击吗？这些年来，她是在惶惶不安中渡过的。我发现她担心我出事的心思后，立即安慰她。请她不必担心，我又没有做什么犯法的事情，象山不是已经有很多人“盲流”去宁夏了吗？经过我和二个舅兄的劝说，她也就慢慢地打消了顾虑。天黑以后，我就挑着行李出发了，大舅兄和韵仙送我到陆家桥头后，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我在穆光宗家住下后，还去看望过翟某一次，她究竟有没有按规定地到了约定的住处。我按她给我的地址找到了她的一个亲戚家，她果然已在她亲戚家里了。我于是就回到了穆光宗家安心地休息了。这个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思考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这必竟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啊------

大约是凌晨四点钟光景，我被突如其来的、唤着我名字的声音在朦胧中被怔醒，仔细一听，原来是我大姐夫的声音后，我立即骨碌地起床穿衣。这时穆光宗的母亲也被怔醒起床，并开门让我大姐夫进来。原来，真的要出事了！大姐夫告诉我，昨晚全家没有安宁过，我走后派出所马上就知道了。黄昏以后，派出所派人到我家来，一定要父母亲告诉他们我的下落。但父母亲确实不知道我的去处，当然无法提供信息。派出所人训斥了我父母亲一顿后就威胁说，你不说出来也没关系，我们已经在全县布置了人马，你儿子即使是插上了翅膀也是无法逃出象山的！在派出所人走后，家里人商量了一阵后，认为韵仙已经回家去了，她肯定知道我的下落。于是大姐夫就连夜赶到陆家，是韵仙告诉大姐夫我住在这里的，所以大姐夫也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丹城的穆光宗家来找我。他还说，陆家村也为此被弄得鸡犬不宁，你岳母被吓得发抖，韵仙也在伤心流泪。此刻，我突然明白：我这下真的闯下了大祸，派出所肯定是怀疑我“逃往台湾”了！看来，宁夏是无论如何走不成了。此时在车站肯定有人布防，去了肯定是要出洋相的。于是，我决定还是回家再说，看来只能是向爵溪派出所去“投案自首”了。这个消息必须立刻去通知翟某，否则她一定在等我一道到车站去买车票呢。至于她去不去宁夏则由她自己去决定了。我与她会面后告诉她有关情况，她听后也就决定不去宁夏了。

我回到家后就去爵溪派出所。派出所那个姓B的带我到一个十分昏暗的房间，他摆出一付相当威严的样子讯问我。我当时十分镇静，因为“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嘛。我从容不迫地回答他提出的一切问题。他没有掌握、也不可能有掌握我“逃到台湾”去的任何证据。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材料”，仅仅是“莫须有”的怀疑而已。这也是他们在长达一年时间的调查后得到的唯一“证据”，但这种“证据”一旦与当事人对证后，由于没有、也不可能有“以事实为准绳”的司法原则的根据，当然就不具备以此作为对“犯罪慊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依据。由于他们所掌握的“材料”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敢贸然对我采取“迫、供、讯”的手段。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不能像对待一个农民那样可以“随便乱来”的，更何况他们已经与我打过好几次交道了，我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摆布的人。

他在一段时间的讯问以后，我看他显得很无奈，当初那付威严的神色也就暗然失色了，而且显得有点窘迫。

我为了打消他们对我想“逃到台湾”去的慊疑，提供有力的证据去证明它，于是我就诚恳地对他说：“我要逃到台湾去为什么还要带着一个翟某去？难道她也会跟着我一道跑到台湾去吗？你们完全可以到她那里去调查一下。另外，你们不是怀疑我用英文写东西吗，我这本日记现在还在我带去的箱子里放着（此时还在穆光宗家），你们可以打开箱子去看一看，‘英文’写的到底是什么内容。”

“好的，我们会调查清楚的，你现在可以走了。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会通知你。在问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能离开爵溪。”姓B的对我说。

我回到家里后，父母亲和姐姐们也就放心了。母亲默默无言地含着泪，看样子她很伤心，同时又为我的命运担忧。此刻，当她们知道我的问题已得到初步澄清后，也就真点放心了。

后来得知，在我离开穆光宗家二个钟头以后（即我到爵溪派出所报到后，告诉他们我昨晚是在丹城穆光宗家宿夜的，我的行李还在他家等情况以后），丹城派出所的四、五个警员闯进穆光宗家，对我行李进行搜查，翻箱倒柜地找到我的这本日记本，其中有一个带眼镜的人仔细地翻阅了这本日记本。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值得怀疑的东西后就离开了。不过，他们在离开时，对穆光宗的母亲狠狠地训斥一顿：“张为礼在你家宿夜，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报告！”------

谁知道，派出所对我这次“出逃”事件虽然找不到任何有力证据，但他们没有死心，仍然继续在挖空心思地想办法对我“制造”罪名，他们竟然像“睹徒”睹红了眼一样，没有把手中的钱输光是决不罢休的。

平心而论，他们对我“立案”的初衷是对的，既然有人来举报，作为治安机构对于各种慊疑的调查是责无旁贷的。问题是在于一旦搞清了面目以后，就应当实事就是地了结了。如果仍然一意孤行地一定要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搞下去，甚至还要不择手段地去制造种种“假象”来证明自己的“正确”，那么这种人是十分可悲的，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我们党的宗旨。历史上的许多错案、冤案都是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对于我的这个“案件”，只要是具有起码一点的政治良知的人来说，到此应当是已经“水落石出”了，根本上就不存在“逃往台湾”的案由。但是，他们偏偏要一意孤行地、顽固地继续搞下去，所以我的命运就注定要受到一次新的打击。

1960年9月28日是我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下午下工后我回到家里，见到全家人都聚在灶间默默无闻地坐着，面容上都笼罩着一片愁云，我就预感到有不祥之兆。还是大姐带着十分恐慌的口吻对我说：“四土，他们还是不放过你啊。外面纷纷在说，今天晚上要开批斗会，要批斗二个人，其中一个是你啊。”

我听后大吃一怔。但我立刻又镇定下来，因为我坚信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信条：“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不管我目前吃了多少苦头，但我深信最终一定能够弄清楚的。正在这时，有一个本村民兵气冲冲地闯了进来，说叫我到派出所去一趟，于是我就跟随他去了。

到派出所后，有一个上面派下来的人把我带到一间房间里，这个人又是姓B的，一看就知道是个大老粗。

他装出一付威严的样子问我：“你在学校里犯了哪些错误？”

“这又不是一句二句能够说得清的，你们去看我的档案好了。”我平静地回答他。

“我现在是问你。”他摆出一付提讯的架势。

“我在学校里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有几十条，我一时记不起来了。”

“那你就把记得的写几条吧。”

于是我就在他交给我的一张纸上写了三条“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他看后说：“可以了。今天晚上开批斗大会，我们希望你态度好一点，这对你有好处的。”

我觉得跟这种人说话没有意思，反正到时候再说。

批斗大会的讲台上站着我和一个“地主兼反革命”的人。在批斗大会上，他是主角，有不少他本村的农民和干部纷纷上台揭露他平时散布的反动言论。批判我的共三个人，他们分别来自农队、渔队、手工业社的干部，这明显“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他们手上都拿着一张纸头，照本宣读地念着是我刚才写的三条“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而且一字不漏、一字不加地“照本宣读”。我听了觉得有点好笑，看来，爵溪派出所对我在学校里的“反党言论”是一无所知的。

在批斗大会即将结束时，这个上面派来姓B的就迫不及待地向大会宣布，说我“企图逃往台湾”，但却以“煸动劳力外流”的“罪名”宣布对我予以拘留的处置。接着，他交给我拘留证，要我在拘留证上签字。我看到拘留征上写的拘留原因栏上写的是“煽动劳力外流”，并没有看到“企图逃往台湾”的字样，我就签了字。事毕，他们带我到派出所里宿夜。

我当时想，这个姓B的实在太“牵强附会”了，我“煽动”谁“劳力外流”了？明明是我的朋友“托”我“带”一个翟某到宁夏去，这也可称得上“煽动”吗？再说，翟某是一个女的，当时在爵溪农队（由于人多地少）女同胞根本是不算是劳力的，她们一般都在家做家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女同胞既然是不算劳力，我的“煽动”对象岂不是“不算劳力的劳力”了吗？我看他们实在是黔驴技穷了！再说，单是说了句我“企图逃往台湾”，而没有任何根据和具体内容，这岂不是也实在是太荒谬了吗？

当时由于县城设在宁海城关镇，被拘留的人自然都要押到宁海城关的看守所去。照例说，对于我这样“企图逃往台湾”的“重犯”肯定是要派警察押送的，但他们只是叫一个农队的民兵胡家根（我小学的同学）“陪同”前往宁海，当然也谈不上戴手栲了。看来这个姓B的还算有点“实事求是”，因为他心中绝对明白，我的“企图逃往台湾”罪名是根本上不存在的。

当我走出派出所的门口时，我看到母亲和姐姐们在门口不远处在等着我，并给我带来一些日用品。我看到含着泪的、面容憔悴的老母亲，心里真是像刀割一样难受。母亲谆谆地吩咐我说：“要听政府的话，思想一定要学好------”。看来，她认定我是要被逮捕判罪了。我不愿再多看一眼年迈的母亲，否则，我就止不住要哭泣了。我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流泪，“男子有泪不轻弹，‘虽然已到’伤心时”。于是我就硬着心肠扭过头就大踏步地走了------

我们走到丹城后，是乘客车去宁海的。在宁海车站下车后，胡家根带我到看守所。然后，我就被关进一个“笼子里”。

这个笼子里，一共关押着十来个人，这里竟然有一个我初中的同届同学龚某。他见到我大吃一怔，于是便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我如实地告诉他我出事的原由，他听后叹了一口气，也不能再说什么了。还有个老头很可怜，他面黄肌瘦，肚皮凸起，明显地患“肝腹水”，但却没有得到治疗。我后来知道，他原是东陈大队支书，因为在“浮夸风”期间对上级“不满”而被拘留的，他在这里已经被关押大半年了，看来他这条老命是很可能要断送在这里了。还有一个穿着一件很旧的呢大衣的人，整天在梦呓般地不知在说些什么。据说他还是一个大学生，因不知说了些什么话而被关进来的。此外还有一个昌国小学的教师，也是因为“祸从口出”而被拘留的。

直到二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才被叫出去提讯。我看到一个身穿白色制服的人坐在一张写字台后面，估计他是一个检察院的人员。他叫我在写字台旁的一条木椅上坐下，然后并没有用很严厉的口气问我：“你知道自己犯什么错误吗？”

“我知道自己只在学校犯过错误，但不明白现在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冤枉我‘企图逃往台湾’。我确有要想到宁夏去的计划，但没有‘煽动’什么人去‘外流’，据我所知，‘盲流’到宁夏去并不犯法。”我理直气壮地、相当平静地回答他。

“你把去宁夏的计划和经过说得祥细一点。”他和蔼地对我说。

于是我就把这个经过祥细向他说明。为了有力地驳斥这个“企图逃往台湾”的无稽之谈的荒谬性，我诚恳地向这位提讯者说：“我逃往台湾的路线难道要经过宁夏吗？那怕是稍有一点最起码的地理知识的人就会明白，这难道不是“南辕北辙”了吗？他们不如说我逃到苏联去更为合适。至于我是否打算去宁夏的事实，你们完全可以到宁夏那里的王亨良、穆光宗、郑新钊等人去调查取证，当然也可以与翟某对证。”

我看他在认真地做记录。不到十分钟，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我回到了笼子里。

三天后，我无罪释放了。在我临走之前，所长交给我一封刚刚贴封的信件，封口的胶水还是湿的。他说叫我顺便带到丹城派出所去就行（并没有叮嘱我不要拆看）。我相信这一定是关于我本案的结论。当我走出看守所的大门，看到一片湛兰的晴空，呼吸到清净的、自由的空气时，我衷心地感谢这位提讯我的人，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还给我一个清白！看来，这“二B”是彻底地“输光”了------

当我回到家里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父母亲竟然早已知道我就要出来了，因为父亲在前几天的一个会上，一个爵溪派出所的人对我父亲说，对你家儿子的案件搞错了，你儿子马上就要出来。母亲看到我回到家里，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韵仙的欣喜心情就自然不用说了------

后来我从王亨良的来信中得知，派出所的人确实到他们那里去调查取证过。王亨良交给他我写给他们的信，并祥细地介绍了这起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对这起事件的性质自然就清楚了。

一年多以后，由于我们全国各地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时期”，银川煤矿学院将“扩招”的学生全部“下放”到原籍，王亨良、穆光宗、郑新钊等人都回到原来的农村里去劳动。在他们回到农村以后，才发现连杨柳树的叶子都被吃光了，他们几乎差点被饿死。为了活命，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可以卖的东西都卖了，总算凑足回家的路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宁夏------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要“感谢”这二位姓B的人，是他们使我“避免”了这次徒劳无益的宁夏之旅，否则，我到那里后的结局肯定比王亨良他们更加糟糕，说不定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凄凉的局面，这对于我来说也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舫前村遇险

我回家后不久，大队派我到舫前村去背毛竹。毛竹是渔队涨网用的，在人民公社时代，农、渔、手工业是分工不分家的，劳动力自然可以互相通用。这次出差舫前村背毛竹的共有四人，其中我和老郑是农队，老史来自手工业社，老王则是从外围村甸平山村抽来的。舫前村盛产毛竹，而且地处西沪港边，可以用船直接运到爵溪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半山上的毛竹砍下来，然后背到港边就完事。我们到达舫前村后，就把大队的一张证明交给舫前村大队部。他们安排我们四人住在只有二户人家的一个小院子，共有六七间房子。我们住在东首这户人家，他们家只有母子二人。对面西首这户人家只有一个人，光棍一条，是个篾匠。至于吃饭问题，他们说可以在食堂搭伙，也可以自便。我们四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先在食堂吃几餐再说，所以我们只交出去三天的搭伙大米。当时食堂已经没有干饭供给，三餐都是番薯粥了，不过粥还是比较“稠”，没像几个月后的粥那样“稀”，但对于我们当时要上山砍毛竹、背毛竹的劳动强度来说，还是饥得难忍。有一天，当我们把毛竹背下来在山腰里休息的时候，猛然发现在山坡地的番薯地上有鸡蛋般大小的番薯块三三两两地抛在地上，这分明是社员在收获时不要而丢下的。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在我们那里也一样。因为人民公社是大呼隆生产方式，没有人会把这些鸡蛋大小的番薯块拾进箩筐里去的。要是在此前或者在解放前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有为数众多的穷苦家庭的小孩来到地里“把番薯虱”，把这些丢下小番薯统统地收拾干净了。自从公社化大办食堂以后，人人都到食堂里去吃饭，家里也就断了炊事，自然就没有小孩到地里去“把番薯虱”了，所以这些小番薯就在地上抛着没有人去理睬它了。当时看到了这些虽然很小的薯块，但对于处于饥饿状态下的我们来说，无疑地是“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于是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把它们拾起来，然后到溪边把它洗净，大口大口地狼吞虎咽起来。我们吃着吃着，老郑忽然灵机一动，低声地向我们说：“我们何不将这些小番薯用衣服包起来拿到东家家里去，用锅把它烤熟吃，岂不是味道更好。”

他这个建议当然得到我们的热烈赞同，于是我们就立刻动手，分头去拾了十几斤小番薯，然后用衣服包起来就绑在毛竹上背下山去了。这天晚上，我们和东家的母子二人着实地美餐了一顿。

如果说，我们仅仅用这种“美餐一顿”的方式继续下去，也许不会出事。但人的欲望是不会满足的，为了想进一步改善伙食状况，我们干脆不去食堂搭伙了，我们把自己从爵溪带来的大米加上拾来的小番薯放在一起煮番薯饭吃，我们的肚子就相当满足了。东家的母子二人也自然很高兴，因为他们有时也享受几餐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久，我们这个“秘密”被邻居对面的一个篾匠发现了。因为此人不去生产队里劳动，整天在家劈竹篾，制竹篾器具。我们这个“秘密”行动日子长了，自然就瞒不过他的。他竟然向大队去“密报”了。

大队得知这个“密报”后，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可能他们觉得还是“小事一桩”，在地里拾小番薯还称不上偷窃行为。仅仅是为了拾几斤丢在地上的小番薯，是不宜对外来的客人采取过激行为的。问题是出在“后院起火”：后来爵溪渔队派来一只运毛竹船，而这只船上偏偏有个叫“罗快嘴”的船员，此人为了表明他有“博古通今”的见识，把我这个“右派分子”的身份通给了舫前人。大队部自然地就很快地知道了。这样一来，我们这个“秘密”行动的性质就一下子变了，这不再是“小事一桩”，而是一起明显的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事件了，大队正在策划召开批斗我的大会，想用“活生生的事实”来教育广大群众认识发生在“番薯地里的阶级斗争”！

幸亏我们的东家及时悄悄地告诉我们这个消息，老史才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分析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是在于我这个“身份”，我走了，一切问题自然就没有了。于是他当机立断地决定我和老郑在今晚半夜悄悄地离开舫前村，明天舫前大队来找人，他自有办法对付。并嘱咐我不必担心，走了就没事。我当时真情地感谢老史对我的关心，没有他出这个主意，我肯定又要遭殃了。

半夜时分，做事谨慎的老史首先到对面的篾匠家里，看看人是否已经睡熟，然后又到外面去巡视一遍，看看村巷里是否还有人在行走，回来后就放心地、轻轻地对我们说：“可以走了。”于是我和老郑就挑起行李悄悄地起身了，他还一直送我们到村外才回去------。

慈母离世

1962年初的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又是我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由于天色阴沉、飞沙走石、寒风剌骨，故生产队没有出工，我们全家就在堂前晒太阳。大约在下午三点钟光景，忽然进来一个人报讯说，我母亲在梅溪[外婆家]犯病，我的几个表兄正在把我母亲抬回家来，现在正在路上，叫我和弟弟赶快去接。我一听就觉得事情不妙，连忙与弟弟一道迅速跑出门去。正当我们走到北门外时，就看到二个梅溪的表兄急冲冲地把我母亲抬来。我急忙去看躺在轿中的母亲，只见她面色惨白，双目紧闭，完全处在昏迷状态。我急呼二声后，她才缓慢地张开一只右眼，嘴巴微微地动了一下而说不出话来。表兄告诉我们，她是在帮人家磨豆腐时突然晕倒的，她倒下后就再也爬不起来。我顿时明白，母亲是患脑溢血了，她的生命已经处在极端的危险之中。说来也奇怪，就在我们交接之时，头顶上忽然飞来二只乌鸦，劈头劈脑地“哇、哇、哇”向我们直叫，不觉使我感到一阵心怔肉跳，难道我们家又要大祸临头了不成？

我们连忙快速地把母亲抬到家里，然后慢慢地把她放到床上。她一直昏迷不醒地躺着，我们全家人都急得团团转。许多亲戚闻讯赶来探望，满屋子里都是人。这时候爵溪还没有卫生所，只有一家二三个人的诊所，我已经请一个与我很要好的胡医生来看过，他的诊断结果与我估计的完全一样，确是得了中风病，她的半身不遂症状就是最好的证明，医生对于这种病症确实是没有回天之术的。看来，我母亲的病情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母亲在病床上躺了三天，一直处在昏迷状态。我们轮流地为她守护着。直到笫四天，也就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早上她才清醒过来。她告诉我们，那天她帮别人磨豆腐时，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她摇晃地觉得站不住，以后她就一无所知了-----。随后我们就告诉她以后发生的事，她听了我们讲的情况以后惨然一笑。然而，好景不长，母亲只清醒了一刻钟左右又昏迷过去了，我感到不妙，这很可能是一种“回光返照”现象，母亲留在人间的时刻不多了。果然，母亲的呼吸突然急速加快，而且愈来愈困难，她急于要说什么，但口音模糊不清，听不出她在说些什么。我于是把耳朵贴近母亲的嘴巴，听了许久，才似乎听出她是在说“把小土的老婆抬抬进------”我猛然地明白母亲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行了，但她心中还念念不忘地牵挂着弟弟（小名小土）尚未成婚，希望我一定要把她心中牵挂的事办成后她才会闭目而去。我为了把这句话弄清楚，我把这句话向母亲慢慢地重复了二次，母亲听清了我说的话，用头点了三下后就渐渐地减弱了呼吸，一分钟后就停止了心脏跳动，她永远地离开我们而去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声突然爆发出来------我在极度的悲痛中，我牢记母亲临终时的嘱托，今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一定要把弟弟的婚事办成，以报答母亲对我含辛茹苦的哺育------

妈妈偏偏身不由已地选择在这个无论是国家还是我们自己这小家的最困难时刻离开我们。这时正处于全国性的“大饥荒时期”，当时是“家家进食堂，人人喝薄粥”，而且还是在春节前二天的日子。这年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年三十（即除夕）正遇立春。按照当时的风俗，立春及春节后五天内是不准出殡的。家中只有五斤大米贮存（这是食堂发给各户准备过年用的），如果要等过六天后才出殡是无论如何熬不过去的。经过诸亲戚商量并经父亲同意后，决定就在当天下午出殡，这只能愧对母亲了。在这种极端特殊的情况下，作出这种极端特殊的决定，我们相信母亲在天之灵是能够愿谅我们的。

于是就立即着手筹办出殡事宜。首先派人到梅溪外婆家去报丧，接着就筹划其他各项有关事宜。幸亏有众多的邻居和亲戚相帮，母亲的出殡仪式妥善地在下午三时进行。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建造坟墓，母亲的灵柩只好临时寄放在下沙里岙。这里有我们的新开垦的“百斤粮”基地，便于我们经常地去看望母亲。

笫二年秋天，我按照母亲的嘱托，完成了弟弟的婚事，母亲在天之灵得知后会感到欣慰的。事毕，我们兄弟二人平和地分了家。从此，我们兄弟二人各自为自己的家庭去操劳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