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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漫漫梦想路》第三章 只求一饱

已有 621 次阅读2010-11-18 08:24 |

第三章               只求一饱

 

 

凡是没有经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岁月的人是无法体验到“饥饿”的真正滋味和它深刻的特殊含义。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国王要到寺庙里去进香,事毕,他接见寺庙里的住持,忽然心血来潮地问他说,你认为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这个住持回答说:“好吃不过饥”。国王听了这个住持说“好吃不过鸡”,自然就心中大怒,这个和尚实在是太狂妄了,怎么在陛下面前竟敢说起“鸡”好吃来了?莫非他平常就压根儿地没有吃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吃荤和尚?陛下怎么能容忍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于是就叫随从处罚打了他三十大板。住持连喊“冤枉”。几番折腾后,才弄清楚这个住持说的是“饥”而不是“鸡”。国王听后才知道原是一场误会,于是就饶恕了他。其实啊,这个和尚说的话相当富有哲理,人只有到了真正“饥”的时候,才会饥不择食,才会觉得任何食物都香甜可口,什么东西都“好吃”。

瀛海村的村民们由于经历了这次的大饥荒,才真正地体验到“饥饿”的真实滋味!以前,他们虽然都听到过祖辈们说的在大饥荒挨饿时的难受和苦涩,但这些“听说”与现在的“实际感受”却是无法相比拟的。“听说”犹如从“头顶”上飞过的东西,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就渐渐地淡漠了;而“实际感受”却是像一粒砂子掉进了“眼袋里”,阵阵疼痛不说,使你睁不开眼睛,看不清东西,还要终日流淌眼泪,倍受痛楚,简直像妖魔鬼怪跟着你一样。此时的瀛海村民,对遭受饥荒时的挨饿恐惧就像魔鬼的阴影一样形影不离地跟着你,使你无法摆脱。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饥饿恐怖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体验到这种感受的。

在瀛海村的村民里,受到这次饥荒最深刻感受的莫过于胡友泉了。他全家共有八口人,他们夫妻俩和六个女儿。当大饥荒袭来时,他家所承受的“饥饿感”恐怕比村里的任何人家都要严重得多。这不难理解,六个女儿的六张口每天都像依附在“燕巢”边的“幼燕的嘴巴”那样张开着,等待着“母燕”嘴上“衔的小虫”那样的等待着食物,真是嗷嗷待哺啊。世上的母爱最仁慈,哪个母亲会只顾着自己而忍心让孩子们挨饿呢?此时的胡友泉的两个大女儿已经有十多岁了,她们稍稍地懂得了一些“礼让”,而另外的四个女儿就没有这样的“天赋”了,所以她们就自然比她们的两个姐姐要多得到一些食物。这样,在“熬受”了一段“忍饥挨饿”时期以后,胡友泉的老伴和他的两个大女儿就得了“浮肿病”,如果没有陈柏青“窝藏”在猪场里的番丝以及在秋收冬种时抢种下去的春花作物接济的话,胡友泉的老伴和他的两个大女儿就不单单地停留在“浮肿病”的“阶段”,肯定要严重地“恶化”,最后必定是要饿死无疑了。所以,在胡友泉的心里,大饥荒的阴影比村子里的任何人重,遭受饥饿的切肤之痛比村子里的任何人都要强烈。说来也奇怪,在经历过大饥荒以后的胡友泉,他的“思想”似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当然,村子里的人也都有像他这样的变化,只不过没有像胡友泉那样强烈罢了。胡友泉的欲望和追求在“一夜之间”似乎变得极其简单而单纯: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其他的一切就都不在乎了。比如对于身上穿的衣服和裤子破了没关系,加上一个补丁就行,有什么难看不难看的。古人说得好,温饱知礼仪,既然现在没有了温饱,那还要去知什么礼仪啊!对于穿衣,此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嘛”,“老大穿后给老二,老二穿后给老三,破了就贴上一个补丁”。现在不要说“三年”,“五年、六年”又怎么样?现在这世道就根本没有人去注意“礼仪”和“形象”了;至于说屋顶上发生了漏水也没关系,大不了用几个面盆接着,只要房顶不会塌陷下来就行;门窗破损了也就将就一点吧,大一点的洞就钉上一块木板,把它遮掩一下就可以了,较小的破洞或门缝“扩大”了就用报纸糊着,只要能抵御寒风侵扰就行。至于对于其他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就更加不会去奢望了。而且,对于口粮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地想“挑肥拣瘦”,想多吃一些诸如大米此类的细粮,现在根本就不存在这些想法了,不管是什么粗粮、杂粮,只要喉咙能咽得下,肚皮能填得饱就行。其实,这种简单的“想法”只不过是存在头脑里的“意识”,与“现实”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不过,他们的头脑里当时是确实这样简单和单纯,只要能满足这样一个极其简单的“能吃饱”的欲望就一切都满足了。但是,胡友泉就压根儿地没有去想过,如果他当时“妄想”除了“吃饱”以外还想能得到一些其他的“欲望”的话,他能得到吗?那么,事实将回答他,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幸亏他当时没有这样的“空想”。比如,当时发给老百姓的布票每个人只有一尺七寸,这点可怜的布票连为衣服打补丁用的还不够宽裕,怎么能想去增添一件新衣服呢?再说啦,社员们当时在队里劳动一天,只能得到二三角钱的报酬,而且还要等到年终结算时才能兑现,到那时,扣除队里分到的口粮钱以外就所剩无几了,这当然只是对家庭人口负担较轻的人而言,而对于像胡友泉这样的家庭来说,在队里就只能是“倒挂户”了。这“倒挂户”是不可能从队里分到什么现金的,不但分不到现金,而且还要把倒挂的金额如数交到队里的财会处,否则的话,其他能到现金的社员就无法得到他们应得的现金报酬了,队里的分红自然就不能兑现,胡友泉如不及时交出现金的话,他就要成为“众矢之的”,遭受别人背后的责骂。所以,胡友泉就根本没有具备去做一件衣服所需的棉布的购买力。至于屋顶漏了,破烂的门窗抵御不住入侵的寒风,要想去翻修房屋或修理门窗的话,那可是属于“天方夜谭”的事情了。所以,直到几年以后,村民们通过千方百计地开荒种地,收获到的杂粮基本上能填饱“肚皮”以后,胡友泉和其他社员一样,他们的“思想”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那种“只求一饱”的“意识”淡漠了,“忘本”了,要想把孩子们穿得稍为光滑一点,住房的屋顶和门窗也想翻修一下,不让那些大小脸盆像摆阵似的到处接漏水;想把寒风抵御在门窗之外,免受挨冻之苦。这些本来是生活中最起码的、也可算是最低标准的需求,然而,他们到此时才发觉,那些“日思夜想”的这个最起码的需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是绝对地办不到的,这种“想法”只能存在头脑里的一种“奢望”。他们到这时才猛然醒悟,幸亏当时挨饿时的想法单纯、简单,别无他求,安分守己、只求一饱,忘却了“饿”外事,人也就变得“麻木不仁”起来,也就感觉不到身边的有什么“不足”;如今吃饱了,就“忘本”了,人就变得“贪婪”起来,要想得到那些本来就“不切实际”的“奢望”,其结果反而增加了不必要的“失落感”,这难道不是由于“痴心妄想”所带来的不必要的“自找麻烦”吗?人啊,真是一种复杂的、也是自己会作践自己的高级动物!

处于极端饥饿状态的村民们这时似乎都醒悟了,要使自己的肚皮能填得饱,只有依靠自己去动手才能改变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世上没有神仙,也没有救世主,只能靠自己救自己。前几年,“天堂”似乎已经懵懵懂懂地“进去”过了,可是没在“天堂”里“享受”多时就从“天堂”里滑落下来,跌落进了“地狱”,差一点被饿死,这正应验了古老的一句谶语:天堂未见,地狱先现。看来啊,这世上的“救世主”并不存在,正如像《国际歌》中所说的那样,世上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人类要获得解放就只能依靠自己。于是,他们都自发地、蜂拥地上山开荒,尽可能地多种一些番薯等作物,充足自备的口粮,才能在发生饥荒时不会弄得失足者,不至于饿瘪肚皮。如不去开荒种地,即使挨得过今年,也无法逃得过明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哪,耽误了种植夏粮作物的季节,今冬明春肯定要饿死无疑!这时,在瀛海村的山坡上出现了一个多年未见的奇观:男女老少齐上阵,漫山遍野垦荒地。长满茅草地的生荒地垦完了,人们又拥向那些队里曾经种植过的、后来因为地块面积太小,大伙人拥挤在一起干农活不方便而最后被抛荒了的另星小地。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是“蚕食”集体土地的一种“违法”行为,而是由于他们实在是因为“饿得发昏”而“忘乎所以”了。过去不是有人说“穷则思变”吗?而他们此刻这种的“违法行为”是出于无奈,也是一种“饿则思变”的结果。鉴于此时是处于一个“非常特殊时期”,队里没有干部会站出来干涉这些“侵犯集体土地”的“违法行为”。再说啦,由于饥荒发生,社员们再也不到队里去上工,各人都忙于到处寻找草根树皮解决“肚皮问题”,还有谁会有心思去顾及那些早已抛荒了的、面积都不到一分的小地块集体土地呢。

 

 

鉴于全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饥荒,形势十分严峻,党中央为了及时地扭转局面,派了几个具有一定份量身分的人参与工作组,分头到各地去深入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过了不久,党中央就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这些来自党政军高层干部以及全国基层的县委书记、县长们聚集在首都。他们在会议期间,“两干壹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干部对此前发生的“五风”所带来的后果普遍地感到不满,所以他们在大会上“出气”。中央对来自基层的干部们十分关心,尽管当时的粮食形势十分严峻,全国都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饥荒,口粮严重短缺,但还是供给参加会议者“两干壹稀”,即早上稀饭,中晚两顿干饭,晚上还安排他们“看戏”。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大会上说,全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严峻的局面,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他后来还提出,农村要积极开展“百斤粮”、“十边地”地活路政策,只有放开手脚让农民在闲置的土地以及在河边、塘边、岸边、屋边等“十边地”上去多种农作物,能实现自备粮百斤以上的话,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的粮食困难局面。

有了刘少奇这样的“民心”政策,瀛海村上山开荒种地的行动就像久经干旱而遇到了“及时雨”一样,他们不再担心此举属于“犯法”的行为,甚至于还有点意气风发的感觉。

此后,瀛海村的境况渐渐地发生变化,虽然还有不少人家仍然是“菜瓜半年粮”,或是“半肚番丝半肚饭”的,但像前几年那样整天处于饥肠辘辘的可悲状况已经从根本上有了改变。

昨晚一夜泥泞路,醒来仍然浑身软。

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自然都不会忘记老社长陈柏青这个大恩人。如果没有他在“大办钢铁”时敢于对抗茅朝财,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果断地召回队里的青壮年参加秋收冬种,并想办法把一万多斤的番丝借口“发展畜牧业”而“窝藏”在养猪场里,使全体社员们能在食堂解散以后能分到这些“来之不易”的救命的口粮,以及那些在秋收冬种时节抢种下去的麦子、蚕豆、马铃薯等春花作物,才使大家渡过这个可怕的饥荒。假如没有陈柏青为了广大社员们的切身利益而不顾自身的安危地去对抗当时红得发紫的茅朝财,又敢于“谋划”那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去对付新任队长杜先谋的话,我们能渡过这个可怕的饥荒吗?其他周边的村子由于没有像陈柏青这样敢于“顶天立地”式的社长,故没有及时地组织社员参加秋收冬种,致使秋粮作物遭受损失,春花作物也没有及时种下,致使在后来发生饥荒时,他们就“措手不及”了。这些村子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饿死人的悲惨事件。

“七千人大会”以后,随着中央“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逐步落实,农村“一大二公”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或调整。首先是公社的规模大大地缩小了,从原来以“一个县”或“半个县”范围为一个公社调整为以“一个乡”为一个公社的范围,当然再也不称“乡政府”了,自然仍叫“公社管理委员会”,“乡党委”当然也叫“公社党委会”。“大队”的范围自然就相应缩小,一般地以原来的一个村或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一个大队,原来称为“生产小队”其中“划”去了一个“小”字,改为“生产队”,并且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政策性”的改变,中央明确规定,今后要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再以生产大队(即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了。此时的“大队”主要任务是负责把党的政策贯彻到各个生产队去,并对各生产队进行管理的机构,不再具备全大队的“统一分配权”,但仍然保留集体积累和财产,并统一负责组织全大队的山林和副业生产。参加大队搞副业人员,根据“需要和自愿”的原则在各生产队中抽调,年终的副业收益在提取一定比例积累归大队后全部按“人头”划拨给各个生产队,投入到生产队的年终分配之中,使各生产队的社员提高收入水平。此时的生产队具有像以前农业生产合作社那样的“拥有了生产的自主权和分配权”。如此一改,可以明显地看出,高层已经意识到此前实行的“一大二公”、“越大越好”的弊端,下决心把“基本核算单位”从“几千个人口”、甚至于“几万个人口”一下子缩小到“几十个人口”的规模,使农民们对干活以及分配都能“看得见”、“摸得着”,藉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能有效地改变因生产组织过于庞大而造成的窝工现象,以及“劳动勤懒”与“所得报酬”脱节所造成的弊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改变目前这种令人难堪的局面。

胡友泉是一个头脑有点机智灵活、但又是一个守本分的农民,他虽然无法理解或猜测那些属于“天高皇帝远”的“国家大事”的“演变”或“动向”,但对于本乡本村的“是是非非”却看得十分清澈,在他的心里就像明镜似的清楚。他从来不会在村民面前说出他自己的“政见”,但他对于发生在他面前的种种“政治运动”却十分明了。比如“大跃进运动”,他认为这是一个“天花乱坠”的“春梦”,而“全民炼铁”则是“劳民伤财”的一个“闹剧”。他觉得,既然是“春梦”,它就迟早总会有一天要“破灭”的;那个“闹剧”也一样,最终也逃脱不了“散场”的命运。不过,他对于“人民公社运动”却十分拥护,也曾寄托过极大的希望,特别是对于农村里办起了“公共食堂”特别有好感,觉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远水解了近渴”,他举起双手拥护。这也难怪,任何人的思想都是从实践中来的,他家人口多又缺少劳动力,在队里是一个有名的“倒挂户”。在每年年终时,一般人家都有现金分红,而他家却要把“倒挂”的钱交到大队里的财会室后才能在队里如数地分到口粮,这真的使他为难,到处东借西贷的,这日子真的不好过啊。如今有了公共食堂了,并且是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政策,这真是世上的大好事啊,他能不去双手赞成吗?谁知,他绝对地想不到这个“好事”竟会像彩虹一样迅速地“烟消云散”,反而招来了一场令人恐慌的大饥荒,全家人差一点儿被全部饿死!他痛定思痛,觉得只有像陈柏青这样的干部站出来当大队的队长,我们广大社员才会放心。于是,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在村民面前“大造舆论”,应该让老社长陈柏青站出来领导我们,来担任我们的大队长,我们社员才放心。由于广大村民和社员都有与胡友泉同样的想法,再加上公社党委对陈柏青也有极好的印象,又由于此时的“政治气候”又有了改变,于是,陈柏青也就“顺理成章”地“官复原职”了。由于杜先谋的“劣迹”渐渐地在村民中败露,他自知在群众面前已无威信可言,社员们也都不买他的账,硬是要“占着毛坑不拉粪”的话,也不能干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就“知趣而又无奈”地把“队印”交还给陈柏青,匆匆地结束了一任“短命队长”。不过,他还是当了第一生产队的队长,也算是“官复原职”了。

 

 

陈柏青虽然“官复原职”,但他的心里却不能平静下来,真是感慨万千啊。人非草木,哪个人在遭受“冤屈”或“不公正的待遇”以后会保持心平气和?始终会平静如水地没有情绪?特别是在他遭受到被当作“白旗”拔了以后、甚至于差点儿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心里难道会好受吗?人可不是算盘里的算盘子,一天到晚由人摆弄着。算盘子习惯于由人摆弄,它倒是没有什么丝毫怨言可言,反而倒觉得浑身舒坦,愈受到摆弄愈会使它光滑流丽、光彩照人似的,因为它“奴性”十足,一旦没有人摆弄它,就意味着它将被人弃用或束之高阁,它自然就黯然失色了。陈柏青从来不是一个“算盘子”,也不想去成为是一个类似“算盘子”的人,因为他认为一个由人摆弄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他从来不受人摆弄,他一贯来有他的自主意识和精神,有他自己干工作的理念,这是他做人的原则,这也是他在“全民炼铁”时与茅朝财发生冲突的原因。他从来不放弃原则或拿原则去做交易,他觉得这是一个正直的人所应当遵循的一个最起码的准则。他扪心自问,他作为党员,从入党的一刻起,他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组织的各项规定;他从担任瀛海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起,他就自始至终地、全心全意地思考着要如何地为社员群众谋福利,要千方百计地使广大社员群众能有饭吃,有衣穿,能过上平平稳稳的好日子。可谁会想到,就在他为党、为社员全心全意、勤勤恳恳工作的时候,在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保护群众利益的立场出发坚决抵制损害群众利益的错误倾向并与之作斗争的时候,他却被党组织当作“白旗”拔了!他无论如何地想不明白,他为了及时收割晚稻和种植冬种作物而抽调青壮年社员归队到底犯了哪条党纪?难道让哪些已经可以到手的晚稻烂在稻田里、不去抓季节地去种春花作物才算是“遵守党的纪律”?难道让本来应该种春花作物的耕地闲着、使社员群众在春上青黄不接时吃不上口粮而饿肚皮才算“服从党组织的决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为什么明明是“劳民伤财”的“全民炼铁”却要“奉为圣火”?为什么坚持实事求是、一心为群众利益着想的人却要当作“白旗”拔掉?到底是我陈柏青错了呢还是哪些大大小小的茅朝财之类的人错了?他真的想不通这个问题。陈柏青想,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一心为群众利益着想,总应当是算“善事”吧,但却被当作“白旗”拔了;而茅朝财一意孤行地搞那些“劳民伤财”的举动总不能算是善事吧,但却受到上级鼓励和赞赏,这岂不是“善遭恶报”、“恶遭善报”了吗?真是人妖颠倒、阴阳倒置了,真是岂有此理!不过,凭他的直觉,这几年国内政治局面似乎有点“怪异”。他作为一个农民,当然揣测不出政治风云突变的原由,更无法通晓政治风云的动向。当他看到报上登载的“庐山会议”的消息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曾被毛主席称赞为“谁敢横马立刀,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元帅由于在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提了几条意见”就遭到猛烈的批判并被革去国防部长的职务,这是不是也太“那个”了一点?他对照了自己,觉得自己这样的一个小小老百姓受到这一点小小的委屈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人家可是从井冈山上“反围剿”打起,一直打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终点陕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直到赴朝鲜抗美援朝而曾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啊,就是因为说了“大跃进运动”有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几句话,就遭到狠狠的批斗并被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最终还被革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吗?他想到这里时,自己的这些小委屈也就算不了什么,他的心情也就很自然地“舒畅”了起来。当然,他也知道,瀛海村的社员群众倒是明辨是非的,他们都相信他陈柏青,他们从来不认为陈柏青是一面“白旗”,他们甚至在陈柏青被拔“白旗”时也没有对他产生过怀疑,在陈柏青遭受到如此的严峻时刻,他们照样没有对他投来过“异样”的目光,有的甚至还安慰他说,陈社长,你不必难过,我们社员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支称”,心里亮堂堂的。我们心中相当清楚,谁是“忠良”,谁是“奸佞”。每当陈柏青社长想到群众这些话时,他心里就舒坦起来。这就好了,有了群众这些话就够了。当初社员们之所以要推举我去当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就是因为他们信任我,相信我能为他们做一个“好当家”,能为他们的切身利益着想。现在社员群众理解我、信任我,希望我能再次地站出来为他们去工作,使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失,我能无动于衷而置之不理吗?否则的话,我将变成一头冷血动物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不能辜负社员群众对我的厚爱和殷切希望,我只有勇敢地去面对严峻的现实,并敢于挑重担,不怕险风恶浪,勇往直前地去迎接挑战,才是我陈柏青的唯一选择!

于是乎,他想通了,他就下决心重新挑起这付重担,不遗余力地去搞好大队的各项工作。

陈柏青这人有一个“坏脾气”,要嘛不允诺担任干部职务,一旦允诺了就一定要干出一个“样子”来,这是他做人的一个理念。他想,目前农村中的老百姓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本来嘛,在农村合作化以后,他曾经满怀信心地想过,通过“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农民们一定会共同富裕起来。谁知后来接二连三地搞“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结果不但没有富裕起来,反而被弄得连饭都没有吃,甚至于差一点儿被饿死。这是他当初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一个结果。现在,他既然允诺了担任“大队长”这个职务,就得一定要去努力实现最起码的一个目标,这就是要切实解决社员的温饱问题。在温饱问题解决后,一定要继续努力去实现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他深知,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决不是“空口说白话”就可以轻松得到的,必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才能达到的,这期间还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决不会是一帆风顺,必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这是他在近几年来风风雨雨经历所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他于是就深入地分析了瀛海村所具备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和处境,在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海边渔农村,只靠这平均只有几分田地的条件下,几十个劳力挤在狭隘的地块上劳作,要想能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据他估计,在瀛海农业大队里,只要有一半的劳动力留在生产队里务农就足够了,只有把另外一半的劳动力“转移出去”,通过各种途径去搞多种经营才是提高社员收入的唯一的出路。完全可以设想,像目前这样的一个生产队里都拥有二三十个劳动力,如果让一半人“转移出去”的话,剩下的十多个劳动力完全可以把农业生产任务完成,这样一来,生产队的“劳动工值”就很自然地提高一倍。另外还有“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上交款补充到生产队里去,又可以把“劳动工值”提高了几角,大家的收入岂不是都提高了许多吗?这是一种多么诱人的前景啊!他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紧靠着瀛海乡沙滩的浩瀚的东海。大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她对于人类是最慷慨的,只要你是一个勤劳之人,她就舍得赐予。在瀛海乡,根据“合作化”时的规定,在海上的“大渔业”生产(即用大型捕捞船、大型渔网、捕捞大鱼群鱼类如大黄鱼、带鱼、小黄鱼、目鱼的作业)是属于“渔业社”的,“农业社”只能搞些“小渔业”,即诸如沉网、流网、牵网等此类小型海上作业。陈柏青对于这些“副业”当然是认真地进行分析过,觉得这些“小渔业”虽然能“转移”不少劳动力,也能增加不少收入,但要对他们这些“分散的”、“个体式”的作业单位(人数最多的牵网作业一般地只需要五六个人,而沉网、流网等作业的船上只有三四个人)管理起来,确实存在不少的难度。几千年来的“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要求这些作业单位的社员把他们捕来的“鱼货”全部如数上交到大队,看来有不少的困难。根据“渔业社”几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他们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偷鱼私分”现象,而且有愈演愈烈、势不可挡之势。渔业大队与农业大队情况不同。在渔业队里,参加捕捞作业的人占到全大队人员的绝对优势,是一个“大群体”,而捕鱼作业又是单一的捕捞形式,而且船型大小和作业方式又大致上相同,大家都是在同一的季节里、同一的洋面上作业,对于业已发生的“偷鱼私分”现象在各渔船之间彼此都“心照不宣”,而且都“乐此不疲”,“你偷我也偷,不偷白不偷”,大家都“心有灵犀一点通”,彼此之间利害关系不大,只是对于处于“小数人”地位的后勤人员和大队干部们构成一点“利益上的不平等”而已,使他们这个“小群体”带来一些“无形的损失”,但是又奈何他们不得,因为“小群体”得罪不起“大群体”啊。而农业大队与他们的情况就不一样,大多数社员在田地上劳作,他们是“大群体”,参加这些副业生产的人只是一个“小群体”,如果“大群体”的人听到、或发现“小群体”人员“偷鱼私分”得到“特殊利益”的话,这个“大群体”是绝对不容许那些“小群体”无法无天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像渔业队那样“小群体奈何不得大群体”这样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妥协”现象,这种“有你无我”的利害冲突是水火不相容的,也是不可调和的。其结果肯定将出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那样的对立,最终将导致副业组织解体,不欢而散,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之说,而是确有其先例的,邻村就发生过这样类似的事件。陈柏青为此也进行过深思熟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绝妙良计”只能采取“包产到船(组)”的办法,实行“超产奖励、赔产扣工”的条例,这样一来,副业人员出海有积极性,农业人员务农也安心,只要“包产定额”经过各个生产队的农、副业双方之间充分协商,定额适当,农副业人员彼此之间肯定会心平气和、相安无事。

目标既然已经确定,就不应该再发生任何的犹豫,陈柏青下决心这样去做。不过,陈柏青心里清楚,要实施这个目标,没有生产队和社员同意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在的政策是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只要是生产队不同意的“东西”,大队就无权跨越,即使你认为是一种“完美无缺”的事物,但到头来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任何“筹划”如果没有群众基础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他为了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筹划”,要把这个“意图”转化为生产队长们的“意图”,就必须要召开一次生产队长会议,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给生产队队长们,让他们通过讨论、酝酿能理解自己的“意图”了,然后在充分协商基础上再做出一个大家彼此之间都认为是切实可行的意见来。这样,队长们就可以把这个统一的意见带到各生产队里去,让社员们去讨论。如果这样的意见能得到普遍赞同的话,那么这个“筹划”才能够真正地去实施。否则的话,无论你把自己的“筹划”吹得天花乱坠,其最后的结局恐怕也是枉然。

 

 

陈柏青在生产队长会议上提出“大队统一搞副业”的“设想”在生产队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几乎“炸开了锅”,持反对的意见有,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有,支持的人却不多。这多少是有点出于陈柏青的意料之外。他心里有点儿想不明白,他真心实意地为社员们想方设法,一心要想使生产队提高收入,好让社员们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没想到这些队长们却不买他的账,这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本来嘛,这些生产队长对于他的意见向来都是言听计从的,如今怎么突然会不听他的话了?这到底是他自己变了呢还是这些队长们变了?但他又不能对队长们发起火来,因为他知道发火是完全无济于事的。如果他发起火来,不但起不到任何“威力”作用,反而会引起这些队长们的更大程度上的不满。于是乎,他只好忍气吞声地听取他们的各种意见。他想,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自己提出来“筹划”的话,这其中必然有其原因的。强扭的瓜不甜,他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生产队,他只能放弃自己的想法,更何况这反正是大家的事情,我何必与他们因为意见相左而争得面红耳赤呢?否则的话,人家恐怕会误会我想从中捞取什么好处似的。如果我的想法确实对社员有利,生产队长们迟早也会认识到这一点,我还是耐心地等待时机吧。他想到这里,心里就自然地觉得舒畅了。

第三生产队队长刘阿根是最强烈反对放社员出去搞副业的人。他认为,生产队如果放这些人去搞副业,无疑是等于让这些人出去“发财”,而我们这些留在队里种田的人,头是太阳晒,脚下蚂蟥叮,流血流汗地种起来的稻谷去“供养”他们里家人,这难道不算是给他们当“长工”了不是?他出去发财,我们在队里受苦,这不算“剥削”算什么?共产党打天下就是为了让我们过去这些曾经受过剥削的人当家作主,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再去遭受他们的“二遍”苦?我一千个不答应!

还有一些队长们认为,出外搞副业的人要到海上去冒风冒浪的,他们会把在风浪中挣来的钱顺顺当当地交给生产队?他们有这么好的思想吗?他们就难道不欢喜在岸上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而欢喜到海上去冒风险?除了给他们有相当大的好处,他们是绝对不会出去的,究竟要给他们多少好处他们才会去?这恐怕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是吧?

陈柏青听了这些队长们的话后,觉得是有些道理。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他早已考虑过了,只要大家能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其原则是既不要让出外的人感到“吃亏”,又要使务农的人觉得“合算”这样一个“标准”才行。他认为这些队长提出的意见是十分中肯,是抱着解决问题出发的,不像刘阿根提出的问题那样,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生产队里的分工不同怎么可以说成是“长工”受“剥削”了呢?他很了解刘阿根这个人的思想,你想用一番话说服他是枉费心机的,所以他还是先不说为妙,因为说了也是白说。

刘阿根在解放前给地主家当了十多年的长工,确实是受尽了剥削和压迫。解放后,他翻身当家作了主人。在土地改革时分到了田地和房屋,心里乐滋滋的。农业合作化后,他当了生产队的小队长。在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他的思想无疑地打上了“一大二公”的“吃大锅饭”的“烙印”,再加上他对于过去受剥削的憎恨,所以也就难怪他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思想意识:有活大家干,空了大家息;有饭就一道吃饱,没粮就一起挨饿。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极端平均主义的思想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他认为,只有“像人民公社化”这样的社会才算是真正的公正。“大家在一块儿劳动,一块儿吃饭”才是“共产主义社会”,如果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是“不平等”,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剥削行为”!他对于在解放前过的那种受人使唤的低贱身分一直耿耿于怀;对照现在,他当了生产队长,手下有二十多个人可以受他“使唤”,自然就有一种无比的自豪感。其实,此前的小队长身分只不过是给他一个“派工”权,他可以派张三去割晚稻,派李四去种小麦,仅此而已。自从实施“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以后,他不但有“派工”权,而且还有“经济”权了。生产队里也有了会计和出纳,队里的一切开支必须在经过他同意才可支付。这样一来,他真的有点像“当家人”的样子了,心里面就有美滋滋的感觉,他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他现在还在当长工被人使唤呢。他能让队里的人出去搞副业吗?绝对不能!从队里走出去一个人,他就少了对一个人的“使唤”权,而且还要供养这些人的口粮,这岂不是要被这些人“剥削”了吗?他能同意这些人出去吗?他才没有这样傻呢!

也有的队长认为,出海去捕鱼的人要起早摸黑不说,还有可能会遇到海上的不测风险,他们如果得不到相当多的好处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去的,这个上交到队里的“标准”确是相当难定的。要知道,那些要出外搞副业的人一般都是比较“活络”的人,他们对于“吃亏生意”是绝对不会去做的,他们可以在表面上同意定得“多交一些”,而在暗地里会动脑筋来“弥补”,也就是私自搞“偷鱼”的勾当,你怎么能“套”得住他们?依我看哪,还不如大家在田里一道受苦算了,何必去多费这些心思呢?要“死”一道“死”,要“活”就一道“活”,大家才会“心平气和”。让少数人去发财,还不如大家在一起受穷算了,免得费心吧。

第五生产队队长齐夫良面对会议上众说纷纭和一筹莫展的气氛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复员军人。由于他做事干脆利落,又会刻苦、卖力,思想活跃而不滑头,所以社员们对他都十分赞赏,不久就当上了第五生产队的队长。他认为,根据我们大队目前人多地少的状况,如果不去搞副业的话就永远休想摆脱贫困。在如何对待副业人员出外的问题上不能采取“捏紧了怕捏死,放宽了怕逃走”的态度,当干部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宰相肚皮”是干不成任何事业的。依我看,搞副业不一定要统一到大队里去搞,这要看哪种副业的性质或特点来决定,如果需要人数众多的副业则要由大队去搞;而那些只需要三五个人去搞的副业就应当由生产队自己去搞就行了。比如渔业大队这样需要许多人去上班的密集型的“织网厂”,就要由大队去办,至于像出海去搞沉网、流网之类只需三四个人就行的捕鱼作业,则完全可以让生产队自己去搞。现在党中央为什么要实施以“生产队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我想主要是防止因队型过大,使社员们“看不见,模不着”而发生“窝工”和“吃大锅饭”等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弊病。大队集中去搞副业虽然有他的好处,但也有其弊病,会引起大家“担心”,容易产生顾虑。你把生产队的人抽到大队里去搞副业,就很自然地发生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现象,生产队的社员就难免产生一些顾虑,要打消这种顾虑的最好办法就是让生产队自己去搞,生产队自己搞副业,就“看得见,摸得着”了。至于如何防止“偷鱼”问题,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像陈社长提出来的采用“定额管理”的办法。他们出海捕的鱼多了,就让他们去得到好处,岸上的人不要“眼红”;他们出海捕的鱼少了,他们就得“赔产”扣分,他们自认“晦气”。我们应当明白,人家出海捕鱼经常是起早摸黑的,我们能管得住他们吗?只能用“包产”的办法,大家才会心平气和,要嘛就别让人家出外去搞副业,大家“捆死”在一起算了。

齐夫良的这一席话真的使陈柏青茅塞顿开,像一股清风迎面吹来,顿时感到一阵清醒。他深深地觉得,自己的思想确实有问题,老是被一种“习惯思维”控制着,如果不及时地破除这种守旧的思想,大队的工作就迈不开步子。于是,他诚恳地接受了齐夫良的批评,欣然采用了齐夫良的意见。

于是,大家又根据齐夫良提出的意见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

杜先谋则没有提出不同意让社员出外去搞副业的意见,但在会上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性质”相当尖锐,竟使陈柏青一时有点“难住”了。

杜先谋尽量装得心平气和的样子,口气也并不严厉,似乎还有点“商量”的口吻,他很平静地问陈柏青:“陈社长,你刚才提出的要到海上去搞副业的问题,我想好是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恐怕没有考虑到,你想通过‘包产’的办法来管理副业,这种做法岂不是提倡‘搞单干’了吗?这样的做法等于是鼓励让少数人去发财,大多数人受穷,这岂不是搞“两极分化”、提倡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吗?”杜先谋之所以要在会上提出这些使陈柏青“遭到尴尬”的问题,就是有意地刁难陈柏青,不想使他的“如意算盘”一帆风顺地取得成功。他用心平气和和语气说话,是在于他想蒙蔽陈柏青和在会上的生产队长们,我杜先谋并不是有意在会上“捣蛋”,他只不过是对陈柏青提个醒而已,以免他今后“重犯”错误。他不会轻易地忘掉被人赶下台的怨恨,因为他费尽了心机好不容易地才坐上了队长这把“交椅”结果还是被人推了下去,正当他“出人头地、意气风发”之际,想不到这个队长的“头衔”又被陈柏青“捞”了回去,他仅仅当了几个月的“短命队长”,连这个“队长”的“滋味”都还没有“尝够”就被近赶下台去,他能甘心吗?现在如果让陈柏青“官复原职”以后就顺顺当当地使整个大队富裕起来,社员们自然都会笑逐颜开的拥护他,那陈柏青的这把队长的交椅肯定是稳如泰山了,我杜先谋不是将再也没有翻身之日了吗?他能不想出办法来刁难他吗?

陈柏青觉得,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是经常的,也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各生产队社员的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人家能不考虑周全吗?但杜先谋提出的问题确实使他有点“惊讶”,他究竟是故意“无事生非”故意制造事端来“捉弄”他呢还是由于因“政见分歧”而存心与他“争辩”?他瞬间还分辨不清杜先谋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心态”,所以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究竟用怎样的言语去回答他,所以他只能是笑嘻嘻地回答杜先谋,有这么严重吗?

此时正值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时期。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强调“阶级斗争”,但有关这个全会“强调阶级斗争”精神的文件并没有传达到基层,所以农村干部并不知道党中央有关“强调阶级斗争”的动向,对“单干”之类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认识还不敏感,并没有此后那样地对“阶级斗争”有“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当时参加大队会议的生产队队长们对杜先谋提出的“资本主义动向”问题没有引起什么重视,而此时的杜先谋也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他只不过是脑袋比别人“敏感”了一点而已,凭着他灵敏的嗅觉会在“关键时刻”时“突发奇想”,会搜肠刮肚地想出别人所不能想出的问题而已,如果他此时得知“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要强调“阶级斗争”的话,他是绝对不会放过陈柏青的“资本主义倾向”的严重政治问题,而且是紧紧地抓住不放,把他置身于死地而后快!

由于陈柏青提出的通过搞副业致富的路子确实是符合绝大多数社员的利益,所以会议最终都同意要去搞一些副业生产,藉以提高生产队的收入。至于用什么方式去搞什么样的副业,还得由各生产队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自主地决定。大队则应该去多动动脑筋,想方设法地去搞一些像渔业大队“织网厂”那样的“简易工厂”,能吸收大量空闲的妇女们去上班挣钱,这样一来,社员们的家庭就有“另化钱”用了,帮社员们解除了一个后顾之忧。至于杜先谋的提出的“意见”,由于当时还没有传达上级关于“阶级斗争”的精神,所以大多数的生产队长们都认为杜先谋是在“小事大做,无事生非”,都不同意他的这种说法,所以他的这条“意见”也就被“束之高阁”了。

后来,还有几个队长提出来,既然“小渔业”生产可以去搞,开办“砖瓦厂”之类的“小型作场”也完全可以尝试,这里有大量泥涂可以取泥,山上又有大量木柴可以当作燃料,而砖瓦又不愁销路。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手工业之类行业也同样可以去搞。农业队里有不少人具有木工匠、泥瓦匠、修船工匠等行业的特长,把那些社员都放出去,用“按月交钱、按钱计工”的办法实施,这样又可以增加队里的不少收入。这条意见最后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通过。

这样一来,农副业确实可以说是“搞活了”,社员也就有了生活改善的希望,陈柏青的心里自然十分欣喜。不过,他仍然十分清醒地想到,要搞这些副业,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地实施起来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甚至于还有许多现在不可能预计到的一些严重的挑战,他相信自己,他今后一定不会在困难或挑战面前退缩,因为他对此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已经下决心“背水一战”了!

 

 

陈柏青不会忘记周志林仍然“呆”在养猪场里,只是因为近来他工作十分繁忙,把周志林工作安排的事拖了下来。

周志林是一个烈士的儿子。他父亲在解放前是乡里“一呼百应”的人物。他父亲是瀛海乡渔会的会长,在百里方圆的沿海地区的渔民都知道他父亲的显赫名声,因为他是一位当时的渔民领袖,只要他一挥手,瀛海乡的渔民们就会蜂拥而来。在解放舟山群岛那年,他为解放军渡海作战的船上做老大,在国民党飞机的疯狂扫射下英勇牺牲。周志林当时正好十八岁,他怀着为父报仇的决心参加了解放军。不久,抗美援朝运动接踵而来,他的部队随即就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在朝鲜的战场上,他英勇善战,在一次极其惨烈的战斗中负伤,一块弹片至今还留在他的屁股的肌体里,所以他的右脚有点跛。

陈柏青觉得周志林为人正直,有胆识、有能力,完全具备一个当大队干部的条件,当初之所以叫他去担任畜牧场的场长,主要是因为他刚刚复员,对他的情况还不大了解,而此时又正值掀起“大搞畜牧业”运动之时,需要立即派出一个“领军式的人物”去当场长,所以就叫他去了。现在的养猪场的规模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如今养猪场里只剩下两只母猪,与当时拥有几百头的猪、羊、兔这样“三军”齐全的规模相比,确实是相当“寒酸”了。当时他手下有几十号人马,可以“称”得上一个“司令”,而今天他手下已空无一“兵”,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了。周志林早就向陈柏青提出过,把这两头母猪卖了算了,我这样的一个大男人仅仅是管着这两头猪,不说它队里不合算不说,我自己还觉得有点儿委曲。他觉得周志林的意见是对的,当然他也知道周志林并未完全说出他内心里“屈才的苦闷”,但他确实明白周志林的内心里的苦恼。他也觉得,让他这样一个人继续在猪场里当“猪倌”是不妥当的。如果说,当年派他到畜牧场去当“司令”确是形势的需要,而现在如果还硬要他继续干下去的话是实在没有道理了。养两头母猪只要由一个妇女去当饲养员就行,干吗非得一定要他留在猪场里当饲养员呢?他想,要嘛干脆把它们算了,叫他这样的人去担当一个妇女的角色,他会没有想法吗?对,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要去立即去解决,绝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他就急切地到猪场去与周志林商量一下有关安排他工作的事宜。当然,在安排他工作之前,需要征求一下他个人的意见。

当陈柏青无意地走过西门外的“土高炉遗址”时,不禁感慨万千。在这个令人伤感的“痛心之地”,当年浪费了多少宝贵财富啊,如果这些财富真的能产生效益的话那该多好啊。这么多的劳力,这么多的物资,由于“蛮干”,结果都“付诸东流”了!他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觉得有点儿奇怪,那些“决策者”怎么连这样最简单的一个道理都不懂,砌起土高炉、办炼铁厂的目的就是要得到生铁,既然得不到生铁就自然要下决心“停止”了,但他们就是不肯“认输”,一意孤行地“硬撑”下去,结果当然避免不了劳民伤财,落得一个“头破血流”的下场。哎,他倏然从中得到启发,如果我们现时能“因地制宜”地利用一些“就地取材”的原料,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不必购置“机器设备”(因为大队没有购买机器的实力)就可以办起一个类似作坊式的“简易工厂”的话,就像渔业大队在城隍庙里办的“织网厂”那样,妇女们就凭着双手就可以上工赚钱,而且他们的产品的销路也不用发愁,(因为她们生产的网具都是渔业大队预先所订购的),这样的工厂路子真是符合因地制宜的方向,所以皆大欢喜。“织网厂”里的一个女工在一年的时间里可以赚到百来块工钱,抵得上我们农业大队社员的一年收入了,真是一件大好事啊。我们大队里有众多闲在家里无事可做的妇女,如果我们大队也办起了类似渔业大队“织网厂”那样工厂的话,我们农业大队的妇女们岂不是也有“用武之地”了吗?这就像渔业大队的“织网厂”里的女工那样,一年里如果也有百来块收入的话,那真是天大的好事哪。妇女们如能挣钱,不但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善生活,而且会提高妇女们的社会地位,真是“何乐而不为”啊!他想到这里,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对,我不妨借此机会与周志林去商量一下这个问题,周志林这人见识广,脑子也灵活,他虽然在朝鲜战场上受了伤,腿脚有点儿跛,走起路来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快捷如飞,但他一贯来坚持“身残志不残”,从来都有一付雄心壮志的气势,这是一种何等宝贵的精神啊。于是乎,他就加快脚步,径直往养猪场走去。

周志林见到陈柏青来到猪场,显得十分高兴,于是连忙端出一条凳子来给他坐,并笑嘻嘻地说,陈社长,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啦。

陈柏青坐定后,就对周志林谈了关于想给他另外安排工作的想法。

周志林听后相当感动,觉得陈柏青一直没有忘记他,只是由于前段时期的“政治运动”太多,打乱了他的工作部署,在他“复职”以后不久就考虑到他的工作安排问题,可见他这人是一个时时刻刻关心着他的好同志,这种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啊。周志林认真地对陈柏青说,我一个人在这里侍候着两头母猪确实是感到有点儿“委屈”,不过我后来想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你也知道,我从部队里回来,没有具有什么特长或技术,而且腿脚还有点儿跛,能安排到什么合适的地方去工作呢?这不是给你造成麻烦了吗?说着,他的脸孔有点微微地红了起来。

陈柏青听了周志林的话后,觉得他说的全是实话,他这人从来不会“客套”,一是一、二是二的,所以更对他产生一种崇敬之情。陈柏青对周志林说,没有一个从娘胎里生出来就掌握技术的,技术或特长都是通过学习后才渐渐地掌握起来的。你是一块干部的料子,现在大队正准备搞多种经营,正需要管理干部啊,我想把你安排到大队里去工作是相当合适的。你知道,大队这样的一个“大摊子”,我一个人哪里忙得过来啊,我又不是“千手观音”,你说是吗?我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啊。随后,陈柏青又对他说起打算想筹办一个安排妇女劳作的“简易工厂”的想法,妇女们如不能到外面去挣钱,我们农业大队的社员就甭想真正地改善生活。

周志林听到陈柏青想要办“简易工厂”的想法,顿时感到十分兴奋,他惊奇地觉得,他们俩人怎么竟会想到“一块儿”上去了呢?在近段时期以来,他由于经常处于空闲之中,就经常想一些杂七杂八的问题,其中也想到了办“简易工厂”的问题。他也是从渔业大队办“织网厂”中受到启发的。他觉得,在农村里办这样类似的工厂确是最恰当的,一是不要太多的投资(大队里拿不出钱来去投资),二是不需要工人具备什么特长或专业技术,而且不愁产品的销路和原料。只有让妇女们能上班挣钱,才能有效地改变目前我们农村中农民收入低的状况。当然,他也有一个“隐藏在内心里”的“私心杂念”:自己已经快到三十岁的人了,至今还没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或具有一种专业技术。要学习掌握一门专业技术一般都需要从当学徒开始的,而自己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早已越过了当学徒的年龄,要去走这条路子是不可能的了。到农业大队里去当一个普通农民当然是可以的,但由于自己负过伤,腿脚有点儿跛,不要说挑重担比不上别人,就是干一般农活也比不过人家。他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如果到农业生产队里去干活的话,肯定是要遭人“瞧不起”的,他当然受不了这种“低三下四”的境况。要去务农是肯定不行的。那么,还有什么路可走呢?人活在世上,总得要具备一个“混饭吃”本领,要有一个稳定的行业或职业,这样才不必去担心“饭碗问题”,而且人家也会看得起你。这就是他想要去办一个“简易工厂”的重要原因。如果我能带头筹备办起一个作坊式的“简易工厂”的话,我就可以“优先”地从中掌握到一种专业技术,或者至少是具有一个“领头人”的身分,这就像隋朝末年“瓦岗山起义”中的程咬金一样,打下江山后没做成“万岁”至少也有一个“千岁”的地位。退一步说,有一个稳定的“行业”总是逃不了的。这样,自己也就有了一个“归宿”,不像现在像浮萍那样地“漂来浮去”的没有一个“落脚点”,长期下去总不是办法。于是,他就下决心顺着这条路子“摸索”下去,非要找到一个“落脚点”不可。他不相信,在我们瀛海乡里难道就没有可能办起一个能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的“工厂”来。他为此一直“挖空心思”地不知想了多少天,但还是没有找到可以“利用的资源”,他一直为此而苦恼着……

周志林与村民的人缘极好,他大概是由于身上有他父亲“遗传因子”的缘故,时刻不忘亲朋好友及周围村民的困苦处境,每当他看到亲戚及左邻右舍处于受饥挨饿、穷国潦倒的时候,他心里就觉得难受极了。胡友泉是他的姐夫,看到他家长年累月地为温饱所困扰时,心里十分难受,所以他就经常地为胡友泉家以及正在受苦的社员们着急,如果能想出一个“致富”的门路来,去稍稍地去缓解一下他们的困难,该多好啊。

有一天,他从海滩边走过,看到有许多的废弃的渔船上用过的缆绳成堆地垒放着,看来已有好几个年头了,风吹雨打的没有人“理采”它。它们之中有的是渔船弃用的旧锚缆,有手腕般粗;有的是渔船弃用的网纲绳,有大脚趾般粗细,这些缆绳当初都是用络麻为原料绞成的。众所周知,络麻是一种纤维材料,只不过它的质地没有像苎麻那样“细软”,所以不能像苎麻那样地可以直接纺线或做成麻布,它只能做缆绳之类工具。不过,它既然是一种纤维物质,就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如果能想办法把它们“转化”为“具有细软性”的话,那它就“大有用途”了。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一项“化废为宝”的创举了!他想到这里,顿时就兴奋起来。他忽然想到姥姥曾对他说起过,把旧缆绳“放”到河塘里去“腐烂”一阵子,然后再把它取出来,那些经过“腐烂”后的旧缆绳就会“烂脱”了一层皮,而变成了一种“柔软而韧性”的麻丝,不再像络麻原来具有的那种“硬性”了,这样就可以把它纺织成“麻线”,织成“粗麻布”,也能做成各式各样的“麻袋”,它用途可广泛哩。他为此而极为兴奋,他终于找到了一条“路子”了。这里海边的渔村都有大小小的渔船,自然也有相当多的废旧缆绳被弃用,这种原料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能把它“腐烂”成为具有“柔软而韧性”,就可以大大地派上用场了,譬如把它纺织成“细绳”,做成麻袋,那就是一种不愁销路的产品……

周志林把他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柏青。

陈柏青听后不禁喜出望外,想不到他这次到养猪场来竟会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真是“不虚此行”啊,这也应验了“踏破铁鞋无处寻,来到全不费功夫”这句话。他喜形于色地对周志林说,老周啊,我真的没想到“猪”场里竟会冒出一个像你这样的“诸葛亮”来啊?

他想,周志林想办“废麻厂”的设想绝对不是一种空穴来风的瞎想,完全是因地制宜而且脚踏实地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创举,他相信周志林一定能把这个目标实现的。

接着,周志林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陈柏青。他说,要把废缆绳变成麻袋其实不存在什么技术上的大难题,也无需用大量的资金去购买设备。把废缆绳投到河塘里去“腐烂”后成为“麻丝”的事人家早已做过,我们现在去做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只不过是我们自己需要通过实践能掌握好“腐烂”的时间罢了。因为“腐烂”的时间不够,“络麻”不能很好地变成“麻丝”;反之,如果“腐烂”的时间过长了,那“麻丝”就要变得“脆弱”,用它织成的麻布(也是麻袋)质量自然就要受到影响,不坚韧、不耐用。至于把“麻丝”纺成“麻线”,然后把“麻线”织成“麻布”,也并不困难,这个“过程”其实与农村中做“土布”的作坊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做土布的原料是棉花,而做麻布的原料是“麻丝”罢了。至于把麻布缝制成麻袋则更加不成问题了。在这个生产流程中所需要的设备,完全可以参照做土布作坊里的这些木器具。而这些木器具也不需要用大量资金去购置,只要准备好一些木材,请几个“能工巧匠”就完全可以仿制而成的。“厂房”是现成有的,目前这个空着的“畜牧场”有十多间房子完全可以临时使用,待“废麻厂”有了“眉毛”以后可再想其他办法借用“厂房”,比如我们也可以像渔业大队那样地借用城隍庙作为织网厂的,现在瀛海乡里有许多庙宇空着,我们不用愁借用不到厂房。我想,目前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先要把废缆绳“腐烂”成功,接下去的工作有你这个大队长撑腰就不困难了。未来的这个“废麻厂”也算是“队办工业”(当时称的“队办工业”也就是相当于后来称之为的“村办企业”)了,你当队长的自然就是这个厂的“当家人”罗。他还说,在“腐烂”没有成功之前,暂时先不要“声张”出去。至于这个“腐烂”废缆绳的场所可以放在养猪场前面的河塘里进行,你只要给我派来几个伙伴来就行。

陈柏青听后真是大为惊喜,想不到这个一贯内向而不善于言词的周志林做起事来竟会这样有条有理的,而且还说得这样面面俱到,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啊。他不禁想道,这个“废麻厂”如果能办成起来,周志林就是一个理想的厂长人选了。

于是乎,他们就认真地讨论起筹办“废麻厂”的有关事项……

 

 

杜先谋想不到社员竟会如此“疯狂”地“抢占”生产队的狭小的、另星的山地,他们经过锄草、翻地后就争先恐后地种上了番薯,把生产队的集体土地一下子地变成了个人自己的“百斤粮”基地。他不无懊恼地想,这些人实在是太狂妄了,他们完全是不把我这个当队长的放在眼里了,这不是明明白白地不把我当队长来看吗?这种侵犯集体土地的“无法无天”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心里火气呼地窜上来,真的想立即去喝令他们停止这种非法的行为,但当他想到社员们及自己家此时正受饥挨饿的凄苦情景时,心又软了下来。不过,他在气愤之余,又想到了“辩证法”,如果用“一分为二”观点去分析这件事,倒还有另外一个好处:这些狭小的、另星的小块山地本来就是生产队一件令人“皱眉头”的事。这些山地对于生产队来说,它犹如一块“鸡筋”,食之无味,丢之不舍。由于这些地块狭小,四周的野草长年累月地、疯狂地向地中央“发起进攻”。由于受到了野草的蚕食,所以这些地块自然就愈“种”愈“小”了,而且这些狭小地费工多、收益少,属于“广种薄收”的“概念”,广大社员们对于这些山地的耕种渐渐地失去了兴趣。久而久之,这些地块自然而然地处于“半荒”状态。正由于它们已经处于“半荒”状态,而此时又处于一个“非常时期”,社员们自然就“理所当然”地把它们当作“百斤粮”基地了。说来也奇怪,当这些狭小的山地变更“主人”后其“面貌”就立刻焕然一新,本来只能种下二百来株(约一分地)番薯的一小块山地,经“新主人”开发以后,四周的野草被铲除殆尽,地里面的高坎壁被削得光滑流离,面积一下子扩大了将近一倍,可以种下四百来株番薯了。原来这里还有一个相当质朴而又明了的“哲学”:生产队种这些狭小的山地时,野草向“人”进攻,而这些“人”出于“事不关已,高高挂起”,面对野草的“步步进逼”而无动于衷,所以野草自然就“得寸进尺”;“人”更换以后,这些山地的新主人就觉得这地虽然狭小,但全是自己的,就显得十分珍贵,实在来之不易啊,于是他就觉得在“自己的”的山地上劳作完全不像在生产队里劳动那样“事不关已”,而是觉得每一锄头掏下去都是属于自己的,那有不用心之理?所以“人”就主动地向野草进攻了。“被挨打者”变成了“进攻者”,这就是这些狭小山地发生“焕然一新”的根本原因。杜先谋不是一个傻子,自然懂得这个“哲学”,但他又是一个善于“窥测风向”的人,他觉得共产党之所以要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无非是要彻底封堵单干的道路,防止两极分化,才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知道,现在由于发生了“大饥荒”而导致民心不稳,共产党只好对侵占集体土地现象采取“张眼闭眼”的妥协策略,但却不能保证以后局势一旦稳定下来以后他们就不会转变态度,要实施极为严厉的政策来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据他估计,共产党今后必然不容许农民无限制地扩大自留地种植的。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允许农民随意去种自留地的话,那谁还会死心塌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其结果岂不是要发生两极分化了吗?这岂不是走“回头路”了吗?共产党是绝对不容许这样做的!现在由于是处在一个“非常时期”,为了稳定民心,他们只能采用一个权宜之计罢了。于是,杜先谋又动起“谋略”来了,既然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今后就必然会酿成“大乱子”。我这个当生产队队长的现在没去制止社员侵占集体的土地,就必然难逃其责,至少是没有具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的思想,共产党必然对我产生不信任感,以后要出人头地就难了。如果现在我去制止社员们“侵占”生产队土地的话,我就要被社员们活活地咒骂死,最终要落得一个像“过街老鼠”似的,遭到 “人人喊打”的结局。当然,他是不会去做这样傻事的。不过,他也不会在今后被人抓着“辫子”,他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条“辫子”甩到别人那里去,这个“别人”自然只能是现在担任大队长的陈柏青了。他应当向陈柏青那里去“汇报”这个问题。陈柏青如果表态说“随他去”的话,那这条“辫子”就交给他陈柏青了;如果他说“不行”的话,那他就要请陈柏青出来制止这种“非法”行为,这个“怨恶”自然就由他陈柏青去承担了。

陈柏青听了杜先谋的汇报以后,觉得这是“不屑一顾”的事情。在瀛海乡里,谁还不知道大家都在到处种植“百斤粮”、开辟“十边地”呢,这个杜先谋真是有点大惊小怪。他心里有数,生产队种这些狭小的山地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亏本生意”,已有一些生产队早就不要种它了,所以已经抛荒了不少。现在社员们饿怕了,让他们在已经抛荒了的山地上去多种一些番薯去充实一下口粮这到底有什么不好?这个杜先谋实在是太不体贴社员们的苦衷了。于是,他就对他说,这些山地不是已经被抛荒了吗?既然是已经抛荒了,让社员们去种一些番薯有什么问题啊?再说啦,现在不是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了吗?这些问题你当队长的完全可以去自己做主,用不着到大队里来请示、汇报的。

杜先谋觉得陈柏青这样回答他还没有“上钩”,于是又补充地问了一句,那么照你说,让社员们去种这些原来是属于生产队的狭小山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了?

陈柏青听了杜先谋的话后,觉得这个人“肚肠”里的花样真是多得很,就不想与他多费周转。于是对他说,这里没有“什么关系”问题,而是在于你对社员们究竟“有没有好处”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你难道还不清楚?还要到我这里来“请示”?我想,你也许还有其他的目的吧?

陈柏青的这一句话,使得杜先谋无话可说,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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