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零》连载之五十一

69

凌云身陷囹圄，虽然与外界隔离，但还是了解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这主要是通过狱中的零散报纸中得知。当然，她在报纸中看到的东西都是一些诸如此类“毛主席和亲密战友林彪搓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彻底清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党籍”等冠冕堂皇的报道，至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千奇百怪骇人听闻的秘闻之类的“小道消息”则是从陆续不断被关押进来的“新犯人”中听到的。每当她听到这些不可理喻千奇百怪的“怪事”时，她真的感慨万端不可思议，这些不可思议的“怪事”恐怕也只有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才能发生，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因为他们的国度有严格的法律和法规，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党的领导人的举措或行为准则都得遵循宪法法律，不得越轨半步，更决不允许他为所欲为忘乎所以，一旦发生“越轨行为”就得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我们中国就不一样，早在1956年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就出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意志不需要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可将他认为是“反动”的人抓进监狱判刑；接着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更是变本加厉目无法纪目空一切为所欲为呼风唤雨，他可以“自说自话”的编出来一个所谓“阳谋论”就能够剥夺几十万人的政治权利，也不需要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把这些人送去劳动改造。这是什么主义？这简直与法西斯主义没有多大的差别！有了这个的认识，才能解释我国今天所发生的那些不可思议千奇百怪骇人听闻的“怪事” ！照例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这么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推翻了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如果没有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戴是不可能的，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说的，正因为如此，在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中共就与各民主党派在一起协商，制订了《共同纲领》，确立了“共和国体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些极其庄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根本大法”几年以后怎么能一下子就束之高阁了？完全成为一种“花瓶式”的摆设？这种极其庄严而神圣的“宪法”怎么会变得如此的脆弱？如此经不起风吹浪打？
面对如此眼花缭乱的社会万象，凌云陷入了沉思。
就在此时，狱警押进来一个女犯人。她看了后觉得有些面熟，我莫非在哪里见到过她？她立即翻开贮存在脑海里的记忆，猛然想起她好像就是何大姐何芝萍。何大姐这人对她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在她初涉社会之时，根本就不懂人间的复杂关系，如果不是何大姐时时关照她提携她，她恐怕就难免要遭到“种种不测”。由于彼此分别已有十狡年了，各人的面貌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一时还摸不准她究竟是不是何大姐，所以她不敢开口问讯。在她的心目中，何大姐是一个对党忠诚工作踏实作风正派的好干部，她怎么可能会到监狱里来？凌云看到她放下一个包裹后，就很注目地端详着她，在她的脸上足足停留了数秒钟之久，忽然用惊愕的语气说：“凌云！”
“何大姐！”
于是，她们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她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们俩怎么会在土改工作结束后分道扬镳了十多年后竟然会在这里相遇，是什么原因促使她们俩殊途同归？
稍稍作了休息之后，她们就互相简述彼此之间在分别之后所走的生活道路……
原来，何芝萍在土改结束以后就分配到区政府里工作一段时期。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制订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指出：“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中共中央宣传部还拟订了“宣传提纲”，向全国广泛开展了“总路线”的宣传。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于这个“相当长的时期”究竟有多长？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这个“相当长的时期”，我看至少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县委遵照的上级指示精神，立即对各部门及单位传达了文件精神以外，还马上成立“工作队”，由县委宣传部部长陈光祖亲自带队，深入而全面地对各乡镇落实此项宣传工作。在工作队下乡之前，首先召集了全体队员集中学习“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及重要意义。何芝萍作为工作队的队员在参加了学习，她在学习过程中，深入领会文件的精神，善于思考并联系当前社会的实际，把总路线和总任务内涵结合到当前中国社会的实践，说明党中央提出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必要性与及时性，无论是在小组会上，还是在大会上发言，她都能敞开思想谈出自己的想法，在队员中起到很好的启发和带头作用。不言而喻，何芝萍的表现自然引起了陈光祖的注意和重视，他觉得何芝萍这人，思想开朗务实，能理论联系到社会实践，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妇女干部。她如果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能继续努力下去，恪守党性原则，密切联系群众，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去做好工作，她一定会成长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他很青睐何芝萍。在学习结束后分组时，陈光祖就把何芝萍分在他自己所在的第一组里一道下乡工作，以便于对她继续培养，更好更全面地对她深入的观察。果然不出陈光祖所料，何芝萍在下乡工作期间表现得十分努力与务实，各项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群众普遍赞扬她平易近人待人真诚，获得普遍的好评。在工作组圆满完成任务后，何芝萍理所当然地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
两年后，她就提拔为宣传科科长。这段时期是她工作以来最顺心的一段时期。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她春风得意之际，她遭遇到一道“土坎”。其实，谁人在生活道路上会不遇到土坎或沟壑？这就要看你有没有智慧跨越“坎沟”的本领。在跨越有形的土坎或沟壑时，只要有决心勇气耐力就行，但在跨越无形的“政治坎沟”时，那就要全靠你灵活机智了。政治掮客的信念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俗话里也有“见风使舵”的俚语。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只有“识时务”和“见风使舵”的人，才能有效地避开灾难，而那些“死心眼”的人，只会有“落难”的命运。何芝萍是一个一不折不扣“死心眼”之人，她坚守做人要讲良心、做事不能违背道义的规范，不能利欲熏心地去做不耻于道德的事情。只要她认定是正确规范的事情，她就一定要坚持原则，而不会轻易地改弦易辙。本来嘛，通过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贯彻后，全国城乡都充满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局面，在城乡人民的心中，尽管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但他们都充满信心，豪情满怀地期待着、向往着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美景，憧憬着无限美好的幸福生活，但由于出现了“国际多事之秋”和“不平凡春天”，中国的政治气候突然风生水起，乌云翻滚，“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犹如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遇到了风暴突然改变了航向。在这个“人间四月天”里，政治风云变化莫测，令人无可适从。从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又从“整风运动”的开展引出一场“反右派运动”；在火热的势不可挡的政治热情驱使下，又连续不断地展开“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等一连串上气不接下气的政治运动，折腾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刚刚稳定下来的平静社会氛围一下子“沸腾起来”了……
何芝萍在“肃反”和“反右”这两个运动时倒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她出身于小商家庭，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单纯，与“反革命”沾不上边，所以在“肃反运动”中根本就没人会盯上她；对“反右运动”来说，她也用不着担心，她对共产党的政策从无二心，人缘又好，加上她平时不爱出风头，与世无争，不得罪人，说话不露锋芒，待人接物温和谦让，她这些“品行”不具备“猎人”物色“右派猎物”的初始条件，也就不易遭到“不测”。尽管她在运动中不具备“挨整”的条件，她本来也完全可以像当时的大多人那样，通过整人取乐，还可以踏着被整人的肩膀往上爬，这些风行一时的做法她没有去跟随，她不会去“投井下石”，宁可不要随手可得的“积极分子”的美誉，甘心当个不求上进的“逍遥派”，而这种“不求上进”则是“仕途”之大忌。她虽然懂得这些“道理”，如要她去摒弃良心而不择手段地用投井下石的手法去换取“思想进步者”是绝不可取的，她宁愿坚守本分与良知的底线，遵守做人的道德规范，即使当上一个“时代落伍者”，她为此也无怨无悔，心安理得。
就这两个“政治运动”而言，她思想上没有引起过什么“惊涛骇浪”的感触。
当随后“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的政治狂浪掀起时，她在内心里开始疑惑不解，而且有点坐立不安了。她在头脑里出现了许多的疑问，甚至有点愤慨，特别对于那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水稻万斤亩产大卫星”、“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蛊惑人心的口号极为不满，我们怎么可以这样不切实际地胡言乱语？我们党中央领导人怎么能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去这样嗐搞？难道他们忘记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中规定的纲领性条文？中国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这些人的头脑发热了，就一下子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钢铁产量要翻一番”、“水稻亩产十万斤”等胡言乱语无非是痴人说梦，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些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指标，到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狂热，这样发展下去，她真的担心如何收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也说过实现社会主义要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吗？他现在怎么也轻易地放弃了他自己当初提出来的主张？当她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她内心充满着痛苦。但是，她又不能对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因为她此前已经有过“教训”，作为一个党的干部是绝对不能与党组织“唱反调”的，政治运动是十分严肃的事情，它包含着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一旦领导认定你对抗政治运动的话，那就必然要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严重的还要丧失政治生命！这样的大不韪的风险可不能轻率地去冒啊！所以她只能选择“保持沉默”，但这个“纠结”却一直在她心中存在着。
历史是不容许任意装扮的，它最终还是要恢复原形，经过了一年多发疯式的“狂热症”，结果造成劳民伤财，国库空虚，物资耗尽，怨声载道，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其不可持续性必然要使热度“冷却”下来，但由于这种“热度”本身是畸形发展的，这就决定了它的“冷却”当然也是要畸形的，所以一旦开始了“冷却”就无法控制，就像病入膏肓濒临死亡之人的“衰竭”一样没有什么回天之力了，其“冷却”的结果只能是降到“冰点”以下，天寒地冻式的结局，这就是导致了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发生，中原地区重灾区的惨状更是恐惧，饿殍遍地，甚至还发生了“人相食”的人间惨剧，这真是罪孽啊！她想，这就是“苍天”对那些头脑发热者的惩罚，只可惜是由无辜的老百姓代受其过了。
何芝萍面对这个历史性的悲剧时，她心里真是就像刀割一样地难受，最使她令人不解与痛心疾首的是“庐山会议”上所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那个为民请命的、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彭德怀为了揭示“大跃进”的错误倾向，也是想避免错误倾向继续发展下去，结果在会议上竟遭到严厉的批判，还受到被罢免国防部长职务的处分。虽然，当时还没有发生普遍饥荒的现象，但它的“症候”已经初现，这几次政治运动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只要稍有责任心的人心里就明白，业已发生的这些弊端明明是“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所造成的后果，但慑于当前的政治形势，他们只能保持沉默不语。假如当时的最高领导不一意孤行地坚持错误观点的话，能虚心地倾听彭老总的批评意见，并从中认真地吸取教训，此后发生的“大饥荒”也许有可能避免，至少大饥荒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更不会造成“饿殍遍地”的惨状！
但是，历史不能“假如”，当时也完全不可能出现“假如”。
中国的历史性悲剧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此时，陈光祖已经是县委副书记了，她与陈光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私交也甚密，他们在空闲时候常常谈一些藏在内心里的、不便对外说的“个人想法”。何芝萍考虑再三，最后终于真诚地对陈光祖说出了她对“大饥荒”成因的个人看法。她认为，“大饥荒”固然有一点自然灾害的因素，但主要是“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造成的，完全是人为因素，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沉重了，老百姓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更令人痛心的还是没有从中汲取教训，死皮赖脸地不肯承认错误，这样发展下去是极端危险的。当时陈光祖听了何芝萍说出这样的话后，脸上略显一丝惊异，但瞬间即逝，他深沉地看了看何芝萍，然后才轻轻地说，其实你并不很了解领导干部的难处，他们有时也很无奈，他们有时候像被“挟持”似的逼着走……他深沉地思考了一阵后，又略显担忧地对何芝萍说，你刚才对我说的这些话从没有对别人说起过？
何芝萍听了陈光祖这话后，就明白他是担心她的鲁莽、轻率而说漏了嘴，从而酿成了大祸。于是我就对他说，我又不是初出茅庐的初生之犊，哪会如此鲁莽轻率的，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我不对你说出真心话，难道还提防你说假话吗？
陈光祖看了看何芝萍说，但愿如此吧，如今当干部的最忌就嘴巴不稳，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嘛。你看啊，那个曾立下过赫赫战功的、被毛主席称颂“谁敢横马立刀，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就因为在庐山会议上说了几句“大跨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话，毛主席就龙颜大怒，顿时反脸，革掉他的国防部长职务不说，还发动了对他的严厉批斗，事后还给他加上“反党集团”的罪名，我们对此可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何芝萍听后，觉得陈光祖之所以这样“胆小怕事”决不是空穴来风，严酷的政治氛围只能是处处谨慎，如果彭老总当初在自己“嘴边放两个岗哨”的话，就不至于会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了。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陈光祖的良苦用心值得她感激，她情不自禁地对陈光祖投去领悟的一瞥。
陈光祖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大饥荒”漫延时被提升为县委书记。有一次，他深入农村去探望农民，当他走进一家农户，全家人都饿得奄奄一息摊倒在床时，他真的被惊愕得说不出话来，看到他们瘦骨嶙峋但面部浮肿的样子，知道他们是由于极度饥饿而得了“浮肿病”，都已处于濒临死亡的绝境，即使是神仙降临也已经无回天乏术了，他心情沉重退出了这户悲惨的人家……
他从此陷入了痛苦的内心挣扎，他作为一县之长究竟能为老百姓做些什么？让那些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百姓继续这样无望地折磨下去？能有什么办法去挽救这些苦难的芸芸众生？怎样才能尽快地让老百姓从饥饿线上摆脱出来？他为此殚精竭虑、焦头烂额，他心里清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想从“车库”里挤出粮食来救济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了。看来最现实最有效的路子只有一条：自救！发动他们自己救自己，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渡过这场灾难。此时，他觉得只有按刘少奇提出的发动农民“种百斤粮”，开辟“十边地”，是能解决目前农民饥饿问题唯一一条的途径。救灾如救火，作为县里的主要领导人，他应该责无旁贷地、毫不犹豫地决策，不管此项决策有无风险或是否有违于党的政策，他都应当义无反顾地去推行，为题关系到千百万户农民的生命哪！
半年之后，农村里就开始显现出成效来，这种“菜瓜半年粮”的办法就立竿见影地解决了农民的饥饿问题，农民理所当然地视陈光祖为他们的父母官……
何芝萍紧跟着陈光祖的部署，深入农村，访贫问苦，为陈光祖提供了许多农村实情，陈光祖很赏识她关心群众疾苦的精神。在后来的一次领导班子调整时，何芝萍选拔为宣传部长。她从心底里感激与敬佩陈光祖，她暗暗地下决心，决不辜负陈光祖对自己的信任与培养，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干出工作的实绩来。
1962年1月，陈光祖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是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地、县的领导干部以及重要厂矿企业、部队负责干部等，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法制，切实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书面发言，着重讲述造成目前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是自然灾害，二是我们在工作上发生了偏差，犯了错误，用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认为他们说得有道理，这是事实，你不承认恐怕也不行……
毛主席也发了言，他着重讲民主集中制问题，避而不谈“左”的偏差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七千个与会者吃的“标准”是“二干一稀”，这在当时已经是极为难得的待遇了。会议的气氛也开得很轻松，“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讨论会上发言也比以前顺畅得多。会议对1958年以来“左”的指导思想未能根本触动，只及一些皮毛的问题；对几年来错整的干部给予平反，但对彭德怀的“反党集团”案未予提及……
应当说，党中央对于这次会议确是十分重视，特别是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态度坦率诚恳，也比较实事求是，尽管大家都对出现“大饥荒”及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不满，对其发生的原因也都心中有数，但鉴于毛泽东对“左”的偏差问题没有表态，故大家对此也只能触及皮毛、不了了之……
陈光祖回到县里后，就向县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传达会议的主要精神，并介绍一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些大致情况，他还向大家传达了刘少奇在会上说的关于“大饥荒”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牢记实事求是精神，一定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时刻不忘老百姓的疾苦，“为人民服务”这句话绝对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一定要把它放到心坎里去，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会发生偏离方向，才不会出现像“大跃进”时期那样的“浮夸风”，给革命事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危害，给老百姓带来严重的祸害……
会后，县委决定派出几个工作组，深入农村去落实关于“百斤粮”、“十边地”等措施，希望尽快地扭转农村“大饥荒”的严重局面，在尽量短的时间里，采用“菜瓜半年粮”的办法来改善老百姓的饥饿状态。何芝萍也带领一个工作组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殚精竭虑地同农民同甘共苦，虽然吃的是野菜、糠饼，但组员们都没有任何怨言，大家都期待着农民们能及早地摆脱困境……
半年以后，随着农民大量种植的菜瓜可以收获，全县农村的饥荒局面就有了明显的改善，虽然还没有大量主粮登场，但各种新鲜的菜瓜就可以缓解农民的饥饿状态，“饿怕”了农民此时有了菜瓜填饱肚子就感到“满足”。更何况，农民对生活的需求本来就不高，只要有吃有穿就行，他们并不好高骛远地奢求过花天酒地的日子。
如果后来没有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话，陈光祖的仕途也许还能提升，因为他领导的县委班子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使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也都赞颂县领导的政策，都说陈光祖是一个关心老百姓的“父母官”；上级也看到了这一点，对陈光祖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所采取的果断措施十分赞赏。但是，世事难料啊，这世界上是不存在什么“如果”的，社会或者仕途里只有“时运”，时运能改变你的一生，甚至一切。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到全国各地之际，陈光祖就该“倒霉”了。他作为县委书记，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理所应当地属于打倒之列，不言而喻，陈光祖的命运就不可避免地要倒霉了！
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有千百条，红卫兵说简直是“罄竹难书”，他竭力推广“百斤粮”“十边地”和“扩大自留地”的政策，是一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是代表地主阶级向广大贫下中农反攻倒算的行为，这种“极右”的“复辟倒算”行为真是罪该万死！他之所以要这样去做，就是暴露出他是一个高举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黑旗的“急先锋”！对待这样“罪该万死”的家伙不但应该打倒，而且还要踏上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他就这样地被红卫兵造反派押到台上批斗，“坐喷气式”，批斗后还被戴上长长帽游街，还要他不断地高喊“我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总头目刘少奇的走狗！”……
不言而喻，何芝萍是陈光祖的“亲信”在县里人人皆知，她就理所当然地被扣上“铁杆保皇派”，很快就成为革命造反派的批斗目标。县委里的“造反派”更清楚，何芝萍历来都紧跟着陈光祖的部署，是陈光祖的忠实走卒，再加上她主管县里的宣传工作，不遗余力地推广陈光祖“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黑纲领”，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吹鼓手”……
陈光祖面对红卫兵造反派这样恶毒的侮蔑和残酷的折磨，深感气愤而又无奈，他真的想不明白，毛主席究竟为什么要发动这场令人费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及一大批在战场上立下过不朽功勋的老帅们？他真的想不明白，他年轻时就追随革命，出生入死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竟然还落得个“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他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看来，造反派们不把他整死是决不善罢甘休的，遭受了残酷的批斗以后竟还要把他投进监狱，非要把他整死不可！他深入地分析了一下，造反派对他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在于“扩大自留地、十边地、百斤粮”等“罪状”，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干将”。他心里清楚，要是他当时不去执行刘少奇同志这一正确的主张，还将有更多的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最终成为一大批饿殍，这种惨不忍睹的现象他们难道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了？这种人怎么一点也不讲良心？他们这些人连做人最起码的良知都丢失了？他无颜面对自己的家人，只有一死了之，才能真正摆脱无法忍受的侮辱与摧残，在一个夜深人静的黑夜里，他用一块碎玻璃割开手腕上的动脉……
造反派对陈光祖的自杀不但没有丝毫同情之心，反而又给他加上一顶“叛徒”的罪名，并借机抄陈光祖的家，搜索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果然不出他们所料，陈光祖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无数的“反革命言行”，他对刘少奇的“扩大自留地”、“十边地”、“百斤粮”主张大加赞赏，并说要不遗余力地去执行；还有一些更令人“吃惊”的记录，说何芝萍有一次对他说起她对彭德怀深感同情的看法，他立时劝她说话不能轻率，千万要当心，否则就会大祸临头。其实，他自己何尝不同情彭德怀同志的观点？“大跃进运动”给人民带来了如此的苦难，他的话有什么过错？等等。
造反派得到了陈光祖这么多的“罪证”，真是欣喜若狂……
不言而喻，何芝萍自然就“罪责难逃”，她很快就被捕入狱。
她入狱后受尽了折磨，但她坚贞不屈，她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继续为陈光祖辩护，说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她甚至还写信向省委委领导反映陈光祖冤案，希望上级领导能通过调查，搞清事实真相，还他一个公正结论。她这样做的结果自然就给她带来更多的折磨与迫害……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她的“罪行”层层加码，最终被押到江海市的篮桥监狱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