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岁月(下)

“三十年不变”？

经过了连续几年“疯狂时期”的“大跃进”、“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折腾以后，国民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特别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造成的全国饿死的人达数百万之众的“大饥荒时期”以后，党中央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前面提到的“扩大自留地”、鼓励农民种植“十边地”等，较快地扭转了农民挨饿的严重局面。党中央为了进一步地稳定全国农村的业已出现的好势头，制定了当时简称为“二十条”的文件。其主要精神有：农村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坚决地纠正了此前的“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或“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一大二公”错误政策，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十条”还许诺，这项政策将“三十年不变”，使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听了这个“二十条”文件的传达以后，心里觉得很踏实，我想从此再也不会出现以前那种可怕的局面了。我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头脑过分的简单”和“过于轻信人”。照例说，我也曾经看到过一位名人说过的“政治无诚实可言”的著名警句，而且也亲身经历过反右派运动的“引蛇出洞”的谋略而致于我“死地”的沉痛教训，但我就不善于吸取这些教训，深信这项符合民心民情的政策一定会“三十年不变”。关于这一点，我这个“枉读十年书”的书生的头脑还不及一个饱经世故的农民。

我们本村有一个叫谢来法的农民，他为人诚实而富有幽默感，平时与人谈吐时往往采用富有诙谐的语言，而且是妙语连篇、引人发笑，所以在休息的时候，总有许多人聚集在他的周围，与他一起调笑，享受人间的乐趣。他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但头脑灵巧，善于分析，从不人云亦云，有他独特的见解。

有一天，我们在休息谈起“二十条”时，我自然就发表我的见解，认定今后“三十年不变”了。谢来法笑眯眯地对我说：“为礼，你先不要下结论，你看看对面墙壁上写的这条标语。”

我沿着他手指的墙壁上果然看到这样一句标语：一天等于二十年！但我仍然不明白这条标语与“二十条”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他看到我仍然木如呆鸡的神情，就给我“指点迷津”：“你这个读书人，头脑真是不开窍。这样简单的算术题都不会做。一天等于二十年，三十年不是等于一天半吗？也就是说，这‘二十条’今天是绝对不会变的，明天上午也不会变。不过，到了下午就很难说了。”

我听了顿时领悟他的用意，他巧妙地用墙壁上的这句标语去否定“三十年不变”的诺言，从而表明他对这几年来的政策经常朝发夕改、变幻无穷而导致他对“三十年不变”许诺的怀疑。这个谢来法，真是一个头脑灵巧之人。他看到众人已经领悟了他的用意，他就意犹未尽地继续用极其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语言描述“一大二公”的弊端。他说：“每当我提起锄头掏地的时候，就感到手臂酸软无力。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这六锄头都是为人家掏的：笫一锄头是公社义务工，笫二锄头是大队误工，笫三锄头是造水库分摊工，笫四锄头是水利义务工，笫五锄头是------直到笫七锄头才是属于自己的按劳取酬工。想到这七分之六的力气是为人家掏的，我的手臂怎么会有力气呢？”我们围在他周围的人听了他这番“宏论”以后都大笑不止。我在阵戏笑之余深深地感到他的智壑，同时也使我明白，那些看去似乎是土里土气的农民其实他们并不愚昧，他们都是心明眼亮、正直善良、质扑无华的群体。

这个得到广大农民群众拥护的“二十条”的政策虽然没有在“笫二天的下午”就发生改变，但最后还是被谢来法说中了。在此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断言“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全会还批判了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不言而喻，那些“扩大自留地”、“十边地”等有利于农村恢复经济的政策被理所当然地当作“单干风”来批判了。“二十条”中有些条款自然也就“寿终正寝”，曾经许诺的“三十年不变”也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1964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四清运动”，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后来发展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论点。

尝够了“大饥荒时期”苦头的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心中都十分明白，收回“扩大自留地”和“十边地”的后果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对于批判所谓“单干风”的政令并没有积极拥护，而且还受到他们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在贯彻执行时“阻力”就很大，多数地方采取消极观望或阳奉阴违的办法去对付上级。有些干部“思想积极”的地方，按照上级布置收回了“扩大自留地”和“十边地”，生产队社员也无心去种植，这些地自然就被荒芜起来。这就是后来那些干部所说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著名“理论”

我们爵溪农业大队的干部基本上属于“抵制”这一类型，他们象征性地“重新分配自留地”，实际上社员的自留地并没有实质上的减少，而且，社员在“大饥荒时期”开垦的荒地也基本上没有去动过。因为大队的干部心中十分清楚，爵溪地少人多，部分粮食还需要国家供应，如果再把这些新开垦的地收回，社员的日子肯定又过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当时虽然仍是“半肚番丝半肚饭”，但总不至于像六一、六二年那样挨饿了。

“ 文化大革命”之初

我进初中以后就形成两个爱好：酷爱文学和关心时事（爱看报纸），这两个爱好一直保持到农村“劳改”时期。正由于有这两个爱好，所以我对于国家的时局发展有比较及时的了解。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于一些文艺作品和文艺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1964年6月，毛泽东在批评文联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时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不执行党的政策”（见浙江教育出版社“新编读报手册”P.247）。文艺界就开始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影剧，而且点名批判了田汉、夏衍等文艺界知名人物。后来，又开展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着，全国各大报纸都先后刊登了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是在“浙江日报”转载时看到的。对于姚文元这个人我并不陌生，还是在1958年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他写的、连续不断的批判文学泰斗巴金的文章，什么“资产阶级爱情至上”啊，什么“无政府主义思想代表”啊，他在文章中不是用一般的文艺批评方式与作者对某些问题进行商榷，而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容置疑的口气严厉地批判巴金，摆出一付一定要把大文豪巴金批判得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架势，我当时就隐隐地觉得这个人的来头可不小。此前，虽然偶尔在刊物看到过他几篇小文章，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如果没有一个强硬的政治背景作后盾是绝对不敢、也不可能用如此的口气批判巴金的。说得明白一点，姚文元如果没有背景或者说没有权威人物的幕后支持，即使你姚文元有再好的文学底蕴，出版社也是不会给你刊登批判巴金文章的。但是，当今这篇“评新篇历史剧‘海瑞罢官’”若与五八年批判巴金相比，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我当时想，从目前各大报刊掀起的这个批判浪潮来看，党中央是否又要搞一次“反右派运动了”？看来，又有一大批人要倒霉了！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吴晗的作品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罢官问题联系在一起。此外，文章还特别提到所谓“海瑞平冤狱”是为“被镇压的地主、反革命喊冤叫屈”，而且还莫须有地把“海瑞罢官”同所谓“单干风”、“反案风”联系在一起，这种牵强附会的“论点”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紧接着，各类报纸就连篇累牍地发表“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批判文章，点名批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晗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人民日报”编辑邓拓以及著名文人廖沫沙等人。在一阵紧锣密鼓的声讨以后，又是这个红得发紫的姚文元站出来在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评‘三家村’的反动本质”说什么邓拓等三人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并且声言要上揪“指使者”，下扫“三家村”在知识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一定要挖出“最深根子”。一看就明白，此刻姚文元的身份非同小可，他不但已经是文坛上的“权威人物”，而且成为政界中的显赫人物了。从此，一场政治大迫害迅速遍及全国。

不久，矛头又忽而指向政界重量级人物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并被打成所谓“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不久，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撤消彭、罗、陆、杨四人的上述职务，并停止彭、罗、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同时，北京大学等著名高等学校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轰击党中央派出的驻校工作组。有一个叫聂元梓的人贴了一张炮轰工作组的大字报，声称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她这张大字报立刻得到毛泽东支持，并称为这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从此，“炮轰”像一股熊熊烈火，顿时在全国的高等院校的校园内烽烟四起，并迅速扩大到全社会。攻击“党内走资派”使用的语言令人生畏，称陆定一领导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这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自然是“活阎王”了。这简直无法使人相信，我记得，即使在1957年“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时最严重的言论不过是“党天下”、“政治设计院”、“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与现在“炮轰”的如此恶毒语句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这些人难道吃了豹子胆不成？不担心日后被打成“极右分子”！但后来的形势发展表明，他们至所以如此大胆，是与毛主席直接支持有关。有毛主席支持，谁敢把他[她]们打成极右分子？

与此同时，作为“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文艺界，当然也处在“热火朝天”之中。当年高举反右派运动大旗的文艺界“统帅”人物周杨被当作“文艺界黑线总头目”揪出来批斗。这位当年把文艺界一大批的精英打成右派的人，使他有机会去体验一下当年被他打成右派的人所受冤被斗的心情和苦涩的滋味。

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局势真使人眼花缭乱，简直是不可思念。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不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对这场运动的“无法理解”，就连当时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来说，他也对这次运动“很不理解”（刘少奇语）。不过，在三个月后，即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提出中央有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后，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图就已见端倪了。

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规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至此，“文化大革命”的“面目”就十分清楚了。这时，神州大地就突然冒出首先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群体，这些被称为“革命闯将”对全国各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轰击。他们高喊“造反有理”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响亮口号，把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打成“牛鬼蛇神”，并以吓人的罪名强加在他们的头上：刘少奇是党内的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是党内笫二号“走资派”；朱德是“大军阀”；贺龙是“大土匪”；陈毅是“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大头目”；彭德怀虽然早已被打倒，但这次仍不会放过他，说什么他“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什么他是隐藏在解放军内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说什么他是一个“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等等。我在一张造反派的小报上看到彭德怀被斗争的照片，他双手反绑，双膝脆地的惨状至今还记忆犹新。这位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和在朝鲜战场上立下过赫赫战功之人竟遭受如此的下场，真令人心寒------

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这个小组名义上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它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最初由陈伯达担任，小组的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毛泽东的笫三任夫人江青。几个月后，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这个江青就是三十年代上海滩的三流演员蓝苹。到延安后，她利用贺子珍离开延安赴苏联就医的机会取得毛泽东的欢愉，随后就代替了贺子珍的位子。她当时真是一位风云人物，被捧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当时还有一个被称为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就是那个在庐山会议上取代彭德怀地位的林彪。此人在群众的心目中是“红本（毛主席语录）不离手，语录不离口”的“光辉形象”人物，就是他竭力推动“造神”运动，率先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他的带动下，每奉开会时首先要喊“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接着又要背诵一段与会议内容有关的“最高指示”，使之成了开会必须遵循的一个“套头”。林彪这些心机当然不会白费，不久，他就被毛泽东“钦定”为他的接班人，并用法定的形式在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下来------

随着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狂飚不久就刮到了全国各地。凡是参加“革命大串联”的人，只需持一纸证明，就可以乘火车不用买票，进旅馆不用付款，吃饭当然也是“免费的午餐”，总而言之，一切费用都不必掏自己的腰包，只须带着一个装几件衣服的背包就可以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检阅，随后就可以用“革命大串联”的名义到北国古都、名山大川或江南名楼去造“走资派”的反去了，这种“革命方式”恐怕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创举”。此时，全国的学校都处于“停课闹革命”阶段，即使没有去参加“革命大串联”的学生，也是无法去上课读书的。这时，学校里的有些教师日子很不好过，特别是那些有一些历史问题的人，被当成“社会残渣”、“反动余孽”、“暗藏反革命”等罪名加以批斗，有的还被戴着高帽子游街。我们爵溪小学有个姓王的女老师最可怜，因为她在解放前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过一段时期的秘书工作，于是就被看作是“国民党暗藏特务”，几个“造反派”教师就挑唆一些不懂事的小学生怀着对“国民党特务”的“刻骨仇恨”，当着面向她抛石头、撒沙子，她被打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使许多老师感到心惊肉跳，徨徨不可终日。

在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扫四旧”开始的，把一切属于“封、资、修”的“牛鬼蛇神”统统要消灭干净。首当其冲的是爵溪境内的各大小庙宇的菩萨统统地推倒敲碎，大庙、它山庙、上庵、下庵众多的神座佛塑统统被一扫而光，连历来令人敬畏的城隍庙内的城隍菩萨、判官、无常都不能幸免。接着就横扫“四类分子”家中的“四旧”物品。此前，我已经意识到这场运动来势汹猛、非同寻常，就其运动的规模或性质而言，都是与以往任何一次运动所无法相比拟的，凭着我的“嗅觉”，还是觉得应该预先提防才好，否则到“大祸临头”就措手不及了，免得又一次地去吃冤枉官司。我仔细地寻思一下自己有无可能被怀疑为“罪证”的东西，想来想去，唯一可能的恐怕只有那本曾经“出事”过的日记本了。这本我心爱的日记本记录着我这些年来的生活轨迹，其中虽然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记录，但也不排除因受冤屈而写过几句情绪低落的句子。这些句子照例说是应当没有什么问题的，但遇到现在这样的“造反派”就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了。我实在不情愿毁灭它，但权衡利弊，最后还是下狠心决定付之一炬，因为我实是在经不起再一次打击了。我不但要为自己负责，而且还要为我的妻子和二个孩子（承雷未出生）负责，此时我们已经是一个四口之家了，如果我再次出问题，叫她[们]母子四人怎么过日子？在我烧掉日记本后没几天，“红卫兵”果然闯进我家进行大搜查。我的几本文艺书籍（巴金文集等）和“二十四孝图”、“三圣画”以及一尊母亲留下的瓷质观音菩萨被他们拿走。“二十四孝图”和“三圣画”原本是在过春节时用的。其中“二十四孝图”共八幅，说的是古代历史上二十四个杰出的孝子群体孝敬母亲的的感人故事。那幅“三圣画”就是三国时期的关云长和关平、周仓的合画像。在中国的历史上，关云长是深受老百姓敬仰的仗义英雄。在每年的除夕的下午，父亲总是要把这些画挂在敞堂，“三圣画”居中，“二十四孝图”分列两旁。这样摆设，既具有古典的民族传统，又富有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这幅“三圣画”是父亲的一个“杰作”，虽然谈不上有多少艺术价值，但他却把关云长等三人神情画得惟妙惟肖，当时在爵溪还颇有点名气。他心爱的东西被红卫兵拿走，心里肯定是很难受的。我怕他会有异常的举动，连忙向他使一个眼色。他倒很理智，表现得相当克制，只是呆呆地站着，没有说一句话，这倒使我很放心。“红卫兵”走后，我暗暗地庆幸自己的“神机妙算”，要是在几天前没有烧掉这本日记本，如果被他们发现也许是留下“后患”了。从这个角度上看，我确实是有点“成熟”了。

过了不久，“造反派”又采取了“革命行动”，对于居住比较“宽余”的剥削阶级家庭，要抽出一二间房间给没有房屋的贫下中农居住。我家共有七间房屋，我们兄弟两家各三间，父亲住一间。三间房屋对于一家农户来说只能说是基本需求，不能算宽余，因为四五个人住一个卧室，一个灶间和一个贮藏谷物、番丝、农具等杂物及厕所等一个房间。但相对于没有房屋的贫下中农来说，当然可说是“宽余”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想要“征收”几间房屋，只要“头头”拍一下脑袋就行，根本就用不着办理什么手续，何况当时的“公、检、法”已经被砸烂了。他们说干就干，当天就派进一户李姓的四口之家就搬了进来。我们兄弟两家只好各让出一间房屋来给他家居住。这下子，我家连放便桶的厕所间都没有了，我只好在后堂外面的屋檐下，用芦苇围一下就放进几只便桶，就算是厕所间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的“共产”觉悟确实提高了，虽然“革命”了我的一间房间，但在我的内心里却没有产生过不满的情绪。

1967年1月，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掀起了震惊全国的“一月风暴”。他们纠集“造反派”，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人，并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接着，他们就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从此，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

这股“一月风暴”迅速蔓延到象山，县委书记、县长就立刻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派”而被夺权，他们成立了“革命指挥部”，取代了县委和县长的职能。各公社书记、大队的书记也被本地的“造反派”夺权，统统地当作“走资派”靠边站。有的大队书记还被戴着高帽游街。这些造反行动真使人看得眼花缭乱、不可思议。

在我们爵溪公社里，公社书记王守金被造反派押着戴高帽游街，渔业大队书记陈品位、农业大队书记陈松林和手工业社书记干功明都被“造反派”打倒、夺权，而且要他们在每天早上到毛主席像前去“请罪”------

由于“红卫兵”的造反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我这个“右派分子”没有受到过什么冲击。有时虽然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有所严管、惩罚行动，但也是在“老生常谈”之列。由于我不属于“四类分子”，而是属于“五类分子”中的末位，按当时的政策，右派分子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算是平安无事的。

父亲去世

无论从家产规模还是在经营的方式，父亲属于剥削阶级是肯定的。但是他从未脱离过劳动，也从无产生过鄙视劳动、好逸恶劳的思想，直到他患病、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是一直坚持在生产队里劳动的。在我和弟弟分家时，他提出自己要“另起炉灶”，自食其力，所以当时就分为三家。虽然当时生产队工值很低，只有四角钱一工，但他从生产队里分得的粮食和报酬基本上能够养活他自己，我们只提供他煮饭的烧柴需要就行。

1967年11月，他感到浑身无力，而且明显地消瘦了，他提出要到县人民医院去看病。于是我和弟弟就用竹轿把他抬到县人民医院去求医。经医生诊断结果，有肾脏等多种器官犯病，需要治院进行治疗。我们就给他办理了治院手续，让他安心治病。半个月后，病情基本上好转，医生通知他可以出院了，于是我们又把他抬来家来。他感到很欣慰，我看他心情也很舒畅。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光景，他身体又渐渐地感到乏力，面容也愈来愈瘦了。我们开始担心他的日子可能不会很长了。韵仙很贤慧，她提出在我们爵溪的传统节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做萝卜团过节），多做些萝卜团，叫两个尚健在的姑妈到我家来吃饭，好让她[他]们姐弟三人团聚一番，今后这样的日子也许不多了。我觉得韵仙的苦良用心实在是最好不过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我把两个姑妈请到我家，让她（他）们姐弟三人愉快地团聚。父亲此时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也感到不甚悲哀。他向二个姐姐谈了他“后事”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藏在箱子里的一件毛料华达呢长袍让他穿去。当姑妈向我转告的时候，我当即禀告姑妈，这是不用置疑、理所当然的事情，叫爸爸放心好了。这件长袍的衣料是父亲在解放前从绍兴买来的，而且叫爵溪最著名的栽缝师制作而成，这在当时是算相当稀罕的贵重的衣裳。我相当清楚地记得，在解放前每逢除夕祭年拜神时以及在春节的初五以前这几天，他才穿这件长袍，平时他从来不穿这件长袍的，可见他对这件长袍是极端珍惜的。解放以后，我家的经济情况日益困难，自然就没有能力再添新衣。他除了这件考究的衣服以外，确实是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了。此刻，父亲将要离开我们而去，尽管我们穷得一贫如洗，我们也不会打这件本属于父亲的长袍的主意，否则，我们真是大逆不道了！

春节这天，父亲虽然神志还清醒，但进食困难，已经只能喂一些相当稀薄的米粥。他已经很少说话了，但他还是十分顽强，小便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要自己起来，我们扶着他解手。天黑以后，我们姐妹兄弟四人和韵仙、弟媳等人都侍候在他的周围，看着他像一盏油将燃尽的油灯，一点一点地、渐渐地趋向熄灭。在当晚的凌晨二点另，他终于停止了人生之旅。我们六人立即跪在他的周床前，祈祷他西去平安------

父亲的逝世日期与母亲的忌日只相差两天，一个在除夕前一天早晨，一个在春节的当天晚上（凌晨），但我们决定父亲的丧事再也不能像母亲的丧事那样办得如此仓促，否则我们就太对不起两位大人了。此刻，我们的日子虽然也相当艰难，但粮食情况却比1962年有所好转，番薯丝还是比较充足的。我们按照当时的风俗，决定在初五出殡。

初四日开灵，这是父亲留在家里的最后个一个晚上，我必需陪同他在家里的最后一夜。当晚，亲戚们都来向他跪拜，对他作最后一次的告别。上半夜的守灵人很多，几乎全家的人都在。十一点以后，我叫他（她）们都去休息，让我一个人守灵好了，因为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后半夜是我一个人守灵的。这天晚上，气温特别寒冷，大约在零度左右。凌晨时分，天上居然飘下了零碎的雪花，更增添了悲哀的气氛。我在灵堂上，面对父亲的遗体，对自己进行深刻的反省。我与父亲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主要的责任在于我。由于我不体贴、不谅解他的想法和难处，才发生了我与他的不和谐、不协调的事情。我想到这里，感到无比的懊悔------

按照风俗，我们在凌晨时给父亲入棺，上午出殡，我们护送父亲的灵柩至黄岭岙的母亲墓地合葬，他（她）们俩位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此墓是在两年前建造的，建成后，母亲的灵柩就在当年的冬至移此安葬。

海竭山穷沙尽

大自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摆布的，如果一意孤行地不听大自然发出的警告，最后就必将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在“大跃进”时期，我记得当时有一句相当出名、大加宣扬的诗句：“天上没有玉皇，海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如果单就文学的意义上去评价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该诗的“胆略”和“气势”也确实非凡，但当时的领导人却有意地把这首诗的内容该意地“政治化”和“实践化”了。这种随心所欲地摆布大自然的鲁莽做法在短短的几年后就受到了无情的严厉的惩罚：爵溪的大目洋里的大黄鱼群销声匿迹，失去了形成渔汛的条件，来自浙、闽两省沿海的到大目洋来捕鱼的渔船也就不见影踪，繁荣几百年的爵溪渔汛也就随之历史性地消失了。爵溪渔业队在无奈中改变作业方式，从原来在大目洋捕获大黄鱼为主改为冬季去嵊泗洋捕获带鱼为主的作业方式。几年以后，嵊泗洋的带鱼也渐渐地减少，最后也消失殆尽。爵溪人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人活着总得要吃饭，要吃饭总得去挣钱，最后只有在“山”和“沙”上做“文章”了。爵溪有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沿着海岸线有十多个连绵不断的沙滩，其中爵溪城外的沙滩长达一千余米，相邻的下沙沙滩、大岙沙滩分别也有六七百米、四五百米。而下沙和大岙沙滩的沙丘高达七八米，纵深分别达一百来米和二百来米。这些沙滩的黄沙相当纯洁，几乎是清一色的石英沙，如果把它用作拌水泥的参料是最好不过了。“穷则思变”，不知哪个聪明人突然想到这件“美事”，爵溪渔业队就马上把渔船改成为运沙船，把下沙的沙滩上的沙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运往上海、舟山等地作为建筑材料出售。由于没有取材成本，只有运输成本，自然就有丰厚的“利润”，所以渔业队就财源滚滚地“富裕”起来。农业队当然也不会示弱，这沙滩是爵溪人共有的，自然就应该“资源共享”。于是农业队就派人到外地去租用许多渔船(附：我就是在这时充当船夫的)，共同参与“黄沙大战”。有人作过统计，这两年的时间，下沙的沙滩就被运走黄沙四十五万吨。这个长达六七百米、高达七八米的沙丘就很快地被铲平了，于是海水也就毫不客气地逼进了一百多米。接着，运沙大军就开到到大岙沙滩，几年功夫下来，这个长达四五百米、高达七八米、从纵深有一百多米的沙丘也很快地被铲平了，海水直逼象山县水产公司的水产品加工厂墙下。但是运沙大军还不肯停止铲沙、运沙，照样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

这家国营的水产加工厂是解放初建立起来的，当时因爵溪的渔汛繁荣局面而显赫一时，该加工厂生产的大黄鱼鲞远销国内外而闻名遐迩。后来，随着爵溪的渔汛消失也因此而停产，此时只剩下几个人看守厂房，好一片凄凉的景象。这几个看守厂房的职工眼睁睁地看着厂房坍塌而束手无策。半年以后，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有五千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水产加工厂完全被海水吞没，海潮退落以后变成了一堆醒目的乱石滩，成为爵溪镇的“圆明园遗址”。不过，“火烧圆明园”的当然不是“八国联军”，而是爵溪公社自己的“渔农联军”------

与此同时，由于爵溪具有“地少人多、船少人多”的特点，没去运沙的一些人就到山上去采石，霎时间，采石匠就在爵溪的各个山岙里大显身手。由于爵溪的山岩是花岗岩结构，可以随意做成有棱有角的方形体，运到上海去可以卖到好价钱，所以在几年时间里，山上的大量浮岩也很快就被采光了------

不能去运沙、采石的人也是要吃饭的，他们只能到山上去砍柴，然后把柴挑到外地去卖，藉以糊口。由于砍柴的人多（男女老少都上阵），就像“蚂蚁”一样地遍布各个山坡。几年时间下来，山上的“地皮”都被刮干净，最后连剌根都被挖得精光。不要说野猪、角麂、山鸡无法在山上生存，就是连老鼠在山上爬都看得清楚楚。由于失去了野兽的生存条件，它们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原来在山上有种类很多的野兽，从此就不见它们的影踪了。

爵溪真正是到了海竭、山穷、沙尽的地步！有人感叹地说，我们连子孙饭都吃光了！事实也确实如此，难以为继的爵溪人只好把家具都卖了，每天总有众多的南庄人、林海人到爵溪来买家具，时时可以看到爵溪人的家具从前岙岭上抬出去。由于在爵溪实在是难以生存，渔业队有不少人移居南韭山，靠挖紫菜、采贝类、涨网为生；农业队也有几十户人家移居门前涂里边的一块荒地建立“新建村”，开垦处女地，种植粮食作物、瓜果、棉花，以求温饱。

爵溪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在这块祖辈们留下的土地上艰难地生活着，他们并没有绝望，继续在寻找、探索生存之路------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爵溪的有识之士们，经过艰苦、坚韧的探索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社情”的发展道路---社队工业。当然，这是一条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之后而取得成功的道路，其间包含着多少辛酸和曲折、执著和坚忍不拔的追求？最后，爵溪的社队工业(后来叫乡镇工业)终于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地发展起来，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百颗“乡镇之星”。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坏事变成好事”了！因为经过这十来年的折腾以后，爵溪人确实是无路可走了，他们只能是用破釜沉舟的决心而背水一战！

义务“核算员”

自从我进入一村二队以后，就一直过着相对比较平静的日子。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是抱着“反正如此”的态度，在生产队里的表现是既不先进也不落后，干活时既不十分卖力也不偷懒，有意处于中间状态。但我在队里与社员的关系一直相处很好，特别是他们要求我帮他们写写算算的时候，我真是热情有加、乐于相助的。他们很理解我的处境，认为我读了这许多书仍然到生产队里来做农业实在是太可惜了。

爵溪农队地少人多，我们一村二队全队共有二十多户人家，二十八个劳动力，只有四十二亩水田，而山（旱）地却也有四十多亩。所以口粮、特别是大米奇缺，全靠山地上的番薯来补充。在每年冬季到收获番薯的时候，生产队总是特别繁忙，由于分番薯要化费很多时间，所以社员们怨声载道。其主要原因是社员把番薯掏到队里需要及时分掉，因为番薯是易烂品，堆放几天后就要腐烂，何况此时我们生产队只有二间仓库，没有地方可供番薯存放。再说，社员也需要立即分掉这些番薯，只有分掉后才可以去立即处理，马上把它刨成番丝，便于贮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而番薯属于粮食，按照当时的粮食分配的政策是要按人口定量和劳动工分七三比例分配的。本来在开始时可以大致预分一下，在最后一次核算时拉平。但由于队里的番薯品种多样，品质相差很大。比如“6038”含淀粉多，水分少，口味又好，大家都喜欢它；而“九农白皮”产量虽然高，但含水分多，口味又差，大家都不喜欢它。在预支时“6038”多分的人自然就高兴，反之就吃亏，所以彼此的意见就很多，只有每次核算分配，大家才会心平气和。这种分配方法相当复杂，而队里的会计的核算水平又不高，要进行这种复杂的运算需要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因为会计要先算出每户的定量的分配数，然后再算出工分的分配数，再把二者相加，才得出该户的可分配数。这种运算方法需要加减乘除，而用算盘计算乘除法的速度确实是相当费时。而这时又是处于农忙时期，社员的时间相当宝贵，下工后大家都要到自留地里去干活，夜里还有刨番丝等活急着要做，所以大家都不愿意空空地坐等着待会计核算所需的一个多钟点核算的宝贵时间白白地浪费掉，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时，我忽然想到自己的“优势”：家里有一支从学校里带回来的计算尺（当时还没有计算器）可以代替算盘，用计算尺演算乘除法比算盘要快十多倍。另外，根据我的数学基础，完全有可以用相当便捷的方式去计算这种核算方式。即预先计算好每户在全队中按定粮与工分的比例分配的系数。所谓系数，简略地说就是每户可分配数在全队中所占的百分比。具体的做法是：设定全队总数为“1”，那么每户在全队中的“定粮与工分的分配数之和”在全队所占的百分比必定是一个“小数”（一般为0.0X---0.X之间）这就是该户的系数。如果这次分配数为4580斤，只要将该户的系数乘以4580就行，这个“乘积”数就是该户的分配所得数了。运用这样“系数”法，对于我这样学过高等数学的人来说只是属于“小儿科”的东西。这样，分番薯的核算时间就可以大大地缩短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当时的生产队长郑安龙和在场的社员们，他们听后当然赞成，他们相信我绝对不会吹牛皮。于是，我在当天夜里就计算好全队各户的“系数”，在笫二天分番薯的时候就由我来担任核算分配番薯。结果，我只用了十多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原来会计需要一个多钟头时间就把核算工作完成了。不言而喻，我一下子就把分番薯的时间大大地缩短了。社员们看着我运用这支神奇的计算尺，只是将标尺来回拉几下，然后把游标一对，分配数立即就出来了。他们高兴得眉开眼笑，他们都齐声赞扬我没有把书白读。我听了自然也十分高兴，因为我为社员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从此，我就在队里担任了“义务核算员”。一年以后，大家都提出要让我当生产队的会计。郑安龙的思想很“解放”，他居然会同意社员们提出的意见，这在爵溪公社是没有先例的，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地富子女是不能当生产队会计的，何况我又是“右派分子”，是一个具备“双料货”的人。消息传开后，郑安龙确实遇到了压力，但还是被他顶住了。

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鼓励的。由于我做了一些有益于生产队的工作，从社员到队长，对我的印象比以前好多了，我几乎成为队里的一个重要的“参谋”角色，凡是一些大事情都要听听我的意见。这种尊敬我、爱护我的做法，使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鼓励。我当时认为这是最可贵的，而且是无法用一种东西可以去衡量的。从此，我在队里干活就更卖力、更积极，凡是比较苦累的活我都带头干，挑的农活担子也比一般社员重，我几乎变成为队里的“积极分子”了。

担任植保员

“文化大革命”一直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尽管当时“革命指挥部”也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可是“造反派”却只会“抓革命”，而不会去“促生产”。随着县委机关被砸烂，下面所属的各个机构也几乎近似瘫痪，没有人去管农业生产、农业科技方面的事情。当时虽然也有“县病虫观点站”，但当时没有及时地把防治病虫的通知书发到农村各大队，所以当时生产队杀虫喷药都是在肉眼看到害虫后才急急忙忙开始的，由于抓不着防治火候时间，所以防治效果很差。我们爵溪在历史是以渔、工商为主农业为副的地方，所以农业生产的基础本来就很薄弱，土质又差，再加上病虫害猖厥，所以水稻产量一直很低，早稻亩产一般只有三百斤左右，晚稻则更低，亩产仅二百来斤。近几年造成低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病虫害所致。我们队的水田本来就不多，平均每户只占七分田，全年户均分到的稻谷不到四百斤，所以我们当时的主粮是番薯（丝），爵溪整个农业大队的情况也差不多。把番丝当作主粮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人都不愿吃番丝，但人人又必须吃番丝。要想少吃番丝，多吃大米，只能是靠提高水稻的产量才可能实现。可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提高水稻产量呢？这个难题就很自然地落在当时已经担任大队第一把手的郑安龙的身上。他虽然担任了“大队笫一把手”的职务，但他仍然没有脱产，经常回到生产队里来参加劳动。

有一天，郑安龙带我到田头，指着一片被害虫糟蹋而枯萎的稻丛对我说：“为礼，你看我们辛辛苦苦种起来的水稻被害虫吃掉了，多心疼啊！你是一个有文化知识的人，是否可以动动脑子，想方设法地把害虫统统杀死？”

“我在学校里学的是机械、电气方面的知识，对于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是一窍不通啊。”我诚恳地回答他。

“你就不能去买几本农技方面的书藉来学习学习？”他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

“可以试试看。”我考虑了一下，然后认真地回答他。

于是，我就按照他的吩咐，到丹城新华书店去买来几本关于植物保护、农技方面的书籍，并立刻聚精会神地阅读起来，特别是有关病虫害方面的知识，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看了这些书籍后，我已初步地懂得病虫害的发生、特点以及防治病虫害的一些基本方法。看来，掌握这些普通的植保知识和防治病虫害的主要方法并不十分困难，当然需要有一个实践过程才能真正地掌握它，但绝对不会像袁隆平搞“不育系”、“恢复系”、“杂交稻制种”那样困难，因为后是属于农作物的科研范围，没有进过农业院校是不行的，而防治病虫害的工作则是属于一般性的、普通的农技常识，学起来并不十分困难，只要有决心就行。

爵溪农业大队面临的主要病虫害有二种：危害早稻的主要是纵卷叶螟。这种害虫发生在早稻将要成熟时的七月中上旬，它们把稻叶卷起来，然后把叶肉吃光，只剩下一层薄薄的叶皮。由于稻叶失去了叶绿素，致使稻穗不能成熟。如防治时间没有掌握到关键火候时刻进行[早了不行，迟了也不行]，杀虫的效果就极差，早稻就会成片地枯死。轻则稻谷干瘪，重则往往颗粒无收；危害晚稻主要害虫是稻飞虱，又叫响虫。别看这种身长只有二毫米左右、白灰色的小东西，它对晚稻的危害是致命的。在它们旺发的时候，每丛稻根部多至百把只。它们有像蚊子一般的剌管，专门抽吸稻杆的汁液。这种害虫往往发生在晚稻灌浆期，如防治不及时，晚稻将全部枯死，连稻草都会变成一堆软摊摊的“茅纸”，稻谷干瘪无肉，近似绝收。所以我当时的研究重点就放在这二种害虫上，首先是早稻的纵卷叶螟。

我看了“植保手册”后才明白，这种纵卷叶螟是属于昆虫，其生长的过程简直与家蚕一模一样：飞蛾产卵---卵子变成幼虫---幼虫变蛹---蛹化飞蛾，如此循环。只要准确掌握纵卷叶螟飞蛾的产卵日期，就能推算出它的幼虫孵化时间。它的初期幼虫极小，肉眼不能看到，只有在它到四龄期以后把稻叶卷起来才能发觉。而它的飞蛾却像一只淡黄色的小蝴蝶，翅膀上有几条黑色的细条纹（书中有它标本的彩色照片，完全可以辩别）。在七月上旬时，我在稻丛中早就看到过它的“芳影”，不过当时不知道它就是纵卷叶螟的飞蛾罢了。现在，我完全可以掌握它的发生规律，它在某日出现得最多，这天就是它的产卵高峰期。根据书中介绍，飞蛾产卵的高峰期过后的笫七天就是孵化高峰期，再经过三至五天，幼虫就进入二龄期，此时就是杀虫的最佳时期，因为它此时的抵抗力很弱，最容易被杀死，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火候”。因为危害早稻的正是纵卷叶虫的幼虫，如果错过这个时期，等幼虫长大了，它的抵抗力强了，就难以杀死它。反之，如果过早施农药杀虫，幼虫尚未孵化，等到幼虫长大吃叶时，农药的药效已经过时，杀伤力不大，也就难以凑效，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由于以前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可能掌握它发生的规律，盲目施药，所以就没有收到杀虫的预期效果，致使早稻严重减产。

七月上旬，我开始实践掌握纵卷叶螟的发生规律。每天清晨，在生产队尚未出工的时候，我就卷起裤筒下田，在稻田里寻找纵卷叶螟的飞蛾。我用一根竹杆拨动稻丛，把飞蛾从稻丛中驱逐出来，然后细心地数着飞蛾的数目，在一百稻丛中平均有多少飞蛾，并在本子上记下来。这样一直驱赶了十多天，直到没有飞蛾为止。这样，我就能相当准确地确定纵卷叶螟飞蛾的产卵高峰期(蛾子最多的一天就是飞蛾产卵高峰期)。有了这个高峰期，我就能确定幼虫的孵化期，也就很快地推算出准确有效的杀虫日期。

我把杀虫日期通知给郑安龙。他十分信任我，就决定我们生产队在这天喷射农药。不过，由于这是初次实验，我心中还是七上八下的，相当担心自己的推算日子会不会发生差错。有几个年纪较大的老农有些怀疑地对我提出，现在还没有看到虫子就杀虫，是不是会太早了一点？我向他们解释后，他们才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我此后一直在田间巡视，看看纵卷叶虫究竟会不会在稻丛中出现。

我一直巡视了十多天，奇迹终于出现，在我们生产队的稻田上，竟然没有发现一点虫害，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而没有与我们同时杀虫的生产队却出现了大面积的虫害。这下子，社员们都心服口服了。那些原来对我有一点怀疑的社员，此刻也对我大加赞扬了。这年早稻青杆黄熟，亩产一下子提高了二百多斤，社员都眉开眼笑，首次尝到丰收的喜悦。

从此，按照郑安龙的指示，全大队的杀虫时间都要根据我发出的防治时间统一行动，由于防治时间准确无误，我们全农业大队从此摆脱了害虫的严重危害，水稻产量明显提高。很自然，我的威望提高了，几乎成为全公社在植保方面的权威人物。笫二年，我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大队植保员了。不久，我又成为公社植保员，指挥全爵溪公社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科学种田

郑安龙是一个务实的、有政治目光的人，他懂得，他要有所作为，要在大队里树立起威信，除了做好大队工作以外，他必须要把自己所在的生产队搞好，并把它作为一个典型，然后加以推广，才会进一步地把大队工作上一个台阶。

他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我，希望我能协助他做好这一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为礼，要进一步提高水稻产量，我们只有在科学种田上做文章。我看你还有很大潜力，再去买些书籍来看看，研究研究如何？”

我自然心领神会。说实话，我自从尝到在植保方面取得一点成果的“甜头”以后，真还想再作一些努力，如果能在农技方面再取得一些成果，无论对于生产队还是对于我自己，都是十分有益的。我听了郑安龙的话后当然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他。于是，我就到丹城新华书店去买了几本有关农技方面的书籍，同时我还向邮局订阅了一份“浙江科技报”，利用空闲时间就潜心地研读起来。经过一阵思考分析后，我觉得要提高水稻产量，必须全面落实当时十分强调的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我觉得，这个“八字宪法”虽然“土”了一点，但它却是农作物种植经验的全面总结，如果能全面落实这些措施，农作物的产量肯定能大幅度地提高。根据我队的实际情况，在“密（植）”和“（植）保”上已经基本上做到了，而“肥（料）”、“土（壤）”、“工（具）”受到当时经济条件限制而难以改变，只有在“水”、“（品）种”、“管（理）”三个字上做文章。

在我未接触这些农业科技书藉及资料之前，确有轻农思想，总认为农业生产没有什么“花头”。在我对它进行研读之后，才使我猛省到自己头脑里的轻农思想是多么偏见，确算是寡见陋闻之列。原来，在农业生产上竟然还有如此奥妙的东西，还有这么多的“文章”可做。我在这些书藉及资料中得知，水稻的培植与管理工作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么“粗野”，而是一门具有十分奇妙、甚至有许多深奥的、值得探索的科学，只是我们此前没有认真地去做罢了。就拿水稻的水土管理来说，我以前总以为水稻嘛，顾名思义地它就离不开水，只要在田里不断灌水就行。其实水稻在种植初期确实需要用水来保持它的良好生长，但又不能灌得太满，否则土壤就要缺氧，不利于水稻的根系发育生长。在稻苗分孽以后，就得要控制用水，特别是在稻苗的基本苗达到了一亩50—60万单株的数量以后，稻田就要采取“搁田”措施，就是不要把水放进田里去，让稻苗旱搁起来，阻止稻苗再继续分孽。因为基本苗太多就会使许多单株不会抽穗，分散了稻禾的养份的消耗，反而要降低水稻的产量。我对于这些农业科技知识原来都是一片空白，只有在研读了农业科技书籍、资料之后才“翻然醒悟”，看来我是枉做了十年农民。另外，水稻的品种选择也是十分重要。同样一丘田，种植不同的品种，产量就会相差很大。于是，我就决定首先在水稻的管理和水稻的品种上下功夫。当然，这些想法都是在经过郑安龙同意后才能实施的。

由于我此前在植保方面取得成果而树立起一定的威望再加上郑安龙支持这座“靠山”，所以生产队长和社员们对于我在生产队里实践这些农业科技活动都表示十分支持，虽然他们在几十年的农民生涯中从无听到过这些“新生事物”，但他们却都十分愿意听从我的安排去搞那些全新的“管理模式”。科学是客观而公正的，我们终于又取得了一次成功，水稻产量几乎增产近一倍。我从自己个人还保存着的当年资料中显示，1971年的水稻产量记录如下：早稻平均亩产660斤，最高一丘田亩产达925斤；晚稻平均亩产360斤，最高一丘田亩产达455斤。社员们都欢天喜地地庆贺丰收，我们生产队还兴味盎然举办了一次“弹脚毛”（聚餐），有几个社员还喝得酩酊大醉。此后，在我们的主粮搭配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米比例上升，番丝比例下降。我们生产队的水稻亩产在全大队名列前茅，历史性地跨过“农业发展纲要”（水稻亩产八百斤）。这也很自然地引起了当时担任爵溪公社党委书记秦永臻同志的注意，他经过实地调查研究以后，就决定把我们南街队(即一村二队)作为全公社的典型来抓。这个当时在爵溪人民心中普遍都认为是真正“公仆式”的秦永臻书记还与我谈过话，他热情地鼓励我继续大胆地、深入地把农业科技搞下去，放下思想包袱，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只要是真情地跟着共产党走，与农民打成一片，脚踏实地地工作，你同样是有光明前途的。我至今还十分清晰地记得当时他与我谈话时的情景，我当时激动得几乎热泪盈眶。在二十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在丹城建设路上散步的时候与他邂逅，我们都彼此停住了脚步。“秦书记，你还认识我吗？”。“你张为礼我怎能会忘记？”。可见，我当时在他心中是有深刻印象的。他在爵溪离任后担任县委宣传部长。

从此，我更加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农业科技活动中去了。由于我经常把发现的病虫害情报寄送到“县病虫观察站”，所以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有一次，郑安龙告诉我，“县病虫观察站”的一位同志曾经对爵溪公社负责农业工作的干部说：“你们爵溪公社植保员工作很富有生气”。为了把“科学种田”的工作做得有条不紊，我当时就相当重视资料的结累，便于对比、分析（我的工作日记本至今还保存着）。这些资料包括：“病虫害防治效果对比”、“水稻栽培资料对照表”、“小苗育秧资料登记”、“秧苗带土移栽技术要点”、“水稻各品种产量对照表”等等。在实际工作上，在郑安龙的支持下，我还在全公社范围内首先带头试验“尼龙育秧”和“小苗带土移栽”并取得了成功，此后就在全公社范围内加以推广。我还从县农技站买来“不育系”、“恢复系”稻种，在一丘六分田上搞“杂交稻制种”试验，而且还真的制出一斤杂交稻种子。我做了这些工作后，就很自然地引起了秦永臻书记的重视。在公社成立“科学种田科研小组”的时候，我就被聘任为小组顾问。从此，每当公社召开农业干部[生产队长]会议的时候，公社的科研小组长老王总是通知我去参加会议。起先我感到很不自在，因为我这个“右派分子”与农村干部坐在一起开会，似乎总觉得有被人怀疑“混进革命队伍里”之嫌，好在是公社书记秦永臻同意我参加会议的。我至所以有此“待遇”，是由于我靠自己的实际工作干出来的。何况，我的右派身份在爵溪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事情，我没有“包装”、也无法“包装”，纸是绝对包不住火的，所以我没有感到丝毫心虚，而感到很踏实。久而久之，我就觉得心安理得。这种戏剧性的转变无疑地对我今后的生活轨迹出现了转机。

文学创作

我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处境稍微改善以后，就想到自己应该“有一点作为”，不甘心永远这样无所事事地生活下去，碌碌无为地虚度一生，至少在生活上要有“一点色彩”。我深入地分析了一下当时的社会环境，在“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年代，我不能好高骛远地去妄想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奢望，此刻的处境是就想进一家社队工厂去当一名工人也是痴心妄想，我明白今生今世要离开“泥土”是不可能的，在寒窗苦读时想当一名工程师的理想早已在现实中泯灭了。由于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并不在农业科技，而且即使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有所成果”的愿望，因为我既没有经过有关农业的系统的理论学习，而我又处在被“劳改”的环境，任凭你有多么大的决心和毅力，终日在泥土里“打滚”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所以，我并不幻想在农业科技上“创造奇迹”。说实在话，我至所以在这些属于相当简单的农技工作中取得一点成绩，是出于“受人之托”和“想为社员做一点好事”的初衷，绝对不是我的希冀所在。我只能把想当一名工程师的理想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让它湮灭消失。想来想去，恐怕也只有走文学创作这条路了。当然，我当时也十分清楚，我想写小说的目的并不是想要成为作家，我只想能发表一篇、或几篇短篇小说就行，这就达到了我在生活上有些“色彩”或者说能在“平静的湖面上掀起一阵波澜”的目的就心满意足了。我自知没有作家的天赋，对于文学充其量也只不过仅仅是爱好而已，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学基础；而且我当时也还十分清醒，当时许多全国闻名的右派作家都被剥夺了创作权，而且被放逐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去了，文坛上正面临着万马齐喑的局面。像我这样一无文学功底、二无创作实践、仅仅是凭一点爱好和兴趣的人竟也想搞文学创作，而且还希望能发表一篇小说，这岂非是痴心妄想？退一步说，即使我创作的作品有一点“眉目”，难道还有哪一家刊物会登载我这样“右派分子”的作品？

说来也奇怪，尽管我当时有这些清醒的认识，也明明知道文学创作这条路是绝对走不通的，但我还是鬼迷心窍地干了起来。我当时至所以会产生这个奇怪的念头，是由于我抱着“失败了也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创作是利用农闲时间及晚上进行的，即使无果而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损失，最多是浪费了一些时间而已。我觉得，做人总得有点精神、有点希冀。因为人一旦有了希冀、有了精神后才会产生动力、才会有生气、有活力。否则，人就会变成一潭死水，迟早要发臭。我当时尽管是处在最恶劣、最底层的社会环境，但我对于生活并没有失去信心和信念，我忍声吞气地、默默无闻地等待着，也许有朝一日会出现“奇迹”，我也算是没有白活一生。我正是抱着这种信念投入文学创作的。这里，我还要说明一下我至所以能有空闲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是因为“揩”了“社会前进”的“油”。此前，我可没有一天的空闲时间。白天都要参加生产队劳动，雨天则要在家打草鞋。因为一年我要穿几十双草鞋，家中无钱去买，就只好自己动手打了。好在过去母亲在世时常常在家打草鞋供我们全家人需用，我在她身旁耳闻目濡地知道打草鞋的要领，所以打了几双后就有些眉目了。几年以后，由于“社会前进”，手拉车多了起来，于是就有许多废外胎可当作做草鞋的原料，当时就叫它为“车胎鞋”。由于车胎耐磨，一双车胎鞋可以穿上两年，虽然要化二元钱去买（当时的二元钱比现在五十元钱还值钱），但我还是咬了牙去买了一双。从此我就不用在雨天打草鞋，所以也就有了空闲的时间来进行文学创作了。

我经过深思熟虑后，觉得写短篇小说的题材应当是反映农村生活的，这不但是因为我熟悉农村生活，而且觉得写这种题材也很保险，不会出问题。首先，我觉得还是写植保方面的的题材最合适，因为我对这方面的生活体验比较深刻，写起来自然会得心应手些，而且反映农村科学种田方面的题材在当时比较“吃香”。我经过构思后，大致的轮廓就很快地拟定了。 小说的主人公是下乡知青、女植保员林涛（我怕被人怀疑写自己，故意把植保员写成女的），她肯刻苦钻研、善于实践、敢于打破常规，发现了一些病虫害的异常情况，得到了“县病虫观察站”的表彰。大队支部书记郑深海（郑安龙的化身）是一个支持新生事物的先进思想代表者，他热情地支持林涛的各种试验工作。大队长宋建坤则是个思想保守的人物，他对林涛搞“新花样”持怀疑态度，最后在事实面前提高了认识。小说就环绕这三个人物的矛盾中展开。我把小说的名字暂定为“植保战线”。

我大约化了二个多月的时间，断断续续地才把小说初稿写好，然后交给郑安龙去看，并请他提出一些意见。这里，我有一个良苦的用心，我想，我即使把小说写得不错，编辑部也同意发表，但仍然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政审”这一关。没有经过大队、公社同意是休想绕过这一关的。编辑部要发表我的小说就必然要到公社、大队来了解情况，如果郑安龙对我创作一无所知，就很难说郑安龙会对我的作品持支持态度，这样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到头来还不是枉费心机了吗？这恐怕也算是我的一个谋略吧。郑安龙看后觉得我的小说写得不错，因为在小说中的人物他是完全熟悉的，他说反映这方面的题材绝对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把这篇“植保战线”投寄给“杭州文艺”编辑部。此后，我就满怀信心地、急切地等待着“奇迹”的出现。二个月后，我收到一封厚厚的、信封上印着“杭州文艺”编辑部的信，不用拆开就明白，这肯定是一封退稿信。编辑部也真是太吝啬了，他们只是在铅印好的信笺上填写了我名字的三个字。这些铅印字的内容当然是千篇一律，无非是一些“感谢来稿”、“继续努力”之类的鼓励性质的客套语言。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仍然执著地修改这篇小说。

接着，又一次退稿，同样又是一张铅印回信。但我仍然没有灰心丧气。我苦苦地思索着失败的原因，对照刊物上小说的描写手法，我领悟到自己写的这篇小说的“病症”是在于人物形象不明显，细节描写不充分，人物个性没凸出等缺陷。明确了修改的目标，我又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创作中去------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修改后的这篇小说寄出后的一个多月后，就收到了“杭州文艺”编辑部的来信。虽然这封回信也是一封退稿信，但却不是铅印文字，是一张在编辑部公用笺上用钢笔写的一封信。在信中，这位编辑热情地向我指出小说中的不足之处，并给我“指点迷津”，满腔热情地鼓励我继续修改，并说这篇小说是有前途的。不过这位编辑没有具名，信的下方只盖着一夥编辑部的公章。

不用说，我几乎高兴得跳起来。事后我按照这位编辑指出的思路进行修改。修改后，我就急呼呼地把“植保战线”再次寄往“杭州文艺”编辑部。

1975年11月9日，郑安龙的把一封信交给我，并说：“我看到在公社文书办公室的玻璃台板上压着一个‘会议通知’，低头一看原来是杭州市文化局、‘杭州文艺’编辑部通知你去参加座谈会的。我连忙问文书是怎么一回事。文书告诉我，公社领导研究过这件事，但尚未作出决定。张为礼表现虽然很好，但让他去参加这样一个省、市级的会议是否适合？我说我看过这篇小说，它是反映科学种田、植保方面内容的小说，有啥不合适的。经文书同意后我就把它拿来了。”因为郑安龙此时已经是公社革委会委员，他的话是有一定份量的。

我真是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我用万分感激的目光望了望郑安龙：“多亏你的帮助。”

这时，秦永臻书记已经调离了爵溪公社，新来的李书记对我态度虽然比不上秦书记对我那样的关心、热情，但也没有对我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如果秦书记还在爵溪的话，我想这封信是绝对不会被压在文书的玻璃台板上而差点延误了一次对我来说是极端重要的机遇。我想，我还算是十分荣幸的，如果这封信没有及时地被郑安龙发现(离报到只有一天时间)，如果我当初没有把这篇小说给郑安龙看，如果公社领导对我的印象不好，那麽后果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当初的这个“谋略”是十分正确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看来，我当时真还有点“先见之明”呢，不过我想这不是搞什么“阴谋”，而是“阳谋”。

报到日期是11月10日，只剩下一天时间了，我必须立刻准备动身，否则就要延误报到日期。这时我正在爵溪公路山坡工地上用手拉车拉石块，一天有五元钱可挣。别看这五元钱，当时在生产队里一天只能分四毛钱来说是相差十多倍啊！这五元钱可以供我家一个月的另用开支，或者可以支付二个孩子的一个学期的学费。况且，这是在农闲时间通过自己找来的付业收入，可以不必交队，完全可以放入自己的腰包。但我还是毫不犹豫放弃了这项“高收入”。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韵仙时，贤惠的她虽然觉得这五元钱一天对我们家庭来说是多么难得和宝贵，但她却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她知道，参加这种会议对我来说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会。她赶紧翻箱倒柜地想为我找出几件稍微好一点的衣裳，不至于在会上显得过于寒酸。但她找了好久仍然没有找到一件合适的衣服，因为这十多年来我们几乎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最后，总算找出二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和裤子。我则赶紧到大队、公社去办理介绍信，由于大队、公社都同意放行，所以办理去开会的手续倒也十分顺利。

为了保证能买到从丹城到宁波的汽车票，我在凌晨二点就起身，冒着黑夜赶了二十多里的蜿蜒曲折的山路，在东方露白时刚好赶到丹城车站。由于我排队在最前面，所以就顺利地买到了去宁波的汽车票。中午，我登上了从宁波开往杭州的火车，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当火车到达钱江大桥时，我望见雄伟的六和塔，不禁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想不到在离开杭州17年后今天，我竟有此机会重回杭州。在1958年5月离开杭州时，我曾十分悲观地认为此生恐怕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杭州了。但时过境迁，我竟会以参加文学创作座谈会的形式重新来到杭州，这是我当初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下车后，我没有去找旅馆，因囊中羞涩而只能前往外甥女婿王贤谱处投宿，也只好为难亲戚了。王贤谱原来是爵溪船厂职工，因为该船厂由于爵溪的渔业资源衰竭而面临倒闭的状态，职工只得自找出路，他在几年前来到杭州市的一家修船厂做合同工，他住在南星桥附近的钱塘江边的修船厂职工宿舍。在我到达王贤谱的住宿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他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突然降临感到有点怔奇。我说明情况后，他马上转为欣喜，连忙为我张罗晚饭。次日清晨，我乘公共汽车到龙翔桥后，然后再换上去富阳的公共汽车。上午八点钟就到达了目的地。没费多时就打听到了开会报到的地方---富阳旅馆。

富阳旅馆地处美丽的富春江边，周围环境十分幽静，确是一个开会的好地方。我报到后，一个名叫祝鸿生的编辑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他安排好我的房间后，就告诉我马上就要开会了，叫我赶快放好行李，马上准备去开会。

参加座谈会的一共有二十多人，会议在上午九时正式开始。首先由杭州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孙晓泉讲话，接着就分组讨论。我分在小说组，一共有十来个人。另一组是诗歌、散文组，也是十来个人。经过介绍，我们小说组的组长叫华人秀，他曾经当过“东海”编辑。有一个叫赵和松的人的作品常在报刊上发表，我看到过他的文章。此外还有徐迅和洪军。徐迅是兰溪五七中学教师，洪军则是一个海军复员军人，他们的作品也常常在刊物上发表。其他的人都是一些与我差不多的业余作者。

11月12日开始讨论重点作品。我们小说组确定四篇小说在会上讨论，我的“植保战线”也名列其中。无疑地，讨论会上对作品的分析解剖中我受益非浅。因为他们之中有不乏为写作的行家里手。

与我同房间的有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叫黄梦燕的散文作者是柴桥人,他的散文已经少有名气。他待人热情，态度和蔼可亲，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晚饭后，他和徐迅、洪军等人约我一同到外面去散步。我们沿着美丽的富春江畔悠闲地欣赏着她迷人的景色。夕阳西沉，落日的余晖把西边的天角染上了一片鲜艳的桔黄色。缓缓流动着的江水波光粼粼，两岸郁郁葱葱的竹林和乔木林更添神秘的色彩，令人流连忘返。我们边谈边走，登上了富阳著名的风暴点---鹳山。这里有近代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郁达夫的衣冠冢。郁达夫是富阳人，他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与郭沫若共同发起组织“创造社”。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杂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文艺副刊”，积极从事抗日战争宣传工作。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杀害。故乡人民当然不会忘记这位爱国者。鹳山确是名不虚传，远眺富春江，像是一条宽阔的银带，神奇而美妙；名镇富阳收尽眼底，万家灯火地像一夥灿烂的明珠镶嵌在美妙绝伦的银带边，真是叫人心旷神怡。爱好文学的人大致都欢喜纵论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及其代表作品，每当谈及这些名人轶事或他们的名著时，我当然也喜欢插入其内。洪军有点奇异地问我：“你这个农民也真有点奇特，如果没有博览群书，哪会拥有这么多的学识？”我笑而不答。我如果暴露了“庐山真面目”，这岂不是一切都完了吗？黄梦燕则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然后会意地笑了。转尔他忽然又笑容可掬地问我：“你知道接待你的祝鸿生的情况吗？”

“他是‘杭州文艺’编辑。”我很爽气地回答他。

“还有呢？”他继续问我。

“------”我呆然地望着他。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可是大文豪巴金的女婿。我索性再告诉你，他和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同在上海戏曲学院毕业。林小林现在是‘浙江文艺’月刊编辑。这个消息你总不灵通了吧。”

说起巴金我倒是相当熟悉，我拜读过他在法国留学时写的“毁灭”，当然也废寝忘食地读过他的代表作“家”、“春”、“秋”，也读过他的散文集（如“春天里的秋天”）。巴金是我崇拜的作家。可是我长期来身在农村，过着坐井观天式的生活，怎能知识祝鸿生是他的女婿呢？------

11月14日，祝鸿生与我祥细地讨论修改“植保战线”。主要涉及主题深化、突出人物个性及细节描写等问题。谈后，我连夜忙碌起来，直到深夜才上床休息。

二天以后，祝鸿生找我谈话，他认为“植保战线”仍然需要修改。他并建议我索性把原来的构架拆掉重组，另起炉灶，当然，小说中的人物及主要故事情节不用改变。于是我重新构思起来----。这天晚上，我把小说结构重新进行安排，直到次日凌晨二点才把初稿完成。第二天上午，我又对它进行逐行推敲，直到下午四点才把稿子交给祝鸿生编辑，我才如释重负。我把小说的题名改为“女植保员”。

在开会期间的待遇还算不错，伙食费每天补贴八角，这对我已经“足够”了，因为会议安排在一个食堂里吃。早餐二角，中晚餐各三角，不用自己再掏腰包，当然这是最节约的吃法，省得不能再省了。其实，像我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对于一餐只有四两米、二角菜下肚当然只是“半饱状态”，我只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开会不像干农活那样费力，少吃些没关系；再则开会的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饭量都很细，我如果像在家里那样吃法，一顿要吃三大碗米饭岂不是也太不雅观了？这一切，细心的黄梦燕都看在眼里，我这个虎背熊腰式的农民，中、晚餐只吃四两米饭、二角菜是无论如何没有吃饱的。饭后他把五斤粮票塞进我的衣袋里，并说不用再解释了。我当时真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另外，住宿费不用自己付款，途中住宿费、来往车票均可报销。如果是农民作者还有每天八角钱误工费可领，附带一张证明回去上交大队可记上会议期间的工分。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在此前拉石头时由于不小心手指被轧破了尚未痊愈，此刻又发炎了，手指头红肿起来。编辑徐培培（笔名倪土）知道后，他就热情地亲自带我到卫生院去换药，并说医药费是可以在会上报销的。我当时真是相当感激，这种同志间的关爱和温暖已经多年没有感受了。

11月17日，我向祝鸿生等编辑们以及黄梦燕等朋友们告别，离开富阳回杭州，仍然在王贤谱处过夜。次日清晨，王贤谱送我到南星桥车站上车。我当时是意气风发的心情离杭返象的。

12月28日，我接到祝鸿生编辑的来信，告诉我“女植保员”已改名为“植保姑娘”，编辑部已决定刊载。顿时，我心花怒放，立即把这一好消息告诉给韵仙，她听后也喜上眉梢。

1976年1月8日，祝鸿生来信通知我，“植保姑娘”在今年第二期上发表。同时，他还给我寄来了一套彩色年历。我真感激这位热心肠的编辑，我们只不过是一面之交，他竟会如此热情地关心我，世界上也真是好人多啊！

1976年4月20日，我收到祝鸿生寄来的当年第二期“杭州文艺”以及五本书籍，其中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一本“鲁迅书话”。我连忙翻开“杭州文艺”，只见首篇是倪土的短篇小说“高处不胜寒”，第二篇就是我的“植保姑娘”。我第一次见到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内心的喜悦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此后我又写了一篇“茵绿的田野”，脱稿后就寄送给“杭州文艺”编辑部。

1976年7月13日，我接到杭州市文化局、“杭州文艺”编辑部的通知，叫我到桐庐去参加文艺座谈会，15日报到。我作了一些简单的准备以后，在次日中午动身，在宁波宿夜。次日清晨乘火车赴杭，然后搭汽车去桐庐。在桐庐招待所报到后又遇见了祝鸿生编辑和黄梦燕、徐迅等老朋友，大家都兴奋异常。

晚饭后，黄梦燕、徐迅约我去桐君山欣赏富春江的美景。这里的富春江景色与富阳不同，人文景观当然也不一样。桐君山是一个郁郁葱葱的小岛风景十分幽美，它是在二叉支流的交汇处。南边这条支流上有许多乱石滩，溪流湍急，上游是富春江发电站；北面这条支流则是一条江面较宽、水流较深的河流，上游就是全国著名的新安江发电站。富阳有郁达夫衣冠冢，桐庐则有严子陵钓鱼台。与富阳一样，桐庐也是一座具有文化底蕴的名镇。

由于此时离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不久，我们的话题就很自然地谈到了这位“一千年才会出一个的伟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后，我心里感到万分悲痛。这天的晚上，我的枕头被泪水浸湿了，我从来没有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逝世而如此悲伤过。此刻，一种悲哀的气氛立即笼罩在我们的头上。在“四人帮”还在头上横行的时刻，我们藏在心中的许多话是不能随便可以从口中说出来的。

“周总理逝世后，我们的心中为什么都会如此地感受到悲痛？”我低沉地问黄梦燕。

“因为总理的心中装着人民，人民惦记着总理啊！”黄梦燕若有所思地回答我。

看来，我和黄梦燕都是心照不宣地、无比沉痛地缅怀周总理，但彼此都把憎恨“四人帮”的愤恨心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里------

这次桐庐会议与富阳会议的气氛大不一样，座谈会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会议开始后，孙晓泉只是短短地讲了几句作为开场白，接下来就由杭州市文化局的一个年轻人讲话。从他的语气上就完全可以听出，这是一个“造反派”人物。他很不客气地、不指名地批评文化局的领导人（他明显地在批评孙晓泉），说他们搞的文艺方向不对头，不配合目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接着，他就向会议布置创作任务，创作题材首先要著重去描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

会后，除了几个人写“走资派”题材以外，大多数人对写“走资派”不感兴趣。我从无接触过“走资派”人物，故也就无从写起，只好急得“昏头转向”。结果当然一事无成------

会议期间，祝鸿生带我去结识二个人。我望着这两个一男一女的陌生人显得有些尴尬，他[她]们却笑容可掬地望着我。祝鸿生见我一付窘迫相，就指着一个青年人介绍说：“他叫史奇山，是杭州大学的在校生，是你的同乡。”史奇山马上过来与我握手：“我是定山人”。接着又向我介绍另一个女同志：“这位是我的爱人，名叫李小林，是‘浙江文艺’编辑。”李小林对我微笑地低低头。我看了看李小林，觉得她的面容很像巴金，特别是嘴巴，与巴金一模一样。我对于结识这二位朋友感到相当荣幸，祝鸿生确是一个待人热情、感情细腻之人。

7月25日，孙晓泉简单地作了小结，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午饭后，祝鸿生夫妇与黄梦燕、徐迅和我等人乘船回杭州。我们在船上饱览了富春江沿岸的秀丽风光，真使人感到心旷神怡。座谈会上的沉闷心情一扫而光。我们边看边谈，不知不觉地驶过富阳，又使我回忆起一年前的、深深地留在我脑海里的美好的记忆------。船穿过钱塘江后就到了码头。我们上岸后，就搭上公共汽车去解放路。祝鸿生已经为我们安排好在“杭州文艺”编辑部旁边的省水电招待所住宿。

晚上，黄梦燕、徐迅约我一道到六公园附近的遂安路2号祝鸿生家去拜访。祝鸿生、李小林殷情地接待我们。为我们沏茶，并拿出许多糖果来招待我们。我浏览了一下他们十分整洁而简朴雅致的居室，最显眼的是墙壁边的二列书架，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许多各式各样的图书。一架双人床摆放在房子中央，旁边只有一口衣柜和茶几、椅子等家具，使人感到有一种书香门第的浓厚气息。

我们大约坐了个把钟头，就向他们告别出来。临走的时候，祝鸿生、李小林执意要把一包饼干和一包糖果送给我，说带给我的小孩子们吃。我真感到不好意思，在他(她)们的盛情之下我也只好收下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遇见拉着凄厉的警号的几辆汽车，我们连忙避在路旁。只见车上有四五个全付武装的民兵押着两个五花大绑的“反革命”，使夜色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

第二天早上，我与黄梦燕、徐迅告别。徐迅塞给我二斤粮票：“你们农民调几斤粮票不容易，回家总得买点孩子们喜欢吃糕点去，孩子们盼着哪。”这个擅长于写儿童文学的徐迅真是相当理解小孩子的心情，我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对他这片真情，我也不好意思推却。使我感到惭愧的是此后我并没有用他送给我的这二斤粮票去买孩子们喜欢吃的东西，因为家中还常常为盐甏里的盐发愁呢，我哪能去买这些“奢侈品”？何况，这时已经懂事的孩子十分清楚自己家庭经济拮据的情况，他们并不奢望我买好吃的糕点回家去供他们品尝，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这种口福。离开招待所后，我就乘早班火车回家。

大约在一个月后，我收到黄梦燕和徐迅的来信。黄梦燕在信中热情洋溢地回忆我们的友情，并希望我们的友谊会长期地保持下去，他还在信中寄来五斤粮票。徐迅在来信中饶有兴味地回顾我们聚会时的愉快情景，他还赠诗一首：

携手两遇富春江，子陵滩上锻文章。

滚滚江流入东海，戚戚情长刻心房。

愿君永挥五彩笔，迎来乾坤四季香。

隔着岳岭赏春光，汗映灯花梦更香。

我当初确实想象不到，文学创作不仅仅给我带来一种希冀和精神上的活力，还意外地给我带来了难得的友情和关爱，同时也给我开阔了视野，犹如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两个“绝密”的中共中央文件

我在农村期间，发到生产队、并向社员们传达的中共中央文件不多，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一个关于调整农村体制的“二十条”的中共中央文件发到生产队里，这就是当年我们老百姓在饥饿得面临死亡边缘上挣扎的时候。至于属于所谓“绝密”的中共中央文件当然是绝对不会发到生产队来的，否则就无“绝密”可言。而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社员，不用说没有机会看到中央文件，就是连公社文件也是没有机会看到的。对于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们老百姓当然是一无所知。但有两次却是例外：一次是关于刘少奇，另一次是关于林彪。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刘少奇这个“大人物”是人人皆知、无人不晓的。至于中央究竟会怎么样处置他，一般老百姓则不是很清楚。当时有各式各样的“造反派”小报满天飞，小道消息很多，众说纷纭的不知是哪一条才算是准确的当然无法去考证，当然也没有必要去考证。众所周知，刘少奇是在1959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这是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处于顶峰的位置。凡是有我们这般年龄的人，对于刘少奇同志都是十分熟悉的。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篇著作在一般稍有一点文化知识的人中是几乎人人皆知的。我记得还是在初中读书的时候，就经常听到有这样一种说法：毛主席曾说过“我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可见，这不但说明了当时毛主席十分敬重刘少奇，而且也说明刘少奇的领导水平、理论修养、党性表现等诸方面在党中央都是处在十分突出的地位。这种地位，是在他参加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生涯中形成的。他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他又接受了党的委派，到上海、天津、华北、东北等地领导地下工作，他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长期在笼罩着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周旋，取得了非凡的业绩。所以在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记载着“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模范”这一丰功伟绩。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时，毛主席仍留在陕北，他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移师山西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他当选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他的地位仅次于毛主席，位居第二。在1959年毛主席退居二线的时候，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共产风”猛刮后引起全国严重的灾难以后，他敢于提出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果，并极力提出一系列挽救措施，使全国的形势出现转机。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福为祸所伏，祸为福所依”。谁会想到在几年以后，一个在党的全会会议决议上肯定为“白区工作模范”的人却一下子竟变成为“叛徒、内奸、工贼”了呢？而且，立刻把他从国家主席的宝座上拉下来变成为阶下囚！这是刘少奇当年无论如何想像不到的，更加使他想不到的是这些人还不肯从此罢休，还要把他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并将他“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11月12日，这样一个曾经为党、为国出死入生地奋斗了一生的开国元勋，在极端悲惨、凄凉的境况下，在河南省开封的囚室中含冤而死。现在回想起来真还有点叫人不寒而栗。直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我有机会第一次看到的中共中央“绝密”文件，就是中央文革专案组印制的有关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材料。有一天，全大队几乎同时召开生产队社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文件。我对于有机会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当然感到十分新奇和兴趣。当郑安龙把这个文件拿到我们社员面前，我看到文件上印有“绝密”两字时，就感受到有点吃惊。当然，这个所谓“绝密文件”此刻已经是“绝”对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文件”了。后来看到题目时，才知原来这是一个公布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证的材料，有数十页之多。这是中央文革专案组化了一年多的时间搞成的。这个材料倒是十分详细，有许多当年伪政府的档案材料的复印件。我看后似乎是走进了“迷魂阵”，我觉得这些材料“似可信而又不可信”。我感到疑惑的是材料中的要害处却都是一些“莫须有”的东西，而且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当然，这些想法我是绝对不会从口中说出来的。例如，刘少奇在北满工作时被捕，当时的北满军阀曾对他判决“斩决”，但最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我想是证据不足）没有执行，所以专案组就由此断定他叛变革命了。我想，他既然是叛变了，军阀的档案里为什么没有他叛变的档案资料呢？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不严肃了？大家知道，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常常形容为“把头颅系在裤腰带上的人”，他们随时随地有被捕的可能。有许多同志在被捕后百折不挠、视死如归。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自己或其他同志，争取在不使受党损失的情况下走出监狱，继续为党工作。当然其中也有败类，但他们最终瞒不过党组织的眼睛。刘少奇作为党的领袖人物，在他多次被捕以后，难道党中央从未对他进行过审查？如果他是一个“叛徒、内奸、工贼”，在如此长期的领导岗位上就没有发生过“出卖”勾当？会不暴露出一点点的蛛丝马迹？------纵观整个材料，刘少奇的“叛变”罪证主要是由于在地下工作期间有四五次被捕，专案组的逻辑是既然被捕了没有被杀头而好好地出来就是“叛变”了！

看来，道理似乎很简单，如果没有这份“材料”，就不能把刘少奇打成“叛变、内奸、工贼”，也就不能否定“白区工作模范”，更不能把他“永远开除出党”了。

这个文件在十天以后就被统一收回集中烧毁了。

无独有偶，第二个“绝密”的中共中央文件是关于林彪的。他当时也是党内第二号人物。而且两个文件传达的时间间隔也不过是二年多一点光景。

大约是在1971年11月左右，全大队的生产队又召开了一次社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文件，是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绝密”文件。

提起林彪，又是一个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就是凭着“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而青云直上，成为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他同时是全军的副统帅，又是毛主席亲自钦定的接班人，并且在“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加在确定的法定的唯一人选。

对林彪这个人物的历史，可以说大家都是相当了解的。他是黄埔第二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他在28岁时就当上军团长，在战场上他是一员勇猛的战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的“平型关大捷”使日本“皇军”闻风丧胆，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从而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士气；他指挥的辽沈战役战果辉煌，从此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扭转了整个解放战争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大大地提前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时间表。但他也有不光彩的一面，当党中央决定出兵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毛主席原来打算派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赴朝作战，但他慑于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军事实力而畏惧了，他借故推病不出。毛主席不得不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彭德怀临危不惧，毅然同意出任志愿军总司令，带领中国最优秀的儿女跨过鸭绿江，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及其帮凶作战。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倒霉”了，也就是这个当年贪生怕死、不敢出任志愿军总司令的林彪，此刻就显得“十分勇敢”地从当年敢于出生入死的彭德怀的手中夺去了国防部长的“帅印”。可是时过境迁，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怎么也会落得个比刘少奇更惨的下场呢？刘少奇虽然死得悲惨，倒也算是在囚室里寿终正寝；但林彪却是在得知谋害毛主席不成时就仓皇地乘三叉戟飞机外逃，落得个叛国的罪名，结果“折戟沉舟”、焦尸异国沙丘，落得个身首分离（据媒体报道，他的头颅被苏联克格勃取去验证是否确是林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当然，这个当时极端秘密的消息是在发生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二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决定把这个绝密文件向生产队传达后才得知的。

这个绝密文件比上次还要详细，内容也比上次丰富，特别是文件的附件，有很厚的一本。在这本附件中有相当详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容、林彪死党活动据点的照片复印件、林彪手令复印件等。文件中详细地道出了林彪由于“接班”心切，导致了毛泽东对他的警觉。当他得知毛主席在南下视察时向沿途党、政、军的领导人打了“招呼”、动摇了他接班人的地位时，他就下决心布置人马想要谋害毛主席，企图抢班夺权。此前，他授意他的儿子林立果（当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以及他的爪牙周宇驰、余新野等人，秘密谋划制订“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谐音），在军队中、特别在空军中物色人员、建立秘密组织、据点和各种应变计划。准备在适当时机，下令谋害毛主席。在这紧迫时刻，他就把这个计划提前实施。但是，他们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毛主席平安地回到北京。于是，林彪就带着妻子和儿子仓皇出逃。结果，飞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死党分子周宇驰、余新野、李伟信接到林彪准备出逃的通知后，则从北京某机场乘直升飞机出逃。在飞行途中，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他们的阴谋后就偷偷地把罗盘旋转了一百八十度，致使使直升飞机又飞回北京。但不久被周宇驰发觉，驾驶员陈修文当即被他开枪打死。飞机迫降后，周宇驰才发现他们的着陆点原来是北京郊区的怀柔县。周宇驰、余新野、李伟信在无奈中只好拔枪自杀。但李伟信贪生怕死，最后未扣动板机，留得一条狗命，当即被擒。

林彪死党的重要成员还有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李作鹏、江腾蛟等高级将领。

无疑地，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心理震憾是巨大而深刻的，这与此后不久他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平反贺龙冤案、让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等重大决定不无关系。

如果说上次关于刘少奇的文件有点像飘渺虚幻的“迷魂阵”，那么这次关于林彪的文件则是货真价实的“照妖镜”，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其实，我们老百姓的眼睛看得最清楚，对于那个林彪的那一套“马屁鬼”的做法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我们生产队里有个老雇农出身的社员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说过“林彪很像奸臣”这一句话。幸亏他不识一个字，又是雇农出身，年纪又大，所以才没有人去追究他。要是别人说出，肯定要招来杀身之祸。现在，林彪会有如此下场，大家都拍手称快。

我有个睥气：从不人云亦云，观察任何问题都要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后才会对某个问题作出结论。在这个文件中，应当说绝大多数的证据是有事实根据的，没有像刘少奇那个文件那样“玄乎”。但有一个问题使我感到迷惑不解，就是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一个从来“不读书、不看报”的人。这倒有点使我感到十分奇怪了。林彪作为一个高级将领，后来又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他怎么能“不读书、不看报”呢？如果说这是真实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把这样一个大党大国的领导权交给一个“不读书、不看报”的人去“接班”，这岂不是给十亿人民当儿戏吗？再则，难道在选择他作接班人的时候就不知道他“不读书、不看报”？此一时彼一时地，这岂不是让人笑话吗？还有，在林彪事发之前，报刊上一贯吹捧他是一个“天才”啊、“将才”啊，在事发以后一下子就变成为一个从来“不读书、不看报”的“庸才”了？这叫人怎么理解？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存在，只不过在林彪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罢了，这是“御用”文人的惯用手法。在中央决定要重用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往往把他吹得天花乱坠、十全十美；一旦这个人出了问题，中央要把他打倒的时候，他们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罪该万死，这种做法难道符合历史辨证唯物主义吗？------

当然，这个文件也是在十天后就收回，作统一集中销毁处理。

历史是公正的，它不会因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改变它本来面目，也不会容忍因权威而篡改的历史长期保留下去。不是吗？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没有“永远”，一旦“权威”消失，马上就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这个“永远”也只不过只有十多年的时间。至于林彪的叛党、叛国行为，自然应当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对于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也是抹杀不了的，尽管有人想把它一笔勾销。

“四人帮”覆灭

“四人帮”覆灭的消息是在十月中旬才得知的。那天，我放工回家，当我刚走进南门口时，猛不防看到在石板大路上写着斗大般字的大幅标语：“坚决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着着地使我大吃一怔。据说这个标语是一个小学教师写的，作者至所以没有把大幅标语写在墙壁上而特意要写在地上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要把这几个万恶的四人帮名字在群众的脚底下践踏。我在吃怔之余，心中不禁涌出一股强烈的、心花怒放般的兴奋和怔喜！我顿时意识到，我们党、我们国家已经面临一场政治上的巨变，在此之前，中央肯定经历过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

此时，在大街小巷里，到处流传着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叙述着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传奇故事，描述着叶剑英如何组织部下巧妙地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经过，真是讲得有声有色，听得引人入胜。尽管流传的各个“版本”内容不尽相同，但基本的故事“情节”却大同小异。

万恶的“四人帮”，你们也有今天！

我想，我们这个历经磨难的古老的民族，总算是把苦难熬到了头，这一声非同凡响的十月惊雷必定会给十亿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十分明媚的春天，横行了十多年的“极左”路线应当结束了！

1976年10月22日，首都百万人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庆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人民欢天喜地、扬眉吐气地高举着“打倒万恶的‘四人帮’！”的横幅标语，走过天安门城楼，向华国锋、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意。10月23日，我们爵溪公社也举办粉碎“四人帮”的庆祝大会。

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我十分清楚，我的命运是与“极左路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极左”路线的覆灭，不但给全党、全国带来充满希望的转机，也必然会对我的命运产生戏剧性的变化，因为我被打成“右派”是完全是那些贯彻“极左”路线的人强加在我头上的结果。虽然，此刻还没有这样的一丝的曙光出现，但我坚信必然会出现这个曙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果然，在不久后党中央就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策，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还宣布在农村中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让他们成为一个享有公民权的社员，同时也平反了一些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这些实事求是的措施符民情、合民心，当然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衷心拥护。

我觉得自己不能再等待了，此时的政治气候已经不存在什么“危险后果”了，于是我就开始写申诉信。我在申诉信中详尽地叙述了我的遭遇，我受了近二十年的冤屈应该结束了！

申诉信寄出后，如石沉大海地毫无讯息。但我仍不灰心，继续再写、再寄，一直写了四五封，仍不见回音，我才死了心。

1977年初秋的一个晚上，一个在宁波渔轮公司工作的邻居给我带来一封便信。他说他在轮船上遇见一个回家探亲的象山人，当他知道我爵溪人后便打听你的下落，我说他就是我的邻居，于是他就立即写了这封便信给我，叫我带给你。我拆开一看，原来是吴光本写的。吴光本是我象中的同届同学，又是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的同届同学，他是机314班的。他在信中简略地告诉我，毕业后他分配在三门峡水电站工地，建成后又调到青海省龙羊峡水电站工地，现在是一个副总工程师。收信后希望我能到他的家里去一趟，有许多话要对我说。他的家在珠溪公社著衣亭大队，离爵溪有四十多里的路程。

第二天，我就借来一部自行车，径直往著衣亭大队飞奔而去。久别重逢，真有说不完的话题。他告诉我们当年的许多同学目前在全国著名的大型的水电站工地上工作，单在葛洲坝就有数十人，你们机316班就有四个人在那里，大多数已经成为工程师了。我听后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过，这些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除了在我心头上留下痛楚以外就别无意义，此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有关我自己未来的命运问题。他叫我来他家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告诉我关于同学们的下落，他的“有许多话要说”肯定是涉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由于他当时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对于一些有关政治上“敏感”问题，当然有比较多的了解。他告诉我有关上层的“吹风会”的情况，他说，中国的“右派问题”的“彻底解决”已经出现了一道“曙光”。我听后自然感到十分高兴，看来，掀掉压在我头上近二十年的“大山”已经为期不远了。

他一定要我在他家里住一晚，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啊。这天下午，他还特地约来两个我们在象中的同学一道来聚会。一个是王良月，他在大徐区委工作；另一个是屠世祥，他在中学教书。晚饭是在很有兴味的气氛中进行的，我很久没有享受到这般同学间的温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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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翘首以待地等了一年多，这道我盼望已久的“曙光”终于姗姗而来。1978年11月17日清晨，我从收音机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得知，党中央决定摘掉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准备安置工作，同时又广播北京市委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我听后真是欣喜若狂，近二十年的苦难终于就要结束了！

农业大队“改制”

1977年春，头脑机灵的郑安龙领导农业大队进行了一次重大“改制”，即把原来全大队所属的二十三个生产队的“三级所有制”改为“二级所有制”。也就是把原来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项关系到全大队七八百个劳动力、三千多人口命运的大事，郑安龙绝对不会是轻举妄动的。他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且经过大队革委会反复的、详细的讨论以后才决定的。从表面上看，此举可能有违背党中央“二十条”关于下放到“三级所有制”之嫌，也会有重蹈“一大二公”吃大锅饭之覆辙的危险。但郑安龙和大队革委会清醒地认识到爵溪农业大队有自己的“队情”，这个“队情”就是土地少、劳动力多，三十多个劳动力挤在四十亩的土地上劳动，大家捆死在一起、贫穷在一起。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出路只有一条：一部份人干农活，另一部份人去搞付业，然后把总收入进行全大队统一分配。爵溪有诸多的海洋资源和大山、沙滩资源可供开发，完全有可能安排多余劳动力。具体的做法是把农业分成二十三个农业操作组，每个操作组七八个人就够了。对农业操作组实行“三定”---定劳力、定产量、定成本，超产（省成本）奖励，赔产（超成本）扣分。搞付业的分为渔业组、采石组、运输组、船修厂（组）、砖瓦厂（组）、石灰厂（组）、山（果）林组等等，对这些付业组也实行“三定”办法，同样“超奖赔罚”的制度。按理论上说，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当然，这个理论是否正确，只有通过实践来证实。对于任何改革或创新都是经过一番风险的，没有胆略、敢冒风险的人是不可能取得突出成就的。

以郑安龙为首的大队革委会说干就干，真刀实枪地、快刀斩乱麻地干了起来。由于要改为“大队二级所有”，大队的管理人员的队伍就要加强，财会人员也自然也要增加。此前，我已经在生产队里当了五年会计，对于会计的科目设置、传票记帐、财务转账、资金平衡表汇总等工作虽然说不上精通，却也能驾驭自如。由于我具有会计核算能力以及此时已经担任大队植保员职务，郑安龙就很自然地选择了我进入大队管理人员队伍，担任大队助理会计兼大队植保员工作。从此，我就离开了一村二队，脱产地进入了大队工作，这对于我初步改变处境确是一个绝好的机遇。说句实在话，做这二项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并不费劲的事情。由于农业大队规模较大，所以会计的工作量也很大。原来大队只有二个财会人员，即一个出纳，一个会计，而且会计还兼任队办布厂会计。现在增加了三个，我作为助理会计担任日常记帐工作，另外二个会计的职责是各负材料账和工分账。经过大约半年以后，主办会计看到我完全能够自主记账，于是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布厂，大队的账务主要由我担任，他一般只用半个月的时间来记总账、汇总资金平衡表等工作。由于工作量大，我们会计人员在每天晚上还要到大队来记账或者接待社员来大队要求解决的事情。自从进大队工作以后，由于心情很舒畅，所以我对工作十分卖力，与其他财会人员的关系又处理得相当好，因此，无论是在大队干部的心中或者是在社员眼里，对我的印象都是不错的。所以，在大队年终评奖时，我被评上“二等奖”。

年底临近时，我和主办会计经过十多天的核算，把这年的年终的分配方案制定出来，工值为八角三分，使绝大多数的社员的收入比“改制”前几乎提高一倍，平均每个劳动力增加收入200元左右，社员们都感到很高兴，都说这次大队“改制”改得对、改得及时。不言而喻，郑安龙的威信自然也提高了。

衢县文艺座谈会

我进大队工作以后，并没有放弃文艺创作。当然，在白天上班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写作的，而且也是绝对不允许在办公室写作的。此前我已经养成了在深夜或凌晨写作的习惯，因为夜深人静思路流畅，不受外界因素干扰。为此，韵仙常常说我犯“神经病”。现在条件好了，我可以于深夜或凌晨在大队的办公室里进行写作了，不至于影响韵仙和孩子们休息。在大队办公室写作真是一个幽静的创作环境，灯光通明，空气清新，不像在家里电灯昏暗、空气浑浊。这时，我正在写一篇名曰“责任”的短篇小说。该小说的主人公叫黎一平，他是一个在钱江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高材生。运动结束后，他被遣送回家劳动改造。小说环绕他在钱江大学读书时的两个同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他的女同学王莺在学校时有过一段恋爱关系，后来因反右运动被“打散”了。另一个男同学周志成追求她，王莺起先不愿意，在周志成苦苦地、百折不挠的追求下，终于遂了周志成的心愿。毕业后，他[她]们同时分配到家乡工作。王莺在县城的一所中学教书，周志成则在县水电局做技术员。不久，他[她]们就结婚了。后来，周志成任命为县水电局局长。1978年，政治空气好转，但尚未下达关于右派摘帽、安置工作的时候，王莺出于对黎一平的同情以及以前的一段“感情债”，想通过周志成帮忙为黎一平安排一个临时的工作岗位，因为这时县里有一个工程要上马，而这个工程刚好很适合黎一平的专长。但周志成不同意为黎一平安排工作，因为他一来不愿意冒这个政治风险；二来他认为王莺是自作多情、“旧情复发”。为此，夫妻俩人因此而出现矛盾。故事情节就环绕这些矛盾、冲突中展开。不言而喻，黎一平有我自己的身影。当我写到几个重要的情节时，我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手中的钢笔发抖，难以继续写字，我就索性放下钢笔痛哭一场------

我从来没有如此倾情地、激动地投入写这篇小说。在当时还没有下达关于“给右派摘帽、安置工作”的文件[即中发“1978”第55号文件]的情况下，要把右派分子作为主角来写显然有违禁忌的，而且在此前还没有看到过这样性质的一篇小说。我至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心中有一团烈火，而且一定要把这团烈火喷发出来。不管它的结局如何，我偏执地、顽强地要把这股感情泄泻出来。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并不是想要为“右派”翻案，而是写一个“右派分子”在认识自己“错误”的基础上，想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来报效祖国，从而想给自己有一个“以功补过”的机会，黎一平此时此刻的心情正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录。在受尽了人生的磨难以后，我已经有所感悟，我觉得自己此刻已经不是一个鲁莽之人，我深信自己写这样小说肯定不会在政治上会遇到什么危险性，最多不过是枉费一番心机罢了。

我大约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好这篇小说，然后寄给“浙江文艺”编辑部。此时正值1978年10月5日，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中共中央发布“给右派摘帽、准备安置工作”的决定的1978年11月17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由于我发表过一篇“植保姑娘”小说，县文化馆得知我就是这篇小说的作者，所以他们就邀请我参加县文化馆主办的文学创作会议。这时，与我在桐庐文艺座谈会上结识的史奇山刚好从杭州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于是我们就在家乡重逢，就显得分外地亲切。我与他谈起刚刚寄出的“责任”的情况。他对我这篇小说很感兴致，希望能给他看看。我自然就把“责任”交给他，同时希望他能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这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后来成为我好朋友的朱一峰。朱一峰是县文化馆里的主要创作员，在文学创作上是全县的一个“权威人士”，但他却是一个“摘帽右派”，原来在一个农场里“劳改”，几年前才调到县文化馆来，所以他在文化馆里没有担任什么行政职务，但是他在文化馆里却是一个“压台式”的人物，大家都十分尊重他。在我把“责任”交给史奇山的同时，又对朱一峰说，希望他也能给我提出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

半个月后，史奇山、朱一峰约我到文化馆去一趟，谈论一下他们关于“责任”的看法，我自然应允而去。他们二人的意见大致相同，主要的问题是最好把黎一平的错误性质从“右派错误”改为“一般性的、非政治性的错误”为宜，这样就避开了目前违忌的“敏感性”话题，这也是编辑面临的、而且相当难以处理的一个非常辣手的问题。我听后觉得他们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但我又觉得如果把黎一平的“右派错误”改为“一般性的、非政治性错误”，这岂不是完全违背了我的创作初衷吗？我决定不采纳他们的意见。

三天后，我收到了《浙江文艺》编辑部的来信，他们对我的“责任”首先给予肯定，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大胆的、富有创新的小说，这在目前来说还不多见。另外，他们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主要是关于人物形象刻划、细节描写等问题。编辑部在信中还带来一本刚出版的《浙江文艺》月刊和一叠稿纸。我阅后深受鼓舞。接着，我就每天在凌晨二点起床，到大队的办公室去修改“责任”。十天后，我终于完成改稿。

12月5日，我接到《浙江文艺》编辑部、浙江省文化局的一封来函，通知我于12月20日到衢县去参加“文艺理论研究座谈会”，会期约一个星期。会议期间将穿插讨论《责任》的修改问题。

我于2月19日上午离家去宁波，然后乘火车去衢县。由于这趟车需要在杭州车站换车，换车后就没有座位了，我只好在车厢的走廊上站着，一直站了四五个钟头，直到深夜十一点多才到达衢县，我的脚已经站得麻木，一拐一撇地离开车站。我估计此刻会议的报到处---衢县招待所已经关门，于是就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宿。

我报到后得知参加会议的人共有三十来个，我们宁波地区的只有三人。与会者半数以上是作家，其中还有一个在五十年代颇有名气的作家郑秉谦。我在杭州读书时曾拜读过他的作品，觉得他写的东西很有特色。在反右运动开始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消息。时过境迁，在此时此刻与他不期而遇，而且在同一桌子上吃饭，真是感慨万千。据与我同室的室友告诉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中有十来个很有名气的“右派分子”，这不能不使我有点吃惊。

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是听取胡小孩的传达报告，其中包括传达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黄山会议”上的讲话，他讲到“纠错”时希望同志们不能操之过急，他还很形象地举例说“翻车往往是在急转弯、加快车时发生的”。这句名言一直使我难以忘怀。第二天上午是听取杭州大学二位教授的讲座报告。这二人的报告进得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更使我茅塞顿开的是他们所讲的内容极为“解放”，简直“解放”得使我感到有点坐立不安的程度。其实，这时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前夕，作为大学教授，他们早已在“内部渠道”得悉有关“纠错”的精神，只有我这个身在沟壑之中的人还蒙在鼓里，是个“不知是汉，还是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下午是小组讨论，讨论的气氛相当热烈。尽管有人说现在最好还是“不要讲真话”，但还是有人讲真话。他说，我们要珍惜这种“伟大的转变”，造成我们国家的灾难的原因是由于“反封建反得不彻底”所致------

当天晚上，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晚上，大会通知我们收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因为我看到了一道曙光出现在祖国的东方，也似乎觉得我自己也终于已经走到了苦难的尽头，如果再向前再迈出一步就是光明大道了！

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我就看到彭德怀平反的报道。一张久违的彭德怀元帅的照片显赫地登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

历史终于迈出坚定、勇敢的一步，尽管我们党、我们国家为此而付出了巨大而沉痛的代价！

《责任》的修改是在会议中穿插进行的。《浙江文艺》编辑部派袁敏作为与我的联系人。她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编辑，从谈论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她给我指出作品的修改方向以及修改的重点，我在思考一阵后就动手修改“责任”。

《杭州文艺》编辑徐培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有一天，他好象突然记起一件事地问我：“你是不是有一个叫王志祥的同学？”

“有啊。”我有点奇异地回答他，“你怎么知道王志祥是我的同学？”

他告诉我，在你的《植保姑娘》发表以后，编辑部收到一个在新安江工作的、名叫王志祥的人的一封来信，信中询问“植保姑娘”作者张为礼是不是浙江省象山县人。徐培培还掏出笔记本，把王志祥的通讯地址告诉我，他说：“王志祥打听你的下落，肯定有事要与你联系，你赶快给他写封信去。”

当晚，我就给王志祥写信，告诉他我离校后的有关情况。我在三天后就收到他的来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毕业后一直在新安江工作。我校在六二年已拼入浙江大学。当初整你的褚河随在“文化在革命”中红得发紫，在“省联总”中当上第七把手，后来成为浙江大学的革委会中的实权人物，我们班的CHR也当上了“XX系”副主任，我校的原校长柳宗影也成为浙大的重要人物。这些人在浙江大学组成了一个所谓“水电帮”，掌握着浙大的要害部门。浙大师生恨死这个“水电帮”。“四人帮”被粉碎后，褚河随已经被隔离审查，CHR的日子也不好过。你回去时必定要经过杭州，不妨到浙江大学去反映一下情况，也许对你有利。

会议的最后二天是文坛前辈郑秉谦、福庚、沈虎根等作家发言，也算是经验之谈。他们的创作谈对我的启发确实很大，有许多写作技巧可以借鉴，使我心中壑然开朗。

这次衢县会议真使我受益匪浅，不但在文艺方面扩大了视野，更难得的是使我的思想冲破藩篱，产生了一股百折不挠的勇气，坚决要向有关部门申诉，一定要“讨回公道”！

12月28日，会议结束后我就离开衢县，决定在杭州停留一天。到达杭州车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我连忙乘公共汽车去浙江大学。当时浙江大学的情况还比较混乱，有关人员告诉我，褚河随、柳宗影正在被隔离审查，你反映的问题要等待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解决。我听后也只好作罢，怏怏地离开了浙大。当晚我就乘火车回家，因为时值年底，我得赶紧回大队编制年终分配方案，主办会计盼等着我哩。

至于这篇本来有良好势头的《责任》短篇小说，在经历一阵坎坷以后，最终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我在创作生涯中一大憾事。她夭折的原因是在于“极左思潮”作崇。在我回家后不久，袁敏来信说编辑部的稿子很多，最近很难安排，我听出她似乎有点为难、推却的味道。拖了一阵子后，又未见编辑部的回音，我也只好作罢。后来一个与我一道参加衢县会议的老王来信告诉我，《责任》未被刊用的真正原因是编辑部内的意见有分歧，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极左思潮’不可低估啊！”

此时，县文化馆正在准备组稿创刊《象山港》，史奇山、朱一峰希望我这篇《责任》给他们，此时他们已经不再提出黎一平的“错误”性质要更改问题。我考虑到《责任》在《浙江文艺》上发表的希望已经不大，于是也就顺水推舟地把“责任”交给了他们。谁知，当我收到《象山港》创刊号时，寻遍目录，上面竟然没有《责任》。我当时真感到纳闷，原来说好的为什么会发生变卦？而且，史奇山、朱一峰一直没有与我打过招呼，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当时又不好意思去问他们，只是觉得十分蹊跷。

过了相当一段时期以后，有一个知“内情”的朋友告诉我：当时《责任》的清样都打好了不说，连插图（插图的作者是徐能海）的铜版都已经在宁波制好了，最后在县委宣传部审稿时被卡住了------。

看来，正如老王所说的那样，“极左思潮”不可低估。我想，到头来还是当初史奇山、朱一峰说得对，“右派分子”作为小说的主角是“不妥”的，虽然这已经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时期了。

改正通知

就在我从衢县会议结束回到大队时，我看到在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原来是县委“摘帽办公室”寄来的。于是我立即拆开信封，只见信函上这样写着：

改正通知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对于张为礼同志在1958年    月    日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应予以改正。

 

以上通知请向本人宣布，并存入档案材料。

 

            中共象山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主送：爵溪公社党委、县公安局、内务局、水电局

 

抄送：县委组织部

 

至此，我的错案在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后终于澄清，历史还了我本来的面目。但是，此时我已步入中年，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年华被葬送在凄风苦雨之中。

正是：梦断西子漫天雷，负荆廿载永不悔；

      人到中年风雨歇，抬头却见日西归。

我毕竟还是荣幸的。我想起那些看不到自己平反而含冤离开人世的人，他们是多么不幸啊！我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受害者，比起那些错划右派的为数众多的受屈的共和国的功臣、文坛骄子、科技界精英来，我又算得了什么？我虽然痛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年华，但最后还是看到了党内的“极左路线”的基本结束，我终于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此时此刻，我衷心地感激那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党员，是他们本着从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态度出发，以大无畏的精神终于战胜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挽救了我们党，拨乱反正地平反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结束了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把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我虽然已经失去了宝贵的二十年，但眼前还有一段很长的人生道路要走。我一定要珍惜今后的这一段宝贵的人生路程，我应当尽力去实现、追求未竟的理想。

收到“改正”通知时，由于大队正值核算年终分配方案，我没有时间去“摘办”联系有关安置工作事宜，只是向“摘办”打了一个电话，他们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

直到1979年1月8日，我才抽空到县委“摘办”去要求落实政策，给予安排我适当工作。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这位“摘办”人员告诉我，他们是按照“以农民身份”给予我“改正”的，所以不能给我安排工作。

看来，我又一次遇到了“不可少看‘极左思潮’的余威”，不给我安排工作，这张“改正”通知岂不是变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几个月前的“不知是汉，还是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了，我已经是一个头脑十分清醒之人，我再也不允许有“极左”思潮的人再向我施展淫威。

我板着一付十分严肃的神情问他：“我是在当农民的时候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吗？”

“我们当然知道你是在学校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我们按照党的政策不是给你‘改正’了吗？”

“你们既然按照党的政策给我‘改正’，就应当按照党的政策给我安置工作。”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他。

“你的个人档案不在我们县里，我们无法给你安置工作。”他无动于衷地告诉我。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与这个人周旋下去。看来，我的工作安置问题肯定是不会一帆风顺的，我应当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当然，我也绝不会从此罢休，我有信心、也有决心和勇气，与有“极左”思想流毒的人作坚决地抗争！

从县委回来的当天晚上，我挥笔直书，一口气写了三千多字的《还我前程，还我青春》申诉信。信中详尽地叙述了我在杭州水力发电学校读书时遭到褚河随等人蓄意制造的、并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事件经过。写好后我立即又刻了腊纸，几个财会人员主动地来帮助我油印。我们一共印了二十多份，分别装进信封后寄给“浙江大学”、“浙江日报”、“浙江省委组织部”等二十多个单位。这时，一只挂在办公室的时钟刚好堂堂地敲了十二下------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收到“浙江大学”人事处的一封来信，信中称“你的个人档案已经找到，并已经寄给象山县委。有关你的工作安置问题可与县委有关部门联系解决------”

我立即打电话给县委“摘办”。在电话接通后，“摘办”人告诉我说：“你的个人档案已经由‘浙江大学’人事处寄转到我们办公室。至于你的工作安置问题我们已经向县委作了汇报，在作出决定后我们会通知你的。”听口气，他们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此后，我一直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摘办”的回音，但是他们一直没有给我答复。三月初，我又收到一封“浙江大学”组织部的来信：

张为礼同志：

    你在一月八日来信已收悉，我们按党的政策与有关部门研究后复你，认为你县委的“改正”是符合中发《78》55号文件“关于改正问题”和补充说明第五条的规定之精神的。有关适当安排工作问题，待以后县劳动部门研究，请向有关部门反映。

                        致

 

       礼

           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落实政策办公室

        （浙江大学革命委员会  政治工作组  代印）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

 

我收到信后，立刻拿着这封信到县委“摘办”去联系有关我的安置工作问题。这次是一个姓欧的同志接待我，他的态度很热情，与上次那个人的态度大相径定。欧同志十分明确地告诉我，县委对你的安置工作问题已经作出决定，至于在什么时候安排、安排在哪一个单位工作则还需全盘考虑后才能通知你。不过，请你放心好了，时间是肯定不会很长。

我听后感到很欣慰，悬在心头上的一桩大事总算落地。我向欧同志致谢后就离开了县“摘办”，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此后，我与杨明星一道又去过一次县委大院------

几天后，我收到了杨明星的来信。杨明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与我是同乡、同学，少年时又做过邻居，彼此的关系亲密无间。他在初中毕业后曾经在爵溪渔业队工作过一段时期，后来调去学习放映电影（在杭州黄龙洞附近的“电影放映培训学校”）。那时正好我还在杭州水力发电学校读书，所以在星期天时，我们常常约到西湖边去谈心。“反右”后我回到家乡劳动时，绝大多数的象中读书时的同学都对我“敬而远之”，只有极少数几个同学例外，杨明星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往情深地仍然与我保持密切的朋友关系，前后没有丝毫差异，可见他的为人非同一般。由于他此时在县电影放映公司工作，接触的人肯定比较广泛，所以那天我去县委“摘办”时就约他与我同去。他与欧同志认识，所以谈起来也自然就比较融洽。他在信中说，我的工作安置问题已经有些面目，据说可能安排在县文化馆，因为县文化馆已经向有关方面要求把你安排在他们那里去。

同一天，我又接到县文化馆史奇山的电话，他告诉我几乎与杨明星同样内容的消息。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相当矛盾。我虽然爱好文学创作，但如果要把文学作为我今后的职业来说却不是我的最佳选择，我在学校读书期间的理想是在机械、电气方面。何况我在文学方面并不存在优势，这点我自己最清楚。再加从事文学方面工作容易“祸从口出”，历史上的“文字狱”每朝都有发生，这也可算是我们中国的“土特产”，我不能在这样的“是非之地”去工作，我自己的惨痛的教训绝对不能忘记，所以我不想去文化馆工作。于是，我又与杨明星、钱遐龄(我在初中时的同学，此时他在县文教局工作)同去县“摘办”反映我不想去县文化馆工作的意向。欧同志倒也十分通情达理，他说可以考虑我的愿望。于是，钱遐龄就向欧同志建议是否可以考虑把我分配到县水电局去工作，因为这很符合我所学的专业。他说可以考虑。于是，我们三人就离开了县“摘办”。

四月中旬，我接到县“摘办”一个姓毛的同志的电话，他约我立即去“摘办”，商谈有关安排我的工作问题。于是，我立即骑自行车去丹城。他向我提出二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参加工作后的待遇问题。按照党的政策，我的工资级别是参照中专毕业生待遇；另外一个问题是征求我个人的意见，希望分配在哪个部门工作。我当时没有经过考虑就回答他：“关于工资待遇问题我不能提出异议，因为有政策规定。至于我未来的工作部门当然希望能分配到适合我所学专长的地方，也就是县水电局。”

他听后就对我说：“那好，我马上向有关领导汇报，决定后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直到六月十一日，县“摘办”才通知我说，县委已经决定安排我去县水电局工作，并叫我马上去县“摘办”办理有关手续。

欧同志很热情地接待我，并给我一些表格，到县劳动局去办理迁移户口及劳动指标等有关招工手续。想不到在县劳动局办理手续时打了一个“趔趄”：招工指标不是“全民”的，而是“县属集体”；“农转非”没有办理，我仍然是农业户口。这个县劳动局的工作人员板着一付冷冰冰的“铁面无私”的面孔，好像我是他仇敌似的，闭口不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只好又回到欧同志那里，说明我刚才在县劳动局里遇到的情况。他考虑了一下回答我说，劳动指标由劳动局决定，“全民”与“县属集体”都是正式工，关系不大。至于户口问题是有规定的，应当给予办理“农转非”有关手续。接着他摇了摇头说：“这人真是------。”于是，他就写一张纸条，叫我再去一趟劳动局。

我只好拿着欧同志这张纸条又去了劳动局。这人看了看纸条，一声不响地才为我写了同意办理“农转非”手续。我当时想，这个人的血液也许是处于“冷冻”状态，他心肝可能是榆木做成的，而他的脑袋也许早已变成了“化石”了。只要稍有一点同情心的人，都会对像我这样经历了二十年不白之冤的人产生体谅之情，看他这付样子，倒好象是我欠他二十年冤债似的。啊，真是这个奇特的时代造就出一类奇特的人！

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县属集体”的招工指标以后会给我造成一个新的“历史遗留问题”，致使我后来在县电力公司办理“转干”手续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晋升工资时又遇到了“麻烦”，使我丧失了两次晋升工资的机会。最终使我不得不拿起这支“饱经风霜”的笔再次向上级申诉，我为此一直抗争了十多年，最后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协调下，直到1990年才最终获得圆满解决，我才如愿以偿地补办了“转干”手续，具有一个国家干部身份的人。但是，我却为此而耗尽了十多年的精力和心血！当然，这是后话。

    六月二十三日，我到县水电局报到。县水电局庄副局长接待我。他在询问了我的有关情况后，他说局里对我的工作问题已经作了研究，叫我先到基层去工作一段时期再说，具体的工作地点是在仓岙水库管理处。他还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希望我能在基层锻炼时做出好成绩。我很感激庄副局长对我的鼓励，我说我不会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的。

六月二十六日，我在农业大队办理了移交手续。当我要离开大队办公室的时刻，我的心中不禁流露出依依不舍的心情------

次日，我就动身去仓岙水库管理区报到，管理处领导安排我在水库发电站工作。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共青团杭州市委组织部的来函：

 

关于撤消张为礼同志开除团籍处分的决定

                               团杭组纪字《79》15号

 

张为礼，原系浙江电力专科学校学生。1958年整风反右期间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开除团籍。

根据中央《78》55号文件和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统发文《1979》第143号文件精神，鉴于中共象山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于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二日对张为礼1958年2月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已予改正。经研究，决定撤销团市委学校工作部1958年9月24日团杭学纪（58）字第231号《关于开除张为礼团籍的决定》，恢复其团籍，并办理超龄离团手续。

 

                         共青团杭州市委组织部（印）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三日

 

抄送：象山县委摘帽办公室、象山县团委、爵溪公社党委、爵溪公社团委、张为礼同志。

  

    至此，泼在我身上、致使我“臭”达二十年之久的“污水”终于沏底洗刷干净，还我以做人应有的尊严。从此，我将挺起胸膛、昂首阔步地迈向新天地！