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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漫漫梦想路》第一章 狂热的风

已有 641 次阅读2010-11-18 08:17 |

内容提要:

 

1958年,“大跃进”如火如荼在全国蔓延。瀛海乡召开“学习班”,要求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都要报上水稻亩产万斤以上。陈柏青对这种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亩产指标迟迟在不表态,所以就在学习班上坐冷板凳,报上指标的人都走了,只剩下陈柏青等几个人留在会议室里继续“检查自己的保守思想”。杜先谋是一个生产队长,他闻讯后就到学习班去“解救”陈柏青,动员他“解放思想”,否则就不能走出“学习班”。陈柏青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上报了“万斤亩产”;在后来的“大办钢铁运动”中时,他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举措,思想上也有抵触,特别是在秋收冬种时刻还是不顾农活紧迫而仍然还要大搞“土高炉”,他觉得实在是太忘乎所以了。他不顾压力,召回部分社员参加秋收冬种工作……这样,他就“理所当然”被打成“右倾分子”,最后被当作“白旗”拔掉,投机钻营的杜先谋登上了大队长的宝座。尽管如此,他还是千方百计地想尽办法使社员群众渡过“大饥荒”的灾难……

周志林是一个负过伤的复员军人,在“大饥荒”以后的极端困难时期,他想以“变废为宝”地办“废麻厂”,为社员增加一些收入。他在陈柏青的支持下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他还利用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江云瑾的一技之长,对“废麻厂”进行了不少的技术革新,使生产有了明显的提高。后来,他还主动地邀请江云瑾的哥哥江云卿(纺织工程师)对“废麻厂”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演变成为“纺织厂”,但却招来了许多有流言蜚语……

“废麻厂”职工胡秀明深深地爱上了江云瑾,但由于她母亲冯兰英坚决反对她与“地主尾巴”江云瑾成亲,故意寻衅江云瑾的母亲地主婆郑香菱,想藉以打击江云瑾对她女儿的“幻想”。胡秀明只得在无奈中等待。由于江云卿的热情支持,“废麻厂”最终顺利地升格为“纺织厂”,并很快地投产……

由于江云瑾在工作中能刻苦钻研,在厂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厂内职工的一致好评。胡秀明工作积极肯干,也成为了纺织车间的车间主任。她痴心不改地一直爱着江云瑾,主动地向江云瑾求爱,他们最终战胜了重重困难,如愿以偿地与江云瑾终成眷属……

“大饥荒”后的干部群众痛定思痛,都觉得陈柏青当初并没有什么过错,希望他出来工作。同时,由于杜先谋的劣迹渐渐暴露,群众都纷纷要求他下台。陈柏青临危受命,又担当起大队长的重任。他一往无前地、执着地为群众利益着想,坚决执行恢复农业生产政策,竭尽全力地为提高社员的生活而大胆地开创了新局面。在他的领导下,各种副业生产很快地恢复起来了,大队面貌一新。就在大队欣欣向荣之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陈柏青又面临了一场危机。杜先谋不失时机地成立“向东”兵团造反,诬陷陈柏青是农业大队的“走资派”,妄图夺权……

自序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不要哀伤,也不能消沉,更不必绝望。只要你心中捂着希望,生活的道路就不会永远地暗淡下去。你应该知道,迷雾不会永久地笼罩在天空,即使是雾霾罩顶,天昏地暗,也绝对不会持之以恒,它总归迟早地要烟消云散。一旦迷雾消失,那明媚的阳光就会照耀到每一个角落。到那时,你就会沐浴到温暖的阳光,享受到人间的温暖。自然,那些与你形影不离的阴影也将被驱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诚然,那些曾经笼罩在你身上的阴影肯定会给你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也许是刻骨铭心的,我自己就有过这样深刻的体验。我们在驱赶阴影的同时,不能将这些“刻骨铭心”的“阴影”彻底“忘掉”(不同于耿耿于怀),应当把它留作“记忆”,让它作为“历史”供后人借鉴,明示这些教训大有裨益,让我们的后代万万不可“重蹈覆辙”!

在那令人难忘的一九五七年,由于我落入了“引蛇出洞”的“阳谋”圈套,突然间,把我一个正在杭州读书的青年学生“变成”了群起而攻之的一条“毒蛇”。次年五月,就把我从“天堂”(杭州)打入了“地狱”(回乡务农)。那个被世上称之为天堂的杭州是我当时倾心的求学之地,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我就被她冷酷无情地驱赶了出来。还是家乡人好啊,故乡的乡民们看着我从小长大,都是知根知底的,十分清楚我的底细,他们自然就没有对我“敬而远之”,他们容纳了我。还是故乡好啊。

谁知,就在我返乡务农之际,故乡也开始陷入了一连串的“左祸”之中。看来啊,我这人真的有点“不干净”,何止是“不干净”,简直是一粒“灾星”!否则的话,灾难为什么老是伴随着我?抑或是我老是跟随着灾难?我想,我前世到底犯下了多大的罪孽啊?

我真的想不明白,就在我的前脚刚刚踏进故土之际,那“大跃进运动”、“大办钢铁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食堂化运动”就跟随着我的后脚接踵而至……

这一场接着一场的“政治运动”实际上是“阳谋”的继续,因为自从“反右派运动”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对那些“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提出异议了,无论“乌托邦式”的“美梦”编造得如何离奇,全国人民都只能遵循,而且也必须遵循……。这些“浮夸”和“异想天开”的本身就是“肥皂泡”,它理所当然地比“海市蜃楼”还消失得快,其结果不但使全国的老百姓劳民伤财,同时也给国家经济实力消耗殆尽,最后导致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全国“大饥荒”,最后还得由无故的广大农村老百姓来“埋单”……

多少年来,那些我亲身经历过的、极端荒谬而愚蠢的“左祸”有过切肤之痛,但我也只能把它默默无闻地留在脑子里,因为我此前已经有过前车之鉴的惨痛教训。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后,那些“左祸”所造成的惨境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像电影屏幕那样清晰地展现出来。

众所周知,当时的农民对生活上需求是很低很低的,只要能让他们吃饱穿暖就行。特别在“大饥荒”发生以后的岁月里,那些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农民头脑里只有一个期望:如果有朝一日肚皮能填饱、衣着能遮丑御寒的话,他们做人就满足了。后来,由于有了“菜瓜半年粮”的办法,肚皮总算是填饱了,但在衣穿的问题上还是摆脱不了“三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的状态(每人每年只发一尺七寸布票);他们在生产队里辛辛苦苦地劳动了一天,只有二三角钱的收入,到年终也只有勉强地支付口粮钱,还有不少的社员连支付口粮钱也不够,这就成了“倒挂户”。他们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在他们的心中,自始至终地有一个“梦想”,希望有朝一日除了肚子能吃饱、身上能有衣穿以外,最好手头上也能有几个买酱油、米醋之类的另花钱。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极其低下的“梦想”还是一直实现不了,因为“折腾”连绵不断、一个又一个地接踵而来,他们的这个“梦想”就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了,但是他们没有灰心丧气,还是那样地执着……

由于我与他们“同舟共济”,对于他们心里有这样的“梦想”有深刻的感受,其实当时的我也何尝不是有与他们这样同样的“梦想”呢?

说到梦想,倒是有千奇百怪的。有的“梦想”本来就属于胡思乱想,像白天做梦似的,它当然就不可能实现,如在“大跃进”的年代,那些编造“神话”者就大肆吹嘘水稻亩产已经达到一万斤,甚至于还有十三万斤这样的大“卫星”。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他们自然就异想天开地认为中国的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光了,他们竟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来。于是乎,他们就提出了“放开肚皮吃饱饭”,还豪情满怀地提出了“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社会”!历史是无情的,“异想天开”最终受到了历史性的惩罚,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在全国农村蔓延。只可惜,受到直接惩罚的不是他们这些“乌托邦者”,而是广大农村里无辜的农民,是那些忠诚老实的农民为他们这些乌托邦者“埋单”,这就导致了全国有几百万可怜的无辜农民成了饿殍……

时过境迁,现在回想起这些“神话”真觉得是太荒唐太可笑了。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国举世闻名的“杂交稻之父”袁隆平经过了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培育出来的杂交稻也只不过是一千多公斤的亩产而已,这在目前全世界来说也是算得上“顶级水平”的。而早在五十年前的一九五八年,那些头脑发热者竟说水稻亩产已经达到了几万斤,甚至十三万斤。我真的很难想象,这些人的头脑怎么会利令智昏地发昏到如此天花乱坠的地步?!

我亲身经历了这些令人难忘的年月,目睹了这些由“左祸”所带来的“折腾”给乡民们造成如此深重的灾难。我的乡民们是世界上最纯朴的人,尽管一次次的“折腾”给他们带来了如此的深重的灾难,但他们却没有抱怨过政府,只是默默无闻地忍受着煎熬。他们对生活也并没有失去信心,他们一直在默默地祈求未来的日子能吃饱穿暖,手头上能有几个另花钱。仅此而已。他们的“梦想”并非好高骛远地企望能过上“花天酒地”的日子,而仅仅希望有朝一日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其实,在农村里想能过上“丰衣足食”算不上什么痴心妄想,也不是高不可攀的目标。一个普通的农民,只要他能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而且脑袋灵活好使,在没有遇到什么灾难性的特殊情况下,他是完全能实现这样目标的。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极其普通的目标,他们虽然勤劳,但一直未能如愿,如果没有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折,他们的这个“目标”恐怕一直只能是一个梦想。

这些活生生的、电影屏幕式的“片断”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滚,我一直就想把他们为实现这个“梦想”而百折不挠、执着的奋斗精神表达出来。这就是我要写《漫漫梦想路》的初衷。

 

 

                                               张为礼  写于  200912

 

目录

 

1.第一章  狂热的风                 P 11~18

2.第二章  “一步登天”梦           P21~21

3.第三章  只求一饱                 P31~13

4.第四章  柳暗花明                 P41~20

5.第五章  梦想脱贫                 P51~27 

6.第六章  情意绵绵                 P61~17

7.第七章  史无前例                 P71~15

第一章  狂热的风

 

 

陈柏青被一大群社员包围着,有的社员甚至于把手指头直指到他的鼻尖上,他们怒气冲冲地质问他:

“陈柏青,我看你恐怕是着魔了,你怎么能上报一万斤的水稻亩产?”

“你不是向来提倡要实事求是吗?现在你怎么一下子被冲昏了头!不要说亩产一万斤,就是八百斤也是实现不了的,你的牛皮也实在是吹得太大了!”

“我们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几年不是一直是四百斤上下的亩产吗?连‘农业发展纲要’里要求的八百斤都实现不了,怎么一下子提高到一万斤啊,你真是活见鬼!”

……

陈柏青面对众多社员们此起彼落的、声讨式的责问声浪真是有口难辩,社员们的话句句实在,而且是没有什么恶意。他扪心自问,他难道不知道一万斤的亩产是一个“弥天大慌”吗?他至所以会上报如此荒谬绝伦的亩产数确实是出于无奈,而且是在被迫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做出的,他此刻真是哑巴吃黄连——自尝的苦味自得知……

这时,有一个体型消瘦、个子不高的社员挤到陈柏青面前。此人叫胡友泉,是社里的一个有名的“俏皮大王”。他此刻的脸上不像其他社员那样含着怒气,反而有点嬉皮笑脸地对陈柏青说,陈社长,听说你上报了水稻亩产一万斤,好啊,这下子我们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了!他忽而又转过身来对社员们说,我看你们这些人呀真是不识好歹!为啥还要对陈社长发泄不满呀?亩产高了有什么不好?我们可以向国家多上交公粮,多卖余粮,陈社长和我们社员大家岂不是都光彩了吗;亩产高了,社里的粮食自然就多了,我们的口粮难道不也就多了吗?我们就再也不用发愁在明年上春青黄不接的时候闹粮荒了;余粮多卖了,社里自然就富了,年终分红当然也多了,分红多了,我们口袋当然也就鼓了起来,过年时不但可以去多割几斤猪肉,还可以给儿子女儿们添新衣服了,孩子们在过新年时就不必再去穿破旧的衣服了,他们在大年初一到亲戚家里去拜岁的时候,自然就会笑容满面,兴高采烈地跳跳蹦蹦起来,脸上也光彩了不是?还有,我们的陈社长在上级面前再也不用愁眉不振了,他脸面自然就有亮光了!面对这样的好事,你们为什么还不高兴,还要去责问我们的陈社长呢?你们这些人呀真是太“不识好歹”了!

一个熊背虎腰的彪形大汉突然冲到陈柏青面前,此人是村民中有名的“刺头”杨正道,绰号叫“鹅头颈”,他对那些常用盛气凌人的态度待人以及有点霸道的村干部特别“不买账”。他为人仗义执言,看不惯仗势欺人的行为,所以经常打“抱不平”;但他又是一个极为要强的人,就算是一点小事也与人争辩得面红耳赤,不决出雌雄决不肯罢休的人。他与人争辩时,往往要伸着脖子而且用眼睛乜斜对方,这副神气确实有点像骄傲的大白鹅在攻击对方时那种藐视对方的模样,所以才有“鹅头颈”这个外号。此时,杨正道二话没说地就把胡友泉像一只鸡似的一把甩开,并没好气地对他说,谁还有心思让你开玩笑!紧接着,他就瞪着凶神恶煞的眼神对陈柏青说,一亩田能产出一万斤稻谷来,你真是信口开河啊,除非你有孙悟空的本事!你这个当社长的就不去仔细地算一算,一万斤稻谷,在一亩田上能铺得多少的厚度啊?你就是去刮掉二寸厚的泥土都不足一万斤呢!真是扯蛋,你上报亩产一万斤,比我们目前的实际产量要高出二十多倍!你发昏了没有啊?你上报这样高的亩产后,领导以为我们的口粮吃不光了,国家就难道不增加我们卖余粮的指标吗?不要说再增加二十倍,就是增加二三倍卖余粮的指标,我看我们社员的口粮就没得分了,我问你,你这样做是不是不想给社员们分口粮了不是?叫我们大家去喝西北风啊?!

不知哪个社员带头喊了一声:“陈柏青这样夸报亩产完全是为了冒功,像书上所说的张士贵一样奸臣,对这样一个不顾社员死活的人,完全可以说他是一夥灾星!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之人,我们大家来揍他一顿,叫他来尝一尝群众拳头的滋味,去体验一下吹牛皮做冒功者的下场!好不好?”

“对!”,“对!”,“对!大家来狠狠地揍他一顿!”说着,众多的社员纷纷捏起拳头像雨点般地落在陈柏青的头顶上……

众人的呐喊声和雨点般的拳头把陈柏青从噩梦中拉回到现实,他躺在床上,浑身上下地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来!真他妈见鬼,我陈柏青怎么一下子变成祸国殃民的奸臣了?平时对我尊重有加的社员们为什么竟突然会翻脸不认人了?使我这个当社长的竟像一只过街老鼠那样地遭受到被人人喊打的局面?这个强烈的反差使他不能不猛省到发生在几天前的“亩产万斤”的事件来……

 

 

一九五八年是个天翻地覆的、“发疯”的年头,有些人疯狂得简直叫人眼花缭乱。当“大跃进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陈柏青是满怀喜悦和兴奋异常地响应这个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的伟大号召,但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他开始感到这个“大跃进运动”有点不可思念了,而且是愈来愈离谱了,特别是当他看到墙上到处都写满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有想象不出目标,没有实现不了的指标”之类口号时,他真的有点迷惑不解起来,如今这个年代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西游记”里神话似的离奇了?凭着他不算太长的种田经历,他深深地知道,田里生长农作物的产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不能像你随心所欲地胡思乱想那样就可以无限制地提高的。尽然,土地是能感恩的,你如能对它多用一点力气,多用一点本钱,它就能多报答你一点,但到了一定限度以后,你即使再多费力气、再去多用本钱也是枉费心机的,否则的话,几千年来,农业作物的产量总是大致上这样呢,如果能无限制地提高的话,农民为什么还要去多种几亩田地呢?那他们只要种一亩田就可以了吗?他们把用在五亩或者是十亩田地上的精力化在一亩上不就能得到五亩或者是十亩田地的收获了,这岂不更省心省力吗?而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一种妄想。他忽然想到前几年前上级发布的《农业发展纲要》里的水稻产量目标是八百斤,这倒是比较现实的,虽然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达到,但这毕竟是可以实现的,而不像他现在报纸上所看到的那样,某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稻亩产已经达到了三万多斤了,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一看,还真的是三万斤哪!这怎么可能呢?《纲要》不是明明规定是八百斤吗?怎么一下子比《纲要》翻了近四十多倍了,这真是不可思念的事情!他们真的难道有孙悟空般的本领?就在此时,社里的会计突然来通知他说,乡政府叫他马上到县里去开会。他听后就不敢怠慢,立马就动身到县里去报到。

这是一次县农业生产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当陈柏青走进会场时,就看到会场的主席台前挂着一幅醒目的横幅:敢说敢想,大干快上,力争水稻产量翻十番,实现全县大跃进!他一看心中就明白,这是一次农业生产大跃进会议。在会上,县领导先作了动员报告,讲了全国的大跃进形势一片大好,我们要树立起雄心壮志,努力赶超兄弟县,苏联老大哥已经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我们也要放“卫星”,这个“卫星”就是要把水稻产量翻十番!当陈柏青听到这位领导说出水稻产量要翻十番时,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会后,接下去是分组讨论,以乡为单位成立讨论小组,讨论如何落实县里下达的产量指标。瀛海乡的讨论小组长是茅朝财。说起这个茅朝财,这是瀛海乡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在瀛海乡土地改革时,他是县里派下来的土地改革工作队的一个队员。他的思想出奇地激进,在土改后期分配地主房子的时候,他就提出要把地主分子一律“扫地出门”,也就是把地主分子统统地赶出他们原来居住的大院,分另外二间小屋给他们这些地主分子居住就算不错了,因为他们的房子本来就是从贫下中农那里剥削来的,如果还让这些人住在原来的房子的话,这不是太便宜了他们这些人?但当时的土改政策有规定,除了恶霸地主或者地主家的大院需要被征用作公用以外,一般地不“扫地出门”,分配给他们原住的一间大房和相邻的灶间,其他的房子则要被没收,然后分配给贫雇农。由于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还发了一阵子牢骚。他在瀛海乡工作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为人及工作风格都被村民们熟知了。由于他对工作有一个虎头蛇尾的毛病以及一些其他的特点,所以村民们根据他姓名的谐音就给他起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外号,叫“茅草柴”。众所周知,茅草柴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只要遇到一点火星就会立刻燃烧起来,而且会马上燃烧得精光,变成一滩薄薄的、冷冰冰的青灰,留不下一丝余热。只要有一阵微风吹过,它就很快地被风吹得一干二净,瞬息间就消失在漫空之中;而其他的木柴的特性就不一样,要把它点火燃烧起来并不像茅草柴那么容易,但一旦点燃以后,就不容易扑灭,而且很耐燃,不像茅草柴那样一旦燃起来就马上烧光,而且,在它燃烧完毕以后,还留下了一堆火红的炭火而继续长久地保持着火热的温度,可供其他用途。用茅草柴的特性来形容茅朝财的脾气是最适合不过了,再加上茅朝财的名字谐音恰好与茅草柴相近,于是就使村里幽默风趣的胡友泉产生了灵感,给茅朝财起了这个恰如其分的、惟妙惟肖的外号。茅朝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领导惟命是从。他常常向群众说,凡是当领导的人就高明,否则他为什么会当上领导?因此我们一定要听领导的话,对于领导布置的任务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去完成。事实上也是如此,他对于领导从来都是“惟命是从”、“忠心耿耿”,执行起来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他从来没有怀疑过领导会有什么不准确的思想,也从来没有通过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和分析一下领导的意图,凡是上级布置下来的工作和指示,他从来就遵照执行,从来不去考虑一下此项工作或者指示是否适合本地实情或民情,完成任务过程中将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他只会照本宣科、照办不误就是。陈柏青当然知道茅朝财的这种脾气,对于县里叫他来担任瀛海乡讨论小组的组长,特别是在遇到现在这样的局面,他只好暗暗叫苦了,他早就领略过茅朝财在工作上的招数,凡是他说出了的事情,任何人就甭想改变他,不管你有什么正确的理由,他都听不进去,除了给你带上一顶大帽子以外,你就别想得到任何东西。他想,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他想,在座的社长也并非都是傻瓜,难道都会盲目地听从茅朝财的摆布?会上报一万斤和亩产?

茅朝财看到小组里的人到齐以后,就开始高谈阔论起来,这次大跃进运动来得真是太及时了、太英明了,这说明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多么伟大、多么英明!如果不搞大跃进运动,我们怎能赶得上美、英帝国主义?怎么能说东风压倒西风!大道理我就不多说了,因为领导已经在大会上说过了,现在还是要把领导布置给我们的任务如何去落实要紧。依我看哪,水稻亩产万斤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昨天在报上看到人家已经达到三万多斤的亩产了!人家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到?我看哪,主要是我们的思想有问题,所以啊,要落实县里给我们的指标,首先要解决我们的保守思想问题。你们不妨来想一想,我们目前种的田,还有一半是间作稻(早稻与晚稻间作地种在一起,这是一种传统的种植方法),连作稻(田里在初夏时先种早稻,在早稻收割后再种晚稻,这是当时一种水稻增产措施的一次重要变革)只有一半左右,如果都种上了连作稻的话,我看产量就马上会提高了许多,这不是还有许多潜力可以挖掘吗?再说,我们目前连作水稻种植的密度还远远没有达到上级的要求,还可以提高几倍。现在田里的种植密度是6×8(寸),有的甚至于是6×10,真是太稀了,这样种法能长出多少枝稻穗来?如果把它改成为5×3或者是5×2,那么稻穗一下子就会增加了五六倍,稻穗增加了五六倍,产量不就增加了五六倍吗?这样简单的算法我想大家都懂。还有,如果我们能把肥料也增加它五六倍的话,那产量不就一下子可以增加十多倍了吗?这样简单的道理你们难道会不懂?此外,还有种子啊、土壤啊等因素也可以去多动脑筋,我们不是有一个农业“八字宪法”吗?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这八个字如果都去做到的话,那岂不是一下子可以增加二十倍、甚至于四十倍了吗?所以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他说完了这段话后,看了看组里的社长们都瞪着一双大眼看着他。会场里极静,静得连一根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他觉得有点飘飘然和自豪感,他想,这些社长大概是被他的这一番宏论折服了。

接着就开始讨论。社长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一万斤,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千万不能乱说一通的。茅朝财见到社长们不发言,开始有点不安起来,这些人怎么一下子变成哑巴了?这样死气沉沉的场面一直僵持了个把钟头,这使茅朝财耐不住火了,他知道这些人是故意在耍赖,是要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明明地要与他过不去,这岂不是明目张胆地对抗大跃进运动吗?难道这些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不成?如果他不对这些人来一个“下马威”的话,他还有什么威信可言?他今后还能怎样地去开展工作?于是,他忽然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一声雷击般的震耳欲聋声震撼了整个会场,社长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猛击声大吃一惊,被惊吓出一身冷汗来。茅朝财板起面孔怒气冲冲地对着大家:“我看你们这些人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你们以为自己闭起嘴巴来就可以顺利过关了?我就奈何不得你们了?休想做梦!我老实地告诉你们吧,领导已经发出指示了,凡是没有按照领导规定上报水稻亩产万斤指标的,你们就甭想走出会场一步!谁上报了,谁就可以回家;没有上报的人就只能继续开会,直到你报出指标为止,否则,你就甭想回家!

陈柏青听了茅朝财的话后,他心中已经有数,看来啊,要开好这个会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何时才能结束会议回家看来只有天知道了。他在内心里想,万斤指标是无论如何不能上报的,绝对做不到的事情怎么能信口开河呢?他明明知道茅朝财刚才的讲话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种田哪有这种算法的?秧苗密度增加几倍稻谷就可以增加几倍,那么在秧田里的秧苗就不必拔了,让它在秧田里生长起来,这样的密度不就可以达到产量一万多斤了吗?这真是无稽之谈!再说肥料也不是愈多愈好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稻苗不但不会长得强壮起来,反而会倒伏烂掉,结果适得其反,会造成夥粒无收的局面!县领导叫这种人来当小组长,我们这些社长真是要倒霉了!他是一个聪明人,他从来不去说那些说了等于白说的话,他明明知道茅朝财的话是荒谬绝伦,但他不能与他争论,即使争论了也不会有好结果,除了给你一项大帽子外,什么也甭想得到,还是少说为佳,反正大家不是也都没有表态吗?还是再看看茅朝财到底会变出什么样的戏法来!

在座的人当然不是铁板一块的,死心眼的人有,头脑灵活看风使舵的人也有,这些人的心里完全明白,如果不按照茅朝财的话(其实也是县领导的话)去做,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再说啦,报纸上所说的三万斤产量肯定也是弄虚作假的,他们不过是编造谎言去骗骗领导而已,世上绝对不可能会有这么高的产量。既然人家都在编造谎言,我们为何不能去向人家学习?你骗我,我骗你的,有何不可?还是聪明一点吧,否则,这条冷板凳要坐到何时才能结束!于是乎,有几个站起来发言了,他们要上报六千斤亩产的指标。

茅朝财终于见到有人站出来上报产量指标了,他真是有点喜出望外,脸上怒气立马就消失了。他想,人哪,真是有点作贱,好话总是听不进去,强压一下不就乖乖他就范了?真是!他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讥笑。不过,他对于能听得进他话的人还是欢迎的,他立即鼓励这个站起来表态的人说,你报出的六千斤这个数是不是还太保守了一点?你看人家可是已经实现了三万斤、五万斤的,你是不是能再挖挖潜力,把产量再提高一点呢?那个站出来表态的人想,既然都是骗人的东西,再增加几千斤有啥关系?反正六千斤是骗,一万斤也是骗,那就骗他一个干脆利索,于是他就上报了一万斤。茅朝财听到一万斤这个数字,觉得还是可以了,于是就向大家表扬了他一下,希望大家能向他学习。不一会,又有好几个人站出来表态,都上报了一万斤,有的甚至上报了一万二千斤!这样一来,茅朝财可真的乐开了怀。

小组会的形势发展急转直下,茅朝财真是欣喜若狂,这下子可以向县领导交代了。有一大半人都表态了,剩下来的人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大不了再来几个软硬兼施的办法,看你们这些老保守还能坚持多久?

由于有一大半人离开了会场,只剩下十多个人了,会场上显得有些冷冷清清起来,陈柏青真的有点焦头烂额之感。他感到顾虑重重,既然明明知道这个“万斤亩产”是绝对不可实现的,他为什么还要去参加上演这样荒唐可笑的闹剧呢?他知道,这些荒唐的戏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你骗我,我骗你的,大家嘻嘻哈哈地热闹一阵子就过去了,问题是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则是难以估量的,他对于工作向来总是瞻前顾后的,不计后果的工作迟早要倒霉,现在如果报上了一万斤亩产的话,今后如果上级动了真格,要来落实这谎报上去的产量,要按照这个指标来计算卖食粮的定额,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吗?到那时,你就是把社员的口粮统统地卖光了还不能填满这个“窟窿”呢!一旦果真如此,那他陈柏青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了!古话说,民以食为天哪,老百姓如果连饭都没得吃了,他们会放过你这个罪魁祸首吗?到那时,你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他心里清楚,这几年来,由于各地卖余粮的指标一直定得太高,致使社员的口粮普遍不足,在每年上春的青黄不接的时候,社员们都要到田里去割些“草籽”(当作绿肥的紫苜蓿)来充饥,现在如果要再减少口粮的话,那就势必要发生饿死人的惨痛事件了,我这个当社长的,如何向村民交代?如何对得起历代祖宗?我能去做这些罪大恶极的事情吗?做人嘛,总得起码有一点做人的良心。他想到这里,他就下决心闭起嘴巴来,我不说,你茅朝难道会用铁棒把我的嘴巴敲开来?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陈柏青的想法错了,他不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错误地估计了茅朝财所拥有的坚强后代的实力,他最后还是败在茅朝财的手下。

在夜幕渐渐地降下来之前,会场里已经只剩下陈柏青等三四个人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的心中都彼此明白,如果不想去走那些离开会场的社长们同样的“路”,他们都只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这里坐冷板凳,而且不知会坐到何时才会结束!陈柏青想,看来啊,只有报出万斤亩产了,茅朝财才肯罢休。陈柏青郁闷万分,世上哪有这种奇事?特别使他想不通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怎么竟会发生这样的荒谬绝论的离奇怪事?我这是不是在做梦啊?就在这时,他看到他社里的第一生产队队长叫杜先谋的人走了进来,他顿时生疑,杜先谋到这里来做什么?莫非他为自己而来?就在他疑惑之时,陈柏青看见杜先谋走到茅朝财跟前,并俯首向茅朝财耳语了几句,茅朝财会心地对他点了点头,他就向陈柏青这边走过来,轻轻地对陈柏青说,你跟我到外面去一下好吗?我有要事向你汇报。陈柏青猜不透杜先谋到这里是否为了来“解救”他或者是有另外的什么社里的事情,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他不便向他多问,也只好起身跟着杜先谋走出会场。他作为社长,当然熟知杜先谋的脾性,此人工作能力强,活动能力也强,他是村子里有名脑筋活络之人,他有个外号:“刁鳗”(谋)。生长在海边的人都知道,鳗鱼是一种浑身的滑流离的鱼,极不容易被人用手捏得着的一种鱼类,而且,它的生命力极强,你即使用刀把它剖开肚皮后再挖去内脏,它仍然不会很快地死去,还会在洗水盆里游动许久。而“刁鳗”呢,它则是“鳗中之王”,它刁滑成性,机智灵活,老谋深算,能游刃有余地对付钓鱼者,它是绝不会轻易上钩的,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渔民,对于这种“刁鳗”也是无计可施。可见,人们给杜先谋起了这个“刁鳗”的外号,对于杜先谋的神通广大的本领是可见一斑了。

杜先谋对陈柏青轻轻地说,我们社员在外面早已听到了你们开会的情况,并且也知道了你在讨论会上遇到的尴尬,所以,我和社里的几个生产队长们商量了一阵后,都认为我们应当为陈社长分担忧愁,要想方设法地为陈社长排忧解难哪。陈社长,我们知道,你是一个一是一、二是二的人,我们大家心里面都清楚,但你也不能老是这样地守本分,脑子要开窍一点,有时候过分地守本分是要吃亏的。你看看,目前是什么形势哪?是大跃进!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我们还能像过去那样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路吗?古人说过,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看人家都是聪明人,不都是按照上面的意图上报了万斤亩产了吗?他们都这样做了,你就为什么不能同他们一样地去做?你何必还要老是这样遵守规矩呢?你在这里坐冷板凳,我们当生产队长能不为你着急吗?其实,大家的心里谁不清楚?难道在一亩田里真的能生产出一万斤稻谷来吗?这只能是在“西游记”里的发生的神话!难道他们都有孙悟空般的本领?无非是你骗我,我骗你,彼此之间心领神会就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还要如此较真?我看你呀,真是——

“依你说,我也要去报出这个数目字?”陈柏青疑惑地望着杜先谋。

“对啊,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劝你思想能开窍一点,不要再这样地坐着冷板凳,我们大家都不忍心啊,你就赶快按照上面的意图去上报万斤亩产吧。”杜先谋斩钉截铁地说。

“你这不是叫我去编造弥天大谎吗?我这个当社长的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群众?还能怎样地去开展工作?”

“我是叫你去说谎没错,但这是迫不得已的事,你也不想想,现在大家不是都在说谎吗?也不是仅仅是你一个人在说谎,有什么可担心的?现在啊,县长在说谎,市长在说谎,省长也在说谎,你一个小小的社长说点谎算得了什么?再说啦,现在这种说谎是形势逼人,算是一种被人逼出来的说谎!这有什么可耻而言?依我看哪,现在说谎不但不会丧失脸面,会说谎的人,他的脸上才有光呢!你不信?你看啊,现在哪个县长、市长和省长不在说谎,因为他们说谎了,他们就能当上红人;哪个不会说谎的人,他就要倒霉,一顶思想保守落后的大帽子就马上要戴到他的头上!谁会说谎,谁就有面子,谁不会说谎,谁就马上没有面子了!懂吗?我看你的顾虑也实在是太多了!”

陈柏青听了杜先谋的这一席话后如茅塞顿开,真是像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一般。他想,杜先谋的话难道不是句句是真话。不过,他还是有点顾虑重重,如上报一万斤产量,要是上级来检查怎么办?你能拿出一个“万斤畈”来吗?没有“万斤畈”岂不是要“牛皮吹破”了?我怎么下得了台?还有,如果今后上级要按这个数来计算卖余粮怎么办?你这不是把自己赶鸭子上架吗?

杜先谋听了陈柏青的话后,不禁失声大笑起来,他想,世上哪有他这样的死心眼的人?陈柏青啊,陈柏青,你这个人呀,实在是太杞人忧天了!于是,杜先谋就一本正经地开导陈柏青说,上级如来检查“万斤畈”的话,我会想办法去对付他,完全不用你去操心,你相不相信,回去以后,我马上会给你造出一个“万斤畈”的“示范田”来,这个问题就包在我身上好了,你放心,绝对不会给你出洋相,你也不必担心“牛皮吹破”;至于卖余粮问题,我想你实在是太多虑了,谎报产量的又不是我们一个生产合作社,你怕啥?更何况这个“万斤产量”是他们自己吹出来的,也是他们逼出来的,他们会把自己过不去?你就尽管放心地回去睡大觉好了!

就这样,陈柏青总算同意了杜先谋的意见,无奈地走进了会场,准备上报一万斤亩产……

 

 

陈柏青出身于一个“下中农”的家庭。解放前,他家里有自家的三亩薄田,也向地主那里租来二亩土质较好的水田耕种,由于他父亲带领全家勤劳刻苦,生活还过得去,虽然没有像富农、地主人家那样富裕,但也不至于像贫雇农人家那样经常陷入上顿不接下顿这样的困境。当然,像他家那样的“下中农”与当时的“上中农”(也叫富裕中农)也有区别,“上中农”家的土地较多,不必到地主家里去租种田地,而且自家的土地的土质一般地比较好,家里的农具、耕牛也样样齐全,它与富农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土地的亩数相对较少,而且种田不雇长工,都是自己家里人参加劳动,没有剥削行为。他们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还稍有节余,所以这样的家庭就比较殷实。而“下中农”的家庭家里虽有几亩薄田,但尚不能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所以还要向地主家去租几亩田地耕种,以弥补自己家中土地的不足,所以生活上自然不能与“上中农”相比。这样就决定了土地改革时,“下中农”是党的依靠对象,而“上中农”则是团结对象了。尽管陈柏青的家庭虽然并不富裕,但他父亲倒是一个有眼光的人,他下决心要把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他父亲的心里很清楚,要想有出息,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所以尽管家里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他还是让陈柏青在小学里读完了四年的书。在小学里读完四年书,可算是初小毕业了,这在当时的农村来说也可算是“高学历”了。至于要在高小毕业(小学六年),那只有富农和地主家庭里才能承受得住的选择,如果要想进初中读书,那是只有较大的地主家庭才能迈进这个门槛。

陈柏青从小就天资聪颖,平时又善于勤学苦练,所以他虽然只有初小毕业,但他能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的“大书”,也具有能为村民们代写书信之类水平,这在当时农村里绝大多数人不识“一”字的情况下,他可算是村里的半个“秀才”了。由于他平常待人和气,又能热心地为村民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好事,所以他在村里的口碑很好。解放后,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由于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就很快地得到了土改工作队的好评,他于是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积极分子了。在土地改革后期,他也与其他的贫下中农一样地分到了田地,原来从地主家里租来的二亩土质肥厚的水田就归他家所有了。从今以后,他再也不必向地主家去交地租了,所有收获全归自己所有,为此,他心里总是热腾腾的,他从内心里感激共产党,不言而喻,他此后的工作就更积极了,对于党的各种号召,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带头去响应,并踏踏实实地去干。一九五五年,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瀛海乡当然是与全国各地一样,要立即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陈柏青有过这么一段经历,他就很自然地被乡政府干部和工作组看中,都认为他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头人,也是未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的合适人选。就这样,他就顺理成章地被推上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头羊”的历史舞台。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要把千百年沿袭下来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传统习惯彻底改变,是谈何容易?众所周知,世上的人总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应有尽有:有人勤劳,有人懒惰;有的乐于助人,有的贪得无厌;有人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有人阳奉阴违、偷鸡摸狗;有人力大如牛,挑二百多斤担子能疾走如飞,有的身体单薄,面黄肌瘦,挑一担粪桶都十分吃力,要弄得汗流浃背的。要把这些千差万别的人组织在一起劳动,能不产生矛盾吗?陈柏青在嘴上虽然没有说出来,但他的心里却是十分担忧的。再说,当时虽然经过了土地改革,广大贫苦农民都分到了土地,但农民们的家境还是有千差万别的,大多数的贫雇农家里只有从地主家刚刚分到的几亩田地,许多生产工具不齐备,不要说耕牛,就连犁、耙等主要生产工具都不齐全;而富裕中农家里不但田地多,生产工具也应有尽有,犁、耙、水车不说,耕牛都油光水滑的,他们能同意把自己勤劳一生所积攒起来的这些财产白白地拿出来去让众家去共同享用?这些生产资料被“平调”不说,还要把那些千差万别的人统统地集中起来在一块儿劳动,实行按劳取酬、共同分配,这样翻天覆地似的变革怎能让那些农民接受得了?这样的变革能顺利进行吗?不要说一个村子里的人,就是一个家庭里的人也是不能长久地相聚下去,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分家,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风俗,谁也无法改变。现在要把一个村子里的异姓各族的人都要组织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分配能不吵架吗?陈柏青觉得这实在是太难了。为此,他几乎弄得焦头烂额,苦口婆心地劝解富裕中农们加入到生产合作社里来,对那些“思想顽固”、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们真是磨破了嘴皮,但还不能如愿以偿,他们还是不肯同意加入生产合作社。如果不是后来工作组驻村协助,天晓得能不能完成这一历史的创举。

工作组进村后,马上运用了一个“法宝”——阶级斗争。他们在大会上说,合作化是防止农村两极分化的唯一途径,那些不愿加入合作社的富裕中农,是妄想发家致富,有朝一日能当上地主,重新来剥削我们的贫下中农,还想过那种不劳而获、花天酒地的生活。我们广大贫下中农难道还会允许他们再来剥削我们吗?还会让自己再吃二遍苦吗?我们能允许他们这些人的罪恶的企图得逞吗?我们当然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紧接着,工作组马上斗争了几个地主分子,揭露了地主分子妄想“复辟”的“阴谋破坏”活动,村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又像土改时那样紧张起来,那些原来不愿入社的人、特别是像富裕中农这类阶级的人顿时被吓倒了,马上就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因为地主分子的悲惨下场早已活生生地摆在他们的面前、并已深深烙在他们的心中。在土改中,相当一部分的地主分子被枪毙了,大部分的地主分子都被判刑,并送往内蒙或新疆去劳动改造,剩下的一部分及被枪毙和劳改的家属还在被管制监督劳动,每天还要向村里的治安干部汇报思想,出门还要向治安干部请假,经批准后才能出村,地主的子女被人叫“地主尾巴”,要夹着尾巴、低着头做人,这样的做人连做狗都不如,难道他们还敢去再步地主分子的后尘?让家产没收还要被人管制,去做那些永远抬不起头来的贱民?他们还胆敢再对抗下去吗?就这样,瀛海村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就像“风卷残云”般地扫除了“顽固势力”,很快地实现合作化了。陈柏青也从中得到了某些启发,看来啊,阶级斗争这个武器倒是蛮灵光的,如果不去斗争地主分子,不使用“杀鸡给猴看”的办法,那些不愿入社的人能马上改变态度吗?可见啊,在工作中不采取一些强制手段确实是不行的。不过,后来出现的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事态表明,当时采用某些强制性措施较快实现合作化以后,并没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不久就出现了当初完全意料不到的一些情况,他想了许多办法,也动了许多脑筋,还是无法调和、无法解决社里出现的矛盾。如普遍存在着的出勤不出力,如社员们“出工一条龙,回家一阵风”等现象,致使生产劳动的效力大大地下降。生产劳动的效力下降了,生产的效益还能上去吗?社员的收入还能提高吗?在合作化运动以前,每个农民在自己的田里干活都是汗流满面、用尽力气的,哪个人不想自己能有好收成?现在,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干活,你自己用力,别人不一定会用力,这样,你所多用的力气不一定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这用的力气岂不是枉费心机了吗?所以,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多用力气了。这是陈柏青当初完全所没有预料到的,也是后来一直为此感到极为头痛的难题。他觉得,如果这样长久下去得不到扭转的话,社员的收入就不可能提高,他这个当社长的就难逃责任。他为了想克服这个矛盾,扭转这个局面,曾经试图运用过“阶级斗争”的法宝来警示一下某些偷懒的人,但却意外地得不到他预想的效果,因为他的“谋略”被杨正道的“策反”性质一番话在无形中消失了。杨正道对社员们煽动说,共产党在大会上、小会上都说是“穷光荣”,而且是“愈穷愈光荣”。大家都知道,除了天灾人祸以外,“懒”与“穷”是一对“孪生兄弟”,所以啊,懒的人从来就不可能当成地主;只有那些勤劳又节俭的人才有可能做成地主!你们说,对吗?社员们听后都哈哈大笑。接着,杨正道又说,所以啊,你们就完全不必去担心,懒的人是绝对不会当成地主的!社员们听后都能领会杨正道说出这样富有哲理的话以及它的真正“含义”。就这样,陈柏青的胸中的锦囊妙计全被杨正道的几句话彻底地“吹散了。陈柏青的心里明白,杨正道的话实在是十分在理,他纵然即使再斗争几个地主分子,在社员们的心目中,“偷懒”与“地主”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是无论如何挂不上“钩”的,于是乎,他只好放弃了这个原来以为可作为“灵丹妙药”的“阶级斗争”法宝,睁着眼看着社员们半休闲式的劳动方式而奈何不得,他对此实在是黔驴技穷了……

平心而论,他对于处理生产合作社里的事情还是一贯坚持秉公办事原则的,所以他在社里的威信很高,他说出的话,社员都能顺从地去执行;对于他对各种纠纷的处理意见,社员们也会服服帖帖地听从。想不到仅仅是过了三年的时间,在发生了大跃进运动以后,他竟会做起一个被社员们抠打的噩梦,社员们胆敢与他“对抗”了,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这虽然只是一个梦,但也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他知道,其起因就是那个“万斤亩产”惹的祸。尽管“万斤亩产”的事后来由那个头脑活络的杜先谋为他摆脱了困境,但最后的结局恐怕还是很难说,他能不能顺利地度过这个难关,只有天知道!

 

 

瀛海乡瀛海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第一生产队的“万斤畈”示范田的报道已经登上了“灵山日报”的头版头条,同时还登着一张“示范田”的照片,密密麻麻的稻穗上还坐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凡是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感到十分惊愕,世上难道有的会有水稻“亩产万斤”的奇事?你看,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竟能在稻穗上坐着而不会坍塌下去,这不仅仅说明了这些稻穗有多密,还说明稻桔杆有多坚硬,这是什么水稻品种啊?他们瀛海村人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

“灵山日报”是灵山县委的党机关报,这条消息和这张令人难以置信的照片确实具有轰动效应,不但使全县的大跃进的狂热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又能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证明水稻亩产一万斤确确实实是能够实现的,绝对不是什么凭空设想,你看看人家瀛海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田”的照片,密密层层的金黄色的稻穗上能坐上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没有万斤亩产这样的稻穗(杆)能挺得住一个小女孩的重力吗?这样一来,使那些“狂热派”弹冠相庆,更加欣喜若狂起来!

瀛海村的村民看到这张登在报纸上的照片后真是像打碎了一瓶“五味子”罐,什么的味儿都有,有欣喜若狂的,有嗤之以鼻的,有感到自豪的,也有感到可耻的,真是感慨万千啊!不过,尽管村民们对此项新生事物的看法和态度有如此差别,甚至于是南辕北辙,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不像县里的外村人那样对此感到神奇和懵懂,他们的心中都明白,这个“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们不但都知道,而且有不少人还亲自参加制造杜先谋的“杰作”,他们把那些正在灌浆或者已经有点结实的晚稻丛株从许多别的田块上连根带土地拔起后运到了这块叫做“示范田”的田块中去、并把它们密密层层排列起来的,这样就成为了所谓的“示范田”。杜先谋完成这个“创举”后,还突发奇想地要让一个小女孩能坐到稻穗上去,要使人们更加相信这个“人间奇迹”的真实性,于是就在稻穗下面暗地里放上一条木凳,使这个小女孩坐在这条木凳上,犹如坐在稻穗上一样而露不出马脚来。在他的“杰作”完成了以后,他就向茅朝财汇报了“任务”完成的情况。于是,茅朝财就马上请来一个“灵山日报”的记者到现场来拍照,这个“人间奇迹”就这样地产生出来了!

杜先谋对此“创举”真是感到庆幸,他想不到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竟会给他带来了如此的荣耀和轰动,所以他就从内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欣喜,也有说不出的激动人心般的高兴。那个茅朝财当然就不必说了,他此刻的心情极端舒畅不说,他还踌躇满志地想进一步策划再上一个更大的台阶,要把水稻的亩产提升到五万斤,甚至于十万斤!人家不早就提出这样的口号了吗,“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高产”,看来啊。这个口号真是千真万确的!领导说的完全没错,只有想象不出的目标,没有实现不了的指标!他真的要感谢这个大跃进运动,如果没有这个运动,他茅朝财会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大红人?人们能会这般敬神似的看待他?他会如此地引起领导这般重视?说不定啊,他的仕途马上就可以平步青云了!

瀛海村的村头巷尾到处都聚集着男女老少的人群,他们都众说纷纭地、又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报上有关本村“示范田”的新闻。胡友泉是个喜欢看热闹的人,他当然在这些人群里发挥他特有风趣性话语,村民们也都喜欢与他闲谈,因为同他聊天能得到无限的乐趣。有个村民带着有点揶揄的口吻挑逗胡友泉说,友泉叔啊,照片上的那个小女孩就是你家的女儿招弟吧?想不到你家的这个小囡竟会有这样好的运气,一夜之间就变成大红人了!看来啊,你友泉叔幸亏生出这个逗人可爱的女儿,瀛海村有这么多的女孩,为啥偏偏会选中你家的女儿呢?这不说明你家的招弟惹人喜爱吗?

胡友泉当时并没有主动地去要求参加“示范田”这样的一个“闹剧”,他参加了“示范田”的行动是生产队长杜先谋派他去的,他作为社员难道可以违抗队长的命令?他的女儿招弟坐到稻穗上去也不是胡友泉出的主意,更不是他主动推荐的,是这个杜队长出于一个“灵感”而临时突发奇想出来的,因为他的女儿刚好符合杜先谋“灵感”所需要这样的标准而顺理成章所决定的,因为孩子太大不行,稻穗(凳子)支撑不住不行;太小也不行,顶起码要能够自己在稻穗上坐着,既然要上报,应该要长得漂亮一点才行,根据这样的条件,杜先谋就很自然地想到了胡友泉的女儿。杜队长选择了他的女儿,他能对杜先谋的话说出一个“不”字吗?更何况这又不是什么坏事,也可算是一件体面的事哪,所以他就同意了。对于刚才村民的挑逗,他心中有数,他们并没有怀着什么恶意,他完全没有必要去与他们去争个高低,更何况,胡友泉是一个从来不与人争斗的人,即使在他内心里有反感的想法,他不但不会去反驳,反而会用一种相反的语言来对付,弄得你哭笑不得。现在,当人们嘲弄他的女儿招弟成为“新闻人物”时,他不但不与这些人去论理,反而用诙谐地借用干部的话来回答这个村民,我这不也是在“放卫星”嘛,你想想看,村里面难道还有谁像我这样地一连能生出六个女儿的吗?人们听了他话后不但没有产生反感,反而都大笑不止……

胡友泉年过不惑,一连生了六个女儿。在生出第五个女儿,也就是生出招弟的时候,他还是痴心不改,一定要生出一个儿子来为胡家传宗接代才肯罢休,所以他就初衷不改地与他老婆共同努力,勇往直前地、前赴后继地、而且也是义无反顾地一定要实现一个“生儿”梦。他为第五个女儿取名“招弟”,其目的就是想由此而“招”来一个“弟”啊,谁知老天爷真是太不“可怜天下父母心”了,第六个生出来的仍然出来一个女儿身!其实,胡友泉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无论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尽人意的或者是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从来就不杞人忧天,也不会皱眉头,一笑而泰然处之,所以村民们就叫他为“无忧愁”。就在这第六个女儿出生以后,人家与他开玩笑了,“无忧愁”啊,你真是有恒心呀,真是不生出一个儿子来是决不罢休的。不过啊,老天爷也真的太不通人情了,你也当该是一个做岳父的“料”哪,“送子观音”就是不肯送给你一个儿子。他听后不但毫不计较,反而笑嘻嘻地说,这第六个女儿啊,其实不是我与老婆××生出来的,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节外生枝”,自从第五个女儿出生以后,我就没有再生小孩的兴趣了,所以也就没有与老婆同一头睡过。有一晚上,我似乎觉得老婆有点“那个意思”,她暗暗地对我“打招呼”了,于是我就把自己的脚向她伸过去,用脚跟在她的肚子上磨了几下,谁知男人的精气竟会通过脚跟从她的肚脐孔里钻了进去,几个月后,她的肚子竟然会鼓凸了起来,你说奇怪不奇怪?村民听了他这样无与伦比的风趣幽默话后,都大笑不止。现在,当村民们此刻对他谈起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同样也来了兴趣。他说,我们瀛海村能出了这样大的新闻,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你想啊,如果没有这件事,谁还会知道我们这个小不点的村子?谁还会知道我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儿?现在好了,我们村的名声大振了,我也揩了点油,沾上了一点光,大家彼此彼此,“米西、米西”,他学了一句日本话,更使大家笑得合不拢嘴。

 

 

杜先谋执意要去搞“万斤畈”示范田是出于这样考虑:既然已经上报了“万斤亩产”,就不能空口说白话,应该有一个实际行动,否则的话就无法向茅朝财交代。再说,他如果把“万斤畈”示范田真的搞起来了,让人们来见识一下这样的“新生事物”,难道会有什么坏处?茅朝财见了肯定会喜出望外的,说不定啊,他会叫来报社记者,让全县人民来看到他的杰作,那他就一下子地成为一个全县的大红人了!从此,茅朝财肯定就对他会另眼相看了,说不定啊,今后社长这把“座椅”让他来坐也不一定。常言道,时势出英雄嘛,说不定啊,我们这个海边小山村里会出了一个“人物”来呢!如果真的像我预想那样的话,那我也算是没有枉费心机了!当然,他觉得此举必须要经过社长陈柏青的同意,因为要搞这个“示范田”就得要动用几十个劳动力不说,还要把许多田块中即将成熟的晚稻整株地、连根带泥地移植到一块“示范田”里去,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肯定要轰动一时,社员们也肯定会产生许多不同的想法,没有社长同意的话,他杜先谋就是有再大的本事恐怕也是招架不住的,如果有了陈柏青这把“上封宝剑”的话,那他的行动就会方便得多了,而且,如果今后出了一点麻烦的话,陈柏青就会顶住,他杜先谋就不必去背这个“黑锅”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向陈柏青汇报。陈柏青听了杜先谋的汇报以后,没有马上表态。他想,杜先谋的这种“搞法”显然是一种既是劳民伤财又是欺世盗名的行为,他怎么能支持这种想法呢?再说,现在要把尚未完全成熟的晚稻移到另一块田里去,弄伤了水稻的根系,日后恐怕就难以成熟了,这就要损失了许多的晚稻产量,麻雀捉不住,反倒蚀了一把米!以后怎么向社员交代?不过,他想到当时杜先谋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帮了他一把,他不好瞪起脸来训斥他,他只能用比较婉转口气对杜先谋说,这不是一种“瞒天过海”的行为吗?上级知道了怎么办?杜先谋听了陈柏青的话后,不禁失声大笑起来,陈社长啊,我看你真是像书呆子似的,他们硬要我们去搞“万斤亩产”难道不是“瞒天过海”?你真是太天真了!他们还巴不得我们去搞这种“瞒天过海”的“大跃进”呢,你放心,如果今后有人来追查这件事的话,就完全由我负责好了,我决不会把这件事推到你的身上!不过,如果有社员反对这种做法的话,那是要请你为我去说一下你同意过的就可以了,其他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陈柏青听了他这样说法以后,就不能再说什么了,他对此虽然没有表示支持,但也无法表示反对,只是默认了杜先谋的做法。他说,那你就这样去做吧。不过,当时在他的内心里真的是想不明白,像这样荒诞的事情,怎么竟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呢?他忽然联想到发生在秦朝的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赵高当时至所以竟敢指“鹿”为“马”,并且会让他的下级认可,这是因为当时下属的人都会“迎合”他,这种“迎合”的前提当然是“权”大无比;目前上演的那种极端荒谬的事件,难道不也是由于有相当多的人在“迎合”那些敢于“发疯”而“发狂”的人吗?他真的为此而感到寒心!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此时是绝对不能说出真实想法和态度来的,因为他深深知道,目前至所以会出现现在这样极端荒谬的形势,这决不是由于茅朝财等几个并没有掌握多少实权的人所能够左右得了的,只要稍微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就知道,在目前这样全国范围内都出现“发疯”似的局面,肯定是中央的权威人士在鼓动,在号召,有其极为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不是县里甚至不是省里的领导所能摆布得了的。县里的领导只不过是上级交代他们如何去完成任务而已,其中也许有不少人恐怕也有他们自己的苦衷,只是出于无奈罢了,这就像他自己的那样,他能与同茅朝财去作对吗?他有这个能力吗?至于像茅朝财这样的人,他们只是听从县里的领导,最多的也只能是起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至于像合作社里的杜先谋,虽然他脑子活络一点,要是没有出现目前这样的形势,他是绝对想不出要搞“万斤畈”这样的“奇思妙想”来的,他至所以会担当起目前这样的角色,主要是由于他的虚荣心很强,想借此大出风头,想成为一个大“红人”而已。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他此刻已无力去抵制这个来势汹汹的“历史潮流”,如要去抵制,也只会是落得一个“以卵击石”的命运;如要顽抗,那肯定要遭遇到“粉身碎骨”的下场,我陈柏青可不是这样的一个傻瓜!再说啦,杜先谋此举也是出于无奈,只不过按照上面的意图去“发挥一下”罢了,这与茅朝财那种“盛气凌人”和“颐指气使”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更何况,他毕竟是一个“救”他出“陷入困境”的人,如果没有杜先谋主动地站出来为他解围的话,他完全可能还要再坐几天冷板凳,最后还是不得不听从茅朝财的摆布。虽然,他在心底里完全不同意杜先谋去搞“万斤畈”示范田这样的做法,他这样做法,虽然是一种“既瞒上又骗下”、完全是一种欺世盗名的勾当,但他对杜先谋的做法也只能是采取看之忍之的态度而已。他读过“三国演义”,略微懂得一点“韬略”,对于目前这样的局面,他还是采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为妥,从“进一步”的层面上来说,杜先谋这样去做就可以用“实际行动”向上级领导交代;从“退一步”的层面上来讲,他陈柏青对这种荒唐的事情既没有出谋划策过,也没有去直接去参与过其中的行动,即使今后有什么“翻覆”的话,对他也不会有什么严重和后果,特别是全体社员的心里都十分清楚,这件事是完全是由杜先谋一个人精心设计并亲自出马而搞成的,他作为社长的责任只不过是没有出面去阻止罢了。他想,他自己这种做法虽然有点“阴险”,但他至所以要这样的做是完全出于无奈,这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事情,他除了实施这种“高明”的策略外,他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陈柏青原先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由于“万斤畈”示范田里的晚稻都是从其他的稻田里移植过来的,由于当时都处在灌浆阶段,尚未完全成熟,经过这般“折腾”以后,水稻的根系必然要受到严重的损伤,它不可能继续在示范田里去继续完成、而尚未完成的灌浆成熟过程,它像遭受劫难般的打击以后就开始慢慢地枯萎了。先是从水稻叶面上的颜色改变开始,从青黄色渐渐地变成了淡白色,接着晚稻的茎秆就像患软骨病似的渐渐地倒伏坍塌下去了……

杨正道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古人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要欺世盗名的人,必然要受到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杜先谋当初搞这个“万斤畈”示范田的时候,他对此早就提出过异议,但杜先谋对他的意见不屑一顾,而且还给他扣上一顶“大帽子”:你要反对大跃进运动吗?杨正道一贯来是一个争强好胜不服输的人,对于他来说,与人争辩是一件相当开心的事,他是全村里有名的“刺头”,连社长陈柏青都忌讳他几分的。今天杜先谋扣了他一顶“大帽子”,社员们都以为有“好戏”看了,杨正道肯定不会从此罢休,肯定要与杜先谋争个高低。但杨正道沉静了片刻后却从此没有开口,只是狠狠地瞪了杜先谋一眼就再也没说什么了,连一个屁都没有放。这倒使社员们奇怪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杨正道也会有服输的时刻?其实,杨正道此刻的心里十分明白,同村里的任何人、包括社长陈柏青对着干都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但绝对不能与共产党对着干,与共产党对着干就肯定要“遭殃”,特别是在政治运动的风口上,千万不能去碰,千万不能去做“出头椽子”,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的!他此刻至所以不与杜先谋去争高低,倒不是他害怕杜先谋,而是他害怕共产党,共产党是绝对得罪不起的,在这方面,他已经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去年上半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后来席卷到全国各地,县里的许多干部在“大放大鸣”时只不过是说了几句比较正直的话,后来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还立刻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了。据说,在这些人中,有的还是老革命呢,可见啊,共产党搞起运动来是“翻脸不认人”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平头百姓,那能去对共产党搞的政治运动去说三道四?我可不能去做这个“替死鬼”。杜先谋这个“刁鳗”巴不得我与他对抗,以便给我扣上一顶“反对大跃进运动”的大帽子,抓到了“辫子”就可以“杀鸡给猴看”了,我可不上当呢!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杨正道可是个可屈可伸的人,我才不去当傻瓜呢!他看到目前这个大跃进运动,声势是这样地浩大,是任何力量抵挡不住的,我千万不能去做“鸡蛋碰石头”的傻事,我还是忍受一下,先把这口气放到肚子里再说。不过,他相信这样荒唐的事情决不会有好结果,我们等着瞧吧!

当杨正道看到这个“万斤畈”示范田里真的出现了他当初所预料的情况时,他即时产生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甚至于有点儿舒畅感,像憋闷了多时突然间可以顺畅地、大口地通气的感觉,当然,他在心情舒畅的同时,也有点儿痛心。他作为种田人,当他眼看着示范田里的晚稻倒伏发霉而造成颗粒无收的局面是万分惋惜的,如果没有杜先谋“折腾”它,它原本是金黄灿灿的、颗粒饱满的稻谷啊,而现在它却变成了一片倒伏在地的一片惨白色的稻秆和干涩、壳瘪的稻谷的“干草”了,这与冬季山上的“干枯的茅草”简直没有什么两样,杜先谋把好端端的稻谷给糟蹋了,能不痛心疾首吗?在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面前,我杨正道如果还是忍气吞声的话,那村里面就可能就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了。更何况,在杜先谋那天要搞示范田时的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他还记忆犹新,对他那种不屑的态度自然还耿耿于怀,他岂能让杜先谋继续再神气活现下去而受不到任何的指责?这太便宜他了吧?再说啦,杜先谋犯了这样大的“罪孽”而没有受到一点“惩罚”的话,他今后可能更加会气势嚣张进来,还会变本加厉地去搞那些劳民伤财和欺世盗名的勾当,这不但太便宜他不说,今后还会给合作社里带来更大的损失。此刻,他胸中忽然燃起了一团怒火,他该是给杜先谋一个“脸色”看的时候了!于是,他就考虑用什么办法去对付他为最有效。他深入地想了想,“大跃进运动”是绝对碰不得的,否则就会受人以柄,被人抓住了“辫子”就“难脱干系”,只有把矛头对准“追查晚稻损失责任”,才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杜先谋等人也根本就抓不到我的“辫子”了。另外,我还是先到社里去向陈柏青反映这个情况为好,向领导反映情况无论如何是不会错的,陈柏青听到这样的情况后,难道他敢明目张胆地去包庇杜先谋?或者敢故意闭着眼睛不去看一下现实?还是让陈柏青去处理杜先谋吧,这要比我自己直接去同杜先谋大动干戈更省力、更有效,也更为聪明。诚然,他也知道这件事不是陈柏青主张去搞的,他也没有亲自参与过示范田的行动,但陈柏青作为社长,社里发生这样严重的事件他无论如何推卸不了责任的,而且陈柏青肯定要为“晚稻损失”而“教训一顿”杜先谋的。这样一来,我杨正道就可以站在“圈外”看好戏了,不用唇枪舌剑,也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看到杜先谋倒霉了!这样的妙棋,我为何不去走一走?

谁知,就在此时,陈柏青同几个社里的干部正向着他身处的示范田边走来。这下可好了,他就不必再到社里去反映情况了,现在陈柏青不请自到,而且亲自在这种“惨状”面前,他还有什么话好说?他倒要看一看,他陈柏青对眼前的这种糟蹋晚稻的事件到底会持什么样的态度?他能睁眼说瞎话吗?他能找出什么理由来替杜先谋推卸责任吗?

当陈柏青走到样板田的面前,看到眼前的这块样板田上的晚稻已经完全干枯并倒伏在地,而其周围的田块却是金黄灿烂的稻穗迎风摇曳着,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这不禁使他感叹万千。如果不搞“万斤亩产”的示范田,这些晚稻就不会被“移植”到这块“示范田”里来,它们也肯定会像这些周边的金黄色的稻穗一样,展示着一片欢乐的气氛。而现在,它们却遭到人为的灾难,得到如此的凄惨下场,这其中不是也有他自己的一分责任吗?陈柏青确实为此而感到痛心疾首。不过,他扪心自问,他在心底里却真的没有过想要搞这样“示范田”的想法,那完全都是“大跃进运动”逼出来的啊!对于这块田,叫它“样板田”也好,称它为“示范田”也罢,它不但没有起到任何的“样板”或“示范”作用,反而带来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影响。这个示范田虽然是杜先谋提出来要搞的,但事先曾经请示过他,他虽然没有同意他去搞,但他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而且默认了他去搞,这样看来,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何况杜先谋对此的初衷也是为了响应党的“大跃进运动”的号召,想搞出一个“示范田”来证明确实能实现“万斤亩产”而已,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来。应当说,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只不过想在“万斤亩产”的“轰动”上能“锦上添花”,却想不到会来一个“适得其反”的作用。当然,在他的内心里,确可能有一点想出“风头”、做一次“红人”的企图,从而也许能得到了一些“论功行赏”的好处,仅仅如此而已。他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作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是绝不能把这个责任完全地推到杜先谋身上,否则的话,会使跟随他的干部们感到寒心,他今后的工作就无法得到社里干部们的支持。再说啦,杜先谋对他并无恶意,特别是在他面临着困境的时候,他在想方设法地帮助他摆脱困境,而他自己却为此而被“泼”上了“一身泥”,他如果抹着良心,不去分担责任,反而对他“投井下石”的话,这岂不是有违于做人最起码的道德了吗?

正当陈柏青陷入尴尬境地之际,杨正道不失时机地走到陈柏青的面前,对他不无揶揄地说,陈社长,你们的这块“万斤畈”示范田也实在是太不争气了吧?本来嘛,杜先谋可以到县里去论功行赏了,当然还少不了你这个做社长的一分功劳罗!

陈柏青早就预料到杨正道会对他说“风凉话”,所以他装着没有听见的样子,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他知道这个“刺头”的脾气,你如果马上“回敬”他的话,他肯定会加倍地、不遗余力地与你争辩不休,直到你弄得筋疲力尽为止;如果你能让他三分,让他占了“上风”,他反倒会“宽裕”一点。当干部的人就应该是学会“宰相肚里好撑船”,尽量息事宁人。

杨正道见陈柏青没有回答他的话,知道他心虚,没有理由来反驳他,但他不会因此而罢休,他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对陈柏青说,陈社长啊,这块示范田的这个样子实在是太难看了,你们是要想“示”什么样的“范”啊?是想要让人看到“万斤亩产”的样板田泡汤?还是故意要让村民们多看看杜先谋队长的“杰作”?依我看啊,要是有意让人们看到“万斤亩产”泡汤的话,这可是“破坏大跃进运动”的罪名哪,如果你是有意要让社员们多看看杜队长“杰作”的话,你作为社长也恐怕是不光彩的呀!特别是在这样的大路旁边,人人看了都会摇头,村里的人看到了,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大家的心里都清楚;但如果被外村人看了,那结果就不一样了,他们肯定会把这情况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的,多难听啊!你这个当社长的人可丢不下这张脸啊。你说,我的话对吗?

陈柏青被杨正道的话说得红一块、白一块的,但又不好发作,只能忍气吞声,谁叫你的“辫子”被杨正道抓到了,只要是被他抓到了“辫子”,他就不会轻易地放过你。

杨正道看到陈柏青还是“按兵不动”,觉得这个当社长的人就是与社员不一样,如果是一般社员的话,听了他这样“激将法”的话,肯定会火冒三丈地跳起来了,陈柏青真是太有涵养了。他对此还不死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煽动起来,于是又笑嘻嘻地对陈柏青说,陈社长啊,你怎么能对社员的话当作耳边风呢?无论我说的话对不对,准得有一个态度嘛,你们当干部的不是常常听到过毛主席的教导吗,对于群众的批评意见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难道我说的话有错吗?

陈柏青知道,杨正道对此是绝对不肯轻易放过他的,尽管你三默其口也不行,他一定要找出更多的话题来“激将”你,直到你开口为止。看来啊,自己不表示一个态度是不行的。再说啦,他杨正道提出这样的批评也是应该的,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你不去承认也是不行的,群众肯定不会原谅的,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才是正理。于是,陈柏青就抱着十分诚恳的态度对杨正道说,老杨,在搞示范田这件事上,我们当干部的确实难逃责任,今后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杨正道听到陈柏青竟会这样快的承认错误,而且会说出这样诚恳的话,实在是感到有点意外,他一下子对陈柏青产生了好感。其实,他此举并不是针对陈柏青的,而是针对杜先谋,这样一来,他反而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于是乎,他也学着陈柏青的诚恳态度对陈柏青说,其实啊,陈社长,我完全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而是杜先谋的责任。他作为生产队长,当初在搞示范田的时候,我就提出过意见,这样做法肯定要损伤晚稻根系的,可他就是听不进去,反倒还要扣我一顶“反对大跃进运动”的帽子,你说他这种做法对不对?他为了自己能“论功行赏”,竟会干出这样既可笑又劳民伤财的事情来,他为什么不站出来向社员承认错误,并为此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你当社长的有什么责任?我看你完全不必为他这样的人去背“黑锅”了!

陈柏青觉得杜先谋确实有责任,但现在不能将这个责任推给他,只有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才会更好的处理这件事情。如果把责任推到杜先谋的身上,必然要牵扯到“大跃进运动”上去,这样对大家都不利,甚至对杨正道也不利。于是,他又一次对杨正道说,老杨啊,你不是不清楚,政治运动一来,难怪会出一些偏差的,依我看,你还是算了吧,反正这个问题已经有人承担责任就可以了,你也就不要再穷追不休了,好吗?如果你一定追查杜先谋的责任,这肯定会把这个问题扯到“大跃进运动”中去,这样一来,结果会搞得大家都不得安宁,你会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吗?

杨正道听了陈柏青的话后,觉得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共产党领导下,凡是牵涉到政治运动中去的问题就复杂了,还是适可而止为好,再说,陈柏青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真的是够诚恳了,但他总是觉得,这样大的“事件”让陈柏青说了这样几句话,杜先谋的“严重错误”就被马上一笔勾销了,他心里面总是像有一根鱼刺梗塞在喉咙里那样难过。于是,他就极不甘心地对陈柏青说:“我是可以‘算了’的,社员群众难道也都会‘算了’吗?只要是这块示范田里的‘无法收割’的晚稻照样还在这里“躺着”的话,村子里的人以及在这里路过的外村人都是不会‘算了’的。除非你们用一把火把这一片‘茅草’烧掉,才能把这个丢人现眼的‘杰作’消除!”说完后,杨正道才悻悻离开而去……

 

 

自从瀛海乡的瀛海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田上的晚稻发生了全面枯萎并倒伏在地以后,杜先谋心急如焚,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当初以为,已经处于灌浆阶段的晚稻如果连根带泥地移植以后,肯定会继续成熟,不会发生多大的问题,谁知偏偏出了事,他确实估计不到会出现这样的难堪局面。

那天,陈柏青决定带几个生产队干部一道到示范田里去深入地探讨一下,决定如何解决出现的问题。陈柏青没有叫他一道去,他完全理解杜先谋的心情,不想使他为难。其实,陈柏青自己也是出于无奈才领着几个社里的干部一道到示范田里去的,因为这件事已经在村里闹得纷纷扬扬了,许多难以入耳的话都听到了,如再不去处理这件事就无法向社员交代了。谁知,那天正当陈柏青他们到达示范田时,偏偏会遇上了早在那里等候着的杨正道。杨正道是个能“无风能掀起浪”的人,是村里有名的“刺头”,也是一个喜欢管闲事的人。他虽然不是村里的什么干部,但他对村里发生比较重大的事件都要发表看法,而且评头品足。与他有关的事,他要发表看法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但与他毫无关系的事,他也要站出来过问,有时往往把事情搅得“浑浊不堪”,难以收场。在村里,若是有人想要欺侮“弱势群体”,他就会站出来“拔刀相助”,为弱者“打抱不平”,为被欺凌者说话;若是“强势群体”要想侵占别人的利益,他也要站出来干涉,阻止“强食弱肉”的行为。所以在村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有“侠义心肠”的人物。此时的陈柏青看到杨正道站在示范田边就知道他“来者不善”,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件事的,所以他在心里就暗暗地叫苦,知道这个杨正道今天来到这里肯定是要“大做文章”了。谁知他后来经他一番解释后,倒还是能识大体的,竟没有再做出什么“大动作”来,只是发了几句牢骚话后就离开了,虽然他完全看得出他此时阴沉沉的脸色,知道他心情是相当郁闷的。当然,他心里也十分清楚,杨正道的矛头是针对着杜先谋,而不是针对他陈柏青的,那天如果杜先谋也在场的话,恐怕就不会如此的“风平浪静”和“相安无事”了,如果让这两个“冤家”路窄相逢,必然就会唇枪舌剑、刀光剑影地大动干戈一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其后果就很难设想了!

事后,杜先谋当然听到了这件事,而且也完全知晓杨正道今后绝对也不会从此罢休,会轻易地放过他的,他必需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苦苦地寻思着,究竟用怎样的策略才能有效地去对付杨正道,最后,他觉得还是采用“以攻为守”才是“上上之策”。因为他想到杨正道那天对陈柏青说过的“除非你们用一把火把这一片‘茅草’烧掉”这句话,就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觉得,杨正道说出了这句话真是“失漏了天机”,给他一次绝处逢生的良机!对,只有用“一把火”把示范田里的干枯倒伏晚稻烧掉了,才会使他彻底摆脱困境,而且还可以别出心裁地从中“嫁祸于人”,设法去诱导社员怀疑是杨正道放的火,他早就有意想破坏“大跃进运动”;另外,他说了要把“茅草烧掉”,不就是要把“茅朝财”烧死才解恨?如果把这话去告诉茅朝财,并加以“添油加醋”的话,茅朝财肯定会大发雷霆,并对杨正道恨之入骨,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得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了!既可以彻底地抹去这个丢人现眼的“包袱”,让它在社员的眼前消失,又可以把这把火“引”到杨正道的身上去燃烧,把他烧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似的……

 

几天以后,这块被称为“样板”的示范田果然在半夜三更时被人放火烧了!次日,村里就隐隐约约地传出了这可能是杨正道放的火,因为他看不惯大跃进运动;又说,杨正道有意把枯萎的晚稻比作是“茅草柴”,他烧掉了“茅草柴”就是烧掉“茅朝财”。等等。就在这些流言蜚语传出没几天,杨正道果然被县里公安局拘留了,罪名是“竟敢放火烧掉大跃进的示范田,极其恶毒地破坏大跃进运动”。那天,县里的公安人员正是茅朝财亲自带领而来,而且没有对社长陈柏青打过一声招呼就径直到杨正道的家中去,色声俱厉地对杨正道宣布:“你被拘留了”!然后就马上拿出手铐来把杨正道的双手铐住。然而,杨正道并没有大惊失色,有点不屑地问公安人员:“我放火把示范田烧了?你们拿出证据来!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地乱抓人?你们简直是一种胡来的行为!”

茅朝财狠狠地训斥杨正道:“我们胡来?你自己干过的事还不清楚?对于你这样的破坏分子,我们就是要用专政的手段!”

杨正道并不买他的账,怒吼般地责问茅朝财:“你们在没有掌握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乱抓人,简直是太无法无天了,真是可笑之极!我是破坏分子?你有什么权利给我带上这顶‘破坏分子’的帽子?”

“你反对大跃进运动难道不是破坏分子是什么分子?”茅朝财涨红着脖子喊。茅朝财完全知道杨正道的脾气,他是一个愈争辩愈开心的人,你如果再继续与他争下去的话,就会中了他的圈套。再说,他也不允许杨正道在他面前“无理取闹”,被社员们看了还成什么体统?于是他就对公安人员说:“我们对这种破坏分子不能讲什么道理,把他捉拿归案就是了!他要说话,就让他到牢房里去说吧!”

于是,公安人员就二话没说地立即把杨正道带走。这时,村里的巷道口已经汇集了许多群众,他们对于这样突发的事件当然感到相当好奇,特别是公安局要拘留杨正道这样的消息,就更加觉得好奇。他们知道,杨正道这人“小毛病”常有,而“大法”却从来不犯,他经常要“冒犯”村里的干部,但他却从来不会去欺负普通老百姓,他这样的人怎么会犯法啊?不过,自从那天“示范田”里的晚稻在半夜里被人放火烧掉以后,村子里就冒出来不少谣传,但大家都不相信这样的谣言,都认为杨正道这人绝对不会去干这样的见不得人的事,因为他历来“明人不做暗事”,对人对事向来都是光明磊落的。他常常与一些人、特别是村里的干部意见相左,就是争得“天昏地黑”也决不出雌雄的情况下,他也不会去搞那些暗箭伤人的事情。再说啦,杨正道为什么要去放这把火?把示范田的晚稻放火烧了对杨正道到底有什么好处?他是这样愚蠢的人吗?现在怎么把这样的谣言居然当真了?这真是不可置信的事情!

杨正道见人们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时,就笑嘻嘻地对村民说,你们不必为我担心,他们完全是一种胡来的行为。我倒要看看他们,怎样拿出我放火的证据来!你们放心好了,我杨正道无事不怕鬼敲门,过不了几天,我一定会大模大样地回到村子里来,你们等着瞧吧!……

 

 

自从杨正道被拘留以后,陈柏青的心胸里就像有一块石头塞着那样地难受,但他的心里,就像明镜似的清澈,杨正道是绝对不会到示范田里去放火的,这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也不会有要把茅朝财“烧死”的想法,他对茅朝财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不管任何人,他如要去做一件会惊动人心的大事,就必定是有其利害关系或者是有其深刻的渊源。“示范田”不是他杨正道搞的,出了问题他杨正道一点责任也没有,他为什么要把它烧掉?他巴不得让它长时间地留着给人多看看,对他来说,村干部能“出丑”是他一件开心的事情,他难道不希望这样的开心事能保留更长的时间?把示范田里的枯萎晚稻烧掉,其实也是把杜先谋和村干部的“丑事”烧掉,这只有对杜先谋有利,对村干部有利,杨正道难道会去做这样的傻事吗?至于他与茅朝财也没有什么恩怨的,只是他对茅朝财的有些做法看不惯而已,其实我自己也对茅朝财有点看不惯,看不惯难道就要想把他“烧死”?这真是乱弹琴!杨正道这人平时确有点不大“循规蹈矩”的毛病,但他决不会去干那种“阴谋”性质的勾当,关于这点他是完全清楚。他记得那天杨正道确实对他说过“除非你们用一把火把那一片‘茅草’烧掉”这样的话,但他当时是作为“揶揄”的口气而发的,绝对不是他自己要去这样去做的意思,而他当时话中的“茅草”确是比喻已经枯萎的晚稻,而决不是影射茅朝财的意思,此后有人故意把杨正道说的“茅草”说成“茅草柴”,并影射茅朝财,并且此后居然会“挑起”茅朝财对此的愤恨,而促使茅朝财去“运动”县里的公安局,并以此用来作为拘留杨正道的“罪名”,这说明了有人是在故意制造事端,从中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觉得这个问题相当蹊跷,也值得推敲。其实,在发生了示范田放火事件及以后村里马上就放出谣言以后,他就开始怀疑杜先谋这人在搞阴谋诡计,除了杜先谋,村里就没有第二个人会策划出这样的计谋来。当然,他当时尽管怀疑是杜先谋干的事,但他还是不想把这件事去捅破,因为如果这样去做的话,不但会伤害到杜先谋,最终还会伤害到自己,更何况他还没有掌握到什么有力的证据,仅仅是一种猜想而已,他有必要去调查这个事件吗?除非他是一个十足的大傻瓜!再说,他在内心世界里也巴不得让这块“示范田”里的枯萎的晚稻放火烧掉,这样丢人现眼的东西消失了对大家都没有坏处,只要不把这事牵涉到别人就行,直到杨正道被县公安局拘留的事件发生了以后,他心里才发生了强烈的震撼!他作为一社之长,而且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他难道能让与此事毫无关系的杨正道去承担这个不白之冤?他有责任去搞清这个事实的真相,否则的话,他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当然,他也完全知道,要搞清这个事件,阻力是相当大的,甚至于还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茅朝财已经插手这件事,要澄清事实就必然要牵涉到茅朝财,而且也当然会牵涉到“大跃进运动”,这样一来,问题就肯定要复杂化了。他所面对的问题是极为棘手的,但他也不能抹着自己的良心,不能眼看着一个无故的村民去蒙受这个不白之冤!究竟如何办?陈柏青绞尽了脑汁!在他的思路中,有一点是相当清楚的,在摘清楚这件事的时候,最好不要触及到杜先谋,而且也尽量避免与茅朝财发生不必要的纠葛,只要能找到充分的证据使杨正道摆脱这个“放火事件”的罪名就行,既然杨正道确实没有放过火,他自然就没有了这个罪名,公安局就自然而然地会把他放出来。至于究竟到底是哪个人放的火,这并不重要,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追根溯源,如果真的把“放火者”(他怀疑是杜先谋)挖出来,对大家没有任何好处。

真是天不绝无路之人。第二天,一个村民向他报告,明确地告诉他,杨正道确实是受了冤枉的,在示范田被放火的那天夜里,他和杨正道同时在一个朋友家里帮忙,整个晚上都没有离开过那里,因为那个朋友家里正在造房子。

陈柏青听到这个消息后如获珍宝,猛然振奋起来,瞪着大眼睛问他:“真的?”

“当然是真的,对于这样的大事,我难道会说谎吗?”

“你敢与我一道到县里的公安局去一趟,去证明那天杨正道确实是在朋友的家里?”

“这有什么敢不敢的,实事求是嘛,更何况还有许多人都能证明杨正道确实是在那个朋友的家里的,这完全可以去调查一下嘛。”

就这样,陈柏青与这个村民一道到县里的公安局去反映这个确凿的情况。公安局得到这个旁证材料后,立即通过调查证实了这个旁证确凿无疑,杨正道就自然没有了这个事件的作案时间,他放火的罪名就无法成立,杨正道自然地就被放了出来,在临走时,看守所的所长还当面向杨正道道歉。

次日,杨正道真的大模大样地回到了瀛海村,当村民们看到杨正道回到村庄的巷道口时,许多村民蜂拥而至,把他围得水泄不通……

至于那个“纵火案”,由于没有人继续去追究,自然就成了一个“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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