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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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出台以后，它就接连不断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此时人们才注意到，《人民日报》在此前的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有过一篇社论，这次倒是“厚积薄发”了，人们似乎才猛省到这其中的“奥秘”了。6月9日的社论是“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6月10日的社论是“工人说话了”；6月14日的社论是“是不是立场问题”；同日，还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直到7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附带说一句，在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以后，平头百姓才得知这篇批判《文汇报》的文章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编者按’”都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如果说，“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派运动”号角的话，那么以后的十来篇社论就把全国的“反右派运动”推向了一个“小高潮”。此时此刻，成千上万蒙在鼓里的“右派分子”此时才开始醒悟到，原来《人民日报》在此前一直缄默不言，现在突然来一个像连珠炮式的发动反击，原来共产党是暗藏着玄机，也是韬略。这是既欲擒故纵、又引蛇出洞的一种策略。但毛泽东在此时却说，他搞的不是阴谋，是阳谋。

随着《人民日报》的社论连续不断的发表，全国大小报纸都跟随着其后争先恐后地、连篇累牍地一致刊登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群情激昂声讨他们妄图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罪行。在当时的报刊上，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民主党派，特别是民主同盟中的头面的和重量级的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由于当时正在狠批《文汇报》，而浦熙修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再加上她与罗隆基有一种“特殊关系”，于是也就顺便把她“推到”一个“热门人物”的地位。那么，为什么要把章、罗、储、浦乖人作为打击右派的头号目标呢？这还得从当年的年初的政治源头说起。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强调要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种政策与方针对于自由民主观点根深蒂固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来说，无疑是注入了一剂“兴奋剂”，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就跃跃欲试起来，他们认为，既然毛泽东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然他愿意“长期监督，互相共存”，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实现民主与自由夙愿的大好时机，他们自然都想乘机搞出一些“名堂”来。

章伯钧是《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又是中央人民政府里的交通部长。他作为民盟的负责人，他就想把当时作为民盟机关报的《光明日报》率先成为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阵地。他认为，《光明日报》既是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同时也是属于民主党派的报纸，那自然就要增加民主党派方面的新闻，要反映民主党派方面的观点和意见。关于办报的宗旨问题，他强调指出，应当遵照他在解放前办的《中华论坛》发刊词上所说的那样，“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想生活之崇高的表现。”他为了贯彻这种办报的宗旨，就自然要去物色一个得力的干将，于是就想到了储安平。

储安平是报界的著名人士。他在解放初期担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在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他在1954年起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又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由于储安平有这样的资历，章伯钧就觉得他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就他去做《光明日报》总编辑。为了能执行独立办报的宗旨，还果断地决定撤销了《光明日报》的党组。储安平的办报观点自然与章伯钧是一致的，储安平认为，办报的宗旨无非是代表普通老百姓说话，要体现政治监督。他在报社里公开说，我们办报的目的就在于揭露、揭露、再揭露，至于如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那是共产党和政府的事情。

罗隆基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著名高校任教。解放后，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任中央人民政府森林工业部部长，也是《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浦熙修在解放前就是一个著名记者，当时被称为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由于她勇敢地、毫不留情地揭露国民党政府高层的腐败而被逮捕，坐了七十天班房。后来在周恩来、罗隆基的全力营救下出狱。在新中国成立后，她被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委员，也是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她还三赴朝鲜前线采访。在《文汇报》复刊后，她就任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1957年4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说，由于处于执政党地位，有许多同志就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一部分人甚至形成了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还说，本次整风运动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是和风细雨……

这样一来，那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就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纷纷在各种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高谈阔论地述说他们自己的主张；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都争先恐后地向共产党进言，如何地要发扬民主，扩大自由，都毫无顾虑地揭露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危害……

5月21日，章伯钧在李维汉亲自主持的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讲了几十分钟，他主要谈了“政治设计院“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提的意见无非是希望共产党能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

5月22日，罗隆基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他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要检查在“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和偏差，还在会上公开鼓励大家都来申诉冤枉和委曲！

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称：“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现象，而且与中央有很大关系。”他还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央高层）却没有人敢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最后，他总结说，这个“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所在，也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储安平的发言真是掷地有声，石破天惊，震撼了整个朝野（据说，毛泽东听说此言后也为之一震）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大报均以醒目的标题，并以显著的位置全文刊登储安平的发言。

  ……

 

    随着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一声号响，全国各地就立即投入到声势浩大并空前的“反右派运动”中去，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齐头并进，口诛笔伐，向右派猛烈开火！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愤怒声讨“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和“党天下”这“三大反动理论”的反动本质，充分揭露其妄想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企图，坚决击退这些忘我之心不死的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神州大地满天阴云密布，迅雷阵阵，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雷震荡风雷激！那些原来道貌岸然、令人尊敬的政府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那些养尊处优、具有崇高声望的教授、社会学家、作家、诗人、科学家在顷刻之间就变成了牛鬼蛇神，从小会揭露，到大会批斗，他们的政治权利与人身自由全部被剥夺，人的尊严也丧失殆尽，像“过街的老鼠”那样，遭到“人人的喊打”，有的还被逮捕判刑，打入了“人间地狱”……

    照例说，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是应中央统战部的邀请来参加座谈会而发言的，而且当权者在事先也作了这样承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算是他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讲得确实是偏激了，或者说是全错了，那也应当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那怎么能一下子突然翻脸不认“账”了呢？这可是人家在会上当着邀请者的面说的话，而不是在暗地里搞煽风点火的阴谋诡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到底是谁践踏了宪法？到底是谁把神圣的宪法变成了一纸形式主义的装饰品？

 

历史常常会给人开玩笑。在事隔二十多年以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终于公开承认“反右派运动”确是被“严重扩大化”了，并宣布对当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五十五之众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予以“改正”，并适当安排工作。为什么是“严重扩大化”呢，因为还有零点零零壹的人（据说只有十来个人）得不到“改正”，所以还不能说“反右派运动”完全搞错了，而只是“严重扩大化”。那几个当时号称全国“头号”及最大的右派分子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就属于不予“改正”之列。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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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苑大学是首都高校“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字报”的“始发地”，也是右派攻击共产党最猖狂的高等学校之一，高层自然对它极为关注，在整个大放大鸣期间就一直关注着它的动向，并对它进行了严密监视，对该校大字报的风起云涌之势进行封锁，不准各报刊报道北苑大学的鸣放消息。所以，尽管在北苑大学的校园里的大放大鸣大字报搞得热火朝天，如火如荼，但在首都的报纸上只看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向党提意见的报道，而看不到任何有关北苑大学里的大放大鸣的消息。当时，有许多激进的学生对此十分不解，有的甚至感到不满，章天迅还亲自率领杨路平谭英华等十来个人到《人民日报》社去提交过一份抗议，抗议他们为什么不报道北苑大学的鸣放情况。报社不但不接受他们的抗议，反而对他们进行了狠狠地驳斥，并立即叫人把章天迅他们驱赶了出来！

还是在“反右”开始之前，中央高层在听取汇报后就对北苑大学的大字报的特别关注，并做出了批示，要对该校的鸣放情况采取严密的封锁措施，严防这种恶性的“反党情绪”扩散，引起首都高校的连锁反应，致使不堪收拾；在“反右”战斗打响以后，中央高层就理所当然地把北苑大学作为重点反击右派的目标，北苑大学生成为首当其冲就没有什么奇怪了。用周起隆的话来说，这是活该，也是互为因果的一种报应，自作自受、自食其果嘛！

几天来，周起隆几乎进入了亢奋状态，那些曾经嚣张一时的右派分子真是不堪一击，他们已经变成了“过街老鼠”，正在遭受“人人咸打”的局面，这可见共产党的威望是何等的崇高，劳动人民的力量是何等地强大，那些蛊惑人心的、恶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是何等地经不起风雨，一旦遭到革命力量的反击就像秋天的黄叶那样纷纷地飘落。他情不自禁地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真是英明无比啊，是他老人家亲自谋划了这场伟大的“反右派运动”，如果没有他老人家胸中拥有那种高瞻远瞩，未雨绸缪，韬光养晦的话，那些忘乎所以的右派分子能这样迫不及待地站出来猖狂地向共产党进攻吗？能如此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吗？正是靠毛主席这种谋略，我们就很轻松地抓住他们的尾巴，像痛打落水狗那样地把他们置之死地！对照一下自己，真是太渺小了。想当初，在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时，自己对党中央还有一肚子意见呢，还从心底里埋怨党中央是这样地软弱，任由右派们恶毒地进行攻击而不采取反击措施。如果那时不任由他们无法无天的话，那能像今天这样干脆利落地去收拾他们？自己真是太幼稚了，这说明自己的政治水平还是很低，需要下决心、花大力气地去学习毛泽东思想，可千万不能自满啊！

在运动开始之时，他们确实是花费了不少精力的。就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前一天晚上，校党委就召开党委会。党委陆书记向全体党委委员传达上级的内部指示，党中央决定要开始反击右派了。然后布置本校的反击右派的行动方案。党委决定由周起隆负责组织一批人马，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的当天上午就要贴出反击右派的大字报，而且要求火力凶猛，目标集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它一个措手不及！

周起隆接受任务后，自然就马不停蹄地立即召集了褚刚峰、陶少浪等一批立场坚定的左派核心人员开会，向大家“亮相”党中央关于“反右派运动”的内部指示，宣布了学校党委要立即向右派发动反击的决定，而且在会上点出了几个反党的“急先锋”，他们就是“五·一九”大字报的领军人物章天迅、杨路平、谭英华等人，这些人应作为“开篇”的主攻目标。褚刚峰听了周起隆的讲话后，真是心花怒放，无论如何也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自从开展整风运动以来，多少日日夜夜，他一直处于极度的抑郁之中，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堂堂的执政党，堂堂的共产党干部，怎么会饱受那些不三不四这样的人中伤与攻击？怎么能一直处在那些丧心病狂之人的攻击与包围之中而倍受煎熬？党内的高层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看之任之、而不针对他们这样恶毒的反党言行而进行反驳的软弱的态度？特别是在那天令系铃在北苑大学发表演说时，她对共产党毫无顾及的肆意攻击，他几乎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他在内心里甚至于一度产生过怨恨的情绪，埋怨高层实在是太优柔寡断了。他实在是无法理解高层这样“绥靖”的妥协态度，竟会容忍那些右派咄咄逼人的狂妄与蠢蠢欲动。当他今天听了周起隆的传达后，方如大梦初醒地醒悟到党中央的伟大与英明，也从而深刻地反省到自己的幼稚与肤浅，自己的头脑里的思维真是太简单太鲁莽了！他不想把这些曾经在脑子里反复出现过的问题隐讳，他勇敢地站起来毫无保留地揭示出自己过去的一些糊涂想法，情不自禁地检讨自己的幼稚与无知。他还表示今后将毫无保留地听从党的指挥，并以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姿态投入到这场反击右派的运动中去。陶沙浪与褚刚峰不同，他没有过像褚刚峰那种与共产党生死共亡的思想意识，也不具备像褚刚峰那样视共产党与自己为一体的理念，他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的所有一切行为目的都是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服务。他之所以要去反对右派，就是为了表白自己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他跟着共产党走并不是因为出于自己的信仰，是为了自己未来的前途。他听了褚刚峰的发言以后，他觉得自己也应当表示决心，也要像禇刚峰那样地勇敢地投入到反右运动中去。所以，他就用极具锋芒的语词痛斥右派，竭力颂扬共产党的英明与伟大，此刻出台打击右派的举措真是“恰到好处”，实在是太及时了！

随后，周起隆就布置了如何反击右派的问题。褚刚峰认为，反击大字报的标题一定要醒目，使人一看到就会有强大的吸引力；大字报里的措词要激烈而富于针对性，一举就能击中要害，立刻会产生“当头一棒”之效果，要像孙悟空打白骨精那样，一棒打下去就立刻显露出妖怪的原形！并置之于死地！此举一出，就会收到彻底摧毁他们的阵营的效果，使他们连招架之功都丧失殆尽。大家都很赞同褚刚峰的意见，还补充了一些其他的反击手段。周起隆强调，在取得了第一场胜利之后，我们切不可产生轻敌思想，绝对不能骄傲自满，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紧接着就要让预先布置好的“第二梯队”迅速跟上，一鼓作气地把他们打得措手不及，使他们落花流水、惊慌失措、溃不成军！在我们取得了第一个“战役”胜利以后，当然不能放过那个胆大包天的反革命分子顾维旋，要用“杀鸡惊猴”的策略给右派们看，让这些人尝尝我们无产阶级铁拳的厉害！此后，我们还要逐步扩大打击范围，稳准狠地痛击一切右派分子，把他们揪住不放，直到他们投降缴械、彻底认罪为止！我们此刻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即动手组织撰写反击稿纸，并在天亮前一定赶写出反击他们的大字报来（要布置人员站岗守门，不准外人混入）。在明天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出来以后，我们就要立即把这些反击大字报贴出去，立即造成一种内外呼应，里应外合的印象，给人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雷霆万钧的架势！我们写的这些反击右派的大字报都要张贴在校园十分显眼的地方，使大家一走进校园就会看到，就能体验到局势的骤！给那些右派立即造成危机感以及强大的精神压力，使他们惊恐万分，晕头转向，猝不及防。

接着，他们就进行了分工，由褚刚峰分配各人的任务……

第二天上午，当邮递员刚把当天的报纸送到校园时，人们就看到了《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当人们出现惊愕的目光并纷纷在谈论此事时，褚刚峰、陶沙浪等人急不可待地拿着昨晚写好的大字报在燕楼面前张贴。与此同时，人们还看到他们一伙人正在通道的墙上贴大幅标语：“坚决击退右派的猖狂进攻！”，“严厉声讨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严重罪行！”，“坚决粉碎以章天迅为首的反党右派集团！”

很快地，在大字报周围就形成了许多围观的学生，映入他们眼帘的大字报醒目标题是：

“彻底揭露章天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嘴脸！”

“章天迅到底是想要‘吹响’什么‘号角’？”

“剥开章天迅及其帮凶杨路平、谭英华的画皮！”

……

《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和反击章天迅的大字报真可谓是两颗重磅炸弹，同时在北苑大学的校园内炸响！顷刻之间，整个校园内的政治空气急转直下，这犹如在一个闷热的夏天，天边突然涌过来一片乌云，顿时遮蔽了整个蓝天，四处漆黑一团。瞬间，一道耀眼刺目的电光撕裂云层，骤然间释放出吓人的、耀眼的闪光；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声震撼得地动山摇，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此情此景，就是当时这种的“突变气候”的真实写照。只要你不是属于低智商的懵懂之人，都会十分清楚地知道，政治气候突变了！人们很自然地会意识到，活跃在北苑大学政治舞台上的那些“冒尖”者，看来是要在劫难逃了！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人还处在困惑之中，他们在惊愕之余，在心底里还打着这样的问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吗？堂堂的执政者，怎能言而无信，怎么会一下子翻脸不认账了呢？

紧接着，下午又涌现出一大批大字报，真是风起云涌啊。大字报的标题当然也是十分引人注目，措词刻薄锋利、紧扣心弦，充满着杀气腾腾之态势。不言而喻，这都是反击与声讨右派的大字报，而且是一批又一批地连续不断地铺天盖地地蜂拥而来……

次日上午，大字报的矛头又突然指向了顾维旋，大字报质问顾维旋：“你‘愤怒的烈火’代表着谁的愤怒？是不是因为风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了，你们这些人就感到愤怒了？你指的‘烈火’是什么样的烈火？”，是代表什么样人的烈火？”，“你说‘冲破了黑暗’，难道不就是要冲破社会主义这个‘黑暗’吗？”，“顾维旋颠倒黑白地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充分暴露了他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及其险恶用心！”，“顾维旋公开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鸣不平，还公然提出要为胡风翻案，说明他与胡风反革命分子是一丘之貉！”……

北苑大学“反右”的第一炮打响了，而且打得响彻云霄！

随着反右运动的发展，大多数人都认清了形势，那些原来跟着右派走的人看到形势不妙就马上掉转了方向，纷纷加入到左派的阵营中去，有不少人还反戈一击，给右派造成致命的创伤。右派愈来愈孤立了，而且开始分崩离析了。当然还有少数顽固不化的人，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他们已经十分清楚自己面临的险恶境地，而且也知道自己可能要去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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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起隆此时真是踌躇满志，心花怒放。他此刻回忆起这段时期与右派展开针锋相对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时，心里不禁激动万分。想当初，在刚拉响反右战斗的号角时，那些头脑里装满混沌的人虽然也知道风向变了，但他们还是在动摇不定、犹豫不决、患得患失，下不了决心与右派割断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也阻碍了他们及时地向我们左派靠拢。看来啊，人总是有一点“犯贱”的，不到黄河心不死嘛，后来到了“别无抉择”之时，你还能不去下决心忍痛割爱、破釜沉舟吗？你还能再犹豫不决下去吗？还能再与右派分子藕断丝连吗？他清楚地记得，就在那天批斗反革命分子顾维旋的大会上，台下的“坚决打倒反革命分子顾维旋！”，“坚决要求逮捕法办反革命分子顾维旋！”的一阵紧接一阵的口号声震撼会场时，他们这些人好像是顿时被醒悟了，他们似乎才明白与共产党作对的人就肯定要遭到像顾维旋那样的下场。当大会宣布对顾维旋实施逮捕时，早就在后台等候的公安人员即时拿出锃亮的手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扣住顾维旋的双手时，台下顿时肃静，连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都能听到，当时大家都眼睁睁地看到，顾维旋脸色霎时煞白了。公安人员立即带走顾维旋，推进了等候在大门外的红色警车……

自此之后，那些动摇分子如注入了一针清醒剂，很快地摆脱了动摇不定状态，纷纷站到革命的阵营中来了。可见啊，阶级斗争确实是一个法宝，它不但能有效地打击敌人，镇住敌人，还能极其有效地挽救和教育广大群众，今后万万不可忘记这个法宝啊，只要手中时刻不忘握着阶级斗争这把利剑，阶级敌人就会丧魂落魄，就会被吓得瑟瑟发抖！

今晚将召开跨系的批判大会，批判的对象是右派主将章天迅。这个章天迅真是顽固不化，看来他是选择执迷不悟、顽抗到底了。他不相信他真的是到了地狱门口不落泪之人？那么就等着瞧吧，难道大腿还扭不过胳膊不成？

 

章天迅确是一个准备破釜沉舟之人，他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即使要进“地狱”也绝不回头。他深知，此时确是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完全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但他却没有任何反悔之意。他为什么要反悔？难道他做错了什么？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决不是一个轻率而容易冲动的人。他历来对自己所做出的行为负责，决不会因遇到“风暴”就立即调头转向，不管他的行为遭受到什么样的后果，他都敢担当，绝不推脱。他认为，动摇、后退与推脱都是一种懦夫的行为，也是一种低俗的人所不齿行为。不管今后局势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不管他今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厄运，他都不会去低头认错以求得苟且偷安。此刻，在他的心中只有痛楚与愤怒，他怎么也无法理解“大放大鸣”会造成这样的结局。这场整风运动可是你们自己提出来的，是你们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动员大家提意见，还情切意深地表示，我们党内目前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为了顺利地开展工作，我们必须要破除“三害”。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还说什么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可都是你们自己向老百姓承诺的，怎么现在说变就变了，一下子就翻脸不认账了呢？这种政治上的严肃承诺是可以当戏言的吗？人家响应了你们的号召，提了意见，即使某些意见提得过分或偏激了一点，这也不算是犯了天下之大不韪呀。对人家响应你们的号召而提的意见怎么能说成是恶毒攻击了呢？这种“翻脸不认账”的欺骗行为只能是一种无赖的行为，毫无道德可言！他自从那天听到要“变天”的消息后，他在思想上就有所准备。亿心中有数，历史上的任何寻求变革或追求民主自由的行动都有可能遭到迫害或暗算，许多志士仁人历来都是坦然自若去面对的。远的不说，就在近代的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后，“变法”的积极参与者谭嗣同就以“我自横刀向天笑”那种大义凛然的态度慷慨就义的。对于一个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进步青年来说，都应当有这样一种不惧险恶、愿意承担后果的品质。林则徐也曾经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祝福避趋之”，历史上的那些志士仁人都是那样愿意承担后果而不逃避责任的。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学潮中，就一直遭受着镇压与挫折，但他们都没有因此而停止了前进的步伐！不过，章天迅确实没有想到过，在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的新社会里怎么会出现压制言论自由、打压争取民主的人士？他想之所以会这种的情况，是否是共产党的高层决策者“昏庸”了，抑或是恃权傲视而“蜕化变质”变得专横跋扈了？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可都是这样的，难道共产党的领袖们也会重蹈农民起义头目们的覆辙？他们的脑袋里也塞进了“帝王思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自然会变得“高贵”起来，容不得来自基层的批评了，如有人不顾及他们的面子，触及了他们的痛处，他们就会“龙颜大怒”，就恼羞成怒地拿出手中的“尚方宝剑”来耀武扬威。这样的推断也不是空穴来风，早在十多年前延安时期所发生的“抢救运动”就是这样，当时就有人为了巩固手中还没有掌握到稳定的权力，就千方百计地动出“谋略”来搞一个“抢救运动”，用“对待敌人的严酷方式来打击自己的同志”，藉以排除异己，从而达到巩固自己的地位。革命后经历了四十年的苏联老大哥也一样，斯大林为了攫取个人的权力，欲建立伊凡雷帝式的暴政统治，就极其残暴地推行的残酷“大清洗”，杀害了几百万无辜的共产党员和老百姓。这些身披马列主义外衣的“领袖”的头脑里，其实早就把马列主义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的事态发展确实有点扑朔迷离，高层会不会搞“抢救运动”那样的残酷打击？会不会搞苏联式的“大清洗运动”？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他们之所以会如此地口是心非，他们之所以要用搞阴谋那一套韬略来对付知识分子，他们就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的，也说明他们对革命的宗旨以及对民主的承诺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既然如此，他除了做好最坏的打算和准备以外，就别无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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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校内开展攻势凌厉的“反右”以后，凌云陷入了万分苦恼之中。她已经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还是无法厘清目前会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共产党不是一直在号召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吗？人家不提，他们硬磨软劝地要你提意见，人家提了，也许是意见提得重了，你们就受不下这口气了，就突然翻脸反咬一口地说人家是“向党进攻”了？当初你们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吗？现在怎么不守信用了？你们怎么能学起过去国民党那样的一套办法来对付老百姓了？想当初，在1949年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你们是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地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号召并协助在香港的、或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党派人士都聚集到北平来，商讨建国大计，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拟建“共同纲领”（代理临时宪法作用），你们那时对待民主党派是那么地谦虚谨慎，是那样地真诚，确实使民主党派人士感动，他们当时也真心地拥护共产党。凌云想到这里，就想起那令人记忆犹新的著名延安“窑洞对”。那是在1945年7月1日，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作了推心置腹的谈话。当时黄炎培问毛泽东，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如何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当时就极为豪爽地回答他说，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历史的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权利，让人民负担起监督政府的责任，政府才不敢松懈，才可避免人亡政息。毛泽东当时说的话多好啊，多英明啊。他是那样地谦虚，那么地真诚，使民主党派感激涕零。也正因为这样，共产党才会得到众多的民主党派的真诚拥护，才能团结全国的民主力量，才能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支持，推翻了不可一世的、貌似强大的、独裁的国民党政权。当时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都相信，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以后，一定会给人民民主的权利的。因为共产党的领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革命胜利以后，如果不给人民以民主，政权就不能永远地巩固，他们也曾经许诺过，他们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一定会使人民当家作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政权永立于不败之地，才不至于会像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那样跳不出历史的周期律，最终都会人亡政息，难逃改朝换代这样的历史规律。谁也没有过想到，仅仅是过了十几年的时间，毛泽东竟把这一切的许诺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看，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等人，他们是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而去参加座谈会的，会议的主持人殷切地希望大家能畅所欲言。谁知，就在他们发表意见后没几天，竟被扣上了“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等罪名，世上哪有如此“天方夜谭式”的无稽之谈？！这岂不是比“唐·吉珂德迎战风车”还要可笑吗？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事先曾经有过承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人家可是作为客人应邀出席座谈会发言的，就算是言过其实或者有偏激的地方，你也应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呀，怎么能一下子翻过脸来，说人家是“猖狂进攻”并扣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罪名呢？这难道不是明明在事先设置陷阱吗？在设置好了陷阱以后就开始布置诱导“猎物”进入陷阱，这难道不是天大的阴谋吗？他们在“猎物”进入了他们设置的陷阱以后，还大言不惭地反咬一口说，你们是早就策划向共产党进攻了，现在不过是原形毕露！这就是他们变本加厉肆无忌惮目空一切所搞的“反右派斗争”的全部方略。想当初，在筹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拟订“共同纲领”时，章伯钧等人可都是“座上宾”，时隔八年之后，就把他们当作“猎物”了，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现在想起来真是令人寒心啊。现在已经是十分明显，他们不仅要枪打“出头鸟”，还要把一切曾经提过所谓偏激意见的人统统地一网打尽，置人他们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把这种“引蛇出洞”的策略还要说成是“阳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做法能称作是阳谋吗？他们这种做法，只能是违背自己当初庄严的承诺吗？世上哪有这样的执政者？他们连最起码的政治道德都丧失殆尽了！

在“反右”以前，她一直认为自己在这几个月来经历可以称得上“传奇式”的，是她一生最值得记忆、最难以忘怀的人生历程。她曾经是那样激情地、忘我般的投入，心里充满着兴奋与豪迈。她甚至想，她和学社的社友们章天迅、谭英华和杨路平他们所做的一切可算是一个丰碑式的行动。她无论如何想不到，也绝对无法想象到他们所做的一切怎么会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呢？他们是堂堂正正地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而参加大放大鸣的行动的，这怎么能说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了？她心里十分清楚，到目前为止，校内的“反右”的矛头直指章天迅、谭英华和杨路平，她还没有被指名道姓地遭到批判，这主要是由于她没有像章天迅、谭英华和杨路平他们那样大胆地、毫无顾忌写大字报，毫不留情地揭露“三害”，相对而言，她对大放大鸣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缘故。周起隆的心里当然十分清楚，她与章天迅他们完全是“一路货色”，他是绝对不会放过她的，想当初在反胡风的“肃反运动”时，她可说是一张白纸，但周起隆还是没有放过她，对她平白无故地搞突击式的审查。今天她却真的是有“罪证”了，他会放过她吗？现在之所以不指名道姓地批判她，完全是出于另外一种的算计而已。她之所以没像章天迅、杨路平他们那样的大胆地行动不是出于她胆小怕事，而是由于她自己的特殊经历，是出于另外的考虑。此刻，当社友们正处在四面围攻之中，甚至有可能进地狱的时候，她能眼睁睁地看着社友他们陷入了极端险恶的境地时隔岸观火？她能置社友们于不顾，闭着眼睛躲藏到阴暗角落里去侥幸地逃避灾祸？这可不是我凌云做人的原则。其实她心里也明白，她即使想这样做也是避免不了灾祸的，躲得过初一也是躲不过十五，周起隆他们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她，任何侥幸的心理最终也是枉然，还是去面对现实吧，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毫无顾忌地、勇敢地站出去，与社友们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与周起隆他们作针锋相对、有理有据的抗争，勇敢地捍卫自己的尊严，不怕任何惩罚，敢于担当，敢做敢为，这才是她唯一的选择，也是她做人最起码的道德！

她在公告栏上得知，今晚要在大餐厅里召开批判大会，校党委组织了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等三个系合在一起，举行跨系批判大会，批判对象是章天迅。他们之所以要开展这样声势浩大的批判会，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想通过批判大会，能一举压垮章天迅，一举摧毁所谓“章天迅反党集团”，急于取得反右的阶段性胜利。在这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她绝对不能看着自己的莫逆之交朋友凄风苦雨地、孤零零地独自一人遭受磨难，她必须要勇敢地站出来，面对险恶的处境，与章天迅站在一起共同抵御犹如“万箭齐射”般的批判，共同分担他的重压与创伤。她此时的心中已做好“下地狱”的准备，她决定豁出去了，即使遭到万劫不复她也决不回头！

 

31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晚上，空气沉闷得使人透不过气来，近乎到快要窒息地步。空旷的空间里没有一丝清风，连轻飘飘的柳枝条都懒得摆动，死气沉沉地、垂头丧气地挂在大路两旁，与平日里富于阿娜多姿的多情相比判若两人。跨系批判大会在大餐厅里召开。大餐厅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连餐厅最后面的角落里也挤满了人群。讲台的前上方挂着显眼的横幅：彻底揭露批判章天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行径！

大会由周起隆主持。他首先宣读了章天迅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十多条罪状后，接着就宣布开始大会发言，由广大群众来揭发章天迅的反党言行。顿时，台下突然爆发起愤怒的口号声，把餐厅的屋顶震撼得摇摇欲坠：“坚决打倒章天迅！”，“彻底清算反党急先锋章天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章天迅是北苑大学的一匹害群之马！”……

在周起隆宣布开始发言的话语刚刚落地，褚刚峰就迫不及待地一个箭步冲上台去。此时的褚刚峰真是踌躇满志锋芒毕露，脸上充满着壮志凌云般的豪情，他脚跟都尚未站稳就怒不可遏地、声嘶力竭地声讨章天迅的滔天罪行。他说，章天迅是一个开创北苑大学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第一人，也是大字报的始作俑者。当同学们都在埋头读书之际，他就在大餐厅的门口率先贴出了《吹响时代的号角》的大字报，揭开了向党进攻的序幕，同时也把北苑大学拖进了反党的泥潭。现在大家都清楚了，他吹响了什么号角？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号角！他以民主自由为幌子来蒙蔽思想单纯的同学，竭力煽动拉拢同学们加入到他们早就有预谋的阴险恶毒的行动纲领中去。我们现在不妨再来回顾一下他当时的“杰作”吧。他说要“把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彻底粉碎”，要把“阴暗角落里灰尘统统地打扫干净”，他最后还说要“高高举起新思想的火种，点燃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梦”。很明显，章天迅把广大革命者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污蔑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并要加以“彻底粉碎”；他把我们“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的行为准则污蔑为“阴暗角落里的灰尘”，一定要“统统地打扫干净”；他最后还号召同学们要“高高举起新思想的火种，点燃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梦”。他的所谓“新思想的火种”到底是什么货色？难道不是那些标榜民主与自由的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一套货色？他所要“点燃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梦”难道不是他们所竭力推崇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只要我们去稍加分析，就不会中他们的圈套，也不难看清他们的罪恶企图。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想一下，北苑大学当初铺天盖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为什么会处在首都大学的最前列？难道不都是章天迅率先“吹响时代的号角”所煽动起来的吗？…

此时的凌云坐在餐厅里比较靠后的位置上，她听着褚刚峰如雷贯耳声嘶力竭的批判，心里就怒不可遏，心胸犹如狂潮翻滚，汹涌不息。这哪像是在批判，简直是信口雌黄、血口喷人式的栽赃戕害！照例说，批判应当做到有的放矢，有理有据，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这样才会使人心服口服。可褚刚峰却完全撇开事实，煞费苦心处心积虑地竟用“偷梁换柱”与“随意嫁接”的手法把罪名强加到章天迅的身上，这种拙劣伎俩真是令人气愤之极！他把章天迅在大字报中所说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说是暗指“马克思列宁主义”；“阴暗角落里的灰尘”是暗喻“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的行为准则；“点燃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梦”实际上是“竭力推崇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章天迅的罪恶意图是要“彻底粉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要“打扫干净”“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的行为准则；要用“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来点燃“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梦”！章天迅难道还够不上“罪恶滔天”了吗？他这种极端阴险毒辣的手段和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一派胡言乱语完全是靠着强大的政治背景作靠山而不容被批判者有丝毫争辩权利的一种横蛮无理的罪恶行径，并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置人于死地，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昭然若揭。其实，他们之所以要挖空心思地用瞒天过海这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是暴露了他们内心的空虚与无能，他们实在是拿不出可以令人信服的事实或依据来进行反驳，也无法运用理性的语言来进行批判，剩下的自然就只能依靠横蛮无理的、独断专行的不齿手段了。她面对章天迅遭受极端委屈的处境当然愤然于心。别的人思想脉络她不一定清楚，但对章天迅思想深处所存在的理念与动向她却了解得相当透彻。她完全清楚，他当初之所以要去贴出《吹响时代的号角》这张大字报，完全是出于他对民主与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在共产党开展整风、号召大家向共产党提意见之际，他觉得是一个打破校园里严重存在着的不民主作风和死气沉沉的氛围的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他就不惧风险地下决心这样去做了，他哪会想到褚刚峰竟会运用这样一套令人意外的手段，说他是要想“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他哪会是想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来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褚刚峰之所以会用这种毫无事实根据、完全凭空的设想的、武断的推测，完全是出于上司的指示和形势发展需要的使然，完全是一种凭着政治背景来强势压人的行为，既可笑又鄙劣！他那种强词夺理肆意妄为的“批判”完全是挖空心思编造出来的谎言，是一种无端的、恶意诽谤！她此时胸中怒火燃烧，义愤填膺，她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于是，她一反往常文雅温柔，奋力地跳上身旁的一张桌子，以俨然不可侵犯的神色用怒不可遏的、咆哮般的口吻，声色俱厉地质问此刻还站在台上的褚刚峰：“褚刚峰，你听着，我看你连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和良知都丧失殆尽了！你挖空心思地运用偷梁换柱、断章取义和随意嫁接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东拼西凑、凭空捏造去制造章天迅的‘罪状’，这种‘狸猫换太子’式的卑劣伎俩只有在后宫的宦官们才会干得出来，你竟会堕落到如此的境地，我真为你感到可悲！你也算是一个学生会和团委的干部，照例说应当懂得为人之道，应当遵守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应当率先垂范地遵守大批判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要用有理有据、以理服人的方法来批判别人。我问你，你刚才所说的章天迅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有什么根据？《吹响时代的号角》里有这样的含义吗？你不妨在同学们的面前来分析解剖一下吧。众所周知，任何一件文学作品都是包含着文学或艺术成分的，你不缺文学才华，你应当明白‘我们要高高举起新思想的火种，点燃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梦’这诗句的诗意和它的文学意向，你怎么能故意撇开诗句的文学意向却执意要去歪曲它，甚至还要颠倒黑白地说‘新思想火种’其实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你能用什么来求证你的这种说法？啊有你这样信口开河乱扣帽子的吗？你这种极度牵强的专横做法真是令人厌恶之极！”

凌云面对人群中发出的“她是谁？”的问声，她大义凛然地告诉发问的人：“我叫凌云，凌晨的凌，天上白云的云，中文系学生，你听清楚了没有？我今天既然是敢站到桌子上来说这样的话，当然就不会顾及到自己今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也自然十分清楚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霎时间，会场里引起了一阵短时的乱象，议论声、喧嚷声响成一片。褚刚峰此刻绝对想不到凌云竟敢在这样严厉的氛围中会站出来与他公开对抗，并公开为章天迅作辩护，这是他完全意想不到的、不可思议的突发事件，他经过了短暂的慌乱就立即恢复了清醒，马上声色俱厉地对凌云发出威吓：“凌云，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了？你以为我们不清楚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吗？谁还不知道你是臭名昭著的《百家社》中的骨干分子？谁还不知道你是章天迅的死党？你别以为党组织现在对你的等待与耐心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严重罪恶了，你今天的表现就充分暴露了你是一个极端仇视共产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

凌云毫不理会褚刚峰杀气腾腾的威胁，她用冷笑般的口吻回敬褚刚峰：“有一点你倒是说对了，我现在就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说我是章天迅的死党也好，同党也罢，你说得都十分准确，无论章天迅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我将都会与他站在一起，风雨同舟，风雨共济。现在我也可以十分坦率地告诉你，自从开展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过什么言论，也没有写过什么大字报，不是因为我不想去帮助共产党整风，也不是我的思想上没有持章天迅同样的政治观点，而是由于我此前的经历告诉我，共产党内有不少干部没有具备真正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他们嘴巴上说的一套，而在事实上做的却又是另外一套，阳奉阴违，阴险奸诈，我万分厌恶这些干部。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想发表什么批评意见，也不想去写什么大字报，不想去惹那些干部就是为了不想去自找麻烦。如果说了一些让人家不高兴的话，击中了人家的痛处，那些人就肯定会不高兴甚至会勃然大怒起来，他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寻找理由、甚至会编造谎言来污蔑你，并且还会伺机报复。现在所出现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难道不正是如此吗？我所倒要问问你们，你们这些干部是怎样对待人家批评的？你们难道就不会去反省一下：想当初，你们是用怎样诚恳的态度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动员人家站出来提意见的？你们现在是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当初听从你们的话而站出来说话的人的？如果你们现在还算是一个正人君子的话，就应当去扪心自问一下：你们的所作所为到底符不符合做人最起码的道德规范？”

陶沙浪见此情景，觉得这是一个能表现自己立场坚定的绝好机会，于是就立即带头振臂高呼喊：

“凌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决没有好下场！”

“凌云是反党的急先锋！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党分子！”

“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凌云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凌云是章天迅的死党，坚决打倒凌云！”

会场中有不少人跟着陶沙浪喊起口号来，此起彼落，但没有出现暴风雨般的震撼场面。

凌云仍然面不改色地大义凛然地站在桌子上，不动声色地面对呼喊口号的群体：“我到底是不是反党的急先锋，我到底有没有反党的罪行，我到底有没有仇视过共产党，不是你们这些人说了算，这应当由我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来做出定论。现在我所要说的是，如果共产党自己不提出整风运动，不在各种会议上再三动员大家提意见的话，人家难道会这样地对共产党提意见的吗？也许是因为意见提得过于激烈了，你们这些当干部的就无法容忍了，那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谁的责任？大家都不会是患健忘症的吧？当初是谁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就算是人家提得偏激了一点，或者说是完全错了，那你们不是说过“言者无罪”的吗？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吗？怎么现在闭口不提这些了？不但不提这些过去曾经向人家承诺过的话，现在翻脸不认账民，甚至还变本加厉地反诬人家是猖狂向共产党进攻，这种伤天害理的做法亏你们会做得出来！这天理何在？……

陶沙浪真的想不到，凌云在右派遭到毁灭性打击之际，众多的右派分子都惊恐万状而仓惶躲避不及，而她却还要公开坚持反动立场，竟在大庭广众之中大放厥词，公然与人民为敌，态度是那样地嚣张，措词是那样地恶毒，他顿时胸中怒火上窜，就决定立即动手制止她这种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反动行为，于是就带领的一十多个人直奔到凌云面前，怒不可遏地命令凌云立即停止发表反党言论，并要她马上从桌子上滚下来。凌云自然不会理会陶沙浪的威胁，还想继续她的“演说”。于是，陶沙浪就与他身旁的几个人一起立即把凌云从桌子上拉了下来。凌云是一个身单力薄的弱女子，哪能抵挡得住众多的身强力壮、怒气冲冲的大汉们的围攻，自然就寡不敌众地被陶沙浪他们狠狠地拉下桌来，但她那种坚强不屈、敢做敢为、藐视强权的精神却此后一直深深地印在同学们的脑海里。

尽管接着响起了一阵接一阵的“打倒凌云”的口号声，但凌云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不屑地应对众多的讨伐者，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大义凛然、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状态。许多同学对她这种临危不惧、遇强不屈的精神在心底里怀着钦佩之情。

作为凌云的挚友章天迅，他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一切，真是感慨万千。他作为大会的批判对象，自然被勒令到会接受批判，而且被指定要坐在台下最前排的位置去接受批判。当他看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时，他还是无法理解凌云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激烈的对抗方式，这可是鸡蛋碰石头的愚蠢之举啊！若非是她一时的冲动而导致她采用这种破釜沉舟式的极端行动？据他所知，以及从他与她长期的交往接触来看，她绝对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别看她平时文雅柔弱，少言寡语，但她却是一个思想锐敏犀利，性格坚韧刚毅的人，也是一个绵里藏针之人。由此看来，她此举决不会因一时气愤冲动而难以自制，于是就爆发了刚才所发生的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惊人之举，她显然是有思想准备的，她此举必然要“引火烧身”，或者在别人看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眼睁睁地看着陶沙浪等这一伙人把凌云强行地驱赶出餐厅而爱莫能助无所作为，真是心如刀绞般的难受。他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让痛心的眼泪流出来，但还是热泪盈眶，这热泪包含着苦涩与钦佩。他想，到了今天的此时此刻，他才算是真正地了解凌云！

 

32

 

北苑大学的大字报栏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揭露凌云严重反党言行的大字报，可谓是罄竹难书；在批判会上，凌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不厌其烦，层层叠加。究其原因，当然是她顽固不化，公然敢与共产党对抗到底，自讨苦吃，罪有应得。她的罪状包罗万象：紧密配合反党急先锋章天迅纠集反党分子组成《百家学社》，谋划出版《论坛》，发表反动文章，丧心病狂地、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妄想把党委赶出学校，企图由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思潮来占领学校；深切同情并热切地支持反革命分子顾维旋的反革命活动，前后呼应，紧密配合，完全是一丘之貉；她还别有用心地邀请首都著名大右派分子令系铃到学校来发表演说，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竭力否定肃反运动，公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喊冤叫屈，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扩大反党刊物《论坛》的印刷数量，用铅印取代油印，印数骤然扩张到三千份，准备发行到首都各个高校中去，藉以扩大反党宣传，疯狂煽动首都各高校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潮，加大反党火力，扩大反党的阵地，反党野心恶性膨胀，如果没有党中央及时洞察到右派的罪恶阴谋与动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击右派，他们的阴谋就有可能得逞，我们用烈士们鲜血换来的江山就要丢失！在同学们的揭发下，凌云的反动面目和险恶的用心已暴露无遗，她的“司马昭之心”就昭然若揭了。

凌云自遭受批判以来，每天都要遭受凌辱，她这颗年轻而单纯的心抵御不住突然而迅猛的袭击，日益趋于破碎、凋零。她日不思食，夜不能寐，心如刀绞，痛不欲生，终日处于精神恍惚状态。她倒不是出于后悔，而是一种心灵的困惑。在她的脑海里，常常盘旋着一句古训：士可杀而不可辱。她在夜深人静之时，常常在心底里拷问自己：我真的是反党了吗？我为什么要反党？想当初，我在高中毕业时，为了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连考大学的机会都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造成了母女间的隔阂，致使我们母女俩在很长一段时期的不和。这一切我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不都是为了跟共产党走吗？就是在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后，我也只是浏览大字报而没有去写大字报。虽然我的思想观点与章天迅他们是一致的，而且也参与学社的各项活动，当时的内心确是诚心诚意的帮助共产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三害”积弊，绝对没有去想过要去反对共产党，也根本不存在要去恶毒攻击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想法，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位事，怎么能把这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事情扯到一块儿去了呢？这难道不是故意制造事端，来恶意诽谤，完全是一种用“莫须有”的手段来加罪于人，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年轻的共和国现在到底是怎么啦？那场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和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最后终于推翻了独裁的国民党统治，终于迎来了新生的共和国。她还清楚地记得，她当时就欢欣鼓舞地与人们在一起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呀嗬嗨嗨依嗬呀嗨”的歌曲。当然，她心里十分清楚，取得这场革命胜利首先是应当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及那些不怕牺牲而浴血奋战的广大对革命无限忠诚的共产党员，没有他们这种百折不挠、艰苦卓绝、敢于牺牲的斗争精神，要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这场战争如果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持以及各民主党派的真诚合作与配合，国民党反动派能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吗？解放大江南北、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如此顺利吗？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一起奋斗的成果，决不是由于某个人的“天才奇功”所创建的个人丰功伟绩。当今的二十世纪不同于此前的历史时期，世界的历史潮流都是走向“民主与共和”的时代，中国也不例外，统治中国达几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纵然它还是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头脑，它还是那样顽固地、顽强地、执着地妄想历史倒退，但最终还是成不了气候，遭到人民的唾弃。请看，当年那个大名鼎鼎、权倾一方的袁世凯所搞的“复辟闹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当上了大元帅还不过瘾，还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地想登基称帝，后来虽“大切告成”，但仅仅只做了八十一天的“皇帝梦”，在全国各地的一片“讨袁”、“伐袁”声中就呜呼哀哉了。这就是逆历史潮流所动的结局！由此看来，解放战争完全是一场现代的革命战争，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可能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在取得战争胜利后，理所当然地由当时掌权的首领来当皇帝，由他来掌管江山，并建立起他个人家族的、世袭制的孤家寡人式的王朝统治。正因为这场解放战争是属于现代的革命战争，而不是过去的旧式农民起义，那么这个“江山”自然是属于由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这个“江山”自然就应该属于人民，由人民来当家作主，让人民共享革命的成果，这个“共同的意志”就体现在神圣的共和国宪法上。我们共和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享有结社、游行、言论等自由的权利，等等。此时此刻，她极其痛心地想到，这些曾经拥有的这些“成果”怎么一下子就都付之东流了！她不禁要问：共和国宪法是一个国家最神圣、最庄严的根本大法，不容许任何人违反与践踏，现在怎么变成了一种花瓶式的摆设？抑或是像捏在魔术师手中的道具那样可以随意玩弄了？它的庄严，它的权威，不知被抛到哪里去了！她真的想不通，个人的权力怎能超越“宪法”的权威？即使需要修改宪法的某些条文，也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才能实施，怎么能这不声不响地就被取消了？公民的神圣权利就莫名其妙地一下子地被剥夺了？他们整人是那么理直气壮，对待“右派分子”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虐待，像对待牲畜一样，不容反抗，稍有不满或怠慢就施以惩罚，根本不当人看待。这些被封为“右派”的人，他们就立刻丧失了做人最基本、最起码的尊严。如果去深入地思考一下这段时期以来的原缘，这些既得利益的干部，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权势与私欲，不容许别人对他们说三道四或指手画脚，更不容许别人向他们发起挑战。他们的私欲或权力一旦受到了某些限制或者受到挑战，他们立刻就会恼羞成怒，毫不犹豫地运用手中的权力，挖空心思地寻找借口，肆意打击向他们发起挑战的人，随心所欲地剥夺挑战者的一切政治权利，甚至还要剥夺他的人身自由，使他立刻丧失做人的最起码、最基本的尊严。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江山是他们这一伙人打下的，这个朝庭本应由他们来掌管，他们乐意怎样去做就可以怎样做，容不得别人来指手画脚。他高兴听取百姓意见的时候就可以让庶民们说几句，但此时你切不可妄自菲薄、得意忘形地飘飘然起来，你以为自己是“主人”了，可以畅所欲言地说话了，那你就要倒霉了，因为如果你说出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就必然会触到他们的痛处，那你就罪有应得了，人家原来就是装腔作势摆摆样子的，可你把它当真了，你说了他们不高兴听到的话，他自然就立即翻下脸来，说你是存心不良，不怀好心，故意给他发难。于是，他们就马上会给你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立即惩罚你，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他们是社稷的主人，你是啥东西？你也不去掂量掂量自己，你找不着北了不是？目前所发生的这一切，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凌云面对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真是万念俱灰了。想当初，她是如此地热情讴歌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她是那样热切地赞颂共和国新社会所出现的新气象、新变化，她是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生活在幸福之中。谁也没有想到，仅仅是过了没几年的时间，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甚至于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此前所有的感受和体验都化成了“东方天空上的一道彩虹”，看似绚丽多彩，实是遥不可及，而且在瞬息间就会迅速地消失在苍穹之中，从此无影无踪。难道不是这样吗？

她痛定思痛，觉得她自己已经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她无法去面对无休止的、穷凶极恶的批判，她也无法忍受毫不顾及她最起码的做人应有的尊严，无时不刻地遭受人生侮辱和毫无根据的恶意中伤。她心中有数，只要她还活着，她就无法摆脱这种令人极度哀伤与痛苦的难堪的困境。她知道，自己似乎是走到了悬崖绝壁的尽头，等待她的就是粉身碎骨，是跌入刀山火海的地狱！身后有一大群挥舞着拳头、高呼着口号的左派人群穷追不舍，非逼她跌入高耸万丈的悬崖不可，她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看来，她别无选择地只有进地狱了。但是，她此刻还有另一条“生路”可走，那就是要按照他们的旨意去做：首先要公开承认自己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也确有妄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之野心，确实向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当然还要表示痛改前非改邪归正重新做人，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同时，还要反戈一击，彻底揭露反党急先锋章天迅、杨路平等同伙策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阴谋活动。如果能完全按照他们的旨意去实施的话，她还可以得到救治，回头是岸嘛，这样你就不至于会落到敌人的范畴里去。她能按照他们的旨意去做吗？她能这样抹着良心地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吗？她这样去做的话还能算是个“人”吗？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放着不做，却要去当一条遭人奚落、咒骂的癞皮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她究竟如何去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呢？继续去忍受没完没了的批判？继续去面对永无止境的人生侮辱？这算是什么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难道还值得我留恋吗？古今中外，曾经有多少志士仁人，他们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面对死亡难道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就算可怕，也是只在一瞬间，比起无休止遭受折磨与侮辱要干脆利落！看来啊，摆在她面前唯一可选择的出路是结束生命，长痛不如短痛，眼睛一闭，万事全无，所有的痛苦、磨难、怨恨、冤屈、惦念，等等，等等，一切的东西均在这一瞬间统统地消失干净！

她就决定自杀。

她想，这样一来，自然就一了百了。从此，无牵无挂，无纠无葛，爱与恨、恩与怨在同一瞬间消失，愤怒和冤屈也同时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此时此刻，她忽然想到了她可爱的母亲。我这一去不是永远地见不到我慈爱的母亲了吗？她完全可以设想，她如果真的自杀了，她母亲就必然要赶到北京来，当母亲千里迢迢地赶到北京，看到她的女儿直挺挺的躺在木板上僵硬的尸体时，她肯定悲痛欲绝，痛不欲生，并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进来，我这样一个好端端的、活龙活现的女儿怎么一下子就会没了呢？怎么能没与我讲几句话就阴阳相隔了？云儿啊，你怎么会如此地决绝，即使有天大的冤枉也可以慢慢来嘛，总有一天会得到申诉纠正的机会，何必要这样急切地去自寻短见呢？从古到今，哪个朝代会不发生冤案错案的，但最终总会搞清是非曲直，你何苦这样性急地去走这条绝路呢？你这一走，还有谁能来替你申诉啊，纵然有朝一日澄清了是非，你不是就看不到真相大白、还原你清白的这一天了吗？这岂不是太令人遗憾了吗？我可怜的女儿啊……

如果我选择继续活下去的话，母亲得知我不如牲畜那样地活着，她会感到好受？她会不感到痛心疾首？虽然不会出现因痛失女儿那样撕心裂肺的场面，但却也会带来心如刀绞般的难受！“撕心裂肺”虽然惨烈，但却比较短暂的时刻；而“心如刀绞”则是一个漫长的折磨。母亲哺育我长大成人，她饱含深情地期望我能有出息，有朝一日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为祖国效劳，为家庭争光。可是我却辜负了母亲的期望，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快乐和希望，却成了她的心头之患，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母亲？

每个人都强烈地欲望“生”，而绝不会仓促地去选择“死”，除非是他已经丧失了生活的必要条件，而当一个人做出自杀这个被迫而无奈的选择时，他必然要经过一番极其痛苦的、激烈的思想斗争。“生之留恋”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本能的，而且是十分强烈的，因为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一旦失去就意味着他将丧失了一切，父母之亲，手足之情，同窗之谊，恋人之爱，所有这一切都随着生命之消失永远地化为灰尘！所以，一个人决定自杀是肯定要经过反复的、激烈的思想冲突后才能最终决定下来。凌云自然也是如此。当母亲的恍惚身影出现她面前时，她确实犹豫过，动摇过，但当她想到目前所遭受的、无法避免的那种被侮辱的情景时，同样也会给她母亲带来长时期伤害时，她最终还是咬紧牙关地选择了这条绝路。

她是用安眠药自杀的。她想，一瓶安眠药足以让她安静地离开这个已经厌倦的人生……

 

33

 

当凌云苏醒时，她看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她不无惊异地想，我怎么还活着？这真是不可思议。周围是一片白色世界，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衣着，一切都是象征洁净的白色，如果世界都是这样洁净的话，该多好啊。她显然无法知道自己是怎样被抢救到医院来的。侍候在病床边的闻啸声意外地看到凌云苏醒过来真是兴奋不已，立即就去喊护士。护士闻声起来，看到凌云的茫然的目光来回地转动了几回又慢慢地闭上了。护士看到凌云苏醒过来，感到十分庆幸地，如释重负地对闻啸声说，这真的可算是奇迹了，你还是好好地劝劝她吧，叫她要想得开一些。

  凌云自杀后是被她同室的室友发现的，虽然她当时是一个全校闻名的反党分子，但校方还是把她及时地送进了医院进行抢救。由于她吞服的安眠药片太多，医生抢救了两天两夜才把她从死神中拉了回来，这其中也有闻啸声的一份功劳。闻啸声在得知凌云自杀后被送往医院抢救的消息后，真是心急如焚，当她得知这个抢救的医院是她母亲所在的工作单位时，她就迅速地奔向这个医院，并立即向她母亲禀报，凌云是她的好友，你一定要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救活她。她母亲为此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竭尽全力地把凌云从死神中解救出来。闻啸声在凌云的身旁整整地守了一天一夜，不时地用手帕轻轻地抹着眼泪，默默地祈祷着凌云能逃出死神的魔掌。

  闻啸声是唯一的一个在《百家学社》中没有被指名批判的“幸运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她除了只写过一篇《黄鹤楼》的讽刺诗外，就没有写过其他什么具有“攻击性质”的大字报，虽然她参加了《百家学社》内的各种活动，但她不是社内的骨干分子。她平时待人诚恳，光明磊落，与人为善，不争高低，故人缘很好。她与同学和谐相处，从不争吵，更不用说她会去得罪那些团委或学生会的干部。所以，褚刚峰他们对她就“网开一面”，对她没有采取过批判的行动。当然，褚刚峰他们之所以会对她如此“客气”，还有另外一个意图，那就是希望以此来“感化”她，促使她转变思想，与章天迅等人彻底划清界线，能站出来“反戈一击”。闻啸声不是一个弱智者，她当然能领会褚刚峰他们的意图，但她却不点破它，既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行事，她既不点头也没摇头，采取“模糊策略”对付他们，弄得他们云里雾里似的。她不像凌云那样地“直来直去”，她喜欢“转弯抹角”，就是她们两人的不同之处。她没有受到批判，当然感到有一点“庆幸”，但在心底里，她却是十分不安与内疚，因为其他的《百家学社》的会员都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唯有她一人侥幸地例外，她怎么能心安理得呢？人家会怎样看待她？是不是会怀疑她做了不得人心的肮脏交易？不过，她感到自慰的是，她的心灵是纯洁的，她从无做过对不起会员的事，更不会去干那些出卖会员的卑鄙的、无耻的勾当。诚然，褚刚峰他们不止一次地找过她谈话，希望她能与章天迅、凌云等人划清界线，并反戈一击，这样才算是真正地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才能得到党组织的信任。但她一直以沉默对付。她心里当时已作了最坏的打算，即使遭到批判也无所谓，别的同学不都是这样挺过来的吗？我既然参加了学社，就应当像其他会员一样地担当起责任，如遇凶险就退却，甚至于叛变，那是一种不齿于人的卑鄙恶劣的行径，做人哪能去做这样极不道德的行为？她虽然不具备凌云那样敢做敢为、大义凛然、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可贵品质和风格，但她从心底里敬佩凌云，觉得她是自己心中的一个楷模。她不能失去凌云这个莫逆之交。正因为如此，她为抢救凌云的生命做了许多的努力，也义不容辞地到凌云的身边来陪伴她，希望她早日转危为安。

  凌云苏醒后的第一个感觉是自己并没有自杀成功，为此她懊恼万分悔恨不已，她真的难以相信，一个人怎么连想死去都那么困难。看来，我是活该要受继续罪了！她无法理解校方为什么还要抢救她，共产党既然认为她有如此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为何还要去抢救她，就让我去死好了！学校里少了一个反党分子难道不更省心吗？她看到闻啸声默默地坐在身旁守护着她，还看到她不时地用手帕抹着泪水，她当然感激她这个有过情意切切的姐妹，特别是在我遭到这种“万人声讨”的磨难时刻，她竟然不惧风险，不计后果地陪伴着我，真是难得的人间真情啊。除了感激这情以外，她也有点“怨恨”她，从她对自己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感来看，她完全可能是抢救她的“帮凶”之一，如果没有这些“帮凶”来抢救她，她此刻已脱离苦海，自由自在地在西方极乐世界四处逍遥云游，再也不用遭受批判的侮辱与欺凌了。哎哟，闻啸声啊，闻啸声，你叫我怎样说你好呢，你想过没有，你以为抢救一个朋友的生命是大功大德吗？但对于我来说，你这样的举动却是一个害人不浅的罪孽啊！你知道抢救我生命的后果是什么？是把我再一次地推到苦海中去遭受苦难，受尽折磨，无穷无尽地遭受别人的侮辱与欺凌！你难道不等同于“帮凶”吗？所以，她一直闭着眼睛，故意不去理睬她。

  闻啸声当然不理解凌云此刻的心情，她不可能了解到凌云竟会把她当“帮凶”看待。当她看到凌云苏醒过来的时候，她的内心里充满着喜悦，医生和护士们终于把她从死神中拉了回来，她最终没有失去这个莫逆之交，她为此感到庆幸。她一直来钦佩凌云的勇气和刚直不阿的精神，特别是上次在大餐厅批判章天迅时，她竟敢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地捍卫章天迅，单刀直入地与褚刚峰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辩。她正是为了这次争辩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闻啸声的心中，凌云是她人生的楷模。她不是不知道，凌云之所以会选择自杀这条绝路，是因为她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她知道凌云是一个刚烈之人，她受不得非人的折磨与肆无忌惮的侮辱，她是想用死亡来对抗，抗议他们这种无信、无理、无义、无人道的做法。她自己虽然不具备凌云那样刚烈的性格，但她不理解她既然是那么勇敢而刚强，那为什么还经受不起折磨与侮辱？她想，也许她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那种折磨与侮辱，她才不可能体会到那种惨烈与可怕。诚然，死亡是一种无奈而艰难的选择，在没有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是绝对不会去选择自杀的。有人说得好，不到黄河心不死，不遇绝境是决不会去走这条绝路的，因为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说仅仅是只有一次，一旦丧失就将永无希望回头，那你就永远地失去了生活在世上的机会，再也见不到父母、兄弟姐妹或孩子、侄女等亲人，也永远地与父母、同胞手足及亲朋好友生死相隔，再也没有与他们促膝谈心的机会，人间的欢声笑语、良辰美景，绚丽多彩的缤纷世界也就随之永远与你失之交臂。正因为这一切，人们才对死亡产生无比的恐惧，对生命难以割舍。闻啸声是万分珍惜生命的。也正因为如此，她才竭尽全力地去抢救凌云的生命。

  闻啸声见到凌云苏醒后仍不开口说话，知道她对生活已经万念俱灰，她理解她心中的苦楚，那种难以名状的、刻骨铭心的痛楚。她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她一番，希望她最终能摆脱心理上的阴影。于是，她就轻轻地对凌云说，万事要想开一些，尽管你面对的生活万分的艰难，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活下去，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古今中外，历史上曾几何时地没有发生过冤案或冤屈？那些遭受冤屈的人难道会没有经过磨难？这你比我清楚得多，我也就不多费口舌了。他们面对折磨并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坚持用不屈服、不妥协的态度，艰苦卓绝地采取不同形式的抗争。历史是最公正的，历史最终都洗刷了他们的冤情，还了他们的清白，虽然有的人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切。我们还年轻，我相信我们是会看到这个公正的结局。你是一个坚强不屈的人，我相信你肯定会从迷茫的阴影中走出来，勇敢地去面对现实的。虽然，这是一条十分艰难的路。黑夜尽管漫长，严冬尽管寒冷，但只要能熬过这个漫漫长夜和彻骨的严寒，那晨曦和春天肯定会如期到来，我们可不能丧失信心和耐心啊。

  凌云虽然仍然紧闭着双眼，但她的思维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思索，闻啸声的絮絮细语像一条涓涓细流，通过耳膜渐渐地流向她正在流血的心。她自从苏醒后，她就意识到自己难以摆脱这个令人痛心的人世，但她必须去面对它。她听了闻啸声轻声细语的絮叨，觉得没有批驳她的理由。难道不是吗，她之所以选择自杀这条路不正是为了摆脱苦海、逃离磨难？这难道不是算一种懦夫的行为吗？我当初为什么敢于去大餐厅里与褚刚峰这些人展开针锋相对地争辩？难道不认为自己真理在握吗？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我的勇气到哪里去了？你这次如果真的“走”了，不等于承认自己输了，被他们彻底地打败了？渐渐地，凌云开始反省自己鲁莽行动的前因后果，觉得自己确实不应该去自杀，一定要以坚忍不拔的态度去迎接未来的磨难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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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静悄悄。医院的晚上自然就更加寂静肃穆。已经是快八点了，凌云还尚未喝进过一口汤粥，闻啸声心急如焚，如果不进食，凌云的体力就无法早日恢复，后果就难以预料。在闻啸声一再劝说下，凌云总算同意进食了。于是，她连忙将早已准备好的粥汤拿到病床前，细心谨慎地、慢慢地用匙把稀粥送进凌云的口中。进食还算顺利，没费多时，凌云就将一碗汤粥喝下了。闻啸声自然感到十分欣慰。正当她准备收拾碗匙之时，她忽然看见章天迅探头探脑地在门外寻找着病房号，她一看就知道他是来看望凌云的，于是，她赶紧对章天迅说，是这里啊，赶快进来吧。说着就连忙站起来说，你就坐在这里吧，我正好要到洗舆室里去洗碗呢。说着，闻啸声就拿着碗匙起身，让章天迅坐在凌云的身旁。她知道，章天迅来病房看凌云，肯定有许多知心话要对凌云说，自己还是先暂时先避开一下为妥，好让他们说话清静一些，虽然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好朋友。

闻啸声离开病房以后，章天迅先问问凌云的病情，看到她已经有点恢复的脸色就有点放心，接着又安慰了她几句。凌云没想到章天迅会到医院来看望她，她完全清楚他目前的艰难处境，他竟然不顾一切地来探望她，内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与痛楚。她默默地、深情地望着章天迅，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稍后，章天迅就轻轻地、不无懊丧地对凌云说，我真的没有预料到你竟敢到大餐厅里的批判大会上来为我辩护，这又何必呢？你是不是有点儿傻啊？在这种“压倒一切”的情势下，许多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而你却送上门来！你这是鸡蛋碰石头，知道吗？你傻不傻啊？你如果那天不“送上门来”与他们针锋相对地争辩的话，我相信他们是不会立即把火烧到你的身上的，至少不会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即使你后来也逃不过批判的话，那对你的炮火也绝对不会是像现在那样地猛烈。你这是何苦呢，我们能多保留一个人下来难道不好吗？你一定要非得与他们撞个鱼死网破不可？这无论是对于你自己还是对于大家都没有必要这样去做。另外，我又有点不理解，你既然有与他们针锋相对作斗争的勇气，那为什么还会去选择自杀这条路？你要知道，自杀可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也是懦夫之道，是一条摆脱磨难的捷径，你既然有勇气与他们争斗，那为什么又会去选择逃避现实的道路？你难道会害怕他们对你的折磨？你可要知道，他们巴不得我们这些人统统死光才高兴呢！你想想啊，如果我们这些人都死光了，他们不就省心了？不必再去多费心思了？再说啦，我们这些人都死光的话，难道我们还指望别人为我们去打抱不平，去为我们申诉？再说啦，我如果这样不明不白地、含冤地死去，我的眼睛绝对是不会闭合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没有理由不活下去，我们一定要等到能为我们做出公正结论的这一天！尽管未来我们还将继续磨难，但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直到还我们的清白！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冤情会永远得不到澄清，我坚定不移地深信，我们的冤屈迟早有一天总会得到公正的结局，因为历史是最公正的，我们此前所做根本就不是什么反对过共产党，而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而去这样做的，这个罪名完全是强加于我们身上的，犯错的绝不是我们，而是他们！是他们恼羞成怒，是他们出尔反尔，是他们不惜特意制造出“莫须有”的罪名来掩盖他们的虚伪与奸诈！我深信历史一定会澄清事实，虽然，这个时刻可能会很漫长，甚至会很遥远。

凌云听了章天迅这一席推心置腹的话后，感到自己真的是太傻了，她竟会选择一条摆脱磨难的“捷径”，正是如章天迅刚才所说，那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是一种懦夫的行为，她真的十分懊恼自己这种轻率的行动。她现在已经醒悟，她觉得自己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因为她认为，这场政治运动决不是只关系到她个人的命运问题，而是关联到我们国家的历史演变、政治走向等重大问题。这场政治运动的性质、意义及后果远远还没有充分地显示出来，还需要根据运动的发展方向及其后果去作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在这么重大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能仓促地、不负责任地去死吗？我今后不但要以万分坚强刚毅的意志去面对折磨与考验，还要以锐利的目光去观察分析研究问题。看来，我还得感谢那些“帮凶”救活了她，使她有机会反省自己的轻率与懦弱，使她有机会与这些“左派”先生们继续周旋与争斗下去。她很感激地望了一下章天迅，情意切切地对他说：“你说得对，我一定要坚强而勇敢地活下去，继续与他们作周旋。”她此时忽然记起章天迅目前已经受到了“监视”，终日有两个人给他“陪伴”，他怎么能摆脱“尾巴”到医院来看望她的？于是，她就问章天迅：“你怎能自由地抽身到这里来？监护你的两个人呢？”

章天迅用不无揶揄的口吻说，我又不是反革命分子，难道连到医院里来看望一个同学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其实，校方交给这俩人“监护”我的任务仅仅是“不让我逃出学校”就可以了。所以对我的“监护”也并不人家所想象那样严厉。再说，此两人又是我的室友，朝夕相处，彼此之间都十分了解，所以他们知道我不会逃到校外去，所以对我的监管也就轻松一些。到了晚上就寝时间，我们都进入宿舍后，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到医院里来看望你，就必须离开学校，他们当然是义不容辞地要跟随着我来。不过，他们还是留在门厅里就站着，不再跟我到病房里来。

凌云听了，真的觉得既可恼又可笑，那些“左派”先生们连基本的人性都丧失殆尽了，他们竟学起“特务”那样的一套手段来对待学生。

章天迅看到凌云的心情和神色已经有了改善，他才放心下来。他忽然想起杨路平、谭英华他们也都想到医院来看望她、但被他劝着不要来的事。于是他就对凌云说，杨路平、谭英华他们本来也想来看望你，但被我劝住了，我叫他们别来，让我代表你们去就是了，我会向她说明的。现在情况这样复杂，如果他们都来医院的话，那些好事之徒肯定又会无事生非，要给我们制造“罪名”，我们何必去自找麻烦呢？你说对吗？

凌云欣然地表示同意章天迅的意见，并深情的对章天迅说，由你一个人来扛着大家的罪名，这怎么能叫我们心安啊？

章天迅嘴角露出一丝笑容：“我与你们不同，反正我已经是被封为‘反党急先锋’了，还有什么可推卸的？我也没有什么顾忌了，让一切罪孽都算到我身上也好，这样也就可以免去大家都‘一哄而上’地去遭受罪孽。我想得很清楚，我不去进地狱难道还要叫别人进地狱？我不下油锅谁去下油锅？

凌云听了章天迅的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话后，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她对章天迅的为人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感受，他不愧为是一个“领军式”的人物，有他这样的一位莫逆之交真的值得骄傲。她完全同意章天迅的看法，请他向那些患难之交的朋友们致意，她一定会好好地、坚强地活下去，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姿态去迎接未来严峻的考验……

 

35

 

凌云出院后倒是并没有“享受”到与章天迅同样的、终日有人“陪伴”的待遇，相对来说，她还是比较“自由”的，但如果要到校外去还是要请假，经批准以后方可出外。其实，她并没有什么事要到校外去，连校内都懒得走动。有空闲时间就看些书，她不再到大字报栏去浏览，因为那里全是反击右派的陈词滥调，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反正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了，那也就“死猪不怕热水烫”了。此时，她明显地感觉到校内的气氛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根本性的变化，政治空气已明显地“一边倒”，那些自命为“左派”的人们以压倒一切地控制着校内的局势，再也不会出现“两派针锋相对激烈争吵”这样的场面了。许多原来与她熟悉的同学，显然不再与她亲切友好，都开始对她冷清清的，有的甚至对她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远远地见到她，就赶紧转身绕开了。凌云想，这恐怕就是叫“世态炎凉”吧。其实，她也很理解他们的难处，当时如果不与右派划清界线的话，那就要受到批评指责，甚至有可能被找去谈话，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世上还有哪样傻的人吗？所以她倒是并不介意那些胆小怕事的同学，而是深切地体会到“政治”这种“神灵”实在厉害，它已经像天上的“神明”那样在无时不刻、无处不在地监视着“芸芸众生”。闻啸声等几个知心朋友当然是不会去加入到他们这些人的行列之中，她们还是像过去一样，毫无二致地对她一往情深，像没有发生过“反右”运动似的。这真使她感到欣慰。

 

秋天，新的学期开始了。北苑大学与全国各地一样，照例地刚开学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秋天的这场“整风运动”与上半年的“整风运动”不一样，虽然同样都称是“整风运动”，但无论其“初衷”还是“部署”都有极大的差异。如果说，上半年的这场“整风运动”的初衷确实是想通过整风运动能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利于今后的工作，但后来由于有些人提的意见过于激烈而刺痛了某些干部的神经，也有些人由于异想天开，毫不留情地去切中时弊，击中要害，招致某些高层的恼怒与忌恨，致使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些人是想乘整风之机向共产党发动“恶毒攻击”，甚至推测他们是有意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故此，一场好端端的、原本应该是“和风细雨”方式进行的整风运动却转而变成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而秋天的这场“整风运动”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展开的，正因为由于上半年的这场整风运动而暴露出来的国内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并时时刻刻地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那可是一种极大的政治阴患，如不及时地深挖出这些“阶级敌人”，肯定后患无穷。于是乎，党的高层就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整风运动”，其目的就是通过“引蛇出洞”或“钓鱼”的方式，把那些深藏的阶级敌人“引出洞来”或“上钩”，从而“一网打尽”。这种做法明明是“阴谋”，却大言不惭地说是“阳谋”。在开始了两个星期的“大放大鸣”之后，紧接着就由各大党报立即发表了由邓小平总书记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要在全国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要分四个阶段，分别为大放大鸣、反击右派、边整边改、学习总结等。这显然是一套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战术。当时，除了首都北京及个别省会城市在上半年开展过“反右运动”以外，其他的地方都还没有“正规”地开展过“反右运动”，广大知识分子、大学生们虽然在报纸上看到过反右运动的强大而严厉的声势，但都没有亲身经历过这场政治运动，也就不可能亲身地感受到这个“阳谋”的厉害。所以在“大放大鸣”的第一个阶段，他们虽因曾看到或听到过上半年的“反右运动”的威严而感到顾虑重重，故不敢在大放大鸣的这个阶段中发表意见，但经领导一再劝说下，还是觉得应当“感恩戴德”地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或意见。这样一来，等到“第二阶段”的“反击右派”时就后悔已晚了，这些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右派分子”了。

由于北苑大学在上半年已经经历了暴风骤雨式“反右”运动，在开校后的“大放大鸣”这个阶段，对北苑大学来说，显然是属于“重复性质”而不足为奇了，但还是不能“跳越而过”，还应当“补课”。在“补课”中确有几个“替死鬼”加入到“右派”的队伍中来。最有代表性的有个叫是李立的学生，他是一个班长，系领导再三动员他们班要向上级提意见，他就动员班里的同学应该打破顾虑，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勇敢地向党组织提意见。当时同学们都顾虑重重不敢发表意见，有个同学就说，你是一班之长，还是你代表我们去说几句算了。于是，他就代表班内的同学去发表了几条普普通通的意见。谁知，就是因为这几条意见，他后来被打成了一个“右派分子”。这样的事例，也可算是“天方夜谭”了。

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反右斗争”阶段以后，北苑大学就又“热闹”起来了，“反右”自然要各纵深发展，继续开展“划、批、斗”，不获全胜，决不休兵！对于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自然就成为“过街老鼠”，都处在“人人喊打”的局面。这些“过街老鼠”在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只有老老实实接受被挨批挨斗的“职责”，没有丝毫申辩、抗诉的权利。这时的右派分子，已经没有过任何公民的权利可言，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严。不要说是一般的右派学生，就是连那些曾经被尊为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教授，一旦被划上了“右派”以后，他们的名誉、地位甚至于连人身自由也都随之消失，一切羞辱都不能幸免，他们甚至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被赶到实验室里去做扫地、洗试管等杂务工作。而对于那些右派的学生，甚至被派去做打扫厕所卫生等工作。可以毫夸张地说，此时的“右派分子”，真的比牲畜都还不如，他们此时做人已毫无人格可言了。

 

章天迅对于这半年多来的“批判生涯”已近“习惯”，几乎可以说是“麻木不仁”了。他想，他们还能对我怎样？难道还会把把我逮捕法办、判刑？我看总还不至于吧，就算右派有“罪”也仅仅是言论上的“罪”，言论上的“罪”可判刑吗？这有法律根据吗？所以，他在此时似乎还有一种“盲目乐观”的心理。不过，他觉得凌云好像比他要悲观一点，或者说是警觉一点。他记得，在暑假时，他收到了凌云来自江海市家里的一封信（她在暑假时回家了），她在信中还作了这样的一首诗：

醉下成欢愁依旧，

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

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知否？

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

梦回冷泪湿薄袖

（注：本诗系林昭的诗作）。

他反复地咀嚼了她的这首诗，觉得凌云对未来的形势估计得十分严峻，并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那么，到底凌云是太过敏、太悲观了还是自己过于麻木了？难道我们这些“右派分子”遭到如此非人的待遇还不够。还要遭到更严厉的惩罚？他们真的会那么残忍地对待我们？如果果真如此，那我们真的要大难临头，真的要进地狱了……

 

一阵秋风一阵紧，树上的黄叶纷纷扬扬地飘落一地，冬天即将来临了。凌云已渐渐地省悟到，更艰难的处境和严峻的考验将很快地降临，那些以“左派”自居的领导者是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他们已经视我们为“敌人”了，那就必然会用更加严厉、更加残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我们。对此，她觉得应当有所提防，有所准备，免得到灾难临头时惊慌失措，毫无思想准备。我们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时才不会手忙脚乱。近来，一直没有与章天迅碰面，不知道他的想法如何，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对，最近一定要去找到他，交换一下彼此之间的看法和对未来的估计没有坏处。

这天晚上，他们在寂静的燕湖边的林荫道上边走边谈。凌云根据目前的对“右派”越来越严厉、而且是步步进逼的动向，她就推测到未来对“右派”的处置肯定会极其残酷无情的，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章天迅听了凌云缜密的分析后才体验到她深遂的洞察力，觉得她的估计千真万确，对照他自己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的情绪，他在心底里佩服凌云。

凌云对章天迅说，为了作好最坏的打算，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各种准备，以免在灾难临头时措手不及。我们今后碰面交谈的机会肯定是越来越少，而且也会越来越困难，我们应该把各人的家庭通讯地址互相记住，以便在“不测事件”发生后找不到联系对方的地点，对吗？章天迅觉得还是凌云考虑得周到，觉得应当做好这种准备，以防万一。于是，凌云就要章天迅牢记住她的两个家庭地址。一个是她故居的地址，苏南市乔司巷15号，另一个是她父亲（工作处）的住地，江海市茂名南路159弄11号。她母亲来往于在这两地居住。章天迅也告诉她老家的住地。他们不能过久地在此停留，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分手告别，互祝晚安。

谁知，就在两天后，他们真的失去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这天下午，章天迅接到一个通知，叫他立即到燕楼二楼的办公室去一下。他当即奉命前往。他此时浑然不知，等待他的却是遭到“秘密逮捕”，并立即秘密地押往看守所。不久，他就被判了八年徒刑，并立即送往劳改营地改造。

凌云虽然暂时还没够上遭逮捕的“条件”，但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由于有一个姓罗的系主任力争说，凌云正在患病咯血，何况身体又这样地单薄，我们怎么能把她送到繁重体力劳动的地方去改造？这岂不是要断送她的生命吗？我们总得讲一点人性吧？于是，也就只好改为到“资料室”里去做杂务劳动。后来，由于凌云所在的中文系新闻专业要并入R大学的新闻系，凌云也就随迁到R大学的新闻系去了。

从此，凌云和章天迅就天各一方，音讯中断，彼此之间毫不知情对方究竟“飘落”在何处，遭受到何种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